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问题
1937年7月，日本借口卢沟桥事件引发战争。17个月后，汪精卫秘密飞往印度支那（译按：安南，今越南），在距离中国云南边境约200英里的河内住下。后来，他成为日本占领下的中国“首都”南京政府的傀儡“主席”。
汪精卫身为仅次于蒋委员长的中国第二号领导人，为什么要逃离中国？又为什么会去当日本的第一号傀儡？很多人都在问这两个问题。
我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在中国政府中我曾经是汪多年的亲密政治伙伴，他十分信任我。他逃离中国之后，我继续追随他，继续得到他的信任，甚至对他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然而，我的影响力功败垂成，没能劝阻他踏出充当日本傀儡的最后一步，终于与他分道扬镳。后来，他曾经想要暗杀我。
二、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1932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汪。他写了张字条召见我。他要见我是为了我在南京《外交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有关日本国内状况的文章。
我们单独谈了两个半小时。跟其他人一样，我对他的魅力和美貌（像戏台上的英雄或童话中的王子）、活泼的脸部表情、沉静的仪态以及从而显示出的思想深度、生动感人的语气，为之印象深刻。五十岁的他，看来顶多三十出头，尽管那时他已为糖尿病所苦。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极容易被他的讲话技巧所折服。他会先就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问你的意见。最后，他会放弃大部分他的看法，来同意你的看法。你会因此非常感激他。
这，也许恰好是汪最大的弱点。结果是他每每对最后跟他讲话的人最有印象，而前面所有的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都被抛诸脑后。这个毛病无疑是造成他犯大错误的因素之一。
我去见他时，心中对他的传奇历史充满好奇。清朝末年他是一名革命志士，1910年3月的一个清晨，他在北京一座窄桥下埋藏炸弹，准备清廷摄政王①的轿子抬过时引爆。可惜因为狗叫而形迹败露，被捕下狱。
按照清朝法律，汪必死无疑，然而谋刺对象摄政王介入了刑讯。在刑堂上，摄政王和众人为汪的翩翩丰采和优雅举止所感动。摄政王见汪伏地振笔写状，吩咐呈上一看，完美的书法令他激赏。摄政王表示，政府处决革命党会越杀越多，结果判决终身监禁。第二年革命成功，汪恢复自由。
四五年后，汪又计划刺杀袁世凯。这个伪装的革命家阴谋登基自当皇帝。②汪的这个行刺计划被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劝阻。孙对汪说，暗杀是政治生命中最不道德的行为。
汪参加革命之初原为左翼分子，后来成为极端反共分子。在两个角色之中，他滔滔不绝的辩才超越所有五亿同胞。由于他的辩才，蒋委员长屡次命他出任重要会议的主席。但也由于他在政治上翻来覆去，中国的青年人逐渐对他失去信任。这就是1935年一名年轻人乔装摄影记者向他背部开枪的原因。
汪在无意识中自己破坏了自己的政治能量。1937年蒋委员长当选国民党主席，他实在没有理由痛恨。汪对于副主席一职非常不快，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更有资格担任党主席。这件事也影响了他最终的动向。
三、航程
汪的故事应该从他一生中被暗杀或未遂的暗杀说起。
1938年12月22日，③汪秘密飞往越南。三个月后，在一座半法国式、半中国式的别墅中，发生了一件企图取他性命的暗杀行动。这件事在汪的生命线上划下了与班尼地·阿诺不相上下的深深伤痕。④
在重庆时，汪对于自己屈居人下越来越不满意，也为抗日战争节节失利深感忧心。像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深信中国无法战胜日本。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一个个中国城市，几百万中国民众颠沛流离，欧战尚未爆发，英美还在供应日本物资帮助侵略。⑤中国的前景一片黯淡。没有人能够预测三年后美国会因珍珠港被疯狂偷袭而卷入战争。汪一直希望能够劝服日本达成正义而公平的和平协议，由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状况比预期困难得多。和平将可停止中国的伤亡，至少可以减轻伤亡。
汪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取得联系。近卫是日本公爵，也是一名自认属于“自由派”的“君子”，与日皇甚为接近，环绕他四周的尽是些“自由派分子”和青年贵族。近卫同情中国似乎不假，但我们那时并不知道他与日本最有权力和野心的军事将领们也关系密切。
犹如在昏暗中摸索，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立了出走越南的协议。⑥商定汪出走安南后，近卫立即发表和平声明，汪则以公开电报响应之。⑦汪认为那些沮丧的中国民众会支持他。
汪计划趁委员长不在时离开重庆，但蒋忽然不期而回，这使汪不得不推迟行程以避免被怀疑。何况蒋一回来汪便离开也不合常规。汪必须秘密行动，委员长若被认为参与和平运动，必将牺牲他国家领导人的地位。
等待一段时间之后，汪向委员长报告，他准备前往云南省会昆明演讲。汪乃演讲高手，因此此行并没有什么不正常之处。⑧汪到昆明之后，即偕同五名伙伴⑨登上飞机向南飞行。汪在机上非常紧张，怀疑委员长可能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将派飞机拦截，逼他降落重庆。他对同伴们说：“现在飞机是向南飞，阳光从右边进来。如果发现阴影有所移动，你们要马上跳进驾驶舱，强迫机师导正航向。”
汪在重庆时并不十分相信近卫。为了到底要不要实行计划中的和平运动，他踌躇再三难以决定。一位汪的亲信后来告诉我，是性好支配的汪夫人陈璧君⑩最后劝他踏上走向南京之路的。我不敢说是汪夫人“强迫”他走向不归路，但我确实知道汪在做决定的时候最容易受身旁人的影响，而汪向来是优柔寡断的。
可以确定，一些常说委员长也是和平运动的参与者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我个人认为汪决不是鲁道夫·赫斯的先行者。他在飞机上的表现证明此点。
同样可以确定，汪过去的日本关系与促成他飞离中国或全面投降日本的动机无关。不错，汪曾经在日本留学，但委员长和其他政府高官也曾受过日本教育。汪在日本时曾参与推翻满清的活动，因此不可能专心读书。事实上汪读日文不灵光，会话仅限于一般吃饭喝酒的废话，别人说的倒还能领会一些。他当外交部长跟日本人谈话的时候，我经常是他的日语译员。
汪抵达河内的当天，近卫发表了和平宣言（译按：指12月22日近卫第三次声明）。八天之后的1938年12月30日，汪公开发表响应近卫的电报。（译按：即所谓“艳电”，全文见附录二）
我们终于恍然大悟，我们既害怕却又甘愿为之冒险的，是彻底虚伪的日本人。英国、美国、法国与荷兰，后来也明白了，日本人是贪得无厌的。
四、暗杀
汪在河内无所事事。蹉跎了3个月。
在这期间汪颇觉轻松，因为法国势力还在。他曾经在法国待过很久。事实上他的法国背景可能影响他的对日和平运动。亨利·柯思密（Henry Cosme）在战争爆发后曾是法国驻中国大使（他现在是维琪政府驻日本大使）。柯思密曾经在汉口很诚恳地对汪说，中国必须与日本谈和，必须忍受日本的侵略。法国自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一直想要复仇，可是军事和外交尚未准备好，至今无法宣战。今天中国的实力，难道不远远落后于法国？
汪最后一次去法国是1935年，他遭乔装记者枪击，一颗弹头卡在脊椎骨上，前往法国疗伤经年，直到蒋介石在西安被“绑架”才回国。
3月20日午夜，四名枪手爬过汪租来的简单别墅的围墙。一名看门人听到花园有声音跑出来察看，立即遭到射击。
屋子里的人都已各自回房。楼上的卧房，一间住着汪的两个外甥，另一间住着汪的内弟夫妇，第3间住着汪的秘书曾仲鸣夫妇，汪夫妇在第四间房中，正准备就寝。
汪夫人头一天刚从香港回到河内。如果她没回来用她一贯的固执方式解读这次事件的动机，也许汪此后的生命动向可能不同。也许他今天不至于当上日本人的头号傀儡。
汪夫人是一位杰出的女人，她对汪的影响力极其强大。她那咄咄逼人和刚强的态度，对于在汪身上显得有点女性化的美好容貌和轻柔动作来说，是一种过分的陪衬。来自南方的汪夫人皮肤黝黑，因她拒绝使用化妆品而使两人之间的失衡更形显著。
汪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我从未在正式宴会上见过汪夫人。她对应酬毫无兴趣。也许这样更好，因为她刻薄的语言常常得罪人。被得罪的人也许不会不安，可那些巴结者要是得罪了夫人，可就要大大的不安了。汪夫人会让得罪她的人永远见不到汪先生。这是她最大的权力来源。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午夜，重庆特务行刺汪精卫误杀曾
仲鸣，香港《南华日报》发表社论谴责重庆。社论旁为汪
精卫夫妇及曾仲鸣妻子方君璧刊登之讣文
可以想象她有多么坚强的意志，欠缺女性美的她能够成功嫁给许多女性梦寐以求的理想美男子汪精卫。她的成功一部分归功于她和汪是当年在北京的革命同志。当汪企图刺杀摄政王时，她和汪已经订婚。汪曾经亲自告诉我，他被捕下狱后，未婚妻曾私送一封信进牢房，他读信的时候，一名狱卒走过来，他不得不把信吞掉以避免牵连未婚妻。这些事当然为他们的结合提供良好基础。不过，汪夫人一直讨厌汪的年轻相貌，因为她一辈子都被当作汪的母亲看待。
枪击发生的当晚，河内别墅里住着四位汪夫人的亲戚，显示汪夫人的强烈家庭观念，这在中国是很正常的。战前在南京我常走访汪府，见到的人几乎清一色是汪夫人的亲戚，只有一位汪姓译电员，是汪先生的侄子。今天南京傀儡政权中重要的职位，有好几个都由汪夫人的亲戚担任。
枪手身着西装配备武器，而汪府没有武器。法国警方说河内很安全，由便衣保护即可。不过为了保密，警察不知道别墅的门牌号码，只知道别墅的小区。
枪手冲到楼上。有人，好像是仆人，关掉了电灯总开关，整个屋子一片漆黑。枪手一上二楼就在黑暗中用左轮枪四面乱射。汪关上房门趴在地上，两人合力以家具堵住房门，然后踡伏墙边。惊心动魄很久，枪手才离开。
乱枪之下，汪夫人的一名侄子腿部受伤，汪的秘书曾仲鸣受了致命枪伤，次日不治身亡。曾夫人也受重伤。
没人知道为何枪手消耗了全部子弹之后，还留在屋里一两个小时不走。他们没有进入汪的卧室，也没有做出更多的破坏。我只能猜想他们是在等候同伙送来更多子弹。最后等得不耐烦才离开。
奇怪的延滞，和没人进入汪氏卧房这两件事，令我相信汪判断暗杀是蒋介石所为是错误的。再者，被杀死的是汪的秘书，这对蒋介石并不重要，却对日本非常重要。
我深信曾仲鸣的被杀是日本特务所为。他们企图让汪相信蒋介石是幕后策划者，从而离间汪、蒋，以诱使汪一头栽入日本人的圈套。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五、曾仲鸣的重要性
曾仲鸣这位秘书不仅仅是秘书。早年在法国的朋友当中，曾与汪相交多年，后来成为汪不可一日不见的密友。曾处理汪的全部财务，管理家务，陪同旅行，照料途中大小杂事。曾也是汪的重要顾问，因为肥胖喜欢玩的曾，向来都同意汪的观点。虽然汪少不了曾，两人的个性是不同的。曾是个奔放不羁的人，已有中国妻子，在巴黎学习艺术，喜欢酒、女人和夜生活。汪滴酒不沾，也从不劝别人喝酒，不喜欢夜生活，对强悍的妻子绝对忠实。
汪精卫的亲信曾仲鸣 曾的死给汪沉重的打击。我怀疑自此以后他内心真正的想法。汪后来在南京着手筹组傀儡政府时，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曾，不禁流泪。他在退席时特别提醒听众，他最好的朋友曾仲鸣是被蒋介石的特务杀害的。
后来进一步的证据证明那是日本人干的。暗杀后不久，日本军方宣布在上海抓到3名杀手。我决不相信凶手会愚蠢到自己跑到上海去束手就擒。除非那是日本阴谋的一部分。
汪夫人确信——或自以为是——委员长是暗杀的幕后指使者。她一直向汪坚持她的判断。汪夫人对汪先生有绝大的影响力，而曾是汪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以上是对为何汪成为日本头号傀儡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当然，汪在当时当地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他花了几个月时间踌躇不决，差不多一年之后才在日汪密约上签字。而曾仲鸣之死，一直是促成他这么做的原因。
①宣统皇帝溥仪的生父载沣。——译者。
②溥仪于1924年12月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先住载沣王府，后逃入日本公使馆，由日本人护送至天津，1931年11月在土肥原的策划之下潜往东北，次年3月当上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登基”为伪“满洲帝国”皇帝。——译者。
③这个日子和陶希圣记的“12月中旬”，均不确；正确日期为12月19日，见该日周佛海日记。——译者。
④Arnold， Benedict（1741～1801），美国独立战争战功彪炳的名将，1777年国会不顾华盛顿的反对而擢升一批资浅将领压在他头上，1779年又因与地方不和被送上军事法庭，因而怀恨在心。1780年虽罪嫌消除出长西点军校，却暗中私通英国，1781年率领英军攻打美国。战后隐居英国和加拿大，备受唾弃，晚景凄凉。——译者。
⑤直到此时为止，中国只向美国借到二千万美元，还要提供各种担保。
⑥即1938年11月20日在上海重光堂签订的《日华协议记录》，又称《重光堂协议》。签字者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高宗武、梅思平。——译者。
⑦即汪精卫于1938年12月29日从河内发出的“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声明”，亦即所谓“艳电”，于31日在香港见报。——译者。
⑧汪在昆明试图劝说与中央似有介蒂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参加他的和平运动，但没有成功。
⑨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春圃、曾仲鸣。——译者。
⑩陈璧君（1891~1959），广东新会人，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1907年结识汪精卫，1910年与汪精卫在北京谋刺清摄政王事败，汪被捕入狱，1912年武昌起义后汪获释出狱，两人结为夫妇。后赴法国留学，及奉孙中山命赴美洲向华侨为国民党募款。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8年偕汪精卫赴河内。日伪时代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译者。
Hess， Rudolph（1894~1987），希特勒手下仅次于戈林（Goering）的第三号人物。赫斯突于1941年5月10日秘密驾驶单人战斗机飞往苏格兰上空跳伞落地，要求与英国谈判和平，结果被英军逮捕，战后被判终身监禁。1987年在牢中自杀，享年92岁。——译者。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于战争爆发后也敦促汪在战败之前与日本言和。托德曼告诉汪，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恢复非常困难，因为德皇把战争拖得太久。墨索里尼最近去世的女婿齐亚诺（Galeazzo Ciano），当时的意大利驻华大使，也透过中间人传话给汪说，中国唯一解脱“无望的困境”的出路是停止战争。
即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译者。
楼房里的人：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方君璧；汪的女儿女婿汪文惺、何文杰；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朱执信的女儿朱媺等人。——译者。
汪夫人的弟弟陈道祖担任广东省主席，1944年被刺身亡，遗缺由汪夫人的侄子陈春圃继任，陈曾经当过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另一名侄子陈春晖担任实业部长；另一亲戚褚民谊任外交部长。
如果法国警察听得到枪声，很可能已被重金收买远离现场。
曾仲鸣（1896~1939），福建闽县人。1911年与方君瑛、君璧（黄花岗烈士方声洞胞妹）同赴法国留学。从中学、大学而进入里昂大学专攻法国文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21年任里昂中法大学秘书长（校长吴敬恒）。方君璧毕业于法国国立高等专门学校，其绘画曾获选在巴黎美术展览会展出，为中国女画家得列巴黎美展之第一人。1925年曾仲鸣偕妻返国，任广州广东大学法文教授，同年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主席，曾被任为秘书，自此随汪共进退。1932年汪任行政院院长，曾任行政院秘书长，旋调铁道部次长。1936年汪赴法国疗伤，曾随行。1937年随汪返国，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七七事变后任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1938年12月19日随汪精卫赴河内。1939年3月21日凌晨在河内被特务枪击重伤，下午不治去世。方君璧亦身受三枪。——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