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0年3月离开香港前来美国时，朋友们建议我利用时间写一本关于日本状况和日本领导人物性格的书。他们深信我和日本各阶层人物长期而密切的关系，具有做这件工作的最佳条件。长期关注远东局势的美国人，也一定会欢迎这样一本书。
来美后不久，美日战争爆发。许多美国朋友和此间的中国朋友，包括一些身居要津者，跟我说：“你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经验与众不同，日本既然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你应该把你所知，提供给我们。”
我服务于中国外交部的三年多，的确是中日关系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正好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在这之前，中国一直依赖国联解决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事件。不过，从1932年到七七事变，中日双方都有直接交涉。因此，我在外交部的职位，使我得以比任何人更直接更频繁地与日本人接触。1937年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官员与敌方中止来往。然而，直到1940年汪精卫成为日本占领区傀儡之前，我和他的关系使我和日本领导人物之间，一直保持接触。因此我熟知敌国国内的状况。
我的痛苦的日本经验基于：一、我身为中国外交部官员；二、我又是汪精卫投日之前的部属，加上书中即将述及的其它因素，使我相信我的信息和观点，对于战胜日本，以及防止该国再次?向侵略之路，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于不可控制的环境因素，致使本书延迟出版，我深表歉意。
高宗武
1944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