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话(1)
我想讲些关于升学的话，但我离开学生时代已将十五年，不做教师也已一二年，这个题目似乎对我很疏远，教我讲不出切实的话来。不得已，只好回想二十年前自己入学的旧话来谈谈。但这是过去的时代的事，恐怕无补于读者诸君的实用，只好当作故事读读罢了。
我在十七岁的暑假时毕业于石门湾的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我在学时一味用功，勤修课程表上所有的一切功课，但除了赚得一百分以外，我更无别的企图与欲望。故虽然以第一名的成绩在那小学毕了业，但我完全是一个小孩，关于家务，世务，以及自己的前途，完全不闻不问。我家中只有母亲和诸姐弟。我在九岁上丧了父亲之后，母亲是我的兼父职的保护者。我家有数十亩田，一所小染坊店，和二三间房屋。平年的收入，仅敷生活用途；一遇荒年，我的母亲便非自己监理店务而力求节省不可。母亲是不识字的，不能看书看报。故家务、店务虽善处理，但对于时务无法深知。且当时正是清朝末年与民国光复的时候，时务的变化来得剧烈，母亲的持家操心甚劳。例如科举的废止，学校的兴行，服装的改革，辫发的剪除等事，在坐守家庭而不看书报的母亲看来，犹如不测的风云。我的父亲是考乡试而中举人的。父亲的书籍，考篮，知卷，报单以及衣冠等，母亲都郑重地保藏着，将来科举或许再兴，可给我参考或应用。这不是我母亲一人的希望，其时乡里的人都嫌学校不好，而希望皇帝再坐龙廷而科举再兴。“洪宪即位”，他们的希望几乎达到了；后来虽未达到，但他们的希望总是不断。有的亲友依旧请先生在家里教授“四书”“五经”，或把儿女送入私塾。他们都是在社会上活动而有声誉的人。母亲听了他们的论见，自然认为可靠。因此母亲关于我的求学问题，曾费不少的烦虑。虽然送我入学校，但这于前途究竟是否有利，终是怀疑。母亲常痛父亲的早死，又恨自己是一不识字的女身，每每讲起这问题，常对我们说：“盲子摸在稻田里了！”但我一味埋头用功，不知其他。我当时似乎以为人总是没有父亲而只有母亲的；而母亲总是“盲子摸在稻田里”的。
因此我在小学毕业之后，母亲的烦虑更深了。邻居的沈蕙荪先生，是我的小学校的校长，又是我们的亲戚，又是地方上有德望的长者。母亲就把我的前途的问题去请教他。他为我母亲说明现在的学制，学生将来的出路，还有种种的忠告。母亲就决定送我到杭州去投考中等学校。恰好沈先生也送他的儿子——我的同班毕业的同学沈元君——到杭州去投考，母亲便托他把我带去。这实在是最幸运的机会。因为当时我家没有人能送我到杭州；即使有人送去，也不懂投考学校的门路。我还记得炎热的夏天的早晨，母亲一早起来给我端整了行装，吃了糕和粽子，送我到沈家，跟了沈家父子搭快班船到长安去乘火车。糕和粽子，暗示“高中”的意思。听说从前父亲去考乡试的时候，祖母总是给他吃这两种点心的。
母亲决定命我投考杭州第一师范。这是母亲参考沈先生的说明，经过了仔细的考虑而决定的。母亲的意思：一则当时乡里学校勃兴，教师缺乏，师范毕业可以充当教师；二则我家没有父兄，我将来不能离家，当教师则可在家乡觅职，不必出外；三则师范取费低廉，毕业后又可不再升学，我家堪能担负。母亲曾把这种道理叮咛地关照我。但我的心沉浸在Royal Reader和代数中，哪能体会这道理而谅解母亲的苦心呢？我到了杭州，看见各种学校林立，都比我的小学伟大得多；看见书坊和图书馆里书如山积，都比我所见过的高深得多。我的知识欲展开翅膀而欲翱翔了。我已忘却母亲的话，自己的境遇，和其他一切的条件了。我的惟一的挂念，是恐怕这回的入学试验不能通过，落第回家。我在赴杭投考的同乡人中，闻知有同时投考数校的办法。我觉得这办法较为稳当，大可取法。我便不问师范，中学和商业等学校的教育的宗旨及将来的造就，但喜其投考日期不相冲突，便同时向这三校报名。沈先生在逆旅中把三校的性质教示我，使我知道取舍，母亲曾有更切实的叮嘱，她说商业学校毕业后必向外头的银行公司等供职，我家没有父兄，你不好出外，中学毕业后须升高等学校和大学，我家没有本钱，你不好升学。但这种话在我犹如耳边风。况且这是三五年以后的事，在我更觉得渺茫。我的惟一的企求，是目前投考的不落第。自从到了杭州以后，我的心犹似暮春的柳絮，随了机缘与风向而乱走，全不抱定自己的主见。这曾使母亲消受屡次的烦忧。
我投考了三个学校，结果统被录取。中学校录取第八，师范学校录取第三，商业学校录取第一。我在投考的时候，但看学校的形式，觉得师范学校规模最大，似乎最能满足我的知识欲。我便进了师范学校。这是与母亲的意见偶然相合，并非我能体谅母亲的苦心，顾念自己的境遇，或抱着服务小学教育的决心而进这学校的。故入学以后，我因不惯于寄宿舍的团体生活，又不满足于学校的课程——例如英文从ABCD教起，算学从四则教起等——懊悔当初不入中学校。这曾使我自己消受长期的懊恼，而对于这学校始终抱着仇视的态度。
我抱了求知识的目的而入养成小学教员的师范学校，我的懊恼是应该有的。幸而预科以后，学校中的知识学科也多加深起来，我只要能得知识欲的满足，就像小孩得糖而安静了。我又如在小学时一样埋头用功，勤修一切的功课，学期试验成绩也屡次列在第一名。放假回家，报告母亲，母亲也很欢喜。每次假期终了而赴校的时候，母亲总给我吃了糕和粽子而动身。但是糕和粽子的效力，后来终于失却。三年级以后，我成绩一落千丈，毕业时的平均成绩已排在第二十名了。其原因是这样：
三年级以后，课程渐渐注重教育与教授法。这些是我所不愿学习的。当时我正梦想将来或从我所钦佩的博学的国文先生而研究古文，或进理科大学而研究理化，或入教会学校而研究外国文。教育与教授法等，我认为是阻碍我前途的进步的。但我终于受着这学校的支配，我自恨不能生翅而奋飞。这时候我又感受长期的烦恼。课程中除了减少知识学科，增加教育与教授法而外，又来一种新奇的变化。我们的图画科改由向来教音乐而常常请假的李叔同先生教授了。李先生的教法在我觉得甚为新奇：我们本来依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笔画帖》及《水彩画帖》而临摹；李先生却教我们不必用书，上课时只要走一个空手的人来。教室中也没有四只脚的桌子，而只有三只脚的画架。画架前面供着石膏制的头像。我们空手坐在画架前面，先生便差级长把一种有纹路的纸分给每人一张，又每人一条细炭，四个图钉（我们的学习用品都是学校发给的，不是自备的）。最后先生从讲桌下拿出一盆子馒头来，使我们大为惊异，心疑上图画课大家得吃馒头的。后来果然把馒头分给各人，但不教我们吃，乃教我们当作橡皮用的。于是先生推开黑板（我们的黑板是两块套合的，可以推上拉下。李先生总在授课之前先把一切应说的要点在黑板上写好，用其他一块黑板遮住。用时推开），教我们用木炭描写石膏模型的画法。我对于这种新奇的画图，觉得很有兴味。以前我闲时注视眼前的物件，例如天上的云，墙上的苔痕，桌上的器物，别人的脸孔等，我的心会跟了这种线条和浓淡之度而活动，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情趣。我常觉得一切形状中，其线条与明暗都有很复杂的组织和条理。仔细注视而研究起来，颇有兴趣；不过这件事太微小而无关紧要，除了那种情趣以外，对于人们别无何种的效用。我想来世间一定没有专究这种事件的学问。但当时我用木炭描写石膏模型，听了先生的指导之后，恍然悟到这就是我平日间看眼前物件时所常作的玩意儿！先生指着模型说：“你看，眉毛和眼睛是连在一块的，并不分明；鼻头须当作削成三角形。这一面最明，这一面最暗，这一面适中；头与脸孔的轮廓不是圆形，是不规则的多角形，须用直线描写，不过其角不甚显著。”这都是我平日间看人面时所曾经注意到的事。原来世间也有研究这些事的学问！我私下的玩意儿，不期也有公开而经先生教导的一日！我觉得这是与英文数理滋味不同的一种兴味，我渐渐疏远其他的功课，而把头埋进木炭画中。我的画逐渐进步，环顾教室中的同学所描的，自觉他们都不及我。有一晚，我为了别的事体去见李先生，告退之后，先生特别呼我转来，郑重地对我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李先生当时兼授南京高等师范及我们的浙江第一师范两校的图画，他又是我们所最敬佩的先生的一人。我听到他这两句话，犹如暮春的柳絮受了一阵急烈的东风，要大变方向而突进了。
我从此抛弃一切学科，而埋头于西洋画。我写信给我的阿姐，说明我近来新的研究与兴味，托她向母亲要求买油画用具的钱。颜料十多瓶要二十余元，画布五尺要十余元，画箱画架等又要十来元。这使得母亲疑虑而又奇怪。她想，做师范生为什么要学这种画？沈家的儿子与我同学同班，何以他不要学习？颜料我们染坊店里自有，何必另买？布价怎会比缎子还贵？……我终于无法为母亲说明西洋画的价值和我学画的主意。母亲表面信任我，让我恣意研究；但我知道她心中常为我的前途担忧。
我在第一师范毕业之后，果然得到了两失的结果：在一方面，我最后两年中时常托故请假赴西湖写生；我几乎完全没有学过关于教育的学科，完全没有到附属小学实习，因此师范生的能力我甚缺乏，不配做小学教师。在另一方面，西洋画是专门的艺术，我的两年中的非正式的练习，至多不过跨进洋画的门槛，遑论升堂入室？以前的知识欲的梦，到了毕业时候而觉醒。母亲的白发渐渐加多。我已在毕业之年受了妻室。这时候我方才看见自己的家境，想到自己的职业。有一个表兄介绍我在本县做小学循环指导员，有三十块钱一月。母亲劝我就职，但我不愿。一则我不甘心抛弃我的洋画，二则我其实不懂小学的办法，没有指导的能力。我就到上海来求生活。关于以后的事，已经记述在《出了中学校以后》一文中了。总之，我在青年时代不顾义理，任情而动，而以母亲的烦忧偿付其代价，直到母亲死前四五年才付清。现在回想，懊恨无极！但除了空口说话以外，有什么方法可以挽回过去的事实呢？
故我的入师范学校是偶然的，我的学画也是偶然的，我的达到现在的生涯也是偶然的。我倘不入师范，不致遇见李叔同先生，不致学画；也不致遇见夏丏尊先生，不致学文。我在校时不会作文。我的作文全是出校后从夏先生学习的。夏先生常常指示我读什么书，或拿含有好文章的书给我看，在我最感受用。他看了我的文章，有时皱着眉头叫道：“这文章有毛病呢！”“这文章不是这样做的！”有时微笑点头而说道：“文章好呀……”我的文章完全是在他这种话下练习起来。现在我对于文章比对于绘画等更有兴味（在叶圣陶童话集《读后感》中我曾说明其理由）。现在我的生活，可说是文章的生活。这也是偶然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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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于1931年4月30日。原载《中学生》1931年6月1日第16号。
伯豪之死(1)
伯豪是我十六岁时在杭州师范学校的同班友。他与我同年被取入这师范学校。这一年取入的预科新生共八十余人，分为甲乙两班。不知因了什么妙缘，我与他被同编在甲班。那学校全体学生共有四五百人，共分十班。其自修室的分配，不照班次，乃由舍监先生的旨意而混合编排，故每一室二十四人中，自预科至四年级的各班学生都含有。这是根据了联络感情，切磋学问等教育方针而施行的办法。
我初入学校，颇有人生地疏，举目无亲之慨。我的领域限于一个被指定的座位。我的所有物尽在一只抽斗内。此外都是不见惯的情形与不相识的同学——多数是先进山门的老学生。他们在纵谈、大笑，或吃饼饵。有时用奇妙的眼色注视我们几个新学生，又向伴侣中讲几句我们所不懂的、暗号的话，似讥讽又似嘲笑。我枯坐着觉得很不自然。望见斜对面有一个人也枯坐着，看他的模样也是新生。我就开始和他说话，他是我最初相识的一个同学，他就是伯豪，他的姓名是杨家俊，他是余姚人。
自修室的楼上是寝室。自修室每间容二十四人，寝室每间只容十八人，而人的分配上顺序相同。这结果，犹如甲乙丙丁的天干与子丑寅卯的地支的配合，逐渐相差，同自修室的人不一定同寝室。我与伯豪便是如此，我们二人的眠床隔一堵一尺厚的墙壁。当时我们对于眠床的关系，差不多只限于睡觉的期间。因为寝室的规则，每晚九点半钟开了总门，十点钟就熄灯。学生一进寝室，须得立刻钻进眠床中，明天六七点钟寝室总长就吹着警笛，往来于长廊中，把一切学生从眠床中吹出，立刻锁闭总门。自此至晚间九点半的整日间，我们的归宿之处，只有半只书桌（自修室里两人合用一书桌）和一只板椅子的座位。所以我们对于这甘美的休息所的眠床，觉得很可恋；睡前虽然只有几分钟的光明，我们不肯立刻钻进眠床中，而总是凑集几个朋友来坐在床檐上谈笑一回，宁可暗中就寝。我与伯豪不幸隔断了一堵墙壁，不能联榻谈话，我们常常走到房门外面的长廊中，靠在窗檐上谈话。有时一直谈到熄灯之后，周围的沉默显著地衬出了我们的谈话声的时候，伯豪口中低唱着“众人皆睡，而我们独醒”而和我分手，各自暗中就寝。
伯豪的年龄比我稍大一些，但我已记不清楚。我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时候虽然只有十七八岁，已具有深刻冷静的脑筋，与卓绝不凡的志向，处处见得他是一个头脑清楚而个性强明的少年。我那时候真不过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学生，胸中了无一点志向，眼前没有自己的路，只是因袭与传统的一个忠仆，在学校中犹之一架随人运转的用功的机器。我的攀交伯豪，并不是能赏识他的器量，仅为了他是我最初认识的同学。他的不弃我，想来也是为了最初相识的缘故，决不是有所许于我——至多他看我是一个本色的小孩子，还肯用功，所以欢喜和我谈话而已。
这些谈话使我们的交情渐渐深切起来了。有一次我曾经对他说起我的投考的情形。我说：“我此次一共投考了三只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商业，和这只师范学校。”他问我：“为什么考了三只？”我率然地说道：“因为我胆小呀！恐怕不取，回家不是倒霉？我在小学校里是最优等第一名毕业的；但是到这种大学校里来考，得知取不取呢？幸而还好，我在商业取第一名，中学取第八名，此地取第三名。”“那么你为什么终于进了这里？”“我的母亲去同我的先生商量，先生说师范好，所以我就进了这里。”伯豪对我笑了。我不解他的意思，反而自己觉得很得意。后来他微微表示轻蔑的神气，说道：“这何必呢！你自己应该抱定宗旨！那么你的来此不是诚意的，不是自己有志向于师范而来的。”我没有回答。实际，当时我心中只知道有母命、师训、校规；此外全然不曾梦到什么自己的宗旨、诚意、志向。他的话刺激了我，使我忽然悟到了自己，最初是惊悟自己的态度的确不诚意，其次是可怜自己的卑怯，最后觉得刚才对他夸耀我的应试等第，何等可耻！我究竟已是一个应该自觉的少年了。他的话促成了我的自悟。从这一天开始，我对他抱了畏敬之念。
他对于学校所指定而全体学生所服从的宿舍规则，常抱不平之念。他有一次对我说：“我们不是人，我们是一群鸡或鸭。朝晨放出场，夜里关进笼。”又当晚上九点半钟，许多学生挤在寝室总门口等候寝室总长来开门的时候，他常常说“放犯人了！”但当时我们对于寝室的启闭，电灯的开关，都视同天的晓夜一般，是绝对不容超越的定律；寝室总长犹之天使，有不可侵犯的威权，谁敢存心不平或口出怨言呢？所以他这种话，不但在我只当作笑话，就是公布于全体四五百同学中，也决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自己尤其是一个绝对服从的好学生。有一天下午我身上忽然发冷，似乎要发疟了。但这是寝室总门严闭的时候，我心中连“取衣服”的念头都不起，只是倦伏在座位上。伯豪询知了我的情形，问我：“为什么不去取衣？”我答道：“寝室总门关着！”他说：“哪有此理！这里又不真果是牢狱！”他就代我去请求寝室总长开门，给我取出了衣服、棉被，又送我到调养室去睡。在路上他对我说：“你不要过于胆怯而只管服从，凡事只要有道理。我们认真是兵或犯人不成？”
有一天上课，先生点名，叫到“杨家俊”，下面没有人应到，变成一个休止符。先生问级长：“杨家俊为什么又不到？”级长说：“不知。”先生怒气冲冲地说：“他又要无故缺课了，你去叫他。”级长像差役一般，奉旨去拿犯了。我们全体四十余人肃静地端坐着，先生脸上保住了怒气，反绑了手(2)，立在讲台上，满堂肃静地等候着要犯的拿到。不久，级长空手回来说：“他不肯来。”四十几对眼睛一时射集于先生的脸上，先生但从鼻孔中落出一个“哼”字，拿铅笔在点名册上恨恨地一圈，就翻开书，开始授课。我们间的空气愈加严肃，似乎大家在猜虑这“哼”字中含有什么法宝。
下课以后，好事者都拥向我们的自修室来看杨伯豪。大家带着好奇的又怜悯的眼光，问他“为什么不上课？”伯豪但翻弄桌上的《昭明文选》，笑而不答。有一个人真心地忠告他“你为什么不说生病呢？”伯豪按住了《文选》回答道：“我并不生病，哪里可以说诳？”大家都一笑走开了。后来我去泡茶，途中看见有一簇人包围着我们的级长，在听他说什么话。我走近人丛旁边，听见级长正在说：“点名册上一个很大的圈饼……”又说，“学监差人来叫他去……”有几个听者伸一伸舌头。后来我听见又有人说：“将来……留级，说不定开除……”另一个声音说“还要追缴学费呢……”我不知道究竟“哼”有什么作用，大圈饼有什么作用，但看了这舆论纷纷的情状，心中颇为伯豪担忧。
这一天晚上我又同他靠在长廊中的窗檐上说话了。我为他担了一天心，恳意地劝他：“你为什么不肯上课？听说点名册上你的名下划了一个大圈饼。说不定要留级，开除，追缴学费呢！”他从容地说道：“那先生的课，我实在不要上了。其实他们都是怕点名册上的圈饼和学业分数操行分数而勉强去上课的，我不会干这种事。由他什么都不要紧。”“你这怪人，全校找不出第二个！”“这正是我之所以为我！”“……”
杨家俊的无故缺课，不久名震于全校，大家认为这是一大奇特的事件，教师中也个个注意到。伯豪常常受舍监学监的召唤和训斥。但是伯豪怡然自若。每次被召唤，他就决然而往，笑嘻嘻地回来。只管向藏书楼去借《史记》、《汉书》等，凝神地诵读。只有我常常替他担心。不久，年假到了，学校对他并没有表示什么惩罚。
第二学期，伯豪依旧来校，但看他初到时似乎很不高兴。我们在杭州地方已渐渐熟悉。时值三春，星期日我同他二人常常到西湖的山水间去游玩。他的游兴很好，而且办法也特别。他说：“我们游西湖，应该无目的地漫游，不必指定地点。疲倦了就休息。”又说，“游西湖一定要到无名的地方！众人所不到的地方。”他领我到保俶塔旁边的山巅上，雷峰塔后面的荒野中。我们坐在无人迹的地方，一面看云，一面嚼面包。临去的时候，他拿出两个铜板来放在一块大岩石上，说下次来取它。过了两三星期，我们重游其地，看见铜板已经发青，照原状放在石头上，我们何等喜欢赞叹！他对我说：“这里是我们的钱库，我们以天地为室庐。”我当时虽然仍是一个庸愚无知的小学生，自己没有一点的创见，但对于他这种奇特、新颖而卓拔不群的举止言语，亦颇有鉴赏的眼识，觉得他的一举一动对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使我不知不觉地倾向他，追随他。然而命运已不肯再延长我们的交游了。
我们的体操先生似乎是一个军界出身的人，我们校里有百余支很重的毛瑟枪。负了这种枪而上兵式体操课，是我所最怕而伯豪所最嫌恶的事。关于这兵式体操，我现在回想起来背脊上还可以出汗。特别因为我的腿构造异常，臀部不能坐在脚踵上，跪击时竭力坐下去，疼痛得很，而相差还有寸许，——后来我到东京时，也曾吃这腿的苦，我坐在席上时不能照日本人的礼仪，非箕踞不可。——那体操先生虽然是兵官出身，幸而不十分凶。看我真果跪不下去，颇能原谅我，不过对我说：“你必须常常练习，跪击是很重要的。”后来他请了一个助教来，这人完全是一个兵，把我们都当作兵看待。说话都是命令的口气，而且凶得很。他见我跪击时比别人高出一段，就不问情由，走到我后面，用腿垫住了我的背部，用两手在我的肩上尽力按下去。我痛得当不住，连枪连人倒在地上。又有一次他叫“举枪”，我正在出神想什么事，忘记听了号令，并不举枪。他厉声叱我：“第十三！耳朵不生？”我听了这叱声，最初的冲动想拿这老毛瑟枪的柄去打脱这兵的头；其次想抛弃了枪跑走；但最后终于举了枪。“第十三”这称呼我已觉得讨厌，“耳朵不生？”更是粗恶可憎。但是照当时的形势，假如我认真打了他的头或投枪而去，他一定和我对打，或用武力拦阻我，而同学中一定不会有人来帮我。因为这虽然是一个兵，但也是我们的师长，对于我们也有扣分，记过，开除，追缴学费等权柄。这样太平的世界，谁肯为了我个人的事而犯上作乱，冒自己的险呢！我充分看出了这形势，终于忍气吞声地举了枪，幸而伯豪这时候已久不上体操课了，没有讨着这兵的气。
不但如此，连别的一切他所不欢喜的课都不上了。同学的劝导，先生的查究，学监、舍监的训诫，丝毫不能动他。他只管读自己的《史记》、《汉书》。于是全校中盛传“杨家俊神经病了”。窗外经过的人，大都停了足，装着鬼脸，窥探这神经病者的举动。我听了大众的舆论，心中也疑虑，“伯豪不要真果神经病了？”
不久暑假到了。散学前一天，他又同我去跑山。归途上突然对我说：“我们这是最后一次的游玩了。”我惊异地质问这话的由来，才知道他已决心脱离这学校，明天便是我们的离别了。我的心绪非常紊乱：我惊讶他的离去的匆遽，可惜我们的交游的告终，但想起了他在学校里的境遇，又庆幸他从此可以解脱了。
是年秋季开学，校中不复有伯豪的影踪了。先生们少了一个赘累，同学们少了一个笑柄，学校似乎比前安静了些。我少了一个私淑的同学，虽然仍旧战战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惧而服从的日月，然而一种对于学校的反感，对于同学的嫌恶，和对于学生生活的厌倦，在我胸中日渐堆积起来了。
此后十五年间，伯豪的生活大部分是做小学教师。我对他的交情，除了我因谋生之便而到余姚的小学校里去访问他一二次之外，止于极疏的通信，信中也没有什么话，不过略叙近状，及寻常的问候而已。我知道在这十五年间，伯豪曾经结婚，有子女，为了家庭的负担而在小学教育界奔走求生，辗转任职于余姚各小学校中。中间有一次曾到上海某钱庄来替他们写信，但不久仍归于小学教师。我二月十二日结婚的那一年，他做了几首贺诗寄送我。我还记得其第一首是：“花好花朝日，月圆月半天。鸳鸯三日后，浑不羡神仙。”抵制日本的那一年，他有喻扶桑的《叱蚊》四言诗寄送我，其最初的四句是：“嗟尔小虫，胡不自量？人能伏龙，尔乃与抗！……”又记得我去访问他的时候，谈话之间，我何等惊叹他的志操的弥坚与风度的弥高，此外又添上了一层沉着！我心中涌起种种的回想，不期地说出：“想起从前你与我同学的一年中的情形，……真是可笑！”他摇着头微笑，后来他叹一口气，说道：“现在何尝不可笑呢；我总是这个我。……”他下课后，陪我去游余姚的山。途中他突然对我说道：“我们再来无目的地漫跑？”他的脸上忽然现出一种梦幻似的笑容。我也努力唤回儿时的心情，装作欢喜赞成。然而这热烈的兴采的出现真不过片刻，过后仍旧只有两条为尘劳所伤的疲乏的躯干，极不自然地移行在山脚下的小路上。仿佛一只久已死去而还未完全冷却的鸟，发出一个最后的颤动。
今年的暮春，我忽然接到育初寄来的一张明片；“子恺兄：杨君伯豪于十八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四时半逝世。特此奉闻。范育初白。”后面又有小字附注：“初以其夫人分娩，雇一佣妇，不料此佣妇已患喉痧在身，转辗传染，及其子女。以致一女（九岁）一子（七岁）相继死亡。伯豪忧伤之余，亦罹此疾，遂致不起。痛战！知兄与彼交好，故为缕述之。又及。”我读了这明片，心绪非常紊乱：我惊讶他的死去的匆遽；可惜我们的尘缘的告终；但想起了在世的境遇，又庆幸他从此可以解脱了。
后来舜五也来信，告诉我伯豪的死耗，并且发起为他在余姚教育会开追悼会，征求我的吊唁。泽民从上海回余姚去办伯豪的追悼会。我准拟托他带一点挽祭的联额去挂在伯豪的追悼会中，以结束我们的交情。但我实在不能把我的这紊乱的心绪整理为韵文或对句而作为伯豪的灵前的装饰品，终于让泽民空手去了。伯豪如果有灵，我想他不会责备我的不吊，也许他嫌恶这追悼会，同他学生时代的嫌恶分数与等第一样。
世间不复有伯豪的影踪了。自然界少了一个赘累，人类界少了一个笑柄，世间似乎比从前安静了些。我少了这个私淑的朋友，虽然仍旧战战兢兢地在度送我的恐惧与服从的日月，然而一种对于世间的反感，对于人类的嫌恶，和对于生活的厌倦，在我胸中日渐堆积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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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9年7月22日作于缘缘堂。原载《小说月报》1929年11月10日第20卷第11期。
(2) 方言，意即两手在背后交叉握住。
我的苦学经验(1)
我于一九一九年，二十二岁的时候，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学校是初级师范。我在故乡的高等小学毕业，考入这学校，在那里肄业五年而毕业。故这学校的程度，相当于现在的中学校，不过是以养成小学教师为目的的。
但我于暑假时在这初级师范毕业后，既不作小学教师，也不升学，却就在同年的秋季，来上海创办专门学校，而作专门科的教师了。这种事情，现在我自己回想想也觉得可笑。但当时自有种种的因缘，使我走到这条路上。因缘者何？因为我是偶然入师范学校的，并不是抱了作小学教师的目的而入师范学校的。（关于我的偶然入师范，现在属于题外，不便详述。异日拟另写一文，以供青年们投考的参考。）故我在校中只是埋头攻学，并不注意于教育。在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兴味忽然集中在图画上了。甚至抛弃其他一切课业而专习图画，或托事请假而到西湖上去作风景写生。所以我在校的前几年，学期考试的成绩屡列第一名，而毕业时已降至第二十名。因此毕业之后，当然无意于作小学教师，而希望发挥自己所热衷的图画。但我的家境不许我升学而专修绘画。正在踌躇之际，恰好有同校的高等师范图画手工专修科毕业的吴梦非君，和新从日本研究音乐而归国的旧同学刘质平君，计议在上海创办一个养成图画音乐手工教员的学校，名曰专科师范学校。他们正在招求同人。刘君知道我热衷于图画而又无法升学，就来拉我去帮办。我也不自量力，贸然地答允了他。于是我就做了专科师范的创办人之一，而在这学校之中教授西洋画等课了。这当然是很勉强的事。我所有关于绘画的学识，不过在初级师范时偷闲画了几幅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又在晚上请校内的先生教些日本文，自己向师范学校的藏书楼中借得一部日本明治年间出版的《正则洋画讲义》，从其中窥得一些陈腐的绘画知识而已。我犹记得，这时候我因为自己只有一点对于石膏模型写生的兴味，故竭力主张“忠实写生”的画法，以为绘画以忠实模写自然为第一要义。又向学生演说，谓中国画的不忠于写实，为其最大的缺点；自然中含有无穷的美，惟能忠实于自然模写者，方能发见其美。就拿自己在师范学校时放弃了晚间的自修课而私下在图画教室中费了十七小时而描成的Venus头像的木炭画揭示学生，以鼓励他们的忠实写生。当一九二〇年的时代，而我在上海的绘画专门学校中厉行这样的画风，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闭门造车。然而当时的环境，颇能容纳我这种教法。因为当时中国宣传西洋画的机关绝少，上海只有一所美术专门学校，专科师范是第二个兴起者。当时社会上人士，大半尚未知道西洋画为何物，或以为美女月份牌就是西洋画的代表，或以为香烟牌子就是西洋画的代表。所以在世界上看来我虽然是闭门造车，但在中国之内，我这种教法大可卖野人头呢。但野人头终于不能常卖，后来我渐渐觉得自己的教法陈腐而有破绽了，因为上海宣传西洋画的机关日渐多起来，从东西洋留学归国的西洋画家也时有所闻了。我又在上海的日本书店内购得了几册美术杂志，从中窥知了一些最近西洋画界的消息，以及日本美术界的盛况，觉得从前在《正则洋画讲义》中所得的西洋画知识，实在太陈腐而狭小了。虽然别的绘画学校并不见有比我更新的教法，归国的美术家也并没有什么发表，但我对于自己的信用已渐渐丧失，不敢再在教室中扬眉瞬目而卖野人头了。我懊悔自己冒昧地当了这教师。我在布置静物写生标本的时候，曾为了一只青皮的橘子而起自伤之念，以为我自己犹似一只半生半熟的橘子，现在带着青皮卖掉，给人家当作习画标本了。我想窥见西洋画的全豹，我也想到东西洋去留学，做了美术家而归国。但是我的境遇不许我留学。况且我这时候已经有了妻子。做教师所得的钱，赡养家庭尚且不够，哪里来留学的钱呢？经过了许久烦恼的日月，终于决定非赴日本不可。我在专科师范中当了一年半的教师，在一九二一年的早春，向我的姊丈周印池君借了四百块钱（这笔钱我才于二三年前还他。我很感谢他第一个惠我的同情），就抛弃了家庭，独自冒险地到东京去了。得去且去，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至少，我用完了这四百块钱而回国，总得看一看东京美术界的状况了。
但到了东京之后，就有许多关切的亲戚朋友，设法接济我的经济。我的岳父给我约了一个一千元的会，按期寄洋钱给我，专科师范的同人吴刘二君，亦各以金钱相遗赠，结果我一共得了约二千块钱，在东京维持了足足十个月的用度，到了同年的冬季，金尽而返国。这一去称为留学嫌太短，称为旅行嫌太长，成了三不像的东西。同时我的生活也是三不像的。我在这十个月内，前五个月是上午到洋画研究会中去习画，下午读日本文。后五个月废止了日本文，而每日下午到音乐研究会中去学提琴，晚上又去学英文。然而各科都常常请假，拿请假的时间来参观展览会，听音乐会，访图书馆，看opera，以及游玩名胜，钻旧书店，跑夜摊。因为这时候我已觉悟了各种学问的深广，我只有区区十个月的求学时间，决不济事。不如走马看花，吸呼一些东京艺术界的空气而回国吧。幸而我对于日本文，在国内时已约略懂得一点，会话也早已学得了几声。到东京后，旅舍中唤茶、商店中买物等事，勉强能够对付。我初到东京的时候，随了众同国人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嫌其程度太低，教法太慢，读了几个礼拜就辍学。自己异想天开，为了学习日本语的目的，向一个英语学校的初级班报名，每日去听讲两小时。他们是从A boy，A dog教起的，所用的英文教本与开明第一英文读本程度相同。对于英文我已完全懂得，我的目的是要听这位日本先生怎样地用日本语来解说我所已懂得的英文，便在这时候偷取日本语会话的诀窍，这异想天开的办法果然成功了。我在那英语学校里听了一个月讲，果然于日语会话及听讲上获得了很多的进步。同时看书的能力也进步起来。本来我只能看《正则洋画讲义》一类的刻板的叙述体文字，现在连《不如归》和《金色夜叉》(2)都会读了。我的对于文学的兴味，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以后我就为了学习英语的目的而另入一英语学校。我报名入最高的一班，他们教我读伊尔文的Sketch Book。这时候我方才知道英文中有这许多难记的生字（我在师范学校毕业时只读到《天方夜谭》）。兴味一浓，我便嫌先生教得太慢。后来在旧书店里找到了一册Sketch Book讲义录，内有详细的注解和日译文，我确信这可以自修，便辍了学，每晚伏在东京的旅舍中自修Sketch Book。我自己限定于几个礼拜之内把此书中所有一切生字抄写在一张图画纸上，把每字剪成一块块的纸牌，放在一只匣子中。每天晚上，像摸数算命一般地向匣子中探摸纸牌，温习生字。不久生字都记诵，Sketch Book全部都会读，而读起别的英语小说来也很自由了。路上遇见英语学校的同学，询知道他们只教了全书的几分之一，我心中觉得非常得意。从此我对于学问相信用机械的方法而下苦功。知识这样东西，要其能够于应用，分量原是有限的。我们要获得一种知识，可以先定一个范围，立一个预算，每日学习若干，则若干日可以学毕，然后每日切实地实行，非大故不准间断，如同吃饭一样。照我当时的求学的勇气预算起来，要得各种学问都不难：东西洋知名的几册文学大作品，我可以克日读完；德文法文等，我都可以依赖各种自修书而在最短时期内学得读书的能力；提琴教则本Homahmn五册，我能每日练习四小时而在一年之内学毕；除了绘画不能硬要进步以外，其余的学问，在我都可以用机械的用功方法来探求其门径。然而这都是梦想，我的正式求学的时间只有十个月，能学得几许的学问呢？我回国之后，回想在东京所得的，只是描了十个月的木炭画，拉完了三本Homahmn，此外又带了一些读日本文和读英文的能力而回国。回国之后，我为了生活和还债，非操职业不可。没有别的职业可操，只得仍旧做教师。一直做到了今年的秋季。十年来我不断地在各处的学校中做图画音乐或艺术理论的教师。一场重大的伤寒病令我停止了教师的生活。现在蛰居在嘉兴的穷巷老屋中，伴着了药炉茶灶而写这篇稿子。
故我出了中学以后，正式求学的时期只有可怜的十个月。此后都是非正式的求学，即在教课的余暇读几册书而已。但我的绘画音乐的技术，从此日渐荒废了。因为技术不比别的学问，需要种种的设备，又需要每日不断的练习时间。研究绘画须有画室，研究音乐须有乐器，设备不周就无从用功。停止了几天，笔法就生疏，手指就僵硬。做教师的人，居处无定，时间又无定，教课准备又忙碌，虽有利用课余以研究艺术的梦想，但每每不能实行。日久荒废更甚。我的油画箱和提琴，久已高搁在书橱的最高层，其上积着寸多厚的灰尘了。手痒的时候，拿毛笔在废纸上涂抹，偶然成了那种漫画。口痒的时候，在口琴上吹奏简单的旋律，令家里的孩子们和着了唱歌，聊以慰藉我对于音乐的嗜好。世间与我境遇相似而酷嗜艺术的青年们，听了我的自述，恐要寒心吧！
但我幸而还有一种可以自慰的事，这便是读书。我的正式求学的十个月，给了我一些阅读外国文的能力。读书不像研究绘画音乐一样地需要设备，也不像研究绘画音乐一样地需要每日不断的练习。只要有钱买书，空的时候便可阅读。我因此得在十年的非正式求学期中读了几册关于绘画、音乐艺术等的书籍，知道了世间的一些些事。我在教课的时候，常把自己所读过的书译述出来，给学生们做讲义。后来有朋友开书店，我乘机把这些讲义稿子交他刊印为书籍，不期地走到了译著的一条路上。现在我还是以读书和译著为生活。回顾我的正式求学时代，初级师范的五年只给我一个学业的基础，东京的十个月间的绘画音乐的技术练习已付诸东流。独有非正式求学时代的读书，十年来一直随伴着我，慰藉我的寂寥，扶持我的生活。这真是以前所梦想不到的偶然的结果。我的一生都是偶然的，偶然入师范学校，偶然欢喜绘画音乐，偶然读书，偶然译著，此后正不知还要逢到何种偶然的机缘呢。
读我这篇自述的青年诸君！你们也许以为我的读书生活是幸运而快乐的；其实不然，我的读书是很苦的。你们都是正式求学，正式求学可以堂堂皇皇地读书，这才是幸运而快乐的。但我是非正式求学，我只能伺候教课的余暇而偷偷隐隐地读书。做教师的人，上课的时候当然不能读书，开议会的时候不能读书，监督自修的时候也不能读书，学生课外来问难的时候又不能读书，要预备明天的教授的时候又不能读书。担任了它一小时的功课，便是这学校的先生，便有参加议会、监督自修、解答问难、预备教授的义务；不复为自由的身体，不能随了读书的兴味而读书了。我们读书常被教务所打断，常被教务所分心，决不能像正式求学的诸君的专一。所以我的读书，不得不用机械的方法而下苦功，我的用功都是硬做的。
我在学校中，每每看见用功的青年们，闲坐在校园里的青草地上，或桃花树下，伴着了蜂蜂蝶蝶、燕燕莺莺，手执一卷而用功。我羡慕他们，真像潇洒的林下之士！又有用功的青年们，拥着棉被高枕而卧在寝室里的眠床中，手执一卷而用功。我也羡慕他们，真像耽书的大学问家！有时我走近他们去，借问他们所读为何书，原来是英文数学或史地理化，他们是在预备明天的考试。这使我更加要羡慕煞了。他们能用这样轻快闲适的态度而研究这类知识科学的书，岂真有所谓“过目不忘”的神力么？要是我读这种书，我非吃苦不可。我须得埋头在案上，行种种机械的方法而用笨功，以硬求记诵。诸君倘要听我的笨话，我愿把我的笨法子一一说给你们听。
在我，只有诗歌、小说、文艺，可以闲坐在草上花下或奄卧在眠床中阅读。要我读外国语或知识学科的书，我必须用笨功。请就这两种分述之。
第一，我以为要通一国的国语，须学得三种要素，即构成其国语的材料、方法，以及其语言的腔调。材料就是“单语”，方法就是“文法”，腔调就是“会话”。我要学得这三种要素，都非行机械的方法而用笨功不可。
“单语”是一国语的根底。任凭你有何等的聪明力，不记单语决不能读外国文的书，学生们对于学科要求伴着趣味，但谙记生字极少有趣味可伴，只得劳你费点心了。我的笨法子即如前所述，要读Sketch Book，先把Sketch Book中所有的生字写成纸牌，放在匣中，每天摸出来记诵一遍。记牢了的纸牌放在一边，记不牢的纸牌放在另一边，以便明天再记。每天温习已经记牢的字，勿使忘记。等到全部记诵了，然后读书，那时候便觉得痛快流畅。其趣味颇足以抵偿摸纸牌时的辛苦。我想熟读英文字典，曾统计字典上的字数，预算每天记诵二十个字，若干时日可以记完。但终于未曾实行。倘能假我数年正式求学的日月，我一定已经实行这计划了。因为我曾仔细考虑过，要自由阅读一切的英语书籍，只有熟读字典是最根本的善法。后来我向日本购买一册《和英根底一万语》，假如其中一半是我所已知的，则每天记二十个字，不到一年就可记完，但这计划实行之后，终于半途而废。阻碍我的实行的，都是教课。记诵《和英根底一万语》的计划，现在我还保留在心中，等候实行的机会呢。我的学习日本语，也是用机械的硬记法。在师范学校时，就在晚上请校中的先生教日语。后来我买了一厚册的《日语完璧》，把后面所附的分类单语，用前述的方法一一记诵。当时只是硬记，不能应用，且发音也不正确；后来我到了日本，从日本人的口中听到我以前所硬记的单语，实证之后，我脑际的印象便特别鲜明，不易忘记。这时候的愉快也很可以抵偿我在国内硬记时的辛苦。这种愉快使我甘心消受硬记的辛苦，又使我始终确信硬记单语是学外国语的最根本的善法。
关于学习“文法”，我也用机械的笨法子。我不读文法教科书，我的机械的方法是“对读”。例如拿一册英文圣书和一册中文圣书并列在案头，一句一句地对读。积起经验来，便可实际理解英语的构造和各种词句的腔调。圣书之外，他种英文名著和名译，我亦常拿来对读。日本有种种英和对译丛书，左页是英文，右页是日译，下方附以注解。我曾从这种丛书得到不少的便利。文法原是本于论理的，只要论理的观念明白，便不学文法，不分noun与verb亦可以读通英文。但对读的态度当然是要非常认真。须要一句一字地对勘，不解的地方不可轻轻通过，必须明白了全句的组织，然后前进。我相信认真地对读几部名作，其功效足可抵得学校中数年英文教科。——这也可说是无福享受正式求学的人的自慰的话；能入学校中受先生教导，当然比自修更为幸福。我也知道入学是幸福的，但我真犯贱，嫌它过于幸福了。自己不费钻研而袖手听讲，由先生拖长了时日而慢慢地教去，幸福固然幸福了，但求学心切的人怎能耐烦呢？求学的兴味怎能不被打断呢？学一种外国语要拖长许久的时日，我们的人生有几回可供拖长呢？语言文字，不过是求学问的一种工具，不是学问的本身。学些工具都要拖长许久的时日，此生还来得及研究几许学问呢？拖长了时日而学外国语，真是俗语所谓“拉得被头直，天亮了！”我固然无福消受入校正式求学的幸福；但因了这个理由，我也不愿消受这种幸福，而宁愿独自来用笨功。
关于“会话”，即关于言语的腔调的学习，我又喜用笨法子。学外国语必须通会话。与外国人对晤当然须通会话，但自己读书也非通会话不可。因为不通会话，不能体会语言的腔调；腔调是语言的神情所寄托的地方，不能体会腔调，便不能彻底理解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的精神。故学外国语必须通会话。能与外国人共处，当然最便于学会话。但我不幸而没有这种机会，我未曾到过西洋，我又是未到东京时先在国内自习会话的。我的学习会话，也用笨法子，其法就是“熟读”。我选定了一册良好而完全的会话书，每日熟读一课，克期读完。熟读的方法更笨，说来也许要惹人笑。我每天自己上一课新书，规定读十遍。计算遍数，用选举开票的方法，每读一遍，用铅笔在书的下端划一笔，便凑成一个字。不过所凑成的不是选举开票用的“正”字，而是一个“读”字。例如第一天读第一课，读十遍，每读一遍画一笔，便在第一课下面画了一个“言”字旁和一个“士”字头。第二天读第二课，亦读十遍，亦在第二课下面画一个“言”字和一个“士”字，继续又把昨天所读的第一课温习五遍，即在第一课的下面加了一个“四”字。第三天在第三课下画一“言”字和“士”字，继续温习昨日的第二课，在第二课下面加一“四”字，又继续温习前日的第一课，在第一课下面再加了一个“目”字。第四天在第四课下面画一“言”字和一“士”字，继续在第三课下加一“四”字，第二课下加一“目”字，第一课下加一“八”字，到了第四天而第一课下面的“读”字方始完成。这样下去，每课下面的“读”字，逐一完成。“读”字共有二十二笔，故每课共读二十二遍，即生书读十遍，第二天温五遍，第三天又温五遍，第四天再温二遍。故我的旧书中，都有铅笔画成的“读”字，每课下面有了一个完全的“读”字，即表示已经熟读了。这办法有些好处：分四天温习，屡次反复，容易读熟。我完全信托这机械的方法，每天像和尚念经一般地笨读。但如法读下去，前面的各课自会逐渐地从我的唇间背诵出来，这在我又感得一种愉快，这愉快也足可抵偿笨读的辛苦，使我始终好笨而不迁。会话熟读的效果，我于英语尚未得到实证的机会，但于日本语我已经实证了。我在国内时只是笨读，虽然发音和语调都不正确，但会活的资料已经完备了。故一听到日本人的说话，就不难就自己所已有的资料而改正其发音和语调，比较到了日本而从头学起来的，进步快速得多。不但会话，我又常从对读的名著中选择几篇自己所最爱读的短文，把它分为数段，而用前述的笨法子按日熟读。例如Stevenson和夏目漱石的作品，是我所最喜熟读的材料。我的对于外国语的理解，和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都因了这熟读的方法而增进一些。这益使我始终好笨而不迁了。——以上是我对于外国语的学习法。
第二，对于知识学科的书的读法，我也有一种见地：知识学科的书，其目的主要在于事实的报告；我们读史地理化等书，亦无非欲知道事实。凡一种事实，必有一个系统。分门别类，源源本本，然后成为一册知识学科的书。读这种书的第一要点，是把握其事实的系统。即读者也须源源本本地谙记其事实的系统，却不可从局部着手。例如研究地理，必须源源本本地探求世界共分几大洲，每大洲有几国，每国有何种山川形胜等。则读毕之后，你的头脑中就摄取了地理的全部学问的梗概，虽然未曾详知各国各地的细情，但地理是什么样一种学问，我们已经知道了。反之，若不从大处着眼，而孜孜从事于局部的记忆，即使你能背诵喜马拉雅山高几尺，尼罗河长几里，也只算一种零星的知识，却不是研究地理。故把握系统，是读知识学科的书籍的第一要点。头脑清楚而记忆力强大的人，凡读一书，能处处注意其系统，而在自己的头脑中分门别类，作成井然的条理；虽未看到书中详叙细事的地方，亦能知道这详叙位在全系统中哪一门哪一类哪一条之下，及其在全部中重要程度如何。这仿佛在读者的头脑中画出全书的一览表，我认为这是知识书籍的最良的读法。
但我的头脑没有这样清楚，我的记忆力没有这样强大。我的头脑中地位狭窄，画不起一览表来。倘教我闲坐在草上花下或奄卧在眠床中而读知识学科的书，我读到后面便忘记前面。终于弄得条理不分，心烦意乱，而读书的趣味完全灭杀了。所以我又不得不用笨法子。我可用一本notebook来代替我的头脑，在notebook中画出全书的一览表。所以我读书非常吃苦，我必须准备了notebook和笔，埋头在案上阅读。读到纲领的地方，就在notebook上列表，读到重要的地方，就在notebook上摘要。读到后面，又须时时翻阅前面的摘记，以明此章此节在全体中的位置。读完之后，我便抛开书籍，把notebook上的一览表温习数次。再从这一览表中摘要，而在自己的头脑中画出一个极简单的一览表。于是这部书总算读过了。我凡读知识学科的书，必须用notebook摘录其内容的一览表。所以十年以来，积了许多的notebook，经过了几次迁居损失之后，现在的废书架上还留剩着半尺多高的一堆notebook呢。
我没有正式求学的福分，我所知道于世间的一些些事，都是从自己读书而得来的；而我的读书，都须用上述的机械的笨法子。所以看见闲坐在青草地上，桃花树下，伴着了蜂蜂蝶蝶、燕燕莺莺而读英文数学教科书的青年学生，或拥着绵被高枕而卧在眠床中读史地理化教科书的青年学生，我羡慕得真要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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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0年11月13日作于嘉兴。原载《中学生》1931年1月1日“出了中学以后”专栏。
(2) 日本旧时很著名的两部小说。
记音乐研究会中所见之一(1)
为了我要看胡适之先生的《敬告日本国民》及室伏高信对他的通信，有一位朋友把最近几期《独立评论》寄送我。我看过了要看的之后，翻阅其他，发现该刊第一七八号中有一篇署名向愚的《东京帝大学生生活》。其中有这样的几段：“上课的时候并不打钟或摇铃，时间到了，大家进课堂等候。先生普通是过了规定的上课时间二十分钟上下才进课堂来的。先生没有进来之前，学生安静地等候着；先生将要来了，脱下雨衣，大氅和帽子，扣好了扣子；先生进来了，起立致敬。学科除了必要时用原文课本外，什么讲义也没有。先生讲，学生笔记。教授们都是留学过德国和英美诸邦的，讲述的时候，日语德语和英语掺杂在一块儿，学生们过去在高等学校（大学预科）时代已经受了德语和英语的训练了，所以毫无困难地埋头把先生所讲的东西笔记下来。两小时的功课是连下去的，先生认为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也就结束了，并不等到规定的下课时间之到来。下课的时候，学生仍是起立致敬，一种尊敬师长的空气笼罩了全课堂。”“上课的时候，并没有查堂或点名的事情，而从没有看见过学生缺课。因为他们深切地明了他们目前所为的是何事。”“学生进图书馆时要将学生证交给坐在二门门口的看守者看，同时把帽子脱下来。千百个人静悄悄的或是整理课堂的笔记，或是看自己带来的先生的专门著作（帝大教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有系统的专门著作）或由图书馆借下来的书籍。整天的工夫或半天的工夫，一双眼睛注视在书籍上面，没有倦容。他们这种勤学苦干的精神，令人觉得明治维新到今日不过几十年，把一个国家弄到这种田地，并非偶然。”
我读了这几段颇有所感，忆起了我所不能忘却的，十五年前在东京某音乐研究会中的所见。
日本学生的勤学苦干的精神，真是可以使人叹佩的。而我在某音乐研究会中所见的医科老学生的勤学苦干的精神尤可使我叹佩到不能忘却。他的相貌和态度，他的说话和行为，我到现在还能清楚详细地回忆起来。
那一年的春天，我到东京一个私办的音乐研究会去报名，入提琴科。缴了每月五元的学费，拿到一张会员证。会的规则，每天下午自一时至六时之间，皆可凭会员证入会研究，迟早却随便。他们原是适应有正业的人的业余研究而创办的。但所谓研究，其实只有头二十分钟受先生指导，其余的时间只是自己在练习室里熟练。我因为住的是旅馆，练起提琴来恐怕邻室的人嫌烦恼，不如就在研究会中练习，来得放心，所以每天一点钟就去，直到五六点钟方才出会。会址只有两楼两底和一个扶梯入口。楼上是提琴科，楼下是洋琴科。扶梯入口处放一只桌子，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事务员兼门房的人，我的会费交此人收领；每天到会时，也请此人检验会员证，然后上楼。楼上两间房间中，外间很大，是练习室。壁上挂着许多提琴（大概是五块钱一只的起码货），不曾自备乐器的人可以自由借用，四周地上立着许多谱台，会员也可自由使用。此外并无一物。因为地上是席子，休息时尽可在地上坐卧。内间很小，但又用板壁划分为二，是两位教师住的房间，但每间里面只有一个桌子，两个椅子，和两个谱台。教师从下午一时起至六时，即来到室内，等候学生轮流进去请教。（轮流的次序，以名牌为凭。我们一到会，先从事务员受得一张名牌。拿了名牌上楼，依照到会先后，顺次挂在内室门口的名牌板上，先生开始授业时，即依名牌的次序顺次授教。）教师一男一女，男教师教已有研究的老学生，女教师教初学提琴的新学生。我是初学提琴的新学生，当然受业于女先生的门下。有生以来，向女先生受教，这是最初次，又是最后次。我最初感到一种无名的不快。但受教了几天以后，就释然了。因为那位女先生的态度极诚恳，教法极良好，技术又极高明，只得使人心悦诚服。我因为没事，到会最早，往往第一个受课。因为外面还没人到，先生教的很从容，除详细指导奏法外，这位女先生常常和我谈谈个人的事和中国的事。她是东京音乐学校的初年级主任教师，上午在该校授课，下午到这里授课。她对中国音乐很景仰，有一次对我说，“中国音乐是神圣的，可惜失传了。”
上面所叙述的，是我当时的环境，也是我们那位医科老学生的环境。我入会后的数星期，新来一个会员。其人身躯短小，脸上表出着多数目本人所共有的特色：浓眉，黑瞳，青颊，糙脸皮，外加鼻尖下一撮浓胡子。他的脸上少有笑颜，态度谨严，举止稳重，他大约是三十几岁的中年人了。他每天要到二点多钟，方始急急忙忙地上楼来。把名牌一挂，就开始练习。他所占的练习位置，与我相邻。因此他一来就同我招呼。他见我是先进，每天把提琴托我校弦。因为他自己还没有置备提琴，每天借用会里的乐器；而会里的乐器，弦线都是没有校正的。我同他相邻站着练习，他的练习我都能清楚听到。他的手法很生硬，左手摸音全然不当，以致音程完全不正。右手擦弓非常笨拙，以致发音非常难听。最初几天我也不怪，因为初学提琴，总不免一时难于入门的。过了好几时，有一次，我故意停止了自己的练习，听听他的练习看，想知道他练到第几课了。（我们所用的练习本是相同的。）但听了好久，总听不出来。我疑心他所用的练习本与我所用的不同。不然，难道他迟来反比我先进，已经练到我所没有练过的地方了？于是我乘势休息，把我的琴搁在谱台旁，闲步到他身边去，偷看他的乐谱。原来他所用的书同我的并不两样。而展开着的还只是开头某页；他所热心地练习着的，正是很浅易的某一课。我的心中有些儿惊异：这种练习课都是我所熟弹过的，应该一听就可以知道是某课。何以他所弹的我竟一句也听不懂，好像完全不是这册书里的乐曲呢？于是我用了侦察的兴味，偷看他的眼睛所注视的谱表，又偷看他的左手指所摸的弦线。久而久之，方才知道他所弹的确是这一课的乐曲，只因左手摸的太不精确，故音程不正；右手拉的太生硬，故发音嘈杂；外加拍子全然不讲，于是乐曲中的音符犹如一盘散沙，全不入调。怪不得我听了莫名其妙。我看出了：他是一个全然没有音程观念，没有手指技巧，没有拍子观念，又没有乐谱知识，而冒昧地入这研究会，冤枉地站在这里练习的人。我确定了这观察后最初的冲动，是想立刻夺了他手中的乐器，谆谆地忠告他说：“你拉的完全不对！你是完全没有音乐先天的人！你不配学提琴！你还是趁早退出去吧！”然而我没有如此做。于是这冲动就一变而为怜悯。我从他背后看看他的骨瘦棱棱的项颈，带着灰白的头发，伛偻的背部，和痉挛的两臂，又听听他那不成腔调的演奏，“Kawaisoda！”这一句日本语不期地浮出了我的脑际。
当我正在怜悯他的时候，另一个日本人的会员也走近来，和我一同站在他背后参观他的演奏。这个人参观了一会儿，哑然地笑出，旋转头来对我使个眼色，便昂然地走了开去。他的笑和眼色，分明地表示着他也已看到了我所看到的情形，仿佛是在对我说：“这样的人也会来学提琴的！你看奇不奇？”这个人大概不知道我是外国人的。不然，他已忘怀于国际界限了。于是我对于我身边这个可怜的练习者，也忘怀了国际的界限，觉得不能袖手旁观了。我因有替他校弦的历史，就老实不客气地装作先进者，用手扣他的肩膀，说道：“你的拍子弹错了！”他旋转头来一看，停止了弹奏，谦虚感谢地对我说道：“这东西很难弹呢！我实在要命了！请你替我校正校正！”就把琴递给我。我为他指出拍子错误的地方来，弹一遍给他听了，然后把琴交还他。于是他热心地学习，向我提出了种种疑问——程度都是很幼稚的，但态度却是很认真的。例如关于音程的摸不正确，他问我“各指的距离有否一定的尺寸？”“可否在弦线上用墨画个记号？”诸如此类，都认真得可笑。然而我对他的友谊的指导，在他极少有利益。因为指导过后，听他弹奏起来，比前好得有限。指导的地方改正了些，未经指导的地方仍是错误。这可见他不是根本理解，乃是局部硬学，其结果仍旧是可怜的。
从此之后，他对我的交谊深进了一步。这一天五点过后，大家将要散出，坐在席上吸烟的时候，他就同我谈起平生来。这时候我方才知道他是离东京很远的乡下人，是某医科学校的学生。为了平生缺乏艺术的修养，因此利用课余的时间，来这里选习提琴。他告诉我，他将来还想到德国去，德国是音乐很发达的地方，所以他决心研究音乐。说到“决心”两字，他的态度十分认真，把头点一点，表示他是一个有志者。我觉得这是日本青年所特有的毅力与真率的表示，在中国是见不到的。中国青年因怕倒霉，说话就调皮。即使想到德国去，事前一定不说，或者偏说“不去”。即使抱了研究音乐的决心，也不肯向人宣布，或者反说“我一定学不好的”。他们以为说“不去”而“去”了，说“一定学不好”而“果然学好”了，是“有面子”的，“光荣”的，“巧”的。这原是出于自爱之心的，不能说它是恶德；但弄巧成拙，“虚伪”“懦怯”往往也从这里产生。与其如此，倒不如这位日本医科老学生的天真可爱了。闲话少说，我当时听了这位医科老学生的自白，在心中窃笑他的不自量力。便问：“你为什么选习提琴呢？听说德国洋琴音乐最发达。而且洋琴比提琴容易入门。你何不选习洋琴呢？”我这话的重心，在于“而且”以下的数语。但他似乎听不懂，答道：“提琴音色优美，而且提带便利。听说这是西洋乐器中价值最高的—种，我非选择它不可。”我再没有话好说，只有“Sodesuka？Sayonara”！这一天我们分别时，我心中认定他是一个可怜的无自觉的妄人。
然而他后来的言行，渐渐地把我对他的观念改良起来，直到使我钦佩他为止。第二天下午，他去受课的时候，我正在休息时间。被一种“冷酷”的，或者可说是“幸灾乐祸”的好奇心所迫，我就跟进去听。女先生的教室有两扇短的自关门，像我国菜馆里所常见的。我站在门外可以看见他和女先生的脚的行动，又听到他们的谈话。但见这位医科老学生走进之后，不请授课，却放下提琴，恭敬地站着，向女先生谈话起来。他们的谈话大致如此：
“先生：你看我有没有学会提琴的希望？”
“嗳？——你当然有的！”
“昨天那位同学告诉我，我的音程，拍子，和手法都很不对。先生看究竟如何？”
“你的练习的确还在初步。但是初学这乐器，总有相当困难，你来这里不到一月呢！虽然进步不能算快，但也不算最慢。只要认真练习，不灰心，一定有成功的希望。拍子的正确，是音乐学习上最根本的要件。你可以这样去练习……”
以后女先生所讲的都是关于音乐学习法的话，医科学生热心地谛听。随后女先生拿起提琴，用她那穿着草鞋的脚在楼板上用力按拍，实际地教导这医科学生拍子的练习法。这时候我就退出，自去练琴了。
自此以后，我的邻席的练习非常勤苦。我们普通的规则，练习廿分钟，休息十分钟，同绘画研究会里的莫特尔一样。但当大家休息的时候，这位医科老学生独不休息。于是他的琴声单独地响着，给大家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拍子和音程固然比前正确了一半，但是还有一半仍是不正确的，引得休息的大家默笑。然而他完全不顾，旁若无人地只管练习。
我在这研究所练习，一共六个月，弹完了练习书第三册而退出。医科学生比我迟二三个星期入会。但当我退出的时候，他还没有弹完第一册。然而他的练习已经渐上轨道，拍子和音程固然相当地正确了，拉的手法也相当地纯熟了。这时候我心中真心地赞美“苦学万能”！这个可怜的不自量力的妄人，我最初曾经断定他是永远不能入音乐之门的。不料他的毅力的奋斗果然帮他入了音乐之门。以后造就虽然不可知，过去的进步已成确凿的事实了。我退出研究会的时候，他对我热诚地惜别，又谢我对他的屡次的指导。他说：“全靠你的友谊的指导，我的音乐进步了些，虽然进步得很慢。”我对他的毅力十分钦佩，但是没有话可说。现在我想：我国古人教人习字时须坐得端正，有“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的话。这位提琴练习者的音乐的造就，可想见其一定不大；然而他的精神的确可佩，可说是“非是要乐好，只此是学”了。现在我又想：西洋寓言中有龟兔赛跑之说。我当时总算比他富有音乐的先天，得到三与一之比的成绩。但照他的毅力，十五年来，恐防已经像他所决心地留学德意志，学成了医学与提琴的专家而“归朝”，已达到“有志者事竟成”的地步，亦未可知。而我归国后就为生活所逼，放弃提琴，至今已十五寒暑未曾重温旧业，眼见得今生不会再有从提琴上获得感兴的日子了。那么我们的提琴练习就像龟兔赛跑，他是那胜利的乌龟，我是那失败的兔子，可胜叹战！
想起了上述的所见，我觉得《独立评论》那篇文章中“他们这种勤学苦干的精神，令人觉得明治维新到今日不过几十年，把一个国家弄到这种田地，并非偶然”的话，并非偶然。
胡适之先生《敬告日本国民》中有云：“日本国民在过去六十年中的伟大成绩，不但是日本民族的光荣，无疑的也是人类史上的一桩‘灵迹’。任何人读日本国维新以来六十年的光荣历史，无不感觉惊叹兴奋的。”我想，这个“灵迹”，大约是我在东京某音乐研究会中所见的医科老学生及向愚先生所述的帝大学生之类的人所合力造成的。但我的所见已是十五年前的旧事，不足为凭了。据向愚先生所说，现在东京帝大学生的思想“萎靡不振，令人太失望了”。又帝大的文学部心理学科讲师户幡太郎说，现代日本学生的思想，已由“唯物史观”转向到“就职史观”了。唯物史观不论是否，总是一种人生观。就职史观就是只求有饭吃，不讲人生观了。这是何等的萎靡不振！若果如此，那种毅力和勤学苦干的精神，今后对日本“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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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于1936年1月9日。原载《宇宙风》1936年2月1日第10期，原名《记东京某音乐研究会中所见》。
记音乐研究会中所见之二(1)
整理旧书，偶然检出一册手抄的乐谱来。暗黄的封面已经半旧，蓝墨水的颜色已变成深黑。我对这册书似乎曾经有过密切的关系。翻看内容，都是附着洋琴伴奏的怀娥铃曲谱。从曲题的文字上，可以显然认识它是我自己的手笔。但是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在什么地方抄写这册乐谱的？一时自己也记不起来。翻到末页，看见底封面的里面横斜地写着三行英字，也是我自己的笔迹。其文曰：
What is in your heart let no one know；
When your friend becomes your foe，
Then will the world your secret know，
读下去音调很熟，意味也很自然，好像是曾经熟读而受它感动过的。对卷沉思了一会儿，字里行间忽然隐约地现出一副毛发蓬松的林先生的脸面来。别的回想也就跟了它浮到我的脑际。
林先生是十六七年前我在东京时的音乐先生。他的名字叫什么，我已忘记，但记得我叫他Hayashi（林）先生。他住在东京最热闹的电车站之一的春日町的附近的一条小弄里。他的音乐私人教授的招牌上画着指路箭，挂在从春日町望去可以看见的地方。我到东京后，先在某音乐研究会中练习了几个月怀娥铃。技术上了轨道之后，嫌那研究会中的先生所教的基本练习书太枯燥，想换一个私人教授的地方去，点品学些怀娥铃独奏的短曲——尤其是夜曲之类的抒情曲，因为我当时酷嗜这种音乐。有一天，我在春日町望见了这块招牌，就依路箭所示，转进铺着不规则形的石块的小弄，寻到他家里去索章程。他的家的表面，只有一扇开着的门，门内装着一部扶梯，扶梯上头有隐约的琴声，却不见一个人影。我入门，只得喊声gomen，跨上扶梯去。走完扶梯吃了一惊。那扶梯所导入的长方形房间中，四周有许多人围着一张长方形矮桌，在靠墙脚的席地上正襟危坐。矮桌上放着一只形似香炉的香烟灰缸，此外别无他物。这印象现在我想起了还觉得诧异，好似谁从庙里搬了许多罗汉像来，用香炉供养在家里。我对他们说：“请给我一份规则书。”一时无人接应，后来坐在门口的一人向矮桌子底下摸了一张纸，默默地递给我。我接受了走下扶梯时，但闻内室琴声乍起，悠扬婉转，一直护送我到门外铺着不规则形的石块的小路上。
第二天早上，我去报名，一个穿和服的毛发蓬松的男子出来接应。后来我知道他就是音乐教师林先生。林先生教的洋琴（piano）提琴（violin）与大提琴（cello）三科，学费相当地贵，每人每月六元，每星期授课三次。他先问我有否学过音乐。知道我已有些基本练习经验，然后许我入学。我选习的是提琴科，而且指定要学提琴的小曲。他教我买一册light opera melodies，就从这一天教起，每日下午三四点钟来学。这一天下午，我带了新书和提琴到课，所见的情形与昨日相同。这时候我才知道：扶梯室内的许多罗汉像，都是坐着等候顺次受教的学生，而林先生这个塾中，除了他一人以外，是没有家族仆人，或办事员的。于是我也依来到的先后，挨次坐着静候轮番。教室就在隔壁，先生在教室中按叫人铃，我们中就有一人进去受教。这人课毕退出，即下楼归家。第二次叫人钟响时，第二人继续进去受教。每人的教受时间久暂不一，平均每人要一刻钟。但我坐着等候轮番，并不觉得十分心焦。因为琴声可以分明地听见，而学生大概都有相当程度，所教奏的乐曲不是浅近枯燥的基本练习，都是富有趣味的名曲。若是提琴或大提琴，林先生必用美丽的洋琴伴奏来帮助他学习。这在我们旁听者，不但有兴味，又有借镜，观摩的利益。因这缘故，扶梯上等待室中的人，大家像罗汉像一般地正襟危坐，绝无喧扰。有些人，课毕后还不肯返家，依旧坐在等待室中，专为旁听。
林先生的教法，严格而有趣味。对于没有弹熟旧课的人，绝对不教新课，只是给他一番勉励和几点指示，然后教他把已经弹熟的乐曲演奏一遍，自己用伴奏附和，圆满地奏毕一曲，然后放他回去。学习者为求进步，自会用功起来，每次把旧课练得烂熟，然后去受课。于是林先生兴味蓬勃，伴奏时手舞足蹈；同时那毛发蓬松的颜面又随了曲趣而装出种种的表情来，以助长音乐的气势。故虽曰教授，所演奏的音乐都很圆熟，有如音乐会中的所闻，无怪学习者都愿意逗留在等待室旁听了。先生的技术非常纯熟：自己一面弹着复杂的伴奏，一面还要周详地顾到学习者，时时用嘴巴、眼色或态度来当作记号，预先通知学习者难关的来到，缺陷的校正，和演奏上种种注意点。所以学习者的课业即使练得未曾十分纯熟，得了林先生的帮助自会顺水推船；倘然已经练得十分纯熟，得了先生的伴奏而演习便有浓厚的兴味。我还记得：当年在东京时最大的乐事，是练熟了乐曲而去请林先生伴奏。
有一次，为了要听同学某君的受课，我课毕不还家，逗留在等待室中。直到全体退出，我方动身。不期林先生开门出来，见我早已受课而最后退出，惊奇地问：“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回家？”我直告所以，并且说爱听先生的伴奏。他留住我，和我闲谈起来。讲了许多音乐上的话之后，又问我中国的情形，和我个人的情形。他不断地吸纸烟，不断地想出话题来问我。我知道他现在是结束了一天的教授工作，正在要求一个人同他闲谈，以资休息而解沉闷。我也问起他个人的情形，他很愿意告诉我。由此我知道他是一个孤寂的独身者，曾经在本国音乐学校毕业，又到德国研究。回国后就在这条东京的小弄里开设个人教授，十年于兹。每天自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不绝地教人或伴人奏乐，生活很是呆板而辛苦。他自己说：“我是以音乐为生活的。”说着，伸出两只手给我看。手指尖上的皮厚得可怕，好似粘着十张螺钿。我曾经听同学的人说，这位先生生活很古怪，除音乐外，别无嗜好。平日足不出户，也无朋友来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除了以教授糊口之外，无求于世，世亦无求于他。这时候我从他手指尖上的十张螺钿看到他那细长的手，筋肉强硬的臂，因了长年的提琴担负而左高右低了的肩，以及他那不事修饰的衣服，毛发蓬松的颜面，几乎不能相信教课时那种美丽的音乐，是这个身体所作出来的。我便想象，他的身体好比一架巧妙的音乐演奏的机器，表面虽因年代长久而污旧，里面的发条、齿轮、螺旋等机件都很齐全坚强，而灵便，是世间上无论何种真的机器所不及的。又想：人间制作音乐艺术，原是为了心灵的陶冶，趣味的增加，生活的装饰。这位先生却屏除了一切世俗的荣乐，而把全生涯贡献于这种艺术。一年四季，一天到晚，伏在这条小弄里的小楼中为这种艺术做苦工，为别人的生活造幸福。若非有特殊的精神生活，安能乐此不倦？于是我觉得这个毛发蓬松的人可敬，这双粘着螺钿的手可爱。看他的年纪已近五十，推想他这种生活的延长，至多也不过头二十年罢了。我私自扼腕：可惜这种特殊的精神，这种纯熟的技术，托根在不久行将衰朽的肉体上，不能长存于世间。因此便问：“先生自编的伴奏谱，可曾出版行世？”他说：“不愿意出版。但你欢喜时可借去抄。”这一天告别时我就借得了数曲，拿回去抄在一册暗黄色硬面的乐谱练习簿上。
此后我为欲借乐谱，和质疑，屡屡最后退出。而林先生心照不宣，课毕时把门推开，探头出来望望看。见我留着，照例笑着点点头，拿着一支点着的香烟，出来和我闲谈。这种机会积多起来，使我相信林先生确是一个孤独而古怪的人。我从五时一直坐到天黑，从未看见有人来访，也从未听说他自己要出门。只有隔壁的一个老太婆，是他的房东兼短工，难得来供给一壶开水，或是替他买一包香烟。稔熟之后，他有时引我走进他的卧室——他家一共只有三间房间，扶梯顶上是等待室，隔壁是教室，再隔壁是他的卧室——我看见室内除了几架音乐书谱，及一小桌，数蒲团以外，只有壁间挂着两幅壁饰，直的一幅是乐圣裴德芬（Beethoven）像，横的一幅是用毛笔写的三行英诗，就是前面所偈的三句，笔致是篆文的，而字是英文的。诗的文句很神秘，颇不乏牵惹青年时代的我的心的魔力。当时我便记在心头，归家后把它们写在乐谱的底封面里。我觉得这三句诗与林先生的生活很调和。以后每逢去上音乐课，每逢见了林先生，每逢见了这册书，甚至每逢经过春日町，心里必暗诵起这三句诗来。直到我辞别林先生，离开东京为止，这三句诗常在我的心头响着。
我归国后即疏远音乐技术，十六七年长把这册乐谱填塞在旧书箧底。这诗句的观念，与林先生的印象，也在这十六七年中渐渐淡薄，几乎褪尽。这会儿因整理旧书而重寻旧事，好比把一张褪色的照片用线条来重描一遍。虽然失却了照相原来的写实风，却另得了一种画意与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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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于1936年2月11日。原载《宇宙风》1936年3月1日第12期，原名《研究生》。
立达五周年纪念感想(1)
立达五周年纪念了。在五周年纪念的时节，我便想起五年前立达诞生的光景。
现在全学园中，眼见立达诞生的人，已经很少。据我算来，只有匡先生、陶先生、练先生(2)、我，和校工郭志邦五个人。下面的旧话，可在我们五个人的心中唤起同样的感兴。
一九二四年的严冬，我们几个飘泊者在上海老靶子路租了两幢房子，挂起“立达中学”的招牌来。那时我日里(3)在西门另一个学校中做教师，吃过夜饭，就搭上五路电车，到老靶子路的两幢房子里来帮办筹备工作。那时我们只有二三张板桌，和几只长凳，点一盏火油灯。我喜欢喝酒，每天晚上一到立达，从袋中摸出两只角子来，托“茶房”（就是郭志邦君，我们只有惟一的校工，故不称他郭志邦，而用“茶房”这个普通名词称呼他）去打黄酒。一面喝酒，一面商谈。吃完了酒，“茶房”烧些面给我们当夜饭吃。夜半模样，我再搭了五路电车回到我的寄食处去睡觉。——这样的日月，度过了约有三四个礼拜。正是这几天的天气。
不久我们为了房租太贵，雇了一辆榻车(4)，把全校迁到了小西门黄家阙的一所旧房子内，就开学了。在那里房租便宜得多，但房子也破旧得多。楼下吃饭的时候，常有灰尘或水渍从楼板上落在菜碗里。亭子间下面的灶间，是匡先生的办公处兼卧室。教室与走道没有间隔，陶先生去买了几条白布来挂上，当作板壁。……在那房子里上了半年课，迁居到江湾的自建的校舍——就是现在的立达学园——里，于兹四年半了。
讲起这种旧话，现在只有我们五个人心中有具象的回忆。我们五个人，对于立达这五岁的孩子，仿佛是接生的产婆。这孩子的长育，虽然全靠后来的许多乳母的功劳，但仅在这五周年纪念的一天，回想他的诞生的时候，我们五个人脸上似乎有些风光。
但讲到风光，五人中我最惭愧了。我看他诞生以后，五年之中，实在没有好好地抚育他，近来更是疏远。匡先生、陶先生、练先生对他的操心比我深厚得多；然而三位先生还不及郭志邦君的专一。五年间始终不懈地、专心地、出全力地为他服劳的，实在只有郭志邦君一人。
他在五年前给我打酒，为我们烧面，招呼我们搬家。在五年的一千八百天中，不断地看守门房，收发信件，打钟报时。经过他的手的信件，倘以平均每日收发一百封计，已有十万零八千封。他的打钟，倘以平均每天二十次计，已有三万六千次。但他的态度未尝稍变，他的服务未尝稍懈，五年如一日。苦患的时候——例如前年的兵灾——他站在前面；享乐的时候——例如开同乐会——他退在后面。而他所得的工资，又常是微薄得很的。青年的朋友们，试想想看：这种刻苦、坚忍、谦虚、知足的精神，我们应该如何钦佩！在五周年纪念会的席上，我们应该赠他“立达元勋”的尊号呢。
我在立达五周年纪念节所起的感想，只有这一点对志邦君的惭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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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缘缘堂随笔》（开明书店1931年1月版）。
(2) 即匡互生、陶载良、练为章。
(3) 方言，意即白天。
(4) 即一种用人力拖拉的载货车。
写生世界（上）(1)
尝过了中年的辛味而回想青年时代的生活，真是诗趣丰富的啊！我的青年时代回想中，写生的生活特别可憧憬。那时我能把全心没入在写生的世界中。现在虽也有时梦到这世界，但远不像昔日那样深入了。
记得我热衷于写生画的青年时代，对于自然界的静物、风景、人物，都作别开生面的看法。我独自优游于这新世界中。
我到水果店里去选购静物写生用的模特儿，卖水果的人代我选出一件来，忠告我：“这一种‘有吃没看相’，价钱便宜，味道又好。”但我偏要选那带叶的橘子。他告诉我：“那是不熟的，味道不好，价钱倒贵！”我在心中窃笑：你哪能知道我的选择的标准呢？我叫工人去买些野菜来写生，他拖了一捆肥胖而外叶枯焦的黄矮菜来。我嫌他买得不好，他反抗：“这种菜再肥嫩没有了。”我太息了：唉！你懂什么！我自己去买吧！我选了两株苍老而瘦长的白菜来，他笑我：“这种菜最没吃头了！这是没人要买的！”我想为他解说这菜的形状色彩的美，既而作罢。我以为没人知道美，所以没人要买这菜。不管旁人讪笑，我就去为我这美丽的白菜写照了。
我走进瓷器店，在柜角底下发见了一口灰尘堆积的瓦瓶，样子怪入画的，颜色怪调和的，好似得了宝贝，特捧着问价钱，好像防别人抢买去似的。店员告诉我：“勿瞒你说，这瓶是漏的，所以搁着。你要花瓶买这起好。”他在架上拿了一口金边而描着人物细花的瓷瓶递给我，一面伸手来接取我手中的漏花瓶。我一瞧那瓷瓶连忙摇头：“我不要那种。漏不要紧的！”满堂的店员都把眼注视我，表示惊怪的样子。我知道他们都在当我疯子看了。但我的确发见这漏瓶的美的价值，有恃无恐，这班无知商人管他们做什么！我终于买了那漏瓦瓶回家，放在窗下写了一幅；添几个橘子又写了一幅；衬了深红色的背景布，又写了更得意的一幅。
隔壁豆腐店里做喜事，借我们的屋子摆酒筵。茶担上发来的碗筷中，有一种描蓝花的直口的酒碗，牵惹了我的注意。这种碗形状朴素，花纹古雅，好一个静物模特儿。我问茶担上的人这种碗哪里买的，他回答我，这是从前的东西，现在没处买了。我想，对不起，吃过酒让我偷一只吧。但动了这念头有些儿贼胆心虚，我终于托豆腐店里的人向茶担转卖一只给我。豆腐店里人笑道：“这种是江北碗，最粗糙，最便宜的东西！你要，拿几只去，我们算账时多给他几个铜子好了。”我的书架上又多了一件宝贝。
我的书架上陈列了许多静物模特儿。有瓶，有甏，有碗，有盆，有盘，有钵，有玩具，有花草，在别人看来大都不值一文，在我看来个个有灵魂似的。我时时拿它们出来经营布置。左眺右望，远观近察。别人笑我，真是“时人不识予心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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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2年冬为开明函授学校《学员俱乐部》作。
写生世界（下）(1)
去年冬天我曾在这《俱乐部》中描写过我幼时所漫游的写生世界的光景。那时因为自来水笔尖冻冰，只写了静物一段就中止。现在《俱乐部》又催稿了。我凝视着我的笔尖探索去冬的感想，那墨水结成的小冰块隐约在目；而举头眺望窗际，不复是雨雪霏霏的冬景，已变成明媚鲜妍的春光了。心头闪过一阵无名的感动，这种感动和艺术的心似有同源共流的关系。我就来继续描写我青年时代的艺术的心吧。
说出来真是不恭之至：我小时在写生世界中，把人不当作人看，而当作静物或景物看。似觉这世间只有我一个是人。除了我一个人之外，眼前森罗万象一切都是供我研究的写生模型。我把我的先生，我的长辈、我的朋友，看作与花瓶、茶壶、罐头同类的东西。我的师友戚族听到这句话或将骂我无礼，我的读者看到这句话或将讥我傲慢，其实非也：这是我在写生世界里的看法。写生世界犹似梦境，梦中杀人也无罪。况且我曾把书架上的花瓶、茶壶、罐头等静物恭敬地当作人看（见上篇），现在不过是掉换一个地位罢了。
我在学校里热心地描写石膏头像的木炭画，半年后归家，看见母亲觉得异样了。母亲对我说话时，我把母亲的脸孔当作石膏头像看，只管在那里研究它的形态及画法。我虽在母亲的怀里长大起来，但到这一天方才知道我的母亲的脸孔原来是这样构成的！她的两眼的上面描着整齐而有力的复线，她的鼻尖向下钩，她的下颚向前突出。我惊讶我母亲的相貌类似德国乐剧家华葛内尔(2)的头像（这印象很深，直到现在，我在音乐书里看见华葛内尔的照片便立刻联想到我的已故的母亲）！我正在观察的时候，蓦地听见母亲提高了声音诘问：“你放在什么地方的？你放在什么地方的？失掉了么？”
母亲在催我答复。但我以前没有听到她的话，茫然不知所对，支吾地问：“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的？”
母亲惊奇地凝视我，眼光里似乎在说：“你这回读书回家，怎么耳朵聋了？”原来我当作华葛内尔头像而出神地观察她的脸孔的时候，她正在向我叙述前回怎样把零用钱五元和新鞋子一双托便人带送给我；那便人又为了什么缘故而缓日动身，以致收到较迟；最后又诘问我换下来的旧鞋子放在什么地方的。我对于她的叙述听而不闻，因为我正在出神地观察，心不在焉。
我读Figure Drawing(3)，读到普通人的眼睛都生在头长的二等分处一原则，最初不相信，以为眼总是生在头的上半部的。后来用铅笔向人头实际测量，果然从头顶至眼之长等于从眼至下颚之长，我非常感佩！才知道从前看人头时的错觉所欺骗，眼力全不正确。错觉云者：我一向看人头时，以为眼的上面只有眉一物，而眼的下面有鼻和口二物，眉只是狭狭的两条黑线，不占地位，又没有什么作用。鼻又长又突出，会出鼻涕，又会出烟气。口构造复杂，会吃东西，又会说话，作用更大。这样，眼的上面非常寂寥，而下面非常热闹，便使我错认眼是生在头的上部的。实则眼都位在头的正中。发育未完的儿童，甚至位在下部三分之一处。我知道了这原则，欢喜至极！从此时时留意，看见了人头便目测其中的眼的位置，果然百试不爽。有一次我搭了西湖上的小船到岳坟去写生。搭船费每人只要三个铜板。搭客众多，船行迟迟。我看厌了西湖的山水，再把视线收回来看船里的搭客。我看见各种各样的活的石膏模型，摇摇摆摆地陈列在船中。我向对座的几个头像举行目测，忽然发见其中有一个老人相貌异常，眼睛生得很高。据我目测的结果，他的眼睛绝不在于正中，至少眼睛下面的部分是头的全长的五分之三。Figure Drawing中曾举种种不合普通原则的特例，我想我现在又发见了一个。但我仅凭目测，不敢确信这老人是特例。我便错认这船为图画教室，向制服袋里抽出一支铅笔来，用指扣住笔杆，举起手来向那老人的头部实行测量了。船舱狭小，我和老人之间的距离不过三四尺，我对着他擎起铅笔，他以为我是拾得了他所遗落的东西而送还他，脸上便表出笑颜而伸手来接。这才使我觉悟我所测量的不是石膏模型。我正在惭悚不知所云的时候，那老人笑着对我说：
“这不是我的东西，嘿嘿！”
我便顺水推船，收回了持铅笔的手。但觉得不好把铅笔藏进袋里去，又不好索性牺牲一支铅笔而持向搭船的大众招领，因为和我并坐着的人是见我从自己袋里抽出这支铅笔来的。我心中又起一阵惭悚，觉得自己的脸上发热了。
这种惭悚终于并不白费。后来我又在人体画法的书上读到：老人因为头发减薄，下颚筋肉松懈，故眼的位置不在正中而稍偏上部。我便在札记簿上记录了一条颜面画法的完全的原则：“普通中年人的眼位在头的正中，幼儿的眼，位在下部，老人的眼稍偏上部。”
但这种惭悚不能阻止我的非人情的行为。有一次我在一个火车站上等火车，车子尽管不来，月台上的长椅子已被人坐满，我倚在柱上闲看景物。对面来了一个卖花生米的江北人。他的脸孔的形态强烈地牵惹了我的注意，那月台立刻变成了我的图画教室。
我只见眼前的雕像脸孔非常狭长，皱纹非常繁多。哪一条线是他的眼睛，竟不大找寻得出。我曾在某书上看到过“舊字面孔”一段话，说有一个人的脸孔像一个“舊”字。这回我所看见的，正是舊字面孔的实例了。我目测这脸孔的长方形的两边的长短的比例，估定它是三与一之比。其次我想目测他的眼睛的位置，但相隔太远，终于看不出眼睛的所在。远观近察，原是图画教室里通行的事，我不知不觉地向他走近去仔细端详了。并行在这长方形内的无数的皱纹线忽然动起来，变成了以眉头为中心而放射的模样，原来那江北人以为我要买花生米，故笑着擎起篮子在迎接我了。
“买几个钱？”
他的话把我的心从写生世界里拉回到月台上。我并不想吃花生米，但在这情形之下不得不买了。
“买三个铜板！”
我一面伸手探向袋里摸钱，一面在心中窃笑。我已把两句古人的诗不叶平仄地改作了：
“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要吃花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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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春为开明函授学校《学员俱乐部》作。
(2) 即瓦格纳。
(3) 即《人体描法》，这是一册专讲人体各部形状描法的英文书。
为青年说弘一法师(1)
弘一法师于去年十月十三日在泉州逝世，至今已有五个多月。傅彬然先生曾有关于他的一篇文章登在本刊上，而我却沉默了五个多月，至今才写这篇文字。许多人来信怪我，以为我对于弘一法师关系较深，何以他死了我没有一点表示。有的人还来信向我要关于弘一法师的死的文字，以为我一定在发起追悼大会，或者编印纪念刊物，为法师装“哀荣”的。其实全无此事。我接到泉州开元寺性常师打来的报告法师“生西”的电报时，正是去年十月十八日早晨，我正在贵州遵义的寓楼中整理行装，要把全家迁到重庆去。当时坐在窗下沉默了几十分钟，发了一个愿：为法师造像一百尊，分寄各省信仰他的人，勒石立碑，以垂永久。预定到重庆后动笔。发愿毕，依旧吃早粥，整行装，觅车子。
弘一法师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我生平最崇拜的人。如此说来，我岂不太冷淡了吗？但我自以为并不。我敬爱弘一法师，我希望他在这世间久住。但我确定弘一法师必有死的一日。因为他是“人”。不过死的时日迟早不得而知。我时时刻刻防他死，同时时刻刻防我自己死一样。他的死是我意中事，并不出于意料之外。所以我接到他的死的电告，并不惊惶，并不恸哭。老实说，我的惊惶与恸哭，在确定他必有死的一日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地做过了。
我去冬迁居重庆，忙着人事及疾病，到今年一月方才有工夫动笔作画。一月中，我实行我的前愿，为弘一法师造像。连作十尊，分寄福建、河南诸信士。还有九十尊，正在接洽中，定当后续作。为欲勒石，用线条描写，不许有浓淡光影。所以不容易描得像。幸而法师的线条画像，看的人都说“像”。大概是他的相貌不凡，特点容易捉住之故。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他在我心目中印象太深之故。我自己觉得，为他画像的时候，我的心最虔诚，我的情最热烈，远在惊惶恸哭及发起追悼会、出版纪念刊物之上。其实百年之后，刻像会模糊起来，石碑会破烂的。千万年之后，人类会绝灭，地球会死亡的。人间哪有绝对“永久”的事！我的画像勒石立碑，也不过比惊惶恸哭、追悼会、纪念刊稍稍永久一点而已。
读了傅彬然先生的文章之后，我也想来为读者谈谈，就写这篇文章。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贡院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2)。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一年中我见他的次数不多。因为他常常请假。走廊上玻璃窗中请假栏内，“音乐李师”一块牌子常常摆着。他不请假的时候，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这教室四面临空，独立在花园里，好比一个温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还没有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蔼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时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吧”。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带着难为情的表情（我每次在教室外等着，亲自看到的）。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李先生及十数同学全都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自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教完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他虽然常常请假，没有一个人怨他，似乎觉得他请假是应该的。但读者要知道，他的受人崇敬，不仅是为了上述的郑重态度的缘故；他的受人崇敬使人真心地折服，是另有背景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人格。他的人格，值得我们崇敬的有两点：第一点是凡事认真，第二点是多才多艺。先讲第一点：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凡事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亲生他时，年已七十二岁。他堕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青年时就陪了他的生母南迁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所以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一首《金缕曲》，词曰：“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庶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读这首词，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读者恐没有见过上述的服装。这是光绪年间上海最时髦的打扮。问你们的祖父母，一定知道。）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地做个翩翩公子。
后来他到日本，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一个留学生。他入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画和西洋音乐。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同志，共演当时西洋著名的悲剧《茶花女》。他自己把腰束小，把发拖长，粉墨登场，扮作茶花女。这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我，一向归我保藏，直到抗战时为兵火所毁。现在我还记得这照片：鬈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另外还有许多演剧的照片，不可胜记。这春柳剧社后来迁回中国，李先生就脱出，由另一班人去办，便是中国最初的“话剧”社。由此可以想见，李先生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手杖”、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像一样。要做留学生，就彻底地做个留学生。
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3)（李先生从两级师范一直教到第一师范）之聘，同时教两地两校，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都请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形式却很称身，色泽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也最适用。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有一晚，我为级长的公事，到李先生房间里去报告。报告毕，我将退出，李先生喊我转来，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对我说：“你的图画进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当晚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可惜我不记得年月日时，又不相信算命。如果记得，而又迷信算命先生的话，算起命来，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直到现在没有变志。从这晚以后，我对师范学校的功课忽然懈怠，常常逃课学画。以前学期考试联列第一，此后一落千丈，有时竟考末名。幸有前两年的好成绩，平均起来，毕业成绩犹得第二十名。这些关于我的话现在不应详述。且说李先生自此以后，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本文。因此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更为详细。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常放着道教的经书。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见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像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我。后来又介绍我从夏丏尊先生学日本文，因他没有工夫教我。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来写生时，他带了我去请他们吃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叫我引导他们（我当时已能讲普通应酬的日本话）。他自己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日之后，我去望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讲话，同平时差不多。他断食共十七日，由闻玉扶起来，摄一个影，影片上端由闻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这照片后来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铅字排印着：“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李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一变而为“道人”了。学道就断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
但他学道的时候很短。断食以后，不久他就学佛。他自己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一时周章得很。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法师的僧腊（就是做和尚的年代）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中，我颠沛流离，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功夫愈进愈深。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做人认真得很。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修律宗如何认真呢？一举一动，都要当心，勿犯戒律（戒律很详细，弘一法师手写一部，昔年由中华书局印行的，名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很多，佛号所需很少。他就要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我原是多备一点，由他随意处置的，但没有说明，这些纸的所有权就模糊，他非问明不可。我连忙写回信去说，多余的纸，赠与法师，请随意处置。以后寄纸，我就预先说明这一点了。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邮票，就预先声明：多余的邮票送与法师。诸如此类，俗人马虎的地方，修律宗的人都要认真。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认真至极的表示。模仿这种认真的精神去做社会事业，何事不成，何功不就？我们对于宗教上的事情，不可拘泥其“事”，应该观察其“理”。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大面又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缘故。
李先生人格上的第二特点是“多才多艺”。西洋文艺批评家批评德国的歌剧大家华葛纳尔有这样的话：“阿普洛(4)右手持文才，左手持乐才，分赠给世间的文学家和音乐家。华葛纳尔却兼得了他两手的赠物。”意思是说，华葛纳尔能作曲，又能作歌，所以做了歌剧大家。拿这句话批评我们的李先生，实在还不够用。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治金石，演剧。他对于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而且每种都很出色。专门一种的艺术家大都不及他，要向他学习。作曲和作歌，读者可在开明书店出版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窥见。这集子中载着李先生的作品不少。每曲都脍炙人口。他的油画，大部分寄存在北平美专，现在大概还在北平。写实风而兼印象派笔调，每幅都很稳健，精到，为我国洋画界难得的佳作。他的诗词文章，载在从前出版的《南社文集》中，典雅秀丽，不亚于苏曼殊。他的字，功夫尤深，早年学黄山谷，中年专研北碑，得力于《张猛龙碑》尤多。晚年写佛经，脱胎化骨，自成一家，轻描淡写，毫无烟火气。他的金石，同字一样秀美。出家前，他的友人把他所刻的印章集合起来，藏在西湖上西泠印社的石壁的洞里。洞口用水泥封好，题着“息翁印藏”四字（现在也许已被日本人偷去）。他的演剧，前已说过，是中国话剧的鼻祖。总之，在艺术上，他是无所不精的一个作家。艺术之外，他又曾研究理学（阳明、程、朱之学，他都做过功夫。后来由此转入道教，又转入佛教的）。研究外国文，……李先生多才多艺，一通百通。所以他虽然只教我音乐图画，他所擅长的却不止这两种。换言之，他的教授图画音乐，有许多其他修养作背景，所以我们不得不崇敬他。借夏先生的话来讲：他做教师，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萨的有“后光”。所以他从不威胁学生，而学生见他自生畏敬。从不严责学生（反之，他自己常常请假），而学生自会用功。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师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
青年的读者，看到这里，也许要发生这样的疑念：李先生为什么不做教育家，不做艺术家，而做和尚呢？
是的，我曾听到许多人发这样的疑问。他们的意思，大概以为做和尚是迷信的，消极的，暴弃的，可惜得很！倘不做和尚，他可在这僧腊二十四年中教育不少的人才，创作不少的作品，这才有功于世呢。
这话，近看是对的，远看却不对。用低浅的眼光，从世俗习惯上看，办教育，制作品，实实在在的事业，当然比做和尚有功于世。远看，用高远的眼光，从人生根本上看，宗教的崇高伟大，远在教育之上。——但在这里须加重要声明：一般所谓佛教，千百年来早已歪曲化而失却真正佛教的本意。一般佛寺里的和尚，其实是另一种奇怪的人，与真正佛教毫无关系。因此世人对佛教的误解，越弄越深。和尚大都以念经念佛做道场为营业。居士大都想拿佞佛来换得世间名利恭敬，甚或来生福报。还有一班恋爱失败，经济破产，作恶犯罪的人，走投无路，遁入空门，以佛门为避难所。于是乎，未曾认明佛教真相的人，就排斥佛教，指为消极，迷信，而非打倒不可。歪曲的佛教应该打倒；但真正的佛教，崇高伟大，胜于一切。——读者只要穷究自身的意义，便可相信这话。譬如：为什么入学校？为了欲得教养。为什么欲得教养？为了要做事业。为什么要做事业？为了满足你的人生欲望。再问下去，为什么要满足你的人生欲望？你想了一想，一时找不到根据，而难于答复。你再想一想，就会感到疑惑与虚空。你三想的时候，也许会感到苦闷与悲哀。这时候你就要请教“哲学”，和他的老兄“宗教”。这时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于一切。
所以李先生的放弃教育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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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弘一法师逝世（1943年10月13日）后第167日于四川五通桥旅舍作。原载《中学生》战时半月刊1943年第63期。
(2) 即弘一法师。
(3) 即浙江第一师院的前身。
(4) 即阿波罗，文艺之神。
读丏师遗札(1)
丏师逝世后，开明书店拟为出纪念刊，向我索取从前丏师给我的信件。我原有一大包“纪念品”，是师友们给我的值得保留的信件等物。内有丏师来示不下十余通。这一大包，一向郑重保存。胜利后半年，我决意卖屋，准备东归时，为使行李简洁化，把这一大包纪念品加以清理，抛弃了一大半。丏师的信，只留抗战最初时一封，及论画一封。其余的都抛弃了。以前我郑重保藏，是防丏师在战时死去。胜利之后，眼见得不久可与丏师见面，倘再保存这些信件，我想，反而不祥，就把它们烧了。谁知相差两个月，竟不能再见一面，使我今日后悔无及！烧去的信件中，所谈大都是一时琐事，不能尽忆。但记得：抗战后期的一封信内，夏先生说，他近来吃“扁担饭”。即每日上午吃了一餐，跑去办公，下午回来再吃一餐，一天的食事就完了。这话现在想起了倍觉伤怀！又胜利后不多时给我一信，内言：战后交通与生活，一定困难。你故园尽毁，而沙坝倒有小屋，不如暂断归念。“暂断归念”四个字，当时在我颇觉逆耳。我已归心如箭，正漫写“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诗来分送朋友，读到这四字，好比被浇一桶冷水。心想：夏先生好煞风景！谁知后来，复员一天困难一天，终于到了胜利后九个月的今天，我还搁浅在重庆。今日想起了夏先生那四个字，几乎感激涕零呢！
今天我把保存着的两封信寄给开明书店。读了一遍，颇有所感，就写这一篇感想。先把夏先生的原信抄录在这里：
其一
子恺：去秋屡承寄画像慰，及后闻石湾恶消息，辄为怅惘。无可为君慰者，惟取《几人相忆在江楼》的横幅张之寓壁，日夕观览，聊寄遐想，默祷平安而已。仆丧魄落胆者数月，近已略转平静，一切都无从说起，凡事以“度死日”之态度处之。弘一师过沪时，曾留一影，检寄一纸，藉资供养。（师最近通讯处：泉州承天寺。）斯影摄于大场陷落前后，当时上海四郊空爆最亟，师面上犹留笑影，然须发已较前白矣。不一，祝安吉。
丏尊
三月十日(2)
其二
子恺：十月廿六日发航空函，收到已一星期。牵于校课，今日始写复信。劳盼望矣。关于绘画拙见，蕴藏已久，前函乘兴漫说，蒙采纳，甚快。委购画帖，便当至坊间一走，购得即寄，乞稍待。鄙意：中国人物画有两种，一是以人物为主的（如仕女、如钟进士、佛像等），一是以人物为副的（如山水画中之人物）。前者须有画题，少见有漫然作一人物者，后者只是点缀。其实二者之外，尚有第三种方式，就是背景与人物并重。此种人物，比第一种可潦草些（不必过于讲究面貌与衣褶），比第二种须工整些（眼睛不能只是一点）。第一种人物画，功夫不易，出路亦少（除仕女外，佛像三星而已）。第三种人物画，是有背景之人物，人物与背景功力相等，背景情形颇复杂，山水，竹石，房屋，树木，因了画题一切都有。大致以自然风景为最主要。由此出发，则背景与人物双方并重，将来发展为山水，为人物，都极便当。君于漫画已有素养，作风稍变（改外国画风），即可成像样之作品。暂时试以此种画为目标如何？闻画家言，“枯木竹石”，为山水画之初步，亦最难工。人物背景，似宜以“枯木竹石”为学习入手也。将来代选画帖，拟顾到此点。由漫画初改图画，纯粹人物和纯粹山水，一时恐难成就（大幅更甚），如作人物背景并重之画，虽大幅当亦不难。且出路亦大，可悬诸厅堂，不比漫画之仅能作小幅，十九以锌版印刷在书报中也。画佛千幅，志愿殊胜。募缘启事，当代为宣传。仆愿得一地藏像。今夏读《地藏本愿经》，有感于此菩萨之慈悲，故愿设像供养（尺许小幅），迟早不妨。《续护生画集》已付印，月底可出书。沪地尚可安居，惟物价仍高昂不已。米每石七十余元。青菜一角五至二角。肉二元余。舍下五人每月开销须三百元以上（娘姨已不用）。薪水本来无几，凑以版税，不足则借贷支撑。浙东不通如故，欲归不得。在上海也恐活不下去，只好不去想他，得过且过再说矣。烟，酒，瓶花，结习未除，三者每日约耗一元（一人）。酒每餐饮一玻璃杯，烟已吸至平常不吸之劣牌子，花瓶无一存者，以瓦茶壶插花供案头。菊花己过，水仙新起。此信即在水仙花下写者。率复祝好。
丏尊
十一月十五日夜半(3)
第二函是专为论画的。第一函中也说起画。夏先生给我的信，总有几句关于画的。这虽是为了我是画画的人之故，也足见夏先生自己对于画很有兴味。他自己不作画，但富有鉴赏力，论画颇多卓见。这第二函中所述，当时我极感佩。今日重读这信，觉得更有价值，可说是世界绘画倾向的一个预言。
夏先生的意思，中国有人物的画，原来只有两种，一种是以人物为主的，一种是以风景为主的，人物为点缀的。但他以为应该还有第三种，即人物与风景并重的画。这第三种绘画，在今日东西洋画界，的确很少。是应该有而尚未出现的一种绘画。
试回溯世界绘画史：不论东西洋，都是先有人物画，然后再来风景画的。先看中国，唐代以前的绘画，大都是人物画。据史传，汉武帝于甘泉宫画天地太一及诸鬼神像，又于明光殿画古烈士像。宣帝时，画功臣十一人于麒麟阁。元帝时设立宫廷画院，亦以人物画为主。画王昭君的毛延寿便是当时人物画家之一。明帝设画官，令专写经史中的故事，也是人物画。汉以后，三国魏晋六朝时代，知名的画家，曹不兴、张僧繇、陆探微、顾恺之，也都是人物画家。顾恺之的名作《女史箴》，至今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内。总之，六朝以前，中国纯是人物画。六朝以后，自唐代起，方才有不写人物而专写自然风景的山水画。这山水画从此发达下去，直至今日，常在发达的路上，不过进度快慢各时代不同而已。
试回溯世界绘画史：不论东西洋，都是先有人物画，然后再来风景画的。先看中国，唐代以前的绘画，大都是人物画。据史传，汉武帝于甘泉宫画天地太一及诸鬼神像，又于明光殿画古烈士像。宣帝时，画功臣十一人于麒麟阁。元帝时设立宫廷画院，亦以人物画为主。画王昭君的毛延寿便是当时人物画家之一。明帝设画官，令专写经史中的故事，也是人物画。汉以后，三国魏晋六朝时代，知名的画家，曹不兴、张僧繇、陆探微、顾恺之，也都是人物画家。顾恺之的名作《女史箴》，至今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内。总之，六朝以前，中国纯是人物画。六朝以后，自唐代起，方才有不写人物而专写自然风景的山水画。这山水画从此发达下去，直至今日，常在发达的路上，不过进度快慢各时代不同而已。
再看西洋：十八世纪以前的画，纯是描写宗教题材的人物画。希腊时代的绘画失传，但观其人物雕像之精，可想见当时的绘画也必以人物为主。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画家，如辽拿独达文西(4)，米侃朗琪洛(5)、拉费尔(6)，所谓文艺复兴三杰，其作品没有一幅不是人物画，题材大都是《圣经》里的故事，如《最后的晚餐》、《最后的审判》、《圣母子像》等。此类题材，一直沿用下去，直至十九世纪的初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写实派、印象派兴起，西洋画界方始有风景画出现。这风景画又从此发达下去，直到现在，仍在发达的路上。
中国以唐代为界，划分人物画时代与风景画时代。西洋则以十九世纪中叶为界而划分。时间迟早不同，而其顺序完全一致。故世界绘画，现在都尚在风景为主的时代。
夏先生所说的第三种画，我以为在将来必然要出现。而且已有小规模的先驱者，便是今日蓬勃发展的木刻画。优良的木刻画中，人物与其背景（风景）一样注重，一样写实，并无主客轻重之分。用木刻画的手法来描写的大画，便是夏先生所盼望的第三种画。这种画的出现，一定是在最近的将来，因为风景画发达到今日，已经烂熟，过熟，应该是蜕化的时候了。试看中国的山水画，千百年来，终古如斯，令人看得腻烦。而西洋的印象派、后印象派的风景画，浓涂大扫，至今也觉不新鲜了。世界绘画渴望一个新的转机。这回转向哪里呢？惟有人物风景并重的一路了。
从绘画哲理上看，这一路也是必由的。人类初生，最注意自己，及与自己同类的牛羊鸡犬等动物。初民的岩洞上的壁画，纯是这种，便是其证明。中国画、西洋画都是从人物画开始，又是其实证。要到后来，方才注意到周围的环境中的自然现象，于是有风景画。把人物画和风景画截然分开，是二元的。归并起来，成为一元的，便是人物风景并重的第三种画。这种画，在绘画哲理上看，实在是更进步的一种画。因为二者并重时，画家就把人物当作风景看，或把风景当作人物看。把人物当作风景看，叫作“艺术的绝缘（isolation）”。就是屏除一切传统习惯，而用全新的直觉的眼光来观看世间，便不分这是人，这是山，这是水，即所谓物我无间，一视同仁的境界了。把风景当作人物看，叫作“艺术的有情化（personification）”。就是把感情移入于万象中，视山川草木为自己的同类，于是万物皆有生命，皆有情感了。绝缘与有情化，都是艺术的最高境地。绘画不发达则已。如果发达，一定要走向这最高的境地。画家体会了这最高境地，所作的画就不分人物风景。这样，才能作出良好的人物风景并重的绘画。马路旁有人“看洋画”的。他的箱中挂着画片，你给他钱，就可以向洞中窥看。伦敦大桥、纽约摩天楼、上海黄浦滩……人物也有，建筑也有，风景也有，件件都详细清楚。你说这不是人物风景并重的绘画吗？不，不，这是照相，或摹仿照相而画的低级绘画，不是艺术的绘画。因为这里面只有客观的形象而没有主观的创意。用主观的创意来描写的人物风景并重的绘画，才是艺术品，才是夏先生所盼望的画。
夏先生第一封信中说起我的《几人相忆在江楼》。他说：“无可为君慰者，惟取《几人相忆在江楼》横幅张之寓壁，日夕观览，聊寄遐想，默祷平安而已。”“几人相忆在江楼”这一句诗，实在就是夏先生所盼望的第三种画的最好的画题。故虽为遥念我而挂这画，同时也可说是为了这适合他的艺术趣味而挂这画的。此诗句中的要件是“几人”与“江楼”，正是人物与风景并重的一个画题。不过我那幅画没有成功，还是漫画风的，夏先生所盼望的，便是这画的中国画化。
陶渊明诗云：“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我也想遵照夏先生的遗嘱，而勉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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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6年5月14日作于重庆。
(2) 写于1938年。
(3) 写于1940年。
(4) 即达·芬奇。
(5) 即米开朗琪罗。
(6) 即拉斐尔。
丰子恺自述(1)
我于清光绪廿二年旧历九月廿六日生于浙江石门县城外石门湾后河的丰同裕染坊店里。这店是我的祖父开的。祖父早死，我生时只看见祖母。祖母是受过教育的人。她自己管店，而教我父亲读书。我四岁时，父亲考乡试中了举人。同年祖母死了。我对于祖母的回想很模糊，但常在父母亲及诸姊处听说祖母为人何等豪爽，何等善于享乐生活；又在父亲的书橱里看见过祖母因瞌睡而被鸦片灯烧焦的《缀白裘》、《今古奇观》等书，故从小晓得祖母是我们的家风的支配者。我的母亲欢喜管理家务，父亲在家只是逐良辰佳节，饮酒赋诗，家务都由母亲操持。我九岁上，父亲患肺病死了。因为父亲不事产业，我又有六姊一妹二弟，母亲抚育许多孩子，家计很困难。而数年之中，死亡相继，现在我只有两姊一妹了。我十岁时，母亲教我入亲戚家的私塾。我记得那时候我倾心于祖母和父亲，对于先生全不信仰。读书半是赖学。十三岁改入邻近的小学校。新式的学堂功课英文，数学，理化惹起了我的兴味，一变而非常用功了。十七岁小学毕业，母亲送我进杭州第一师范。初入学的一二年，我依旧用功各种功课，考试常常列在前名。到了第三年，我忽然对于教我图画音乐的李叔同先生发生了信仰，抛弃其他功课而专门学图画音乐了。因功课的偏重，常常受学监及舍监的谴责。我记得那时候的慕李先生，同幼时的慕祖母，父亲一样。
我二十二岁师范毕业后，跟了友人在上海办一所专修图画音乐的专科师范。明年，我的弟弟患肺病死了，我和母亲受了很大的打击。次年，即一九二一年春，我就别母亲，到东京去。因为短于资本，不能入美术学校或音乐学校。我就作游览者，除了到研究所去略学一些绘画音乐实技以外，只是看戏，买书，访问展览会和音乐会。过了一年，金尽了，只得归国。归国后又在专科师范做了半年教师，随即到一个新办在浙江上虞的山水间的春晖中学去教图画音乐。二三年后我又辞去。加入一班朋友的团体，在上海附近的江湾办了一所立达学园。在那学园里教中学部的图画音乐，和文艺院的关于绘画及艺术的理论，兼任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和澄衷中学，松江女子中学的图画、音乐或艺术理论功课。一九二七年九月，我三十岁诞辰，皈依佛教，戒酒除荤。一九三〇年二月，我遭母丧，即辞去一切教职，迁居嘉兴，以卖文糊口。是年秋患大病，几濒危境。从此体弱多病，至今未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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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读书杂志》1933年1月1日第3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