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
昔章實齋《文史通義》論史法，有記注、撰述之分，謂：“撰述欲其圆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興起，故記注似智，撰述似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遣，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来欲其抉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圆。”斯言也，可謂已盡史學之功能矣。今代西方史家有现實史觀(Present Mindedness)與歴史史觀(Historical-Mindedness)之爭， 主现實觀者，謂歷史贵能爲吾人瞭解现實之助，此所謂新史學家者率主之，其較舊者，則謂歴史記載應重當時，不爲後代，此即所謂歴史觀也。竊謂此二者，在中國殆已不成爭點。歴史觀即略當於章氏之所謂記注，藏往似智，現實觀即略當於章氏之所謂撰述，知來似神。記有之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夫使徒知有古而不能通於今，此王仲任之所謂陸沉，彼人與事，皆已往矣，徒事記誦，又何贵乎有此史學乎！然使記载既不足以藏往，復何资以知来，苟使今之撰史者，其意徒爲供今日一時之用，則年驰月，事運而邊，今日之記載，轉瞬將成他日之廢纸，史態已失，渺不再得，後之人將何從而復藉以爲瞭解其现實之助。故知無藏往之智，斯不能有知来之神，而苟非能有知来之神，亦不贵有此藏往之智，二義互成，固無烦乎分派而爭也。
論國史體裁者，率分编年、紀傳、紀事本末三類。纪事本末原本《尚書》，编年遠祖《春秋》，紀傅則自《史記》《漢書》以下，所謂歷代正史是也。本章氏之意，则编年、纪傳二體，皆有例可循，近於記注之方以智，而書體因事命篇，初無定法，近於撰注之圆而神，故自《尚害》之變而爲《春秋》，《春秋》之再變而爲《史》《漢》，正史學之逐步謹嚴，亦史法之逐步完成也。何以言之？夫史以記事，則書體自其太璞，然事變错综，不可方物，使一事而十人記載之，可以十異其面目矣，惟加之以年經月緯，斯其事之始末變演，差易客觀。故编年者，實紀事本末之記注化，亦即纪事本末之方形化也。若更進而求之，则事由人造，一事之興，參预其曲折者，常十百其人焉，僅就年月先後爲之排比，猫恐不足以其事之真態，故進而就其事變中之人物而逐一記述之，夫而後一事之首尾表裹正反縱横，乃始更臻於客觀。故紀傅者，又编年與紀事本末之記注化，亦即编年與紀事本末之方形化也。凡所以不憚烦劳，必人人而傅之，亦惟以期其更能善述乎事之真悲，與夫善盡乎藏往之職能而已。藏往之職能既盡，斯史家之功效已畢，而後之人亦可愚藉以得其知來之用，此中國史學方圆兼之極深妙意之所在也。故尼山《春秋》，龍門《史記》，若繩之以章氏之論，皆撰述之至圆而神者也，而其用心之所重，则轉不在圆而在方，亦惟曰：我僅求其更能盡夫記注藏往之職能而已矣，斯固史學家所不可或背之宗旨也。
大史家間世而一出，而記载则不可一日缺，故惟例愈嚴，體愈方，凡其愈足以资中人之取法，而可爲藏往之具者，而後其書乃愈足以行遠，而爲後世之所師效。故自《史》《漠》以還，纪傅一體，獨爲中國歷代之正史，後人踵而勿易者，良有以也。今若以西國史書較之，则彼所盛行者，厥惟纪事本末一體，若编年、纪傳，则殊未足與中土相摄，彼亦未嘗無编年、纪傳也。然要以纪事本末爲之主，而特融二體以副之，反之中國，則融紀事本末於编年與纪傅之二體中，一尚圆神，一尊方智，其演進之異軌，有確然不可混者。故西方雖亦有编年史書，然以校中國自《春秋》以來歷二千载，年分月繁，勿缺勿亂，則彼固瞠乎其後矣。又况中國史官，有日録、起居注之類，方事變之未兆，彼固已按日而筆之矣，其爲藏往之密，凡以求其近客觀而爲方以智者有如此，以言傳記，西方颇有長篇巨製，又率以一人而包综一時，此亦變相之纪事本末也。若欲爲客觀藏往，則以一人傅一時，固不如分以眾人傳一時之爲勝。今人喜追步西方，乃亦效爲秦皇。漠武作長傅，然秦皇、漠武之事蹟，其功罪是非得失之所在，《史》《漠》成書，固已隆著靡道矣，惟不專繁之於秦皇、漢武之身，乃分而見之於秦皇、漠武並世之諸人，群山萬壑，旁見侧出，骤視若博望侯之初入西域，不易得其要领，然此正史家謹服，力求客觀之深意所寄也。故自束漢以下，雖私家碑傅盛行，及於唐代如李郭侯，宋世如魏公，皆爲一人作長傳，積書数卷，精字數萬，用力至勤矣，顧後之史家，卒不循以爲準则，宋後代家傳而起者，乃有年譜一髓，此反以傅記属諸编年，仍是侧重藏往方智之意也，苟不明此，將何以衡量我先民歷古相傅之史業哉！
然事有不可以一端者，抑論之，中國之最可誇耀於並世者，固莫史學若矣，然而積至於今，藏往愈富，知来愈惑，物極必反，道穷则變，章氏先瞩，彼已教人曰：“盍不求《尚書》未人《春秋》之初意？”自西學束漸，世變日亟，人事日繁，编年、紀傅浩瀚不可猝究，於是人自负以撰述，家相鄙爲記注，治史者兢趨新軌，皆務望爲疏通面知速，惟求其圆而神，而不悟知來之必基於藏往，圆神之必本於方智，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竊恐他日史學將绝，而往古史迹，亦且日廢，矯枉而過其正，輕侮前人而不深究其底裹，其势则未有不至於是者。
今試變通章氏之意而説之，夫撰述之圆而神，固非盡人所冀，抑欲爲鑑古知今，则亦誠讀史者之所有事也。夫史之藏往，歷千古而不變，而讀史者則與時而俱新，故宋明人讀漢史，其所見已異於唐人，清人讀之，又異於宋明，今之人復將異於清人，抑且同時之人，亦不妨其互異，斯其所以爲圆而神也。昔蘇束坡教人讀《漠書》，分数番讀之，先讀其典章制度，次讀其文章風彩，讀之久且熟，必怳然有所見矣。今若以一代之人，分工合作，以效蘇氏之所爲，则圆神知来，讀史者固撰史者之先驅也，使今之人肯稍謙以自處，自居爲讀史者，曰：“我以爲撰史者之先驅焉。”则於昔人藏往之史，必不汗漫忽视若不屑，则庶乎有深知其意者出乎其間，而後乃有當於撰述之圆而神者也
余學無辙，中以往，始稍稍知治史，於、固之書，幸而薄有所窥見，往者謬膺北京、清華諸校講席，授“秦漢史”，草爲講義，及新莽而止，其下未遑續稿，閟之箧衍，逾十餘歲矣。今年春，李君浚清自灌縣山中來，出示其新著《秦漠史》一编，讀之有幸與鄙见相合者，有鄙见所未及者，私自付之，浚清其殆今之所謂善讀史者耶，其書則亦章氏之所謂圆而神之類也。浚清將以行世，而索余爲之序。余謂讀浚清書者，姑亦如蘇束坡之所謂，聊當又是一番讀、固書可也。若汗漫忽视遗，固占若不屑，则亦不足以讀浚清之書，因拈章氏論史之意而序以歸之。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錢穆序於成都之華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