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步：上海
曾仲鸣被刺后，汪周围的人从七人减为六人。在这六人当中，汪夫人最有影响力；我对于日本事务最有经验。其他四人都在50岁左右。陶希圣①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是北平著名的中国政治思想及中国社会史教授。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后，他逐渐相信中国终将因战败带来苦难。这导致他追随汪精卫。但后来陶与我同时中止活动，他目前在重庆。另外三人选择留在汪身边，目前在南京傀儡政权担任高官。陈公博②的观点和我相似，我相信他之留在傀儡政权，完全是由于他与汪多年深厚的友谊和责任感。英俊，会吟诗、唱歌和写作的陈是聪明人，绝不会为个人的野心而甘附傀儡政权。只有感情因素才会让他走上那一步。另外两人，梅思平③和周佛海④，都拥有出众的事业。前者在法学课堂上经常名列前茅，后者是经济学家。两人都曾担任重要教职，后来从政。两人都感到中国在这次战争中毫无希望，因而追随汪精卫。但后来的发展证明，他们各自的内心深处，都怀有自己的打算和不顾一切的野心，而这种心态日益膨胀。
汪的住宅被袭后，我认为汪已不能留在河内，理应远赴欧洲休养。我坚决反对他往东走——去上海，去北平——因为那将与溥仪往北走成为傀儡“满洲国皇帝”并无二致。
陈公博认为袭击对汪的重大打击，使汪难以承受赴欧的旅途劳顿。他指出，汪过去旅行一直依靠曾仲鸣陪伴，如今没有了曾，汪在海外将会过得非常不愉快。陈认为唯一的去处是香港，甚至上海，但不能去北平。“这样，我们可以减轻汪的厌烦和悲痛，同时寻求永久的解决方案。也许我们能够劝他去海外。”
那时觉得陈的建议合理。我们都赞同，虽然我心中有些疑虑。我们打电报给在河内的汪，告诉他我们计划转移他去香港或上海，要他放心。
可是在我们的小团体中出现一些异议。有的人要快快走，有的人主张慢慢来。我站在谨慎的一边。于是我有两项任务：维持团体和谐与阻止汪太早去上海，如果非去不可的话。
我们的立场因几名日本特务人员来到河内而更形复杂。那些人是在日本军队里做秘密工作的。在这个节骨眼上，犬养健和影佐祯昭既不通知我，也不知照我的同僚，即从东京首途前来河内。他们从船上发来电报，要我去河内会合。我回电拒绝，并劝他们不要去。我同时电报汪，劝他绝对不要接待他们。
事情犹如雪上加霜，英国官方突然宣布，如果汪居留香港，他们无法保证他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汪拒绝去欧洲或沿途某些地方如仰光的话，上海成了唯一的选择。
我非常不安。第二天，陈公博同意分别发电报给汪，劝他重新考虑他的决定，取消往东的行程，前往欧洲。我的电报发出了，但陈没有。
这时犬养健和影佐已经到达河内，设法会见汪。我再次发电报给他们，力劝他们不要引诱汪去上海。我相信这封电报，促使日本人怀疑我的动机，意识到我是蒋委员长的间谍。我的电报是这样说的：“我的东京之行令我深信日本不诚实，日本理应懊悔中日战事，但那仅是某些特务人员的外交辞令，不可信任。北平的傀儡王克敏为他被日本人欺骗而每天以泪洗面，我不要我的朋友汪精卫成为王克敏第二，或溥仪第二。”我发另一电报给汪，再次要求他拒绝接见犬养或影佐。
这时，周佛海和梅思平要我同他们一起去上海等待汪。上海的唯一好处是汪在法租界有一幢房子，而租界不会被认为是日本占领区。而且，汪和法国官方的关系很好。可是我仍然非常不安，继续暗中阻止汪东行。
汪最后做出决定：他去上海，但有两项保留。一不坐日本船，二不住日本人控制的虹口。
日本人此时暴露了明显的两手策略。一名和知鹰二大佐，交一份文件给中国政府驻香港某情报员，说是汪精卫写的“和平方案”。和知大佐说：“汪有明确的和平方案，蒋委员长最好跟日本和解，否则重庆完蛋。人人将会支持汪。”情报员把“方案”送往重庆，重庆竟把它公开发表，日本人为之大怒。当然，这个“方案”是伪造的，但日本人希望顺势使蒋委员长和汪疏远。
汪原定4月27日（1939）离开河内往上海，但由于犬养和影佐多次请求，汪于出发前接见了他们。这两个日本人誓言唯有汪才能救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只要汪出面，日本愿意做任何事，日本军方也愿意做任何事，无条件满足汪的任何要求。后来我听说，他二人说完话都泪流满面，汪也哭了，除了流泪，没有多说什么。他们如此这般了半个钟头，像在日本戏台上。那些眼泪可能促成了汪“最后决定”的最后决定。流泪是日本军人传统的策略。眼泪犹如他们的武器。犬养和影佐那天在河内圆满达成了任务。
4月27日，汪离开了河内。5月3日，我离开香港往上海会见汪。离港之前，杜月笙来劝我不要去。读过约翰·根室所著《亚洲内幕》⑤的人都知道杜月笙是何许人。杜虽然读书不多，也不曾担任公职，但许多人尊敬他，许多人也惧怕他。他在上海极具影响力。⑥杜拍胸口极力劝我留在香港。
我跟他说老实话：“我非去上海不可，许多我的朋友已经在途中。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因此我也必须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去南京做傀儡，我不会跟他们走。我不但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
二、在上海
我的伙伴周佛海和梅思平已经抵达上海，住在日租界的虹口，住宅四周把守着中国装束的日本宪兵。接船的日本人企图劝阻我前往法租界我的房子，说：“你在那边会被暗杀。”我问道：“你以为解决中日问题的人需要日本宪兵保护吗？”我也拒绝日本便衣跟随“保护”，虽然周和梅已经被这些人亦步亦趋。
第二天，我们被告知汪的船已到，但他拒绝下船。于是周、梅和我，随着影佐少将上船。我们惊讶地发现他在日本货船“北满丸”⑦上，围绕着他的是汪夫人和早一步来迎接她的亲友。汪曾经说过他拒绝搭乘日本船。这是真话，他确实是搭乘一条七百吨的法国船离开安南的。那艘五千吨的北满丸，搭载着犬养健和影佐与汪的船同一天启航。三天之后遇到台风，小小的法国船被吹到一个驻有日军的小岛上。一名日本海军军官登船检查，不幸的结局是汪搭上“北满丸”到了上海。命运被日本人摆布了。
汪见了我们，宣称他要搭原船续航到日本。船上的日本人很“友善”，他们没有打扰他，没有打听他的想法，也没有套取情报。他说：“如果在东京的日本人表示诚意并提供公正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继续努力。”他转向我说：“你，宗武，替我决定。”
我自然吓了一跳。我看到影佐面有难色。最后我说：“你去东京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准备在拿到日本的和平条件之后，立刻直接从东京飞往重庆。如果没人愿意陪你，我愿意。否则，你不能去东京。”
汪夫人尖声插嘴。“你要送汪先生去重庆受罪。那边的人要杀他没杀成，你还要他回去。我坚决反对你的主意。”
我坚持除非汪放弃去东京的想法，否则别无选择。“至于去重庆，汪先生与其他人不同。我们必须对他的行动特别小心。如果有人要杀我们，那我们只有让他们杀。否则我们不能去东京。还有，我不相信重庆会有人要汪先生的命。如果他抱着正义精神前去，没有人会要杀他的。”
我们的小团体气氛紧张，我们的争论毫无结果。最后，汪只好下船，不顾我要他住入法租界自己的房子的劝告，听从了日本人，住进了虹口的一幢房子。⑧
我邀请犬养和影佐来到我家。我急切地说：“汪先生的和平运动基于政治理想。一些人批评他；另外一些人同情他。也许假以时日人们会了解他。”
“不幸枪手在河内侵袭了汪的住宅，杀了他的秘书，又伤了几个人。这件事伤了汪的心，促使他改变所有计划。现在他住进了被所有中国人视为敌区的虹口。中国人不相信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做的事情，会对中国有任何利益。他在虹口，很难把自己与在北平的那些被中国人称为汉奸的傀儡们区分。”
影佐对我的说话没有反应；犬养似乎比较同情我所说的。
我接着说：“如果日本人要利用汪先生，你们必须了解汪一住进虹口便失去所有价值。在那里他只能见到一些毫无用处，避居上海的无聊政客。由于河内的暗杀，汪先生已经不顾一切地利用和平运动作为报复蒋委员长的手段。”
“我坚决反对他来上海，反对他住进虹口，反对他去东京。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什么都得不到。上海有句俗语：‘他跨过了桥’。意思是跨过四川路桥去到虹口的人，是个没有原则的人。而今天你们居然准许汪先生跨过了那座桥。”
显然我的大声疾呼对日本人没起作用，汪在虹口住了三个礼拜。在那期间，许多声名狼籍的政客穿越门庭，赞美他是中国的救星，向他的耳朵灌输各种奉承的话。也有一些其他的人告诫他，日本人是多么的不可信任。
汪时常显得气馁，时常要我和他谈话。我经常毫无保留地和他辩论。
这时，一个从重庆行政院来的叫做张锐的年轻人来到上海。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曾经留学美国。许多美国外交官认识他，且尊敬他。汪邀请张参加和平运动。张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告诉他：“我在河内曾警告汪先生，日本人的话要打四折。现在我要打三折。作为我们这样担着极大被骗风险的人，我劝你不要参加和平运动。”
张把我的话告诉了汪，说：“在你们中间，高与日本人的关系最好，也最了解日本。可是为什么你那么乐观，而他却那么悲观？”
汪立刻和周、梅来兴师问罪。责怪我不但不劝人加入和平运动，反而把我们这边的人劝走。
6月1日，我还在劝说汪别去东京；而他似乎真的被我说服。我于是走访影佐和犬养，告诉他们汪已经推迟行程，可能放弃行程。
6月2日，汪又改变了主意。6月3日，他从上海飞去东京。我除了跟着他去，别无他法。
三、与汪在东京
周佛海、梅思平和我同去东京。我们的飞机在海军基地佐世保加油（佐世保于1944年7月首次被美国空军轰炸），然后在东京湾的海军基地横须贺降落。横须贺附近的山上有一座纪念碑，纪念1853年打开封建日本面向“西方文明”的裴里将军。⑨我们从横须贺坐汽车到东京，第一晚宿于一位日本大资本家的家里。他的花园之大，在东京无人匹敌。
第二天，周和梅搬进旅馆，我则搬到一个名叫大谷的新兴工业家的家中。这意味日本人特别给我仅次于汪的礼遇。同时看得出他们对我有所怀疑。
汪在飞机上曾告诉我，日本人对我的悲观甚为关切。一位有影响力的官员⑩问过他我与蒋委员长的关系是否很密切，以及我是否代表委员长比汪多些。他认为我的悲观可能是由于前任首相平沼男爵没能给我日本对华政策的正确印象所致。
尽管他们怀疑，我住得很舒服。我的主人大谷在穿过东京的隅田川岸边有一片大庄园。他们夫妇年轻时离开贫穷的乡下来东京讨生活时，口袋里只有五角钱（那时值美金二角五分）。头一天他们花了一角钱买了些洋芋。第二天大谷开始拉人力车。每天省下一点钱存起来。每星期有一天从事“社会服务”。这一天，他站在一座小拱桥上免费帮着其他过桥的人力车推一把。过了些日子以后，大谷夫妇开了一家酒庄，太太推车子送酒。三年下来，他们积蓄了二万日元。大谷参加柔术比赛也赚了些钱。1917年，他把积蓄在东京投资一家机器工厂，不久即成为战时百万富翁。不幸，所有他努力工作的成果，均毁于1923年的大地震。大谷夫妇锲而不舍，把剩下的一点钱再做聪明的投资，买下了几间工厂，如今他的工厂遍布东京、大阪和满洲。通过购买他仿造及改进的某种美国机器，他与陆军省套上了交情。
用不着说，这种交情让我住进了大谷的房子。他们仍然很节俭，感谢我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到我的居留快结束时，他们无条件地送我一百万日元，要帮我回上海开办自己的事业。也许那是陆军省想出的主意，不过我谢谢他们，没有接受。
汪每天与日本领袖人物谈话。周、梅和我觉得退居幕后比较好，因此没有陪伴在旁。汪每次谈话?来，都会告诉我们谈了些什么。他一天比一天沮丧。
日本人有时候很和善，有时候笑里藏刀。板垣的声调跟过去和我谈话时一样，时而强烈，时而低弱，语气与谈话内容无关。近卫还是“绅士王子”，优雅、富同情心、有运动员精神。松冈善辩、活泼，谈到白种人时酸味十足。所有这些领袖人物显然都说些自己相信、而别人都不相信的话；以及自己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的话。
黑龙会的老头头，头山满认为汪不应与蒋介石分道扬镳，虽然那正是头山满和其他日本领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板垣将军抱怨世界对日本太不公平，只批评日本在满洲的活动，而不批评英国在西藏，以及苏联在外蒙的活动。松冈鼓吹东方的“家庭制度”，当然，日本是老大。他抱怨西方人不了解为何日本女子会卖身妓院去帮助父母。他说，如果日本和西方开战，那将是东方的“家庭制度”和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战争。
汪精卫对日本人说，日本应该与蒋介石达成谅解，那是实现和平的最快途径。但是，如果日本人真正需要他，汪，而非蒋，他将竭尽所能不过有条件。汪说，如果他成为日本支持的中国“政府”的领袖，日本应该准许他建立一支50万人的中国陆军；中国“政府”成立后，日本应该尽快撤军；日本不应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应立刻承认他的“政府”，并尽快取得德国和意大利的承认；日本应给他三亿日元的财务资助；汪，在“首都”南京，应有权控制华北。
日本领导人物们都很高兴。他们说，只有汪能够实现和平，将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但他们对每项“要求”的接受，都加上了各种“倘若这”和“倘若那”的但书，使得汪“要求”的前景不太乐观。
汪和近卫公爵的最后一次谈话，长达八小时。当汪向近卫探询日本的外交政策时，近卫回答说：“对于英国和美国，我们将假装准备战争，以逼迫他们作出让步。我们并无意跟他们打仗，但我们一定要消灭他们在远东的特权。至于苏联，所有日本人都一致认为迟早终须一战，因为我们不能在远东容许共产主义。”
一天早上七点，汪来电话要我马上过去。我到后，汪意气消沉地说：“周和梅要我来日本，根本没用。”汪这话其实不太正确，因为他之去日本大部分出于他自己的决定，主要由于他的情绪混乱所致。不过，周和梅倒也没有劝阻他。
当汪问我怎么办时，我已有答案。“你唯一要做的，是表示你要回中国，同时派我们其中一人正式通知日本，说明你和日本的看法差距太大，无法协调。告诉他们我们准备向我们的同胞报告真实的情况，支持抗战政策，我们寻求和平的企图已告中止。”
这一次汪接受了我的建议。他送了一份声明给日本官方，同时要求为他准备一架飞机。
日本人大为紧张。他们让了一点点步。10天后汪离开东京，直接飞往北平去与那边的傀儡谈判组织由汪为首的“中央政府”。
这时日本人对我的怀疑益形增加。他们显然认为汪的动摇和不满是因为我。外务省和陆军省的官员们开了好几次会讨论我的立场和活动。据说，外务省的中国专家清水董三说过：“汪、周、梅的意见仅能代表他们个人，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可是另一方面，高对日本人的不信任，却正是代表中国人民。高正确地反映了他们的情感。”一位日本人告诉我，陆军最优秀的军官市田大佐，在会议上“没说一句话。”
日本人不知道要把我怎么办。给我100万日元助我在上海办厂并不能打动我。
一天上午犬养来访。他说：“你的朋友某君在医院，他想见你。”我回答说我马上去。某君是我的日本好友，聪明、高个子、英俊。事实上他更像中国人。当我在上海医院疗养时，他每天来看我，对我非常好。
某君躺在医院病床上，太太在旁照顾。他跟我说实话，“你的处境非常危险。每个人都说你是蒋介石派来的人。我和朋友们都为你担忧。经过多次讨论，我们认为最安全的办法是劝你在日本多待一阵。你爱住哪儿都可以，如果你愿意，我们几个人愿意陪你住。你的健康不太好，这将是你休养的好机会。”
他见我对他的提议不怎么感动，接着说，“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接你太太来。我太太可以去上海找你太太。在日本住一两个礼拜可以减轻人们对你的怀疑。不仅日本人怀疑你，一些中国人也在怀疑你。”
他提到我太太，倒使我想起在我离开上海之前，日本军方也曾劝我带太太去东京。我现在看出他们的用意。我回答说：“我懂你的意思。一个月来我完全明了这种怀疑的存在。可是我为我的国家和朋友工作，这是无可避免的。当中国政府在南京的时候，我是支持在合理条件下和平解决争端的一员。我为什么现在要反对这种解决？我不认为我的同僚不爱国，我仅仅要说他们太感情用事。一时的冲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某君插嘴说：“你知不知道有些日本人打算要你的命？另外一些人，你的朋友们，欣赏你的爱国情操，但是不喜欢你的悲观。他们并非反对你，他们只是希望你多些建设性。身为你的老友，我劝你在日本待一阵。”
我不想争执下去。“说实话，我猜想你是奉军部的命令来欺骗我的。我看日本对我只有三个选择：一是在东京杀掉我；二是立刻用飞机送我回上海；三是在日本正式逮捕我。”
“我明天就离开了。我一点也不怕会被日本人杀掉。我也不怕中国人唾弃我。如果我害怕后者，我不会参加汪精卫这个问题多多的和平运动。从此以后我不会再来日本。我对日本事务极为厌烦。老实说我从不知道日本人是这么不诚实。如果需要休息，我将在中国休息。”
某君无话可说。他问道：“为什么汪那么难过，还一定要跟日本人达成谅解？”
我很高兴他转换话题。我解释道：“汪在河内受到太大的刺激，这就是为什么他毫不考虑政策，而只渴望报复蒋介石的缘故。汪失去了政治家的名誉。”
某君回答说：“一些日本人也这么想。”他显然想起我们的老交情，他说：“不要担心，宗武，我在这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不过，出于我对你的感情，我还是希望你不要回中国。最低限度，答应我你离开日本后去香港住下，不必去管别人干什么。”
一时间我忘了某君是个日本人，还可能是军部的特务。我说：“我知道我为我的国家做不了什么事，但我是个负责任的人。如果我还能为我的朋友做些事，我还是要去做。直到什么都不可能的时候，我将我行我素。”
离开医院后，我向汪及周、梅报告我和某君谈话的内容。他们都无话可说。后来，梅告诉我汪很欣赏我的勇气，知道我绝不会做傀儡。很显然，他们现在也在怀疑我。
第二天，汪和几位次要部属飞往北平，仍然热衷于组织傀儡政府。周、梅和我于次日乘船离开横滨前往上海。
四、回到上海
我的老“朋友”西义显也在船上。我在南京时就认识他，那时他是日本军部的特务。他曾经努力试图向我套取情报，但没成功（见第一章）。西在甲板上向我走来，说：“我们都知道你不愿跟日本合作。我们尊敬你的爱国。然而中日合作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中国人会喜欢它，可那也没有办法。”说了一些细节，他问道：“你为什么不愿意住虹口？”
我答道：“除非我被日本人抓起来，我决不住虹口。我完全清楚日本人认为我住法租界是跟委员长有默契。那好，那就让他们这么想。我不要住虹口。”
西对我曾经有过经验，他放弃了。
到达上海的那天，我先回法租界的家发了一通电报给陈公博，知道他急于想知道我们旅行的结果。我说，所有我们希望做到的事，在东京全部一事无成。想要跟日本人谈判救中国绝不可能。接下去我们要做的是拯救汪精卫。
①陶希圣（1899~1988），湖北黄冈人。抗战前任北大教授，为知名中国社会史学者。1938年12月随汪出走河内前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8月赴上海参加汪日谈判，1940年1月与高宗武脱离汪组织，在香港联名揭发汪日密约。后留港办《国际通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港九陷敌，次年初逃离香港，辗转回归重庆，旋受命任侍从室第二处（处长陈布雷）第五组组长、《中央日报》总主笔、中央宣传部社论委员会委员等职。——译者。
②陈公博（1892~1946），广东广州人。属国民党内改组派，曾任实业部长，1938年12月随汪出走河内前任国府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日伪时代任伪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译者。
③梅思平（1898~1946），浙江永嘉人。曾任江宁实验县县长、香港国际研究所委员，1938年11月和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本军部代表密商“日华协议记录”，12月随汪出走。日伪时代任伪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内政部部长等职。——译者。
④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1938年12月随汪出走前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日伪时代任伪财政部部长、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上海市市长等职。——译者。
⑤John Gunther约翰·根室（1901~1970），美国著名记者、作家，著作丰富，尤以“内幕”（如Inside Europe， Inside Asia…）报道脍炙人口，计出版《欧洲内幕》（1936）、《亚洲内幕》（1939）、《拉丁美洲内幕》（1941）、《美国内幕》（1947）、《非洲内幕》（1955）、《俄国今日内幕》（1958）、《欧洲今日内幕》（1961）、《南美内幕》（1967）等书。——译者。
⑥杜月笙于1937年日本占领上海之前逃到香港。日本于1941年12月占领香港时，他安然在重庆。
⑦一般文献都称这艘船为“北光丸”（Hokko Maru），本书原稿为“北满丸”）（Hokuman Maru）。——译者。
⑧先住虹口体育会路，不久迁往北四川路六三园，最后搬到沪西愚园路1136弄60号。——译者。
⑨美国海军准将裴里Commodore Matthew C. Perry （1794～1858）。1853年带军舰访问琉球，与日本谈判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打开封锁的日本门户。——译者。
⑩今井武夫大佐，当时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告诉汪，日本愿意跟蒋介石谈和，但是对于他亲英美的态度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