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辞去公职
上一章所叙述的事情发生时，我人在香港。
战争爆发后，我随政府于1937年11月到了汉口。跟日本人的谈判结束后，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一连串的“事件”终至引发了战争的大事件。
在一次与委员长的谈话中，我向他报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议，鉴于目前政府对于日本人在幕后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应该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里，我可以从战前的日本朋友和旧识那里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委员长同意了。于是我离开汉口。几个星期后，我带回来一手情报。
委员长于是批准我的第二个建议：我辞去外交部的职务，赴香港定居。①此后，我只会在有情报的时候才去汉口。为了不露痕迹，我和几个朋友在香港组织了一个日本问题研究所。②我们编辑了二十几部书，包括两巨册目前在中国使用的《日本名人录》。
我在香港的时候，汪精卫还在重庆为出走越南的计划踌躇不决。他发电报询问我的意见。虽然我曾经帮助他和近卫公爵沟通，我仅仅回答：“我不能建议你做什么。”
前面说过，汪飞抵河内的当天，近卫发表了他的和平宣言。足足等了八天之后，汪才发出公开响应的电报。那八天的延滞的原因，极其重要。
汪和一批人到达河内两三天之后，由于河内的电讯设备简陋，汪夫人和三个人③带着一篇准备发表的电报稿到了香港。电报正文发给国民党党部和中华民国政府，副本发给香港、上海和重庆的报纸。汪亲笔起草这封电报稿，严格交代不可增删一个字。
由于我不在河内，没有参与电报拟稿，但我非常不喜欢这篇电稿。电文中完全没有要求日本作出任何具体承诺。譬如说，汪应该要求近卫就战后日军撤兵的糢糊允诺，给予具有确切撤兵日期的承诺。
我们打电报给汪，请他就电文再作考虑，但是汪坚持电文一字不改，迳行发出。
发出电报后的主要后果为：（一）汪立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造成汪对蒋的痛恨；（二）连汪的和平运动同情者都批评那封电报。汪获得民众支持的希望彻底破灭。
二、为汪去东京
几天之后汪叫我去河内。从去年6月离开汉口之后我就没见过他。此时的汪，一条腿上了石膏。原来他走路不小心跌倒，造成轻微骨折。他显得非常忧郁。
汪说他想去东京了解日本人的“真正态度”。我说我们目前除了等待日本的下一步之外，什么都不要做。在我和他相处的两星期中，汪曾经多次问我：“我能相信日本人吗？”每一次我都回答：“他们说的东西只有四成可信。”
汪坚持我去一趟东京，我无法拒绝。他当外交部长时我是他的部属；过去数年来我一直是他的日本事务顾问；他待我极好。再者，我是他的七位亲信④中唯一能够做这件事的人，我深知我绝不会为国家带来更多的困难。
汪要我带几封信给日本领导人物。⑤他在信中说，过去日本经常食言，逼使中国人决定为国家的生存奋起反抗。然而，如果日本真的想改变政策，为何两国不能找出一条出路？
汪写这些信，内心的确相信他是为了中国和日本的最高利益，因为他不能使自己摆脱在中国彻底毀灭之前，两国还有可能恢复和平关系的期待。衡诸当时的国际局势，现在不能完全怪汪。很明显，中国不可能在孤立无援之下战胜日本。“假战争”⑥正在欧洲上演，有希望各退一步。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约束日本的强硬手段。
我离开河内时，汪答应在看到我的报告之前，他不会有所行动。
三、在日本
二月下旬，我到了“蝴蝶夫人”的故乡长崎。我立刻去乡间看望黄群。黄先生六十出头，是我的温州同乡。我非常尊敬他的智慧和正直。他和我所认识的其他人不同。⑦
在1920年代的北京旧国会时代，黄是财政部长的最高顾问。他后来弃政从商，在上海成立一间信托公司。结果生意失败，他退休来到长崎，住在郊外一座背靠云仙山麓、面向海洋的房子里。虽然他政治、商业两头失败，我非常重视他的意见。
黄和我住入山上一间温泉旅馆，同住一间房。洗了澡、检查有无窃听设备后，我们开始谈话。我们谈到清晨四时。我们以与众不同的温州土话交谈。我怀疑除了中国人外，有人会有他乡遇故知的那种愉快的感觉。在大困难的时代，回到童年时用别人听不懂的方言交谈，那种契合，是别人无法想像的。
清晨四时，我们得到必然的结论，无论发生何事，不能容许汪被日本人操纵利用，在东京，我只听而不作任何承诺。
那年后来，汪和我在上海，黄从长崎来。⑧我带他见汪，他们谈了两小时。黄劝汪立即离开上海，不再任由日本人操纵。汪回答说，他宁死不屈。但他没能兑现他的诺言。
我从长崎乘坐美国罗克希特的新飞机飞往东京。日本人要利用你的时候，会非常客气，向你九十度鞠躬，满足你任何要求。
由于我还没有完全从两年前的病痛复元，我被驱车送往箱根湖一家昂贵的旅馆。旅馆主人以盖旅馆大楼报效国家。头一个礼拜，我每天同退休政治家的儿子或孙子们谈话。这些年轻人曾经是“自由派”的领袖人物，我们相处融洽。也许，日本军方想利用这些和蔼可亲的青年人的“自由主义”设置一个陷阱来探测我的弱点。
这个礼拜可说是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一个礼拜。我每天问自己：“为什么日本人一边在屠杀中国的士兵和百姓，一边又如此招待我？”过去我在中国和日本人谈判，有时候觉得是在与虎谋皮；现在，我发现我正深入虎穴之中。
我在旅馆的行踪不久被记者发现，于是我被送回东京，住在一位不大出名的百万富翁家中。一两天后，我被告知已经安排好所有的约见时间。
我觉得我和许多重要人物的谈话，有五次谈话值得记录下来。这些谈话将说明为甚么我要写那样的报告给汪。
我见到的第一位高级官员是板垣征四郎中将。从中国和美国的观点看，他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当时他位居陆军大臣，是负责攻下满洲和发动一连串侵略行动，最后引发太平洋战争的所谓“少壮军人”的领袖。这时他的副手是后来日本的战时首相东条英机。我几乎从未见过比他更有权势的官员。板垣和东条的权力来自他们“少壮军人”时代的活动，他们至今仍被视为领袖。虽然“少壮军人”是大佐和中佐级的军官，但他们两人一直是领袖人物。
我们谈话时板垣大约55岁。他给我的印象极坏。面相像个粗人，说话带乡音。他在一本正经地说话时总是闭上眼睛，似乎在表达一种辛辛苦苦才抓住的思路，不允许有任何令他分心的干扰。
我们的谈话在陆军大臣的官邸进行，一幢装置滑动纸门和榻榻米的日本式建筑。在日本，首相、阁员和许多高级官员都有随职位变动而转手的官邸。我相信在华盛顿，大概只有白宫才是这样。
女仆倒茶后——在这种场合茶是不可或缺的——板垣很客气地开始谈话。他说：“我佩服你单独来到敌国的勇气。”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我发觉在谈话中板垣对于使用何种腔调不很自然。声调太轻的话，我会不会低估日本军队的力量？如果声调太重，我会不会被吓倒而缩短在东京的停留？因此，在我们相处时，他的声调在轻重之间变换，和谈话内容毫无关系。
我回答说，我这次来没有背负和谈任务，也不代表中国政府或任何人。我说：“如果你高兴的话，你可当我是来自敌国的采访记者。”
板垣啜一口茶，发出有礼貌的响声，说了一段除日本人外人人都听得出的谎言：“日本没有攻击中国，日本是在和反日、亲英、亲美的中国政府作战。消灭中国政府，日本就可基本上解决它的问题。”
我不懂他的话。回答说：“我不懂你的说法。将军，你在中国住过很久，然而很不幸，你没有和中国政府中比较年轻的分子接触过。对于反日情结，我向你保证，那是几十年来日本的侵略政策所造成的。”
板垣岔开话题。“我不承认日本对中国采取任何侵略行动。反日情结是英国和美国为执行他们分离日本和中国的政策所造成的。我希望你不要相信他们。”
我再次重复，中国人的反日情结来自他们亲身的经验。“中国人并非受到英、美的宣传。我从远方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是因为我深深感觉到日本侵略政策的冲击。我的问题是：日本侵略能有停止的一天吗？”
板垣痛苦地吸一口茶吞下去。“我很惊奇连你都有这种说法。只要中国跟日本无条件地诚恳合作，日本就会很容易地表现出她非侵略的态度。”
日本有句谚语：“欲想当老大，须有三分笨。”这可能是从板垣进化而来的。
我再次承认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要中国‘合作’以变成第二个‘朝鲜’或‘满洲’？我想知道日本的意图。日本目前在中国有几十万军队，而日本土地上没有一名中国士兵。在这种情況下，谁会相信日本的军事领袖所说的日本在满洲没有领土野心？如果日本不准备撤兵，那么即使中国单方面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合作，那又有什么用？”
“日本绝对没有意图”，板垣不管我的问题，回答说：“把中国变成满洲国第二。日本政策的核心是要提升亚洲国家地位，到和西方国家绝对平等。简单地说，我们的目的在欧洲和美国，不在中国。日本在精神上绝对平等对待中国。我希望中国与我们合作，共同对抗苏联，与我们经济合作，参加我们共同制裁英美的经济侵略。”他最后下结论说：“如果中国与日本共同捍卫亚洲，那将是最理想的。”
与许多我曾经谈过话的日本人一样，板垣完全忽略他说词中的历史事实和真相。他好像完全没有料到我有日本在中国活动的一手资讯。他可能和一些第一次来到东方的无知西方人谈过话。这显现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将领的心态的可怕。东条后来可能更有权力，但他的心态并无不同。
经过了多次这种经验，我得到结论，说这种论调的日本人并非有意说谎，而是他们实际上相信这种谎言。
我见到的第二个人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我选择多田，而不是参谋总长闲院亲王（译按：载仁），是因为后者有名无实，只因他是日皇的叔叔。由皇帝的叔叔担任参谋总长，在人民眼中更有地位，也有更多的权威。
多田将军与板垣明显不同。在日本人里边，多田算高的，身材瘦削，而板垣则身体结实，中等个子。多田有一张长长的学者型的面孔，说话流畅，逻辑性比板垣强。
多田表示他同情中国，一个被他和他的同僚抢夺蹂躏的中国。他当然没有承认这一点。听到过他在华北的蛮橫行为，我很惊奇他有理的谈吐和斯文的外表。他说：“中日战争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真是远东的悲剧。”他甚至承认战争的开头日本不是没有责任的。或许他的态度是基于参谋本部比陆军省更想抓住作为傀儡的汪精卫。
多田说日本曾经好几次想要寻求早日和平，声名狼籍的黑龙会首领头山满，曾经“发电报给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建议。”多田说话时，让人想像一滴眼泪滴进了他的茶杯。
“现在你来了，高先生”，他继续，“希望我们能够找出一个答案。否则两国的将来会很不幸。”这时他停顿了一下，接着急速地说，“……当然，中国会比日本更加不幸。”他开始有些严厉，像是对一个任性的孩子说话，“战争是怎么惹起的，很难一句话讲得清楚，但是其中一个原因是列强为制造我们两国之间的矛盾而搞出来的活动。希望你们不要容许自己被不可靠的列强所利用。”然后，显然担心他的同情心可能露出弱点，他加了点严峻，“但是你们决不能以为日本是由于目前的困难才要和平。”
我向多田解释他已经知道的，那就是，我曾?处理日本事务多年，我感觉到如果两国能够各退一步找出一条路，那对中国的国家团结和发展将是极有帮助的。“我个人怎么看法不重要。实际上我很不喜欢日本过去的中国政策。过去我没能改善这个状况。我不敢希望将来能成功。”我接着解释，我已于去年春天辞去政府工作，出于个人安全以及避免被贴上卖国贼标签的观点考量，我最好什么都不做。“但是我的良知促使我以个人身份继续努力。我不得不要告诉你，我真的相信战争的主要起因在日本。”我接着描述我在第一章里所写的一些事情，日本是怎样一步进逼一步地侵略中国，直到中国忍无可忍。“中国得到的印象是日本迟早要征服中国。”
不像板垣，就一个征服者来说，多田是亲切的，而且胸有成竹地承受指责。他说：“我相信你所说的一切。日本必须改革它的政策。日本有侵略后遗症，每个日本人的头上都需要一个冰袋。但是，你误解日本了。日本绝对没有征服中国的意图。第一，天皇陛下不会准许他的人民心怀这样一个政策。”这是乱说，因为军方制定政策是不需要事先报告日皇，而是事后由日皇“御准”的。“日本真正的目的是帮助中国，不是征服中国。”
于是多田很“客气”地解释为什么：“日本陆军唯一的敌人是苏联。我们在华北和内蒙的利益仅限于开发天然资源，以防御及建立攻击苏联的基地。所有土地权利将归还中国。日本自然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也许多田忘记了四年前在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任上，他曾经印发题为《日本对中国的基本态度》的传单，提议华北经济独立于中央政府，停止上缴国库。也许多田忘记了发出传单后不久，他还是日本在华北的主要官员时，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方便日本在华北进行“自由贸易”。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于是我问：“你怎么看战后问题的解决？”
多田回答得很干脆，“日本没有领土野心，不会对中国提出无理要求。”他甚至说，“日本必须改正以前的错误。我真的相信，如果中国派出负责的代表，日本方面不会有问题。”
我打岔说：“你可知道，如果我把你刚才所说的话在中国重复一遍，没有人会相信我？没有人会相信指挥中日战争的日本参谋本部次长，会说出这些话。”
多田露出一个学者型的微笑。“即使日本人也不会相信我说过这些话。”
这促使我说：“几年前，当你是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时，你公开抨击中国政府。今天我得到一个不同的多田将军的形象。我希望今天的印象是正确的，而以前的印象是错误的。”
“至于中国对华北、内蒙和‘满洲国’的态度，与日本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中国不要经济合作，谁能强迫它？因此，日本的渐进想法，在中国就看成是侵略的想法。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地域都是中国领土，不需要日本的‘仁慈帮助’。”
我很惊奇多田没有发怒。他仅仅保持遥远而宽容的沉默。
经过发现两位日本最有权力的陆军将领并不想改变延长中日战争后，再看文官领袖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不过，我还是继续下去。
1939年3月的日本首相是平沼骐一郎男爵。他是个瘦高、平静的人，形象比我想像较弱，声调无力。
他在首相官邸接待我。官邸是个小房子，在同一个花园中有一座法兰克·莱特⑨式的豪华官邸。可能大部分日本首相觉得住小房子比较自然。
陪同我的是犬养健，前任首相的儿子，和影佐祯昭大佐（现在是中将）。我们一下车，犬养便说：“我的父亲就是在这里被暗杀的。”我和影佐的眼光相遇，我不能说什么。犬养毅于1932年5月15日被一群不满政府政策的青年军人所杀。⑩我记起在犬养毅被杀的一年前，我在中国发表第一篇关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文章。
我为这个儿子难过。犬养健是位比较亲切的日本人，也是少数几个懂得礼貌和尊重女人的日本人。
平沼是个典型的东方人。他不明确表态。我们谈话一个小时，喝了三壶茶，但内容涵盖不多。他谈话无力而且重复。他说的可以总括如下：日本的中国政策包括两点：“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我把这几个字加上引号，是因为对日本人来说，它们的内蕴是跟别人不同的。他说：“日本的目的是团结所有亚洲国家对抗欧洲和美国。日本今天的外交政策着重于创造国际和平，由于不适当的宣传手法，外国也许不很懂这点。”
针对他提出的“经济合作”，我举出一个特别的例子。我说：“我认识上海一位蔡姓商人，他毕业于东京帝大工学部。太太是日本人。他对于日本的行为总是给予最有利的解释。这一切都表示他对日本有很深的感情。他在上海有一家价值数百万元的工厂。日本占领上海之后，抢走了他的工厂。由于他有许多日本朋友，他以为可以设法收回工厂，可是他失败了。在经济合作的美名之下，工厂被没收了。结果蔡把太太送回日本，自己逃回重庆参加抗日。”
平沼好像有些难为情。我接着说：“这仅仅是一个案例。还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如果日本人的朋友蔡某都会被如此对待，你可以想像其他人的遭遇。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眼中的所谓‘经济合作’。”
平沼仅能微弱地回答：“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情，不过我很感谢你跟我说这些老实话。”
我接着转换话题到“防共”。首相再次觉得难为情。我说：“日本以‘防共’为名，侵犯中国的军事和内政主权。那其实是日本扩张军事控制中国的工具。毫无疑问，中国‘亲共’或‘反共’，是中国自己的事务，与日本无关。”
平沼保持沉默。可以感觉到他的态度与板垣和多田不同。不过，一个首相的政策不能代表所有的首相，尤其在日本。
虽然西方人认为平沼好战，是个强硬的法西斯分子，1941年还是被青年军国主义分子刺杀。
我访谈的第四位是至今当过三次首相的近卫文麿公爵，1941年10月珍珠港事变前辞职。
近卫其实是一个普通人，但是由于他几代显赫的身世、皇家血缘、庞大财富和出众相貌，日本人觉得他是个神秘的人。过去，他被倾向“自由派”的贵族青年人所围绕。十有八九的日本人认为他没有政治野心。在以前一次谈话中，他告诉我他非常惧怕当首相，那将没有个人自由。他常常装病逃避难题。不过，他虽然爱好自由，我却不相信他因此而没有政治野心。无论如何，他在日本政治圈子里是很有实力的。比如说，他喜欢跟各种人来往。虽然日本贵族在军国主义分子面前的表现不同，近卫的军方朋友众多，而且喜欢和他们来往。他家（他在东京有两个）的常客经常是一些最危险的军人：少佐和中佐。近卫是板垣和东条的密友。不过近卫最大的缺点，和大部分日本贵族一样，不够坚强。
我们谈话的地点是东京郊外的荻洼。近卫穿着羽织长袖开襟外褂的正式和服。他穿着这种品味的服饰显得特别英俊。
近卫一边喝茶，一边很友好地开始谈话。“我个人对贵国和贵国人民因战争至今不能结束表示遗憾。这真是由于我过去对中日问题的忽视。但是在日本，我们有一个‘雨后土硬’的谚语。也许悲剧之后两国人民将能更加互相了解，更加容易合作。”
看来所有国家的贵族都有使用软性语言和避免现实的本领，在这种情況下，中国数千万人民只有受苦受难的份。
近卫接着说：“过去，日本人以为中国人不爱国而不肯为国打仗。日本人错了。过去，中国人以为战争六个月，日本经济就会崩溃而引起革命。中国人错了。”
“不错，日本的确遭遇很大的困难和因战争引起的痛苦（这和板垣说的正好相反）。你，高先生，是完全了解日本事务的人，而且谈话直率。1934年在北平参与过通邮谈判的柴山将军说过，你是个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人。他对你的直率印象深刻，你和一般政治人物不同。”
三度担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近卫优雅地坐得低一点，说：“让我们好好谈谈。你知道，日本人有个越挫越勇的怪脾气。贵国作战勇敢引起日本人民高度敬服。因此，目前情况虽属不幸，我们对前途还不至于悲观。”
我相信近卫觉得他的用辞令我宽心。他啜了一口茶。“日本每天都在希望不幸的状况能够解決。天皇陛下每次接见我时都命令我停止交战。皇太后对于两国人民遭受苦难尤感悲痛。但是宿怨无法一夜解决。”
这时我插嘴。“日本报纸经常使用‘中国，日本，满州国’这样的句子。中国人非常不满。‘满洲国’包含中国东北四个省。这样的用词是日本分裂统治的毒化政策。你认为‘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家吗？”
近卫对于我打断他流畅的措辞并无不快，他回答说：“一个像满洲国这样的国家是不正常的。那没有意义，它不是真正的国家。这当然是你我两人之的私话。如果被人听见，会有麻烦。不过我可以精确地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友好互惠的基础上。但是在过渡时期，避免不满是相当困难的。我还可以说，增进中日关系是我祖先遗下的信条，我决不放弃。”我们的谈话在这个高音阶上结束。
我要记录的第五次谈话，是和松冈洋右的谈话。松冈是个在美国极为活跃的日本人，1933年率领日本代表团退出国联，1941年在日本的盟友德国发动对苏战争之前，很不聪明地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基于这个错误，他从外务大臣下台。
松冈请我到银座餐厅晚餐。饭后，他挥退艺妓。我不敢说我们这时开始了谈话，因为他是个自说自话的人。犬养健曾经告诉过我，他父亲当首相时，松冈经常求见，说：“我只要十分钟。”犬养毅首相回答说：“我只有半小时，那对你是不够的。”
松冈喜欢夸张，他以为是他塑造了世界的命运。他为日本发明了这样的宣传语：“生命线”，如：“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蒙古是日本的生命线”等等。
松冈开始说：“中日事变（战争的委婉语）是不能避免的命运。争论谁对谁错完全无益。当然日本曾有错误，这些将来必须改正。我敢老实说事变应该在没有赔偿和没有领土要求下解决。”
关于近卫公爵，他说：“虽然近卫目前不是首相，但他的影响力极大而且公正，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近卫想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但是有些日本人害怕这样的旅行不会有结果。于是放弃这个主意。”
“中日事变可能拖延一段时间（从松冈谈话至今5年多过去了）。我可向你保证日本战胜后不会向中国提出无理要求。请你告诉中国人，日本的使命是给予，不是索取。”
除了近卫，松冈跟其他和我谈过话的人一样猛烈攻击苏联，说日本不惜任何代价必须与苏联打一仗。这是他代表日本与苏联签署不适时的中立条约两年前说的话。他也攻击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说“只有动物才能实行个人主义”。
松冈和我分手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完成为我安排在东京的谈话之后，我急于向汪精卫报告。
我没有对任何访谈高官作出承诺，也没有讨论可能的和平条件。我的宗旨是要亲眼看看这些日本领导人物，和感觉他们之间的气氛。我要得到直接的印象。
这些人在与我谈话时似乎都保持最好的风度，我特别感到板垣和多田说的某些违背良知的、企图安慰我的话。他们都很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参加他们，但谈到实质的条件时都会转换话题。他们保持高尚计划的“原则”。这都是战前他们在南京谈判时用的技巧。很明显，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至少他们很团结：他们企图控制汪精卫，利用他为武器，逼迫蒋介石谈和。如果他们没法达成和平，那么为了日本在海内外的威望，就得扶植汪为傀儡。
运气很好，一艘美国轮船“加菲尔德总统号”即将自橫滨启航，我搭上此船可保持行踪隐秘。3月16日，我抵达香港。
由于我旧病复发，我没能直接去河内。我把报告交给汪夫人坐飞机带往河内。报告详列我的谈话。另外我报告汪，所有日本人，包括了我的密友在内，都承认他们的中国政策错了，而如果有人能够诚恳地与日本交涉，所有问题都容易解決。对于这点，我写道：“我的东京之行显示，日本还在使用从前在南京，我在外交部时的旧伎俩，一点都没变。实际上他们做的比从前更差，因为胜利撑大了他们的胃口。”
从这时起我想方设法劝汪中止与日本人谈判。我看出来日本人所有的允诺只有一个目的：要汪当他们的傀儡。
香港《南华日报》发表社论谴责重庆。社论旁为汪精卫夫妇及曾仲鸣妻子方君璧刊登之讣文。
很不幸，我的报告在枪手攻击汪府，杀死汪的秘书曾仲鸣的头一天才送到汪手中。我的报告原本可能发生的作用，都被这个悲剧抵消了。遭受攻击的第二天，汪打电报告诉我们在香港的人，他希望出面协助北平傀儡政权达成中日和平关系。
我相信，如果河内的攻击事件是日本人策划的，那么，我怀疑攻击时间的准确设定是要破坏我的报告的效果。在东京的日本人肯定知道我极力反对他们的政策，同时对于中日关系的前景非常悲观。很可能，他们除了要把汪与委员长和中国政府彻底疏远之外，也要使我的调查结果起不了作用。
①我于1938年3月辞职。
②“日本问题研究所”隶属于“艺文研究会”下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译者。
③陶希圣、周佛海、陈公博。
④汪夫人、陶希圣、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曾仲鸣（后来被刺杀）和我。
⑤首相平沼骐一郎、前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
⑥1939年9月1日，德国侵略波兰，欧战爆发。9月17日，苏联从东方进攻波兰。10月5日波兰投降。虽然东边战事形势千变万化，西线的法德边境却毫无动静，双方直到1940年5月10日才爆发冲突。这段沉寂时期被德国人叫作“静坐战”（Sitzkrieg），西方则称之为“假战争”（Phony War）。——译者。
⑦黄群即黄溯初（1883～1945），字雪楼，浙江温州人，是高宗武父亲的挚友。1904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法。学成归国后，目睹清廷腐败，为匡救祖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后弃政从商。1939年春，高宗武为和平运动赴日，黄适在长崎养病，见面时力劝高及早脱离汪伪。后为高脱离上海，协助策划联系，出力甚多。不久亦移居香港。——译者。
⑧很久以后，日本人说黄在长崎出现，是我设计的、委员长参与的一个阴谋。黄群目前住在广西桂林。
⑨Frank Lloyd Wright（1889～1909），20世纪美国最富盛名的建筑设计大师。——译者。
⑩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首相为民政党第二次组阁的若规礼次郎（任期从1931年4月14日至12月13日），其后由政友会的犬养毅组阁（1931年12月13日至1932年5月26）。犬养毅采取不扩大之方针，抑制关东军及军部革新派的过激行动。军部少壮急进军人认为内阁无能，1932年（昭和七年）5月15日，一批急进分子于白昼闯入首相官邸，将犬养毅枪杀，是为“五一五事件”。——译者。
此处论述有误。平沼一直是重臣，1945年日本投降那年还在枢密院议长任上，8月10日曾与近卫、冈田、广田参加天皇的重臣会议，14日参加讨论《波茨坦宣言》的御前会议。他是维护日本“国体”反对无条件投降的死硬派。——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