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明
在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的前三年，我在不同环境之下担任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中国对日本领袖人物的主要谈判人。后来我又和汪精卫十分接近，他在战争爆发后，正在为该不该做那个如今在南京的、由日本人炮制的傀儡政权的首脑，而犹疑不决。
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曾经留学日本，蒋委员长和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是日本留学生。我在日本学习八年，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我的时运不错，1931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回国加入南京《中央日报》，在报上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日本现状的文章，引起蒋委员长和外交部长汪精卫的注意。虽然之前从未晋见过他们，但我依然于1932年夏受聘加入以委员长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1934年春，我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从这时起，我的麻烦开始了。
二、准备工作
一些从日本回来的“归国学生”在南京组织一个日本学会，研究日本事务。它虽然是个民间机构，却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我刚从日本毕业归国，日本学会便派我去韩国调查1931年发生的韩人屠杀几千中国人的案件。①我发现屠杀事件是日本人在幕后嗾使，以制造日军入侵中国东北三省的借口。②后来的发展，是这个“事件”之后的另一个事件，被日本人抓住借口进行武装占领东三省。
我在韩国穿着帝大制服，不仅日本人以为我是日本人，而且帝大学生在日本人中拥有更崇高的地位。在日本有个说法：“如果他有帝大学位，我愿把女儿嫁给他。”
日本警察从未怀疑我不是日本人，不过，同我一起旅行的中国官吏说的是中国式日语，我常常骗人说他喉咙痛不能说话。现在回想起来，我怀疑这个谎言到底有没有用。
我于8月间回到南京，一个月后发生“沈阳事件”③，导致日本占领东北三省。日本军方说，中国士兵在一列快车到达之前，破坏了沈阳郊外两尺铁路，实际上是日本人“栽赃”。直到战争发生，日本人多年来一直在煽动或制造各种“事件”，或抓到小事把它扩大至面目全非，以推行他们侵略中国的计谋。
列强调查九一八事变以抑制日本无效后，日本于1932年成立的傀儡“满洲国”造成极为深远的后果。调查失败鼓励了日皇裕仁的两个兄弟——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去侵扰“富”国，把国联贬成“纸老虎”，准备统治世界。
下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发生在上海。1932年1月，三个日本人，其中一个是和尚，被爱国的中国人殴打。事件经由外国领事团出面调停。可是7小时之后，日本人破坏了协议，淞沪战事爆发。④后来一个由第三国人员组织的委员会出面调停达成停火。这是日本人最后一次允许第三国在中国协助调停“事件”。
在正式签停火协议之前，我以私人身份去日本研究地下法西斯活动。我发现许多日本极端分子受到占领满洲的鼓舞，现在成了法西斯及亲军方分子；我也发现日本人对于三个月来中国军队在淞沪战争中的表现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自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的态度的转变。日本人在我面前毫不掩饰地谈论，因为他们想不到在这个敏感时刻会有中国人来日本旅行，尤其我坐三等车厢。我从日本回国时，经过中国中部和北部几省，调查日本人的活动。
1934年元旦，为了准备担任亚洲司副司长，我又去了一趟日本，然后去满洲。我把报告呈给蒋委员长和外交部长。
日本军方于1934年（译按：应为1933年）1月把第四个东北省（热河）囊括入他们军事活动范围，同时攻击长城沿线据点，企图把东北四省从中国分离。从1月到5月，中国军队以陈旧的武器但高昂的士气，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苦战。最后于5月31日，双方在天津郊外的塘沽谈判协议。我没有参加谈判，因为华北官员还不需要南京外交部协助应付日本人。
《塘沽协定》刚刚签定，日本人即开始活动以“和平手段”控制华北五省。为了处理这些问题，地方官员最后要求外交部给予协助。
三、豹子之宴
这时，南京发生一起“事件”，使中国人在被所有驻在中国的日本官员长久屈辱之下，终于吐了一口怨气。不过起先几天，事情显得很严重。这就是所谓的“藏本事件”。
1934年6月8日晚上，一名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职员，藏本英明，突然失踪了。事情发生在中国首都，在中国的日本官员们立即认识到这是向中国提出严重交涉的好机会。日本一伙由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率领。须磨是个咄咄逼人、横眉竖眼、体重200磅、绝对令人讨厌的家伙。日本报纸在官方指引之下大幅报道失踪事件；须磨为了加大讨价筹码，在向记者谈话时刻意提高藏本的身分，说他是副领事或代理副领事，须磨坚持藏本为中国宪兵谋杀。谣言说日本陆海空军将于?天之内联合攻打南京；在南京的日本居民召开紧急会议，借口“即使在中国首都”都不能维持和平和秩序，决定集体回国。日本助理陆军武官和海军武官每天与须磨开会，要求日本派军队来南京逐屋搜查寻找藏本。
藏本失踪的第四天，日本第三舰队参谋长乘坐战舰从上海到汉口向第三舰队司令长官⑤详细报告“事件”经过；日本派一艘炮艇来到上海示威，表达日本“深刻的关切”；一些日本人宣称这是自从1900年义和团动乱以来最严重的“事件”。怒不可遏的须磨，在日本公使有吉明的指示下照会中国外交部，指中国政府必须对藏本的失踪负完全责任，日本政府保留要求的权力。中国对战争一无准备，情势非常不利。
第五天，几名中国警察在南京郊外的紫金山发现一名年约四十、瘦小懦弱的人在山脚徘徊，盘问之下，此人一阵犹豫，最后终于承认他就是藏本。他供称，搭载领事馆官员前往火车站为公使送行的汽车，没给他留座位，他的上司经常欺负他，那天早上又跟老婆吵架，于是他离开南京想去自杀。他到紫金山后，听到灌木丛中有豹子吼叫声，决定让这匹野兽把他吃掉，便脱掉衣服，但豹子似乎没有胃口。后来，他想来想去，爬上了树。
实际上紫金山附近根本没有豹子。藏本听到草丛中发出声音的是一匹狼。南京人后来叫这匹狼做“爱国的狼”，因为如果藏本被他咬死吃掉了，那后果对中国将不堪设想。
日本人和须磨当然大为狼狈。⑥虽然有些日本人敢于批评须磨，要政府召他回国，可是须磨在南京继续待了三年，然后升任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事。
四、北平谈判
我第一次和日本人打交道是“藏本事件”三个月之后，负起恢复日本占领的满洲与中国邮政交通的沉重谈判责任。
日本于1931年占领满洲之后，中国政府即下令中断两边邮政及通讯。1933年的《塘沽协定》中有一条，即中日代表应通过谈判恢复通邮。日本给予华北中国官员极大压力，逼迫他们早日解决日本提出的各种对日本有利的难题。压力背后永远是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
中国的华北首席官员是黄郛。⑦他处理日本问题的方式受到中国人的批评，说他软弱。⑧黄郛于是要求政府从南京派一名代表来北平处理通邮问题。
1934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工作，我的朋友、中国邮政总局长郭心菘来访。他说，政府已经答应黄郛的请求，决定选派我去担任这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那时我28岁。
我对接受这份差事很犹豫。我知道我很可能被不满意的日本人杀掉，或因仅仅退让一寸，而被那些认为我软弱的中国人杀掉。但是为了延迟日军进一步的军事活动，以便我方做好军事准备，我可能被迫退让得比一寸更多。我提醒郭先生我对邮政一窍不通。他保证将派邮政专家陪同前往。
9月20日，我秘密离开北平（由于中国民众的反对，谈判不得不秘密进行）。我的首要训令是必须在不涉及中国承认傀儡“满洲国”的前提下谈判。这当然是很不正常的，我们一面要说“我们不承认你”，一面又要说“我要跟你讨论重要事情”。不过，想到长久以来不能与在长城以南的兄弟姐妹、朋友亲戚们通信的东北四省同胞，我并不十分在乎这些。
对方名义上的首席代表是“满洲国”邮政局长。但他不是满洲人，而是日本人。⑨事实上，东北四省三千多万人口大多数是汉人，所谓满洲人只有250多万，而他们如今与汉人并没有什么分别。在傀儡政权中所有有实权的官员都是日本人。邮政局长由仪我大佐和柴山中佐“协助”。⑩
我们这边除了几位邮政专家之外，还有北平─沈阳铁路管理局的局长殷同，他因比其他中国人对日本人友善而谋得这个职位。在南京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也答应支持我，他是仅次于委员长的第二号人物。汪兼任外交部长，曾在我离开南京前要我在谈判时直接向他咨询。
日本人在我们第一次会议上的动作是典型的。还没有介绍完毕，他们便拿出三个详细书写的方案：《空中交通方案》、《电信交通方案》、《邮政交通方案》。
我马上说，“我是来磋商邮政交通的。其他事情都在我权限之外。请撤回其他方案。”我接着说，“根据中国不承认‘满洲国’的政策，我们只能讨论邮政技术问题，不触及政治。如果我们达致协议，我们将完成这个协议，但不签名用印，只能以备忘录的形式作为以后的参考。”
（左起）高宗武、钱大钧、蒋介石、今井武夫、
日本大使馆武官等人日本人自然暴跳如雷。“你不能把‘不承认满洲国的政策’付诸文字，没有签字的文件不具约束力；光谈邮政交通没有用，日本的邮政包括电报和信件，即使航空问题不谈，至少电报的问题要包括在内。”他们的话像机枪子弹。
头一天的谈判陷入僵局，以后几天的讨论也毫无进展。黄郛开始闷闷不乐，要我回南京请示，日本人也要回沈阳军部请示。我坚持日本人在我回南京之前必须接受我的初步条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他们最后答应了。
我回南京向汪精卫和交通部长报告。令我相当意外的是，两人都表示非常满意。他们要我继续和日本人谈，不要怕破裂。他们没有给我妥协的指令，这大大地加强了我个人的身手。
重开谈判时，两方都说回去请示没有结果。不过还是有进步，我们只谈技术问题。
许多问题中，最难的问题是傀儡“满洲国”在中国的不承认政策之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邮票。中国不能接受印有“满洲国”字样的邮票；中国也要求在长城设立输送邮件的邮务代办所，以避免与“满洲国”邮局直接接触。
谈判拖了两个月。黄郛和殷同要我退让一点点以使会议进展快些，但我不同意。于是日本人使出另一惯用的招式。
仪我大佐给我电话，要求晚上来我旅馆单独谈一件重要事情。15分钟后他来了，解释他的造访是非官方的。他先表示，如果我愿意，他很热望与我建立永久友谊。然后他说我在谈判中坚定的态度是爱国的表现，日本军方非常钦佩。虽然我明知他之来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我表示愿意和他做个永久的朋友。
仪我直截了当，立刻接着说，现在我们是好朋友了，他要告诉我一些他决不告诉别人的事情。那就是，虽然日本陆军（关东）钦佩我的不妥协态度，但他们也非常不满。他解释道，表示钦佩是日本人的精神，但表示不满是日本政策的一部分。因此，我的立场不但很难保持，而且非常危险。他明确地端出威胁，说：“连我都不完全知道关东军要做什么。举个例子，1928年日本陆军计划刺杀张作霖时，我是张的顾问，虽然我和张在同一列火车上，但张被炸死，事前我一无所知。幸亏我在另一节车厢里，否则怎么可能今天和你在一起？”虽然他不知道如果通邮谈判破裂，关东陆军计划怎么做，但他知道有一个计划。要我一定备加注意。
说完友好谈话，他告诉我，梅津将军明天要到北平，他邀请我去日本大使馆晚餐。仪我说完话就立刻离开了。
第二天晚餐席上，梅津将军谈话，希望双方就通邮问题各退一步，以免好不容易改善的中日关系被糟蹋了。如果那样，岂不是太不幸了？
梅津的态度既亲切又斯文。他表情友善，面貌像个绅士，整个谈话之中他一次次主动说要在谈判中帮助我。他一再要我别担心，保证只要他当华北司令一天，决不容许出现新的问题。（次年，准许日本人在河北省靠近北平和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地区制造一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就是这个梅津。）
日本军方显然对我做过研究，知道我很顽固。他们遂决定以友谊、威逼、利诱来争取我。日本人这时还希望不动用武力来达到目的。
日本人在谈判中?来是一人扮红脸，一人扮黑脸。在我们的谈判桌上，柴山和蔼，仪我强势。不过到了最后，柴山卸下了红面具，与仪我一起威胁我说，如果谈判失败，关东军将视中国为没有诚意，如果这样，前景将无法预料。我不得不承认，每当我独处时，那日本人丑恶的面孔一直在我面前晃动。
三个晚上以后，两边又坐了下来。这一次日本人一改以前温和的声调，威胁说：“讨论已经拖了两个多月，今天晚上，我们要你们说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这样谈，就是一百年也不会有结果。我冷静地把中国的立场再解释一遍，然后说：“不行”。
显然我的“不行”说得很清楚，日本人神情十分惊讶。接着，表示谈判彻底破裂，他们起立，握手，然后退席。
那天晚上，黄郛责备我，说我年轻调皮。殷同警告我，“这些谈判出不了英雄”。我以负全部责任来安抚黄郛，然后向胖胖的、圆眼睛瞪着我的殷同说：“我离开南京之前就知道不会成为英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日本人的影响力来当个铁路局长。”殷同眼睛继续瞪着我，什么也没说。至于谦和勤奋的黄郛，我无意说他不爱国。他非常爱国。他不仅有经验，而且有能力，可是我们的观点存在太多矛盾，因此经常冲突。也许我们的年龄差距太大。
这时，蒋委员长来到北平，住进协和医院做检查。可能出自黄郛的建议，他两次召见我。黄郛可能以为我比较听委员长的话，不过，两次晋见，委员长并没有给我任何指示。很显然他是支持我的立场的。
谈判破裂后第三天，我收拾行囊准备回南京，这也许并不完全是中国人的手段。不过，不出所料，日本人派了个人来提议再开一次会，我当然同意。他们发现我并非虚张声势，因而做了一些让步。
复会当晚，日本人又端出另外一个老套战略。他们在日本餐厅开了个大派对。为了这个派对，北平艺妓不够，还从天津进口了不少，那些天津来的艺妓绝对一流。在艺妓面前，日本人讨厌的面孔现在不大讨厌了。我不为酒色所动，日本人大失所望。
三个星期后，没有签名的备忘录终于为双方接受。双方妥协的结果，中国自由区与日本占领区之间的邮递，至今通行无阻。换句话说，占领区的邮政制度，仍然在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
我第二天去见黄郛。他的音调颇为不悦：“日本人真难伺候。邮政问题昨晚半夜才解决。今天一早仪我和柴山来说，‘邮政问题解决了很好。请赶快开始讨论电报和航空交通的问题’。”
五、日本人的压力
通邮问题解决后不久，我从亚洲司副司长晋升为司长。由于许多适合这个职位的官员年龄都比我大，资格也比我老，这个升迁毫无疑问是委员长的意思。升级带给我更多的困难，因为那意味着与日本更频繁的接触。没有一个中国人有我那么多与日本人谈话的次数。
“事件”层出不穷。举个例，我本人曾为走私问题向日本人提出过三四十次口头抗议，外交部发出正式抗议二十多次。全都无效。
自从1935年因塘沽协议而出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之后，走私，日本人美其名为“特殊贸易”，已猖獗至非常离谱的地步。冀东地区在天津以北有很长的海岸线，无数船只沿线卸货，从不缴税。日本人脸皮竟厚到强行解除中国海关缉私人员的武装。事实上在日本走私犯的强大武力之下，我方人员早已无所作为。
我向日本大使抗议，他总推说只要中国降低关税，“特殊贸易”自然会消灭。当我问他，日本关税远比中国为高，如果其他国家也以走私来对日本贸易，日本要怎么办时，他含糊其辞地答应情况会有改善。然而情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
我们必须经常警惕人造事件。1935年春，日本最大报纸之一的东京《朝日新闻》，派了一架装载当天报纸的飞机，来到南京作“亲善”飞行。虽然中国新闻界对这个“亲善”活动并无多大兴趣，他们还是为来访者举行了午宴。在午宴上，一名自称为某个海外华侨通讯社记者的人突然起立，咬破手指在手绢上写下血书：“还我东北四省”，然后严辞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日本大使馆立刻要求中国外交部正式道歉。日本军事武官认为这是对日本皇军的侮辱。我指出我们从未听过那名记者所说的通讯社，而日本当局提出的要求势必使《朝日新闻》的“亲善”飞行成为闹剧。一名《朝日新闻》的记者偷偷地警告我，日本人认为我的响应完全“无诚意”，上海的日本军方特别不满意。不过，日本人觉得在当前环境之下不应太过利用这个事件，最后不了了之。不久之后，一群日本第五纵队人士在南京集会时，那名所谓的记者也在座。后来查出他的“通讯社”根本不存在，那名记者是个不速之客，午宴事件完全是日本人自导自演的。
有时候我们自己人也会做些触怒日本人的事。这也无可避免，因为所有中国人都恨日本人，而日本人也容易为芝麻小事动怒。1935年7月，上海出版的《新生周刊》刊载一篇关于外国领袖的文章，说日本天皇是个有名无实的领袖。其实这是所有国家，甚至许多日本人的共同看法。日本官方看出这是个进一步控制中国事务的好机会。日本报纸把这事大幅报道；官方向上海市政府和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关闭《新生周刊》，惩治“冒犯者”，以及“为了中日亲善关系”，中国政府必须昭告全国，今后不得再犯类似事件。由于军事尚未准备好，中国政府不得不接受全部条件，周刊主编被判刑七个月。当然，整个中国对日本的憎恨更是变本加厉。
这段时间，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中国官员处境危险。汪精卫吃了一名假扮摄影记者的中国人三颗子弹。他康复后脊椎骨里还卡着一颗弹头，直到十年后才被他的日本主人取出。汪被枪击后不久，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人用左轮枪暗杀。
日本大使馆秘书曾经劝我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他说：“对日交涉的中国官员，不管他多么能干，多么苦干，都不会有好结果的。”这位秘书是个相当斯文的家伙，我们是东京的同学，所以关系比较不同。他说：“说真的，英国和美国驻东京大使卡里其和格鲁，也在那里做我们在这里做的事。他们在安抚日本以尽量拖时间。可是你的工作更艰巨。”秘书似乎真的是出于私谊。他接着说，“一些中国政客认为一旦中日发生战争，西方列强会帮助中国。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对中国没有好处。我怀疑一旦中国被侵略，没有哪个国家会出来帮助中国。”现在我们看到，中日战争爆发已经4年多，美国和英国在它们的疆土被日本侵袭后，才向中国提供实质的援助。
六、官员的变动
在无穷困难的厌烦之中，新外交?长张群将军的任命来到部里。张群将军比较强硬，他直接要那位说话客气、个性软弱的日本大使有吉明开一张日本一切所要的详细清单。
我们要有吉提供改进中日关系的具体计划。有吉很窘，他高高的颧骨发红，长而薄的下巴垮下。我们告诉他中国也准备送一份结算表给日本考虑。有吉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没有实权的大使，实际上军方在操纵对华关系。我们当然已经知道日本外交官在中国只能处理一般事务，而政策操在军方手中，主要通过驻在中国各地的军事武官执行。
日本大使们跟我们一样不喜欢谈判，不久有吉明便被有田八郎替换。有田给我们的印象是那酒醉后撞在热火炉上造成的、几乎覆盖半个脸颊的大疤。
不久有田又由川越茂接任。我们猜想日本军方可能会一段时间比较满意他，因为他是大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少将推荐的，后者技术上是川越的部属。
我问川越为何日本至今没有提供我们向有吉要的清单，川越仅仅微笑说，“你的主意很好，可是日本绝不会提出详细要求给中国拿去做宣传。你记得《二十一条》？你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川越看来并不太坏。他的观点并不经常与军方相同。有一次他跟我开玩笑：“我刚刚想出了一个化解中日问题的妙法。如果蒋委员长能够兼任日本首相，那就天下太平了。日本没有伟大领袖，我们应该让委员长身兼二职。”他又急忙说道，“这仅仅是闲聊。如果日本大使提议要委员长兼任日本首相这种话漏了出去，那将引起严重后果。”川越到底还是个软弱的人。
七、我最棘手的“案件”
我并无意描述这些年来所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和所有的难题。不过，从川越上任到卢沟桥事变引发战争的这段期间，有两个“事件”，由于它们的历史重要性，我必须予以讨论。它们是“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如果我们就这些事件“屈就”日本人的话，也许卢沟桥事件不会被日本军方拿来做发动战争的特别借口。日本人以为只要几个星期便可打败中国。不过，他们以后还是会利用其他“事件”的。
1936年夏，日本政府突然要求重开因民众不满日本占领满洲而关闭的成都领事馆。成都是中国西部四川省的省会，战时首都重庆也在四川。领事馆的宗旨是照顾该国侨民，而成都并无日本人居住，因此中国政府照会日本，重开领事馆并无必要，而且那里民众反日情绪高涨，相当危险。8月24日，几个日本人突然在成都出现。民众的愤怒一发不可收拾，一些建筑物被破坏，四个日本人被殴，两人后来死亡。
谈判还没开始，广东北海也发生日人被殴致死（9月3日）的事件。起码这对我们比较有利，因为两桩“事件”相继发生，可以合并谈判。
在第一次会议上，日本人显然要扩大“事件”的严重性，以遂他们在中国的野心。“北海事件”两星期后，日本提出八项要求，包括一些他们多年来曾经使用各种不正当方法争取而未能到手，且与两个“事件”无关的要求。譬如，日本重新开放在占领满洲以前曾经要求过的上海—福冈（八幡附近）商业航线；重新“要求”中国降低进口关税；“期望”中国政府“自动”聘请日本人担任政府各部门的“顾问”；“希望”中国政府与日本合作采取联合计划以防止“共产思想”在远东蔓延。
中国的立场坚定，愿意依照国际法负责对日本人在成都和北海的财产和人命损失作适当的赔偿，但也不会更多。现在回顾，日益坚定的立场最终导致日本军方于一年之内发动战争。
外交部长张群和日本大使川越茂于9月20日再会面，中方竟“厚颜无耻”（日本人的说法）地向日本提出六条要求：废除纵容走私的冀东傀儡“政府”；取缔走私；废止飞往华北的非法航线；抑制反中印刷品和活动，特别要制止日本军人在华北的活动；禁止日本人在官方保护下贩卖毒品的非法活动；废除上海和塘沽协定，以及废除日本官方与中国地方政府签订的所有非法协议。
中国外交部长读完中国的六点要求后，须磨面红耳赤，张大金鱼眼。他和日本大使同时要求我们撤回要求，声称只有通过他们的努力才可能谈判和延迟军事行动。须磨一面说一面拍桌子至杯碟乱跳。他的态度像个土匪。我真正相信如果他手上有把左轮，一定会扣扳机。
我们拒绝撤回要求。我们相信能够与日本人寻求合理的解决，乃至准备使用适当武力，但觉得中止谈判比让日本人一方得益为佳。
会议破裂，双方心情都很坏。我没回家而去一家旅馆睡觉，以避免日本人和外交部与我联系。凌晨二时，我给家里打电话，知道外交部长打过二十几通电话找我，我只好连忙穿好衣服奔往外交部。张群将军和几位部长都在坐着等我，大家都知道事情是火上加油了。由于蒋委员长在广州，于是决定两名部员和我坐专机去向他报告和请示。
飞机于当天上午八时起飞，我只睡了两小时。晋见委员长后，我遵命回南京继续与日本人谈判，以遵守外交礼节。委员长给我的训令非常详细，以避免任何误解。同时，委员长也离开广州飞回南京加紧军事准备，这就是一面谈判一面准备抵抗的策略。我对委员长的坚定、透彻和见识，印象非常深刻。
回到南京第二天，我与日本大使谈话一个多小时。经我要求，须磨没有出席。在所有日本人当中，我最讨厌须磨，所有中国人也一样。他办事虚伪，处理“事件”的手法绝对卑鄙。中国人一听到须磨的名字就变脸。
我从川越那里听到日本人希望恢复谈判，问题是如何挽回日本人的面子。但是情势非常复杂，中国外交部长受到日本报纸严厉的抨击，许多中国人也同时批评他亲日和软弱。有些日本报纸甚至要求蒋委员长直接负起中国的外交责任。
几天后，委员长回到南京。日本大使要求我安排一次晋见。我要他必须了解一点：他不能带任何人去，他了解我指的是须磨。为了9月20日他的愤怒反应，我故意要让须磨难堪。
委员长接见川越，没有须磨。依照东方礼节，川越直到谈话快结束时才把谈判的问题提出来。当他犹豫地提出问题后，委员长告诉他，所有问题都可以跟外交部长谈。谈话就此结束。
从这时（十月初）起直到12月3日川越最后提给张群外长一份备忘录，我跟大使馆官员就成都和北海事件及其余波，谈了不下五十次。自从9月20日那天日本人的恶劣表现之后，张将军似乎对外交部长这个职位意兴索然。过去他曾信誓旦旦要解决中日关系，那次事情之后，他显得被动。
我经常被叫去设法化解日本人要求答复他们提出的各种方案的压力。除了日本外交官之外，陆军和海军武官，和他们的代表人，也时常来找我。包括冒充南满铁路局官员的西义一将军的弟弟（译按：指西义显）。对付不断的恐吓，我说：“我常住暴风海上，所以不怕晕船。”
我常常希望日本外交官能像苏联外交官那样。我提到他们，是因为日本人非常怀疑他们。我的部门包括俄国和日本的事务。如果日本人发现我和苏联大使吃饭，他们会立刻来查问发生了什么事。苏联外交官遵守外交伦理：如果他们想见我，他们会在上午十时以后、下午四时以前来访。所有的事情都按部就班。可是日本人是不分昼夜，不论周日周末。
我告诉张部长我不能这样干下去了。我提议利用日军袭击绥远我军部队为由，去华北一趟。张将军批准我的意见。
那天晚上十一时，须磨来电，说他听说我要出门。须磨不顾我的婉拒，坚持马上就来。他来后说：“你一旦离开，我要跟谁讲话？川越先生和我认为你是谈判席上最重要的人之一。”
我回答说，“我们谈同一件事已经谈了两个月，你们大概跟我一样疲惫不堪。我只离开一两个星期，从华北回来后，我们的头脑会比较清醒。”
须磨说：“话不能这么说。如果你去北方，川越会离开南京去上海，那事情将会一团糟。”
须磨时常向我吹牛说其他日本外交官只代表外交部，而他同时代表陆军。我取笑他说：“你是武装外交官，外交部和陆军海军都听你的。如果你不制造问题，那就不会有问题。”我接着说，“直到今晚我还不知道我的重要性，你知道，即使我去北方，外交部长和副部长都还在南京，他们都比我高级。”
不过，须磨一再央求我别走。结果，我真的没走。
我们辩论完毕时，已是凌晨二时。须磨的脸像秋天的云彩，每时每刻在变。现在它不是那么讨厌了。他说：“大使要我和你商量一件私事。”他一面说，一面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接着说：“这是位北平名门小姐，非常美丽，她已故父亲曾经在北平当过内政部长。她目前在日本学习音乐，成绩很好。大使和我很关心你至今还未结婚，我们愿意替你和这位小姐做媒。”须磨的态度一本正经。
我不想失礼，收下照片并谢谢他。但是我早就下定决心不接受日本人做的媒。照片里的姑娘的确很美，如果她不是经由日本大使的介绍，我可能慎重考虑娶她。后来须磨又来，把照片要了回去。
12月3日，日本大使突然交给中国外交部长一件备忘录，它的内容跟我们谈判的方向很不相同。由于谈判已经拖了三个月毫无结果，日本人把备忘录作为以后谈判的基础。一个日本人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虽然一些日本人此时想要动用武力强迫中国，但海军反对。
委员长已经训令张将军绝对不接受任何书写文件。于是张正式把文件退回川越。后者说他决不收回拿出去的文件，也必须拒绝在任何条件下把文件收回。争论了三个小时，川越最后离开了，我们立即派信差把文件送回大使馆。午夜两点，文件又送了回来。只有日本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事。
最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川越，告诉他备忘录与以前讨论的内容不一致，因此不能用作以后谈判的基础。这样结束了日本人利用成都和北海“事件”以得逞要求的设计。
川越第二天去了上海。他不是个坏人。相对于须磨和其他日本人，川越聪明而公正。他承认日本压迫中国是错的。但他是个没有经验的大使，而且必须听命于军方。
为确定日本人明白我们的立场，当我再次见到须磨时，我说：“你们的备忘录跟我们谈的完全不同。我必须很明确的告诉你，它不能作为以后任何谈判的基础。请你转告你们的大使。”须磨什么也没说。
成都和北海“事件”降低至无关重要的层次。须磨和我不停地讨价还价。
一天，一件不重要的事需要日方晚上以前作出决定。须磨在我的办公室，说要回大使馆电报东京，三小时内会有回电。我很难相信他，因为即使我们与北平通讯也没那么快。于是，当须磨离去之后，我连忙要求交通部立刻监控所有日本大使馆与东京和上海之间的电报和电话两小时。两小时后，交通部来电话说，没有收到任何从大使馆发出的电报，只有一通拨往上海的电话被借口忙线未通。我电话还没挂，办公室另外一只电话响了。那是须磨打来的，他说，他刚刚收到东京回电，正在译电中，要我在外交部等他。须磨来时，手里拿着电报，骄傲地大声叫道：“这才是有效率的做法。跟白人不一样。”
我故作惊讶说：“真是不敢相信。为什么我们有时等北平的回电也要好几个钟头。真是太棒了。”
第二天，我要求交通部派几个技术员找借口去了趟日本大使馆。他们回来报告，大使馆装有非法无线电台。我照会日本大使馆，他们悍然拒绝我的指控。不过，战争爆发后，警察在那里发现一座强力无线电台。
12月30日，成都和北海“事件”终于以地方案件解决。日本的要求一件也未得逞。
在签字之前，须磨为“私事”求见。我耽心是否又发生了什么“事件”。
须磨比从前礼貌，“我要你特别帮忙。”他看起来很严肃，我以为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接着说，“在赔偿清单上我忘了包括一架莱卡照相机的价钱。我可以现在加进去吗？，”
我忍住惊愕，提醒他：“我们已经写好正式换文。你知道按照惯例，那是不能更改的。”
须磨说：“可是这个问题只要300元就可解决。你一定可以帮忙。”
我忍不住微笑，“这300元没法正式解决。不要说是300元，就是3块钱或3分钱我们都不能加。不过，我们可以从私人?点考虑这件事。”我第一次觉得和须磨在一起满不错。“是你忘了写这笔钱。理论上你应该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是你，我会这么做。不过，如果你不愿意付，那我可以替你付。”真的，我想这会连须磨都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们是老朋友了。当然，我会替你垫300元。但是这完全是出于你我私人友谊。完全是非正式的。”
须磨很高兴，想要打断我，我继续说，“不过我要澄清两点。第一、你不能明天又来说忘了别的东西要我加上。第二、这300元不能出现在任何正式公文上。否则，你的食言可能影响我的职位和权威。”
我错以为须磨会难为情。他起立和我猛力握手，说：“这是我四个月来与你相处最满意的一刻。”说完就走了。
我满意地看着他离开。在三个多月的谈判中，须磨的体重从240磅掉到210磅。他的大胃口减低；睡眠不好。这些事是日本大使馆一名不喜欢须磨的三等秘书告诉我的。须磨的毛病可能主要在于他那攻击性的外交手段，当中国不让步时，他完全没有合度退却的空间。
须磨目前是驻马德里公使。我敢打赌西班牙外交部不会喜欢他。不过，当然，随着日本的节节败退，他的态度可能不会那么蛮横了。
我自己也疲倦透了。我向外交部请假，事实上我想辞职，可是张将军告诉我他即将离职。所有中国人都避免和日本人接触。张将军坦诚地告诉我，所有他的朋友都劝他把接触日本人的事留给我。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中国官员，不管他们多么爱国，风险都非常大，下场都很不好。
八、战争来临
1937年3月8日，王宠惠博士接替张将军为外交部长。
那年春天是风雨前的宁静。因为成都和北海事件的谈判终结了日本借威胁占中国便宜的企图，他们现在认识到必须战争才能达到目的。表面上，局势似有进步。一个日本经济考察团，包括重要工业家和资本家，来华访问。但是，由于他们事事均须日本军方的批准，考察团一事无成。其实那时局势已经很紧张。
7月7日，北平郊外的卢沟桥一个小小的射击争端，被日本军方用来发动战争。但不是立刻。他们考虑了几个星期。
那时我正在上海。我因5月间轻微发烧而进入上海圣心医院（译按：今仁济医院所在地）。直到7月14日医生才准许我回南京。回家后，我在病床上接见了不少日本外交官，我在医院时也接见过他们。我虽卧床，但了解局势。几天后我奉命上庐山向委员长报告。之后立即回到南京。
没有训令，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的军事准备尚不完备，应该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不过在8月初，上海的情势濒临爆炸。8月7日我奉委员长命令去上海，警告日本大使，如果战争在上海爆发，中国将抗战到底。那将不会再有什么“塘沽协定”或“上海协议”。川越仅仅说他会把委员长的“口信”转报政府。那是我最后一次与日本人的正式会晤。
战争已经在华北爆发。日本人以为两个星期即可胜利。8月13日，战争在上海爆发。日本原来并没计划在上海发动战争。他们的战略是要分离，而不是团结中国。可是在上海的日本海军见到陆军顺利获得“荣耀”，也要为自己争取一份“荣耀”。于是在华北和华中都打起仗来了。日本分裂敌人的政策失败了。
由于中国的坚定和团结，战争持续至今，已经超过七个年头了。
①1931年7月1日，长春市郊万宝山的朝鲜农民，为争夺水道与中国农民发生冲突，日警维护韩民，开枪击毙我农民3人，伤数10人，拘捕华民10余人严刑拷打，中方前往镇压的警察，也遭受伤亡。我外交部向日方提出抗议，是为“万宝山事件”。日本随即利用这个事端在韩国仁川煽动排华暴动，瞬即蔓延全韩，我居韩侨民受害伤亡达千余人。——译者（凡译者所注，一律注明“——译者”，与原注区别，以下同）。
②这三个省是：吉林、黑龙江和辽宁。另一东北省热河也经常包括在内。
③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一部分军人由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策划，阴谋在沈阳城外文官屯以南，柳条沟（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制造爆破事件，诬指为中国军队所为。夜10时30分，日军突然进袭沈阳，并炮轰北大营营房，“九一八事变”爆发。——译者。
④1932年1月28日晚12时，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下令海军陆战队突然向闸北攻击，我守军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下令抵抗，与进犯日军展开激烈战斗，“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译者。
⑤日本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是挑起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的元凶。第三舰队参谋长是高须四郎。——译者。
⑥外交部于6月12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请来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外交部官员介绍藏本失踪和搜寻经过后，藏本随即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不啻晴天霹雳，把有吉明震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中外记者齐把眼光移向有吉明和藏本身上，狼狈不堪的有吉明犹图辩解。外交部长张群起立讲话：“藏本失踪事件真相已大白，当事者自知其内情，连在座记者先生们亦能知其梗概。我趁此谢谢藏本先生协助我们尽快澄清了真相。藏本先生毫发无损，就请公使先生带回。”——译者。
⑦1933年成立由黄郛任委员长的“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是专为对日交 涉而设立的地方机构。黄郛于1936年逝世。
⑧黄郛的政敌称他为卖国贼。黄郛（1880～1936），字膺白，是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日关系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一生在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历史的几个关键阶段，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译者。
⑨“满洲国”代表为邮务长藤原保明、仪我诚也、柴山兼四郎，均以关东军嘱托身份出席。——译者。
⑩此时仪我诚也大佐是山海关特务机关长（译按：应该是关东军司令部付）；山海关在长城与海的交会处。柴山兼四郎是日本驻北平大使馆的助理武官。
中方代表为邮政总局主任秘书高宗武、山西邮务长余翔麟、天津副邮务长曹鉴庭。殷同是北宁铁路局局长。——译者。
交通部长朱家骅。——译者。
满洲军阀张作霖元帅，因不肯仰承日方鼻息而被日本人谋杀。
梅津美治郎少将那时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他于1944年7月升任日本陆军参谋总长。
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15期（1935年5月）登载易?（艾寒松）的“闲话皇帝”，泛论中外君主制度，提到日本天皇，日本官方认为是讥笑诋毁天皇。日大使有吉明以“侮辱天皇，伤害邦交”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道歉、严办当事人、查封刊物、撤销上海市党部。中国政府迫于日方压力，于6月查封该刊，7月逮捕主编杜重远，判刑1年零2个月，并向日本道歉。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新生事件”。其实在西方人的政治观中，天皇这个位置在国家体制中只是个“机构”（Organ），因而认为天皇有名无实（Figurehead）。当然，今天看来，日本昭和天皇当年绝非有名无实，而恰恰是发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最高决策者。——译者。
日本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博士（1873～1948）当年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国家法人说”。他认为日本的统治权属于国家这一“法人”，而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行使统治权。他指出：“天皇大权非属于天皇个人之私权，乃天皇作为国家元首而行使之权能”。按照这个“天皇机关说”，天皇权力并非神授，而是国家法律所授，从而将明治宪法加以民主性的解释。这一学说遭到以神学论为指导的宪法学家们的反对。随着日本政局的变化和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其学说成了政治问题，受到贵族院的非难及贬斥，后竟遭到控告，他的有关著作《宪法撮要》被禁止发行和贩卖。日本大多数外交官是他的学生。——译者。
1935年1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六中全会）开幕，汪兆铭于拍团体照时被乔装摄影记者的刺客（孙凤鸣）枪击受伤。——译者。
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于1935年11月17日调任交通部次长。12月25日在上海被刺殒命。——译者。
松村喜寿。
卡里其（Sir Robert Leslie Graigie），1937至1941期间为英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 Grew），1932至1941年间为美国驻日大使。——译者。
因汪精卫受枪伤而需替换。
有吉明于1935年从公使升任为第一任驻华大使。
1915年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逼迫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时任大总统府机要及外交部参事的顾维钧，故意把条约内容泄漏给英国及美国驻华大使，这项消息的有意传播，使日本备受英美和舆论压力，终于有所顾忌而作出若干让步。——译者。
1936年8月24日，成都发生反日暴动，殴毙日人渡边洸三郎、深川经二，另二人受伤，为军警救出（此4日人甫自重庆来）。——译者。
1936年9月3日，日人中野顺三在广东北海为桂军翁照垣部所杀。——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