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离开人间，已经六年有余了。三十年代初，我们在上海期间，她常来看郁达夫和我，我也曾经去看过她。自从我们举家迁往杭州以后，就没有再见过她的面。因此，我每当想起她的时候，在我脑海中飘浮起来的，还是她年轻时的印象：圆圆而略带肥胖的脸孔、奕奕有神的眼睛、修长的眉毛、中等的身材，头发剪得很短，上身穿着蓝色或灰色的布衫，下身是绸质的短裙。虽然早已踏入社会多年，但仍然是一身女学生的打扮，显得朴实无华。她不大穿当年流行的旗袍，嫌它太紧身，也太长。她天真、活泼、大胆、乐观，嘴角边常常挂着一连串微笑，笑得那么愉快，那么甜蜜。
毕竟是初夏了，和风吹在脸上，颇有暖意。门外是一片月色，又明亮，又新鲜。天空像刷洗过的，没有一丝云雾，上面镶嵌着疏疏落落的星星。小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鸦雀无声，万籁俱寂。这样的月夜是最令人惦记起熟悉的亲友来的。于是我推开窗，望着又高又远的月亮，想起了丁玲的坎坷的一生。
千里迢迢来上海
丁玲原名蒋冰之、丁冰之，湖南人，一九〇四年出生于安福县（今名临澧县）。父亲早逝，母亲一直孀居，她是由母亲抚养大的，所以对母亲有着浓厚的感情，曾经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母亲》。
她母亲姓余，初名曼贞，后改为蒋胜眉，字慕唐，一八七八年出生于常德县。她童年时就读于私塾，能作画、写诗、下棋、吹箫，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能够做到这样，算是难能可贵的了。她生有一男一女，女的就是丁玲，男的是她的弟弟，可惜不幸夭折，丁玲便成为家中的独生女儿。
父亲病故以后，母亲带着小孩，回到常德娘家，进入女子速成师范学校读书，不久该校停办。母亲又赴长沙，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在学校中的生活极为清苦。母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身上只穿得旧的棉袄、两条军裤。听讲时，两脚由土地上生一股寒气，从背直达脑顶，不由的战栗。直等下了课，将两手呵气，两脚跳踢，才觉得有点生气。
她母亲因为没有钱，师范尚未毕业，就到桃源做小学教员去了。桃源离常德只有九十里。从此，母亲在教育界服务了十余年。她还创办小学，自任校长，在常德、桃源一带的教育界颇有一点小小的声望。
丁玲就在她母亲的小学里攻读。一九一八年，丁玲满十四岁，小学毕业，暑假考入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翌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它像一阵热潮，又像一阵狂风，很快就吹到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也吹到了当时比较偏僻的湘西。那时的姑娘都留着长长的发辫，丁玲受这股新潮的影响，首先剪掉了头上的“尾巴”。五四运动在丁玲的心坎里点起了一把火，她要飞，跳出这个闭塞的小县，飞向遥远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她的希望，有她的憧憬。
于是丁玲独个儿跑到湖南省会的长沙，进了周南女子中学，插入二年级，后又转入岳云中学。该校原是男子中学，历来不收女生。但为了开放女权，从这学期起，开始招收女生。丁玲没有毕业，又千里迢迢地跑到了上海。
她之所以能到上海，是由于一位女友的启迪。这位女友是丁玲在桃源第二女子师范读书时的同学王剑虹，四川省酉阳人，比丁玲长两岁，高两个班级，此时正在上海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读书。后来，她成了瞿秋白的第一个妻子，瞿的第二个妻子是杨之华。
对于女儿的上海之行，母亲蒋胜眉十分赞成，鼓励她说：“一个有志气的年轻人，应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你远走高飞去吧，要闯出一些名堂来！你的弟弟已经夭折，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
一九二二年初秋，天高气爽，万里无云。阳光比夏天温柔多了，晒在脸上并不觉得怎样热，野外是一片红瘦绿肥的情景。秋天不是春光，但也有胜于春光之处，多么明媚而蔚蓝的秋天啊！丁玲带着母亲的祝愿，怀着兴奋的心情，与女友王剑虹一起，转辗搭乘火车，到了梦寐以求的上海滩。
上海原来是黄浦江畔的几个零落的渔村，一百余年来，赶走岁月的风雪，历尽人世的沧桑，终于以伟岸的英姿，恢宏的气度，巍然屹立于古老的东方，跻身于世界大城市之林。伟大的上海，对于丁玲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她没有看见过这样巍峨的高楼大厦，没有见到过这样熙来攘往的人群，霓虹眩目，色彩绚烂。丁玲对于这里的一切，觉得样样都陌生，又样样都新鲜，马上就爱上了它。
在上海，丁玲进了平民女子学校。该校坐落于福煦路福煦坊，是一幢两楼两底的房屋，有二三十个学生，分低班和高班，丁玲进的是高班。她在校半工半读，晚上缝衣服从事编织，也做过家庭教师。教员有陈独秀、高语罕、邵力子、沈雁冰、陈望道等人。
一九二四年，丁玲与王剑虹改进上海大学读书，地点在闸北青云路青云里（今为二九八弄），附近就是宋公园，今改名为闸北公园。校长为于右任，设有社会科学系和中文系。她与作家施蛰存、诗人戴望舒是同一班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女学生坐前排，男学生坐后排，施蛰存恰巧坐在丁玲的背后，所以施蛰存有诗曰：“六月青云同侍读，当时背影未曾忘。”这批学生中，现尚健在的只有施蛰存一人，他仍定居于上海，已经八十七岁了。
不久，上海大学搬至西摩路，教师除了原来在平民女子学校执教鞭的以外，又增加了瞿秋白、施存统、俞平伯、田汉等人。由于学校的迁移，丁玲也随之搬到学校附近的慕尔鸣路。这是一幢两楼两底的里弄房子。施存统住在楼下统厢房，楼上正房住着瞿秋白的弟弟瞿云白。瞿秋白与王剑虹已经同居，每人按月缴银洋十元，由瞿云白当家。
丁玲在上海大学的生活是比较安定的，但一耽得久了，就觉得有些厌倦。她以此请教于瞿秋白，对方不加思索地说：“你嘛，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只需要展翅飞翔的小鸟。”更远的地方是什么呢？她想到了古都北京。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是全国文化的中心，那里有著名的最高学府，有中国最大的图书馆，还有……一九二五年，这个大胆的姑娘，抱着满腔的热情，一个人独自跑到北京。
流浪于古都北京
北京是个古老的城市，又是个美丽的城市。历代以来，素向是人文荟萃之地。古人有诗曰：
厂桥游趁上春初，囊有余钱尽买书。
归压轻舟应胜石，伴郎披读快何如。
丁玲到了北京，由于女友曹孟君的关系，居住于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内，继而改住通丰公寓。她在北京的几年流浪生活，后来在《北京》一文中作了概括性的叙述：
二十年代，我曾经踯躅在北京街头。东安市场的当铺留得我的足迹。我也曾徘徊在沙滩红楼，你那最高学府，能否为我这个游子打开一条门缝？我在北京流浪，我在北京思考，我写下了第一篇文稿。
所称最高学府是指北京大学，丁玲曾在该校做旁听生。
在北京，丁玲认识了胡也频和沈从文，这两人对丁玲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丁玲本来想学美术的，在小房间的墙壁上绘下了许多熟人的脸谱，但因为胡也频和沈从文都热衷于文学创作，丁玲也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放弃了学美术的念头。
丁玲之认识胡也频是由女友曹孟君的爱人左恭介绍的，因为左恭与胡同住一个公寓里。胡也频原名胡崇轩，福建省福州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里附读，稍微长大一些后，在一家金银首饰铺里当学徒。十四五岁时，瞒着父母，悄悄地搭上了一条轮船，轮船把他带到了上海。上了岸，到什么地方去找一个栖身之所呢？他惶惶然随着船上的同乡，在小客栈里，胡也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小有天酒馆的小老板，在浦东中学读书。胡也频也依样葫芦地进了浦东中学。经过一年以后，父亲特意从福州赶来上海，找到了他，把他送进天津大沽的海军预备学校读书。一九二〇年学校解散，便飘泊到了北京，有一顿没一顿地度过了好几个春秋。一九二四年他与两个熟人在《京报》上编辑一个副刊，名叫《民众文艺》周刊。
这时，沈从文也在北京过流浪生活，以休芸芸的笔名，四处投稿，其中一篇被《民众文艺》周刊所采用。古人常常以文会友，今人亦复如此，胡也频以编者的身份去看望沈从文，谈得很投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胡、沈两人都是爱好文学的贫困青年，兴趣相同，命运相似，所以他们就成了知己的朋友。
一九二五年的一天，细雨霏霏，飘在身上不会润湿衣服。胡也频再一次去看望沈从文，身后跟着一个年轻女子。沈从文是湖南凤凰县人，与丁玲是同乡，而且都靠近一条白浪滔滔的沅水。既是同乡，而又都飘零客地，自然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从此，他们三人时相过从，友好地相处了十年之久，直至后来的生离死别。
胡也频已经爱上了丁玲，正在热情地追求着她。一天，胡也频制成一只纸盒子，里边放着一束黄色的玫瑰，花上还系了一张小纸条，写着“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丁玲对于弟弟的夭折，非常伤心，虽然事隔多年，可是她还时常躲在被窝里哭泣。因此，胡也频自称是丁玲的新的弟弟，以示亲热。
不料差人把玫瑰送去以后，有似泥牛入海，杳无消息。胡也频跑去一看，只见双扉紧闭，已经人去楼空，原来丁玲回湖南家乡去了。胡也频抑制不住胸中高涨的爱的潮汐，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赶往湖南去找丁玲。
休：你愿意在今天见见两个朋友时，就到碧云寺下面大街××号来找我们，我们是你熟悉的人。
这两个朋友是谁？沈从文百思不得其解。不管是谁，只要是熟悉的友人，总是很高兴的事。“西山台殿数百十，侈丽无过碧云寺。”几百年来，碧云寺就是西山风景区中最雄伟壮丽的一座古老寺院。它坐落于香山的东麓，周围松涛阵阵，林海茫茫。沈从文按图索骥，到了那里，向屋内看去，一只圆圆的黑脸映入了他的眼帘。哎，原来是丁玲，字条上写有两个人，另一个必然是胡也频。
房内家具，除了一张双人床和一只破藤椅外，就什么也没有。他们三人过惯贫困的生活，对此并未有什么寒酸之感。沈从文的眼睛盯在双人床，似有所悟地说：“你们新婚燕尔，我还没有向你们祝贺呢。”丁玲听了，脸上显出几分羞赧腼腆。
从此，丁玲与胡也频展开了新的生活，日子过得像蜜一样甜。之后，他们与沈从文一起搬进了汉园公寓，来往的有凌叔华、黄庐隐、黎锦明、于赓虞、徐霞村，都是文学圈子里的人。他们谈小说，谈诗歌，白天谈，晚上谈，各人都憧憬着绚丽的未来。
丁玲有文学的天才，她之爱好文学，较胡也频和沈从文为迟，但她的成名却比他们为早。她的第一篇小说《梦珂》，居然一炮打响，被颇负盛名的上海《小说月报》所采用，并以头条地位发表。这给丁玲带来了无限的兴奋和喜悦，胡也频和沈从文也分享了她的兴奋和喜悦。他们乱跳乱蹦，丁玲高兴得几夜睡不好觉。
踯躅在黄浦江畔
一九二八年一月，沈从文让母亲和九妹留在北京，独自一个人抱着朦胧的希望，来到了上海，住在善钟路善钟坊的亭子间里，后来搬进了楼上正房。八月的一天，天空是那么的蔚蓝，日光是那么的明媚，气候已经没有夏天那么炎热了。田野是静悄悄的，一片葱葱茏茏的翠色，有几只蝴蝶在那里追逐嬉戏。丁玲和胡也频也联袂到达了黄浦江畔。沈从文穷得可怜，房间里只有一床一椅。这两位朋友摊开行李，就睡在硬蹦蹦的地板上。
这时候，我和郁达夫刚刚结婚，住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今常德路八十一弄）。这是一条狭小的里弄，内有两排并列着的房屋，我们先住前弄堂，后搬居后弄堂，是一幢石库门房子，每月房租为银洋十二元。郁达夫平日不会理财，虽然写了多年文章，两袖清风，一无所有。于是向店家租赁了木床、写字台、方桌和凳子等几件少得不能再少的家具。没有电扇，连电灯也没有，只得用煤油和洋烛来照明。在这里，郁达夫写下了《灯蛾埋葬之夜》，对这个小屋的环境作过这样的描述：
新搬的这一间小屋，真也有一点田园的野趣。……小屋的前后左右，除了一条斜穿东西的大道之外，全是些斑驳的空地。一垄一垄的褐色土垄上，种着些秋茄豇豆之类。现在是一棵一棵的棉花也在半吐白蕊的时节了。
这一带当年确是一片荒芜的田野，如今却已成为熙熙攘攘的闹市了。
郁达夫非常好客。“主贤客来勤”，我和郁达夫并不贤，而客人来的倒很多，其中有姚蓬子、沈从文、丁玲、胡也频、安娥、萧红、白薇、蒋光慈等文学青年，鲁迅和许广平也来过好几次。胡適、徐志摩、邵洵美都与郁达夫很熟，但他们是名人了，而且很有钱，对于我们这个蜗居是不屑光顾的。他们要与我们见面，总是请我们上馆子，让我们尝尝山珍海味。
姚蓬子是“烂屁股”，一坐就是半天，几乎天天在我们家里吃饭。郁达夫并不富有，每月大约有二百元稿费收入，以此来对付我们夫妇两人的生活，那是绰绰有余，所以留几个朋友吃饭，也属满不在乎。有时大家搓搓麻将，“小来来”，只有几块钱输赢，仅仅是消遣而已。
丁玲到我家，一个人没有单独来过，不是沈从文作伴，就是胡也频保镖，第一次是由姚蓬子陪来的。丁玲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个豪爽、活泼、大方的少妇。当时女性盛行涂脂抹粉，有的竟浓妆艳抹，活像一个泥娃娃。而丁玲则不施脂粉，也没有扭扭捏捏的女人腔。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往后梳，有点儿像一个天真的小伙子。她长得比我胖，比我矮，看起来身体相当结实。头几次来，讲话不多，只是静静地听别人讲话。有时她也参加搓麻将，她的牌打得不算太错。
后来，彼此熟了，她的口才渐渐被我所认识，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插不进一句话，只得洗耳恭听了。丁玲对郁达夫很尊敬，把他视为前辈，而自己则以幼辈自居，在讲话中称郁达夫为“郁先生”，从未或极少用上过一个“你”字。
在丁玲、沈从文、胡也频三人中，郁达夫认识得最早的，是被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一九二四年冬，沈从文在北京走投无路之际，身上不名一文，便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写信给几位知名的作家，倾诉自己目前的困境，盼望他们能伸出援助之手。
郁达夫已经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了，正在北京大学任统计学讲师。十一月间接到沈从文的来信，情绪十分激动。这天，空中飘着雪花，它好像比空气还轻，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而是被空气从地面上卷起来的。郁达夫冒着细小的雪花，赶去找沈从文。沈没有穿棉衣，只着两件夹衣，冷得有点发抖，身体瘦削，面孔清癯。郁达夫见了，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阵同情之心，忙把自己的围巾拿下来，掸去一些雪花，披在沈从文的身上，邀他一起到外面去吃饭。沈从文美美地大嚼一顿，花去二元七角。郁达夫拿一张五元钞票付账，把找下来的二元多钱塞进了沈从文的口袋。沈的袋里空空如也，只得脸上堆着笑，“却之不恭”了。
丁玲发表第一篇小说后，对文学的兴趣更浓了，接连在上海写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和《阿毛姑娘》，都被《小说月报》以头条地位刊出。之后，又陆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走后》《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田家冲》《一天》等小说。一连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几个头条，这在中国文坛上是极为罕见的。
古语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个“伯乐”是谁？是上海《小说月报》主编人叶圣陶。丁玲对于他是非常感激的，认为他是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指路明灯。她曾经对一位记者说过：
叶老是老前辈啊！我是他从来稿中发现的。还有一个彭子冈，三十年代很活泼的一个女记者，也是叶老从很多来稿中发现的。
不仅如此，叶圣陶还东奔西走，帮助丁玲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在黑暗中》，那是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所以文学界的朋友们同她开玩笑说：“我们是跑龙套出身，你却一出台，就挂上头牌，比我们的运气好多了。”
丁玲最崇拜的是鲁迅。鲁迅是郁达夫的好友，对我也很熟。我尊称他为“大先生”，他称我为“密斯王”，称许广平为“密斯许”。他给郁达夫写信的时候，往往在信笺上附注一笔：“请向密斯王问好。”我之认识鲁迅，始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从此我常去看他。鲁迅在日记中谈到我名字的地方，达三十余次。事实上不止这些次数，不过没有记上罢了。
丁玲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地点在北四川路鲁迅的家里。他与许广平住楼上，楼下是一家西餐馆。认识以后，丁玲常去看他，向他请教。丁玲曾写过《我便是吃着鲁迅的奶长大的》《鲁迅先生于我》和《开会之于鲁迅》等文章，对鲁迅推崇备至，说：“鲁迅，真是一个非凡的人呢！我这样想。”又说：“我们中国出一个鲁迅不是偶然的，多少年才出一个鲁迅。鲁迅有个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没有败笔。”
多情却被无情恼
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在文坛上先后成名以后，文章有了出路，生活开始好转，不像过去那样常叫肚皮唱“空城计”了。于是丁玲、胡也频作了杭州之行。
杭州的西湖自古以来是个著名的旅游胜地，它像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镶嵌在富饶美丽的东海之滨。西湖一年四季，不论晴雨，不论昼夜，莫不以婀娜多娇的姿态，吸引着成千上万个游客。宋代俞桂有诗曰：
一番雨过一番春，芒竹闲行踏软尘。
城里不知春色早，湖边杨柳已撩人。
他们在杭州的寓所，是冯雪峰为他们代为寻觅的，地点在葛岭。冯雪峰也是一位作家兼翻译家。一九二七年冬，丁玲在北京时，有过一个幻想，准备到日本去留学。到日本去，必须学会日语。于是由友人王三辛介绍冯雪峰替丁玲教日语。结果呢，“却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之情”。
由于第三者的插入，丁玲与胡也频吵得不亦乐乎，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这个纠纷闹到何时才能了呢？幸好，它虽以悲剧开始，却终于以喜剧结束。冯雪峰的理智战胜了感情，心平气和地打了退堂鼓，悄悄地从杭州回到了上海。丁玲也有些回心转意，她与胡也频结婚多年，彼此间有着一种坚固的感情的联系，胡是爱她的，两人还是和好如初吧。
丁玲和胡也频的关系恢复以后，像一对欢度蜜月的伴侣一样，畅游了西湖十景。在桃红柳绿的苏堤上，夕阳西照的保俶塔下，处处都留有他们的足迹，谁也看不出他们间曾经有过几乎不可泯灭的裂痕。
在杭州玩了三个月，丁玲和胡也频又出现在沈从文的面前。他们准备在上海找一个住所，作为长治久安之计。沈从文原来住在马当路新民村，后来三个人一起同住于萨坡赛路二〇四号。丁玲、胡也频和丁玲的母亲住在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居住于三楼。
这时，胡也频有个朋友，名叫彭浩徐（即彭学沛），出任上海《中央日报》总编辑，邀请胡也频担任副刊编辑，月薪八十元，副刊定名为《红与黑》。接着，由胡也频的父亲出资一千元，让儿子、儿媳和沈从文创办两个刊物，一曰《红黑》，一曰《人间》，分别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开始出版。
为什么叫《红黑》？创刊号中有过一段解释：
我们取“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语，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句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的意思，“左右”的意思，无论怎样总得的意思。因为对于为人“红黑都得吃饭”这句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
没有几个月，红黑出版社不仅没有赚到钱，而且负了许多债，只得关门大吉。为了偿还这些债务，他们不得不分头去找寻工作。沈从文这个小学尚未毕业的青年，经胡適的邀请，走上了上海中国公学的讲台。胡也频经中国公学教授冯沅君、陆侃如的介绍，远走山东济南，在省立高级中学任教员。一个月以后，丁玲也从上海去了济南。
到了山东，丁玲发现胡也频已经变了，大大地变了。她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说：
等我到济南时，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简直不了解他为什么被那么多的同学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深夜还有人不让他睡觉。他是济南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我记得那是五月四日，全校都轰动起来了，一群群学生到我们家里来，大家兴奋得无可形容。
学校闹起风潮来了，问题越来越严重。山东省政府准备逮捕胡也频，教育厅厅长何思源透露了这个消息。校长张默生得知后，送给胡也频两百元路费，劝他赶快走吧。一九三〇年“五四”纪念日的第二天，胡也频连夜逃往青岛，然后与丁玲一同到了上海，居住于万宜坊，附近有风光明媚的法国公园。
这时，左翼作家联盟在多伦路中华艺术大学内成立不久，目前“左联”纪念馆设于多伦路一四五号。胡也频和丁玲都参加了“左联”，胡被选为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委员会主席；后来他参加中国共产党，被推选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代表，丁玲则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文艺杂志。
黄鹤一去无音讯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时值数九寒天，空中飘着雪花，还夹着一些细雨，朔风在马路上、公园里狂吼着，把落叶吹得东零西散。胡也频正在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备会机关接头的时候，突然被英租界老闸捕房所逮捕，先拘留于上海市公安局，后关押于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龙华监狱。二月七日深夜，风雨交加，天冻地裂，胡也频被害于荆棘满地的龙华；同时牺牲的还有柔石、李伟森、殷夫和冯铿四个文学青年。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也突然失踪，同时被捕的，还有潘梓年。不久，丁玲和冯达一起，被转移至南京囚禁。沈从文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和《记丁玲女士》等文章，并到南京苜蓿园去探望过丁玲。
一九三六年，快要到中秋节了。“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丁玲踏着洁白的月光，从南京逃了出来。先搭火车到西北重镇的西安，然后或坐汽车，或骑毛驴，最终抵达了陕北保安，保安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从此以后，我从未见到过丁玲，也不知道关于她的消息。我和郁达夫在上海一住就是好几年，觉得有点厌烦了。“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我很想回到我的家乡杭州去，那里有同学，有亲友，还有“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郁达夫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在《住所的话》里有过这样的叙述：
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飘泊惯的流浪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的枕上。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窗外下着蒙蒙的时雨，我们全家在不断的雨丝中向西进发。野景正妍，除白桃花、菜花、棋盘花外，只是一片无涯的嫩绿。我们到了杭州以后，与许多作家的联系渐渐疏远了。在上海时的“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场面已经成为陈迹。唯独对于这位带有男子气的丁玲，我却常常惦记着她。
漫长的半个世纪，像白驹过隙那样，一眨眼就过去了。一九八六年我定居于上海。一天，从报上得知丁玲已于这年三月四日逝世于北京，享年八十二岁。这一夜，我没有睡好觉。灯已经熄了，从窗外射进一抹雪白的月光，照在桌上、椅上和我的床边。我辗转反侧，联想翩翩。三十年代的友人都先后一个个地走了，所剩下的寥若晨星。这次丁玲又离开人间，令我这个耄耋老人，不能不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