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日本政府没有否认被公布的密约的真实性，可是这事引起的混乱推迟了汪精卫“中央政府”成立典礼的日期，最后敲定1940年4月1日。可是快到这天时，一些日本人发现4月1日是西方国家的“愚人节”。这太荒唐了，于是匆忙间把日期提前至3月30日。
（左起前排）今井武夫、汪精卫、影佐祯昭；（后排）周隆庠、
梅思平、犬养健、周佛海、陈公博、伊藤芳男摄于伪国民政府
成立于南京的次日（一九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汪精卫得到了什么？没有荣耀，因为所有中国人，包括为日本人工作的中国人，都恨透了日本人。没有治安，傀儡们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惧怕被中国爱国分子，或利用操纵傀儡以争夺权力的日本派系分子刺杀。没有自由，无论住家、上街、看戏、赴宴，或办事，都得由武装保镖保护。没有利益，现在的日元买不到快乐，而将来日本战败后更买不到幸福。没有安宁，傀儡们的儿女会被送往东京，表面上是学习，实际上是人质。
我个人的一些经验与傀儡们的遭遇正好相反。在我带着密约照片离开上海去香港之前，我租下了三栋房子。如果恨我公布密约的日本人或某些中国人要来我家攻击我的话，我可以偷偷溜到另外一所房子躲藏。如果他们追到，我还有第三个地方躲避。像在玩游戏，可是个严重的游戏。
我回到香港之后，汪精卫派一名特务来香港准备刺杀我。他带着一封交代他如何处置我的信，和识别我的照片。在这种环境之下常会有人被错杀。
这名特务是上海某个杀人集团的一员。这个集团是日本宪兵专为报复来自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制裁傀儡和日本人的爱国志士而设立的。它的头头是个变节的中国人丁默邨。①
日本人每月给丁30万法币。这个组织于1938年在虹口成立，1939年搬到沪西“歹土”的极司菲尔路76号。这个屠宰场是上海最为臭名昭彰的地方。汪精卫投日后，丁默邨向他靠拢，不过他仍然直接受日本宪兵指挥。没人知道到底有几千名中国爱国分子死于这个谋杀集团。
我记得曾经于1939年5月在汪精卫家中见过丁默邨。丁向我抱怨杀一个人有多么困难。从他奉命刺杀某人到完成任务，平均要三至六个月。他先要研究被害人的习惯，确认被害人的相貌以免杀错人；如果要用炸弹的话，得花很长时间在指定场所置放炸弹。丁经常活在害怕被中国爱国分子杀掉的恐惧之中。
来香港追杀我的特务先去拜访我的朋友杜月笙。我前面说过，杜曾经是上海极有势力的人物。很幸运，那名特务变了卦，他把我的照片给杜看，说：“我对这种事厌恶透了，对日本人也厌恶透了。我要到后方去。”他说完就把指令和我的照片扔掉，离开了。后来我听说他在去重庆的路上。我希望他在那边过新的生活，打日本人。
前面说过，我在上海的两位亲戚被日本人监禁了几个钟头。事情是这样的：1月5日，汪精卫接到我告诉他此信到时，我已安全抵达香港的信。他通知了日本军方，日本宪兵部立刻派了二十几名宪兵到我父亲家中，想抓他为人质逼我回来。很幸运，我的父亲已经逃到安全地方。但是，受我拜托照看房子的两位远房女亲戚可没那么幸运。
我父亲的房子正好在日本宪兵的管辖之下。不过，大门前的街道，却属于公共租界警察的管区。这里由美国和英国警察控制。日本宪兵一进房屋就把两位女人逮住。宪兵的响声惊动了一位公共租界警员的邻居，他立刻打电话报警，不一会儿，二十多名全副武装、带着机关枪的公共租界警员开到现场。他们向日本宪兵指出，虽然我父亲的房子归日本人管，可是他们通过公共租界的街道进屋，是绝对不许可的。因此，日本宪兵必须原路退回。如果还要进屋的话，必须从别的方向进入。而且，他们在通过适当路线进屋之前，必须释放两名女人。鉴于公共租界警察的优势武器，日本宪兵只好悻悻离去。于是，前来营救的公共租界警员带着我父亲的两位亲戚，送她们到安全处所。
日本人目前在中国土地上有四个傀儡政权。
在南京，汪精卫的“中国中央政府”，名义上仅控制华中和华南。现在汪正在东京治病。他于1943年12月去东京，由日本外科医生开刀取出1934年被暗杀时卡在脊椎骨里的那颗子弹。他的病情不允许他回南京。不过依我看来，不能回去的精神原因高于身体原因。我不知道他眼看日本日益接近败亡，心里在想什么。②
在满洲，溥仪“皇帝”坐在傀儡皇座上。曾经住在北京华丽皇宫的满清末代皇帝，如今蛰居于风沙遍野的满洲中部城市，长春市（日本人叫它新京）的一个简陋的楼房中。溥仪的太太是满洲人，没有子女。日本人找了个日本女孩做溥仪弟弟的老婆。③如果日本人不被驱出满洲的话，那后来坐在傀儡皇位上的统治者将是半个日本?，最终将是个百分之百的日本人。如果溥仪有了儿子，他将永远活不到成熟。（与韩国相似，韩国于1910年被日本兼并后，日本当局把一名公主嫁给韩国国王。如果，即将战败的日本给予韩国名义上的独立以安抚韩国人民的话，那韩国的皇后将是日本人。）
在内蒙，德王替日本军人和外来的马路政客们“统治”内蒙。这位蒙古王子看到他可怜的子民为供养皇军而被日本人赶尽杀绝，剥削殆尽。④
在华北，王克敏是所有傀儡中的典型人物。⑤一些傀儡在日本人手下工作是为了养家活口，另一些则在日本人的死亡威胁下，为了家庭不得不甘为“叛徒”，还有一些假冒傀儡的重庆工作人员。可是王克敏和不少主要傀儡投靠日本人却另有原因。⑥
任何国家的统治阶层，不管多么开明，总会有一部分不满者。在中国，蒋委员长北伐成功统治全中国后，许多政治人物被赶出政府。这些失业、不满、经济困难，而仍旧野心勃勃的前政府官员们，潜伏在条约口岸或日本人控制的城市里等待翻身的机会。如今时来运转，日本军队来了。这些人出来为日本人工作以交换空头官衔。一部分人并不那么容易屈服于日本人的淫威之下。譬如王克敏，1937年七七事变时他退休在上海。喜多诚一少将劝他复出当华北的傀儡。⑦王逃往香港避免喜多纠缠。喜多跟到香港，结果王被他的甜言蜜语骗昏了头。王就任三个月就后悔了，一直后悔到如今。
这四名主要傀儡都不会说日语。如果某名中国人甘愿被利用，那日本人不管他是什么货色，都会用他。老实说，在日本求过学的中国人多倾向不喜欢日本人，甚至比从来没去过日本的中国人更不喜欢。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发现日本自夸的文明包含从中国和西方借来的文明，而日本报章杂志则仅报道贬损中国的讯息；自以为了不起的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时又因嫉妒而阻止他们接受完整的教育。举例来说，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不准中国学生与日本学生同堂听课，而另外设班教学。日本人已经完全忘记，当第一段铁路在日本筑成，第一条电线在日本架起的时候，日本人说：“中国的典籍里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不要。”于是铁路和电线都被拆掉。
日本人常跟我说起，留学美国和英国的学生都亲美英，而留学日本的学生都反日。日本外务省文化事务局曾经花极大功夫来改善这种状况，但不成功。局长曾经问我是亲英、亲美、亲俄或亲日。我回答说我亲中，他大失所望。他希望我会说“亲日”。
并非所有傀儡都很差劲。原先七人追随者之中目前留在傀儡政府中的三位，都是聪明能干的人。不过，也有不少傀儡是没有能力的。我要特别谈一谈汪夫人的亲戚，南京政权的外交部长褚民谊⑧。1934年，当汪精卫还是忠心耿耿的行政院长时，汪夫人逼他用褚民谊担任秘书长那么重要的职位。一天晚上，汪因忙于繁重公务很晚回家，汪夫人暴躁地埋怨：“为什么你身为行政院长要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汪反驳道：“那是因为你介绍的秘书长太能干了。”
空有头衔的傀儡们往往因为主管他们的日本人的个性，而日子不好过。一个最杰出的例子，是和傀儡们一起工作的土肥原贤二。他和板垣征四郎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同班毕业，土肥原在中国住了30年，会说几种中国方言。他研究中国心理学，特别是那些在蒋委员长统一中国之前的无聊政客和有权力的军阀们。⑨他常在中国人面前表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痛心，及严厉批评日本军中不同派系的活动。实际上他是日本军官中最应为谋杀张作霖负责，以及把溥仪从天津诱拐到满洲登基的人。在战前，中国人说，土肥原所到之处必有麻烦。但是不管他做了多少坏事造成多少痛苦，他始终声称他爱中国，中国人太误解他了。他名字的前部“土肥”被中国人读成“土匪”，而后部“原”的意思是“原装”。于是中国人称他为“头号土匪”。
我只知道一件关于他名符其实的往事。1935年，在幕后企图想不用武力扩张华北势力的土肥原会见天津市长⑩。他坐在市长桌子对面，阴险地炫耀着象牙制的骷髅头袖钮，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条件，我将切腹自杀，我不能失败回总部。”市长也是个军人，他拔出手枪，说：“如果我接受你的条件，我除了自杀别无他途。”土肥原一时说不出话来。市长接着说：“我们一起来解开僵局，你开枪打我，我也同时开枪打你。如果你同意，我马上就干，我只希望你别打不中我。”土肥原不懂这样的中国人，连忙表示歉意：“干嘛把事情看得这么严重。慢慢来，我们再把条件研究研究。”
我在前面讲过日本人对中国人提出的一些说法：日本人自己似乎相信的谎言，和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日本人大放厥词，傀儡们毫无招架之力。
1939年，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去世。美国把他的骨灰由阿古斯塔号巡洋舰运回日本。许多中国人对于美国对日本的友好姿态表示遗憾，因为中日战争已经持续快两年。甚至中国的傀儡们也希望美国对日本的侵略应该强硬些。日本人会在中国人的伤口上划上一刀，说：“你看，美国人拍日本的马屁。而那些住在公共租界和英国殖民地香港过着豪华日子的高等华人，还以为美国会援助中国。这些中国人真是错得可怜。西方人多么现实，多么没有原则。”他们还会说：“那些依靠美国黄金坐汽车，养小老婆的中国人，对中国后方的政治仍旧有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还在打仗。他们把家小送去美国，然后说：‘我们要抗战到底，我们要牺牲一切。’那些‘勇敢’的中国人住洋房，说英语，花美金，喝美国鸡尾酒。中国快打败了，他们还在过好日子。现在你想想看为什么美国要用美国巡洋舰‘友善’地运回斋藤的骨灰？”
日本人控制的报章杂志天天在说这些话，直到一年以前，傀儡们几乎没有任何指望。现在他们知道麦克阿瑟将军从南边打过来了，海尔赛海军上将从东边打来了，B-29轰炸机从西边飞到日本上空。由于欧战即将结束，傀儡们甚至希望苏联军队从北方进逼。然而，傀儡们深知，即使同盟国胜利，他们将无处可去，甚至无处藏身。
即使傀儡鞠躬尽瘁，也不能期望日本主子善待他。“满洲国”第一个傀儡总理郑孝胥，在1932年当总理之前，是溥仪的老师和著名学者。到了1935年，他已老到不能为日本人做什么事情了。于是日本人劝他退休，开一张50万美元支票，交给他的右手。同时，日本人又交给他的左手几张慈善捐款的支票要他签字。他签的那几张支票的总额正好是50万美元。
中国人在当傀儡之前，日本人会告诉他日本所要的只是培养友谊。他们对天发誓他们是真诚的，甚至愿意切腹以表示诚意。那愿意受骗的中国人，有一天会发现他的儿女被送往东京学习去了。这不是什么新策略。17世纪德川幕府将军们征服对手统一日本时，就用过这种手段。大名们的儿子们必须住在东京都，以使他们的父亲们不敢造反。当傀儡的子女们在东京时，傀儡自己只能更加被主子牵着鼻子走。汪精卫两位忠实追随者周佛海和梅思平的子女们，目前都在东京。这使他们不得安心。
对于有些拒绝当傀儡的中国人，日本人会使出手段算计他。如果此人和日本人有些来往，譬如邻居，那日本人会故意让他们在公共场合被人看见，然后造谣散布他们的“友谊”，直到他被同胞怀疑，不受欢迎，逐渐被逼违反自己的意志，当上傀儡。
1939年春，我在南京与北平来的傀儡们谈话。我问他们对“东亚新秩序”的看法。他们回答说，可以用几个字形容，“毒品、娼妓、赌博”，这些都是日本人给中国人带来的东西。日本军队到哪里，就鼓励中国人吸海洛因，这种毒品比鸦片更毒。日本军队所到之处，娼妓和赌博便随之滋生。我不敢说那是日本人使沦陷区的中国人堕落的既定政策，但那起码就是结果。傀儡只有坐视“他们的”同胞被他们的“小日本”主子奴役和糟蹋。“他们的”同胞，极大部分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因为所有粮食都被拿去供养皇军，而所剩无几的教育完全日本化。男人女人都被拉去做苦工。工业不论大小，都被没收。个人法定权利不存在，人们对海内外朋友的想法都被毒化。
1938年春，我在上海问一位日本朋友：“为什么日本不在占领区设立军政府，而要设立傀儡政府？两者之间，中国人可能比较能够容忍军政府。”他回答说：“在法律上，日本不能成立军政府，因为日本还没有正式向中国宣战。至于真正原因，你可以猜。”
所有日本在中国的各种活动，都源于分裂和统治的政策。利用傀儡，日本人可以说出空洞的假话，即和平来临后，日本将把占领的土地归还给傀儡政权，日本没有领土野心。当然，他们这种说法是想掩盖日本真正的意图。也许日本人在想——或者以为——这种说法可以欺骗外国或一些中国人。日本希望模仿17世纪满洲人涌入关内统治中国的技巧：权力抓在满人手中，政府官员让汉人来做。日本今天已经认识到，它已经连帝国都无法保全。
珍珠港事变之后，日本人很明显地在开始施行安抚傀儡和占领区人民的政策。1942年东条首相到上海和南京，以日本最高首长的身分向“中国中央政府”“致敬”。同时，日本政府也把汪精卫于1939年提出投降条件的三亿日元兑了现。在那年，上海公共租界也“移交”给了傀儡当局。当然，事实上，控制权仍旧在日本人手中。日本甚至印一本小册子分发到军中，告诉他们要善待中国人。
日本人在占领区的这些做法和类似的活动到底有什么效用，我无法得到第一手讯息。不过我确信，不论日本人做出哪些让步，他们永远学不会如何正确地对待被征服的人民；不论日本人怎么努力试图赢得占领区中国人的效忠，所有中国人都在耐心地等待着同盟国的最后胜利。
①这个上海人谈虎色变的特务魔窟就是沪西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的“特工总部”，隶属由周佛海任主任委员的“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主任是丁默邨，副主任李士群。举凡与黑势力有关的重大罪恶活动，都与“76号”脱不了干系。因此，在特工总部所在地的沪西地区，也就成为有名的“歹土”。——译者。
②汪被刺及赴日就医日期均误。1935年11月1日，中国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会前，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集合照相（总裁蒋中正没有参加，副总裁汪兆铭坐第一排中间）。拍照完毕众人起立之际，一名记者（孙凤鸣）突然闪出，掏出手枪向汪连开三枪。汪送医抢救，取出脸部和手臂二颗弹头，但另一颗弹头夹在背部肋骨之间无法取出。从此这颗弹头就留在汪的身上，时常引起疼痛发炎，最终造成汪的死亡。1943年12月初，汪枪伤复发入南京日军医院，19日开刀顺利取出背部弹头，然至1944年1月底，创口开始恶化，高烧不退。3月1日，日本神经外科权威斋藤真教授奉日相东条之命抵南京会诊。3日，日本派专机送汪至名古屋，入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次日由斋藤主刀动手术。术后病势不稳持续高烧，至8月转剧。11月9日，盟军出动150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院方乃把奄奄一息的汪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11月10日病况剧变，下午四时，汪精卫在寒冷的地下室中去世。——译者。
③伪满皇帝溥仪之弟溥杰与日本贵族女子嵯峨浩子结婚。——译者。
④德王（1902~1966），即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内蒙古的王公。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占领包头，扶植德王为蒙古军政府的傀儡首脑，1938年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任主席。——译者。
⑤王克敏（1879~1945），浙江杭州人。民国初年曾任中国银行总裁、财政部长等要职。1931年任北平财政处理委员会的副委员长，1935年任国民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东北政务委员会、北平政务委员等要职。七七事变后，日本扶植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出任行政委员长。1940年3月，与维新政府同时并入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改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译者。
⑥汪精卫为了“中央政府”在华北的版图看起来比较大，将“华北临时政府”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实际上汪精卫对华北毫无权力。
⑦喜多诚一至今仍任驻中国武官。
⑧褚民谊（1884~1946），浙江吴兴人。曾留学日本及法国，早年参加同盟会，为国民党元老。抗战初期在上海参加和平运动。1940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汪任行政院院长，褚任副院长兼外交部长，10月任驻日大使，一年后回南京复任外交部长，并兼任多项职务。——译者。
⑨日本军方最大的错误是认为这些政客和军阀的精神和心态代表所有中国人。
⑩这位市长应该是张廷谔（1890~1973），河北丰润人。1934~1935年任天津市代市长；1945~1946年任天津市市长。——译者。
麦克阿瑟将军（Gen 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官。海尔赛将军（Admiral William Halsey，1882~1959），西太平洋战区司令（1942）及第三舰队司令（1944）；他的旗舰是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受?的密苏里号主力舰（U.S.S. Missouri）。——译者。
举个例子，中国傀儡们说：“如果同盟国胜利，我们没多少米可吃，而如果日本胜利，我们只有水喝。”他们又说：“蒋介石抗战越强，日本人对我们越好。”
郑孝胥（1860~1938），福建闽侯人。前清举人及朝廷官员，属改革派，曾参与戊戍变法。民国成立后以遗老身份担任过溥仪的内务大臣，并与日本人接触致力于溥仪的复辟。九一八事变后，与日本人合作参与建立“满州国”，1932年满州国成立，出任总理兼陆军大臣、文教部长。后来因为反对日本对满洲国的压制，而于1935年失势。1938年逝世于长春，传言是被毒杀。郑孝胥是一位工于楷书的书法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