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汹涌
一个朝代的衰落往往是从内部开始。从上位者的能力看，武帝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廿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纪。对外族侵凌，全乏对策，而又居心疑忌，秉性残酷，无辜民众，被株连者不下万千。从辅佐的官员看，科举进士主思褒贬，实在诗赋，言辞巧丽，于治世无用；牛僧孺、李宗闵结党蠹国，贿赂公行，一般无行文人，巧舌如簧，播弄是非；更有宦官揽权，横行天下，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
武则天之为人
近人对则天有恕辞，然即使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廿一年（六八四—七〇四）实无丝毫政绩可纪。突厥横行于北地，吐蕃跳梁于西陲，对外族侵凌，全乏对策。而又居心疑忌，秉性残酷，来俊臣、周兴、丘神、索元礼、侯思止、万国俊、吉顼之流，乘时出现。俊臣“招集无赖数百人，令其告事，共为罗织，千里响应，欲诬陷一人，即数处别告”，（《旧书》一八六上）陷人于罪，全凭锻炼。长寿二年，遣刘光业等分往剑南、黔中、安南六道鞫流人，众以万国俊先在岭南残杀，得加荣贵，于是各肆凶忍，唯恐或后，（同上）无辜民众，被株连者不下万千，非止残杀李氏宗支已也①。
《廿二史札记》一九首以“务取实才真贤”为其开脱，似无非侧重姚崇等三数人，然此只属偶然性而已。彼所用宰相，绝无表现者占四分之一（参第一章“进士科抬头之原因及其流弊”），无一长可取者数亦不少（如武三思、宗楚客、姚 、杨再思辈）。薛怀义市井无赖，而三付以讨突厥之任（永昌元年五月及九月，又延载元年三月），武攸宜、武懿宗皆裙带儿，而各使出讨契丹（万岁通天元及二年），张易之、昌宗兄弟更面首之流，而特为置控鹤府，设官属（圣历二），此犹可曰务取实才真贤耶？赋民间农器立颂德天枢，构天堂则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所费万亿，怀义用财如粪土，一无所问，铸九鼎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凡此兴建，不知于民生国计，有无丝毫裨益？赵翼猥摭拾三数消极性之动作，为之延誉，其亦不思之甚矣。
后之猜忌，亲子孙不免，首潜毙其女以诬王皇后，（《新书》七六）所生四男，弘死于酖，（《新书》八一）贤逼自杀（或云贤非后出，见《旧书》八六，贤之长子，后亦被诛），显（即中宗）旋立旋废，其长子重润赐死，旦（即睿宗）虽立而无权。然后究属中、睿、玄三宗所自出，故唐人常不视同伪朝，先天二年睿宗诰称“运光五圣”，李白《上云乐》诗称“中国有七圣”，皆包武后在内，持异议者只孙樵《西斋录》。（《可之集》五）敦煌本《大云经疏》称，后幼时已被缁服，想必缁徒辈一面为其出宫为尼作掩饰，一面又以张吾军而引人入彀也，未可奉作实录②。
载初（亦即天授）元年（六九〇），自称仿姬周之制，以永昌元年（六八九）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旧正月为一月，十月为岁终，故永昌元年连闰计，亦仅得十一个月。是年九月，遂革唐命，改国号曰周。此种新历法，行至久视元年（七〇〇）末，始令复旧，故久视元年连闰计，乃有十五个月。
同时，后又制新字约二十，天为，地为埊，日为，月为，星为○，君为，年为，正为，臣为，照为曌（后自名曰曌），载为，国为圀（），初为，圣为，授为（，，），证为、，生为，幼为，其中若干颇类道家符咒之字，而且构造怪僻，故传写或不尽同。（参《互证》九）此一套新字，当日风行于僻壤遐陬，现在所见，西北如敦煌莫高窟碑及巴里坤万岁通天造像，西南如云南昆阳及广西龙州关外之石刻，无不遵用，求其故，则当日淫刑罗织有以致之，若曰“声灵远讫”，（叶昌炽《语石》一）未之敢同。
神龙元年（七〇五）正月，则天卧疾，张柬之等拥中宗复位。论者以狄仁杰曾荐柬之，遂称狄有复唐功。然柬之登朝，年逾七十，此误偶然性为必然性也③。况郇王素节之谪，柬之实陷之，（《旧书》八六）彼亦因缘时会而已。
注释：
1属高祖系者，有韩王元嘉及子譔，霍王元轨及子绪，虢王凤之子融，舒王元名及子为亶，鲁王灵夔及子霭，滕王元婴之子循琦等六人。属太宗系者，有蒋王浑之子铣，越王贞及子冲、规、倩，纪王慎及其六子续、（据《旧书》一八六上《来俊臣传》及永昌元年《通鉴考异》）琮等，曹王明之子俊、杰。属高宗系而非武后出者，有泽王上金及其七子义珍等。许王素节及其九子瑛等。
2陈寅恪即据此孤证而信则天少时曾为沙弥尼。（《史语所集刊》五本二分一四三页）按僧徒作伪，擅改故书，曾于拙著《秦代已流行佛教之讨论》揭之，僧人既可以《大云经》傅会女后，安见其不替则天遮丑，此种过信，殊未能联系实际。
3参《辅仁学志》一四卷一、二合期二页拙著。
进士科抬头之原因及其流弊
太宗用人，虽不定各当其才，要可说绝无界限，此一点就其命相观之，即显而易见。今试依《新唐书》六一《宰相表》，从即位日起至临终日止，计曾居相位者共二十五人；就中如许敬宗、褚遂良同籍杭州，江左派也。王珪（太原人）、温彦博（并州人）、张亮（郑州人）、李世 （滑州人），河东与河南之编氓也。高士廉（北齐之后）、房玄龄（临淄人）、封德彝（渤海人）、魏徵（魏州人）、戴胄（相州人）、侯君集（幽州人）、马周（博州人）、高季辅（德州人）、张行成及崔仁师（均定州人），又皆来自山东区域者也。他如刘洎（江陵人）、岑文本（南阳人），与西魏旧朝亦未见有密切关系。尤其是马周以布衣上书，三命召见，（《隋唐嘉话》）卒登相位。计上举十八人，已占宰相总数十分之七强，宁能谓太宗保持着“关中本位政策”乎①？抑太宗不特任相如此，命将亦然，列传具在，可以覆检，此处不必繁叙。
“关中本位政策”或称为“关陇集团”，以谓则天本家不在此集团之内，故蓄意破坏而代以新兴进士。殊未知初唐已优待太原元从，（参《会要》四五）太原不属西魏范围，如当时果持此一政策，是从龙之辈已受排斥，其立说脱离现实甚明。抑武后父士彠武德元年官库部郎中，实握财政出纳权，且是“恕死”者十六人之一，（同上引）岂武后亦打击其本家耶？为此论者无非太重视长孙无忌贬死之一事，然无忌之死由于不党武后，许敬宗非关陇人，却获宠任，可比观也。
一姓崛起，多破格录用其辅佐立功之人（唐时称为“元从功臣”），是任何兴朝所必然，非李唐之特有。然而阅时稍久，元佐凋零殆尽，不能不别谋选举之方，亦事势应尔。自唐兴以至高宗之末（六一八—六八三），历六十余年，已脱离开国时期，正应用人复上轨道——即循资之日。奈武后任事率情，好恶无定，终其临朝之日，计曾任宰相七十三人，内包三十八姓；除去两《唐书》未立专传者约占四分之一②、出身非进士、明经或不明者约占七分之三外③，确知为进士或明经出身者只各得十一人④。最突出之例厥为韦什方，由嵩岳山人一跃而作相，破格则诚破格矣，然尚未见有偏向进士科之痕迹⑤。抑武后过事残戮，每欲见好士林，藉图挽救，故举人无论贤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试官以处之（试官者非实官之谓），致当时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之谚。中宗复辟，权落韦后，常用墨敕、斜封除授，有员外、检校、试摄、判知种种名称，最多者比原额数逾十倍，时人称为三无座处（《通典》十九，指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仕途之滥已极。
政治不走上轨道则已，如其走上轨道，则泛滥之破格，实不可以经久。盖偶然破格，固任何时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资，则为任何时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务上之破格，有时或收效甚宏，常务而破格，势必引生不良之后果。在封建时代，人人得躐阶而进，更无异于奖励钻营，姚崇上玄宗十事，其一即请停罢斜封、待阙、员外等官，开元初叶所以致治，未始不由于此。
用人之正当方法，较古者为选举；然不能如今时普选之先行发动民众，结果常权操著姓，对封建统治阶级许多不利，故渐归淘汰。
次是学校；贞观五年以后，国学生八千余人，（《唐会要》三五）可谓盛极一时。然而国学、太学所教，都属贵族子孙，四门虽有收容庶人子之条文，（均《旧唐书》四四）为数有限。且封建时代财政紊乱，取于民者虽多，大半由官吏中饱，俸禄犹或不给，更安有余力供养莘莘之士子。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语见《唐摭言》）本封建统治阶级集权之目的，行科举则国库不须负担巨额开支，同时又可收中央集权之实利，选举、学校被科举所排，正专制政体发展最适合之转进。
唐代科举法，最隆重者曰制科，名目繁多，随时不同。肇于贞观⑥，称制科及第者著于显庆⑦，犹清代“博学鸿词”“经济特科”之类；已中进士，亦应制科，且有一应、再应者⑧。入选之人，每次不过三数名，又非岁岁举行，对仕途无如何影响。
此外尚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六项；秀才科最高，贞观后因事废绝⑨。明法、书、算三项比较专门，正如《通典》一五称：“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今更进一步推阐开元后进士科得势之必然性。
据《通典》一四，隋炀帝始设进士科⑩，只试策问，与明经科相同。高宗调露二年，刘思立奏二科并加帖经，进士又加试杂文（即诗赋），中间或暂有更张，但不久即恢复旧制，（参《通典》一五及《会要》七六）此为唐代考试进士之常式。由是，可见进士于诗、赋之外，亦兼“经术”11。至于两科考试，依《六典》所举，都经过三关，现作比较表如下：
两项比观，明经多帖两经，似乎较难；然《孝经》《论语》文字无多，不难兼习。明经初试之及格标准，比进士增一条。进士三试策问，比明经增两道，所差亦有限。最殊异者在二试；明经只口问经之大义，进士乃写诗、赋各一篇，吾人对此，首应讨论者两科所习，是否可以“旧学”“新学”为分野12？考诗体溯源于三百篇，赋体两汉极盛，初唐诗格仍上继齐梁（元好问《论诗》，“风流初不废齐梁”）。乌得谓之“新学”？永隆二年敕：“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开元廿五年敕：“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均《会要》七五）应明经试者之空疏敷衍，活画现形。又开元十六年杨玚奏：“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天宝十一载敕：“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出者也之乎颇相类似之处下帖，”（同上《会要》）考试主司之无聊作风，有同儿戏，究其极则如唐文宗所云“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南部新书》乙）流弊如此，安得称曰经术？更安得谓由门族之异而所习各殊？
原夫材质、生活，彼此不齐，事务执行，难易有别，国家取士，理应兼顾各方，不能专悬一最高目标，亦不能偏用一特低格式，职是之故，考试方法本来相同之明经、进士两科，遂逐渐发生歧异。然而某种方法施用于某科，只属定制时偶然之性，及其施行稍久，进士优胜、明经落后之趋势，乃得形成。换言之，中唐以后进士科之重用，始属于必然性，其理由如下：
1．明经“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覆视无凭”，（《会要》七五）不负责任之主司，便不难徇情作弊。进士诗、赋限韵，要自出心裁，比口试专凭默记者，难易有差。而且进士及第人之文策，须送中书门下详覆，防弊之术亦较密。
2．明经试策只须“粗有文理”，便可取中，可见悬格已低。
3．“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通典》一五）又大和四年格，进士不过廿五人，大和八年格，明经不过一百一十人，（《会要》七六）大抵取录进士之数，平均每年总不过三十13，故当时人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唐摭言》）何况，隋开皇三年以后，海内一命以上之官，都经吏部除授（见《隋史》二节），自须安插若干士人；故权德舆云“取明经初不限员”，而一般急于求禄资生者咸出其途，趋之既多，取之就不能不放宽矣。
4．朝廷典制对于两科升沉，影响亦非常之大。唐承六朝骈俪，高宗后风始渐革，具见前节，唯是除授制敕，依然保存旧习。诏敕起草者初为中书舍人，玄宗时始渐移其重要部分于翰林学士，机密之件，有时直须宰相执笔。骈文与诗、赋性质相近，若粗有文理之明经，安能胜此？“权德舆为礼部侍郎，擢进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镇、岳牧、文昌、掖垣之选，不可悉数。”（《汉唐事笺》后集五）固由德舆衡鉴较精，亦进士能适应上级工作有以致之也。
通前文观之，进士比明经钻研较广，悬格稍高，名额又较少，《通典》所称开元廿四年以后“进士渐难”，自是实情。再从客观方面说，人情都贵难而贱易，社会上当然轻视明经；同时，进士所习能适应于上层工作，仕途上应易于进展。从主观方面说，人而志气低下，不肯奋斗，就会相率走向明经一途；反之，志趣高尚者则虽在寒门，亦必力争上游，不甘落后。由是寒族遂向进士科与贵族作殊死斗争，斗争愈烈，斯发展愈盛，两科孰优孰劣，已造成必然之趋势。
斗争之胜负何如耶？其态势自不难推知，偶遇主政者特殊助力，寒族非无暂时战胜之望，如高元裕奏请“科举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见杜牧《上宣州高大夫书》）武宗追榜，放顾非熊及第，天下寒酸皆知劝，（《唐摭言》）昭宗颇为孤寒开路，崔凝覆试，但是子弟，无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同上）是也。然而当封建时代，政治率为反动势力所把持、笼罩，主司恒被其支配，故大中进士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北里志》）六年崔瑶知贡举，牓出率皆权豪子弟，（《语林》三）又咸通中以前，牛、孔数家凭势力，每岁主司为其所制，（同上）职是之故，当时进士名额被旧族公卿子弟占去不少，其著者，凤阁王（易从）家自武后至大中朝有进士十八人，（《旧书》一七八）范阳卢氏自兴元元年甲子起，至乾符二年乙未止，除停举二年外，九十年中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语林》四）大和初冯氏进士十人，宿家兄弟叔侄占八人，（同上）崔雍兄弟八人、赵橹兄弟五人、李景让兄弟三人皆进士，（《金华子》及《语林》四）徐彦若四世进士，（《旧书》一七九）此外张元夫家有进士七个以上，杨虞卿、令狐楚家各七个，杨於陵、杨收、李宗闵家各三个，结果终是寒族失败。
简而言之，进士科之初立，与明经本无轩轾，经过数次无意中之改制，始造成进士比明经优胜之趋势，非政府原来分科早有如是之企图，从举子来说，应进士或应明经，一方面为社会上意见所范围，别一方面又因个人志趣、能力或家计之不同以决定其选择，寒族虽可藉进士科而新兴，旧族却未尝受进士科之影响而堕落（六朝至唐所谓“门第”，并不以官宦为重要标准），进士既多落在世家，如何能说两科各以一定之社会阶级为代表14？如何能划分进士科为新兴阶级？
科举之浮华无用，自武后以迄唐末，屡屡有人建言。最早则天授三年（六九二）薛谦光疏称：“炀帝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故后生复相仿效，皆以浮虚为贵。”（《通典》一七）次则宝应二年（七六三）礼部侍郎杨绾奏：“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原误“祖”）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颂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羽，用致虚声。……并近有道举，亦非理国之体，望请与进士、明经并停”；疏上后，交廷臣会议，李廙、李栖筠、贾至、严武等均赞成其说，（《旧书》一一九及《新书》四四）李德裕对武宗称，其祖栖筠恶进士“祖尚浮华，不根艺实”，（《旧书》一八上）即指此事。同时，赵匡亦著论称：“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同前《通典》）更后则会昌间高元裕亦抱“科第之徒，浮华轻薄，不可任以为治”之见解。（同前引杜牧书）上举诸人，绾及栖筠、元裕均进士，是知进士确为朴实者所诟病。然科举苟废，统治者究无良法善其后，此所以延至近世而始绝也。《新书》称李德裕“尤恶进士”15，求其实，只恶浮华之进士，非全屏不用，可于下文论德裕无党一节见之。
科举术语，唐人文字屡见之，今并略揭其重要者：进士及第有状报于朝，名居首者谓之“状头”（如授官称“敕头”，授勋称“甲头”），亦曰“状元”。各州申送举子赴京应进士试曰“解”，因之名居首者谓之“解头”或“解元”。进士通称曰“秀才”（说见前）。得解者曰“乡贡进士”，解而得第者曰“前进士”。同榜及第者曰“同年”（即今所称“五同”之类），主试者曰“座主”。未试前造请权要者曰“关节”。（参《唐国史补》及《唐摭言》）又进士、明经考试，初由吏部之考功员外郎主之，开元廿四年因其位轻，易以礼部侍郎，终唐末不改（《会要》五九）。16
注释：
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称：“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进士科）所攘夺替代。”（一八—一九页）
2即郭待举、韦弘敏、王德真、李景谌、骞味道、沈君谅、崔詧、王本立、任知古、裴行本、袁智弘、王璿、韦什方（赐姓武，又称武什方）、孙元亨、李道广、房融等十六人。
3即刘景先（又名齐贤）、岑长倩、刘袆之、武承嗣、韦方质、苏良嗣、韦代价、张光辅、范履冰、邢文伟、武攸宁、傅游艺、史务滋、宗秦客、乐思晦、欧阳通、杨执柔、李游道、崔神基、崔元综、李元素、韦巨源、豆卢钦望、王孝杰、王方庆、王及善、武三思、姚元崇（字元之，后单名崇）、魏元忠、张锡、李怀远、顾琮、李迥秀、朱敬则等三十四人。
4进士为魏玄同、韦思谦、娄师德、苏味道、周允元、宗楚客、李峤、吉顼、韦嗣立、张柬之、韦承庆等。明经为裴炎、格辅元、狄仁杰、李昭德、姚 、陆元方、杨再思、杜景俭（或作景佺，参《通鉴考异》一一）、韦安石、唐休璟、崔玄暐等。
5同前《述论稿》又称：“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一九页）按陈说已辨见本文，若《唐摭言》所云：“进士科……盛于贞观，缙绅虽位极人臣，不出进士者终不为美”，亦不足据。
6《旧唐书》三，贞观十一年四月，“诏河北、淮南举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材堪著述，明识政体可委字人，并志行修立为乡人所推者，给传诣洛阳宫。”十五年六月，“诏天下诸州举学综古今及孝悌淳笃、文章秀异者，并以来年二月总集泰山。”又十七年五月，“手诏举孝廉、茂才异能之士。”
7《会要》七六，“显庆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
8例如张九龄，神龙二年举材堪经邦科，先天二年又举道侔伊吕科。
9后来称进士曰“秀才”，与此之秀才科名同实异。韩国磐以马周疏请恢复秀才（？）为反对科举制度（一九五四年《厦大学报》文史版一期《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殊不知秀才即科举之一种，韩氏误。
10韩国磐计房玄龄享年，疑进士科开皇中已出现。（《历史教学》一九五五年二号二三页注三四）按《旧书》六六《玄龄传》：“年十八，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羽骑尉是何等官，我在《隋书·百官志》还未检出，吾人须注意“本州举”三字，本州举而即可授官，与后来考试权在中央之进士科显有不同，大约进士科经过炀帝一回改制，名则同而实质不同也。
11《述论稿》又称：“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究其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故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升沉转变之概状矣。”（八三页）
12《述论稿》说如此，引见注⑩。
13许棠诗：“退鹢已经三十载，登龙仅见一千人”，（《唐语林》七）系举大数言之。
14同上页注11。
15《唐摭言》三：“会昌三年，赞皇公为上相，其年十二月，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赴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是禁称座主等令，纯由武宗发动。《新书》四四杂采说部，串为一气，称“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至是，德裕奏，……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益使人误会凡进士皆为德裕所厌恶矣。
16刘开荣云：“……不但作不到礼部尚书，掌持文坛（由礼部考试进士）……”（《唐代小说研究》旧版七七页）按考试进士系礼部侍郎专管，与礼部尚书无关。又权德舆出身不由科第，知贡举三年，（《语林》四）张弘靖亦非进士而知举。（同上八）韩国磐又云：“唐朝考中了进士以后，不是立刻可以得到官职，还须再经过吏部的考试，这叫做省试”，并引韩愈三次省试为例。（同前引）按愈三次省试是应制科之博学鸿词，且均未获隽，其入官由董晋所辟。中进士后无必须应试制科之规定，故贞元九年应者只三十二人。（参《韩柳年谱》）吏部之选，试身言书判而后授职，但不名为“省试”也。
宦官之祸
唐之亡，或云由方镇，或云由宦官，其实两者兼有之。然藩帅不恭，河北为烈，河北失于处置，怀恩之携贰实致之，怀恩得副雍王适，则又因程元振、鱼朝恩之沮子仪，推原祸始，方镇之乱，亦宦官所造成者。
贞观十一年顷屡遣阉宦充外使，妄有言奏，事发，太宗怒。魏徵进曰：“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无此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即诏自今已后，充使宜停。（《政要》五。并参《通鉴》一九五贞观十四年十一月韦元方事及岑仲勉《隋唐史》中唐史第十九节）
宦官揽权，酿于玄宗（见《隋唐史》中唐史十九节），而完成于肃、代、德。开、天之际，宦官几若无所不能，直开前古未有之奇局。尤甚者监军持权，节度反出其下（高仙芝征勃律，与边令诚同行）。后来愈变愈坏，“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制诏委任”；（《宣公集》一八）例如河东帅严绶，贞元、元和间在镇九年，军政补署，一出监军李辅光之手。又如淮西之役，诸道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主将，胜辄先使献捷，不利又陵挫百端，苟非裴度奏请完全罢去，恐无成功之望。
肃宗时，李辅国以扈从灵武功，还京后拜殿中监，兼闲、五坊（ 、鹘、鹰、鸡、狗为五坊）、宫院、营田、栽接总监、陇右群牧、京畿铸钱、长春宫等使；凡有刑狱，必诣取决，随意处分，皆称制敕。于是谮死建宁王倓（至德二），矫诏移上皇（玄宗）于西内（上元元），杀张后及越、兖二王（宝应元），以阉宦而官司空、中书令，渎秽朝纲甚矣。究其横行之由，则专掌禁兵实为之。
宠任宦官，汉、唐之弊政相同；汉以宦官典中书，是政权归之（汉初禁卫有南、北军，盖因方位而得名，与宦官无涉），唐以宦官典禁兵，则兵权归之，前者易制而后者难图。代宗身受辅国之逼，不能明正其罪而出以贼杀，既贼杀矣，犹复多方掩饰，追赠太傅，彼辈小人何惧而不作恶耶？程元振虽有翼戴功，然惩前毖后，假不再令专制禁兵，何至吐蕃入犯，诸道坐视，仓惶幸陕，府库荡空（广德元）。去一辅国，复养一元振，去一元振，复养一朝恩，宦官之害，遂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故谓唐亡由于自杀，可也。
鱼朝恩初以观军容使莅九节度之师，卒致滏水（乾元二）、邙山（上元二）之败，宜若有所戒矣。及又令朝恩统神策军（本临洮西之军，禄山反后，卫伯玉率之赴陕）驻陕；只因陕州迎驾功①，代宗回銮后，遂超擢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朝恩于是率神策军归禁中，自充将领，且收管好畤、麟游、普润、兴平、武功、扶风、天兴诸县，势力益盛。
唐代十六卫（左右卫及骁骑、武、威、领军、金吾、监门、千牛等七卫，后七卫亦分左右，故共成十六），本以府兵为基本队伍，府兵制渐坏，自须别谋补充；如高宗龙朔二年置左右羽林军，玄宗开元二十七年扩置左右龙武军（用唐隆功臣子弟充之），肃宗至德二载置左右神武军（因羽林军减耗寇难未息之故。《新唐书·兵志》称，禄山反，天子西驾，禁军从者才千人），仍不失为因时制宜之策，可议者，后来都付诸阉竖之手耳。羽林等军统称北衙六军，与原有十六卫对峙，故称十六卫为南衙；因此又常称宦官所领之兵为北衙。柳伉尝劾元振，兼及朝恩，请悉出内使隶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及朝恩既诛（大历五），内官不复典兵，其权本可以日削。讵泾卒溃变（建中四），德宗恨禁军本不集，仅得窦文场、霍仙鸣诸宦者从行，遂将左右神策，悉委诸窦、霍，特立护军中尉两员，则不悟其过在自己误用白志贞，初非外边武臣之全不可恃，猜疑成性，飞蛾投火，宜乎阉祸之卒不可纾矣。
尤无识者，唐廷之纵容宦寺，不徒付以兵，抑又听其贿。代宗时，内官使四方者求赂弗禁，某次，遣使赐妃族，所得颇少，代宗滋不悦。又建中二年，振武监军刘惠光贪婪，军士共杀之。夫内使恣苞苴，为守令者苟不能敝屣一官，持正守法，势必悉索以应；内官既可贪，外官宁复廉洁自葆，由是上行下效，重重剥削，民被压迫而生变，此必然之势也。
中唐以后，志清阉宦者有三人：其一曰王叔文。顺宗即位，叔文谋夺神策军权，用宿将范希朝为京西北禁军都将，其事殆与顺宗有默契②。顺宗在位，仅及七月，然甫继大祚，即禁宫市之扰民、五坊小儿之横暴，及盐铁使之月进，又出教坊女伎六百还其家，追左降官陆贽、郑馀庆、韩皋、阳城还京师，起姜公辅为刺史，德宗秕政，廓然一清，“人情大悦”（此语见《顺宗实录》），只此小小施行，已为李唐一朝史所不多见，躁进小人，岂愿办此？岂能办此？若叔文引用者如柳宗元、刘禹锡、陆质、吕温、李景俭辈，皆知名于时，非佥壬可比，而论者乃诋以居心不正（宋洪迈），冤枉极矣！《旧唐书》一八四，称赞俱文珍忠荩，尤为无识；此因唐末留下之记事，多属小人秉笔，史家不精别择，便昧是非。余尝著论云：“宪宗中宦者计，惑于不愿立太子之谮，切齿叔文（《十七史商榷》七四《程异复用》条，谓‘宪宗仇视其父所任用之人，居心殆不可问。’犹未澈见其私欲。刘禹锡《子刘子自传》谓，上素被疾，诏下内禅，宫掖事秘。功归贵臣③，于是叔文贬死云云，即欲为叔文此案辩护；不过禹锡晚年深自引晦，故有匣剑帷灯之隐耳）。文人需次稍久，郁郁不得志如韩愈辈（清《陈祖范文集》一《记昌黎集后》云：‘退之于叔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正诛心之论，亦持平之论，吾人不能因彼负文名而从恕也），更诋以新进（按柳、刘同于贞元九年举进士，历十二年而授从六上之员外，尚非甚躁进者），从而群吠之，酿成君臣猜忌，旧新轧轹，阉寺乃隐身幕后，含笑而作渔人。然叔文暨八司马辈非真丑类比周、党邪害正（语本前引《商榷》条），大有公论在也。”（见《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自序》。八司马即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凖、程异。又《顺宗实录》虽有改写，然观愈作《柳子厚墓志铭》，责宗元“不自贵重”，及不能“自持其身”，可推知《实录》固不以叔文为然者）④。
以论叔文个人，则尤有可纪者：“刘辟以剑南节度副使将韦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领剑南三川，谓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诚于公，若与其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当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将斩之，而执谊固执不可。”（《顺宗实录》四）此叔文遇大事而能不自私且有裁酌于其间者也。得韦皋之助，或足以抗宦官，然去宦官而长藩镇，则犹饮鸩止渴、拒虎进狼耳⑤。抑使无韦执谊之固执而终斩刘辟，又何至辟据蜀邀节钺劳朝廷征伐之师耶。
次为文宗。宪、敬两宗之弑，唐廷无一人敢抗言其事。大和二年，刘应直言极谏试，策凡五千余言，其切论黄门太横，则言：“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其恶如四凶，其诈如赵高，其奸如恭、显，陛下又何惮而不去之耶？”其论贪官污吏，则言：“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又主张“斥游惰之人以笃其耕植，省不急之费以赡其黎元。”考官惮宦官，不敢取，物论皆为叫屈（《旧书》一九〇下）。大和末文宗谋去宦官，未始不为刘之言所感动。换言之，此一举措，文宗实主其事，郑注等不过居辅成地位（昭宗天复《昭雪王涯等十七家诏》，有云：“并见陷逆名，本承密旨”，可证），阉寺处此，上无所施其主君摇惑，下无可扇其两派交争，洎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流徙远州，陈弘志杖杀，王守澄赐鸩，王守涓被诛（弘志即弑宪宗之人，皆大和九年事），事机日逼，兔死狐悲，遂不得不铤而走险，是酿甘露之变。《十七史商榷》九一《训注皆奇士》条，辨《新唐书》本传诡谲贪沓之说，语最公允。当日阉人势盛，士夫固多为作鹰犬者，《新唐书》仅据旧籍转录，正王氏所谓史官曲笔，不可尽恃也。《通鉴》二四五云：“训、注本因守澄进，卒谋而杀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训、注之阴狡”；又二六三评训、注二人云：“况李训、郑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谲诈之谋，翦累世胶固之党”；按处变用权，圣贤所许，因守澄而进，固未能定训、注终身。旧说谓训、注反覆，无非为其谋杀守澄，充彼辈之说，则邪正不分，示人以从恶须终，而绝人自新之路，其为悖理，无待蓍龟。文宗既与郑、李有密谋，（见《通鉴》二四五）则请问头巾书生，应背守澄以诛奸恶乎？抑应念私恩而忘国事乎？大义尚可灭亲，以谋守澄而目郑注曰反覆，直不啻为宦官泄愤。行谲诈之谋，犹不克翦，而谓凭三数人之公言（充其量不过一刘 ，于国事无大补救），可以翦恶乎？狄仁杰荐张柬之，论者极称其保唐有功；夫五王（柬之与袁恕己、敬晖、桓彦范、崔玄 ），武后所用，而幽武后者五王，未闻责五王之背武后也。司马光之论郑、李，与《新唐书》之论叔文，同一鼻孔出气，质言之，迂儒不可与言大事而已。然阉宦之怒郑、李、王（涯）、顾（师邕）诸君子，犹未息也，即《翰林学士壁记》之小小留题，亦芟除务尽⑥，藉口曰“文字昧没”，美称曰“粉绘耀明”（皆丁居晦《翰林学士壁记》中语），读史者稍一失察，便为居晦之曲笔所蒙，阉寺之用心，不既阴且狠乎！阉寺之手段，不既毒且辣乎！文宗得不至灭烛之弑（敬宗），少阳之幽（昭宗）者，徒以外乏奥援（如泽潞刘从谏表请王涯等罪名），有所顾忌耳。幸奸邪虽炽，正谊终存，寺人之阴狠、毒辣，可以掩当日之目，不能盲后世之心，可以钳百官之口。不能断史家之腕，吾人生千百年下，犹得发其覆，揭其私，使郑、李、王、顾诸君子之名，不至终于“昧没”。（“阉寺处此”以下一大段，原见前引《壁记注·序》，惟字句先后，略有更动）李潜用记甘露之变，谓之《乙卯记》，李商隐诗只题《乙卯年有感》，都不敢显斥其非（《渔隐丛话》前二二引蔡宽夫《诗话》。大和九是乙卯年），可见当日宦官横行，人敢怒而不敢言之状。
第三人为崔胤，别见下文。
宪宗英武，视肃、代、德三宗稍胜，故元和之治，陵驾中唐，如斥刘光琦之分遣敕使赍赦书（元和三年），允许孟容之械系神策吏李昱（四年），抵许遂振于罪（五年），赐弓箭副使刘希光及五坊使杨朝汶死（六及十三年），杖死王伯恭（六年），听裴度言，撤回诸路监军（十二年），又吕全如擅取樟材治第，送狱自杀，郭旻醉触夜禁，即予杖杀，未尝不奋其刚断，振彼朝纲；然宠任吐突承璀，始终不悟，卒死小人之手，复何闵焉。
自宪宗而后，除敬宗以太子继位外，无不由宦官拥立：
穆宗 梁守谦、王守澄等。
文宗 梁守谦、王守澄、杨承和等。
武宗 仇士良、鱼弘志。
宣宗 诸宦官。
懿宗 王宗实。
僖宗 刘行深、韩文约。
昭宗 杨复恭、刘季述。
宦官之中，又以神策派占多数，握兵权也。穆宗之立，神策军士每人赏五十千，六军人三十千，金吾人十五千。敬宗之立，神策军士犹每人赐绢十匹，钱十千，视藩镇之拥立留后，曾无以异，夫何怪复恭有定策国老、天子门生之夸语，而文宗至于泣下沾襟也。（《新唐书》二〇七《仇士良传》）
注释：
1广德元年吐蕃退出长安，系传说子仪将至，永泰元年则败于回纥、子仪之合兵，梁思成云：吐蕃两次进犯长安，鱼朝恩都以神策军平定了大局，（《文物参考资料》三三—三四期八七页）殊非事实。
2《旧唐书·韩愈传》言，韦处厚撰《顺宗实录》三卷，愈所撰繁简不当，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均尝诏史臣添改。又《路隋传》言，愈撰《顺宗实录》，书禁中事太切直，宦寺不喜，訾其非实，有诏摘贞元、永贞间数事为失实，余不复改云云。案经数朝，显与宦者有关，今传之韩撰《顺宗实录》，或有一部分已非真迹。
3白居易《陵园妾》序：“托幽闭，喻被谗遭黜也。”陈寅恪以为寄慨者“其永贞元年窜逐之八司马”，（《元白诗笺证稿》二五四页）所见甚的。叔文为之魁，别无大恶，被谗亦可想，韩、白同时而臭味不相投，非特文章致力处之各走一途已也。白赞刘“文章微婉”，（《长庆集》六九）即在此等处着眼。
4《韩昌黎集》三《永贞行》，“小人乘时偷国柄”，目叔文为小人（《新书》一六八承其说），已论失其平；又曰“侯景九锡行可叹”，则正欲加之罪矣。至于“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无非发自己的牢骚。平心言之，韩此诗直是党宦口气，与禹锡不党宦者臭味迥异，而陈氏《述论稿》竟谓禹锡“所言禁中事亦与退之相同”，（九七页）盖犹未窥《子刘子自传》之真意也。
5范仲淹《论叔文》云：“刘禹锡、柳宗元、吕温坐叔文党，贬废不用，览数君子之述作，礼意精密，涉道非浅，如叔文狂甚，义必不交。叔文以艺进东宫，人望素轻，然传称知书好论理道，为太子所信，顺宗即位，遂见用，引禹锡等决事禁中，及议罢中人兵权，牾俱文珍辈，又绝韦皋私请，欲斩之（按此“之”字衍）刘辟，其意非忠乎。皋衔之，会顺宗病笃，皋揣太子意，请监国而诛叔文，宪宗纳皋之谋而行内禅，故当朝左右谓之党人者，岂复见雪。《唐书》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闻夫子褒贬不以一毫而废人之业也。”（据绍兴卅二年严有翼《柳文序》转引）
6《资暇集》下云：“大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注子）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目为之偏提。”可见我谓《翰林院壁记》之改修，系宦官欲削去郑注、李训、王涯、顾师邕诸人之名，并非臆测及深文之论。
牛李结党蠹国
邪正不辨，敌我不分，最是人心之大患，牛僧孺、李宗闵结党蠹国，贿赂公行，一般无行文人，鼓其如簧之舌，播弄是非，颠倒黑白，遂令千百年后之正人君子，犹被其蒙蔽而不自觉，是不可不大声疾呼，亟加以廓清、辨正也。
（一）李德裕无党
元和以后，标举“牛李”一词，牛指僧孺，自无待论，“李”则相沿以为指目德裕，或且推及其父吉甫，此应辨明者一。《旧书》一七四《德裕传》：“宗闵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大和）四年十月，以德裕检校兵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至是恨（裴）度援德裕，罢度相位，出为兴元节度使，牛李权赫于天下。”“牛李”显指前文之“二憾”无疑。又《新书》一七四赞云：“僧孺、宗闵以方正敢言进，既当国，反奋私昵党，排击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盗谓何？”是“牛李”一词之初意，当时人原用以指斥僧孺、宗闵之结党营私，五代时史官及宋祁尚能知其真义。无如牛党之文人，好为谰言，施移花接木之计，把“李”字属之德裕，形成“牛”“李”对立，藉以减少僧孺之过恶。后世不察小人之用心，遂至今而仍被其蒙蔽。
德裕与僧孺不协，益令人误信德裕确树党与僧孺为敌，此应辨明者二。后世政党各标举其政策，故可形成对立。僧孺、宗闵之党则不然；其目的、手段，只是把持政权，以个人及极少数之利益为第一位而不顾国家、人民，性质属于黑暗社会，非必有对立之敌党存在，吾人读史，不应胶持“两党”之成见。而且，德裕两度执政，初次自大和七年二月至八年十月，二次自开成五年九月至会昌六年四月，末次尤得武宗专信，如果树党，正是其时。然而宣宗贬德裕，被波及之官位较著者，仅有工部尚书薛元赏、京兆少尹元龟兄弟及给事中郑亚、刘濛三数人，元赏在开成初已位跻方镇，挫抑阉寺，大为《新书》（一九七）、《通鉴》（二四五）所称道，且与刘濛不久仍被起用。其余德裕引进者，如白敏中、周墀、崔铉，更大受宣宗倚任，敏中及墀固世所称牛党分子。又柳仲郢为僧孺辟客，德裕不以为嫌。（《旧书》一六五）征诸史实，德裕无党，事甚了然。或又引《旧书》一七一《张仲方传》，“自驳谥之后，为德裕之党摈斥，坎坷而殁”，以明德裕有党；但同传曾载文宗谓“仲方作牧守无政，安可以丞郎处之”，是仲方自无能，何与李事，且彼尝历官中外，尤不得谓之坎坷也。
再征诸德裕本人之言论，则文宗尝与之论朋党事，德裕对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通鉴》二四四）言外见得德裕不结私党。然此犹可诿曰德裕自誉也，今又进而求诸唐末中立派之言论，则懿宗时（咸通十年后），范摅《云溪友议》八云：“或问赞皇之秉钧衡也，毁誉无如之何，削祸乱之阶，辟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学而不倦，勋业素高，瑕疵不顾，是以结怨侯门，取尤群彦（光福、王起侍郎自长庆三年知举，后廿一载复为仆射，武皇时犹主柄，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远人得路，皆相庆贺）。后之文场困辱者，若周人之思乡焉，皆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僖宗时，无名氏《玉泉子》云：“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是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又昭宗时，裴庭裕《东观奏记》上云：“武宗朝任宰相德裕，虽丞相子，文学过人，性孤峭，疾朋党如仇雠。”庭裕自承李珏（牛党）是其亲外叔祖，尤见批判无偏，宋孙甫《唐史论断》成于《通鉴》（元丰七）之前，司马光曾为作跋（元丰二），其卷下谓“德裕所与者多才德之人，几于不党”；在“牛李”案中最是平情之论。反之，如牛派为死党，则《玉泉子》有云：“杨希古，靖恭诸杨也，朋党连结，率相期以死，权势熏灼，力不可拔。”（杨汝士是牛党之一，居靖恭坊）德裕无党，僧孺一派有死党，记载甚分明，奈史家弗察，妄称“牛”“李”各分朋党，互相倾轧，垂四十年①，以嫉视小人为私党，排斥奸佞为倾轧，如此颠倒是非，举世宁复有公论。
不畏强御，拒绝请托，最易招惹毁谤；若不挟私怨如丁柔立（见《通鉴》大中二年正月下），封建时代宁得几人，牛党对德裕父子多怨辞，在现存晚唐史料中，渗杂不少，此宜辨明者三。大抵牛党对于异己，多任意诬善②，而德裕尤为怨府，其深文巧诋，稍一不察，便堕术中。开成五年正月，武宗即位，杨贤妃、安王溶、陈王成美赐死，《旧书》一七五采牛党之说，以为德裕主谋；殊不知其时德裕尚在淮南，司马光虽持偏牛态度，亦不能不为之辨正。（《通鉴考异》二一）周墀迁江西观察，明明是德裕荐拔，而杜牧则以为德裕无法吹求墀之过失，故不得已而提升③，可谓极尽翻云覆雨之能事。或更觉其未足，则又嫁名闻人以惑后世，如所传白居易《贬崖州三首》④，白已前死两年，固人人知其作伪者也。
更有以为僧孺、德裕分树两党，各自有其阶级分野者，如沈曾植谓“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⑤，此或一时不经意之言。近年陈寅恪从而推阐之，然其论实经不起分析，此宜辨明者四。原夫沈之立说，或因《玉泉子》称：“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进士举者。”⑥然此条陈氏已揭出其不可信⑦。今试观德裕入相武宗而后，除杜悰以门荫、驸马进身外，自余陈夷行、李绅、李让夷、崔铉、李回、郑肃六相，均是进士，按进士地位取得优势，然非谓进士科可以把持整个仕途也。陈氏误会《旧书》不明确之叙述，因谓崔甫代常衮当国，用人不拘于进士，“前日常、崔之异同，即后来牛、李之争执”⑧；殊不知进士名额，平均每年绝不能超过三十（参见岑仲勉《隋唐史》中唐史第十八节），根于不乐仕宦、继续死亡及进士多中年人（同上）各种原因，任何时期可能在仕途之进士数目，试假定为六百，并不低估。此六百人当中又可划分为三级，每级只约二百人；第一级登第未久，所官不过县尉、主簿之类。第二级年资中等，内则遗、补、御史，外则藩镇幕僚。第三级年资最老，位至郎中、刺史，甚而尚、侍、宰相。如果把内外文职作一统计，便晓然进士数目，大大供不应求，甫未上一年就除吏八百（《论事集》五，“每年春同年吏部得官一千五百人”，数更倍之），即使全用进士，仍是不敷，何况六百人中最少有三分二已厕身仕途耶。每岁吏部常选，皆悬缺待补之员，抑亦非宰相所能积压。是知任何人执政，均无全用辞科或完全排斥非辞科之可能，常衮之偏差大约只是对于非辞科出身者不喜援引，论者未从客观了解实际，漫据书本上模糊之词，以行推断，过矣。
陈氏亦觉沈说站不稳，于是提出两项区别：（甲）山东士族以经术、礼法为门风。（乙）新兴阶级系文词浮薄之士，既转成世家名族，遂不得不崇尚地胄（按“地胄”即“门第”之变文），同时，士族之旧习门风沦替殆尽者，亦属此类⑨。乍观似剖析入微，细读乃牴牾错出；今先就德裕本人论之，郑覃女孙所适为九品卫佐之崔皋，陈以为保持旧门⑩，然德裕以淮南使相之公子，竟娶一个“不知其氏族所兴”及“不生朱门”之刘氏为妻11，则又何说？岂非德裕已门风废替与新兴阶级同流耶12？夫所谓旧族或非旧族，指其人所属之整个氏族而言，有远系可考者曰“旧”，无远系可考者为“新”，区别甚易，不问本人之富贵、贫贱及行业如何也。故崔皋虽九品卫佐，不害其为旧族，李稹只自署“陇西”，（《国史补》上）意亦相同。如陈之说，则应为旧族或新兴，直以个人之行业为标准，此岂中古时代“门第”之真义13。抑既曰“李党重门第”，何以德裕反奖拔孤寒14？“孤寒”者孤立寒门，与“旧族”极端对立之阶级也。抑既曰“牛党重科举”，而又曰“崇尚地胄”，是牛党熔“科举”“门第”于一炉也。高元裕奏请，“科举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见第一章“进士科抬头之原因及其流弊”），是旧族未尝不极力争取进士也。如斯糅合，两派之间，何能画出一道鸿沟？李珏、杨嗣复明明是旧族，陈曰：“即使俱非依托，但旧习、门风，沦替殆尽”，试问沦替殆尽，有何征据？李珏初举明经，依陈氏论证之法，还继承着北朝经术，未得为“家学衰落”。嗣复之父於陵，“居朝三十余年，……始终不失其正”，更万不能遽断其“门风废替”。文宗有言：“轻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旧书》一七三）彼于当时风习，自必知之较悉；观开天间，贵门子弟争诣名姬楚莲香（《开天遗事记》）及白行简所撰《李娃传》，便可互相反映。杜牧本出“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辛氏三秦记》）之旧门，而其人特以浪漫著，浮薄之士，何曾必在新兴？陈无法转圜，乃执杜佑之一节，列牧于新兴阶级15，由是旧族可以拨入新兴，新兴又忽变成旧族，构成“团团转”之论证方法16。夫近世论阶级烙印，并不容易脱换，今所谓“两阶级”既绝无厘然界限，究属新兴抑属旧族，可以任意安排，执“既自可牛……亦自可李”之游移态度，或更谓“牛李两党既产生于同一时间，而地域又相错杂，则其互受影响，自不能免，但此为少数之特例，非原则之大概也，故互受影响一事，可以不论”17，不了了之。若夫明经之为学，则文宗所云，“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已是定评，猥以“经术”相推，滑稽已极。吾人细从事实推求之，则知牛党对德裕，只是同一士族阶级内结党营私者与较为持正者之相互间斗争，并非“门第”与“科举”之斗争18；因为争取“科举”出身，旧族与寒族并无二致，陈氏支离其辞，正所谓遁辞知其所穷19，已无赘辨之必要。今试分列两表，其说能否成立，读者当可了然矣。
（甲）牛党
牛僧孺 旧族及进士。
李宗闵 同上。
李 珏 旧族，明经及进士。
杨嗣复 旧族及进士。
魏 謩 同上。
杨虞卿 同上。
杨汝士 同上。
杨汉公 同上。
萧 澣 同上。
李 汉 同上。
张元夫 同上。
杜 悰 同上。
杜 牧 同上。
白敏中 同上。
苏景胤 同上。（《因话录》三）
李 续 出身未详20。
张 鹭 同上。
张又新 进士，非旧族。
周 墀 同上。
熊 望 同上。
刘栖楚 出身寒鄙，为镇州小吏。
此外尚有两人，被陈氏列入牛党而实际确不然者：
白居易 旧族及进士。长庆元年，白为进士重试官，将宗闵婿苏巢落下，与主张用兵之裴度亲善，显不能列于牛党。陈又谓白不孝21，其事早经陈振孙《白文公年谱》辨正。陈复拾罗振玉遗稿之说，认白父季庚舅、甥为婚，罪犯刑事22，更属厚诬。如果德裕鄙薄白家23，何故拔用敏中24？
萧 俛 出自后梁，瑀至俛一家五相（瑀、嵩、华、复、俛），俛嫉奸邪，性介独，家行尤孝，（《旧书》一七二）曾疏救吉甫，无依附牛党痕迹。如曰俛不主用兵25，则须知当时不主用兵者，非止俛一人。
（乙）陈氏所拟之“李党”
郑 覃 旧族，非进士，会昌初，德裕荐为相，不就。
陈夷行 进士，非旧族，开成二年初次入相，非德裕所引。
李 绅 旧族及进士。
李 回 旧族及进士，初因德裕贬官，后复起用。
李让夷 进士，非旧族，宣宗治德裕党，并未波及26，且以司空节度淮南。
李商隐 进士，非旧族。
王茂元 武将，非旧族，以上二人，万不能列入“李党”27。
刘 柯 进士，非旧族，以白居易荐入京应举，曾撰《牛羊日历》，但无“李党”痕迹28。
牛党多佥壬，稍持正者即嫉之，故反对牛党者可能是中立派，不必定是“李党”，此一点，《述论稿》似乎分别不清。上举八人，唯李绅、李回与德裕较密耳。其他，德裕柄政时曾见用者，若郑亚、（四代进士，见《旧书》一七八），崔嘏、（《元龟》六四四）姚勖、（《新书》一二四）崔铉、白敏中、令狐，皆旧族及进士，李拭为旧族及制科；（《会要》七六）又赵蕃、（《摭言》）刘濛（《新书》一四九）为进士，吕述为制科，（《会要》七六）薛元赏、元龟兄弟出身未详，则皆非旧族也。旧族进士何以变为新兴阶级，《述论稿》已不惜笔墨为其解释，然旧族仍有如许进士归入德裕领导，何竟默不一言耶。
质言之，从古史中寻求出一种系统，固现在读史者之渴望，然其结果须由客观归纳得来。中唐以后，除非就选举法根本改革，任何人执政都不能离开进士29，无论旧族、寒门，同争取进士出身，寒门而新兴，亦复崇尚门第，因之，沈氏“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之原则，微特不适于二三流分子，甚至最重要之党魁，亦须列诸例外。是所谓“原则”，已等于有名无实。如斯之“系统论”，直蒙马虎皮而已。
（二）《通鉴》丧失公正立场——赞同僧孺放弃维州
柳诒徵又言“唐之牛僧孺、李德裕虽似两党之魁，然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故虽号为党而皆非政党也”30；是说也，施诸牛党合，施于德裕则否。德裕非党而有政策可言，其最要者曰复维州失地。
维州地区（今汶川西北），辟自刘蜀。隋开皇四年讨叛羌，以其地属会州，后又没贼。武德七年，白狗羌首领内附，因地有姜维城，命名曰维州。乾元二年，被吐蕃攻陷31。德宗时，韦皐屡出兵攻之，不能克。大和五年九月，吐蕃所置吏悉怛谋尽率其众来降成都，德裕方节度西川，受其人及地；事下百官议，时僧孺执政，藉口弃信恐激吐蕃侵京师32，于是诏将维州及诸降众付吐蕃，吐蕃悉诛之，“掷其婴孩，承以枪槊”，（《文饶集》一二）惨不忍闻。司马光为自护其非33，乃拾僧孺余唾，龂龂作义利之辨，其辞曰：
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昔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通鉴》二四七）
僧孺之说，王夫之已详予驳正34。然司马之说，迄未得史家注意。其言有害于世道人心，不可不深辨也。维州本我失地，我纳其自拔来投，于“义”何害，不通者一。自陇右迄安西、北庭，天宝后都被吐蕃侵据，维州自拔来归，譬之邻家从前盗我牛羊数十，现在一羊逃回；司马乃以比邻牛逸入，直是数典忘祖，不通者二。维州降人三百余，其父、祖应属唐籍，今竟执送吐蕃，任彼惨戮，令人发指；司马乃谓死无足矜，蔑视同胞，靡分敌我，不通者三。吐蕃四盟，而有平凉之劫（贞元三），尤为唐耻；况维州自拔前一年，彼已先失信围攻鲁州，（《文饶集》一二）以此言“信”，何异宋襄不禽二毛，不通者四。司马谓关中急而维州缓，乍似有理，但吐蕃陷维州后，“得并力于西边，更无虞于南路”；（《文饶集》一二及《旧书》一四七）我收维州，作用与谋通南诏相同，正是釜底抽薪，围魏救赵。不收维州，则剑南节度所押西山八国蕃落，都被隔断，藩篱尽失，不通者五。大中三年，正牛党执政时期，去大和五仅十八年，去德裕追论维州事仅六年，吐蕃国势，当无大更变，而是年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来归，即诏令剑南、山南对没蕃州县，量力收复，随有西川杜悰报收维州，山南西郑涯报收扶州，（《通鉴》二四八）相去无几时，何以彼则“信大”，此则可“徇利而忘义”？彼则“维州缓而关中急”，此遽不然？其为挟持私见，百辞莫辨，不通者六35。大中复收维州，“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归”，（《旧书》一四七）扶州想亦相同；僧孺所言蕃兵三日至咸阳，无非长他人意气，灭自己威风，假其可能，则边防已十分脆弱，尤非放弃维州，便可了事，何未闻僧孺建言修缮守备，如德裕所为？（德裕立五尺五寸之度，汰去蜀兵羸弱四千四百余人，又以蜀作兵器不堪用，取工别道以治之，此两事《通鉴》二四四即叙在悉怛谋来归之前）不通者七。唯僧孺“与德裕不协，遽勒还其城”，（《旧书》一四七）以私害公，故德裕恶之，非私怨也，而《通鉴》偏书曰“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对于公私之判别，模糊已极。
此外回鹘之役，僧孺在两次会议，所言皆空洞不切实际36，而回鹘、泽潞之平，则德裕为首功，其余备南诏，废佛寺，除淫祠，拒织绫，均办理正确，德裕与牛党之比较，孙甫所评37，最为公允。柳以“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之批评，混加于德裕，总是人云亦云。德裕果挟党派私怨，何为救杨嗣复、李珏？（见《通鉴考异》二一引《献替记》）何为请给宗闵一郡38？陈氏以为牛党反对用兵39，仍属皮毛之论；杜牧献策平泽潞，（《通鉴》二四七）杜悰再收维州，白敏中出征党项，都是最好之反证。
《通鉴》于德裕持极端反对态度，除摭拾细故之外40，更表现其对付权奸之口诛笔伐41，一若武宗纯任德裕播弄者。唯恶德裕，故对于险谲贪污，旧、新《书》均直叙不讳之牛党李逢吉，更不惜颠倒黑白，力为辩护42。唯袒牛党，故进一步爱屋及乌，誉濒于崩溃之宣宗为“小太宗”（本自《金华子》），称其“明察沈断”；（《通鉴》二四九）即号称《通鉴》忠臣之胡三省，亦觉忍无可忍，于其下注云：“卫嗣君之聪察，不足以延卫，唐宣宗之聪察，不足以延唐。”又于二四八大中元年恢复佛寺下注云：“观《通鉴》所书，则会昌、大中之是非可见矣。”反唇相稽，语婉而讽。昔太宗评隋文，讥其“性至察而心不明”，宣宗何得比太宗？宋祁谓宣以察为明而唐衰，（《新书》八）识见远出司马之上。
德裕攘外安内，政绩彰彰，史家衡量人物，应采其大长，宽其小短。《通鉴》在宪、穆、敬、文、武、宣各纪，夹杂着许多私见，对德裕不特毫无表彰43，而且偏采反对派之意见，吹毛求疵，为非分之苛责；牛党诸人毫无建树，朋比济贪，却多方替之掩饰，是直丧失史家之公正立场，无当于“鉴戒”之本义。余尝抉其隐，以为德裕敢作敢为，深得武宗信用，略类安石，司马光痛恶安石，因而恶及德裕，不惜倒行逆施，同情于险谲之逢吉。简言之，怀挟着满胸私见，其为信史也几希矣。
至于德裕被贬，显因宣宗深恨武宗，唯其察而不明，故惑于党人无君之谮，孙甫、张采田之解释，最得其实44。此后兴吴湘之狱，更是小人无聊之构陷，湘自有应得之罪45，检阅《旧·纪》一八下，便自明白。大中五年末准由崖州归葬，咸通二年再敕复太子少保、卫国公，赠左仆射46，宣、懿两朝亦稍觉自坯长城之失计矣47。《旧书·德裕传》末云：“史臣曰：臣总角时，亟闻耆德言卫公故事，是时天子神武，明于听断，公亦以身犯难，酬特达之遇，言行计从，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载一时，观其禁掖弥纶，岩廊启奏，料敌制胜，襟灵独断，如由基命中，罔有虚发，实奇才也。……所可议者不能释憾解仇，以德报怨……”所赞许并无溢美，然除恶唯恐不尽，如必责德裕“以德报怨”，则是熏莸杂处，非深于治道者所当出此论也。
（三）吉甫何以受谤
元和前半叶僧孺、宗闵无与吉甫对抗立党之可能，已于四十一页注①辨明。唯是，元和三年贤良对策案之真相，迄今犹未被揭露，因之，史家对于牛党之批判，往往不得其平，是不可不于此处亟作补充，免时人再生误会。考吉甫相宪宗凡两次：第一次，二年正月以中书舍人入相，三年九月出为淮南节度。第二次，六年正月自淮南入，至九年十月卒于位。当三年初策试贤良时，僧孺、皇甫湜及宗闵皆条对甚直，有人泣诉上前；泣诉者何人？旧有两说：一曰吉甫，如《旧书》一七六《宗闵传》及一六九《王涯传》，是也。一曰权幸或贵幸，如《旧书》一四《本纪》、一四八《裴垍传》及《会要》七六，是也。于是主试及覆阅官杨於陵、韦贯之、裴垍、王涯辈均贬降。此疑案之最要关键，在牛、李二人之策文，如果确是攻击吉甫失政，则此等文章正牛党后来宣传之极好资料，党人尤应大事表扬，何以都不见于晚唐书说？此点最是疑问。若就当年宰相而论，郑先入中书，资历老于吉甫，如果是概括的攻击时宰，则负责者尚有及武元衡二人，何以偏吉甫独自泣诉？而且，吉甫流落江淮，逾十五年，永贞之末，始自散州饶刺入为中书舍人，作相至此，仅一年有二月，初非根深蒂固之权贵，何至要胁贬三四大臣？更何敢一再要胁？（贯之及涯均在道再贬）余尝检视湜策，则其文有云：“今宰相之进见亦有数，侍从之臣，皆失其职。……夫亵狎亏残之微，褊险之徒，皂隶之职，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皇甫持正集》三）纯是集矢宦官，于宰相无深责。余乃悟牛、李（宗闵）新进气盛，牛又由韦执谊而登第（见李珏《僧孺碑》及杜牧《僧孺志》），承王叔文派之风气，策文所指斥，应与皇甫同途。湜官不过郎中，比较无所畏忌，故其对策得与刘同传。牛、李（宗闵）则后来身居宰辅，投鼠忌器，唯恐内官旧事重提，不安于位；又以早年对策，喧腾一时，遂计为接木移花，以转人视听，吉甫泣诉之谰说，夫于是应时产生，《宪宗实录》之被牛党重视48，此其一因也。《旧书》一四八《吉甫传》云：“先是，制策试直言极谏科，其中有讥刺时政，忤犯权幸者，因此（裴）均党扬言，皆执政教指，冀以摇动吉甫；赖谏官李约、独孤郁、李正辞、萧俛密疏奏陈，帝意乃解。”则不特非吉甫泣诉，吉甫且犯教唆之嫌，与《旧·宗闵传》恰恰极端矛盾，余信其近于事实。《通鉴考异》一九乃云：“裴均等虽欲为谗，若云执政自教指举人诋时政之失，岂近人情耶？吉甫自以诬搆郑、贬斥裴垍等，盖宪宗察见其情而疏薄之，故出镇淮南。及子德裕秉政，掩先人之恶，改定《实录》，故有此说耳。”按湜之策文，斑斑可考，曾弗之察，指斥时政者犹云指斥宦官，与“倖”字常指小臣相合，宰相教举子诋讥阉寺，安见不近人情？元和元年，宰相郑馀庆以主书滑涣勾结枢密使刘光琦，偶然怒叱之，不久便罢，光琦即湜所谓“掌王命”者；又吉甫官中书舍人时，揭发涣之罪恶，籍没家财，至数千万（《旧·吉甫传》，又《旧书》一五八《馀庆传》及《通鉴》二三七），此皆时政大可指斥之处。司马不详审当日政局，求书传所由异同之故而遽行臆断，一失也。宪宗如察吉甫搆陷而疏薄之，而使出外镇，则从前被贬者似应同奉召回，顾稽之史乘，并不如是，二失也。淮南为当日唐家第一个节镇，正旧官僚欲求不得之美缺，杜佑深受德宗倚畀，故连任十余年，以云“疏薄”，则渴营“疏薄”者大不乏人，何爱于吉甫而以相授，而亲临通化门饯行，三失也。《宪宗实录》争执之焦点，在于掩盖当年之攻击宦官，司马乃听信谎言，以为德裕掩先人之恶，四失也。如谓《旧书·吉甫传》采自《宪宗实录》，则大中二年十一月所颁，说是路隋旧本，（《旧书》一八下）于时德裕已远窜南服，岂尚能由彼改定49？况李约等四人皆知名之士，未易妄捏，牛党无法完全毁灭证据，遂有德裕改定《实录》之谰言以混耳目，司马信之，五失也。总而言之，排击宦官之案，吉甫尚同处于嫌疑地位，不能挽救则有之，断非落井下石者。窃谓当日宪宗蓄意用兵，饷需是急，王锷入朝，又被弹劾，吉甫之出，君臣间许有默契，故两年后即复召为相50，司马光之批评，完全不就时间、地点及条件着想，所谓唯心之论也51。
吉甫初相，《通鉴》许为“得人”（元和二），则无偏党可知。及其再相，《通鉴》纯取敌视态度，元和五年十一月裴垍以风病罢相为兵部尚书，时吉甫尚在淮南，六年，垍因不任朝请，再改太子宾客，不久便卒，（《旧书》一四八）而《通鉴》以为吉甫恶之，司马竟未读《垍传》也52！此外更多采牛党之言53，不加抉择，甚至语杂揶揄54，完全失去史家体裁，然始终未有指出其树植党羽，故可断言吉甫之无党55。
大致言之，唐末文人经过八司马之贬，甘露门之变，已逐渐丧失对抗宦官之勇气，责宦官不得者遂移而责宰相，乃宗闵以儿女私情，深恨德裕，更进而波及其先人。另一方面宦官欲夺取立宪宗之功，消灭弑宪宗之迹，会昌元年之敕令重修《实录》，似志在彰正其罪（此可由武宗之裁抑宦寺见之），为彼辈所不便，故诬德裕归美私门，暗施反抗，牛党恨李，又从而附和之。由是双方夹攻，吉甫父子乃受谤益重，所谓“李党”，不外如是如是，僧孺等少数人狼狈为奸，说不上阶级斗争也。
注释：
1《旧书》一七六《李宗闵传》：“长庆元年，子婿苏巢于钱徽下进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闵涉请托，贬剑州长史。时李吉甫子德裕为翰林学士，钱徽榜出，德裕与同职李绅、元稹连衡言于上前云：徽受请托，所试不公；故致重覆。比相嫌恶，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推《旧·传》之意，系由元和三年（八〇八）制策案起，数至大中初元（八四七），恰符四十之数。《新书》一七四《宗闵传》只过录《旧书》，故措辞亦含胡。司马光修《通鉴》，明知元和时代僧孺等无与吉甫对抗立党之可能，于是变易其文，在长庆元年下书称：“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一面似已替《旧·传》弥缝，另一方面却又自开漏洞。因为自长庆元年（八二一）起，须计至咸通初元（八六〇），才够四十之数，即使承认德裕得势时有党，然自彼外贬后十余年间，事实上并无人继而代之（观德裕在崖州与姚谏议书所云“平生旧知，无复吊问”，可以反映），从何施其倾轧？故《通鉴》改写，反不如因仍旧贯，表面尚说得去矣。（《述论稿》九四—九五页以为始自元和，是承《旧书》之误。）
2全祖望《李习之（翱）论》云：“且习之而惧逢吉耶，亦不敢斥逢吉；既斥之矣，抑复何惧之有？是盖当时朋党小人诬善失实之同，而史臣误采之者，虽以荆公之识，不能尽谅此事，异矣。”
3杜牧《周墀墓志》云：“李太尉德裕伺公纤失，四年不得，知愈治不可盖抑，迁公江西观察使兼御史大夫。”（《樊川集》七）即让一步如牧所言，德裕仍比始终抉怨报复者较胜一筹。
4参拙著《白氏长庆集伪文》。（四八三—四八四页）
5据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三引。
6此一条语焉不详，如谓德裕嫉进士中之浮华者，则并不为误，可参看前第一章第二节。
7《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七三页。
8《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八九页引《旧书》一一九《常衮传》：“尤排摈非辞科登第者。”又同卷《崔甫传》：“常衮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及甫代衮，……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几八百员”。
9《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七七一八〇页。
10同上七九页。
11德裕自撰《刘氏志》云：“炼师道名致柔，临淮郡人也，不知其氏族所兴。……不生朱门。”志又称，刘嫁德裕四十一年，以大中三年己巳去世，依此上推，其嫁在元和四年己丑，正吉甫节度淮南之时。陈氏未细读志文，误认刘是李妾，（《史语所集刊》五本二分一七三页）事因同时出土者又有李妾《徐盼志》，徐亦曾入道（同上一六九页），但女子入道，与妻、妾身分无固定联系。（何光远《鉴诫录》二，“李德裕相公性好玄门，往往冠褐”）若刘是妻非妾，最少有三个铁证：（1）《徐志》称其生子二人，一名多闻，次名多烨；《刘志》则称“有子三人，有女二人，聪敏早成，零落过半，中子前尚书比部郎浑，……幼子烨、钜”；前志只记所生，后志兼记徐妾所生，嫡庶之分极明。（2）徐是妾，故志云，“惟尔有绝代之姿，……庶尔子识尔之墓”，带狎昵及命令口气；刘是妻，故志云，“愧负淑人”，措词庄重，尤其铭文“念子之德，众姜莫援”，众姜指各妾，刘非嫡妻而何？（3）《刘志》后，第四男烨附记云：“己巳岁冬十月十六日，贬所奄承凶讣，……匍匐诣桂管廉察使张鹭请解官奔讣，竟为抑塞。……壬申岁春三月，扶护帷裳，陪先公旌旐发崖州”，完全是庶子致敬嫡母之文；惟刘为嫡母，故烨须解官奔丧，若刘为众妾，则无需乎此。上三项均中古士族最重要之礼法，陈氏屡屡标榜礼法，反忽略嫡、庶之分，宁非百密一疏耶！鹭为牛党之一（参《旧书·李德裕传》），故阻烨奔丧，可见牛党之报复手段。
12《述论稿》八七页云：“亦有虽号为山东旧门，而门风废替，家学衰落，则此破落户之与新兴阶级不独无所分别，且更宜与之同化。”
13《唐语林》四：“崔程谓人曰，崔氏之门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杜氏自希望以来，屡代簪缨，却被崔程如此鄙视，可见唐人所谓“门第”，有时就全族立论。
14《述论稿》七九—八〇页。
15《述论稿》谓佑以妾为妻，不守闺门礼法。（九二—九四页）按宋吴纲《五总志》：“杜佑妻梁氏早卒，既久嬖姬李氏，有敕策为夫人。崔膺劝佑让封梁氏，且为表，其略曰：以妾为妻，鲁史所禁；又云：岂伊身贱之时，妻同劝苦，而于荣达之后，妾享封荣，上怜之，乃并封梁氏”；则册封之举，发自德宗，佑虽嬖李，然仍未正妻号，故权德舆撰《佑墓志》，不提李氏。陈漏检此条，所论遂未中肯。《述论稿》又谓佑父希望实以边将进用，并非士大夫之胜流门族（同上）；按希望曾为恒州刺史，代、鄯二州都督，并不能算是边将；其祖行敏为荆、益二州长史，父悫为右司员外郎、丽正殿学士（均见拙著《姓纂四校记》六一一页），家系如此，宁可谓非胜流士族耶？由此愈见陈氏之抹煞事实，执持成见。
16《述论稿》（九一页）云：“山东旧族苟欲致身通显，自宜趋赴进士之科，此山东旧族所以多由进士出身，与新兴阶级同化，而新兴阶级复已累代贵仕，转成乔木世臣之家”（七九页文略同）；是进士变成门第、门第转入进士之混乱状态，远发展于牛党产生之前，到牛党滋长时期，两派分野，恐彼辈自己亦无从辨别。且如德裕祖栖筠出身进士，何以不列新兴？倘曰栖筠能守家风，何以不走明经？（《述论稿》九一页有“仕进无他涂”之言，误也）且德裕不联婚七姓，反取不知氏族之女子为妻（依管见推之，德裕之妻可能出身伎女，盖如为贫农之子，犹可用“父某躬耕乐道”一类句语填入，今直云“不知其氏族所兴”，当有难言之隐矣）。宁非陈所谓家风沦替耶？
17《述论稿》八六—八七页。
18《述论稿》屡提“山东士族”及“七姓”字样，其意像是不属此者就非旧族。但京兆韦氏之阆公房，曾收入“山东士大夫类例”之内，“山东”字样，不能呆读；张沛称许“陇西李亶”，而袁谊斥为“山东人”（《旧书》一九〇上）亦可证。
19此外陈氏尚提出三点（八七—八九页）：（一）“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至于李唐皇室在开国初期以属于关陇集团之故，虽与山东旧族颇无好感，及中叶以后山东旧族与新兴阶级生死竞争之际，远支之宗室及政治社会之地位实已无大别于一般士族”；费如许气力，无非替牛党有宗闵寻求一个“例外”（非“原则”）。但须知旧族或非旧族的条件，只问其有无远祖，是否名门，初无“远支”“近支”之别，李回是太祖系，比宗闵为高祖系者支派更远，何以李回又编入“李党”？（二）“凡山东旧族挺身而出，与新兴阶级作殊死斗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如前所言门风家学之类，若郑覃者即其一例”；但对于李珏、杨嗣复，却不能拈出门风废替之实例（说见前），然则郑覃个人之适合，系偶然性，非一般原则也。（三）“凡牛党或新兴阶级所自称之门阀多不可信也”；按彼辈以旧族自居，时人信之，此是当年之现实一，陈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于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外，无非歪曲史实以迁就其臆见。
20《新·表》七二上，赵郡东祖房有李续，曹州刺史，时代不符，非此人。或作李续之，按郎官柱及拓本王谭志（咸通五）皆作李续，《旧书》一六五《柳公绰传》同。
21《述论稿》九一页。
22见《元白诗笺证稿》二九二—三〇三页；其据点在居易所撰《外祖母陈白氏墓志》，志云：“夫人，大原白氏，其出昌黎韩氏。……唐利州都督讳士通之曾孙，尚衣奉御讳志善之玄孙，都官郎中讳温之孙，延安令讳锽之弟（陈引讹作“第”）某女，韩城令讳钦之外孙，……故颍川县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别驾白讳季庚之姑。”（《丛刊》本《长庆集》二五，颍川县君即居易之母）此文非加以校正，则于事理不通，是众所公认。陈以为应“曾”“玄”二字互易，又罗、陈均认“姑”字是居易讳言；殊不知陈校假如不误，则陈白氏为季庚姊妹，已和盘托出，居易何必尚效鸵鸟埋首沙中，作一字之讳饰，其解释实异常脱离现实！我廿余年前手头校本，则衍去“玄”“某”两字，改“之孙”为“之女”，乙“弟女”为“女弟”（《李公夫人姚氏志》：“相州临河县令、赠太子右庶子府君之季女也，秘书监、赠礼部尚书我府君之女弟也。”见拙著《唐集质疑》七七页），如是，则陈白氏确为季庚之姑，季庚与颍川县君不过中表结婚，绝非舅、甥联婚。如果依罗、陈说，陈白氏是锽之女，则锽娶“河东薛氏，夫人之父讳俶，河南县尉”（据《白集》二九《白锽事状》），《陈白氏志》应云：“其出河东薛氏，……河南县尉讳俶之外孙。”今乃云“其出昌黎韩氏，……韩城令讳钦之外孙”，此为陈白氏非锽女而为温女，亦即季庚非舅、甥联婚之铁证。抑文家替外人作碑志，不审其雁行，故稿内有用“第某女”字样；若陈白氏为居易尊属，排行应自知之，盖传本《白集》既倒“女第”为“弟女”，妄人又强插“某”字于其间，痕迹尚可覆按也。惟陈既加季庚以刑事罪名，又重诬大诗人之家风浮薄，故不得不详为昭雪之。陈振孙《年谱》云：“有陈府君夫人白氏……墓志，夫人，公之祖姑、且外祖母也。”必其所见本墓志尚未传讹。
23《述论稿》九一页。陈氏又云：“以乐天父母之婚配既违反礼律，己身又以得罪名教获谴，遂与矜尚礼法家风之党魁，其气类有所不相容许者也。”（《元白诗笺证稿》三〇二页）按白、李非挚友，自无可疑，但前两事皆莫须有之狱，居易原俯仰无愧。李婚寒门之刘，若依陈说，正所谓社会不齿者（同上一〇六页），德裕又凭什么家风以傲白？况彼并无不容居易之明确事迹耶。
24白非牛党，已见正文。居易《论制科人状》请僧孺等三人准往例与官，（《集》四一）无非公事公言，且其时牛未入仕途，绝无党之痕迹，后此牛致身通显而《长庆集》极少来往篇章，是可证也。居易会昌六年《立春日人日》诗：“试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见洛阳春。”循、潮、封指僧孺、嗣复、宗闵，语含讥讽，白如系牛党，必不作如此话头。若据白诗自注，“循、潮、封三郡迁客皆洛下旧游”为证，则须知“旧游”与“相知”异；居易《感旧》诗云：“晦叔坟荒草已陈，梦得墓湿土犹新。微之捐馆将一纪，杓直归丘二十春。平生定交取人窄，屈指相知唯五人。……岂无晚岁新相识，相识面亲心不亲。”（《集》六九）此是真诚话，然四人中无一牛党。裴度何尝不是洛中旧游，而彼则与牛党对立，是知循、潮、封者正是面亲心不亲之流也。再从对面观之，文宗时，“李珏奏曰：臣闻宪宗为诗，格合前古，当时轻薄之徒，摛章绘句，聱牙崛奇，讥讽时事，迩后鼓扇名声，谓之元和体，实非圣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诗学士，臣深虑轻薄小人竞为嘲咏之词，属意于云山草木，亦不谓之开成体乎，玷黯皇化，实非小事”。（《语林》二）陈氏于“讥讽时事”句注云：“此指玉川子《月蚀》诗之类”，（《元白诗笺证稿》三二三页）未免意求迂避。元和体以元、白为主脑，不特元、白二公所自认，亦当时众论所同认；（同上三二〇—三二三页）元诗硬涩聱牙，陈氏固曾揭出，（同上一一九页）讥讽时事之多，又莫如居易，诗学士果置，定占一席，珏言志在沛公，了然可见，何因而特指卢仝？然元和体初无损于“元和”，珏顾以“开成体”转移文宗之意，其沮白之心良苦矣。余尝揭出牛党柄国时不能用白，得此正相印证，而陈氏偏为牛党出脱，且造成白为牛党之冤狱。大抵险诈之徒易为工，鲠直之士翻受谤，故封建时代之是非常颠倒也。
25《述论稿》一〇〇页。
26 以让夷为德裕党，本于《通鉴考异》二二，其长庆三年李逢吉结王守澄条云：“李让夷乃李德裕之党，恶逢吉，欲重其罪。”又四年八关十六子条云：“此皆出于李让夷《敬宗实录》”，谓让夷监修有曲笔也。然监修官常不操载笔之权，撰人为陈商、郑亚，（《新书》五八）司马宁勿之知，司马欲替逢吉开脱，硬指让夷为德裕党，太过牵强。
27说详拙著《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篇导言》。（《史语所集刊》十五本）
28尚有韦瓘一人，应附带论及。《新书》一六二《韦瓘传》：“正卿子瓘，字茂弘，及进士第，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惟瓘往请无间也。李宗闵恶之，德裕罢，贬为明州长史，会昌末，累迁楚州刺史，终桂管观察使。”按韦瓘《浯溪题名》云：“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大中二年十二月七日过此。余大和中以中书舍人谪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罢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经数月，又蒙除替，行次灵川，闻改此官。”《容斋随笔》八评《新·传》云：“以《题名》证之，乃自中书谪康州，又不终于桂，史之误如此。瓘所称十六年前，正当大和七年，是时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罢，然则瓘之去国，果不知坐何事也。”余按大和七年二月德裕始入相，同年六月宗闵方罢相，瓘固可因宗闵而去，《新·传》谓贬在德裕罢相后，许有错误。洪迈之意，无非坐实瓘为德裕党，故有此疑；然德裕柄国五年余，瓘未内召，位不过刺史，擢桂管反在德裕失势之后，改分司只因马植报复旧恨（见莫休符《桂林风土记》），瓘与德裕之关系，从可知矣。瓘以元和四年状头及第，榜下即除左拾遗（同前《风土记》及《唐才子传》六），行辈还在德裕先，《读书后志》二竟谓瓘“李德裕门人，以此《周秦行记》诬牛僧孺”，所谓拾人牙慧而不加深考者。刘开荣既引《全唐文》六九五《浯溪记》之一节，反作出瓘为明州长史“必在会昌四年十一月以前李宗闵还未败的时候”（《唐代小说研究》旧版五二页）之无关痛痒的猜测，凡读书不细看全文者，往往发生此弊。《唐宋传奇集》将《桂林风土记》之韦瓘与《新书》一六二之韦瓘，分作两人，（三一三—三一四页）实一时失察，《新书·韦瓘传》末明言其官终桂管观察，固与《桂林风土记》所叙无异。其次，《传奇集》及《唐代小说研究》均不信《周秦行纪》为牛作（均同前引），自有其片面理由，然另一方面《周秦行纪论》之作者，亦非毫无疑问；一般外集所收，往往渗入伪作，是常见之事，此论收入《李卫公外集》卷四，尤可疑者，论云：“须以大牢少长咸置于法，则刑罚中而社稷安，无患于二百四十年后。”按自武德元（六一八）计至大中十一（八五七）才足二百四十年，德裕死已七年矣。人多为牛辨，对德裕事迹却未细加审察，故难免乎一偏之见也。
29《述论稿》云：“宣宗朝政事事与武宗朝相反，进士科之好恶崇抑乃其一端”；（八五页）按事多相反，则诚有之，必谓武宗朝抑进士，却未尽然。武宗用相九人（连崔珙），进士居其六，宣宗用相十八人，进士居十六（白敏中、卢商、崔元式、韦琮、马植、周墀、崔铉、魏扶、崔龟从、令狐、魏謩、裴休、崔慎由、萧邺、刘瑑、蒋伸。非进士者为郑朗、夏侯孜），不过九分之六与九分之八之比耳。且武宗在位年数，不及宣宗之半，是亦比较时所应注意者。
30见所著《中国文化史》。（《学衡》）
31此据《元和志》三二。《文饶集》一八则称河、陇尽没，唯维州独存，二十年后，始被侵陷。《通鉴》二二三又记于广德元年之下，不审何据，此后《通鉴》二二六又于大历十四年末记李晟等复维州，但无再陷之年，故不取。
32杜牧撰《僧孺墓志》云：“大和五年，西戎再遣大臣贽宝玉来朝，礼倍前时，尽罢东向守兵。李太尉德裕时殿剑南西川，上言：维州降，今若使生羌三千人烧十三桥，捣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韦皋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书省百官聚议，皆如剑南奏，公独曰：西戎四面各万里，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如川，上平凉坂，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成阳桥；西南远数千里，虽百维州，此时安可用。弃诚信有利无害，匹夫不忍为，况天子以诚信见责于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罢维州议。”（《樊川集》七）《元和志》三，蔚茹水在百泉县西，一名葫芦河，源出原州西南颓沙山下（百泉县在今平凉县北十里）。回中宫在今陇县。
33胡三省《通鉴注》云：“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与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胡为司马忠臣，故不直斥而微辞以讽也。
34《读通鉴论》二六：“其所谓诚信者亦匹夫之谅而已矣。……夫吐蕃自宪宗以后，非复昔时之吐蕃久矣，元和十四年，率十五万众围盐州，刺史李文悦拒守而不能下，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击之，大败而退；其明年，复寇泾州，李光颜鼓励神策一军往救，惧而速退。长庆元年，特遣论讷罗以来求盟，非慕义也，……其南，则南诏方与为难，而碉门、黎、雅之间，乃其扼要之墟，得之以制其咽吭，则溃败臣服，不劳而奏功。……夫僧孺，岂果崇信以服远，审势以图宁乎？事成于德裕而欲败之耳。”
35明胡广谓司马直牛曲李，其意盖有所为，宋神宗喜论兵，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云；（《明文衡》五五）则不如胡三省注之深中隐微。维州来归，非弄兵之例，且何以对大中事又不贯彻其主张耶？
36参看拙著《会昌伐叛集编证》一八六—一八七及一九〇—一九一页。
37《唐史论断》下云：“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论事忠直，有补于时，所历方镇，大著功效；……宗闵未相，绝无功效著闻，任侍郎日，结女学士宋若宪、知枢密杨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此德裕之贤，与宗闵不侔矣。”
38《考异》二二云：“《献替记》曰：四月十九日，上言东都李宗闵比与从谏交通，今泽潞事如何？可别与一官，不要令在京师。德裕曰：臣等续商量。上又云：不可与方镇，只与一远郡。德裕又奏云：须与一郡。此盖德裕自以宿憾，因刘稹事害宗闵，畏人讥议，故于《献替记》载此语以隐其迹耳；今从《实录》。”按当日宰相不止德裕，如作诳言，宁不畏同官之揭发？何况湖州固杜牧屡求而后得之美缺（见拙著《伐叛集编证·自序》一一二页），德裕如力挤宗闵，何不与一远郡？此所谓《实录》乃宋敏求补本，未必毫无偏差，司马唯挟持成见，故不能作平情准理之言。
39《述论稿》九七页。
40开成五年十一月云：“仇士良请以开府荫其子为千牛，给事中李中敏判曰：开府阶诚宜荫子，谒者监何由有儿？士良惭恚，李德裕亦以中敏为杨嗣复之党，恶之，出为婺州刺史。”按《新书》一一八《中敏传》：“士良惭恚，繇是复弃官去，开成末为婺、杭二州刺史。”未涉及德裕，且其事书在开成末之前，是否在武宗即位后，亦属可疑，《通鉴》不审何据。复次，《唐阙史》上称，咸通初吏部侍郎郑薰判：“正议大夫诚宜荫子，内谒者监不合有男。”词意相类，高力士娶妻，鱼朝恩荫子，此种恶例，不始士良，亦许是误传也，至如柳公权只以书名，白居易悬车已届，《通鉴》犹必认为德裕阻抑（会昌二），都于大局无关。
41如“先是汉水溢，坏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为僧孺罪而废之”（会昌元）；“李德裕复下诏，称逆贼王涯、贾等已就昭义诛其子孙，宣告中外”（会昌四）；又“李德裕以柳仲郢为京兆尹”（会昌五），都属此例。
42如长庆四年八关十六子，《考异》云：“按宰相之门，何尝无特所亲爱之士，数蒙引接，询访得失，否臧人物，其间忠邪溷殽，固亦多矣。其疏远不得志者则从而怨疾之，巧立名目，以相讥诮，此乃古今常态，非独逢吉之门有八关、十六子也。《旧·逢吉传》以为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纳赂，无不如意，亦恐未必然；但逢吉之门，险诐者为多耳。”既无别项反证，何必“考异”？且既认险诐者多，何由决其未必纳赂？又宝历元年，李绛请除昭义帅，李逢吉、王守澄不用其谋，《考异》云：“《实录》，从谏以金币赂当权者；《旧·从谏传》曰：李逢吉、王守澄受其赂，曲为奏请；事有无难明，今不取。”抛弃旧有书证而欲以空言洗刷，其为存心袒护，肺肝如见。《通鉴》所书贿赂公行事件，计亦不少，除破案外，谁复证之？是皆可以“查无实据”抹去矣，此条不啻打自己的嘴巴。
43敬宗即位年之九月，诏浙西织绫一千匹，德裕拒不奉诏，其事遂罢；（《旧书》一七上）比之牛党李汉谏沈香亭子，其有益于人民者更多，两件事发生在同月，而《通鉴》二四三竟采彼遗此，谓非有偏牛之见，直无可解说。
44《唐史论断》下云：“宣宗久不得位，又不为武宗所礼，旧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臣，自不容矣。”又《玉谿生年谱会笺》三云：“案卫公之贬，虽由于党人，实则宣宗以尝不见礼于武宗，迁怒及之，恐其不利于己耳。《贬崖州制》曰：李德裕当会昌之际，极公台之荣，骋谀佞而得君，遂恣横而持政，动多诡异之谋，潜怀僭越之志，计有逾于指鹿，罪实见其欺天。则当时党人必有以卫公无君之说谗于宣宗者，不然，安得有此言？”
45湘受赃有据，见《旧·本纪》大中二年覆审之状，状称：“节度使李绅追湘下狱，计赃处死，具狱奏闻。朝廷疑其冤，差御史崔元藻往扬州按问，据湘虽有取受，罪不至死。”可见湘受赃是实，出入只数量问题，考《唐律疏议》一一，“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十五匹绞。”今大中覆判竟未举出湘受财多少以证其罪不至死，显系有意出脱，构成德裕之罪名。然主判者李绅，最多不过错在失入，更非德裕直接负责也。涉湘事，《云溪友议》卷一及卷三各有记载，可参看。
46据《东观奏记》中及前引德裕《妻刘氏志》。
47《述论稿》又谓，德裕入相，由仇士良派援引；（一二〇页）然崔铉入相，宰相、枢密皆不之知（同上页引），岂武宗用德裕而必藉宦官推荐乎？且会昌三年六月，士良已以被忌恶而退休，四年六月复遭籍没，假使德裕由士良进，宁能丝毫不受影响乎？武宗任德裕五年余，言听计从，必平日对其人已有深刻认识，故能如此契合，断非偶凭宦官推毂，可以获致；陈氏亦唯求驱使史料以凑成其意想中之“系统论”而已。
48拙著《伐叛集编证》一一〇—一一一页。《旧书》一八上又言：“时李德裕先请不迁宪宗庙，为议者沮之，复恐或书其不善之事，故复请改撰《实录》。”按《会昌一品集》系德裕生时自编，其卷十首载《请为不迁庙状》，是此事德裕并不自讳，且其事发生在武宗朝，与《宪宗实录》无关。若谓恐书其不善之事，则彼元和末始登朝，事迹甚少，何不并请改修穆、敬、文三朝《实录》？合观两事，可见牛党对德裕之深文周内。
49《新书纠谬》一谓德裕秉政日尝重修《宪宗实录》，故吉甫美恶皆不实，亦无非吠景之谈。《旧书》一五九《路隋传》载文宗时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陈氏谓“《顺宗实录》中最为宦官所不满者当是述永贞内禅一节”。（《元白诗笺证稿》二三六页）吾人可依此推定，《宪宗实录》中为宦官所注意者亦是永贞内禅及宪宗被弑二事，故反对修改，牛党固明悉内幕者，即不能声讨宦官，反借箭以伤德裕，则其作恶比宦官为尤甚。千年后读史者犹昧昧随声，吾不惜哓哓，非为德裕父子悲，而深慨正义之不得伸也。
50元和十二年，太常定吉甫谥曰敬宪，张仲方非之，宪宗怒，贬为遂州司马，特赐谥曰忠；（《旧书》一五）此可反映宪宗对吉甫之信任，宁能尚谓仲方为吉甫所排挤耶？《通鉴》二三八记元和五年顷李绛尝谏聚财，宪宗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聚财莫要于淮南，吾人不要把吉甫出守看作寻常之迁转。
51《述论稿》云：“吉甫为人固有可议之处，而牛李诋斥太甚，吉甫亦报复过酷，此所以酿成士大夫党派竞争数十年不止也。”（一〇二页）所谓“诋斥太甚”，不知凭何知之？
52《语林》六称，吉甫再入相，“论征元济时馈运使皆不得其人，数日，罢光德为太子宾客，主馈运者裴之所除也。”按垍居光德坊，然是时征王承宗，非征吴元济，垍实因病危而改宾客，已见正文，可见唐末记事多诬辞。
53如元义方为京兆尹事，采自《李相国论事集》，（《述论稿》九九页）《述论稿》云：“其书专诋李吉甫，固出于牛党之手。”（八一页）又考《论事集》二称，宪宗对李绛言，彼曾与郑议敕从史归上党，续征入朝，讵泄之于从史，从史便称上党乏粮，就食山东；郑泄漏之事，系据吉甫密奏云云，此即所谓“诬构郑”之本据，其事《新·郑传》曾采之。《通鉴考异》一九云：“按三年九月戊戌，李吉甫罢相出镇扬州，四年二月丁卯，郑罢相，三月乙酉，王士真卒，承宗始袭位，四月壬辰，从史起复，若以从史山东就粮有诏归潞，则于是吉甫、皆已罢相，何得有谮之事？……若其讨承宗时，朝廷不违其请，何尝使之旋师？盖郑、李未罢之前，从史尝毁邻道，乞加征讨，因擅引兵出山东，……但不知事在何年月日，……今因李绛论李锜家财事并言之。《新书》（《传》）云，从史与承宗连和，有诏归潞，误也。”《通鉴》因以意将吉甫谮 事附于二年十一月，换言之，即深信《论事集》所言之不虚。《新唐书纠谬》二则力证新郑、李绛两传之误，所提时间性理由虽略同《考异》，但云：“此盖李绛之门生故吏撰集绛事者，务多书其事以为绛之美，然皆参错不实”，换言之，即指出《论事集》之不信。按《论事集》由牛党造以诋吉甫，所言自有“参错不实”，必欲求其与时间真状相合，未免强作解人。《考异》又引《贬从史制》辞云：“况顷年上请，就食山东，及遣旋师，不时恭命。”司马氏即执“旋师”两字，以为即许其进讨承宗，无命其旋师之理，此制出自朝廷之口，与《论事集》之诬诋不同。吾人如无法说明其中曲折，便难辟惑。考《白氏长庆集》三九，《与昭义军将士诏》，中有一段指陈从史罪状，其辞云：“近又苟求起复，请讨恒州，与贼通谋，为国生患，自领士马，久屯行营”（元和五年夏作）；据我所了解，久屯行营即是就食山东，确在请讨恒州之后。彼之东出，略类中和二年孟方立徙昭义军于邢，朝命其“旋师”，实促彼还治上党，非谓不必进讨承宗，措辞稍含胡，故启人误会。此解苟合，则所谓吉甫谮，益为无根之说，而《新·传》之记事，实本《白集》，司马氏偎诋《新·传》为误，适见其疏于考察而自逞臆断也。
54如“吉甫至中书，卧不视事，长吁而已。……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元和七）此类事谁复记忆及之？
55或引宪宗对李绛称，“向外人言朋党颇甚，如何”？（《论事集》五）以为元和前半期早有朋党存在，余则谓此乃宦官对宪宗之蛊说也。宪宗虽入宦官之谮，深恶八司马，然宦官犹恐其死灰复然，并防再有皇甫湜一流继起奋斗，故造为朋党之说以淆主君之视听，目的在隔断外廷建言之得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