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一）胡佛研究所珍藏的原稿
这本高宗武的英文回忆录，完稿于1944年8月31日，正好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前一年，汪精卫在日本去世前两个多月。
回忆录原稿存放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馆藏部，具体位置在已故美国外交官罗伦斯·索斯伯瑞（Laurence Salisbury， 1891～1976；1941～1944年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副助理主任；1944～1948年Far Eastern Survey编辑）的档案第二号匣中，标题为Into the Tiger’s Den（深入虎穴）。
全稿为英文打字副本，共15章，254页。内容分三个时期：（1）1931年自东京回国，1933进国民政府外交部，至1938年2月奉派赴香港工作；（2）1938年12月汪精卫出走河内，随汪参与对日和平运动，至1940年1月脱离汪组织；（3）1940年1月离开香港经菲律宾、欧洲赴美国定居，至1944年8月回忆录完稿；这一部分主要为对日本政局的观察与预测，就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少壮军人”的崛起，七七事变后日本内阁频繁更迭，以及日本投降前一年，曾经一度目空一切、狂妄自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将领们自知末日将至而犹作困兽之斗，作了深度分析。
高宗武在文稿扉页写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中国谚语”及“致日本领导人：希望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灭亡有所贡献”两段话。他那时推测日本在溃败前夕已有日后卷土重来取得“最后胜利”的打算。事实上那段时期的日本人认为与盟军作战是民族自卫，即使在太平洋上节节失利，也准备不惜退回本土与登陆敌人决一死战。他们可以接受战败，但从不承认发动战争是错误的。这种心态似乎至今犹然。
笔者有幸得阅这部已尘封六十多年、极可能是世上唯一孤本的文稿，除了满怀如获至宝的喜悦之外，心情更是无限感慨。因为文稿的作者，正是当年相偕潜离上海汪伪组织，在香港揭露汪日密约，造成举世震惊的“高陶事件”的两名主角之一。另一主角是先父陶希圣。
笔者于出版拙著《“高陶事件”始末》（2000年台北成文出版社，200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前，曾经遍查相关文献资料，希望能够找出高宗武亲口述说或亲笔书写的记录或片纸只字，以佐证先父所说所写的那段随汪脱汪的过程，然而那时仅能从第三者的文章中窥得一鳞半爪。与高宗武相交数十年的史学家唐德刚博士曾多次向高探索一手资料而不得其门而入，很无奈地说过：“我追问高公，他却守口如瓶，‘言明在先’绝不吐露丝毫……”两位专研汪伪史的美国学者邦克（Gerald E. Bunker）和博伊尔（John H. Boyle），在他们各自的书中，虽有与高宗武的对谈记录，却从未提起，或根本不知道高宗武曾经写过一本回忆录。
如今那60多年前错综复杂的历史情节跃然于一页页薄薄的、已发黄的打字纸上，有如高宗武亲口话当年，高低起伏历历如绘。尤其把离开上海前后的细节，描叙得丝丝入扣，与先父在《潮流与点滴》中所写若合符节，读来如醉如痴，欲把全稿迻译之心油然而生。遂取得胡佛研究所的同意，把这部文稿翻译出版。
高宗武留学日本，日文造诣甚深，是有名的日本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他自己也说“我在日本学习八年，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这部以英文撰写的回忆录，文笔流畅、表达生动，足证他的英文造诣亦深。人们常说高宗武是个才子，在这里更加得到证明。
（二）文稿的辗转与下落
回忆录于1944年8月31日完稿时，美军陆战队已占领塞班岛（7月2日），日本守军伤亡惨重，驻岛海军航空舰队司令南云忠一大将、守岛司令斋藤义次中将自杀。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东条英机首相辞职（7月22日）。小矶国昭接任组阁。
从8月16日起，高宗武即开始把文稿前三分之一部分，陆续寄给几家出版商。他在附信中除介绍文稿各章的内容之外，特别指出书中的讯息和观点，是他以官方身份与日本最高级领导人，以及以非官方身份与日本各阶层人民交往的结果。他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年底（1944）以前出版，以提供给直接关心战事的人士。他并以中国前驻美大使胡适为介绍人。
1944年11月19日，高宗武写给索斯伯瑞的信10月20日，高写信给索斯伯瑞，抱怨美国出版商不了解这份文稿的价值，他竭尽所能提供他个人的日本经验，可帮助美国人更加了解日本。30日，高把文稿寄给索斯伯瑞，托他代为接洽出版事宜，并提出九家出版商的名单。从高和索斯伯瑞的来往书信中，看得出他们曾经接洽过至少六家出版商，但事情进行并不顺利。
11月10日，汪精卫在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去世。
19日，高给索斯伯瑞一信，提出可请驻美大使魏道明为介绍人。12月13日，索斯伯瑞写信告诉高，寄出的文稿被退回。
1945年1月9日，里特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 & Co.）的主编侃莫伦（Angus Cameron）回信给索斯伯瑞，认为出版这本书将对中国盟邦不利。他写道：“老实说，美国大众与书评人会对一名汪精卫同伙写出这本书感到非常困扰。因为即使该书作者没有跟随汪加入傀儡政府，很显然他也没有尽任何劝阻汪走下去的努力，美国读者会对此觉得奇怪。”
1月24日，索斯伯瑞在给高的信中说，侃莫伦的话似乎有他的道理，建议高打消现阶段出书的主意，因为，如果“这个态度是出版商和书评人的反应，那么它可能损及你的名誉和地位”。28日，高写信给索斯伯瑞，要他把文稿寄给另外一家出版商，他说友人告诉他，有出版商建议把汪精卫的部分除去，问他意下如何。他又说：“侃莫伦的意见，只能代表一部分人，我的大部分朋友都不能同意，胡适也不会同意，否则他会阻止我出版的。”他在信末说蒋梦麟上周与他共进晚餐。
2月7日，索斯伯瑞写信给另一出版商，提到汪精卫已去世，高宗武可能会在与汪交往的结论上加写一、二页。至今已有六家出版商打了回票，其中三家对高的政治地位有所怀疑，但高说，现任中国大使魏道明和前任大使胡适都支持他。如果出版?觉得有需要，他可以请当时在哈佛大学的胡适博士为他写序。索斯伯瑞为高抱不平说，侃莫伦说高没有努力劝阻汪是不对的，事实上高在文稿中很清楚地交代他曾经不止一次劝汪停止与日方接触。“我觉得一本对于汪精卫出走这个重要历史事件的首次的、权威性的书，会因为‘我们的中国盟邦’的想法而不予出版，是很荒谬的。另外，高有丰富而新鲜的关于日本领导人的资料，譬如，他给予近卫文麿相当负面的形象，后者从头到尾都在愚弄格鲁（Joseph C. Grew， 前美驻日大使），可能至今仍在愚弄。”
2月12日，高去信索斯伯瑞，打算改书名为Can We Negotiate Peace with Japan?（我们能够跟日本人谈和吗？）他说：“让步的人往往是最好的战士。”
4月7日，日军在莱特湾和硫磺岛惨败，海军联合舰队毁损殆尽。小矶首相辞职，铃木贯太郎接任组阁。这是日本战时最后一任内阁。
9日，高写信给索斯伯瑞说，他对于文稿再次被退回毫不意外。他建议索斯伯瑞或他的代理人把文稿再读一遍，看看毛病出在哪里。“如果文稿真的那么糟，我想我们最好放弃。”他分析日本政情，认为铃木代表海军出来组织新阁会得到各方支持，陆军于认识战争状况后会很低调。但除了改变持续战败后国内的气氛之外，铃木不会与小矶有什么不同。他又说，东乡茂德出任外务大臣，会设法阻止苏联加入太平洋战场。太平洋战争会一直打下去，直到日本全面耗尽，或美国厌烦战争。日本不会有求和的试探，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没有用的。
5月8日，德国宣布向盟军无条件投降。7月26日，美英中三国领袖杜鲁门、丘吉尔、蒋介石发表《波茨坦宣言》，呼吁日本无条件投降。铃木拒绝。军方发誓要在本土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1967年4月5日，高宗武于华盛顿顿巴敦橡树园8月1日，一年过去了，高还没放弃出书的努力。他完全没想到再过半个月战争就会结束。高宗武在信里告诉索斯伯瑞，他正在考虑是否把文稿寄给耶鲁大学。他听说耶鲁接受了蒋梦麟的书稿，不知确否。他要索斯伯瑞把文稿的正本，和两份复写副本之一寄还给他。这是索斯伯瑞档案中高宗武的最后一封信。胡佛珍藏的这份文稿，应该就是索斯伯瑞保管的那份副本。
6日，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军对日本宣战，出兵中国东北。9日，美军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当晚深夜，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10日，日本政府分别电请瑞典、瑞士转达决定向中、美、英、苏四国投降的照会。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宣言》，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高宗武的呕血力作终于胎死腹中。
（三）两点质疑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出走河内之前，高宗武曾经参与过几个推动“和平运动”的先期活动。其一，1938年7月他从香港经上海秘密去了一趟日本，在东京见到日本军政要员并和他们会谈，回来后向重庆呈送报告。其二，同年11月，他和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代表今井武夫及影佐祯昭签订了一份《日华协议记录》（即所谓《重光堂协议》），这个协议就是后来汪日谈判的原始蓝本。他们还制定了一套汪精卫出走河内的行动计划。这两个重要活动，回忆录对前者只字不提，后者仅以“犹如在昏暗中摸索，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立了出走安南的协议”（第二章）一笔带过。这不仅美中不足，而是大有可议的缺陷。译者谨就这两段历史作简要补充供读者参考。请参阅本章第三节。
二、从明治维新到日本战败
（一）日本法西斯的崛起
日本直到在19世纪初，还是个与世隔绝、跟外部世界不相往来的封建国家，由军事独裁集团──幕府将军、大名和跟随他们的武士们统治将近700年之久，天皇只是象征。德川家康从16世纪末期起入主幕府，施行长达260余年的锁国统治。
1853年，锁国政策被美国海军准将培里（Commodore Mathew C. Perry）率领的坚船利炮突破，日本被逼对外开放。幕府在“黑船”威力下节节退让，西方资本主义伺机入侵，德川幕府受到日本社会讨伐，使日本陷入政治危机，导致15年后幕府的倒台。
1867年孝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被反幕武士们推翻。1868年，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交出政权，孝明天皇之子睦仁即位，改年号为“明治”，发布“王政复古”诏书，治国大政归还天皇，从此天皇从象征式的统治者变成实质的统治者。明治政府励精图治，定东京为首都，聘用外国人来日教导，派使节团赴外国考察学习，只花了50年时间便把封建的日本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日本人向来以为他们的国体、民族是独一无二的，是神造的，天皇是神的直系子孙，服膺所谓“万世一系天壤无穷”。因此以一岛国，竟能战胜庞大的中国（1894甲午战争）和俄国（1904日俄之战），极大程度地推动了日本天皇政权的对外扩张意识。朝鲜和中国东北的资源，早就被日本虎视眈眈。1910年，日本开始吞并朝鲜，先以伊藤博文任统监使之沦为附庸，再派寺内正毅为朝鲜总督予以统治。吞并韩国之后，侵略的矛头便指向中国。1915年，逼迫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从此以帝国主义的面目横行东亚，逐渐与英、美、法、德等在亚洲享有既得利益的国家发生利益冲突。这时的日本，已不再是任由西方列强欺辱的小国，而自认应脱离亚洲加入西方强国之林，由先进的日本来支配落后的亚洲。
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皇太子裕仁继承皇位，改年号“昭和”，此时主张侵略扩张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蠢蠢欲动。1931年春，昭和登基第6年，松冈洋右（外交官，满铁副总裁，后来的外务大臣）在《动荡之满蒙》一文中曾经大言不惭地写道：“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来说，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此种以他国的资源当作本国国防和经济命脉的谬论，足可反映日本政客侵华思想的霸道。
半年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1933年国联决议要求日本撤出中国东三省，松冈率领日本代表团悍然退出国联，已是日本军国主义不顾国际正义，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前兆。
主张扩张势力的极右军人成功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法西斯主义在日本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法西斯军人气焰益发高涨。1932年枪杀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青年军官率领千余士兵刺杀首相冈田启介（乱中逃脱）、内大臣斋藤实及藏相高桥是清，重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及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的“二二六事件”，就是内阁企图采取不扩大方针以抑制陆军过激行动，引起法西斯军人仇视而被暴力推翻的例子。其后的首相即被震慑得放弃政党政治，以“举国一致”的内阁直接听命于军部。
法西斯军人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打倒财阀，企图通过暗杀或流血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以改造国家，此即所谓“皇道派”；另一派则主张争取财阀的支持与合作，并加强对军队的统治以达到控制内阁、实现法西斯独裁的目的，即所谓“统制派”。前面所说的两次刺杀首相事件便是皇道派的杰作。但他们的莽动为统制派借机制造了平息政变有功的机会，进而要挟内阁，操纵人事，实行独裁政治。1941年主导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就是统制派的领袖之一。高宗武就东条的崛起，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分析法西斯思想对于当时日本政局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狂热扩张分子一步步把日本人民推向灭亡之路的必然结果。
（二）中国：抗战到底与“低调俱乐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6年之间，日本处心积虑欲图中国的野心日益明显。从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之战”、3月伪满登场，1933年热河进兵、山海关陷敌导致《塘沽协定》，1935年天津暗杀案引出《何梅协定》，到日本提出“广田三原则”企图促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央的“华北自治运动”等种种伤害我国的行为，其欲割裂中国版图然后分而治之的阴谋，暴露无遗。日本施予中国日甚一日的政治羞辱与军事压力，引起中国朝野一致同仇敌忾，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达到抛头颅洒热血，不惜一战的程度。
1937年7月7日，日本驻屯军部队在北平市郊卢沟桥挑起事端，中日战争爆发，中国随即展开全面抗战。日本侵华之初，曾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不料遭到中国军队的强烈抵抗，伤亡惨重。日本政府见军队陷入泥淖，亟欲抽身，遂改用和谈谋略，冀求早日结束战争。中国方面，上海、南京、广州相继失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斡旋失败，军事濒临严重逆转，国家大局危疑震撼之际，也出现透过谈判解决战事以减少人民生灵涂炭之苦的论调。
抗战初期，一些对抗日前途忧心忡忡的教授们，时常聚集在一起谈论局势。他们认为政府高喊“长期抗战”、“焦土抗战”是“唱高调”，逐渐形成一个议论时政的小团体。胡适戏称他们的论调为“低调”。陶希圣在《八十自序》中写道：“抗战爆发之初，日军所谓木根津轰炸机队屡次空袭南京，均为中国空军所击败。南京中山路西流湾周佛海宅有防空洞可容十余人起坐。中枢党政友朋往来集聚其间，论及战况，探讨战讯，事本平常，有称之为‘低调俱乐部’者。”邦克在书中提到高宗武的说法，最为传神：
胡适来高宗武家中午餐，在座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还有高的友人和同事萧同兹、程沧波。胡向高寒暄：“高先生有何高见？”高答曰：“我的名字可能‘高’，但我的意见却很‘低’。”从此几个赞成以外交解决中日问题之人的聚集之所，得了个“低调俱乐部”之名。
其实有“能和则和”想法的，大有人在。七七战事发生不久，胡适就曾鼓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积极打通对日外交路线，并向蒋介石力荐高担此大任。他说：“外交路线不能断，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胡适1937年7月30、31日日记）。蒋介石曾于31日下午召见高宗武。
8月6日，陶希圣与胡适联名密陈国是意见，由陈布雷转呈蒋委员长。陶建议采取“一刀两断”的作法，即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并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不轻启大战，亦不避免大战，以避免因大战而耗尽国家统一与现代化的力量。胡适则建议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日两国间一切悬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建立两国间之友谊与合作，以建立东亚的长期和平。”
陈布雷在致蒋介石的签呈中写道“……所言或未必有当，而其忠诚迫切，不敢不以上闻……”陶、胡二人提出的这种倾向避免战争，通过外交手段谋求和平的方案虽然未被蒋介石立即采纳，但次年2月高宗武被派往香港，9月胡适奉派出任驻美大使，这些举措似不无受到该建议的影响。
高宗武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之命，前往香港刺探日本情报
（三）高宗武：和平运动的先驱者
高宗武﹙1906～1994﹚，浙江乐清人，留学日本八年，先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科，后转入东京帝大，1931年结束学业归国。回国后在南京《中央日报》发表关于日本问题的文章，对日本政经与军事情势作细致分析，引起各方注意，随即被报馆特约为日本问题专栏及社论撰稿人，同时被聘为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颇为欣赏高所写的有关日本问题之分析，特予延见长谈。次年，高进入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日本问题研究。1933年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延揽，进外交部任日本问题研究员。1934年初奉派赴日本考察，回程时又往伪满观察状况，返回南京后将考察所得呈报外交部及蒋委员长。5月任亚洲司科长，6月升亚洲司副司长，9月奉派往北平协助谈判伪满通邮案。1935年升任亚洲司司长，这时他还不满30岁。
高宗武的从政生命很短。他的事业高峰是1934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三年。这三年之中他的主要工作是对日交涉，大大小小的谈判几乎占据了他全部时间。他在亚洲司副司长任内，以邮政总局主任秘书的身份协助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谈判关内外通邮事务。虽然谈判成果并不理想，但高宗武坚守中央训令毫不退让的态度，获得敌我双方出席代表的肯定。高也因此声名大噪。
其后，高参与了由四川成都和广东北海日人被袭两事件所引起的中日谈判。谈判内容牵涉甚广，双方剑拔弩张，几乎导致兵戎相见。高宗武在这轮谈判中益形沉着应付，手段成熟，获得蒋委员长的信任。
抗战军兴之后，蒋介石采纳胡适的建议，命高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以军事委员会官员的身分，去香港以日本研究所为掩护，刺探日本的和战动向。高从香港秘密去了一趟东京（1938年7月2日横滨登岸），见到几位主导诱降中国的首脑人物。日本人表示，政府既已公开声明“不以重庆为对手”，中国必须换人来谈判和平，而国民党的第二号领袖汪精卫是最好的人选。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带了亲信从昆明飞河内时，高还在香港。日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内容与前次所承诺的条件差距甚大，汪大为紧张。为了探听日本人的真正意向，他派高宗武再访东京（1939年2月21日长崎登岸）。高在东京见到几位重量级的人物，但得到的结论是他们说的是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高回香港后写了一份报告给汪，强烈表示日本人没有诚意，不可一厢情愿。
恰在此时（1939年3月21日凌晨），重庆枪手侵入汪在河内的住家，本欲刺杀汪，却误杀了汪最为依赖的亲信曾仲鸣。汪气急之下一头栽进日本人的诱降罗网。1939年5月6日汪乘日本轮船“北光号”（按：原文作“北满号”）到了上海，高从香港赴上海与汪等人会合。从此，高即身不由己，政治生涯从此走向下坡。
在和汪相处的7个月时间里，高逐渐看透了日本人诱降的欺骗手法，以及欲灭亡中国的野心。他曾经多次力劝汪罢手，即使他把密约拍照秘藏之后，仍在劝汪悬缰勒马。他向汪提出三条出路：上策，立即出国公布密约；中策，搬到法租界不问世事；下策，留在日租界做个顺民。无奈汪此时已经骑虎难下，根本无法考虑高的任何建议。高早就想离开上海了，而且在杜月笙手下的协助下做了部署。
1939年12月30日，汪在密约上签下了名。高没有出席，发现陶希圣也借故生病没有出席。当晚他去陶宅，用试探的语气探问陶有何打算，此时陶已决定出走，同样试探高。两人默契相通，当下决定相偕出逃。这是“高陶事件”中最具戏剧化的情节。
高到香港不久，随即远走美国，在彼邦隐居数十年。
研究高宗武早年从政事迹，似乎可以从先后不同的两个角度着眼。其一是自日本学成归国进入国民政府担任公职的5年（1933～1938），在这期间，高表现的对日谈判能力和周旋技巧，深得蒋介石、汪精卫、张群、胡适等人的赞赏，在短短的三四年中为当局不次拔擢，以不满30之龄，从外交部研究员，而亚洲司科长，而副司长至司长，以致于1938年2月由蒋介石派往香港工作。这期间，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高是蒋的亲信，甚至同年7月高瞒着蒋介石密访东京，蒋得知后大发雷霆，高仍旧不认为那是对蒋的背叛，此所以后来他随汪精卫到了上海，汪还对他说“蒋介石不放弃你，你也忘不了他。”事实上从那年11月在上海和梅思平与日人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签订《重光堂协议》，及制定汪精卫的出走计划起，他已背叛了蒋。
其二是从“重光堂”签约后，开始追随汪精卫推动和平运动，到1940年1月脱离汪为止。高在这短短的13个月中，心情是矛盾的。他由和平运动的先驱者一变而成为激烈的反对者，其分水岭在于1939年2月的第二次东京之行。?在东京听到从军事将领到首相所说的太多“自己相信，而别人都不相信的话；以及自己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的话”。这些谎言令他“深信日本不诚实，日本理应懊悔中日战事，但那仅是某些特殊军人的外交辞令，不可信任”。而最刺激他的，是他自东京回香港五天后曾仲鸣在河内被杀，他深信那是日本人为离间汪蒋而使出的卑鄙手段。
三、回忆录中没有记载的几项活动
（一）董道宁赴日探路
1938年1月14日，国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奉高宗武之命从武汉到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探听日本的真正和平意向，并会见“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日本“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等人。2月15日，董道宁由西义显的助手，“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陪同抵达东京，会见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中将、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多田、石原、影佐、今井四人都属于军部的所谓“统制派”，主张以“缓进”、“谈判”解决中国事变的少壮军人，他们私下建议以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上台的方式来解决近卫首相“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难题。董道宁离开东京时，影佐祯昭还写了亲笔信给他的日本士官学长何应钦和张群。
（二）高宗武密访东京
董道宁在东京逗留至3月7日，与西义显、伊藤芳男一同取道大连，于15日回到上海，会见已在上海等他的高宗武，二人随即前往香港，于4月2日同飞武汉汇报会谈内容。4月14日，两人飞回香港。6月22日，高宗武由伊藤芳男陪同，秘密登上“日本皇后号”邮船，途经上海，于7月2日抵达横滨。高等人22日在香港登船，23日出海，蒋介石立刻得到情报，在24日日记中写道：“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
高宗武在东京期间，见到内阁参议松冈洋右（7月3日）、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4日）、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和同盟社社长岩永裕吉（7日）、首相近卫文麿（8日）。其余的日子则与松本重治、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等人在一起谈话。7月9日上午离开东京前往横滨搭船回上海。
高在东京得到的印象，是日方领导人可以与重庆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必须有人取代蒋介石。影佐直言，1月16日御前会议决定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态度至为明显，“如果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面负责收拾局面，则双方均有转圜余地，中国亦可保全面子”。
高回香港后，于7月22日派周隆庠送报告到重庆，并呈一信给蒋介石：
委员长钧鉴：
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
职高宗武谨呈
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周佛海先把报告给汪，汪看到报告中提到日方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不禁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呈蒋介石。汪精卫对陶希圣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高在信末说“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可见他自知赴东京是擅自决定的行为，可能不获蒋介石见谅。果然，蒋得悉高私访东京，非常生气，立刻停止高在香港活动的经费。这等于是撤销高宗武在香港的任务。
（三）在香港的活动
周佛海命周隆庠向高宗武转达蒋介石的态度，并派梅思平前往香港接替高的工作。高虽然名义上跟国内断绝了关系，实际上仍然不停地为和平运动奔走。从1938年8月29日到9月4日，梅思平、高宗武跟西义显、松本重治、犬养健等人会谈了五次，其主题为撤兵与承认满洲国两个问题。
10月24日，梅思平从香港回重庆，向汪精卫报告在港与日人谈判的内容，包括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收拾局面”的意向，以及今后联络的方法。26日起，汪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在寓所讨论对日和平活动和离开重庆另外组织新政府等问题。30日，梅思平飞回香港，会同高宗武再去上海跟日本人作进一步的联系。
（四）《重光堂协定》
梅思平、高宗武分别于11月12、13日抵达上海。14日起，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七号（即所谓“重光堂”），与日方今井武夫就梅思平带来的中方最后定稿的和平基本条件展开会谈。这个草案与八、九月间梅思平与松本重治等人在香港多次讨论的内容差不多，但双方就细节进行反复研讨、辩论。
（左起）高宗武、梅思平、今井武夫于上海“重光堂”商讨《日华协定记录》及《日华协定记录谅解事项》（1938年11月14日）15日，今井带协议草案回东京汇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决定以这个协议作为推进日中和平运动的基础，并指派影佐祯昭及今井武夫分别为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的代表，负责完成谈判。
18日，影佐、今井返回上海。西义显、伊藤芳男、犬养健同行。20日起继续谈判，下午七时双方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两份文件。另外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则暂未签字，但为保证实行的事项（文件内容见附录一）。这三份文件后来得到御前会议的通过，是决定日本以汪精卫为对手，支持组织“新中央政府”，形成日后日本军方与汪组织谈判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基础。他们四人还制定了一套汪精卫出国及近卫发表宣言的详细计划和日程。
梅思平依照“重光堂”的约定，于11月26日密带协议文件返回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汪精卫随即召开会议详细研究协议内容，及讨论今后的行动步骤。11月30日，梅带了汪精卫的答复回到香港通知西义显。日本方面随即通知高宗武，表示日本政府对日华协议记录无异议。
汪系人马于收到梅思平发自香港的隐语电报后，即分批到昆明会合。19日下午3时许，汪精卫夫妇一行人同乘包机离开昆明，五时半降落安南河内机场。
从以上这些活动可见，尽管高宗武在回忆录中强调他自汪精卫到河内之后开始反对汪和日本人接触，反对汪去上海，反对汪继续谈判，力劝汪放弃运动返回重庆向国人认错……但至少在上述阶段，高不但是对日谈判的参与者，而且是推动和平运动的先行者。
附带一提，高宗武在回忆录中非常蔑视伊藤芳男其人。事实上，董道宁和高宗武之能够顺利到东京，都是由伊藤安排及全程陪同；以后在香港的谈判，乃至在上海签订《日华协议记录》，伊藤都曾积极参与其事，两人互动密切。据说高与松本重治、西义显、伊藤芳男曾在香港结拜为把兄弟，高排名第四，取名“四郎”，伊藤是“三郎”，足见他们的关系非比寻常，不太像高所写的，伊藤是“假扮南满铁路职员的日军特务”，或“直到我认识伊藤，我真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坏……”那样糟糕。
四、随汪脱汪的转折
曾经被誉为“日本通”而为层峰不次擢升重用的高宗武，在短短的七年从政生涯中，先是奉蒋介石之命赴香港与日本人周旋，复追随汪精卫倡导“和平运动”，并在第一线与日本军政人物密切接触，说他是对日和谈的先驱，甚至是此运动的始作俑者，应不为过。因为日本人欲以国府第二号人物汪精卫为和谈对象的讯息，是高宗武密访东京之后带回重庆的。此时汪还蒙在鼓里，闻讯不禁大惊失色。
然而，谁也没想到，在汪系人马出走河内仅仅一年多之后，高宗武竟与汪精卫决裂，毅然偕陶希圣同赴香港，把汪日签订的密约公之于世。这对正在筹备建立南京伪国民政府的汪组织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难怪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从河内而香港而上海，高和汪为推行对日和平运动前后共事十三个月，包括在上海朝夕相处的七个月。高宗武是汪手下唯一懂得日文和日本文化的人，与日人接触频繁，了解对方的个性，在对日交涉与谈判事务上，汪倚靠甚深。为何一名曾经深入敌营为汪穿针引线的第一线人物，忽然一变而成为激烈的反对者？他的言行变化和心理转折，是否有脉络可循？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汪精卫等人到河内的第二天，日相近卫文麿以谈话的方式，就日华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发表第三次声明。除标榜“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之外，并希图与“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汪精卫遍查声明内容，竟找不到一个月前在重光堂“日华协议记录”中订定的有关撤兵和不要求赔款的文字，这么重要的承诺竟然没有见诸文字，他的震惊可想而知。然而事已至此，争执无益，只好依约响应。汪精卫亲自起草声明（即所谓“艳电”），呼吁重庆打开和议之门，并在文中自行加上“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无赔偿军费之要求”的字样，算是对国内交代及提醒近卫勿望此条。“艳电”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香港《南华日报》发表，一时舆论哗然。次年元旦，中国国民党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及撤销一切职务。汪遭受本党同志如此严厉的惩罚，自然非常愤怒，适值此时（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近卫首相突然宣布总辞，由平沼麒一郎继任首相，这个大动作更给予汪及其追随者难以承受的冲击。近卫在任内想方设法把他这位国民党元老弄到河内，自己却突然辞职不干，让汪觉得被日本人出卖了，其窝囊与失望可想而知。同时，汪精卫原来准备在云南或四川等非日本占领区建立政权的计划，因为预先估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地方将领们并没有如预期的响应，而致全部落空，令他更加气馁。
汪精卫处于内外交迫的风暴中，非常烦恼，时常问高宗武：“我能相信日本人吗？”高总是回答：“只有四成可信。”
考虑到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及高宗武、陈公博、陶希圣等人极力反对任何在占领区组织政府的想法，汪精卫审时度势，权衡得失，原有就此远赴欧洲脱离事端，徐图再起的打算。不幸由于其他众人的反对，以及三月二十一日凌晨，枪手侵入河内住宅企图谋刺汪精卫而误杀曾仲鸣，使汪从此铁了心肠，决心前往日本占领区建立他的“新中央政府”。
此时，随汪出走的人马已分为两派。高宗武、陈公博、陶希圣等人认为汪如出面组织新政府，应建立在日军占领地区之外，以避免日本的干扰；而以周佛海为首的另外一派，则认为汪既缺金钱又无武力，不能不靠日本支持在沦陷区的南京建立政府。
陶希圣在《潮流与点滴》中写道：“此刻有一基本观点，在随汪出走之诸人的中间，颇有歧异。一部分人得知近卫声明的要点以后，主张汪精卫游欧，不应该进入日军占领地区组织政府；反之，另一部分力主到上海去，进行谈判。两种意见折中的结果，汪夫妇留在河内，其余诸人转往香港，暂为观望。”
高宗武坚持不在沦陷区组织政府的底线。他认为，在敌区外组府，充其量只能算是对国民政府的背叛，反之便是卖国投敌，这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然而事与愿违，“周佛海路线”逐渐占了上风，高、陈、陶等人的主张迭被排斥，高的心情开始消极低落。
高宗武曾经三次前往东京。第一次（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横滨登岸）是未得许可私自去的，蒋介石震怒，斥之为胆大妄为，高宗武从此不敢回重庆；这次密访，高由伊滕芳男、西义显陪同会见了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陆军大臣板垣、首相近卫等人，他向日本人表示，唯有日本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尊重中国为对等国家，中日之间才有实现和平的可能。他带回“日本人希望汪先生出马收拾时局”的讯息。
第二次赴东京（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一日长崎登岸）是汪精卫出走河内后派他去探听虚实的，高在东京见到政府与军部的首脑人物如平沼首相、近卫、多田、板垣等人，并且与他们作长时间的会谈。他得到一个印象：日本人讲了许多不切实际，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这些谎话令他“深信日本不诚实，日本理应懊悔中日战事，但那仅是某些特殊军人的外交辞令，不可信任”。高宗武回香港后，把报告交给陈璧君乘飞机带往河内。报告详列他跟日人的谈话内容，结论是“东京之行显示，日本还在使用从前在南京，我在外交部时的旧伎俩，一点都没变。实际上他们做的比从前更差，因为胜利撑大了他们的胃口”。
上面所说的河内刺杀事件，便是高宗武回香港五天之后发生的，高怀疑日本人已经探悉他报告的内容而抢先下手，因而坚信暗杀行动是日本特务炮制的栽赃离间行为。汪夫妇恨透了蒋，气急之下一头栽进日本人的诱降罗网。因暗杀事件产生的愤怒，使汪精卫从此不顾一切地利用和平运动作为报复蒋介石的手段。
四月底，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离开河内前往上海。五月初，高宗武决定去上海与汪会合，离港前夕他去拜访杜月笙，杜劝他不要去，高回答说：“许多我的朋友已经在途中，他们是我多年的朋友，因此我也必须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去南京做傀儡，我不会跟着走。我不但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
第三次去东京（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军机从上海起飞经佐世保降落横须贺转）是随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董道宁、周隆庠等人一同去的。高对这次访问更加失望，他的言行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怀疑他是蒋介石的人，曾一度企图把他扣留在东京以观察他的动态，后为汪精卫所阻。高宗武也警觉到日本人对他的不友善，他写道：“我无意暗示所有日本人都没有人性，过去我有许多日本好朋友，可是一旦国家利益受到侵害，他们认为欺骗朋友是天经地义，甚至毒死他们也在所不惜。”
十一月起汪日谈判在影佐祯昭的主导下登场。谈判期间，高宗武逐渐认清日本人的野心与不可信任，心情随之彷徨矛盾。他不常参加会议，参加也表现得漫不经心，若即若离。他藉机用相机偷拍了密约及附件的全部文件。
看出高宗武的消极态度，梅思平说：“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工作，却又离不开上海。我们不懂你。”高回答说：“没错，我是个傻瓜。因为我的信念，所以我不愿跟你们工作；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而又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不能离开你们。”
汪精卫早就发过牢骚：“你反对我来上海，反对我去东京、去北平。现在，经过那么多困难，我们聚集了两百多名代表参加大会（按即伪国民党六中全会），你又反对。我真不懂你。问题是你亲重庆，蒋介石不放弃你，你?忘不了他。”
到了十二月中旬，密约谈判已接近尾声，不久就要签字了。一晚，高宗武邀集陈公博、陶希圣去汪府密谈，他灰心地说，和平运动没法再走下去了，照他看汪有三条路可走：上策，马上离开上海，到达安全地方之后，公布日本人的条件，如此可以加强中国抵抗日本的决心，也可以澄清当初大家离开重庆的初衷，最低限度有勇气诚实面对国家。中策，立刻搬往法租界，告诉日本人承认错误，要求立刻停止所有的活动。下策，在日本人卵翼之下成立南京政权，做个溥仪第二，可是这样值得吗？最后高说：“这是我最后的忠告。只要你不背叛中国，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是流亡天涯海角。如果你背叛中国，那么我们分手。”
早在第二次去东京路过长崎之际，高宗武曾上岸拜见他父亲的老友、退休居住日本的黄群。黄反对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路线，劝高不要跟着走下去，高对他极为尊敬的这位父辈保证，无论发生何事，绝不会容许日本人操纵利用汪。不久黄去了香港，然后飞往重庆晋见蒋介石，陈述高宗武的活动及处境。蒋同意策反高宗武，命黄群回上海带消息给高，经由杜月笙的周密安排，高宗武与陶希圣两人于一九四○年一月三日秘密离开上海，两天后安全到达香港。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以头条大篇幅披露汪日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
杜月笙的大弟子万墨林奉命营救高、陶二人离开上海。他在《沪上往事》中写道：“我奉到杜先生的命令，护送两名重要人物，离沪赴港，我既不知道是哪两位先生，也不晓得内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所做的，只不过是预备两张民国二十九年元月四日（按应为三日），由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轮船船票，按照杜先生指定的方式，交到两位先生手里，从接过船票的一剎那起，出动弟兄，保护他们的安全，直到胡佛号离开上海为止。胡佛号上，则杜先生另有安排。……”
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分析高宗武弃汪离沪的原因，认为高宗武和周佛海，都是从一开始就把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向日本方面提出的发起人，但高在跟随汪兆铭到上海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就在南京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和周佛海的意见发生矛盾。高在重光堂会谈时就一贯主张，新政府必须建立在日本占领地区以外，不过这个理想方案逼于形势不可能实现。由于这些冲突，干部们在决定重要政策时疏远了他，他也因此对和平运动丧失了热情。
今井武夫写道：“高、陶二人认为和平政权将要改变成日本军的傀儡，觉得汪兆铭对实现真正的日华和平，又未必有足够的力量；同时对所谓的同志当中，又难以看到纯真无私的救国诚意，从而感到失望。如果结合以后汪政权的失败考虑的话，他们的心情反而有不少使人同情之处。从某种意义上又可说是起因于日本方面脱离了近卫声明，采取强硬的权益要求所致。也可以说是必然要发生的问题吧！”
影佐祯昭在《曾走路我记》中写道：“高宗武是向日本方面建议汪的和平运动的人，但从汪由河内到达上海时起，他的态度已经为中国方面的人们所怀疑，在我的眼睛里也反映出可疑之处。然而陶的逃脱，从他真挚的性格看来，出于意外。可以认为，也许看到了日本方面提出的秘密条约草案，对和平运动前途产生悲观的缘故。”
高宗武夫妇于三月下旬离港经欧洲赴美，五月底到达纽约，终其一生定居华盛顿。陶希圣留港办杂志，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港九陷日，次年二月回归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