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平的挫折
汪精卫从华北回到上海后，我去看他想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汪告诉我他和王克敏谈过，但很泄气。王认为在日本人不诚实的情况下，汪没有成立“政府”的必要实力。汪也想要会见已退休、住在北平的1920年代的大军阀吴佩孚。①但汪坚持吴来，而吴坚持汪去，结果虚伪的自尊让他们会见不成。也许日本人在幕后操纵。
听到这些不愉快的经过，我说：“我必须告诉你我反对你所有的做法。我没法再跟你走下去了。希望你原谅我，从今以后我不要负任何责任。”汪什么也没说。
几天后，梅思平来我家。他很难过地说：“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工作，却又离不开上海。我们不懂你。”
我说：“没错，我是个傻瓜。因为我的信念，所以我不愿跟你们工作；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而又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不能离开你们。”
犬养健来访。他终于了解我对虹口的想法。他说，好像我从来没有反驳过他似的，“如果汪继续在虹口住下去，恐怕将失去和平运动的价值，我们已经在沪西为他和朋友们找好了几所房子。”
我说：“你们这是换汤不换药，是从锅里跳进火里。”上海的英文报纸经常形容沪西为“歹土”。在那里，日本流氓和中国罪犯的恶行无法无天。
犬养属于那些拒绝新而合理思维的人。他转弯说：“人们说你敢住法租界是因为你和委员长有默契。否则没有日本保护，你早就被暗杀了。不过，我的想法正好相反，如果你真的是替委员长工作，为了避嫌，你会住在虹口。”
犬养试图表达善意，但我没有反应。
二、“六全大会”
汪从华北回来不久后，和部属们在他的虹口住处举行“行政会议”，拟定计划成立一个和重庆真政府对抗的傀儡“政府”，和一个傀儡权力机构的“国民党”。
大家都知道，国民党是中国自由地区由蒋委员长领导的唯一政党。直到如今日本人还在大呼要消灭国民党。现在知道终结国民党及其影响力不可能，他们采取准许汪精卫组织对抗“国民党”的政策，期望用以困扰中国人和外国人，以破坏真国民党的实力。
起先，“行政会议”建树极微。“和平运动”的成员都分配了官衔。我的官衔是“外交委员”；周佛海是“财政委员”；陶希圣是“宣传委员”。此外，汪作了一次口若悬河的演讲，以微笑向他的听众灌输日本保证中日前景的“真诚鸦片”；讲到他最信任的朋友和秘书曾仲鸣被谋杀时，他泪流满面。
我出席了会议但没有发言。之后我回到家里，很长时间没去见汪。
总部在重庆的真正国民党，召开过五中全会。因此汪（和他的日本伙伴）决定假国民党在短期内召开“六中全会”。
准备工作差不多快做好时，欧战爆发了。汪叫我去，像平常一样，问我的“意见”。由于我讲的话他很少听得进，因此现在把话加上引号。我说：“你应该把召开‘六全大会’的事缓一缓。你的和平运动也许有人同情，可是知识阶层不会有人支持你要做的事。你叫来参加大会的人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无聊政客，也许叫他们‘要饭的’更为恰当，他们钻营的目的是要讨一份生活。”
“现在是你活动的最坏时机。欧战对中国抗战将不会有立即帮助。可是整个世界情势在变化。还有，平沼内阁刚刚下台。你知道日本的新内阁往往急于变更前任的政策。野村就任外务大臣。②他可能要同英国和美国做某些妥协。这绝不是你出来站在日本一边的时候。”
我恳切地对汪讲了很久，“华北傀儡王克敏亲自对我说，‘汪精卫将要加入日本人。我应该告诉他我所遭受的痛苦吗？如果我不说，我将如何面对他？他是我童年的好友。如果我说了，而他放弃一切，那会不会给我们两人带来很大的麻烦？’”
“克敏是我们的先例。他已经发现日本人是多么的不可靠。”
我希望这些重话能够说动汪。“日本人可能有一天会抛弃他们所签下的一切。那里面尽是但书。而你将会担负一切承诺。溥仪离开天津去当‘满洲国皇帝’以前，日本人曾经答应他不干涉内政。可你看看今天的满洲。”
“克敏成为华北傀儡头目以前，多田骏将军写下八条承诺。多田说那些承诺是‘天皇’提出的，没有人能够违背。头一个月没有一条被违背，可到第二个月全都被违背了。”
“你知道你今天所做的事和明天的计划，远远不同于一年前你计划要做的。”
汪不喜欢我这么说，他说：“你反对我来上海，反对我去东京，去北平。现在，经过那么多困难，我们聚集了两百多名代表参加大会，你又反对。我真不懂你。问题是你亲重庆。蒋介石不放弃你，你也忘不了他。”
我的答复是我做了我该做的事，因为他（汪）和他的追随者都是我多年的朋友。
几天后举行的“六全大会”选出了代表。我出席了，但没参与。汪任主席，在开幕大会上呼吁：“许多人说日本人不会给中国人自由。你们有人看见会场里有日本人兵吗？有没有一个日本人？这证明我们有完全的自由。”
会场上许多人高呼：“没有日本人！没有日本人！”
我原以为没有日本人出现是日方事先安排好的给面子的做法。后来我步出会场，发现一个穿蓝色中国服装的日本人。我走过去用上级对下级的语气问他：“你们来了多少人？”
他以为我是日本人，答道：“大约70人。”（70名日本便衣足够维持200名中国政客的秩序了。）
“他们都穿中国衣服？”
“是的，先生。”
我问他懂不懂中国话，他说他懂。他问我懂不懂中国话，我点点头走开。
一天，陶希圣来告诉我，汪和他的伙伴准备一两天之内去南京。他们是去会见北平傀儡政权的代表，商谈成立由汪为首的傀儡“中央政府”的事。部会职权也要分配。
我马上去见汪，希望我也去南京。他很高兴，告诉其他人悲观的高宗武如今乐观起来了。其他人则以为我去南京是想在“中央政府”谋一个好差事。
三、南京之旅
9月19日（1939），我们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火车现在由日本人驾驶，但因郊外的中国游击队而误了点。从南京车站起到我们的住处——汪住日本军部会馆，我们住附近的房子——一路都由日本重兵把守。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下达了戒严令，以保护这帮即将成为傀儡的人免被中国爱国志士刺杀。
在火车上发生一件很讽刺的事。为了汪和随从人员的安全，日本军方命令所有其他旅客留在他们的车厢内，绝对不准出来。一名被限制在车厢内的中国人，早自日本占领南京起便在地方傀儡政权工作，陶希圣轻蔑地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也像他一样成为真正的傀儡，我们也可享受这种特殊待遇。”
到达南京的第二天，汪派梅思平来劝我接受“中央政府”的一个职位。我回答说：“我不参加，也不离开。我既不能背叛我的国家，也不愿背叛我的朋友。”我解释道：“你们计划组织‘中央政府’，没那么简单。在上海有些日本人反对整个计划。”
“华北临时政府”主席王克敏当然也来南京参加会议。我以前熟识他多年了，熟识到他曾间接告诉我要我娶他“最珍爱，最美丽的女儿”为妻。我知道他很看得起我。
我给王克敏电话，要求一次私人谈话。我到他的住宅，立刻上二楼进入一个清静的房间。王克敏差不多全盲，戴着墨镜，形象不该如此阴沉。我开始说话：“我对这些会议完全没有兴趣。我来南京的目的只是要来看你，希望能够说服你阻止组织傀儡‘中国政府’，你我都很清楚日本人是在玩弄把中国分而治之的老套，这对中国非常有害。我这样做并非奉委员长的命令。我这样做是为了我和汪精卫的友谊。”
克敏表示同意：“就我们的私人交情而言，我了解汪精卫比了解蒋介石多。但是为了中国，应该由蒋来处理这个局面。汪跟日本打交道太没经验，太容易动摇。不但中国人反对汪精卫组织政府，一些日本人也反对。”
克敏叹了口气。任何人都看得出他是个极不快乐的人。“前途很黑暗。过去几年每次向日本人提出要求，都要激烈争吵。而每次我都失败。我绝对反对成立新政权。”
后来，在一群现在傀儡和将来傀儡的会议上，王克敏真的站起来反对汪精卫组织新政权。可惜他的反对被认为是代表一部分反对汪精卫的日本人。否则，一个傀儡怎会有独立意志？
汪精卫的南京之行徒劳无功。离开南京时，汪告诉我，他宁愿死在南京监牢里也不愿再跟日本人和傀儡们打交道。他大骂日本人“小日本”以泄心头之忿。
令汪反感的部分原因，来自9月20日，汪离开南京前夕，日本华中司令部司令山田乙三中将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山田现在是关东军总司令。
这次宴会只有中国人和日本人出席。又矮又瘦的主人山田，有一张没有笑容的脸和凹颧骨，他机械式地用“精诚合作”、“汪精卫的和平”、“中日友谊”等宣传老套讲话。那些现在的傀儡和部分将来的傀儡围绕着他，极尽谄媚之能事。
晚餐进行中，我开始感觉昏眩。渐渐地，昏眩越来越厉害，我差点要昏倒。坐在对面的周佛海悄悄过来扶我上楼倒在床上。他吩咐叫医生，不过医生来时我觉得好些了。
我的昏倒可能是由于我的健康不良，但我从来没有昏倒过，以后也再没昏倒过。我相信那是山田身上的酒气和傀儡们的谄媚丑态造成的。周佛海现在是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即使不想当傀儡的我，感觉都那么坏，那么像汪精卫那样极端敏感和情绪化的人，怎么能受得了？
当天傍晚，我请陶希圣和梅思平来我的房间。他们来后，我力劝他们用尽一切方法阻止所谓“中国政府”的成立。陶一口答应，梅则不愿表态。梅借口时间太晚，明天一早要飞回上海而离开。梅现在是傀儡政权的“内政部长”。
四、日本的条件
回到上海之后，汪精卫为他在南京的活动感到非常后悔。他时常要我开导他，像个老人。这表示他对我的态度有所改进。不过无论汪怎么要求，我还是拒绝参加任何他和日本人的谈话。到这个时候，我把汪从日本人那边救出来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我知道，即使汪后悔，并不意味他会停止他的动向。虽然去了趟南京，最后的交易还没达成。
10月30日，日本人向未来的傀儡们提出组织新“政府”的条件。这鼓励了我。汪指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到虹口六三园去接收文件。③文件的标题是《中日关系调整基本要纲及附件》。影佐中将是日方的代表。交给文件时，他说：“这里包含日本所希望的全部条件。请坦诚讨论。”
11月5日，汪召开“行政会议”。除了上述三人之外，汪和我都参加了。汪显然被条件的内容吓坏了。
他一面摇头一面叹气说：“这些条款意味着我们国家独立的终结。看来那些坚持?日的人是对的，而我们错了。”
犬养私下告诉我，在日本参谋本部起草的许多草案之中，这份草案算是最合理的。这份“最合理”的草案包括“新中国中央政府”承认“满洲国”，“新政府”各部会聘请日本“顾问”，“铲除共产党”，“环境许可时尽快撤兵”，日本在长江流域和华南海岸有驻兵和停泊战舰之权，日本在华北和外蒙有特别经济特权，“中国”实施“适当”的海关制度。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条款，意味着日本只有一个目的：奴役中国。④
我认为汪的反应给我一个拯救他、他的“朋友们”和日本人的机会。于是我说：“正如你刚才所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份文件，那我们的国家独立主权就完了。我们不能讨论它。事实上，我们已经犯下了可怕的错误，我们应该公开承认我们错了。”
汪接着问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份文件。我回答说：“唯一的做法就是把文件退回，告诉日本人我们不可能考虑它。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了解他们的不诚实，所有近卫、平沼、头山满、板垣等人所说的，不论是私人的或官方的，全都是谎言，我们已经放弃了所谓的和平运动。”
只有汪夫人赞成我的提议。其他人都没说话。
我又失败了。汪说：“这份文件属于高度机密。日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么详细和具体的条件。如果泄漏出去，日本人必定会视为最严重的事件。他们会解读为我们不具诚意。这非常重要，我要大家合作。”
此后我们反复讨论这些条款。我们关起门开会。每次会议结束后，汪会收集所有文件带回自己的房间。
我知道我被怀疑，所以每次都坐在汪的旁边。当其他人在文件上打转的时候，我试着默记它。我知道那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中文文件有几十页。不过当时我认为偷这份文件是不可能的。
正当我想放弃默记这些放在汪面前的文件时，一个好机会来了。犬养告诉汪，文件的中译本文字比日文原本严厉，能不能找个人来更正一下？汪在下一次会议时提出这个问题，指定我做这件工作。我故意一再推辞，说我不喜欢那些条文，大家把这责任推给我太危险了，日本人可能会说我故意把条文改得比原文更加严厉。如我所料，我越推辞，大家越坚持，最后我接受了。不过很不幸，我必须在汪的家里工作。我不能把文件拿出去，更别说找机会偷偷抄写一份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一天，一位突然从东京来上海的日本国会议员打电话到汪府找我。由于他是位重要人物，汪乃邀请他来汪府与正在修改中译稿的我见面。我们谈了两小时后，日本人说他要回旅馆。我自然要礼貌地送他。汪看见我们出门，却没看见我口袋里的文件。
我从旅馆会客室拨电话给汪说，刚才匆忙间不小心把文件带了出来，可否马上派人来取回。要不然，我于一小时之内送回来。如我所希望的，汪说没关系。不急。
我到旅馆门口告诉送我们来的司机有事耽搁，要他等一会儿。然后从旅馆后门出去，叫了一部出租车直奔回家。我不懂拍照，可我太太懂，她把全部文件拍了下来。没有她的帮忙，事情绝对办不好。
文件拍照完毕，我坐出租车赶到一位朋友家，把底片交给他。⑤要他冲洗后为我绝密保存。然后，我回到旅馆后门，借故进入国会议员的房间随便问问，知道没人从汪府来电找我。于是从旅馆正门出去，上车吩咐司机开快点。
我只离开了一个钟头。汪没有一点怀疑的迹象。他甚至说：“不必急着拿文件回来嘛，放在你那儿一会没关系的。”他的无辜让我产生罪恶感。这也表示从南京回来之后，他已不再怀疑我了。否则我不可能那么顺利的。
这是十一月中的事。那时我并没有想到利用我得到的东西。我还在殷殷希望汪能回心转意。他还没有在草约上签字。不到那时我绝不放弃希望。
五、最后的努力
可能因为东京的内阁重组，日本人又开始注意我的态度。这时汪的一伙对日本人非常不满。有一天梅思平对我说：“如果你要找到强烈的抗日情绪，你可以在我们愚园路的家中找到。”梅甚至告诉一名假扮南满铁路职员的日军特务，“高先生是我们中间的先知。他曾一再向我们形容你们的真实态度”。没想到这位特务，伊藤芳男，竟答道：“高先生跟日本人的关系太好了。他跟你们不一样，他知道谁是坏日本人，谁是好日本人。而你们只知道像我这样的好日本人。”伊藤说这话时面无笑容。“所以，你们只知道期待好的结果。高先生比较有经验。”
伊藤毕业于伦敦大学，说得一口流利英语。他的卖相可不怎么好——瘦小，一张长而黑、架着眼镜的脸——他起初对我特别殷勤，尊我为老大，常常九十度鞠躬，他甚至对我的仆人很礼貌。不过，我听说他就是最想要干掉我的那个人。他和影佐中将曾经计划用一名漂亮而有传染病的日本女郎来害我死于感染，以除掉我这个日本国家政策的“绊脚石”。伊藤这帮人可能至今还自称为“好日本人”。
我必须承认，伊藤向梅夸我“有经验”是过奖了。因为直到我认识伊藤，我真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坏。
我无意暗示所有日本人都没有人性。过去我有许多日本好朋友。可是一旦国家利益受到侵害，他们认为欺骗朋友是天经地义。甚至毒死他们在所不惜。
日本驻中国占领区大使加藤外松⑥邀请我到虹口吃饭。我拒绝了。我说我不能去那一部分的上海。最后的安排是他来我法租界家中用餐。不管是真心或假意，加藤对非日本人总是透着热情。这在他的同胞中是颇不寻常的。寒暄几句之后，他问我怎么解决中日关系的问题。我回答说：“汪精卫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的冲突。当然，我可以在他计划的‘政府’中担任高官，尽管如此，我希望他失败。汪的成功将意味中国的失败。如果你们的陆军省坚持成立这个政权，我希望日本须以不承认来躲开不可避免的纷乱。”
加藤答说：“占领区的政府永远是个傀儡政权。当然，我们不需要承认汪的政权。”
但是我知道他对汪说的颇不相同。
我接着说：“如果汪的和平运动真的能拯救中国，没有任何中国人会反对它。但是现在我完全了解这个运动救不了中国。因此我绝对反对它。”
加藤后来把我的看法转述给日本陆军省，再转给汪精卫。汪和他的伙伴们非常愤怒。他们也曾经问向日本人公开表示对运动不满的周佛海，为何高要搞出这些麻烦。周回答说：“高的态度基本上并没有错。第一，高不愿意任由日本裂割中国；第二，他不愿意我们这么做；第三，他绝对不愿意帮助我们这么做。”也在座的陶希圣后来告诉我，汪说：“高的态度有些道理。”
我个人的处境更加困难。
我记得曾经在和一位在天津颇有名气的潘先生的一席谈话⑦，潘那时快70岁。我告诉他汪的运动救不了中国。他劝我立刻离开上海。他提议：“我可以跟你一起走。日本人和你的自己人都会对你不利。”
我回答说：“我很了解这个情况，但是我离开的时机还没成熟。尽管环境危险，我还可以照顾自己。所以请你不要担心。时间到了时，我会走的。”
现在看来走的时间快到了。很幸运，我的那些密约照片在绝对安全的地方。
12月中旬，我要求汪邀请陈公博、陶希圣和我去他家中谈话。我准备作最后一次的努力。晚饭后我们上楼密谈。
我开头：“这个和平运动不能再走下去了。照我看汪先生有三个选择。”
“一，你设法马上离开这里。到达安全地方之后，公布日本人的条件。这样可以加强中国抵抗日本的决心，同时可以澄清你离开重庆的初衷。你记得1935年在南京时我曾经试图取得所有日本想要的东西的清单，而他们害怕我们会向海外公开而拒绝我（见第一章）？现在日本人给了我们他们的条件。我们也完全了解日本人的欺骗伎俩。如果我们公布这些要求，我们最低限度可以再面对我们的国家。这是最具打击性的上策。”
那时我有信心，至今我仍有信心，如果汪采取这个方向，汪会被重庆原谅，可以回到后方自由地区，受到相当的尊重。
汪没有反应。我接着说：“二，你马上搬到你在法租界的房子。从那里发信给日本人，告诉他们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发现日本的态度不但与我们相差太远，而且自相矛盾。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承认错误，准备立刻停止所有活动。同时，我们要求影佐和犬养离我们远点，别再来烦我们。这是中策。”
“三，你可在上海的‘歹土’住下去。你拒绝所有访客，拒绝与日本人沟通。这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的下策，最好不要采用。”
“如果你坚持成立南京政权，你只能做个溥仪第二。这样值得吗？”
“这是我最后的忠告。只要你不背叛中国，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是流亡天涯海角。如果你背叛中国，那么我们分手。”
汪不愿给个明确答复。听了我的话后，仅仅要我尽量延迟傀儡政权的成立。不过，他自己去告诉影佐和犬养日本条文太苛刻。据汪说，两个日本人都流泪了，承认条文的确太过分，是“由于日本政治家欠缺远见”。他们谴责自己，答应立刻向东京报告。他们离开汪时还在流泪。
东京日本参谋本部里有美国课、中国课、印度课，等等。我相信还有个流泪课。这个课的课员们的专长是用眼泪当武器，有时会达成效果。影佐将军曾经当过中国课的课长。我想他一定兼任过流泪课的课长。⑧
六、分手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在密约上签了字。跟他一起签字的中方代表有周佛海和梅思平。日方签字的是影佐祯昭中将代表陆军、须贺彦次郎海军少将代表海军、犬养健代表“文官政府”。
陈公博已经离开上海，没有签；陶希圣装病在家，没有签。
为什么尽管日本人的条款那么苛刻，汪自己那么不满意，还要签字？他踌躇了好几个月，最后把名字写上条约。依我看，汪是害怕即使他不签，或放弃日本人，没有人会了解他。他害怕不管他怎么做，都会被唾弃。所以他说服自己走这条职衔高——虽然假、有钱——虽然脏、有权力——虽然空的路。
有些人批评汪是个没有原则的人。这也许对。他的对或错的政治指标取决于成功或失败的衡量。因此他可以牺牲一切以取得某种成功。虽然他的追随者也跟我一样认为日本人不可信赖和前途黑暗，他们还是签了字。他们认为我太“理想主义”。汪的决定是个政治人物无可避免的那种悲剧。
条约的签字使我认识到我必须离开。幸好我事先已经做好一切安排，虽然连我太太都不知道这事。
签约的那天晚上我去看陶希圣。他也住在法租界。虽然我明知要做什么，我还是先问他：“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他反问我：“我们离开？”
“那我们还等什么？”
“1月1号、3号和7号有船离开。我们搭哪一条？”
原来他跟我一样知道船期。不过在政治圈子里谁也不敢承担太多。于是我说：“这么大的事得慢慢来。你最好再考虑看看。明天告诉我你的最后决定。如果你决定走，我认为三号的‘柯立芝总统号’最好。日本人不大敢惹美国船，即使他们恨美国人。”
虽然我早已买好他和我的船票，我补充说：“等你决定好了，我去给你买船票。”
陶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说过，政治是危险的。
第二天，12月31日，陶派他的女儿⑨送来一封信，决定走。
新年元旦，我六点起床，赶到汪府投名片，以恪守礼数。我很怕如果我们见了面，彼此都会不愉快。不过，上午11时，汪来电话，说今天是元旦，我们一定要聊聊。我实在不好拒绝。
我跟他一起时感觉非常难过。为了我和他长久的友谊，我应该告诉他我快要离开了。可是一旦他知道了，事情搞得复杂而危险，我会走不成的。
我实在很痛苦。我记得1937年我们从南京撤退时，汪很担心我弄不到江轮房舱，那时所有电话线都不通了。汪亲自去负责撤退的张群家里找他，愿意把自己的房舱让给我，事后他从未向我提起这件事。我是听别人说的。我也想起汪曾经为我和沈小姐证婚，和头一个请我们吃饭的往事。我知道我的离开会给予他多么沉重的打击。我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
离开汪府后，我去周佛海家。他一个人在家，我试着引他谈话，说：“今天元旦，是个检讨过去一年来我们所作所为的好日子。你认为日本的态度怎样？”
周虽然签了那份可耻的条约，我想如果他和其他人这时改变主意的话，仍旧为时不晚。如果他们决定退出，我会愿意推迟我的行程。周说：“你绝对不能相信日本人。”我于是问道：“那你为什么不从此不再理会他们？”他的回答是：“那行不通。”我见他无意改变主意，最后只好放弃。
当天晚上我请了几位老朋友来家吃饭。那本是个惜别聚会，却是个奇怪的聚会，因为我不能告诉客人我要走了。想到即将长久别离，我很悲哀。没人知道我们何时能够再见，如果还有可能的话。那晚我一夜失眠。
1月2日，汪夫人从香港来到上海，她通知我说想见我。我回复说目前家里有些事要料理，一两天之内会去见她。那天我收回朋友代管的密约照片。
1月3日上午10时，我离家直奔柯立芝总统号。轮船准时启航，我却找不到陶。直到第二天才找到他。原来他也在找我。我们行前讲好为安全起见使用假名字，可我们都忘了对方的假名。
不知道日本人或中国人的耳目有多厉害，我决定留在船舱中。我叫房舱仆欧送饭到房间来。
仆欧问我：“你怎么不去大餐间用餐？”他是个漂亮的美国男孩，显然不知道舱位级别。
我说：“我晕船。”
“这么好的天气晕船？”
“是的。”
他有些不相信地看着我。
我说：“给我拿一点食物。”我强调“一点”。
仆欧到九点钟才送食物来。我已经很饿，把东西吃个精光。可能换了环境使我胃口大开。在上海时我一直消化不良。
仆欧还是很好奇。“怎么晕船的人胃口这么好？”
“我实在不知道，我也觉得奇怪。”
第二天天气更好。风平浪静，海面如镜。我不敢再叫仆欧拿食物来。那天上午什么也没吃。中午我联络上陶，要他为我带些吃的来。那天晚上仆欧的态度变得极好。自告奋勇地问我想吃什么。我很高兴，也大为放心，但还是不敢点太多。我只说随便就行。正和我的希望相反，仆欧送来我一个人吃不完的餐点。从此以后再没有吃饭的问题。
旅途中陶冒失地发了一通无线电报给上海家里报平安。这增加了我的不安。幸好日本人没有发觉。
离开上海之前我留了一封信给一位朋友，托他于1月5日，我们到达香港的那天，转交给汪精卫。后来我才知道直到看到那封信，汪还不知道我已离开。之后，他在床上躺了两天。我想到我给他的打击非常难过。
后来我听说，我的两位亲戚被日本军部软禁。幸亏外国租界的巡捕来得快，他们没被带走。
七、公布
到香港后第一位去看的是陈公博。他的头一句话是：“宗武，我知道你会离开。”
在上海时，陈离开之前，我曾告诉他不管汪同不同意，我都要离开。现在陈告诉我他曾经把这句话复述给汪，而汪说：“告诉宗武，如果他愿意参加新政府，他的职位将和周佛海、梅思平同等。如果他不愿意，他可以在法租界住下去。我不会勉强他。”
我们在香港谈话一个星期后，陈公博去了上海，当上了傀儡。
忘不了汪对我的种种关爱，我决定试着从香港再劝他一次。于是陶和我发给他一封电报：
弟等主张“和平”迄今三载此志不渝，切望其成不愿其败，其所以退休，乃鉴于条件之不能接受，组“府”之不堪尝试，若以为如此尚可谓“和平”，如此尚可以“建国”，殊足寒心。为我公计，何必就“维新政府”之既成局面，插入我亲爱之同人，而自诩为独立自主“新政权”。此种政权，除签订亡国条件外毫无意义，既为事实，非口舌所能争。所望我公及同人能于愤慨之余，重加思索，勿以爱公为仇公。不别而行，乃痛于30日签字之迅速，深知别即不能行，故出于此。⑩
汪在他的回复中只谴责陶和我的离开。几天后，他派一位秘书来香港劝我们回上海。秘书带来一封汪的信，信里说：“如果你们回来，什么事都可以商量。”但是他没有提到条约，也没提组织政府的事。
陶和我终于知道我们除了公布我带到香港我太太拍下的条约照片之外，别无选择。
我们把照片副本送给在重庆、上海、香港主要的中国、美国和英国报馆，附上一封致编者的信，说明我们原以为战争持久下去，日本终必了解将遭受何种灾难，但我们最终看到的，是日本政策分歧，且全在军方控制之下。即使如此，我们对补救现状还抱有一丝希望，仍旧继续帮助汪精卫。接着，11月5日日方提出条件，内容至为苛酷，与近卫声明的内容亦大相径庭，其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于死命的目的至为明显。我们继续说明，我曾有机会把日本文件拍下照片，待汪迷途已深签下条约后，即把照片带到香港。我们希望编者披露这批照片，俾世人皆周知，勿使真相长期淹没，以至于不可挽救。
我们同时发出最后电报给汪精卫夫妇和他们的亲信，再度指出他们活动的可怕意义，劝他们放弃他们对自己和国家不利的做法。
1940年1月21日，条约文字在香港见报，22日，条约文字在重庆和上海见报。
日本的反应是立即召开内阁会议。他们没有质疑已公布的条约的真实性，因为没有公开否认。当然，日本和上海日本占领区的报纸不可能报道这个事件的经过。
中国后方的反应非常良好。委员长给我一封信。当我加入汪精卫协助他那注定失败的和平运动时，委员长曾经很愤怒。现在愤怒已消，他表示非常赞赏我的动作。他说，浙江有理由为我骄傲。我的家乡是浙江温州，浙江也是委员长的故乡。
①吴佩孚退休后，1940年死于北平（译按：原注年代有误）。吴佩孚（1874～1939），山东人，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首领。“九一八事变”后居住北平，批评伪满为日本附庸，一直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后被日本人设计毒死；1940年国府追赠上将衔，以显其保存晚节。——译者。
②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珍珠港事变时任日本驻华府大使。
③六三园（Rokusan Garden）原址在老江湾路，即今西江湾路240号处。建于20世纪初，占地二三十亩，是日本人白石六三郎经营的一座日本式花园。六三郎有时自署为鹿三郎，故该园亦被称作“鹿园”。游园者多为日本及欧美各国文化界人士。上海沦陷期间，该园曾改作日军高级军妓院。抗战胜利后园废，原址现已建多层住宅。参阅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园林志》。——译者。
④文件副本见附件III。（译者按：此文件不在档案中，应系指《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
⑤这位朋友的最大优点是绝对可靠。由于种种原因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
⑥加藤外松，非常英俊，有一位漂亮的太太，30年代初期是驻华盛顿华大使馆参事，在华府颇有名气。珍珠港事变时他是驻法国大使。珍珠港事变后几个星期，他从巴黎大使馆二楼窗口跌下死亡。轴心国广播不同的经过。加藤之死似乎不能说不是自杀，因为他看出日本政策的错误。
⑦在天津的潘启贤相当于在上海的杜月笙。
⑧高陶二氏后来在香港为公布密约写给《大公报》编者的信中有“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等语。——译者。
⑨陶希圣的大女儿陶琴薰（1921~1978）。时年十八岁。——译者。
⑩此文摘自1940年1月23日重庆《大公报》，陶希圣著《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原文。——译者。
高宗武、陶希圣致香港《大公报》编者的信（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第一版）。——译者。
高宗武、陶希圣致汪精卫夫妇及其干部的电报（1940年1月23日重庆《大公报》）。——译者。
密约见报的正确日期是1940年1月22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见附录五。——译者。
蒋介石事后曾写亲笔信给高宗武，称高为“浙中健者”。——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