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1)

我姓丰。丰这个姓,据我们所晓得,少得很。在我故乡的石门湾里,也“只此一家”,跑到外边来,更少听见有姓丰的人。所以人家问了我尊姓之后,总说:“难得,难得!”

因这缘故,我小时候受了这姓的暗示,大有自命不凡的心理。然而并非单为姓丰难得,又因为在石门湾里,姓丰的只有我们一家,而中举人的也只有我父亲一人。在石门湾里,大家似乎以为姓丰必是举人,而举人必是姓丰的。记得我幼时,父亲的用人褚老五抱我去看戏回来,途中对我说:“石门湾里没有第二个老爷,只有丰家里是老爷,你大起来也做老爷,丰老爷!”

科举废了,父亲死了。我十岁的时候,做短工的黄半仙有一天晚上对我的大姐说:“新桥头米店里有一个丰官,不晓得是什么地方人。”大姐同母亲都很奇怪,命黄半仙当夜去打听,是否的确姓丰?哪里人?意思似乎说,姓丰会有第二家的?不要是冒牌?

黄半仙回来,说:“的确姓丰,‘养鞠须丰’的‘丰’,说是斜桥人。”大姐含着长烟管说:“难道真的?不要是‘酆鲍史唐’的‘酆’吧?”但也不再追究。

后来我游杭州、上海、东京,朋友中也没有同姓者。姓丰的果然只有我一人。然而不拘我一向何等自命不凡地做人,总做不出一点姓丰的特色来,到现在还是与非姓丰的一样混日子,举人也尽管不中,倒反而为了这姓的怪僻,屡屡打麻烦:人家问起“尊姓?”我说“敝姓丰”,人家总要讨添,或者误听为“冯”。旅馆里,城门口查夜的警察,甚至疑我假造,说:“没有这姓!”

最近在宁绍轮船里,一个钱庄商人教了我一个很简明的说法:我上轮船,钻进房舱里,先有这个肥胖的钱庄商人在内。他照例问我:“尊姓?”我说:“丰,咸丰皇帝的丰。”大概时代相隔太远,一时教他想不起咸丰皇帝,他茫然不懂。我用指在掌中空划,又说:“五谷丰登的丰。”大概“五谷丰登”一句成语,钱庄上用不到,他也一向不曾听见过,他又茫然不懂。于是我摸出铅笔来,在香烟盒上写了一个“丰”字给他看,他恍然大悟似的说:“啊!不错不错,汇丰银行的丰!”

啊,不错不错!汇丰银行的确比咸丰皇帝时髦,比五谷丰登通用!以后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这样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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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小说月报》1927年7月10日第18卷第7号。

我的母亲(1)

中国文化馆要我写一篇《我的母亲》,并寄我母亲的照片一张。照片我有一张四寸的肖像。一向挂在我的书桌的对面。已有放大的挂在堂上,这一张小的不妨送人。但是《我的母亲》一文从何处说起呢?看看母亲的肖像,想起了母亲的坐姿。母亲生前没有摄取坐像的照片,但这姿态清楚地摄入在我脑海中的底片上,不过没有晒。出现在就用笔墨代替显影液和定影液,把我母亲的坐像晒出来吧: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开间的楼厅,右边一间是我的堂兄家,左边一间是我的堂叔家,中央一间是我家。但是没有板壁隔开,只拿在左右的两排八仙椅子当作三份人家的界限。所以母亲坐的椅子,背后凌空。若是沙发椅子,三面是柔软的厚壁,凌空原无妨碍。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母亲又防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衬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退堂里就是灶间。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顾,可以看见灶头。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堂前隔着三四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母亲坐在椅子里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反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静。但我的母亲一向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静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重要。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

我四岁时,父亲中了举人,同年祖母逝世,父亲丁艰在家,郁郁不乐,以诗酒自娱,不管家事,丁艰终而科举废,父亲就从此隐遁。这期间家事店事,内外都归母亲一人兼理。我从书堂出来,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亲的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吃。母亲口角上表出亲爱的笑容,伸手除下挂在椅子头顶的“饿杀猫篮”,拿起饼饵给我吃;同时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给我几句勉励。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和染坊店一间而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从学堂里放假回家,又照例走向西北角里的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有时这四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她用了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当时的我看惯了这种光景,以为母亲是天生成坐在这只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成有四班人向她缠绕不清的。

我十七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诫告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置备行李,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她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

我廿二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不克依居母亲膝下,惟假期归省。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

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

我三十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我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从我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三十三岁,不,直到现在。陶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现在我每次在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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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我的母亲》(中国文化馆香港分馆出版1948年9月版)。

中举人

我的父亲是清朝光绪年间最后一科的举人。他中举人时我只四岁,隐约记得一些,听人传说一些情况,写这篇笔记。话须得从头说起:

我家在明末清初就住在石门湾。上代已不可知,只晓得我的祖父名小康,行八,在这里开一爿染坊店,叫作丰同裕。这店到了抗日战争开始时才烧毁。祖父早死,祖母沈氏,生下一女一男,即我的姑母和父亲。祖母读书识字,常躺在鸦片灯边看《缀白裘》等书。打瞌睡时,往往烧破书角。我童年时还看到过这些烧残的书。她又爱好行乐。镇上演戏文时,她总到场,先叫人搬一只高椅子去,大家都认识这是丰八娘娘的椅子。她又请了会吹弹的人,在家里教我的姑母和父亲学唱戏。邻近沈家的四相公常在背后批评她:“丰八老太婆发昏了,教儿子女儿唱徽调。”因为那时唱戏是下等人的事。但我祖母听到了满不在乎。我后来读《浮生六记》,觉得我的祖母颇有些像那芸娘。

父亲名鐄,字斛泉,廿六七岁时就参与大比。大比者,就是考举人,三年一次,在杭州贡院中举行,时间总在秋天。那时没有火车,便坐船去。运河直通杭州,约八九十里(1)。在船中一宿,次日便到。于是在贡院附近租一个“下处”,等候进场。祖母临行叮嘱他:“斛泉,到了杭州,勿再埋头用功,先去玩玩西湖。胸襟开朗,文章自然生色。”但我父亲总是忧心忡忡,因为祖母一方面旷达,一方面非常好强。曾经对人说:“坟上不立旗杆,我是不去的。”那时定例:中了举人,祖坟上可以立两个旗杆。中了举人,不但家族亲戚都体面,连已死的祖宗也光荣。祖母定要立了旗杆才到坟上,就是定要我父亲在她生前中举人。我推想父亲当时的心情多么沉重,哪有兴致玩西湖呢?

每次考毕回家,在家静候福音。过了中秋消息沉沉,便确定这次没有考中,只得再在家里饮酒,看书,吸鸦片,进修三年,再去大比。这样地过了三次,即九年,祖母日渐年老,经常卧病。我推想当时父亲的心里多么焦灼!但到了他三十六岁那年,果然考中了。那时我年方四岁,奶妈抱了我挤在人丛中看他拜北阙,情景隐约在目。那时的情况是这样:

父亲考毕回家,天天闷闷不乐,早眠晏起,茶饭无心。祖母躺在床上,请医吃药。有一天,中秋过后,正是发榜的时候,染店里的管账先生,即我的堂房伯伯,名叫亚卿,大家叫他“麻子三大伯”的,早晨到店,心血来潮,说要到南高桥头去等“报事船”。大家笑他发呆,他不顾管,径自去了。他的儿子名叫乐生,是个顽皮孩子(关于此人,我另有记录),跟了他去。父子两人在南高桥上站了一会,看见一只快船驶来,锣声嘡嘡不绝。他就问:“谁中了?”船上人说:“丰鐄,丰鐄!”乐生先跑,麻子三大伯跟着他跑。旁人不知就里,都说:“乐生又闯了祸了,他老子在抓他呢。”

麻子三大伯跑回来,闯进店里,口中大喊“斛泉中了!斛泉中了!”父亲正在蒙被而卧。麻子三大伯喊到他床前,父亲讨厌他,回说:“你不要瞎说,是四哥,不是我!”四哥者,是我的一个堂伯,名叫丰锦,字浣江,那年和父亲一同去大比的。但过了不久,报事船已经转进后河,锣声敲到我家里来了。“丰鐄接诰封!丰鐄接诰封!”一大群人跟了进来。我父亲这才披衣起床,到楼下去盥洗。祖母闻讯,也扶病起床。

我家房子是向东的,于是在厅上向北设张桌子,点起香烛,等候新老爷来拜北阙。麻子三大伯跑到市里,看见团子、粽子就拿,拿回来招待报事人。那些卖团子、粽子的人,绝不同他计较。因为他们都想同新贵的人家结点缘。但后来总是付清价钱的。父亲戴了红缨帽,穿了外套走出来,向北三跪九叩,然后开诰封。祖母从头上拔下一支金挖耳来,将诰封挑开,这金挖耳就归报事人获得。报事人取出“金花”来,插在父亲头上,又插在母亲和祖母头上。这金花是纸做的,轻巧得很。据说皇帝发下的时候,是真金的,经过人手,换了银花,再换了铜花,最后换了纸花。但不拘怎样,总之是光荣。表演这一套的时候,我家里挤满了人。因为数十年来石门湾不曾出过举人,所以这一次特别稀奇。我年方四岁,由奶妈抱着,挤在人丛中看热闹,虽然莫名其妙,但到现在还保留着模糊的印象。

两个报事人留着,住在店楼上写“报单”。报单用红纸,写宋体字:“喜报贵府老爷丰高中庚子辛丑恩政并科第八十七名举人。”自己家里挂四张,亲戚每家送两张。这“恩政并科”便是最后一科,此后就废科举,办学堂了。本来,中了举人之后,再到北京“会试”,便可中进士,做官。举人叫作金门槛,很不容易跨进;一跨进之后,会试就很容易,因为人数很少,大都录取。但我的父亲考中的是最后一科,所以不得会试,没有官做,只得在家里设塾授徒,坐冷板凳了。这是后话。且说写报单的人回去之后,我家就举行“开贺”。房子狭窄,把灶头拆掉,全部粉饰,挂灯,结彩。附近各县知事,以及远近亲友都来贺喜,并送贺仪。这贺仪倒是一笔收入。有些人要“高攀”,特别送得重。客人进门时,外面放炮三声,里面乐人吹打。客人叩头,主人还礼。礼毕,请客吃“跑马桌”。跑马桌者,不拘什么时候,请他吃一桌酒。这样,免得大排筵席,倒是又简便又隆重的办法。开贺三天,祖母天天扶病下楼来看,病也似乎好了一点。父亲应酬辛劳,全靠鸦片借力。但祖母经过这番兴奋,终于病势日渐沉重起来。父亲连忙在祖坟上立旗杆。不多久,祖母病危了。弥留时问父亲:“坟上旗杆立好了吗?”父亲回答:“立好了。”祖母含笑而逝。于是开吊,出丧,又是一番热闹,不亚于开贺的时候。大家说:“这老太太真好福气!”我还记得祖母躺在尸床上时,父亲拿一叠纸照在她紧闭的眼前,含泪说道:“妈,我还没有把文章给你看过。”其声呜咽,闻者下泪。后来我知道,这是父亲考中举人的文章的稿子。那时已不用八股文而用策论,题目是《汉宣帝信赏必罚,综核名实论》和《唐太宗盟突厥于便桥,宋真宗盟契丹于澶州论》。

父亲三十六岁中举人,四十二岁就死于肺病。这五六年中,他的生活实在很寂寥。每天除授徒外,只是饮酒看书吸鸦片。他不吃肥肉,难得吃些极精的火腿。秋天爱吃蟹,向市上买了许多,养在缸里,每天晚酌吃一只。逢到七夕、中秋、重阳佳节,我们姐妹四五人也都得吃。下午放学后,他总在附近沈子庄开的鸦片馆里度过。晚酌后,在家吸鸦片,直到更深,再吃夜饭。我的三个姐姐陪着他吃。吃的是一个皮蛋,一碗冬菜。皮蛋切成三份,父亲吃一份,姐姐们分食两份。我年幼早睡,是没有资格参与的。父亲的生活不得不如此清苦。因为染坊店收入有限,束脩更为微薄,加上两爿大商店(油车、当铺)的“出官”每年送一二百元外,别无进账。父亲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他的族人和亲戚却沾光不少。凡是同他并辈的亲族,都称老爷奶奶,下一辈的都称少爷小姐。利用这地位而作威作福的,颇不乏人。我是嫡派的少爷。常来当差的褚老五,带了我上街去,街上的人都起敬,糕店送我糕,果店送我果,总是满载而归。但这一点荣华也难久居,我九岁上,父亲死去,我们就变成孤儿寡妇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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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八九十里”应为“八九十里”。为尊重原作起见,书中类似的情况及民国年间的语言习惯均未改动。

清明

清明例行扫墓。扫墓照理是悲哀的事。所以古人说:“鸦啼雀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又说:“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然而在我幼时,清明扫墓是一件无上的乐事。人们借佛游春,我们是“借墓游春”。我父亲有八首《扫墓竹枝词》:

别却春风又一年,梨花似雪柳如烟。

家人预埋上坟事,五日前头折纸钱。

风柔日丽艳阳天,老幼人人笑口开。

三岁玉儿娇小甚,也教抱上画船来。

双双画桨荡轻波,一路春风笑语和。

望见坟前堤岸上,松阴更比去年多。

壶榼纷陈拜跪忙,闲来坐憩树荫凉。

村姑三五来窥看,中有谁家新嫁娘。

周围堤岸视桑麻,剪去枯藤只剩花。

更有儿童知算计,松球拾得去煎茶。

荆榛坡上试跻攀,极目云烟杳霭闲,

恰得村夫遥指处,如烟如雾是含山。

纸灰扬起满林风,杯酒空浇奠已终。

却觅儿童归去也,红裳遥在菜花中。

解将锦缆趁斜晖,水上蜻蜓逐队飞。

赢受一番春色足,野花载得满船归。

这里的“三岁玉儿”,就是现在执笔写此文的七十老翁。我的小名叫作“慈玉”。

清明三天,我们每天都去上坟。第一天,寒食,下午上“杨庄坟”。杨庄坟离镇五六里路,水路不通,必须步行。老幼都不去,我七八岁就参加。茂生大伯挑了一担祭品走在前面,大家跟他走,一路上采桃花,偷新蚕豆,不亦乐乎。到了坟上,大家息足,茂生大伯到附近农家去,借一只桌子和两只条凳来,于是陈设祭品,依次跪拜。拜过之后,自由玩耍。有的吃甜麦塌饼,有的吃粽子,有的拔蚕豆梗来做笛子。蚕豆梗是方形的,在上面摘几个洞,作为笛孔。然后再摘一段豌豆梗来,装在这笛的一端,笛便做成。指按笛孔,口吹豌豆梗,发音竟也悠扬可听。可惜这种笛寿命不长。拿回家里,第二天就枯干,吹不响了。祭扫完毕,茂生大伯去还桌子凳子,照例送两个甜麦塌饼和一串粽子,作为酬谢。然后诸人一同在夕阳中回去。杨庄坟上只有一株大松树,临着一个池塘。父亲说这叫作“美人照镜”。现在,几十年不去,不知美人是否还在照镜。闭上眼睛,情景宛在目前。

正清明那天,上“大家坟”。这就是去上同族公共的祖坟。坟共有五六处,须用两只船,整整上一天。同族共有五家,轮流做主。白天上坟,晚上吃上坟酒。这笔费用由祭田开销。祖宗们心计长,恐怕子孙不肖,上不起坟,叫他们变成饿鬼。因此特置几亩祭田,租给农民。轮到谁家主持上坟,由谁家收租。雇船办酒之外,费用总有余裕。因此大家高兴做主。而小孩子尤其高兴,因为可以整天在乡下游玩,在草地上吃午饭。船里烧出来的饭菜,滋味特别好。因为,据老人们说,家里有灶君菩萨,把饭菜的好滋味先尝了去;而船里没有灶君菩萨,所以船里烧出来的饭菜滋味特别好。孩子们还有一件乐事,是抢鸡蛋吃。每到一个坟上,除对祖宗的一桌祭品以外,必定还有一只小匾,内设小鱼、小肉、鸡蛋,酒和香烛,是请地主吃的,叫作拜坟墓土地。孩子们中,谁先向坟墓土地叩头,谁先抢得鸡蛋。我难得抢到,觉得这鸡蛋的确比平常的好吃。上了一天坟回来,晚上是吃上坟酒。酒有四五桌,因为出嫁姑娘也都来吃。吃酒时,长辈总要训斥小辈,被训斥的,主要是乐谦、乐生和月生。因为乐谦盗卖坟树,乐生、月生作恶为非,上坟往往不到而吃上坟酒必到。

第三天上私房坟。我家的私房坟,又称为旗杆坟。去上的就是我们一家人,父母和我们姐弟数人。吃了早中饭,雇一只客船,慢吞吞地荡去。水路五六里,不久就到。祭扫期间,附近三竺庵里的和尚来问讯,送我们些春笋。我们也到这庵里去玩,看见竹林很大,身入其中,不见天日。我们终年住在那市井尘嚣中的低小狭窄的百年老屋里,一朝来到乡村田野,感觉异常新鲜,心情特别快适,好似遨游五湖四海。因此我们把清明扫墓当作无上的乐事。我的父亲孜孜兀兀地在穷乡僻壤的蓬门败屋之中度送短促的一生,我想起了感到无限的同情。

梦痕(1)

我的左额上有一条同眉毛一般长短的疤。这是我儿时游戏中在门槛上跌破了头颅而结成的。相面先生说这是破相,这是缺陷。但我自己美其名曰“梦痕”。因为这是我的梦一般的儿童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惟一的痕迹。由这痕迹可以探寻我的儿童时代的美丽的梦。

我四五岁时,有一天,我家为了“打送”(2)某家的小客人,母亲、姑母、婶母和诸姊们都在做米粉包子。厅屋的中间放一只大匾,匾的中央放一只大盘,盘内盛着一大堆粘土一般的米粉,和一大碗做馅用的甜甜的豆沙。母亲们大家围坐在大匾的四周。各人卷起衣袖,向盘内摘取一块米粉来,捏做一只碗的形状;夹取一筷豆沙来藏在这碗内;然后把碗口收拢来,做成一个圆子。

再用手法把圆子捏成三角形,扭出三条绞丝花纹的脊梁来;最后在脊梁凑合的中心点上打一个红色的“寿”字印子,包子便做成。一圈一圈地陈列在大匾内,样子很是好看。大家一边做,一边兴高采烈地说笑。有时说谁的做得太小,谁的做得太大;有时盛称姑母的做得太玲珑,有时笑指母亲的做得像个饼。笑语之声,充满一堂。这是年中难得的全家欢笑的日子。而在我,做孩子们的,在这种日子更有无上的欢乐;在准备做包子时,我得先吃一碗甜甜的豆沙。做的时候,我只要噪闹一下子,母亲们会另做一只小包子来给我当场就吃。新鲜的米粉和新鲜的豆沙,热热地做出来就吃,味道是好不过的。我往往吃一只不够,再噪闹一下子就得吃第二只。倘然吃第二只还不够,我可嚷着要替她们打寿字印子。这印子是不容易打的:蘸的水太多了,打出来一塌糊涂,看不出寿字;蘸的水太少了,打出来又不清楚;况且位置要摆得正,歪了就难看;打坏了又不能揩抹涂改。所以我嚷着要打印子,是母亲们所最怕的事。她们便会和我商量,把做圆子收口时摘下来的一小粒米粉给我,叫我“自己做来自己吃”。这正是我所盼望的主目的!开了这个例之后,各人做圆子收口时摘下来的米粉,就都得照例归我所有。再不够时还得要求向大盘中扭一把米粉来,自由捏造各种粘土手工:捏一个人,团拢了,改捏一个狗;再团拢了,再改捏一支水烟管……捏到手上的龌龊都混入其中,而雪白的米粉变成了灰色的时候,我再向她们要一朵豆沙来,裹成各种三不像的东西,吃下肚子里去。这一天因为我噪得特别厉害些,姑母做了两只小巧玲珑的包子给我吃,母亲又外加摘一团米粉给我玩。为求自由,我不在那场上吃弄,拿了到店堂里,和五哥哥一同玩弄。五哥哥者,后来我知道是我们店里的学徒,但在当时我只知道他是我儿时的最亲爱的伴侣。他的年纪比我长,智力比我高,胆量比我大,他常做出种种我所意想不到的玩意儿来,使得我惊奇。这一天我把包子和米粉拿出去同他共玩,他就寻出几个印泥菩萨的小型的红泥印子来,教我印米粉菩萨。

后来我们争执起来,他拿了他的米粉菩萨逃,我就拿了我的米粉菩萨追。追到排门旁边,我跌了一跤,额骨磕在排门槛上,磕了眼睛大小的一个洞,便昏迷不省。等到知觉的时候,我已被抱在母亲手里,外科郎中蔡德本先生,正在用布条向我的头上重重叠叠地包裹。

自从我跌伤以后,五哥哥每天乘店里空闲的时候到楼上来省问我。来时必然偷偷地从衣袖里摸出些我所爱玩的东西来——例如关在自来火匣子里的几只叩头虫,洋皮纸人头,老菱壳做成的小脚,顺治铜钿磨成的小刀等——送给我玩,直到我额上结成这个疤。

讲起我额上的疤的来由,我的回想中印象最清楚的人物,莫如五哥哥。而五哥哥的种种可惊可喜的行状,与我的儿童时代的欢乐,也便跟了这回想而历历地浮出到眼前来。

他的行为的顽皮,我现在想起了还觉吃惊。但这种行为对于当时的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使我时时刻刻追随他,自愿地做他的从者。他用手捉住一条大蜈蚣,摘去了它的有毒的钩爪,而藏在衣袖里,走到各处,随时拿出来吓人。我跟了他走,欣赏他的把戏。他有时偷偷地把这条蜈蚣放在别人的瓜皮帽子上,让它沿着那人的额骨爬下去,吓得那人直跳起来。有时怀着这条蜈蚣去登坑,等候邻席的登坑者正在拉粪的时候,把蜈蚣丢在他的裤子上,使得那人扭着裤子乱跳,累了满身的粪。又有时当众人面前他偷把这条蜈蚣放在自己的额上,假装被咬的样子而号啕大哭起来,使得满座的人惊惶失措,七手八脚地为他营救。正在危急存亡的时候,他伸起手来收拾了这条蜈蚣,忽然破涕为笑,一缕烟逃走了。后来这套戏法渐渐做穿,有的人警告他说,若是再拿出蜈蚣来,要打头颈拳了。于是他换出别种花头来:他躲在门口,等候警告打头颈拳的人将走出门,突然大叫一声,倒身在门槛边的地上,乱滚乱撞,哭着嚷着,说是践踏了一条臂膀粗的大蛇,但蛇是已经钻进榻底下去了。走出门来的人被他这一吓,实在魂飞魄散;但见他的受难比他更深,也无可奈何他,只怪自己的运气不好。他看见一群人蹲在岸边钓鱼,便参加进去,和蹲着的人闲谈。同时偷偷地把其中相接近的两人的辫子梢头结住了,自己就走开,躲到远处去作壁上观。被结住的两人中若有一人起身欲去,滑稽剧就演出来给他看了。诸如此类的恶戏,不胜枚举。

现在回想他这种玩耍,实在近于为虐的戏谑。但当时他热心地创作,而热心地欣赏的孩子,也不止我一个。世间的严正的教育者,请稍稍原谅他的顽皮!我们的儿时,在私塾里偷偷地玩了一个折纸手工,是要遭先生用铜笔套管在额骨上猛钉几下,外加在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面前跪一支香的!

况且我们的五哥哥也曾用他的智力和技术来发明种种富有趣味的玩意,我现在想起了还可以神往。暮春的时候,他领我到田野去偷新蚕豆。把嫩的生吃了,而用老的来做“蚕豆水龙”。其做法,用煤头纸火把老蚕豆荚熏得半熟,剪去其下端,用手一捏,荚里的两粒豆就从下端滑出,再将荚的顶端稍稍剪去一点,使成一个小孔。然后把豆荚放在水里,待它装满了水,以一手的指捏住其下端而取出来,再以另一手的指用力压榨豆荚,一条细长的水带便从豆荚的顶端的小孔内射出。制法精巧的,射水可达一二丈之远。他又教我“豆梗笛”的做法:摘取豌豆的嫩梗长约寸许,以一端塞入口中轻轻咬嚼,吹时便发喈喈之音。再摘取蚕豆梗的下段,长约四五寸,用指爪在梗上均匀地开几个洞,做成豆的样子。然后把豌豆梗插入这笛的一端,用两手的指随意启闭各洞而吹奏起来,其音宛如无腔之短笛。他又教我用洋蜡烛的油作种种的浇造和塑造,用芋艿或番薯镌刻种种的印版,大类现今的木版画。……诸如此类的玩意,亦复不胜枚举。

现在我对这些儿时的乐事久已缘远了。但在说起我额上的疤的来由时,还能热烈地回忆神情活跃的五哥哥和这种兴致蓬勃的玩意儿。谁言我左额上的疤痕是缺陷?这是我的儿时欢乐的佐证,我的黄金时代的遗迹。过去的事,一切都同梦幻一般地消灭,没有痕迹留存了。只有这个疤,好像是“脊杖二十,刺配军州”时打在脸上的金印,永久地明显地录着过去的事实,一说起就可使我历历地回忆前尘。仿佛我是在儿童世界的本贯地方犯了罪,被刺配到这成人社会的“远恶军州”来的。这无期的流刑虽然使我永无还乡之望,但凭这脸上的金印,还可回溯往昔,追寻故乡的美丽的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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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人间世》1934年7月20日第8期,原名《疤》。

(2) 作者家乡风俗,即亲戚家的孩子第一次上门来做客,辞去时,主人家必做几盘包子送他,名曰“打送”。

忆儿时(1)

我回忆儿时,有三件不能忘却的事。

第一件是养蚕。那是我五六岁时、我祖母在日的事。我祖母是一个豪爽而善于享乐的人,良辰佳节不肯轻轻放过。养蚕也每年大规模地举行。其实,我长大后才晓得,祖母的养蚕并非专为图利,叶贵的年头常要蚀本,然而她喜欢这暮春的点缀,故每年大规模地举行。我所喜欢的,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饲叶。蒋五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我与诸姐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蒋五伯回来。蒋五伯饲蚕,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忙喊蒋五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是有趣。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所以虽然祖母禁止,我总是每天要去走。

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静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们噪了,我暂时感到沉闷。然而过了几天,采茧,做丝,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了。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七娘娘来做丝。蒋五伯每天买枇杷和软糕来给采茧、做丝、烧火的人吃。大家认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应该享受这点心,都不客气地取食。我也无功受禄地天天吃多量的枇杷与软糕,这又是乐事。

七娘娘做丝休息的时候,捧了水烟筒,伸出她左手上的短少半段的小指给我看,对我说:做丝的时候,丝车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近去的。她的小指,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丝车轴棒轧脱的。她又说:“小囡囡不可走近丝车后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吃枇杷,吃软糕。还有做丝做出来的蚕蛹,叫妈妈油炒一炒,真好吃哩!”然而我始终不要吃蚕蛹,大概是我爸爸和诸姐都不要吃的缘故。我所乐的,只是那时候家里的非常的空气。日常固定不动的堂窗、长台、八仙椅子,都收拾去,而变成不常见的丝车、匾、缸。又不断地公然地可以吃小食。

丝做好后,蒋五伯口中唱着“要吃枇杷,来年蚕罢”,收拾丝车,恢复一切陈设。我感到一种兴尽的寂寥。然而对于这种变换,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

现在我回忆这儿时的事,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蒋五伯、七娘娘和诸姐都像童话里、戏剧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来,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忆!只是这剧的题材,现在我仔细想想觉得不好:养蚕做丝,在生计上原是幸福的,然其本身是数万的生灵的杀虐!《西青散记》里面有两句仙人的诗句:“自织藕丝衫子嫩,可怜辛苦赦春蚕。”安得人间也发明织藕丝的丝车,而尽赦天下的春蚕的性命!

我七岁上祖母死了,我家不复养蚕。不久父亲与诸姐弟相继死亡,家道衰落了,我的幸福的儿时也过去了。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

第二件不能忘却的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我的父亲中了举人之后,科举就废,他无事在家,每天吃酒,看书。他不要吃羊、牛、猪肉,而喜欢吃鱼、虾之类。而对于蟹,尤其喜欢。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他的晚酌,时间总在黄昏。八仙桌上一盏洋油灯,一把紫砂酒壶,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我在旁边看,有时他给我一只蟹脚或半块豆腐干。然我喜欢蟹脚。蟹的味道真好,我们五个姊妹兄弟,都喜欢吃,也是为了父亲喜欢吃的缘故。只有母亲与我们相反,喜欢吃肉,而不喜欢又不会吃蟹,吃的时候常常被蟹螯上的刺刺开手指,出血;而且抉剔得很不干净,父亲常常说她是外行。父亲说:吃蟹是风雅的事,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先折蟹脚,后开蟹斗……脚上的拳头(2)里的肉怎样可以吃干净,脐里的肉怎样可以剔出……脚爪可以当作剔肉的针……蟹螯上的骨头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父亲吃蟹真是内行,吃得非常干净。所以陈妈妈说:“老爷吃下来的蟹壳,真是蟹壳。”

蟹的储藏所,就在天井角落里的缸里,经常总养着十来只。到了七夕、七月半、中秋、重阳等节候上,缸里的蟹就满了,那时我们都有得吃,而且每人得吃一大只,或一只半。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供差使的红英坐在旁边。大家谈笑,看月亮,他们─—父亲和诸姐─—直到月落时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诸姐不分而散。

这原是为了父亲嗜蟹,以吃蟹为中心而举行的。故这种夜宴,不仅限于中秋,有蟹的节季里的月夜,无端也要举行数次。不过不是良辰佳节,我们少吃一点,有时两人分吃一只。我们都学父亲,剥得很精细,剥出来的肉不是立刻吃的,都积受在蟹斗里,剥完之后,放一点姜醋,拌一拌,就作为下饭的菜,此外没有别的菜了。因为父亲吃菜是很省的,而且他说蟹是至味,吃蟹时混吃别的菜肴,是乏味的。我们也学他,半蟹斗的蟹肉,过两碗饭还有余,就可得父亲的称赞,又可以白口吃下余多的蟹肉,所以大家都勉励节省。现在回想那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好!自父亲死了以后,我不曾再尝这种好滋味。现在,我已经自己做父亲,况且已经茹素,当然永远不会再尝这滋味了。唉!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

然而这一剧的题材,仍是生灵的杀虐!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

第三件不能忘却的事,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的交游,而这交游的中心,在于钓鱼。

那是我十二三岁时的事,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是当时我的小伴侣中的大阿哥。他是独子,他的母亲、祖母和大伯,都很疼爱他,给他很多的钱和玩具,而且每天放任他在外游玩。他家与我家贴邻而居。我家的人们每天赴市,必须经过他家的豆腐店的门口,两家的人们朝夕相见,互相来往。小孩们也朝夕相见,互相来往。此外他家对于我家似乎还有一种邻人以上的深切的交谊,故他家的人对于我特别要好,他的祖母常常拿自产的豆腐干、豆腐衣等来送给我父亲下酒。同时在小侣伴中,王囡囡也特别和我要好。他的年纪比我大,气力比我好,生活比我丰富,我们一道游玩的时候,他时时引导我,照顾我,犹似长兄对于幼弟。我们有时就在我家的染坊店里的榻上玩耍,有时相偕出游。他的祖母每次看见我俩一同玩耍,必叮嘱囡囡好好看待我,勿要相骂。我听人说,他家似乎曾经患难,而我父亲曾经帮他们忙,所以他家大人们吩咐王囡囡照应我。

我起初不会钓鱼,是王囡囡教我的。他叫他大伯买两副钓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头里,领了我到木场桥头去钓鱼。他教给我看,先捉起一个米虫来,把钓钩由虫尾穿进,直穿到头部。然后放下水去。他又说:“浮珠一动,你要立刻拉,那么钩子钩住鱼的颚,鱼就逃不脱。”我照他所教的试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

第二天,他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花蝇,又来约我去钓鱼。途中他对我说:“不一定是米虫,用苍蝇钓鱼更好。鱼喜欢吃苍蝇!”这一天我们钓了一小桶各种的鱼。回家的时候,他把鱼桶送到我家里,说他不要。我母亲就叫红英去煎一煎,给我下晚饭。

自此以后,我只管欢喜钓鱼。不一定要王囡囡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钓,又学得了掘蚯蚓来钓鱼的方法。而且钓来的鱼,不仅够自己下晚饭,还可送给店里的人吃,或给猫吃。我记得这时候我的热心钓鱼,不仅出于游戏欲,又有几分功利的兴味在内。有三四个夏季,我热心于钓鱼,给母亲省了不少的菜蔬钱。

后来我长大了,赴他乡入学,不复有钓鱼的工夫。但在书中常常读到赞咏钓鱼的文句,例如什么“独钓寒江雪”,什么“渔樵度此身”,才知道钓鱼原来是很风雅的事。后来又晓得有所谓“游钓之地”的美名称,是形容人的故乡的。我大受其煽惑,为之大发牢骚:我想:“钓鱼确是雅的,我的故乡,确是我的游钓之地,确是可怀的故乡。”但是现在想想,不幸而这题材也是生灵的杀虐!

我的黄金时代很短,可怀念的又只有这三件事。不幸而都是杀生取乐,都使我永远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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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于1927年。原载《小说月报》1927年6月10日第18卷第6号。

(2) 即关节。

端阳忆旧(1)

我写民间生活的漫画中,门上往往有一个王字。读者都不解其意。有的以为这门里的人家姓王。我在重庆的画展中,有人重订一幅这类的画,特别关照会场司订件的人,说:“请他画时在门上改写一个李字。因为我姓李。”这买画人把画当作自己家里看,其欣赏态度可谓特殊之极!而我的在门上写王字,也可说是悖事之至!因为这门上的王字原是端五日正午用雄黄酒写上的。我幼时看见我乡家家户户如此,所以我画如此。岂知这办法只限于某一地带;又只限于我幼时,现在大家懒得行古之道了。许多读者不懂这王字的意思,也是难怪的。

我幼时,即四十余年前,我乡端午节过得很隆重:我的大姐一月前头就制“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带。染坊店里的伙计祁官,端午的早晨忙于制造蒲剑:向野塘采许多蒲叶来,选取最像宝剑的叶,加以剑柄,预备正午时和桃叶一并挂在每个人的床上。我的母亲呢,忙于“打蚊烟”和捉蜘蛛:向药店买一大包苍术白芷来,放在火炉里,教它发出香气,拿到每间房屋里去熏。同时,买许多鸡蛋来,在每个的顶上敲一个小洞,放进一只蜘蛛去,用纸把洞封好,把蛋放在打蚊烟的火炉里煨。煨熟了,打开蛋来,取去蜘蛛的尸体,把蛋给孩子们吃。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祁官拿到每间屋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指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王字;又用指捞一点来塞在每个孩子肚脐眼里。据说,老虎头,桃叶,蒲剑可以驱邪;蜘蛛煨蛋可以祛病;苍术白芷和雄黄可以驱除毒虫及毒气。至于门上的王字呢,据说是消毒药的储蓄;日后如有人被蜈蚣毒蛇等咬了,可向门上去捞取一点端午日午时所制的良药来,敷上患处,即可消毒止痛云。

世相无常,现在这种古道已经不可多见,端阳的面目全非昔比了。我独记惦门上这个王字。并非要当作DDT用,却是为了画中的门上的点缀。光裸裸的画一扇门,怪单调的,在门上画点东西呢,像是门牌,又不好看。惟有这个王字,既有装饰的效果,又有端阳的回想与纪念的意味。从前日本废除纸伞而流行“蝙蝠伞”(2)的时候,日本的画家大为惋惜。因为在直线形过多的市街风景中,圆线的纸伞大有对比作用,有时一幅市街风景画全靠一顶纸伞而生色;而蝙蝠伞的对比效果,是远不及纸伞的。现在我的心情,正与当时的日本画家相似。用实利的眼光看,这事近于削足适履。这原是“艺术的非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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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申报·自由谈》1947年6月23日。

(2) 即布制的洋伞。

学画回忆(1)

假如有人探寻我儿时的事,为我作传记或讣启,可以为我说得极漂亮:“七岁入塾即擅长丹青。课余常摹古人笔意,写人物花鸟之图,以为游戏。同塾年长诸生竞欲乞得其作品而珍藏之,甚至争夺殴打。师闻其事,命出画观之,不信,谓之曰:‘汝真能画,立为我作至圣先师孔子像!不成,当受罚。’某从容研墨伸纸,挥毫立就,神颖晔然。师弃戒尺于地,叹曰:‘吾无以教汝矣!’遂装裱其画,悬诸塾中,命诸生朝夕礼拜焉。于是亲友竞乞其画像,所作无不惟妙惟肖。……”百年后的人读了这段记载,便会赞叹道:“七岁就有作品,真是天才,神童!”

朋友来信要我写些关于儿时学画的回忆的话。我就根据上面的一段话写些吧。上面的话都是事实,不过欠详明些,宜解释之如下:

我七八岁时——到底是七岁或八岁,现在记不清楚了。但都可说,说得小了可说是照外国算法的;说得大了可说是照中国算法的。——入私塾,先读《三字经》,后来又读《千家诗》。《千家诗》每页上端有一幅木版画,记得第一幅画的是一只大象和一个人,在那里耕田,后来我知道这是二十四孝中的大舜耕田图。但当时并不知道画的是什么意思,只觉得看上端的画,比读下面的“云淡风轻近午天”有趣。我家开着染坊店,我向染匠司务讨些颜料来,溶化在小盅子里,用笔蘸了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涂一只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地,自以为得意。但那书的纸不是道林纸,而是很薄的中国纸,颜料涂在上面的纸上,会渗透下面好几层。我的颜料笔又吸得饱,透得更深。等得着好色,翻开书来一看,下面七八页上,都有一只红象、一个蓝人和一片紫地,好像用三色版套印的。

第二天上书的时候,父亲——就是我的先生——就骂,几乎要打手心;不知被母亲或是大姐劝住了,终于没有打。我抽抽咽咽地哭了一顿,把颜料盅子藏在扶梯底下了。晚上,等到先生——就是我的父亲——上鸦片馆去了,我再向扶梯底下取出颜料盅子,叫红英——管我的女仆——到店堂里去偷几张煤头纸来,就在扶梯底下的半桌上的“洋油手照”底下描色彩画。画一个红人,一只蓝狗,一间紫房子……这些画的最初的鉴赏者,便是红英。后来母亲和诸姐也看到了,她们都说“好”;可是我没有给父亲看,防恐吃手心。这就叫作“七岁入塾即擅长丹青”。况且向染坊店里讨来的颜料不止丹和青呢!

后来,我在父亲晒书的时候找到了一部人物画谱,翻一翻,看见里面花样很多,便偷偷地取出了,藏在自己的抽斗里。晚上,又偷偷地拿到扶梯底下的半桌上去给红英看。这回不想再在书上着色;却想照样描几幅看,但是一幅也描不像。亏得红英想工好,教我向习字簿上撕下一张纸来,印着了描。记得最初印着描的是人物谱上的柳柳州像。当时第一次印描没有经验,笔上墨水吸得太饱,习字簿上的纸又太薄,结果描是描成了,但原本上渗透了墨水,弄得很龌龊,曾经受大姐的责骂。这本书至今还存在,最近我晒旧书时候还翻出这个弄龌龊了的柳柳州像来看:穿了很长的袍子,两臂高高地向左右伸起,仰起头作大笑状。但周身都是斑斓的墨点,便是我当日印上去的。回思我当日最初就印这幅画的原因,大概是为了他高举两臂作大笑状,好像我的父亲打呵欠的模样,所以特别有兴味吧。后来,我的“印画”的技术渐渐进步。大约十二三岁的时候(父亲已经弃世,我在另一私塾读书了),我已把这本人物谱统统印全。所用的纸是雪白的连史纸,而且所印的画都着色。着色所用的颜料仍旧是染坊里的,但不复用原色。我自己会配出各种的间色来,在画上施以复杂华丽的色彩,同塾的学生看了都很欢喜,大家说:“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而且大家向我讨画,拿去贴在灶间里,当作灶君菩萨;或者贴在床前,当作新年里买的“花纸儿”。所以说我“课余常摹古人笔意,写人物花鸟之图,以为游戏。同塾年长诸生竞欲乞得其作品而珍藏之”,也都有因;不过其事实是如此。

至于学生夺画像殴打,先生请我画至圣先师孔子像,悬诸塾中,命诸生晨夕礼拜,也都是确凿的事实,你听我说吧:那时候我们在私塾中弄画,同在现在社会里抽鸦片一样,是不敢公开的。我好像是一个土贩或私售灯吃的,同学们好像是上了瘾的鸦片鬼,大家在暗头里作勾当。先生坐在案桌上的时候,我们的画具和画都藏好,大家一摇一摆地读“幼学”书。等到下午,照例一个大块头来拖先生出去吃茶了,我们便拿出来弄画。我先一幅幅地印出来,然后一幅幅地涂颜料。同学们便像看病时向医生挂号一样,依次认定自己所欲得的画。得画的人对我有一种报酬,但不是稿费或润笔,而是种种玩意儿:金铃子一对连纸匣;挖空老菱壳一只,可以加上绳子去当作陀螺抽的;“云”字顺治铜钱一枚(有的顺治铜钱,后面有一个字,字共有二十种。我们儿时听大人说,积得了一套,用绳编成宝剑形状,挂在床上,夜间一切鬼都不敢来。但其中,好像是“云”字,最不易得;往往为缺少此一字而编不成宝剑。故这种铜钱在当时的我们之间是一种贵重的赠品),或者铜管子(就是当时炮船上新用的后膛枪子弹的壳)一个。有一次,两个同学为交换一张画,意见冲突,相打起来,被先生知道了。先生审问之下,知道相打的原因是为画;追求画的来源,知道是我所作,使厉声喊我走过去。我料想是吃戒尺了,低着头不睬,但觉得手心里火热了。终于先生走过来了。我已吓得魂不附体;但他走到我的座位旁边,并不拉我的手,却问我:“这画是不是你画的?”我回答一个“是”字,预备吃戒尺了。他把我的身体拉开,抽开我的抽斗,搜查起来。我的画谱、颜料,以及印好而未着色的画,就都被他搜出。我以为这些东西全被没收了:结果不然,他但把画谱拿了去,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张一张地观赏起来。过了好一会,先生旋转头来叱一声:“读!”大家朗朗地读:“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这件案子便停顿了。我偷眼看先生,见他把画谱一张一张地翻下去,一直翻到底。放假的时候我夹了书包走到他面前去作一个揖,他换了一种与前不同的语气对我说:“这书明天给你。”

明天早上我到塾,先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对我说:“你能看了样画一个大的吗?”我没有防到先生也会要我画起画来,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支吾地回答说:“能。”其实我向来只是“印”,不能“放大”。这个“能”字是被先生的威严吓出来的。说出之后心头发一阵闷,好像一块大石头吞在肚里了。先生继续说:“我去买张纸来,你给我放大了画一张,也要着色彩的。”我只得说“好”。同学们看见先生要我画画了,大家装出惊奇和羡慕的脸色,对着我看。我却带着一肚皮心事,直到放假。

放假时我夹了书包和先生交给我的一张纸回家,便去向大姐商量。大姐教我,用一张画方格子的纸,套在画谱的书页中间。画谱纸很薄,孔子像就有经纬格子范围着了。大姐又拿缝纫用的尺和粉线袋给我在先生交给我的大纸上弹了大方格子,然后向镜箱中取出她画眉毛用的柳条枝来,烧一烧焦,教我依方格子放大的画法。那时候我们家里还没有铅笔和三角板、米突(2)尺,我现在回想大姐所教我的画法,其聪明实在值得佩服。我依照她的指导,竟用柳条枝把一个孔子像的底稿描成了;同画谱上的完全一样,不过大得多,同我自己的身体差不多大。我伴着了热烈的兴味,用毛笔勾出线条;又用大盆子调了多量的颜料,着上色彩,一个鲜明华丽而伟大的孔子像就出现在纸上。店里的伙计,作坊里的司务,看见了这幅孔子像,大家说“出色!”还有几个老妈子,尤加热烈地称赞我的“聪明”和画的“齐整”,并且说:“将来哥儿给我画个容像,死了挂在灵前,也沾些风光。”我在许多伙计、司务和老妈子的盛称声中,俨然地成了一个小画家。但听到老妈子要托我画容像,心中却有些儿着慌。我原来只会“依样画葫芦”的!全靠那格子放大的枪花,把书上的小画改成为我的“大作”;又全靠那颜色的文饰,使书上的线描一变而为我的“丹青”。格子放大是大姐教我的,颜料是染匠司务给我的,归到我自己名下的工作,仍旧只有“依样画葫芦”。如今老妈子要我画容像,说“不会画”有伤体面;说“会画”将来如何兑现?且置之不答,先把画缴给先生去。先生看了点头。次日画就粘贴在堂名匾下的板壁上。学生们每天早上到塾,两手捧着书包向它拜一下;晚上散学,再向它拜一下。我也如此。

自从我的“大作”在塾中的堂前发表以后,同学们就给我一个绰号“画家”。每天来访先生的那个大块头看了画,点点头对先生说:“可以。”这时候学校初兴,先生忽然要把我们的私塾大加改良了。他买一架风琴来,自己先练习几天,然后教我们唱“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的歌。又请一个朋友来教我们学体操。我们都很高兴。有一天,先生呼我走过去,拿出一本书和一大块黄布来,和蔼地对我说:“你给我在黄布上画一条龙,”又翻开书来,继续说,“照这条龙一样。”原来这是体操时用的国旗。我接受了这命令,只得又去向大姐商量;再用老法子把龙放大,然后描线,涂色。但这回的颜料不是从染坊店里拿来,是由先生买来的铅粉、牛皮胶和红、黄、蓝各种颜色。我把牛皮胶煮溶了,加入铅粉,调制各种不透明的颜料,涂到黄布上,同西洋中世纪的fresco(3)画法相似。龙旗画成了,就被高高地张在竹竿上,引导学生通过市镇,到野外去体操。我悔不在体操后偷把那龙旗藏过了,好让我的传记里添两句:“其画龙点睛后忽不见,盖已乘云上天矣。”我的“画家”绰号自此更盛行;而老妈子的画像也催促得更紧了。

我再向大姐商量。她说二姐丈会画肖像,叫我到他家去“偷关子”。我到二姐丈家,果然看见他们有种种特别的画具:玻璃九宫格、擦笔、conte、米突尺、三角板。我向二姐丈请教了些笔法,借了些画具,又借了一包照片来,作为练习的样本。因为那时我们家乡地方没有照相馆,我家里没有可用玻璃格子放大的四寸半身照片。回家以后,我每天一放学就埋头在擦笔照相画中。这原是为了老妈子的要求而“抱佛脚”的;可是她没有照相,只有一个人。我的玻璃格子不能罩到她的脸孔上去,没有办法给她画像。天下事有会巧妙地解决的。大姐在我借来的一包样本中选出某老妇人的一张照片来,说:“把这个人的下巴改尖些,就活像我们的老妈子了。”我依计而行,果然画了一幅八九分像的肖像画,外加在擦笔上面涂以漂亮的淡彩:粉红色的肌肉,翠蓝色的上衣,花带镶边;耳朵上外加挂上一双金黄色的珠耳环。老妈子看见珠耳环,心花盛开,即使完全不像,也说“像”了。自此以后,亲戚家死了人我就有差使——画容像。活着的亲戚也拿一张小照来叫我放大,挂在厢房里;预备将来可现成地移挂在灵前。我十七岁出外求学,年假、暑假回家时还常常接受这种义务生意。直到我十九岁时,从先生学了木炭写生画,读了美术的论著,方才把此业抛弃。到现在,在故乡的几位老伯伯和老太太之间,我的擦笔肖像画家的名誉依旧健在;不过他们大都以为我近来“不肯”画了,不再来请教我。前年还有一位老太太把她的新死了的丈夫的四寸照片寄到我上海的寓所来,哀求地托我写照。此道我久已生疏,早已没有画具,况且又没有时间和兴味。但无法对她说明,就把照片送到霞飞路的某照相馆里,托他们放大为廿四寸的,寄了去。后遂无问津者。

假如我早得学木炭写生画,早得受美术论著的指导,我的学画不会走这条崎岖的小径。唉,可笑的回忆,可耻的回忆,写在这里,给世间学画的人作借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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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于1934年2月。原载《良友》1935年3月第103期。

(2) 即米,metre的音译。

(3) 即壁画。

过年

我幼时不知道阳历,只知道阴历。到了十二月十五,过年的空气开始浓重起来了。我们染坊店里三个染匠司务全是绍兴人,十二月十六日要回乡。十五日,店里办一桌酒,替他们送行。这是提早举办的年酒。商店旧例,年酒席上的一只全鸡,摆法大有道理:鸡头向着谁,谁要免职。所以上菜的时候,要特别当心。但我家的店规模很小,店里三个,作场里三个人,共只有六个人,这六个人极少有变动,所以这种顾虑极少。但母亲还是当心,上菜时关照仆人,必须把鸡头向着空位。

十六日,司务们一上去(1),染缸封了,不再收货,农民们此时也要过年,不再拿布出来染了。店里不须接生意,但是要算账。整个上午,农民们来店还账,应接不暇。下午,管账先生送进一包银圆来,交母亲收藏。这半个月正是收获时期,一家一店许多人的生活都从这里开花。有的农民不来还账,须得下乡去收。所以必须另雇两个人去收账。他们早出晚归,有时拿了鸡或米回来。因为那农家付不出钱,将鸡或米来抵偿。年底往往阴雨,收账的人,拖泥带水回来,非常辛苦。所以每天的夜饭必须有酒有肉。学堂早已放年假,我空闲无事,上午总在店里帮忙,写“全收”簿子(2)。吃过中饭,管账先生拿全收簿子去一算,把算出来的总数同现款一对,两相符合,一天的工作便完成了。

从腊月二十日起,每天吃夜饭时光,街上叫“火烛小心”。一个人“蓬蓬”地敲着竹筒,口中高叫:“寒天腊月!火烛小心!柴间灰堆!灶前灶后!前门闩闩!后门关关!……”这声调有些凄惨。大家提高警惕。我家的贴邻是王囡囡豆腐店,豆腐店日夜烧砻糠,火烛更为可怕。然而大家都说不怕,因为明朝时光刘伯温曾在这一带地方造一条石门槛,保证这石门槛以内永无火灾。

廿三日晚上送灶,灶君菩萨每年上天约一星期,廿三夜上去,大年夜回来。这菩萨据说是天神派下来监视人家的,每家一个。大约就像政府委任官吏一般,不过人数(神数)更多。他们高踞在人家的灶山上,嗅取饭菜的香气。每逢初一、月半,必须点起香烛来拜他。廿三这一天,家家烧赤豆糯米饭,先盛一大碗供在灶君面前,然后全家来吃。吃过之后,黄昏时分,父亲穿了大礼服来灶前膜拜,跟着,我们大家跪拜。拜过之后,将灶君的神像从灶山上请下来,放进一顶灶轿里。这灶轿是白天从市上买来的,用红绿纸张糊成,两旁贴着一副对联,上写“上天奏善事,下界保平安”。我们拿些冬青柏子,插在灶轿两旁,再拿一串纸做的金元宝挂在轿上;又拿一点糖塌饼来,粘在灶君菩萨的嘴上。这样一来,他上去见了天神,粘嘴粘舌的,说话不清楚,免得把人家的恶事全盘说出。于是父亲恭恭敬敬地捧了灶轿,捧到大门外去烧化。烧化时必须抢出一只纸元宝,拿进来藏在橱里,预祝明年有真金元宝进门之意。送灶君上天之后,陈妈妈就烧菜给父亲下酒,说这酒菜味道一定很好,因为没有灶君先吸取其香气。父亲也笑着称赞酒菜好吃。我现在回想,他是假痴假呆、逢场作乐。因为他中了这末代举人,科举就废,不得伸展,蜗居在这穷乡僻壤的蓬门败屋中,无以自慰,惟有利用年中行事,聊资消遣,亦“四时佳兴与人同”之意耳。

廿三送灶之后,家中就忙着打年糕。这糯米年糕又大又韧,自己不会打,必须请一个男工来帮忙。这男工大都是陆阿二,又名五阿二。因为他姓陆,而他的父亲行五。两枕“当家年糕”,约有三尺长;此外许多较小的年糕,有二尺长的,有一尺长的;还有红糖年糕,白糖年糕。此外是元宝、百合、橘子等种种小摆设,这些都由母亲和姐姐们去做。我也洗了手去参加,但总做不好,结果是自己吃了。姐姐们又做许多小年糕,形式仿照大年糕,是预备廿七夜过年时拜小年菩萨用的。

廿七夜过年,是个盛典。白天忙着烧祭品:猪头、全鸡、大鱼、大肉,都是装大盘子的。吃过夜饭之后,把两张八仙桌接起来,上面供设“六神牌”,前面围着大红桌围,摆着巨大的锡制的香炉蜡台。桌上供着许多祭品,两旁围着年糕。我们这厅屋是三家公用的,我家居中,右边是五叔家,左边是嘉林哥家,三家同时祭起年菩萨来,屋子里灯火辉煌,香烟缭绕,气象好不繁华!三家比较起来,我家的供桌最为体面。何况我们还有小年菩萨,即在大桌旁边设两张茶几,也是接长的,也供一位小菩萨像,用小香炉蜡台,设小盆祭品,竟像是小人国里的过年。记得那时我所欣赏的,是“六神牌”和祭品盘上的红纸盖。这六神牌画得非常精美,一共六版,每版上画好几个菩萨,佛、观音、玉皇大帝、孔子、文昌帝君、魁星……都包括在内。平时折好了供在堂前,不许打开来看,这时候才展览了。祭品盘上的红纸盖,都是我的姑母剪的,“福禄寿喜”、“一品当朝”、“平升三级”等字,都剪出来,巧妙地嵌在里头。我那时只七八岁,就喜爱这些东西,这说明我对美术有缘。

绝大多数人家廿七夜过年。所以这晚上商店都开门,直到后半夜送神后才关门。我们约伴出门散步,买花炮。花炮种类繁多,我们所买的,不是两响头的炮仗和劈劈啪啪的鞭炮,而是雪炮、流星、金转银盘、水老鼠、万花筒等好看的花炮。其中万花筒最好看,然而价贵不易多得。买回去在天井里放,大可增加过年的喜气。我把一串鞭炮拆散来,一个一个地放。点着了火立刻拿一个罐头来罩住,“咚”的一声,连罐头也跳起来。我起初不敢拿在手里放。后来经乐生哥哥(关于此人另有专文)教导,竟胆敢拿在手里放了。两指轻轻捏住鞭炮的末端,一点上火,立刻把头旋向后面。渐渐老练了,即行若无事。

正在放花炮的时候,隔壁谭三姑娘……送万花筒来了。这谭三姑娘的丈夫谭福山,是开炮仗店的。年年过年,总是特制了万花筒来分送邻居,以供新年添兴之用。此时谭三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声音好比莺啼燕语。厅堂里的空气忽然波动起来。如果真有年菩萨在尚飨,此时恐怕都“停杯投箸不能食”了。

夜半时分,父亲在旁边的半桌上饮酒,我们陪着他吃饭。直到后半夜,方才送神。我带着欢乐的疲倦躺在床上,钻进被窝里,蒙眬之中听见远近各处爆竹之声不绝,想见这时候石门湾的天空中,定有无数年菩萨餍足了酒肉,腾空驾雾归天去了。

“廿七、廿八活急杀,廿九、三十勿有拉(3),初一、初二扮睹客,你没铜钱我有拉(4)。”这是石门湾人形容某些债户的歌。年中拖欠的债,年底要来讨,所以到了廿七、廿八,便活急杀。到了廿九、三十,有的人逃往别处去避债,故曰勿有拉。但是有些人有钱不肯还债,要留着新年里自用。一到元旦,照例不准讨债,他便好公然地扮睹客,而且慷慨得很了。我家没有这种情形,但是总有人来借掇,也很受累。况且家事也忙得很:要掸灰尘,要祭祖宗,要送年礼。倘是月小,更加忙迫了。

年底这一天,是准备通夜不眠的。店里早已摆出风灯,插上岁烛。吃年夜饭时,把所有的碗筷都拿出来,预祝来年人丁兴旺。吃饭碗数,不可成单,必须成双。如果吃三碗,必须再盛一次,那怕盛一点点也好,总之要凑成双数。吃饭时母亲分送压岁钱,我得的记得是四角,用红纸包好。我全部用以买花炮。吃过年夜饭,还有一出滑稽戏呢。这叫作“毛糙纸揩窪”。“窪”就是屁股。一个人拿一张糙纸,把另一人的嘴揩一揩。意思是说:你这嘴巴是屁股,你过去一年中所说的不祥的话,例如“要死”之类,都等于放屁。但是人都不愿被揩,尽量逃避。然而揩的人很调皮,出其不意,突如其来,那怕你极小心的人,也总会被揩。有时其人出前门去了。大家就不提防他。岂知他绕个圈子,悄悄地从后门进来,终于被揩了去。此时笑声、喊声充满了一堂。过年的欢乐空气更加浓重了。

于是陈妈妈烧起火来放“泼留”。把糯米谷放进热镬子里,一只手用铲刀(5)搅拌,一只手用箬帽遮盖。那些糯谷受到热度,爆裂开来,若非用箬帽遮盖,势必纷纷落地,所以必须遮盖。放好之后,拿出来堆在桌子上,叫大家拣泼留。“泼留”两字应该怎样写,我实在想不出,这里不过照声音记录罢了。拣泼留,就是把砻糠拣出,剩下纯粹的泼留,新年里客人来拜年,请他吃糖汤,放些泼留。我们小孩子也参加拣泼留,但是一面拣,一面吃。一粒糯米放成蚕豆来大,像朵梅花,又香又热,滋味实在好极了。

黄昏,渐渐有人提了灯笼来收账了。我们就忙着“吃串”。听来好像是“吃菜”。其实是把每一百铜钱的串头绳解下来,取出其中三四文,只剩九十六七文,或甚至九十二三文,当作一百文去还账。吃下来的“串”,归我们姐弟们作零用。我们用这些钱还账,但我们收来的账,也是吃过串的钱。店员经验丰富,一看就知道这是“九五串”,那是“九二串”的。你以伪来,我以伪去,大家不计较了。这里还得表明:那时没有钞票,只有银洋、铜板和铜钱。银洋一元等于三百个铜板,一个铜板等于十个铜钱。我那时母亲给我的零用钱,是每天一个铜板即十文铜钱。我用五文买一包花生,两文买两块油沸豆腐干,还有三文随意花用。

街上提着灯笼讨账的,络绎不绝。直到天色将晓,还有人提着灯笼急急忙忙地跑来跑去。这只灯笼是千万少不得的。提灯笼,表示还是大年夜,可以讨债;如果不提灯笼,那就是新年元旦,欠债的可以打你几记耳光,要你保他三年顺境。因为大年初一讨债是禁忌的。但这时候我家早已结账,关店,正在点起了香烛迎接灶君菩萨。此时通行吃接灶圆子。管账先生一面吃圆子,一面向我母亲报告账务。说到赢余,笑容满面。母亲照例额外送他十只银角子,给他“新年里吃青果茶”。他告别回去,我们也收拾,睡觉。但是睡不到二个钟头,又得起来,拜年的乡下客人已经来了。

年初一上午忙着招待拜年客人。街上挤满了穿新衣服的农民,男女老幼,熙熙攘攘,吃烧卖,上酒馆,买花纸(6),看戏法,到处拥挤,而最热闹的是赌摊。原来从初一到初四,这四天是不禁赌的。掷骰子,推牌九,还有打宝,一堆一堆的人,个个兴致勃勃,连警察也参加在内。下午,农民大都进去了,街上较清,但赌摊还是闹热,有的通夜不收。

初二开始,镇上的亲友来往拜年。我父亲戴着红缨帽子,穿着外套,带着跟班出门。同时也有穿礼服的到我家拜年。如果不遇,留下一张红片子。父亲死后,母亲叫我也穿着礼服去拜年。我实在很不高兴。因为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穿大礼服上街,大家注目,有讥笑的,也有叹羡的,叫我非常难受。现在回想,母亲也是一片苦心。她不管科举已废,还希望我将来也中个举人,重振家声,所以把我如此打扮,聊以慰情。

正月初四,是新年最大的一个节日,因为这天晚上接财神。别的行事,如送灶、过年等,排场大小不定,有简单的,有丰盛的,都按家之有无。独有接财神,家家郑重其事,而且越是贫寒之家,排场越是体面。大约他们想:敬神丰盛,可以邀得神的恩宠,今后让他们发财。

接财神的形式,大致和过年相似,两张桌子接长来,供设六神牌,外加财神像,点起大红烛。但不先行礼,先由父亲穿了大礼服,拿了一股香,到下西弄的财神堂前行礼,三跪九叩,然后拿了香回来,插在香炉中,算是接得财神回来了。于是大家行礼。这晚上金吾放夜,市中各店通夜开门,大家接财神。所以要买东西,那怕后半夜,也可以买得。父亲这晚上兴致特别好,饮酒过半,叫把谭三姑娘送的大万花筒放起来。这万花筒果然很大,每个共有三套。一枝火树银花低了,就有另一枝继续升起来,凡三次。谭福山做得真巧。……我们放大万花筒时,为要尽量增大它的利用率,邀请所有的邻居都出来看。作者谭福山也被邀在内。次家闻得这大万花筒是他做的,都向他看。……

初五以后,过年的事基本结束。但是拜年,吃年酒,酬谢往还,也很热闹。厨房里年菜很多,客人来了,搬出就是。但是到了正月半,也差不多吃完了。所以有一句话:“拜年拜到正月半,烂溏鸡屎炒青菜。”我的父亲不爱吃肉,喜欢吃素,我们都看他样。所以我们家里,大年夜就烧好一大缸萝卜丝油豆腐,油很重,滋味很好。每餐盛出一碗来,放在锅子里一热,便是最好的饭菜。我至今还是忘不了这种好滋味。但叫家里人照烧起来,总不及童年时的好吃,怪哉!

正月十五,在古代是一个元宵佳节,然而赛灯之事,久已废止,只有市上卖些兔子灯,蝴蝶灯等,聊以应名而已。二十日,染匠司务下来(7),各店照常开门做生意,学堂也开学。过年的笔记也就全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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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作者家乡一带习惯,凡是去浙东各地,称为“上去”。

(2) 年底收账,账收回后,记在“全收”簿子上,表示已不欠账。

(3) 方言,意即不在这儿、不在家。

(4) 方言,意即我这儿有。

(5) 即锅铲。

(6) 即年画。

(7) 按作者家乡一带习惯,从浙东来到浙西,称为“下来”。

私塾生活(1)

我的学童时代,就是六十年前的时代。那时候,我国还没有学校,儿童上学,进的是私塾。怎么叫作私塾呢?就是一个先生在自己家里开办一个学堂,让亲戚、朋友、邻居家的小孩子来上学。有的只有七八个学生,有的十几个,至多也不过二三十个,不能再多了。因为家里屋子有限,先生只有一人。这位先生大都是想考官还没有考取的人,或者一辈子考不取的老人。那时候要做官,必须去考。小考一年一次,大考三年一次。考不取的,就在家里开私塾,教学生。学生每逢过年,送几块银洋给先生,作为学费,称为“修敬”。每逢端午、中秋,也必须送些礼物给先生,例如鱼、肉、粽子、月饼之类。私塾没有星期天,也没有暑假;只有年假,放一个多月。倘先生有事,随时可以放假。

私塾里不讲时间,因为那时绝大多数人家没有自鸣钟。学生早上入学,中午“放饭学”,下午再入学,傍晚“放夜学”,这些时间都没有一定,全看先生的生活情况。先生起得迟的,学生早上不妨迟到。先生有了事情,晚上就早点“放夜学”。学生早上入学,先生大都尚未起身,学生挟了书包走进学堂,先双手捧了书包向堂前的孔夫子牌位拜三拜,然后坐在规定的座位里。倘先生已经起来了,坐在学堂里,那么学生拜过孔夫子之后,须得再向先生拜一拜,然后归座。座位并不是课桌,就是先生家里的普通桌子,或者是自己家里搬来的桌子。座位并不排成一列,零零星星地安排,就同普通人家的房间布置一样。课堂里没有黑板,实际上也用不到黑板。因为先生教书是一个一个教的。先生叫声“张三”,张三便拿了书走到先生的书桌旁边,站着听先生教。教毕,先生再叫“李四”,李四便也拿了书走过去受教……每天每人教多少时光,教多少书,没有一定,全看先生高兴。他高兴时,多教点;不高兴时,少教点。这些先生家里大都是穷的,有的全靠学生年终送的“修敬”过日子。因此做教书先生,人们称为“坐冷板凳”;意思是说这种职业是很清苦的。因此先生家里柴米成问题的时候,先生就不高兴,教书也很懒。

还有,私塾先生大都是吸鸦片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叫作鸦片?待我告诉你们。鸦片是一种烟,是躺在床上吸的。吸得久了,天天非吸几次不可,不吸就要打呵欠,流鼻涕,头晕眼花,同生病一样,这叫作“鸦片上瘾”。上了瘾的人很苦:又费钱,又费时间,又伤身体。那么你要问:他们为什么要吸呢?只因那时外国帝国主义欺侮我们中国人,贩进这种毒品来教大家吃,好让中国一天一天弱起来。那时中国政府怕外国人,不爱人民,就让大家去吸,便害了许多人,而读书人受害的最多。因为吸了鸦片,精神一时很好,读得进书,但不吸就读不进,因此不少读书人都上了当。

私塾没有课程表。但大都有个规定:早上“习字”,上午“背旧书”,下午“上新书”,放夜学之前“对课”。

私塾里读的书只有一种,是语文。像现在学校里的算术、图画、音乐、体操……那时一概没有。语文之外,只有两种小课,即“习字”和“对课”。而这两种小课都是和语文有关的,只算是语文中的一部分。而所谓“语文”,也并不是现在那种教科书,却是一种古代的文言文章,那书名叫作《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书都很难读,就是现在的青年人、壮年人,也不容易懂得,何况小朋友。但先生不管小朋友懂不懂,硬要他们读,而且必须读熟,能背。小朋友读的时候很苦,不懂得意思,照先生教的念,好比教不懂外国语的人说外国语。然而那时的小朋友苦得很,非硬记、硬读、硬背不可,因为背不出先生要用“戒尺”打手心,或者打后脑。戒尺就是一尺长的一条方木棍。

上午,先生起来了,捧了水烟管走进学堂里,学生便一齐大声念书,比小菜场里还要嘈杂。因为就要“背旧书”了,大家便临时“抱佛脚”。先生坐下来,叫声“张三”,张三就拿了书走到先生书桌面前,把书放在桌上了,背转身子,一摇一摆地背诵昨天、前天和大前天读过的书。倘背错了,或者背不下去了,先生就用戒尺在他后脑上打一下,然后把书丢在地上。这个张三只得摸摸后脑,拾了书,回到座位里去再读,明天再背。于是先生再叫“李四”……一个一个地来背旧书。背旧书时,多数人挨打,但是也有背不出而不挨打的,那是先生自己的儿子或者亲戚。背好旧书,一个上午差不多了,就放饭学,学生回家吃饭。

下午,先生倘是吸鸦片的,要三点多钟才进学堂来。“上新书”也是一个一个上的。上的办法:先生教你读两遍或三遍,即先生读一句,你顺一句。教过之后,要你自己当场读一遍给先生听。但那些书是很难读的,难字很多,先生完全不讲解意义,只是教你跟了他“唱”。所以唱过二三遍之后,自己不一定读得出。越是读不出,后脑上挨打越多;后脑上打得越多,越是读不出。先生书桌前的地上,眼泪是经常不干的!因此有的学生,上一天晚上请父亲或哥哥等先把明天的生书教会,免得挨打。

新书上完后,将近放学,先生把早上交来的习字簿用红笔加批,发给学生。批有两种:写得好的,圈一圈;写得不好的,直一直;写错的,打个叉。直的叫作“吃烂木头”,叉的叫作“吃洋钢叉”。有的学生,家长发给零用钱,以习字簿为标准:一圈一个铜钱;一个烂木头抵消一个铜钱;一个洋钢叉抵消两个铜钱。

发完习字簿,最后一件事是“对课”。先生昨天在你的“课簿”上写两个或三个字,你拿回家去,对他两个或三个字,第二天早上交在先生桌上。此时先生逐一翻开来看,对得好的,圈一圈;对得不好的,他替你改一改。然后再出一个新课,让你拿回去对好了,明天来交卷。怎么叫对课呢?譬如先生出“红花”两字,你对“绿叶”;先生出“春风”,你对“秋雨”;先生出“明月夜”,你对“艳阳天”……对课要讲词性,要讲平仄。(怎么叫作词性和平仄,说来话多,我暂时不讲了。)这算是私塾里最有兴味的一课。然而对得太坏,也不免挨打手心。对过课之后,先生喊一声:“去!”学生就打好书包,向孔夫子牌位拜三拜,再向先生拜一拜,一缕烟似的跑出学堂去了。这时候个个学生很开心,一路上手挽着手,跳跳蹦蹦,乱叫乱嚷,欢天喜地地回家去,犹如牢狱里释放的犯人一般。

今天讲得太多了。下次有机会再和小朋友谈旧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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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儿童时代》1962年9月第17期。

视觉的粮食(1)

世间一切美术的建设与企图,无非为了追求视觉的慰藉。视觉的需要慰藉,同口的需要食物一样,故美术可说是视觉的粮食。人类得到了饱食暖衣,物质的感觉满足以后,自然会进而追求精神的感觉——视觉——的快适。故从文化上看,人类不妨说是“饱暖思美术”的动物。

我个人的美术研究的动机,逃不出这公例,也是为了追求视觉的粮食。约三十年之前,我还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儿童,只知道人应该饱食暖衣,梦也不曾想到衣食的来源。美术研究的动机的萌芽,在这时光最宜于发生。我在母亲的保护之下获得了饱食暖衣之后,每天所企求的就是“看”。无论什么,只要是新奇的,好看的,我都要看。现在我还可历历地回忆:玩具,花纸,吹大糖担,新年里的龙灯,迎会,戏法,戏文,以及难得见到的花灯……曾经给我的视觉以何等的慰藉,给我的心情以何等热烈的兴奋!

就中最有力地抽发我的美术研究心的萌芽的,要算玩具与花灯。当我们的儿童时代,玩具的制造不及现今的发达。我们所能享用的,还只是竹龙、泥猫、大阿福,以及江北船上所制造的各种简单的玩具而已。然而我记得:我特别爱好的是印泥菩萨的模型。这东西现在已经几乎绝迹,在深乡间也许还有流行。其玩法是教儿童自己用粘土在模型里印塑人物像的,所以在种种玩具中,对于这种玩具觉得兴味最浓。我们向江北人买几个红沙泥烧料的阴文的模型,和一块黄泥(或者自己去田里揠取一块青色的田泥,印出来也很好看),就可自由印塑。我曾记得,这种红沙泥模型只要两文钱一个。有弥勒佛像,有观世音像,有关帝像,有文昌像,还有孙行者,猪八戒,蚌壳精,白蛇精各像,还有猫,狗,马,象,宝塔,牌坊等种种模型。我向母亲讨得一个铜板,可以选办五种模型,和一大块黄泥(这是随型附送,不取分文的),拿回家来制作许多的小雕塑。明天再讨一个铜板,又可以添办五种模型。积了几天,我已把江北人担子所有的模型都买来,而我的案头就像罗汉堂一般陈列着种种的造像了。我记得,这只江北船离了我们的石门湾之后,不久又开来了一只船,这船里也挑上一担红沙泥模型来,我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去探找,果然被我找到,而且在这担子上发见了许多与前者不同的新模型。我的欢喜不可名状!恐怕被人买光,立刻筹集巨款,把所有的新模型买了回来,又热心地从事塑造。案头充满了焦黄的泥像,我觉得单调起来,就设法办得铅粉和胶水,用洗净的旧笔为各像涂饰。又向我们的染坊作场里讨些洋红洋绿来,调入铅粉中,在各像上施以种种的色彩。更进一步,我觉得单靠江北船上供给的模型,终不自由。照我的游戏欲的要求,非自己设法制造模型不可。我先用粘土作模型,自己用小刀雕刻阴文的物象,晒干,另用湿粘土塑印。然而这尝试是失败的:那粘土制的模型易裂,易粘,雕的又不高明,印出来的全不足观。失败真是成功之母!有一天,计上心来:我用洋蜡烛油作模型,又细致,又坚韧,又滑润,又易于奏刀。材料虽然太费一点,但是刻坏了可以溶去再刻,并不损失材料。刻成了一种物象,印出了几个,就可把这模型溶去,另刻别的物象。这样,我只要牺牲半支洋蜡烛,便可无穷地创作我的浮雕,谁说这是太费呢。这时候我正在私塾读书。这种雕刻美术在私塾里是同私造货币一样地被严禁的。我不能拿到塾里去弄,只能假后回家来创作。因此荒废了我的《孟子》的熟读。我记得,曾经为此吃先生的警告和母亲的责备。终于不得不疏远这种美术而回到我的《孟子》里。现在回想,我当时何以在许多玩具中特别爱好这种塑造呢?其中大有道理:这种玩具,最富于美术意味,最合于儿童心理,我认为是着实应该提倡的。竹龙,泥猫,大阿福之类,固然也是一种美术的工艺。然而形状固定,没有变化;又只供鉴赏,不可创作。儿童是欢喜变化的,又是抱着热烈的创作欲的。故固定的玩具,往往容易使他们一玩就厌。那种塑印的红沙泥模型,在一切玩具中实最富有造型美术的意义,又最富有变化。故我认为自己的偏好是极有因的。现今机械工业发达,玩具工厂林立。但我常常留意各玩具店的陈列窗,觉得很失望。新式的玩具,不过质料比前精致些,形色比前美丽些,在意匠上其实并没有多大的进步,多数的新玩具,还是形状固定,没有变化,甚至缺乏美术意味的东西。想起旧日那种红沙泥模型的绝迹,不觉深为惋惜。只有数年前,曾在上海的日本玩具店里看见过同类的玩具:一只纸匣内,装着六个白磁制的小模型,有人像,动物像,器物型,三块有色彩的油灰,和两把塑造用的竹刀。这是以我小时所爱好的红沙泥模型为原则而改良精制的。我对它着实有些儿憧憬!它曾经是我幼时所热烈追求的对象,它曾经供给我的视觉以充分的粮食,它是我的美术研究的最初的启发者。想不到在二十余年之后,它会在外国人的地方穿了改良的新装而与我重见的!

更规模地诱导我美术制作的兴味的,是迎花灯。在我们石门湾地方,花灯不是每年例行的兴事。大约隔数年或十数年举行一次。时候总在春天,春耕已毕而蚕子未出的空当里,全镇上的人一致兴奋,努力制造各式的花灯;四周农村里的人也一致兴奋,天天夜里跑到镇上来看灯,仿佛是千载一遇的盛会。我的儿童时代总算是幸运的,有一年躬逢其盛。那时候虽然已到了清朝末年,不是十分太平的时代;但民生尚安,同现在比较起来,真可说是盛世了。我家旧有一顶彩伞,它的年龄比我长,是我的父亲少年时代和我姑母二人合作的。平时宝藏在箱笼里,每逢迎花灯,就拿出来参加。我以前没有见过它,那时在灯烛辉煌中第一次看见它,视觉感到异常的快适。所谓彩伞,形式大体像古代的阳伞,但作六面形,每面由三张扁方形的黑纸用绿色绫条粘接而成,即全体由三六十八张黑纸围成。这些黑纸上便是施美术工作的地方。伞的里面点着灯,但黑纸很厚,不透光,只有黑纸上用针刺孔的部分映出灯光来。故制作的主要工夫就是刺孔。这十八张黑纸,无异十八幅书画。每张的四周刺着装饰图案的带模样,例如万字,八结,回纹,或各种花鸟的便化。带模样的中央,便是书画的地方。若是书,则笔笔剪空,空处粘着白色的熟矾纸,映着明亮的灯光;此外的空地上又刺着种种图案花纹,作为装饰的背景。若是画,则画中的主体(譬如画的是举案齐眉,则梁鸿、孟光二人是主体)剪空,空处粘白色的熟矾纸,纸上绘着这主体的彩色图,使在灯光中灿烂地映出。其余的背景(譬如梁鸿的书桌,室内的光景,窗外的花木等)用针刺出,映着灯光历历可辨。这种表现方法,我现在回想,觉得其刺激比一切绘画都强烈。自来绘画之中,西洋文艺复兴期的宗教画,刺激最弱。为了他们把画面上远近大小一切物象都详细描写,变成了照相式的东西,看时不得要领,印象薄弱,到了十九世纪末的后期印象派,这点方被注意。他们用粗大的线条,浓厚的色彩,与单纯的手法描写各物,务使画中的主体强明地显现在观者的眼前。这原是取法于东洋的。东洋的粗笔画,向来取这么单纯明快的表现法,有时甚至完全不写背景,仅把一块石头或一枝梅花孤零零地描在白纸上,使观者所得印象十分强明。然而,这些画远不及我们那顶彩伞的画的强明:那画中的主体用黑纸作背景,又映在灯光中,显得非常触目;而且背景并非全黑,那针刺的小孔,隐隐地映出各种陪衬的物象来,与主体有机地造成一个美满的画面。其实这种彩伞不宜拿了在路上走,应该是停置在一处,供人细细观赏的。我家的那顶彩伞,尤富有这个要求。因为在全镇上的出品中,我们的彩伞是被公推为最精致而高尚的,字由我的父亲手书,句语典雅,笔致坚秀;画是我姑母的手笔,取材优美,布局匀称。针刺的工作也全由他们亲自担任,疏密适宜,因之光的明暗十分调和,比较起去年我乡的灯会中所见新的作品,题着“提倡新生活”的花台,画着摩登美女的花盆来,其工粗雅俗之差,不可以道里计了。我由这顶彩伞的欣赏,渐渐转入创作的要求。得了我大姊的援助,在灯期中立刻买起黑纸来,裁成十八小幅。作画,写字,加以图案,安排十八幅书画。然后剪空字画,粘贴矾纸,把一个盛老烟的布袋衬在它们底下,用针刺孔。我们不但日里赶作,晚上也常常牺牲了看灯,伏在室内工作。虽然因为工作过于繁重,没有完成,灯会已散,但这一番的尝试,给了我美术制作的最初的欢喜。我们于灯会散后在屋里张起这顶自制的小彩伞来,共相欣赏,比较,批评。自然远不及大彩伞的高明。但是,能知道自己的不高明,我们的鉴赏眼已有几分进步了。我的学书学画的动机,即肇始于此。我的美术研究的兴味,因了这次灯会期间的彩伞的试制而更加浓重了。去年的春天,我乡又发起灯会。这是我生所逢到的第三次:但第二次我糊口于远方,未曾亲逢,我所亲逢的这是第二次。照上述的因缘看来,去年我应该踊跃参加。然而不然,我只陪了亲友勉强看几次灯。非但自己不制作,有时连看都懒得。这是什么缘故?一时自己也说不清,大约要写完了这篇文章方才明白。

言归本题:最有力地抽发我的美术研究心的萌芽的,是上述的玩具和花灯。然而,给我的视觉以最充分的粮食的,也只有这种玩具和花灯。那种红沙泥模型的塑印,原是很幼稚的一种手工,给孩儿们玩玩的东西,说不上美术研究。那种彩伞的制作也只是雕虫小技,仅供消闲娱乐而已,不能说是正大的美术创作。然而前面说过,世间一切美术的建设与企图,无非为了追求视觉的慰藉。上两者在美术上虽是玩具或小技,但其对于当时的我,一个十来岁的儿童,的确奏了极伟大的美术的效果,给了我最充分的视觉的粮食。因为自此以后,我的年纪渐长,美术研究之志渐大;我的经历渐多,美术鉴赏之眼渐高。研究之志渐大,就舍去目前的小慰藉的追求而从事奋斗;鉴赏之眼渐高,就发见眼前缺乏可以慰藉视觉的景象,而退入苟安,陷入空想。美术是人生的“乐园”,儿童是人生的“黄金时代”。然而出了黄金时代,美术的乐园就减色,可胜叹哉!

怎样会减色呢?让我继续告诉我的读者罢:为了上述的因缘,我幼时酷好描画。最初我热心于印《芥子园人物谱》。所谓印,就是拿薄纸盖在画谱上,用毛笔依样印写。写好了添上颜色,当作自己的作品。后来进小学校,看见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笔画临本》、《水彩画临本》,就开始临摹,觉得前此之印写,太幼稚了。临得惟妙惟肖,就当作自己的佳作。后来进中学校,知道学画要看着实物而描写,就开始写生,觉得前此之临摹,太幼稚了。写生一把茶壶,看去同实物一样,就当作自己的杰作!后来我看到了西洋画,知道了西洋画专门学校的研究方法,又觉得前此的描画都等于儿戏,欲追求更多的视觉的粮食,非从事专门的美术研究不可。我就练习石膏模型木炭写生。奋斗就从这里开始。大凡研究各种学问,往往在初学时尝到甜味,一认真学习起来,就吃尽苦头。有时简直好像脱离了本题,转入另外一种坚苦的工作中。为了学习绘画而研究坚苦的石膏模型写生,正是一个适例。近来世间颇反对以石膏模型写生当作绘画基本练习的人。西洋的新派画家,视此道为陈腐的旧法,中国写意派画家或非画家,也鄙视此道,以为这是画家所不屑做的机械工作。我觉得他们未免胆子太大,把画道看得太小了。我始终确信,绘画以“肖似”为起码条件,同人生以衣食为起码条件一样。谋衣食固然不及讲学问道德一般清高,然而衣食不足,学问道德无从讲起,除非伯夷、叔齐之流。学画也如此,单求肖似固然不及讲笔法气韵的清高。然而不肖似物象,笔法气韵亦无从寄托。有之,只有立体派构成派之流。苏东坡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正是诗人的夸张之谈。订正起来,应把他第一句诗中的“以”字改为“重”字才行。话归本题:我从事石膏模型写生之后,为它吃了不少的苦。因为石膏模型都是人的裸体像,而人体是世界最难描得肖似的东西。五官,四肢,一看似觉很简单,独不知形的无定,线的刚柔,光的变化,色的含混,在描写上是最困难的工作。我曾经费了十余小时的工夫描一个Venus像,然而失败了。因为注意了各小部分,疏忽了全体的形状和调子,以致近看各部皆肖似,而走远来一望,各部大小不称,浓淡失调,全体姿势不对。我曾经用尽了眼力描写一个Laocoon像,然而也失败了。因为注意了部分和全体的相称,疏忽了用笔的刚柔,把他全身的肌肉画成起伏的岩石一般。我曾在灯光下描写Homeros像,一直描到深夜不能成功。为的是他的卷发和胡须太多,无论如何找不出系统的调子,因之画面散漫无章,表不出某种方向的灯光底下的状态来。放下木炭条,靠在椅背上休息的时光,我就想起:我在这里努力这种全体姿势的研究,肌肉起伏的研究,卷发胡须的研究,谁知也是为了追求视觉的慰藉呢?这些苦工,似乎与慰藉相去太远,似乎与前述的玩具和彩伞全不相关,谁知它们是出于同一要求之下的工作呢!我知道了,我是正在舍弃了目前的小慰藉而从事奋斗,希望由此获得更大的慰藉。

说来自己也不相信:经过了长期的石膏模型奋斗之后,我的环境渐渐变态起来了。我觉得眼前的“形状世界”不复如昔日之混沌,各种形状都能对我表示一种意味,犹如各个人的脸孔一般。地上的泥形,天上的云影,墙上的裂纹,桌上的水痕,都对我表示一种态度,各种植物的枝,叶,花,果,也争把各人所独具的特色装出来给我看。更有稀奇的事,以前看惯的文字,忽然每个字变成了一副脸孔,向我装着各种的表情。以前到惯的地方,忽然每一处都变成了一个群众的团体,家屋,树木,小路,石桥……各变成了团体中的一员,各演出相当的姿势而凑成这个团体,犹如耶稣与十二门徒凑成一幅《最后的晚餐》一般。……读者将以为我的话太玄妙么?并不!石膏模型写生是教人研究世间最复杂最困难的各种形、线、调、色的。习惯了这种研究之后,对于一切形、线、调、色自会敏感起来。这犹之专翻电报的人,看见数目字自起种种联想;又好比熟习音乐的人,听见自然界各种声音时自能辨别其音的高低、强弱和音色。我久习石膏模型写生,入门于形的世界之后,果然多得了种种视觉的粮食:例如名画,以前看了莫名其妙的,现在懂得了一些好处。又如优良的雕刻,古代的佛像,以前未能相信先辈们的赞美的,现在自己也不期对他们赞美起来。又如古风的名建筑,洋风的名建筑,以前只知道它们的工程浩大,现在渐渐能够体贴建筑家的苦心,知道这些确是地上的伟大而美丽的建设了。又如以前临《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魏齐造像》,只是盲从先辈的指导,自己非但不解这些字的好处,有时却在心中窃怪,写字为什么要拿这种参差不整,残缺不全的古碑为模范?但现在渐渐发觉这等字的笔致与结构的可爱了。不但对于各种美术如此,在日常生活上,我也改变了看法:以前看见描着工细的金碧花纹的磁器,总以为是可贵的;现在觉得大多数恶俗不足观,反不如本色的或简图案的磁器来得悦目。以前看见华丽的衣服总以为是可贵的,现在觉得大多数恶劣不堪,反不如无花纹的,或纯白纯黑的来得悦目。以前也欢喜供一个盆景,养两个金鱼,现在觉得这些小玩意的美感太弱,与其赏盆景与金鱼,不如跑到田野中去一视伟大的自然美。我把以前收藏着的香烟里的画片两大匣如数送给了邻家的儿童。

我的美术鉴赏眼,显然是已被石膏模型写生的磨练所提高了。然而这在视觉慰藉的追求上,是大不利的!我们这国家,民生如此凋敝,国民教养如此缺乏。“饱暖思美术”,我们的一般民众求饱暖尚不可得,那有讲美术的余暇呢?因此我们的环境,除了山水原野等自然之外,凡人类社会,大多数地方只有起码的建设,谈不到美术,一所市镇,只要有了米店、棺材店、当铺、毛坑等日用缺少不来的设备,就算完全,更无暇讲求“市容”了。一个学校,只要有了座位和黑板等缺少不得的设备,就算完全,更无暇讲求艺术的陶冶了。一个家庭,只要有了灶头,眠床,板桌,马桶等再少不来的设备,也算完全,更无暇讲求形式的美观了。带了提高了的美术鉴赏眼,而处在上述的社会环境中,试问向那里去追求视觉的慰藉呢?以前我还可没头于红沙泥模子的塑印中,及彩伞的制作中,在那里贪享视觉的快感。可是现在,这些小玩意只能给我的眼当作小点心,却不能当作粮食了。我的眼,所要求的粮食,原来并非贵族的、高雅的、深刻的美术品,但求妥帖的、调和的、自然的、悦目的形相而已。可是在目前的环境中,最缺乏的是这种形相。有时我笼闭在房间里,把房间当作一个小天地,施以妥帖、调和、自然而悦目的布置,苟安地在那里追求一些视觉的慰藉。或者,埋头在白纸里,将白纸当作一个小天地,施以妥帖、调和、自然而悦目的经营,空想地在那里追求一些视觉的慰藉。到了这等小天地被我看厌,视觉饥荒起来的时候,我惟有走出野外,向伟大的自然美中去找求粮食。然而这种粮食也不常吃。因为它们滋味太过清淡,犹如琼浆仙露,缺乏我们凡人所需要的“人间烟火气”。在人类社会的环境不能供给我以视觉的食粮以前,我大约只能拿这些苟安的、空想的、清淡的形相来聊以充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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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于1935年11月13日。原载《中学生》。

我与手头字

陈望道先生提倡手头字,我很赞成。现在我来谈谈自己对手头字的种种因缘。

我家自洪杨以来,以开染坊店为业。我十来岁时,每逢年假,店忙的时候,被母亲派到店里去帮忙。所谓帮忙,原不过做小老板在店里玩玩,但因此学得了染店账簿上所惯用的种种简笔字,例如“三蓝”,他们写作“三”,不过字最后一笔下面打一个弯曲。“二厘”,他们只在“二”字的下一画上拖一撇,其余不胜枚举。染坊店里的学徒们,没有认识“蓝”、“厘”等的本字,却能自由应酬主顾,用靛泥做的粉笔在大布绵绸上标记姓名丈尺和所欲染的颜色,这在我觉得奇怪。更使我奇怪的,是主顾的姓名的记法。我们的主顾几乎全部是不识字的农人。姓名大都以声音为主,不讲字眼。譬如一个农人走上门来,从篮里抽出一段布来向柜台上一掷。伙计便接了量尺寸。嘴里喊道:“三丈二!”接着又问,“二厘头?”农人大概会点头。因为他们这种布大概都染这种颜色,不必像上海老正和染厂地拿出数百种颜色的样本来请顾客挑选的。最后问:“啥名字?”回答的声音是“Wan Foo Sen”。伙计就写“王福生”。有时生意空,再添问一句,“草头黄?三画王?”这很稀奇,一字不识的农人,居然也会决然地回答“三画王”,或者“草头黄”。其实他不会写,只是别人教他,他硬记着,有人问他,他就说“我姓三画王”。所以姓不完全以声音为主。至于名字,就完全重声音,伙计不会向他讨卡片看,也不会顾虑他是“复孙”或“馥荪”,一定是“福生”无误。而且福字可作简笔写,像蜡烛台上所雕的。我在店里学会了种种简笔字,觉得很便当。后来到学堂里,应用在“默书”课中,把“青出于蓝”写作“青出于”,把“聖人出而黄河清”写作“圣人出而黄河清”,曾经吃先生的骂。他说:“你倒不写青出于卅?”“你将把聖人当作怪人了!”以后我就不敢再写简笔字,直到现在为止。这是我对手头字的第一因缘。

第二因缘,是为了我的姓太难写,却又不好改,曾经有一次为它发愁。当民国光复之初,我大约十三四岁的时候,地方上办自治会,盛行选举。当时我年幼无知,学堂里又不像现在的有常识、公民等课,使我无从明白选举这件事的意义。我但听镇上的大人们说,这好比先前的考乡试,升官发财都是从这里开花的。我又听见有些人把名字改写为简字。譬如原名“纯甫”的,现在改为“仁夫”。原名“益荪”的,现在改为“一生”。据说选举者大多数是乡下人,而乡下人大多数不会写字,故名字难写,大有妨害于被选,非改简不可。此风盛行到学堂里,年幼而尚无被选举权的学生们,也及早预防,大家改名字。本来双名的改作单名。本来单名的改作一个同音的简字。我原名润,一位先生给我改作“仁”,我莫名其妙地顶戴了这名字,一直沿用到二十岁,虽然并未靠它升官发财。当时别人为我深惜,而我自己也认真地发愁的,就是我的姓的难写。我的姓有十八笔,而且写法很不容易,于被选上大有妨害!但姓不可改。这好比命里注定不得富贵,怎不教人深惜而发愁呢?假如手头字早提倡了廿几年,使我的姓名“丰(1)仁”一共只消八笔,同学们当何等的羡慕我,而我自己又何等的快活!虽然到现在改简,好比“贼去关门”,但因有前缘,总觉可喜。实际,我的姓太古怪了。这样地难写,又那样地少见。陌生人问“尊姓”时,回答他“敝姓丰”,往往叫他想不出哪一个丰字来。虽然昔年我曾发明用“泰丰公司”的“丰”,或“汇丰银行”的“丰”来注释,但近来也觉得有些不妥。泰丰公司已经关门,银行又东坍西倒,将来也许使我无法注解。望道先生们提倡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中就有我的丰字,此后不但可使我每次少写十四笔,逢人问“尊姓”时,也可以说“三画王上下出头”,没有人不懂得了。这是第二因缘。

第三因缘,是我喜欢手头字的形式,为了它们与我的画像像。我的画不写细部,仅描大体。例如画人的颜面,我大都只画一张嘴。并非表示人只会讲话和吃饭,实因嘴是表情中最重要的部分,只描一张嘴已经够了。非但够了,有时眉、目、鼻竟不可描,描了使观者没有想象的余地,反而减弱人物画的表情。手头字中有大部分是省略本字的笔画而成的,与我的画像似。假如画变了大众文化的重要工具,我将提倡我的画,名之为“手头画”,也弄一个“第一期画汇”出来。画的省略,在画法上美其名曰“意到笔不到”。在美学上更美其名曰“个中全感”。我看手头字也如此。我们过去数十年间看惯了本字现在看到本字的大体轮廓,便会想象其全体,而且所想象的常是端正美好的本字。故我觉得手头字富有美术的意义。例如飞,气,时,坣,与,沪、么,压,应,声,虽,归,虫,丰,旧,医,边,丽等字,在我都能从其“意到笔不到”的简写中窥见其本字的全体,而且这些全体都是很美丽的。“又”字的暗示尤为神妙,能使我由此想象,,,雚,奚,单等种种变化不测的形相,这些形相也都非常美丽。故美不一定要工致富丽,简单的尽可以美。

美术是为人生的。人生走到哪里,美术跟到哪里,我们的人生走到手头字上了,美术也非跟上来不可。那么手头字的美不仅是我个人的所感,也应是大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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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繁体字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