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中共毛泽东主席应国民政府蒋介石主席之邀自延安飞抵重庆。在那里，毛泽东会见了多年不见的各界人士和朋友，其中就有白薇。毛泽东亲切地握着她的手说：“我经常记起你，丁玲和你是我们湖南的女作家。”邓颖超说过：“白薇总算是一个不肯倒下去，而在长期挣扎中奋斗的女性，多年来也是在我们影响底下的一个朋友。”三十年代著名的文艺评论家阿英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当今的女作家中，在反抗精神方面，白薇是最显著的一个”。这些评价是公正的，并不是溢美之词。
我是因为郁达夫关系而认识她的。一九二八年我与郁达夫结婚后，组织小家庭于上海赫德路（今名常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一天，我们家里来了一位年过三十岁的中年妇女，矮小身材，戴着眼镜，长得倒很眉清目秀，说话带有鼻音，经介绍说，我才知道她是白薇。
我起初认为她姓白，所以喊她“密斯白”，后来才晓得她不姓白，而姓黄，叫作黄彰，字素如，又名黄雍。在二三十年代，文坛上有个风气，不少男作家自称为某某女士。但白薇则反其道而行之，她用过十七个笔名，如楚洪、苏斐、黄鹏、力斯烈之类，都带有男性的刚强之气，有一个笔名极为奇怪，叫作Zero，中文即为“零”字。她生于一八九四年二月五日，比郁达夫长二岁，比我长十三岁。
白薇与郁达夫
从郁达夫的日记上看，他之认识白薇，大约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间。这年三月，郭沫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郁达夫应邀同去中山大学做教授。不久，郭沫若离开学校，离开广州，到前线的后方参加北伐战争去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校内派系林立，又发生风潮，弄得乌烟瘴气。郁达夫来广州以前，对这个革命根据地存在着许多绚烂的幻想，至此全部落了空。他来时孑然一身，除一箱书刊以外，一无所有，因此思想苦闷，颇有失落之感。
创造社四大金刚之一的郑伯奇，看见郁达夫情绪不佳的样子，便劝他说：“广州是美丽的花城，名胜古迹很多，去玩玩一定可以抹掉身上的尘埃，扫除心中的烦恼。”
郁达夫是爱好游山玩水的，写过不少游记，出版过《屐痕处处》一书，但此刻他却说：“一个人去玩有什么意思呢？”郑伯奇又说：“有作伴的了。白薇女士已经从日本到广州来了，她跟你一样也是个单身的人，你们‘鳏夫寡妇’，多接近接近，也许可以产生一点新的情趣。”郁达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我哪里有这种闲情逸致呢？我老了，太老了。我虽然还算是中年人，但我的心里，比年逾花甲的老人还要老得多，心里落寞得很。”话固然如此说，郁达夫还是经郑伯奇介绍认识了白薇，并同她一起玩了好几次。白薇送给他一张单身照片，虽无沉鱼落雁之容，却五官端正，楚楚动人。郁达夫把这帧照片珍藏着，后来随身带到了上海。
郁达夫与白薇玩的时候，多半还有其他友人作伴，因为他们两人到底是初交，作陪的不外乎是郑伯奇、成仿吾、王独清和白薇的女友。有一天，郁达夫请白薇上馆子，作陪的还有二三位男女文艺青年。郁达夫嗜酒如命，每顿要吃黄酒二斤，这次超限过多，喝得酩酊大醉。饭后，他们又上电影院观看《三剑客》，到十二点钟散场，酒犹未醒，便陪白薇步行回家。在途中，酒意使他在头脑里掀起一阵幻想的波澜，在这多么危险的时刻，白薇忽然停了脚步，低声说：“到家了，谢谢你！”她的这句话扫除了他的幻想，总算还好，没有开“无轨列车”，郁达夫独自回到了校舍。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郁达夫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与白薇谈了半宵，很想和她清谈一夜，因为身体支持不住，终于在半夜后二点钟的时候别去。”
白薇在《回忆郁达夫先生》一文中说：“当时不知是谁偷偷告诉我，说是郁达夫有意追求我，使我吓了一跳。我深深尊敬他是文学先驱，是前辈。”有一次，郁达夫对白薇说：“有人认为我很浪漫，我认为这是友爱，不是邪爱。你不信？即使是哪个女孩子在我家过夜，我决不会触犯她。”郁达夫与白薇的恋情确实很好，但好到如何程度，那就不得而知了。况且他们的事情，大多数发生在我与郁达夫结婚以前，我去多管这些闲事干什么呢？
在苦水中成长
白薇常常到我们家中来，我也到过她的家，家具很简陋，仿佛比我们还要穷，家中只有她一个人，长期过着寂寞而穷苦的日子。为什么不好好地嫁个人，过几天安稳的生活呢？但她生过许多疾病，始终没有彻底痊愈，所以此路也是一个死胡同。
她为人坦率，跟我相熟以后，告诉我关于她少女时的各种不幸遭遇，上帝对她真是太残酷了。说到伤心处，不仅她掉泪不止，连我也听得眼睛都潮润了。我为她惋惜，也给她同情。
白薇是湖南资兴县人，家在农村。父亲曾经留学日本，在县里教书，但他的礼教思想极为严重，常说：“我们是礼教名家，不得做出不体面的事情。”她六岁时，拿母亲的画笔来作图画，无师自通，到十岁时，在亲友之间已经有了小小的名气。母亲则不许她学画，叫她学做女红，说什么女儿将来总是人家的人。祖母很疼爱她，教她读书识字。白薇说：“我是一个外柔中坚的孩子，为了要读书，与父母大吵特吵，最后毕竟争得了胜利。”十三岁进了她父亲创办的两等小学，所谓两等，是指初小和高小。后来又进了湖南衡阳的第三女子师范，成绩优异，名列前茅。
白薇十六岁那年，父亲逼她出嫁，对象是一个已故军长的独生子，他病得很重，按照旧时的习俗，只要娶亲，疾病就会好转，这叫作“冲喜”。白薇不愿结婚，但她的眼泪打不动父亲的铁硬心肠，终于被出嫁了。婆婆是个凶恶的寡妇，对白薇拳击、敲打、口咬，血流满地，还要撕破她上下身的衣服。她只得带着血，带着泪地逃到河里，躲在水中避难。众人把她救起来以后，寡妇婆婆变本加厉，把刀和麻绳丢在白薇的面前，叱声叫喊：“就是这两条路，你自己去选择吧！”说罢，婆婆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睡觉去了。
夜已经很深，天上下着白鹅毛般的大雪，树上路上都堆了一层层一叠叠的白雪，田野顿时成了银裹的世界。白薇在雪花和狂风中，低眉含恨地走出了这地狱般的家庭之门。
在父亲的帮助之下，白薇到了离家几百里的湖南省城长沙，进了第一女子师范。功课仍然很好，作文被打了一二〇分，图画也时常被揭示给同学们观看。到了毕业那年，父亲特意从家乡赶到长沙，并宴请校中的教职员，请他们监视白薇，防她逃跑。毕业的第二天，学校被重重包围，大门、后门、窗口都有人把守。于是白薇从一个出粪的旧孔道里逃了出来，两手空空，袋里只有银洋六元。她知道父亲一定会侦骑四出，到处找寻，必须马上离开长沙，便搭上了到汉口的轮船。在船上，遇到学校的老女仆，她在经济上得到了老人的支援。
到上海后，搭轮船抵日本横滨，上岸时只剩下二角钱，寄一封信给东京，就身无分文了。于是做了下婢，先在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后到美国牧师家里做帮工，还在日本咖啡馆做服务员，有时流浪街头，数月不吃菜蔬油盐，只吃红薯来维持生命。后来，她终于考进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读的是理科。
开始爱好文学
一般说来，作家总是从小爱好文学的，但白薇则为例外，她在《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一文中，劈头第一句就是：“从小一直吃了二十多年饭，我与文学无缘。”在日本读书时，她与易漱瑜同住在一个校舍里，易后来成为田汉的夫人，因而白薇认识了田汉，他也是湖南人。田汉开始叫她读易卜生的《娜拉》，她自己说：“这是平生第一次与文学见面。”继而又读了易卜生、莎士比亚、梅特林等人的剧本。她是有文学天才的，刚读文学才三个月，就首次写出了三幕剧《苏斐》，作为留日学生赈灾公演所用，由她担任主角，居然获得了许多听众的掌声。
从此，白薇废寝忘食地遨游于文学的海洋之中。凡是名家杰作，只要能到手，就无所不读，平均每三天要啃掉一本书，甚至把学校的功课也置之脑后。有一天，一位音乐女教师问她：“黄同学，你喜欢文学么？你到我们家里来玩，我的丈夫就是中村吉藏。”中村吉藏是一位研究法国文学的专家，写过不少小说和剧本。他对白薇讲：“什么象征派、神秘派的作品，早已成为过时货了。今天的文学，是社会问题的文学，你应该多读社会问题的书。”白薇曾经说过：“我之进入文学园地，第一个老师是田汉，第二个就要算日本作家中村吉藏。”一九二六年她从日本返国，到了广州，因为广州当时是革命的摇篮。之后，她到了上海，以写作为生，我就是这个时候与她相识的。
白薇的正式处女作是一部三幕剧《琳丽》，她认为“人生是为了爱而生的，人若离开了爱，就没有了人生”。其次是一九二六年在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奔流》杂志上发表的社会悲剧《打出幽灵塔》。她是个多产作家，先后发表于各大杂志的作品，有取材于《红楼梦》的《访雯》，社会剧的《姨娘》和《假洋人》，反对军阀战争及他们统治的《革命神的受难》和《蔷薇酒》等，还写了长篇小说《悲剧生涯》《炸弹与征鸟》，长诗《春天之歌》，不胜枚举。
我欢喜读她的作品，特别是《打出幽灵塔》，我读了两遍，它给几千年来被囚禁于幽灵塔下的中国妇女们敲响了警钟，呼吁她们从地狱里走出来，重见光天化日，呼吸新鲜的空气。我们妇女读这篇文章，特别感到亲切。我对白薇说：“你现在是知名作家了。”她说：“女作家之在中国，能有几个？起码我不配称女作家，犹如我不配称太太、夫人一样。当然这是讲我自己，不是说别人。”她谦虚而富有热情，所以我同她相处得不错。
在贫病中奋斗
抗日战争期间，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之聘，主编该报的副刊，因而我随他去了新加坡。一九四〇年，两人离婚后，我只身返回祖国，到了当时被称为陪都的重庆。那时白薇也在重庆，在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该会分城乡两处办公，本部设在重庆市内通远门外天宫府街七号，乡间在赖家桥全家院子，白薇就住在赖家桥。她没有再婚，孤苦伶仃地只有一个人，像狂风暴雨中的一片树叶，飘摇不定。
我到重庆后，先住在近郊白沙老同学刘怀瑜的寓所，后到重庆市区外交部工作。重庆是个美丽的山城，可惜雾季太长，经常迷迷糊糊，很少见到灿烂的阳光。日本飞机时来轰炸，两人的住所又相隔太远，所以没有见到过面，但我不时在惦记着她，向朋友们探听她的消息。
白薇患过许多毛病，如猩红热、肺炎、丹毒、伤寒、结核、胃炎等等，几乎所有的毛病都患过，这个病刚好，那个病又来了，川流不息。当时，薪水不高，稿费又低，物价飞涨，每个作家用以糊口，已经很不容易，怎么能谈得上看医买药呢。所以她很穷，穷得令人不可想象，有时连买几分邮票的钱都没有。她一个人呻吟床笫，没有家人、没有亲戚、没钱看病、无米下锅，往往要等到有朋友偶尔去看她，向白薇伸出援助之手，她才能吃上几顿饱饭。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郭沫若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帮助贫病作家募得一笔基金，立即抽出五千元送给白薇，却被“完璧归赵”，说自己尚未真正病倒，无需组织上的支援。不久，她患眼病，严重到几乎要失明的程度。文艺界抗敌协会又一次送给她一万元，她还是拒绝接受，认为一个人不能无功受禄。白薇这种硬骨头精神，令人无不肃然起敬。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我自重庆返抵上海。此后我一直没有得到关于白薇的消息，总以为她早已不在人间了。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一日我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一条消息：“三十年代著名女作家白薇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她是八月二十七日去世的，享年九十四岁，在亲友中，她算是长寿者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