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盗贼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唐自玄、肃、代、德，暴敛已烈，然犹可勉强度活，入晚唐后，遍地虎狼，逃亡无所，其势变成“官迫民反”，此所以一爆发而立即燎原也。
剥削愈多，百姓愈苦
开元之初，缘边戍兵常六十余万，中间虽尝罢遣廿余万（《通鉴》二一二开元十年），然不久而屡兴战役（东北、西北及西南）。安史乱后，更军费大增。职是之故，不得不讲求理财，理财又可分言论与方法两项记之。据余所见，通李唐一朝，其言论可取者得二人焉。
（一）刘彤
北周之际，凡盐池、盐井，皆禁百姓使用，官赋其税，隋开皇三年始罢之。（《隋书·食货志》及《通典》一〇）入唐后，诸州所造盐铁，每年虽有官课，但中央似不大过问。开元九年①左拾遗刘彤上论盐铁表云：“……然而古费多而有余，今用少而财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民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民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饶国，济民盛事也，臣实为当今宜之。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丰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蠲调敛重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捐有余而益不足。……然臣愿陛下诏盐铁木等官，各收其利，贸迁于人，则不及数年，府有余储矣。然后下宽大之令，蠲穷独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同上《会要》）其计划之大致，即（1）凡人民未获国家许可，不得霸占公地、公物，以取丰富之利润，此种获利甚厚之事业，应归国家专营及贸易。（2）贫穷之民，宜免除徭赋，使得专心务农。（3）如果贫民可以蠲免税赋，则被压迫之民众，自然望风景附。其言颇与近世主张国家收入主要靠国营事业之理论相近，见解迥出向负唐代理财盛名的刘晏之上。玄宗曾令姜师度、强循②等计会办理，卒以沮议者多，并未由中央收管。（同上《会要》）
刘彤“柔荒服”之见解，实即儒家所谓“王道”，如果善于体会及运用，何难化臭腐为神奇。
（二）陆贽
有中央统治之剥削，有贪官污吏之剥削，更有豪门、地主之剥削，剥削愈多，人民愈苦，则反抗生焉。试观陆贽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见下文），又李绅诗：“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知中唐以后，上层阶级如何压迫剥削，下级农民如何困穷无告，即此一端，唐已有必亡之道矣。兹节录贽疏（《宣公集》二二）于下方，所言虽仍不免受时代之限制，然在彼时能作此等话，称曰“民主经济论”，不为过也。
国之纪纲，在于制度，商、农、工、贾，各有所专，凡在食禄之家，不得与人争利。此王者所以节材力，励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变革者也。代理则其道存而不犯，代乱则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则贵贱有章，丰杀有度，车服、田宅，莫敢僭逾，虽积货财，无所施设，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穷，圣王能使礼让兴行而财用均足，则此道也。其制委，则法度不守，教化不从，唯货是崇，唯力是骋，货力苟备，无欲不成，租贩兼并，下锢齐人之业，奉养丰丽，上侔王者之尊，户蓄群黎，隶役同辈，既济嗜欲，不虞宪章，肆其贪婪，曷有纪极，天下之物有限，富家之积无涯，养一人而费百人之资，则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倾千家之产，则千家之业不得不空。……今兹之弊，则又甚焉。……且举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哲王疆理天下，百亩之地，号曰一夫，盖以一夫授田，不得过于百亩也。欲使人无废业，田无旷耕，人力、田畴，二者适足，是以贫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谓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穑人安得足食？公廪安得广储？风俗安得不贪？财货安得不壅？昔之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谨经界，岂虚设哉。斯道浸忘，为日已久，故欲修整顿，行之实难，革弊化人，事当有渐，望令百官集议，参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法贵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严其令以惩违，微损有余，稍优不足，损不失富，优可赈穷，此乃古者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
安、史发难，昔日之财源既大大缩减，同时又军费日增，唐室自不得不多方设法以求应付。当日筹款方法，约可别为六类如下：
1．盐
至德元年，第五琦拾刘彤之策，创立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官置吏出粜，如旧业户并游民愿业者，使为亭户，免其杂徭，隶于盐铁使，私煮者罪有差。（《旧书》一二三）琦既贬死（上元元），刘晏代之（宝应二），法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贯，季年逾十倍，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总千二百万贯，而盐利且过半。元和三年收入七百二十余万，（《元龟》四九三）是为最高之数。（又《旧书》一四称，元和五年收卖盐价钱六百九十八万五千五百贯。惟《通典》一○言“每岁所入九百余万贯文”，按《会要》八七，元和“七年王播奏，去年盐利，除割峡内井盐，收钱六百八十五万，从实估也”，九百余万或非实估之数，故而不同。）
刘晏之理财，计有三长：（1）募疾足传递四方物价，其上下能于四五日内知之，故食货之重轻，尽在掌握，使囤积者无所施其术。（2）所任使多后进有干能者，故富朝气而不敢为非。（3）视事敏速，乘机无滞。
当日产盐之区，约可分为三类：一曰散盐，即海盐，自幽州以南至岭南沿海之地。二曰池盐，河中府解县池与陕州安邑县池总谓之两池，元和时岁收一百六十万贯。（《元和志》一二）灵州回乐县有温泉盐池，怀远县有盐池三所。（《元和志》四：“隋废；红桃盐池盐色似桃花，在县西三百二十里。”③）威州温池县有温池。盐州五原县有乌池、白池。夏州有二盐池，色青者曰青盐，一名戎盐，入药用。（《元和志》四）丰州界有胡洛（落）池。三曰井盐，成州长道县有盐井。剑南之陵、绵、资、泸、荣、梓、遂、阆、普、果十州④共有盐井九十所。
元和六年，户部侍郎卢坦奏，河中两池颗盐只许于京畿、凤翔、陕虢、河中、泽潞、河南、许汝等十五州界内籴货，比来因循，兼越兴元、洋、兴、凤、文、成等六州。臣移牒勘责，得山南西道观察使报，其果、阆两州盐不足供给当地，若兼数州，自然阙绝，今请将河中盐放入六州界籴货；（《会要》八八）此为后世划分引岸之始基⑤。
2．茶
茶饮至中唐而盛（玄宗时毋景著《伐饮茶序》，代宗时陆羽著《茶经》）。贞元八年水灾，诏令减税，诸道盐铁使张滂筹抵补之法，因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十分税一，是为茶属专税之始。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会要》八四。惟《陆宣公集》二二言岁约得五十万贯）大和九年，从王涯议，设榷茶使，由官收茶自造作，旋即罢之。（《元和志》二八言，饶州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
代宗以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是为我国茶叶外销漠北之始。（《新书》一九六《陆羽传》）又建中二年常鲁使吐蕃，赞普以寿州、舒州、顾渚（今长兴）、蕲门（应即今之祁门）、昌明（川茶名）、湖（今岳阳）各茶出示，（《国史补》下）又知此时茶饮已输入吐蕃。
3．酒
北周之末，曾置酒坊收利。（《隋书·食货志》）唐至广德二年，始敕诸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大历六年又分酒店为三等，建中元年罢之。三年，初榷酒，悉令官酿，每斛收直三千，米虽贱不得减二千，委州县综领，惟京畿免榷。贞元二年，并推行于京兆，每斗榷酒钱百五十文，然亦有榷曲而不榷酒之地方。大和末税收约百五十六万余缗，酿费居三分之一⑥。
4．青苗钱及地头钱
广德二年，百司俸料不给，初令诸州征青苗钱，每亩十文，大历三年更加五文，候苗青即征之，故名青苗钱。又有地头钱⑦，每亩二十文，共约得钱四百九十万贯。（《旧书》一一永泰二年数）
5．借商钱
北齐武平时，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隋书·食货志》）此借商钱亦见于六朝者。肃宗初，遣御史分赴江淮、蜀汉，籍豪商富户家资，所有财货畜产，十收其二，谓之率贷。（《通典》一一）建中三年，两河用兵，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数月，韦都宾等建议，货利所聚，皆在富商，请令富商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于是试行于京师，约罢兵后以公钱还，计借商及括僦柜（即今之质库、当铺）⑧质钱共得二百万缗。（《通鉴》二二七）论者多责其苛扰，试问此种做法，比诸同年税钱每千增二百，盐每斗价增百钱，其苛扰之广狭为如何也。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持论者乃见不及此。唐末仿行者有乾符五年太原借商人助军钱五万贯文，（《唐末见闻录》）又广明元年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户及胡商货财，敕借其半，高骈奏盗贼蜂起，皆出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乃止。（《通鉴》二五三）
6．屋间架税及除陌钱
建中四年，判度支户部侍郎赵赞奏设两种杂税：（甲）税屋间架，即今之住屋税。法凡两屋谓之一间，屋分三等：上等每间出钱二千，中一千，下五百，隐匿一间者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取于犯家。（乙）除陌钱，约与今印花税相类。东晋货卖牛马、田宅，有文券者率一万输值四百，无文券亦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唐旧制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税二十，至是增为五十（即百分之五），凡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罚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出于犯家。行不数月，遇兴元元年正月朔大赦，悉予停罢⑨。同时，赞又请置大田，收天下田十分之一，择其上腴，树桑环之，名曰公田、公桑，自王公至庶人按差等助耕，收谷、丝以补公用，旋自认非便，遂寝不行。
征课之色目既增，收入之数自应大进，而征之事实，却又不然。李吉甫《元和国计簿》称，元和两税、榷酒斛、盐利、茶利总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比较天宝所入赋税，计少一千七百一十四万八千七百七十贯石（《通鉴》二三七胡注据宋白转引），以物质不同之单位，糅合互加，实际本无从比较，今姑如所言计之，建中初之收入，总计四千七百五十五万五千余贯石，是元和初期不特比天宝少，且比建中较少一千二百余万贯石。
推原其故，则由于地方官假公款以为进奉，进奉之入于宫内者愈多，斯公款之上于度支者愈缩。代宗生日，臣工有献，是其开端。德宗宫内颇事奢靡，相传每引流泉，先于池底铺锦（蔡絛《西清诗话》引李石《开成承诏录》）。及朱泚既平，尤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韩滉献羡钱五百余万缗（贞元二），节度使韦皋有月进（据《国史补》，《旧书》四八作日进），观察使李兼有月进，诸使杜亚、刘赞、王纬、李锜皆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至代易时，又有进奉，常州刺史裴肃鬻薪炭案纸为进奉，得迁观察，宣州判官严绶假军府为进奉，召补刑部员外，是直卖官鬻爵之变相矣。
顺宗即位，罢诸粃政。宪宗继体，旋又复旧，度支盐铁诸道，贡献尤甚，号助军钱，贼平则有贺礼及助赏设物，群臣上尊号则献贺物。（《新书·食货志》）此外，如王锷自淮南入朝，厚进奉，山南西柳晟、福建阎济美违赦进奉（均元和三），河东王锷进家财三十万缗（元和五），皆彰彰在人耳目。代宗时，常衮曾言，“节度使非能男耕女织，必取之于民”，取之什而供其二三，唐帝视之，已有受宠若惊之势，易言之，即教下使贪也。由是而吏治益不可澄，财政益不能理，民生益不得不困，唐室有自杀之道，此又其一端矣（市舶使之收入，亦归宫中，下文再言之）。
再推而下之，地方官吏、土豪、富户之剥削，益不可数计。此外更有因钱币价涨，不加调整，使民间负数倍之损失者；如李翱元和末《疏改税法》云：“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⑩，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有二匹然后可。……假令官杂虚估以受之，尚犹为绢八匹，乃仅可满十千之数，是为比建中之初为税加三倍矣。”（《李文公集》九）耕地面积相同，隔三四十年，生产不会增多，纳实物却增三四倍，折征而不随币值为升降，民困乃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矣。
注释：
①《通典》一〇：“开元元年十二月，左拾遗刘彤论上盐铁表曰……遂令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检责海内盐铁之课。”《旧书》一八五下《姜师度传》：“（开元）六年，以蒲州为河中府，拜师度为河中尹……再迁同州刺史……寻迁将作大匠……明年，左拾遗刘彤上言。”又《会要》八八：“开元元年十二月，河中尹姜师度以安邑盐池渐涸，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其年十一月五日，左拾遗刘彤论盐铁上表曰。”（《旧书》四八《食货志》十二月作十一月，余同），三书所记年月，各有不同。首就《会要》论之，十二月在十一月之后，如果叙十二月于前，依照古人作文成法，似应云“先是十一月”，不应云“其年十一月”。再就《旧·传》言之，考《旧书》八，开元九年“正月丙辰（九日），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七月戊申（三日）罢中都，依旧为蒲州。”《通典》一七九：“开元九年五月，置中都……六月三日诏停。”又《通鉴》二一二，置中都月日与《旧书》八同，惟罢中都在“六月己卯”（三日），合而参之，诏置中都应在九年正月（其余《元和志》一二作“元年五月”，《旧书》三九及《新书》三九作“八年”，《旧书》一八五下之“六年”，与《通典》一〇、《会要》八八之“元年”，均错误无疑），罢中都应在同年六月（《元和志》亦称“至六月诏停”；《旧书》八误推迟一月，故书作“七月戊申”）。抑《通典》一七九引韩覃《谏作中都疏》有云：“《礼记·月令》曰，孟夏之月，无起土功，无聚大众，昔鲁夏城中丘，《春秋》书之，垂为后诫，今建国都乃长久之大业，犯天地之大禁，袭《春秋》之所书，夺人盛农之时。”似彼称九年五月，置中都，亦大可信：殊不知定计后未必立即动工，以事理推之，盖诏置在正月，动工在夏月，《通典》亦未细考；况从严义而言，五月非孟夏也。
语归正传，师度之拜河中尹，殆与诏置中都同时，《会要》八八之“元年十二月”，应“九年二月”之衍误。惟刘彤上表究在九年十二月（依《通典》）抑十一月（依《会要》），却无法断定。至《旧书》一八五下之“六年”，如改作“九年”，则下文之“明年”字不复适合，因《会要》同卷又称十年八月十日已敕师度不须巡检盐地，彤之表必非上于十年冬间也。
②唐人写“循”“脩”两字，颇难辨别，故他书或称为“强脩”，参看拙著《元和姓纂四校记》四一八—四一九页。
③据一九五三年四月廿五日《南方日报》，宁夏省政府东自黄河岸石咀山起，筑公路长三百里，西至阿拉善旗蒙族自治区巴音乌拉山下之吉兰泰盐湖，湖周约一百六十里，有深达五尺的盐层，殆即唐代怀远县盐池。关于吉兰泰盐池，可参《蒙古游牧记》一一。
④鞠著《唐代财政史》引《元龟》四九三有梁州，无果州（五八页）；按梁州即兴元府，不属剑南，“梁”是“果”之讹。又本文盐井之数，系据《通典》一〇；《新书》五四则言黔州井四十一，成、嶲各一，果、阆、开、通一百二十三，邛、眉、嘉十三，梓、遂、绵、合、昌、渝、泸、资、陵、荣、简四百六十，合散得六百三十九，与《通典》相差颇巨。
⑤关于盐之专卖，可参鞠氏书五六—六四页。
⑥榷酒法之变更，可参鞠氏书七〇—七四页。
⑦《通鉴》二二三胡注据宋白引大历五年诏：“自今已后，宜一切以青苗钱为名。”鞠氏书沿之；（一九页）可是大历八年正月制仍称青苗、地头，（《制诏集》一四）长庆三年元稹奏（《长庆集》三八）及会昌三年七月制又只见地头钱之名。
⑧加藤繁《唐宋柜坊考》谓僦柜即《乾子》之柜坊，赁其柜以藏金银财物而付保管费，与质库异，辨《通鉴》胡注之误。又认《霍小玉传》之寄附铺即柜坊。（《师大月刊》一卷二期）按吾县旧俗质库建筑颇固，除质当外，亦代人保管财物而收费，想中古时亦两者兼营，无专立一业之必要，此可比观近世银行而知之。佐野以为农民卖农产的所得税，（同前引书二三〇页）非也。
⑨鞠著以为除陌钱一项只是停止加算，（九九页）是也，可参看。
⑩同集三，《进士策问第一道》又云：“初定两税时，钱直卑而粟帛贵，粟一斗价盈百，帛一匹价盈二千，税户之岁供千百者不过粟五十石、帛二十有余匹而充矣。……及兹三十年……而其税以一为四。”首须说明者此文内之两个“千百”，均应乙正为“百千”，与疏内之“十千”文例相同，犹云“百贯”（粤俗旧亦呼“百贯”为“百千”）。再以粟斗价百、帛匹价二千与应纳实物相勘合，价目之数字，并无错误。但与疏文之绢匹四千、米斗二百之价相比，则价值较廉一半；可是此两段文字均指建中初定两税时之物价，不应悬差若此，故知其中任一必误，兹以疏上在后，故从疏说。
农民受严重压迫及其反抗
《唐鉴》二二云：“君为聚敛刻急之政，则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故秦之末，郡县皆杀其守令而叛，盖怨疾之久也，唐之盗贼尤憎官吏，亦若秦而已矣。”又云：“自古盗贼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彼所谓“盗贼”，概言之，则反对统治阶级严重剥削之农民也。唐自玄、肃、代、德，暴敛已烈①，然犹可勉强度活，入晚唐后，遍地虎狼，逃亡无所，其势变成“官迫民反”②，此所以一爆发而立即燎原也。
农民生产之大宗为粮食，藉以供赋役需索者亦惟粮食，唐代米价升降之差额至巨，兹将贞观中迄元和末见于著录者依年次记之③。
续表
除开乾元元年特受钱币影响及广德、温州两例外，因丰歉而米价升降，其差额竟达七百五十倍之巨（即二钱与一千五百钱之比），在一般看法，固以丰年为盛事，然谷贱伤农，所入或不足以供赋役之需索⑦；反之，农民经过多方剥削，余粮有限，米价踊贵，更只有坐而待毙，正有类于啼笑皆非也。张籍《野老歌》：“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取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常肉食。”正劳苦农民与富商大贾之强烈对比。李绅《咏田家》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云溪友议》一）⑧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唐摭言》）又韦庄《秦妇吟》云：“岁种良田一百，年输户税三千（？十）万。”⑨不顾农民辛苦而剥削如此严重，焉能不演出大崩溃。咸通八年，怀州民诉旱，刺史刘仁规揭牓禁之。十年，陕州民诉旱，观察崔荛答以树犹有叶，诉旱犹不可，他复何言。
当安史乱时，江淮间即有白著之激变；缘元载为租庸使，以江淮虽经兵荒，比诸道犹有资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以督收，不问负之有无，资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则什取八九，谓之白著。不服则威以严刑，民或蓄谷十斛，便重足待命，或相聚山泽以抗。高云《白著歌》云：“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通鉴》二二二胡注）即指此事。其台州首领袁晁（《新书》六作袁鼂）攻陷浙东诸州，改元宝胜，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又取信、温、明三州，聚众近二十万；广德元年四月，始为李光弼部将所平。（同上《通鉴》）
其次则有蓬、果二州界之鸡山民军（大中五年），湖南衡州之邓裴（六年），都尝与官军相抗衡，（《通鉴》二四九）末年（十三），乃有以裘甫⑩为首领之浙东起义。
甫初时只有众百人，攻占象山，明年正月，败浙东军，取剡县，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观察郑祇德益兵来，又大败之，众至三万，分为三十二队。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印曰天平，大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震中原。朝命王式代祇德，授以忠武11、义成、淮南等诸道兵。甫之帅刘暀主张急引兵取越州，循浙江筑垒以拒，大集舟舰，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掠扬州货财，还守石头，别遣万人循海袭闽，甫不能用。式既至浙，甫别部有降者，余部力战，亦连败，甫走入剡，式军围之，甫部勇悍甚，其女军亦乘城掷砾以中人，三日凡八十三战，欲突围不克，遂与暀等同被擒，时咸通元年六月也。别帅刘从简乘官军少弛，率壮士五百冲出，入大兰山（在今奉化），逾月亦被破灭。《玉泉子见闻录》曰：“初甫之入剡也，虽已累败，向使城守，期岁未可平也。”当日甫不听暀言，固为失策，然使能依王辂“拥众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如清代之蔡牵，犹足以自存。乃忽略后门，部队驻宁海东者不虞式之水军遽至，各走山谷，弃其船只，愈加深失败之机。但使固守城池，如《玉泉子》所云，犹有扭转残局之一线希望，顾竟轻身外出，束手就擒，斯不能不咎其计略之疏也。
声势更大者为徐州戍卒。先是，咸通四年（八六三）南诏陷安南12，在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内分八百戍桂州，约三年一代，至是已六年，屡求代还，徐泗观察崔彦曾13又拟再留一年，戍卒闻之，怒。九年（八六八）七月，都虞候许佶等杀都将王仲甫，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头，夺库兵，统五百人14北还，掠湘潭、衡山，八月，朝遣高品15张敬思赦其罪，于是荆南16节度崔铉严兵守要害，勋乃泛舟沿江东下。佶等相与谋曰：朝廷之赦，虑缘道攻劫或溃散为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各出私财造甲兵、旗帜，过浙西，入淮南，有众至千。十月取宿州，悉聚城中货财，令百姓取之，然后选募为兵，得数千人，彦曾遣三千人来攻，全数覆没。勋进攻徐州，对城外居民，无所侵扰，由是人争为助，遂陷城。遣徒四出，于扬、楚、庐、寿、滁、和、兖、海、沂、密、曹、濮等州界剽牛马，挽运粮糗，招致亡命，有众廿万，其人皆舒锄为兵，号曰霍锥，连克濠、滁、和数城。唐命康承训为都招讨使，沙陀朱邪赤心（后赐姓名李国昌）及吐谷浑、达靼、契苾酋长各帅其众以随，时勋部久围泗州，招讨使戴可师来救，勋部以计诱之，官军几全没，承训退屯宋州17。
勋既累胜，自谓无敌，日事游宴，周重谏曰：自古骄满奢逸，得而复失，成而复败者多矣，况未得、未成而为之者乎。于是参与桂州起义一辈，行尤骄暴，夺人资财，掠人妇女，勋不能制，勋复表求节镇，士气先馁。十年，承训既增援，连败勋军，凡得农民皆释之，于是驱掠而来者每遇官军，多自溃散。加以内部疑猜（如勋杀孟敬文，梁丕杀姚周），精锐残丧（姚周败于柳子镇，王弘立死于泗州，刘行及败于濠州18），反侧睽离（下邳土豪郑镒19，以下邳降，蕲县20土豪李衮以其县降，朱玫以沛县降，又保据山林之陈全裕亦降于承训），及内围据点尽失，勋始欲西攻宋、亳，因实力不足而回兵，死于蕲县（九月）。同时，张玄稔举宿州降，并攻下徐州。唯吴迥固守濠州，至十月粮尽，突围而死。
注释：
①《佛祖统纪》三九引宋理宗时良渚云：“诸以《二宗经》……不根经文传习惑众者以左道论罪，二宗者谓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语、病不服药、死则裸葬等，不根经史者谓……《大小明王出世经》《开元括地变文》……”向达云：“《开元括地变文》则当是唐代俗讲话本之支与流裔。”（《燕京学报》一六期《俗讲考》）但对于“开元括地”之意义，未有发明。尝考开元十二年听宇文融之计，遣判官多人分往各道，检责賸田，于是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会要》八五）当封建时代遇此非常机会，吏豪必因缘为奸，横加欺剥，民怨之腾沸，在意想中，《开元括地变文》谅系对此作不平之鸣，与统治阶级相对抗，故易代而犹遭禁绝也。括地之义，与括田无殊，惜未得其片词以与拙见相佐证。
贞元二十年关中大歉，京兆尹李实奏不旱，由是租税不免，人穷无告，乃撤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优人成辅端因戏作语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间堂舍二千钱。”凡如此语有数十篇，实以为诽谤，德宗遽令杖杀。（《旧书》一三五）
②语见《郎潜记闻》五。
③同一年内有两个以上不同之价格，则取其较高者。
④原“斗”字刘复氏俱误作“升”，此可以其估价相乘知之。
⑤参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篇第四十节。又《旧书》四九云：“自兵兴以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不知专属何年，故不列入。
⑥可参看全汉昇《唐代物价的变动》（《史语所集刊》十一本）。若如咸通九年庞勋在徐州起事时，旬日间米斗直钱二百，（《通鉴》二五一）中和二年黄巢占京师时，米斗三十千，（《旧书》二〇〇下）光启二年三月荆襄仍岁蝗，米斗三十千，（《会要》四四）同年秦宗言围荆南二年，城中米斗四十千，（《南楚新闻》）三年扬州大饥，米斗万钱，（《旧书》三五）同年十月杨行密围扬州，城中米斗五十千，（同上一八二）则有特殊状况，其价格不可以常理论。
⑦清吴廷琛《丰年谣》：“米足无如不值钱，半年艰苦更谁言，却忆凶年乏食犹得蒙哀怜。”（《粟香五笔》五）正谷贱伤农之绝好注脚。
⑧何光远《鉴诫录》八同，惟《摭言》误为聂夷中诗，夷中咸通十二年进士。
⑨字书无“”字。三千万即三万贯，数目过巨，“千”当“十”讹，三十万即三百贯，已万万非农民所能负荷矣。
⑩《通鉴考异》二二引《平剡录》作裘甫，《东观奏记》下作仇甫。
11《通鉴》二五○下文有“又以义成将白宗建忠将游君楚……”胡注云：“唐无建忠军，按此时发忠武军从王式，史逸武字也，白宗建，人姓名。”按王丹岑《农民革命史话》称：“……与义成将白宗、建忠将游君楚……”又“是忠武、建忠、义成、淮南、宣歙、浙西六镇的大兵”（一九二—一九三页），只看节本之《纪事本末》，连《通鉴注》都不暇看，凭空造出一个“建忠镇”，可谓疏忽之至。
12《通鉴》二五一叙戍卒事，原作“初南诏陷安南”，胡注云，“见上卷四年”；《革命史话》竟作“起于公元八六○年（李咸通元年）南诏的入寇邕州”（一九五页），以四年为元年，一误也，以安南为邕州，二误也。而且《史话》下文亦称“他们在桂州戍守了六年”（一九六页），试问由元年至九年何止六年？
13《革命史话》误为“徐彦曾”。（一九六—一九七页）
14《史话》云：“于是就激起八百戍卒的愤怒。”又“八百壮士完成了数千里的长征。”（一九六—一九七页）按八百只初戍时数目，经过六年，由于死亡、逃走等原因，当然数目减少，故《通鉴》于北还时并未明著八百。《旧书》一九上称，“徐州赴桂林戍卒五百人官健许佶、赵可立杀其将王仲甫”，事当近信，兹从之。
15《史话》于“监军”下注云：“指高品、张敬思，”（一九六页）似以“高品”为人姓名，殊易误会。胡注云：“《新书·百官志》，内侍省有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如《通鉴》下文“遣高品康道伟赍敕书抚慰之。”又《旧·纪》一九上，“今差高品李志承押领宣赐。”皆是宦官衔称。
16《通鉴》作“山南东道”，《方镇表》五以为荆南之误，是也；徐军北还，荆州应首当其冲。
17《通鉴》二五一叙承训退屯于先，可师覆军在后，殊背于事理；《史话》于可师败后，始言承训退屯，（二〇〇页）正与拙见相同。
18《史话》称唐军“攻克昭义、钟离、定远各县，进兵围攻濠州，切断了濠州与徐州的联络。起义军的南北两个重心——徐州与濠州变成了彼此隔绝的孤城”。（二〇五—二〇六页）按昭义是招义之误，《通鉴》云：“贼入（濠州）固守，（马）举堑其三面而围之，北面临淮，贼犹得与徐州通，庞勋遣吴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应。”则徐、濠交通并未切断，王氏直未读清《通鉴纪事本末》也。
19《史话》二〇六页误郑鉴；乾符四年诏，“郑镒、汤群之辈，已为刺史”，即其人也。
20同上误作蕲。
大革命爆发——王仙芝起义
庞勋虽败，各地农民起义，并不就此歇息，其面积且日广，声势亦日大。咸通十一年（八七〇）①，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乾符元年（八七四），商州民逐刺史王枢，五年（八七八），农民陷朗、岳二州，六年，朗州人周岳陷衡州，石门蛮向瓌陷澧州，桂阳人陈彦谦陷郴州②，中和元年（八八一），人钟季文陷明州，临海人杜雄陷台州，永嘉人朱褒陷温州，遂昌人卢约陷处州，史不绝书，而成绩最大者端推黄巢（大食文作Banšoa）③与王仙芝之一派。
黄巢自曹州起事，率领义军，由北而南，复由南而北，转战十几省（就现在言），取洛阳，下长安，所至如入无人之境，经过十年，才失败自杀，乃中古民军之最为翘出者，旧、新《书》都为之特立专传。所惜宣宗后官中无实录，五代、北宋三次修史（连《通鉴》计），虽极力搜罗故事，仍感觉非常残缺，不徒各书间互有异同，即在同书之内，亦常常发见矛盾，其详将分见下文。试就最简单之人名言之，李孝章又作李孝昌，（《新·传》）黄邺又作黄思邺，（《新·传》及《通鉴》）王璠又作王播，（《通鉴》）如果尽信，便不难误一为二。再论到年、月、日问题，更不易作左右袒，《新·传》之写作，根本缺乏时间观念，开篇揭出“乾符二年”之后，中间夹叙几十件事，便云“时六年三月也”，换言之，作传之宋祁，并未经过时序考证，只硬把所有事实，随便纳入此上下两限之内，假使读史者不了解其内容，以为叙述次序，取代表事情发生之次序，因而据以批判，便违背当年之现实。更如涉及黄巢本人，忽而说其攻掠蕲、黄，忽而说其进破滑、濮，巢用兵虽然飘忽，要须问其有无分身术之可能。简言之，黄巢事迹，异常踳驳陵乱，向未经人整理，如果不加以深入研究，删讹去复，使得稍露真相，未免蔑视革命之史实。唯是人言庞杂，一国三公，取舍之间，苟不揭出主张，仍贻读者以其谁适从之感，职是之故，本节附注乃多于正文数倍，亦欲法司马《考异》之美意也。今将王、黄二人事迹，分作四项述之，除数处外，极力避免夹叙夹议之写法，务求事实裸现，细大不捐，庶读者各可运用眼光，得出理论。若如王丹岑之近著（《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二一〇—二四三页）往往改窜或杜撰史实，供其构成理论之根据，则固期期以为不可者。
一、王仙芝初期事略
仙芝，濮州人，未起事之先，咸通十四年（八七三）关东自虢至海受旱灾，同年八月，关东河南大水。（《通鉴》二五二）又有谣言云：“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旧·传》）乾符二年（八七五）正月三日④，仙芝在濮州濮阳县⑤起义，传檄诸道，言吏贪赋重，赏罚不平，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续宝运录》及旧、新《传》）
黄巢，冤句人，少以贩私盐为事，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是年夏⑥，闻仙芝起，与群从八人募众数千以应，民之困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新·传》《通鉴》）
取濮、曹二州，进攻郓州⑦，略沂州，平卢节度宋威击走之⑧。
乾符三年（八七六），仙芝从沂州转向河南⑨，逼颍、陈、宋，破许州之阳翟，汝州之郏城，郑州之阳武。九月，下汝州，执刺史王镣⑩。十月，南攻唐11、邓，十一月，破復、郢12二州，十二月，攻随、安、黄及申、光、舒13各州14，义军所至，大致即现时河南之南部、湖北之东部及安徽之西部。
同月，仙芝攻蕲州，王镣为仙芝致书蕲州刺史裴偓（《新·传》“渥”），偓开城迎降，并上表为之求官，朝只授以左神策军押衙兼监察御史。报至，仙芝喜，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请给我兵，吾不留此。因击仙芝伤其首，众亦喧噪不已。仙芝惮众怒，遂不受命，大掠蕲州，并分所属为两部，以三千余人从仙芝及尚君长，二千余人从巢，各分道而去。（《新·传》及《通鉴》）15
二、王仙芝之末路
尚君长领兵入陈、蔡（《新·传》及《通鉴》据王坤《惊听录》）。乾符四年（八七七）二月，仙芝克鄂州（《新·纪》及《通鉴》据《惊听录》）16。八月，再度西掠復、郢。（《通鉴》）十月，又东下蕲、黄17。
十一月，遣尚君长等请降于招讨副都监杨复光，复光送君长等赴长安求官爵18，途中为宋威截获，伪称在颍州（今阜阳）西南生擒，斩之19。
仙芝闻之，怒，率众渡汉水，攻江陵20，荆南节度杨知温不设备，众自贾堑（在今钟祥县）潜渡，乾符五年（八七八）正月朔，攻入江陵外郭城21，山南东道节度李福悉众来援22，挟沙陀五百骑与俱，次荆门（今同名），沙陀骑破仙芝军。仙芝闻之，焚江陵郛郭而去，城下旧三十万户，至是死者什三四。（参《旧·纪》及《通鉴》）23
六日（壬寅），曾元裕破仙芝别部于申州（今信阳）之东24。
二月，仙芝败于黄梅县（今同名），死焉25。
三月，仙芝余部王重隐克洪、饶二州，重隐旋死，其将徐唐莒代领，不久亦失败26。同时，别将曹师雄掠宣、润，四月，攻湖州，为镇海节度裴璩所破27。余部攻取信、吉、虔等州。
综观本项列举之事实，已可断言仙芝与巢分道而后，两人再未曾会在一起，其理由将于下项申言之。论到仙芝失败，无非咎由自取，其重要原因有二：
第一，彼出身盐贩，保存着贪图富贵的观念。唐朝初时只授以闲散差使——左神策军押衙，便欲牺牲群众，献身投降，经黄巢责以大义，加之群众愤怒，才将卑鄙心情暂时按捺下去。然而认识真理不够，终久必然落伍，彼一经离开黄巢，即屡次派遣使人，请求任命（《通鉴》载郑畋奏，“王仙芝七状请降”），立场如此不坚定，其失败已属于必然性。
第二，自与黄巢分道，时逾一年，考其活动范围，西不过江陵，东不过黄梅，跼促于现在鄂省东南部一段小小地带，多半时间未闻有何进取，大约无非等候官封。立志既低，士气便馁，其注定失败，不待蓍龟。
注释：
1《史话》误为八七一年（咸通十二）（二〇一页）。
2《通鉴》二五三误柳州。
3此名由法人Klaproth证定。
4《旧·传》作乾符中，其下接叙乾符三年，《新·传》作“乾符二年”，《旧·纪》作二年五月，《新·纪》作二年六月。《通鉴考异》二三云：“《实录》，二年五月，仙芝反于长垣；按《续宝运录》，濮州贼王仙芝……檄末称乾符一年正月三日，则仙芝起必在二年前，今置于（元年）岁末。”首应辨明者，《考异》二四引文又作“乾符二年正月三日”，古人无以“元年”为“一年”之习惯，则今本《考异》二三之“一年”，显为传抄之误。何况乾符元年十一月五日庚寅冬至，始改元乾符，（《通鉴》二五二）在是年正月时，实际仍称“咸通十五年正月”，仙芝焉能于十个月以前预知改元。故今以传檄之日为起义之日。攻取濮州则依旧、新《纪》，放在本年五六月。《史话》以起义为元年十一月。（二一一页）最近韩国磐《黄巢起义事迹考》（《厦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五六年五期，以下简称韩考）据乾符二年正月七日南郊赦书，有“勿令无路营生，聚为草贼”之语，判定在乾符元年。按“草贼”为通名，非专名。
5《旧·纪》一九下：“濮州贼首王仙芝聚于长垣，其众三千，剽掠闾井，进陷濮州。”（《新·传》《通鉴》略同）唯《旧·传》称“起于濮阳”；今考《隋书》及《旧书·地志》，濮之长垣，已于开皇十六年改名匡城，开皇新设之长垣，又于大业初并入韦城，唐代并无长垣县名称，故从《旧·传》。
6《新旧唐书互证》四云：“新、旧《纪》书黄巢之始，皆在四年三月，相隔太远，恐皆有误。考《旧书·黄巢传》。尚君长弟让以兄奉使见诛，据查牙山，黄巢、黄揆兄弟依让（《新·纪》，四年十一月，尚君长降，宋威杀之，《旧·纪》在五年二月），是黄巢之起，更在四年之后。《新·传》，巢与群从募众数千人以应仙芝，帝使平卢节度使宋威与其副曹全晸数击贼，败之，拜诸道行营招讨使（《新·纪》宋威为招讨在三年二月，《旧·纪》在四年三月，《通鉴》在二年十一月），是巢之起，在威为招讨之前。此一代大事所关，而草率如此，后之人何所取信哉。”按《通鉴》记巢起于二年六月，其“巢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一句，容易令人看作仙芝未起事之先，二人已经合伙（此句固不定如此解释），今放在夏月，总不至言之过早。至《旧·传》称巢兄弟与尚让共保嵖岈山，系指仙芝死后之事，并非巢到此时才与仙芝部相合，《旧·传》固叙述欠明，赵氏亦失之太泥。
韩考“大起义为何发生于山东”一节，似乎受了地理决定论的影响。中古时所谓“山东”，指太行山以东而言，相当于唐之“河北”，并不是现在“山东省”之等词。许、滑、青、汴、兖、郓、徐、泗都属于河南道之范围，关东则包括更广。而且由前文所举，唐末起义散布各地，时代较前及声势较大之裘甫，乃在浙东。窃谓黄巢出身盐贩，早养成一种与政府对抗之坚忍勇气，其能支持较久，领导的成分要不可忽视也。
7《旧·纪》只称濮州，《旧·传》“陷曹、濮及郓州”，新《纪》《传》及《通鉴》均只称濮、曹二州。今本《旧·纪》五月又言，“郑州节度使李種出兵击之，为贼所败”，《太平御览》引作“乾符二年，王仙芝陷濮州，俘丁壮万人，郓州节度使李穜出兵击之，为所败”。按郓州节度别名天平，驻郓州，濮州在其辖下，今本《旧书》“郑”是“郓”讹，“種”应作“穜”（古童、重通写，故可作锺，董可作蕫），已无可疑（参看拙著《唐方镇年表正补》之天平、义成两条）。唯《通鉴》与《旧·纪》异，其二年六月下称，“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击之，为仙芝所败”，沈炳震主张从《通鉴》，此事尚难论定。郓在曹之东北，可信义军曾进兵其地，惟并未攻占。
8见《新·传》及《通鉴》，《通鉴》叙在十二月下。
9《通鉴考异》二四：“乾符三年七月，宋威击王仙芝，破之。《实录》，去年十二月，宋威自青州与副使曹全晸（亦作晟，见《廿二史考异》五五）进军击王仙芝，仙芝败走；按仙芝若以去年十二月败走，中间半年，岂能静处？盖实因威除招讨使连言之，其实仙芝败在此月，不在十二月也。”把此事排在三年七月，全出臆测，毫无根据。《旧·纪》，三年“七月，草贼王仙芝寇掠河南十五州，其众数万”，当有一部分系七月以前之事（参下注⑩），司马晓得仙芝不会安静半年，同时，对于仙芝活动所需之时间，却加以忽略。仙芝从沂州转向西南，据《通鉴》本身说，八月已到许州之阳翟，汝州之郏城，前后仅一月，谓已攻略过七八州，比较其前后活动时间，亦不可信。况且《通鉴》二年十一月下，“群盗侵淫，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数句，实即前引《旧·纪》三年七月及后引《旧·纪》四年三月两段之变相文字，今《通鉴》先于二年十一月揭出，显与《旧·纪》违背，试问有何信证？尤其错误者，《通鉴》于二年十二月书“王仙芝寇沂州”，三年七月书“宋威击王仙芝于沂州城下，大破之”，是仙芝攻围沂州先后八阅月，此乃任何起义初期实力未充所应避免之错误，仙芝断不至顿兵坚城。如曰一击即去，中间六个月究作何事？“半年岂能静处”之反质，正是请君入瓮。何况《通鉴》下文即接着称，“三年春正月，天平军奏遣将士张晏等救沂州，还至义桥……”假使非沂州已击退仙芝，援兵何至抽回？试为反思，便甚明白。由此推之，《通鉴》三年七月接叙一段：“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纵遣诸道兵，还青州，居三日，州县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时兵始休，诏复发之，士皆忿怨思乱。”正与三年正月天平回军事件相接榫，必原来《补实录》二年底之一节。司马光唯知其一，不知其二，又率以己意武断，割裂分隶，难乎其为信史矣。
《史话》一方面不认识《通鉴》之错误，另一方面又搞自己的一套，叙事几全与旧史（连《通鉴》在内）相背违；（二一二—二一三页）其书首言：“宋威为行营招讨使，指挥平卢、忠武、宣武、义成、天平、淮南六镇的大军……同时出兵四面包围。”把唐军之布置，渲染得井井有条；按二年十一月（此只据《通鉴》，参下注⑩），虽诏淮南等五镇亟加讨捕，然并无部署包围之痕迹。《史话》又言：“唐军从八七五年七月出兵，围剿了一整年，各路大军疲于奔命，始终没接触到农民军的主力，直到公元八七六年六月，宋威才会集了各镇主力，在沂州城下与王仙芝打了一仗。东路的王仙芝虽说受到挫折；但西路的黄巢军却更加发展，连破了阳翟、郏城、阳武、汝州。”宋威与仙芝战，即依《通鉴》说，亦在七月，不在六月。早于二年五六月，仙芝已败天平李穜，何尝未有接触？兖州（即沂海）节度齐克让之出击（见《旧·传》），《史话》亦漏记。至阳翟等四地之攻取，史皆题仙芝名，王氏以属黄巢，既未说明理由，不知从何处体会出来。
10《新·传》之“转寇河南十五州”，纯系抄袭前引之《旧·纪》。考《旧·纪》，四年三月下又称，“青州节度使宋威上表请步骑五千，特为一使……乃授威诸道招讨草贼使，仍给禁兵三千，甲马五百匹。仍谕河南方镇曰：王仙芝本为盐贼，自号草军，南至寿、庐，北经曹、宋，半年烧劫，仅十五州，两火转斗，逾上千众，诸道发遣将士，同共讨除，日月渐深，烟尘未息。……今平卢节度使深愤萑蒲，请行诛讨……今已授指挥诸道兵马招讨草贼使……仍命指挥都头，凡攻讨进退，取宋威处分。”按《通鉴》二年十二月之记事，除寇沂州一节外，纯是《旧·纪》此段之缩编，而比《旧·纪》前差十五个月，故必先将唐朝谕河南方镇之内容，分析清楚，方能决定威为诸道招讨之年月。谕言，“半年烧劫，仅十五州”，如认为二年下半年，则各史料（连《通鉴》）都无此痕迹，此《通鉴》编入二年十二月之必不确切者也。到四年三月，距仙芝起事已逾一年半，且其攻略地点，去平卢甚远，此《旧·纪》编入四年三月之同不可通者也。唯《新·纪》编入三年三月，可信《旧·纪》系后差一年，由此上推至二年秋间，大致为“半年”，相合者一。寿、庐、曹、宋即此一时期内之活动，相合者二。仙芝离沂州未久，加以威自请奋勇，故授为诸道招讨，相合者三。更须声明者，前注⑨所引《旧·纪》，实即谕文之复出，所差只放在三年七月，并改“逾七千众”为“其众数万”而已。
《新》一八三《郑綮传》：“丐补庐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綮移檄请无犯州境，巢笑为敛兵，州独完。”或是义军过而不留耶。
依上文观之，十五州并非全属河南道区域。《旧·纪》称，七月“逼颍、许，攻汝州，下之，虏刺史王镣”，《新·纪》陷汝州在九月，单见于《旧·传》者有陈州，见《新·传》《通鉴》者有郑州；按《通鉴》，四年郑畋奏贼往来千里，涂炭诸州，独不敢犯崔安潜之境，安潜是时节度陈许，故《旧·纪》亦只称“历陈、许、襄、邓”。较可疑者，《通鉴》于九月克汝州后，继称“陷阳武，攻郑州”，又称十月“南攻唐、邓”，路途似乎迂逆，或者是先攻郑而后西南入汝，否则攻郑者为别一支队。若《旧·传》以陷汝州排在五年八月之后，其误更无可疑。
11《旧·传》讹“襄”。
12郢州今湖北钟祥；《史话》以为“湖北江陵”，（二一四页）大误。
13《史话》以为安徽怀宁（同上），据《韵编今释》，应是潜山。
14《旧·纪》七月后，“遂南攻唐、邓、安、黄等州”，《旧·传》有“历陈、许、襄、邓”之语（“襄”应“唐”字之讹）《新·纪》，十一月陷郢、复，十二月陷申、光、庐、寿、通、舒六州，《通鉴》同，胡注云，“通当作蕲”，但《通鉴》下文别著蕲州。复按《新·传》称，“转入申、光，残隋州，执刺史，据安州自如，分奇兵围舒，击庐、寿、光等州”（首句已著光州，末句“光”字当是复出），《新·纪》独无隋州，行写“隋”“通”形似，“通”必“隋”之讹，非“蕲”之讹也。其次，谕河南诸镇已称“南至寿、庐”，如注⑩所证不误，则是三年上半年以前事，《新·纪》《新·传》或强行插入，故阙疑不录。隋、安、黄三州系依交通顺序为先后，申、光偏于东北，或别队所经。舒州最东，《新·传》所云分奇兵出围，颇近事理，故附于末。
将安、随二州事排在本年，尤须予以相当说明：（1）《旧·纪》置攻安州于三年七月后，《新·传》置在围舒前（均引见前文），《旧·纪》又于四年三月下称，“时贼渠王仙芝、尚君长在安州”，此皆安州陷于三年之证。《通鉴》独置陷安州于四年八月，未提本据，故知《通鉴》不可信赖。（2）《新·传》之“残随州，执刺史”，系在据安州之前；唯《旧·纪》称四年“八（今本讹“七”，兹校正）月，贼陷随州，执刺史崔休徵”，《新·纪》亦称四年“八月，黄巢陷隋州，执刺史崔休徵”，然《新·纪》实本自《旧·纪》，只嫌“贼”字无着落，故以意易为“黄巢”，此由四年八月巢不在南方，可反映知之。《通鉴》特著八月“乙卯”，仙芝陷随，检《朔闰表》三，是年八月己巳朔，月内无乙卯，由于《旧·纪》有将三年事错编入四年（如前引谕河南方镇一事），又由于《通鉴》之纪日不合，所以认《新·传》为比较可信。再从地理形势察之，仙芝既破復、郢，为避免鄂州实力，故迂回东北，经随、安以入黄、蕲，如其不然，仙芝军岂能飞越；根此数种原因，认本年曾破随、安，似属无可非难之事。
《史话》云：“唐朝的大军，于九月集中河南，农民军……在邓州击溃了李福的大军，十月破唐州。”（同上）循览《旧》《新》两书及《通鉴》，都无击溃李福之记载，杜撰史实，殊失史家忠实态度。王氏屡用“大军”字样，殊不知李福即遵照朝命，派出者亦不过步骑二千（见下文），未得为“大”，余可类推，不复多辨。
《史话》又云：“十二月，转攻申州、光州、寿州、庐州，并南攻舒州，沿江西进，包围了州。”（同上，应作蕲）王氏编王、黄史话，除《通鉴纪事本末》外，直无暇旁参他书，故对于当日实情，十分隔膜。仙芝主力当十二月时，系由随州（今随县）东南，向安（今安陆）、黄（今黄冈）进攻，故同月即到达蕲州（今蕲春），舒州只是分兵（说见前），就地势言，本是沿江东下，唯王氏不知参据《旧·纪》《新·传》，遂误为破郢、復后东出至舒州，再回军西指而入蕲，非特往返徒劳，有违战略，抑亦完全抹煞前人之记录也。
关于此段时期，唐廷如何对付民军，《史话》有云：“增派……曾元裕为副招讨使，统帅昭义、义成两镇大军驻洛阳；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守许昌，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分扼邓州、汝南……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驻潼关……兵力重点是集结在亳州、汴州、许昌、洛阳东西之线，来包围汝州、郑州间的农民军”（同上）；如此叙述，令人觉得唐朝部署非常严密。但试检王氏所专据之《通鉴》观之，则并不如此；《通鉴》云：“八月，仙芝陷阳翟、郏城，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击之……又昭义节度使曹翔将步骑五千及义成兵卫东都宫。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守东都。又诏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二千，守汝、邓要路。仙芝进逼汝州，诏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选步兵一千，骑兵五百，守陕州潼关。”《史话》将曹翔所统部队易为元裕，且数不满万，未是大军，误一。陈许（即忠武）节度本治许州，非特命防守，误二。邠宁、凤翔只是合选步骑一千五百，派守潼关，非侃、二人往驻，误三。汴州为宣武所治，于史未见兵力集结之明文，如谓节度治地即兵力所在，则《史话》所举，又有罣漏，误四。统观上之任命，出击者只得安潜一支，其余不过分守据点，守点是消极性防御，包围是积极性合攻，王氏将“守点”看作“包围”，此尤瞢然于战略之运用者也。《旧·纪》曾言，“时关东诸州府兵不能讨贼，但守城而已”，《新·传》略同，王氏不能认识官吏之无能，徒挟私见以驱遣史事，画犬作虎，固知其不类。
15《通鉴》同月又载郑畋奏：“自沂州奏捷之后，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疮痍数千里，宋威衰老多病……今淹留亳州，殊无进讨之意；曾元裕拥兵蕲、黄，专欲望风退缩。”因请以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代威，张自勉为副使代元裕云云；据《通鉴考异》二四，此奏本自《补实录》，但未言行与不行，《新·纪》遂于三年十二月大书安潜为都统，自勉为副使，其实四年威、元裕为使副犹如故，因断定《新·纪》错误。余按此奏必原见《郑畋集》（司马光作《考异》，亦尝直引《郑集》），相信集内不署上奏年月，故《补实录》以己意编入三年十二月，而司马氏无从断其是非也。依我个人分析，此奏非上于三年十二月，可得两个反证：其一，《通鉴》三年十二月又载：“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奏，尚君长弟让据查牙山，官军退保邓州。”招讨副使都监者即招讨副使所部之监军，常与招讨副使同在一起，换言之，则三年十二月元裕方退保邓州（今邓县），并未进至蕲、黄。其二，如果认三年十二月元裕已驻兵蕲、黄，则双方总不免发生接触，仙芝安能自由“出入蕲黄”（语见《新·传》）？复次，四年七月威被黄巢围于宋州，得张自勉来援，巢始解围，亳在宋州南，威进驻亳州，似在解围之后，畋称自勉为骁雄良将，亦似因其援宋立功，据是以观察，元裕进驻蕲、黄，总在四年七月前后，故四年十月《通鉴》有元裕破黄巢于蕲、黄之记载，但所破者是仙芝不是黄巢。司马氏既能断《新·纪》之误，顾仍列畋奏于三年十二月，且附加“上颇采其言”之结语，盖未能将此问题彻底解决也。
16《新·传》开首即列柳彦璋为仙芝部将之一，故以彦璋陷江州事附见传内；唯《旧·纪》四年八（今本讹七）月称“江州贼首柳彦璋”，《新·纪》四月称“江西贼”，《通鉴》三月称“贼帅”，六月只称“柳彦璋”，均未认为仙芝部下，故从阙疑之例。韩考将彦璋与乾符二年事牵合为一起（一二二页），亦不可从。
17此事亦只见《通鉴》，云：“黄巢寇掠蕲、黄，曾元裕击破之，斩首四千级，巢遁去。”按此时巢断不在长江。唐末纪事，即同属一书，往往极参错，如《惊听录》忽而谓巢趣闽广，仙芝指郓州，忽而谓仙芝陷鄂，巢陷郓，已经《通鉴考异》指出，如斯之例，当不在少数。
18《史话》云：“王仙芝派副统帅尚君长秘密去洛阳，与杨复光商谈投降条件。”（二一六页）非也。复光是元裕之监军（说见前注15），当时已进至今湖北境内，不在洛阳，唯复光转送君长等至长安，故路出颍州西南。《旧·传》云：“仙芝乃令尚君长、蔡温球、楚彦威相次诣阙请罪，且求恩命。”《旧·纪》云：“仙芝令其大将尚君长、蔡温玉奉表入朝。”（温玉、温球当为同一人，未详孰是）是也，此事，《旧·传》记在三年十月后，应是四年之讹，《新·纪》《通鉴》均作四年十一月。若《旧·纪》记在五年二月，则因仙芝失败而连类及之。
19《旧·传》“并擒送阙，敕于狗脊岭斩之”，《通鉴》亦作“生擒以献”，似斩于长安。但《旧·纪》称“威乃斩君长、温玉以徇”，《新·纪》称“宋威杀之”，《新·传》称“命侍御史与中人驰驿即讯”，又似斩于军前。狗脊岭，据《通鉴》二四七胡注引宋白《续通典》在京城东市，则《旧·传》为合。
20《旧·传》陷江陵在四年（今本讹三年）七月，今从《旧·纪》《通鉴》放在岁末，盖因五年元旦陷江陵外郛而连言之。《旧·传》又言：“贼怒，悉精锐击官军，威军大败，复光收其余众以统之。”然威似未进至鄂南，亦不见于其他纪传，故从阙疑。《史话》云：“当公元八七七年六月王仙芝围攻襄阳时……派副统帅尚君长秘密去洛阳”（同上），按仙芝自起事以至失败，未尝围攻襄州（即襄阳），此是大大错误。如说是“江陵”之误笔，则各史都未说是“六月”，是两重错误也。仙芝早已丧失革命立场，按兵不动，故派君长等赴长安谋妥协，及闻君长被杀，才率众攻荆州，如依《史话》的叙法，则其早失立场之事实，被遮掩过去，不特与旧史不符，亦非所以昭炯戒。推原《史话》所以致误，实由于《通鉴》四年八月有如下一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遣其子将兵救随州，战死，福奏求援兵……忠武大将张贯等四千人与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间逃归。”姑无论陷随州是否四年之事，（见前注14）然援襄州云者，豫备之行动，非谓仙芝已围襄阳。且如《史话》言仙芝“由襄阳撤围，南入荆州”（同上），则须知襄阳、江陵同在汉水之西，仙芝何需乎渡汉？既缺乏地理知识，复出以逆亿，其能了解事实之真象者仅矣。
21《旧·纪》叙在四年十二月，今依《新·纪》及《通鉴》。
22观此，尤徵《史话》“自襄阳撤围，南入荆州”之无稽。
23可参看177页注18。
24《新·纪》，“壬寅，曾元裕及王仙芝战于申州，败之”，又《通鉴》，“壬寅，招讨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东”。按两书皆称丁酉朔，仙芝陷江陵外郛，则其逗留江陵，必有数日，申州隔江陵，直距亦五六百里，既非被敌尾追，无用急行，岂能于六日之前，回达申州之东。《新·传》曾言，“诸军屡奏破贼皆不实”，余以为此事亦属一例。仙芝是首领，故所遇者虽为别部，亦必指名仙芝以欺骗朝廷，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新·传》又以其事排在仙芝死后，谅无别据。《史话》云：“王仙芝在李福、高骈两路大军压迫之下，转入河南。”（二一七页）据《通鉴》，正月庚戌（十四日）方以西川高骈为荆南节度，是时仙芝已离开江陵，仙芝之走，只因李福来援，《史话》所叙，殊违当日之实况。
25旧、新《纪》及《通鉴》皆作二月。击败仙芝者，《旧·纪》《新·传》称宋威，《通鉴》据《补实录》作元裕，《旧·传》作王铎（“代为招讨，五年八月，收复荆州，斩仙芝首”。荆今本讹亳，据《考异》所引改正），除《旧·传》绝对不可信外，其为威或元裕，表面虽异，事实则同。依前文，元裕军在申州，打仗者相信是元裕，然威本正招讨，《新·纪》《通鉴》正月下虽著威罢招讨，或尚未交卸，自然引为己功。其次，《考异》引《补实录》云：“元裕奏大破王仙芝于黄梅县，杀戮五万余人，追至曹州南华县，斩仙芝。”南华今东明，谓尾追千五百里以上，始行俘获，亦奏报不实之一例，《通鉴》称“追斩仙芝”，则仍有惑于《实录》也。
《新·传》于仙芝攻江陵之后，未死之前，夹叙“进破朗、岳，遂围潭州，观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西扰宣、润，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别部还入河南”一大段，试取《通鉴》比观，纯是仙芝身后之事，今且不论。吾人须记取此一时期，前后不足两月，仙芝焉能作出如许事业，此为时间性问题。从潭州进向浙西，要横过湘东及赣、皖，今《新·传》竟一步超跃，此为空间性问题。有此疑难，其能奉为信史耶。《通鉴》五年三月有“群盗陷朗州、岳州”一条，未指明仙芝党徒。潭州事，《通鉴》不载，但《新·纪》《通鉴》均称是年三月瑾为部下所逐，如《新·传》可信，亦只能安排在三月耳。
26关于重隐事，旧、新《纪》《传》，说各不同：（1）《旧·纪》先称本年“二月，王仙芝余党攻江西”，既曰“余党”，显示仙芝已死。其下又称君长等被杀，“仙芝怒，急攻洪州，陷其郛”，系追叙仙芝未死时之事，换言之，即陷洪州时仙芝未死。（2）《旧·传》言“四（今本讹“三”，前文已校正）年七月陷江陵，十月，又遣将徐唐莒（今本讹君莒，据《考异》引文校正）陷洪州”，以陷洪州为四年事。（3）《新·纪》，五年二月称，“王仙芝伏诛，其将王重隐陷饶州，刺史颜标死之，江西贼徐唐莒陷洪州”，又“四月，饶州将彭令璋（《通鉴》作幼璋）克饶州，自称刺史，徐唐莒伏诛”。按洪（今南昌）、饶（今鄱阳）邻比，依《通鉴》，唐莒是重隐部下，合而观之，当日盖连克二州，不过或称饶，或称洪，或称重隐，或称唐莒，致令读者迷惑耳，年、月与《旧·纪》同。（4）《新·传》叙事最为混乱，攻江陵后称“仙芝自围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显系抄自《旧·传》。尚君长等被杀后又称，“仙芝怒，还攻洪州，入其郛”，显系抄自《旧·纪》。将一件事分作两件，正所谓多修一回史，越增加一重错误者也。唯《通鉴》所记，前后较联贯，故据为底本而参合《新·纪》书之；其可疑之点，则重隐占洪州之下，继言“贼转掠湖南”，不知是否朗、岳二州之复出，故弗予采入。总言之，关于重隐及曹师雄之行动，史虽不一其词，究丝毫无背叛仙芝痕迹，《史话》所谓仙芝破江陵时，“大将王重隐与曹师雄就脱离了王仙芝”，（二一七页）殊觉无征不信。
其次，韩考引《全唐文》八一九杨钜《唐御史里行虞鼎墓志》：“乾符二年（八七五）黄巢寇饶州……城遂陷。”为王仙芝在元年起事之证，并认定二年巢军已攻下饶州。（一一九及一二二页）按依前文所考，二年时义军只活动于曹、濮、郓、沂数州，实力未伸至长江北岸，更安能渡江而破饶州？志称鼎“咸通十年（八六九）进士，为校书郎，累迁至监察御史里行……寻陟饶州刺史”。唐末升转虽较速，但仅及七年，似未能迁至刺史，各史亦无二年破饶事，唯“五”字略漫便讹“二”，如作“五年”，斯与《新·纪》相合。所难决者《新·纪》明言颜标死事，则破城时饶州刺史不得为虞鼎，鼎至五代方死，或是后来的刺史，而志之记事有误欤？抑《新·纪》所书不确欤？
27《新·传》开首虽列师雄为仙芝部将之一，然传内再不见其名，此一节全本《通鉴》（参下166页注⑨）。
大革命爆发——黄巢独当一面之巨大发展
巢自蕲州与仙芝分道，北出齐、鲁。（《新·传》）四年三月，入郓州，杀天平节度薛崇①，又破沂州②。七月，围宋威于宋州，会张自勉引兵来援，乃解围去③。十二月，克滑州之匡城④（今长垣西南），进破濮州。（《通鉴》）⑤
五年二月，方攻亳州未下，会仙芝死，其余党尚让等归之⑥，推巢为首领，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旧、新《传》）⑦
三月以后，巢开始其南北大转战，首攻滑州之卫南（今滑县东），南略宋州之襄邑（今睢县西），汴州之雍丘（今杞县），又西南至郑州之新郑（今同名），许州之阳翟（今禹县），汝州之郯城（今辅城）、襄城（今同名）及叶县（今同名）⑧。乃率众十万，渡淮出淮南，其锋甚锐⑨。原夫王、黄分道，王向南，黄向北，北方节镇较密，活动之范围，较受限制。今巢乘仙芝已死，改辕易辙，抛弃中原必争之胜，转入大江以南兵备稍虚之地以培养实力，此所谓战略上之成功也。
巢攻和州（今和县），未下，渡江攻宣州（今宣城）⑩，入浙西。
八月，攻杭州。九月，进克越州，执浙东观察使崔璆，镇海将军张潾复取越州。（《新·纪》）11由浙东欲趋福建，以无舟船，乃开山洞七百里12，由陆路趋建州（今建瓯）13。十二月，克福州14。
六年（八七九）15，攻下广州16，执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17，自称“义军百万都统兼韶、广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续宝运录》）18露表告将入关，因数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朝臣与中人赂遗交构及铨贡失才诸弊，一面申禁刺史殖财产，凡县令犯赃者族。（《新·传》）从此西入桂管19，其众患疫，劝之北归，自桂州编大栰数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20，历永、衡二州21。十月二十七日（癸未），克潭州22；时李系守潭，有众五万，并诸团结军号十万，巢急攻一日而城陷，系仅以身免，流尸塞江。（《旧·纪》）闰十月，进克澧州。（《新·纪》）尚让乘胜逼江陵，节度使王铎闻系败，弃城走襄阳，其留守刘汉宏纵兵大掠，焚剽殆尽。十一月六日（辛酉），巢入江陵23；欲攻襄阳，前锋一万屯团林驿，江西招讨使曹全晸与襄阳节度刘巨容屯荆门（在襄阳南二百七十余里），全晸等匿精甲林薄中，挑战伪不胜，义军弗为备，廿二日（丁丑），失利于荆门，全晸等尾追不舍。十二月七日（壬辰），巢弃江陵，率舟师东下，攻鄂州，陷其郛24。
广明元年（八八〇）巢离鄂后25，连下饶、信、池、歙、衢、婺、睦等州26。淮南节度高骈遣其将张璘渡江27，四月，璘复取饶州，五月，巢与战于信州，杀之28。六月廿八日（庚戌），克宣州29。以上皆巢在长江以南活动之概略。
七月，自宣州采石矶渡江30，下和、滁二州31，进围扬州之天长、六合，高骈不敢出战，又破天平节度曹全晸。九月32，乃悉众渡淮，自称率土大将军33；转牒诸军，首称，“屯军淮甸，牧马颍陂”，（《唐末见闻录》）后又申言，“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通鉴》据齐克让奏）34自淮已北，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惟驱丁壮为兵。（《旧·纪》）十月，别队破申州。（《新·纪》）35十一月，克汝州。（《新·纪》）36十七日（丁卯）37，进平东都，留守刘允章率分司官属迎谒，只供顿而去，坊市晏然，（《旧·纪》）旋攻陕州。（《旧·传》）廿二日（壬申），克虢州，（《旧·纪》）檄关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骈如鼠走穴，尔无拒我。（《新·传》）廿六日（丙子），攻潼关，（《旧·纪》）38白旗满野，不见其际，举军大呼，声振河华。（《通鉴》）十二月二日（辛巳），下潼关，（《旧·纪》）39过华州，使乔钤留守40。四日，过昭应。（《旧·传》）41五日（甲申）晡时，前锋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在京文武迎巢于灞上42。巢乘金装肩舆，位次者乘铜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执兵卫者绣袍华帻，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入自春明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43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军众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尤憎官吏。十三日（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国号大齐，改元金统，悉陈文物，御丹凤楼宣赦。赦书有云：“揖让之仪，废已久矣，窜遁之迹，良用怃然，朝臣三品以上，并停见任，四品已下，宜复旧位。”以妻曹氏为皇后，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兼侍中，崔璆、杨希古并同平章事，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兼左右军中尉，费传古枢密使，郑汉璋御史中丞，李俦、黄谔、尚儒为尚书，马祥右散骑常侍，方特谏议大夫，王璠京兆尹，皮日休、沈云翔、裴渥为翰林学士，许建、朱实、刘塘为军库使，朱温、张言、彭攒、季逵为诸卫大将军四面游奕使。又选骁勇形体魁梧者五百人曰功臣，令其甥林言为军使44。下令，军中禁妄杀人，悉输兵于官。农民革命军之光辉历史，至是而达于顶峰，禁令虽或不尽行，然《秦妇吟》有云：“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人民对于义军之观念，固已此善于彼矣。
此种缺点犹其小焉者，巢入京后之第一个大失着，即纵令僖宗徜徉入蜀，使反动派得藉以号召，致李朝死灰复然，结果无异于削弱自己之势力。先是，十二月甲申（五日），僖宗闻警，偕田令孜率神策军五百，自金光门出45，宦官西门匡范统右军以殿，是日次成阳。戊子（九日），至骆谷婿水驿。丁酉（十八日），次兴元。《补实录》谓巢曾派数万众西追，《通鉴考异》因其不言追及与否，又不言为谁所拒而还，弃而不取，所见甚当；诚以唐主等五日次咸阳，仅行四十里（参《元和志》一），盩厔在长安西南百三十里，骆谷关又在盩厔西南百二十里，（《元和志》二）由此推之，五日至九日，平均每日只行五六十里，神策军皆疲败不能战，假使入京后立遣万骑，以急行军之姿势趣之（由潼入京，巢军约日行百里），则唐主等尽可一网成擒，何至遗后来之祸根，大约巢既进京师，便急温其帝皇之迷梦，略同于秦之陈涉，明之李自成，故不复谋及追蹑也，革命胜败之枢机，端系于此。《史话》云：“在这种群情瓦解的情势下，如果农民军继续西攻，尽力穷追，唐朝在陕西境内的武装，当可全被击溃的。可是从公元八八○年十二月46到公元八八一年三月，农民军却在长安按兵不动，忙着列爵分土，忙着称国号，改正朔，陈文物，易服色，登丹凤楼，下赦书，向领袖黄巢，上承天广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的尊号，以为一纸空文的赦书，就可以统一全国了。因此反动唐朝的残余势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得到重新的部署。”（二三〇页）此一段批评，至为恰当。
注释：
1《旧·纪》，三月“黄巢聚万人攻郓州，陷之，逐节度使薛崇”，《新·纪》月分同，唯云“薛崇死之”，独《通鉴》作二月，杀崇则与《新·纪》同，《廿二史考异》五五引《新五代史·朱宣传》，中和中郓州节度使薛宗卒，谓薛宗即薛崇，因断定张裼镇郓，必在崇前（参下注⑦。按《通鉴考异》引《旧五代史·朱瑄传》及《补实录》，均作薛崇）；按旧、新《纪》及《通鉴》均以崇镇天平止于四年，《通鉴》更于乾符二年著崇镇天平，（参147页注⑦）《新书·朱宣传》亦称郓州节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战死。有此多条反证，则崇镇天平，似不应晚在中和三年（《新五代史》称薛宗卒于“中和二年王敬武遣曹全晟入关与破黄巢还过郓州”之时，则最早不得过中和三年），只持《新五代史》一条，恐不足以打消其他之记载，钱氏亦认为“俟后贤论定”也。
2《新·纪》《通鉴》均作三月，《旧·纪》作五月。《旧·传》叙“陷沂州”于仙芝死后，非也。
《通鉴》据《补实录》于四月下称，“黄巢与尚让合兵保查牙山”。按《通鉴》三年末载杨复光奏，已称让据查牙山，官军退保郓州，则让占此山（即嵖岈山，在今河南遂平县西五十里）不始本年，况本年春夏间，巢方活动于鲁西，何为忽然退至汴南山里？《通鉴考异》虽表示怀疑，却不能扫除障翳，遂致略现矛盾。由是知《旧·纪》所云“七月，黄巢自沂海（帅？）其徒数万趋颍、蔡，入查牙山，遂与王仙芝合”，同属错误，七月巢方围宋（见下文），不会移旆查牙。总言之，让保查牙，应依《旧·传》在其兄君长被杀之后，而让以所部（即仙芝余部，不是仙芝本人）合于巢，又应晚在五年仙芝既死之时，即《旧·传》之“仙芝余党悉附”，如此排比，则皆合于事理矣。
3《新·传》，“巢引兵复与仙芝合，围宋州，会自勉救兵至，斩贼二千级，仙芝解而南，度汉攻荆南”，实以前条注所引《旧·纪》及《旧·纪》另一段（“十一月，贼王仙芝率众渡汉，攻江陵”）为底本，而中间插入围宋之事。然仙芝此时方屡使通唐，坐待官赏，绝不类有北上围宋之举。唯《通鉴》亦称七月“庚申，王仙芝、黄巢攻宋州”，按宋、郓相距不足五百里，巢从郓围宋，是极自然之事；不过仙芝尚生，巢名还未大显，因之地方报告往往冠以仙芝之名，其理由非常简单，不足为异。反之，《通鉴》是年十月称“黄巢寇掠蕲黄”之“黄巢”，又许是事后追记之误，巢此时不可能分身南下也。《史话》云：“黄巢集团北入山东，连破郓州、沂州……宋威从亳州驰援山东，先后为黄巢所击溃，宋威退守宋州。六月，黄巢进围宋州……张自勉驰救，黄巢由宋州撤兵，北渡黄河，攻占了濮州。”（二一六页）此一段叙事，在全章中尚较为干净；唯威驻亳州似在四年七月以后（见前153页注15），《史话》所揭威由亳援山东屡被巢击溃，则皆于史无征，仍脱不尽附会之故智，围宋作“六月”，亦是小误。
4《新·传》作考城，当因讳匡之故。
5《新·纪》以陷濮州附五年三月下。
6《旧·传》：“及仙芝败，东攻亳州不下，乃袭破沂州，据之，仙芝余党悉附焉。”内破沂一句，163页注②已指出其误，攻亳颇疑是巢之别队（见下注⑧）。《史话》云：“当公元八七八年二月王仙芝集团在黄梅失败于曾元裕时，黄巢集团正在亳州，包围了宋威，曾元裕的大军从黄梅乘胜北援亳州”。（二一八页）元裕援亳一节，纯是无中生有，黄梅与亳相隔千里之外，《史话》往往将濒于崩溃之唐室，渲染成调度有方，行军敏捷，而不知如此适足使人看不见中古革命之真象。
7《通鉴》于改元王霸下接称：“巢袭陷沂州、濮州，既而屡为官军所败，乃遗天平节度使张裼书，请奏之，诏以巢为右卫将军，令就郓州解甲，巢竟不至。”此段叙事倒错，半沿《旧·传》之误（见前条）。《通鉴》已书陷沂在四年三月，陷濮在同年十二月，此处不应复出，窃谓段首应补“先是”二字。就巢个性观之，似不会随便请降，我以为可有两种解释：（1）缓兵之计。《旧·传》曾称巢渡淮时伪降于高骈，可互证。（2）地方官吏伪造以塞责。关于巢遗裼书，《通鉴》系本自《补实录》；按《旧·纪》，乾符二年七月，裼镇郓，四年三月，巢逐郓使薛崇，似裼在崇前。但《旧·张裼传》，乾符三年冬出镇郓，四年卒于镇，出镇年月，纪、传不符，又与巢遗裼书不相容（遗书在破沂、濮之后，则应五年初之事），《新·纪》置裼卒于五年，亦自有其理由（《通鉴》更迟在六年三月）。综合观之，《廿二史考异》五五裼必在崇前之证（见163页注①），仍觉未能确立。又《通鉴考异》引《补实录》，巢自称黄王，恐不确，见186页注43。
8从四年年底巢所活动之地区观之，我相信五年之初，巢仍留在滑、濮（濮州是仙芝起义时之老本营），《通鉴》三月下称“黄巢自滑州略宋、汴……黄巢攻卫南，遂攻叶、阳翟”，其“自滑州”三字亦表现滑为此次南下发轫之点，余疑攻亳是巢之别队者，职是故也。不过《通鉴》先言略宋、汴然后攻卫南，显系先后倒错，兹故依南北顺序记之。襄邑等七县均见《新·传》，唯误以“郏城”为“郏”。《史话》云：“黄巢在曾元裕未到亳州以前，从亳州撤围，北攻宋州、汴州，连破阳翟、叶县，曾元裕的大军就急入洛阳”；（二一八页）按攻宋汴两句本自《通鉴》，但《通鉴》明言“自滑州”出发，今臆改为从亳州北攻，殊觉南辕而北辙。其次，《通鉴》于三月下先书“又诏曾元裕将兵径还东都”，继又书“诏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救宣、润”，可见元裕还在鄂东，故令就近驰援宣、润，《史话》竟说元裕北援亳州，又西入洛阳，写成生龙活虎一样，确为腐化之反动军队增色不少，弗知其大错特错也。
9《旧·纪》，五年二月下云：“尚君长弟尚让为黄巢党，以兄遇害，乃大驱河南、山南之民，其众十万，大掠淮南，其锋甚锐。”其实此乃巢之本军，让特部帅之一耳，系诸二月，亦失之过早。抑淮南为南下必经之路，除《旧·纪》外，旧、新《传》均有叙及，《通鉴》乃只字不提，可算一个大漏洞。至渡淮时间，从前后事情推之，总在六月以前，《旧·纪》三月下称：“黄巢之众，再攻江西，陷虔、吉、饶、信等州”（末句，《旧·卢携传》同），《新·传》《通鉴》皆袭其文，唯《新·传》不著年月，但《旧·纪》即接称“自宣州渡江”；按饶、信已在江南，吉、虔更近于五岭，假使攻此数州者为巢之本部，则先经渡江，何来此时又在宣州径渡？司马光知其前后文义不能联接，于是将此一句改为“黄巢引兵渡江”，且移于“攻陷虔、吉、饶、信等州”句之上，在文字之外表，诚然得到解决，可是对于事情之实质，依然未有解决。因为，《通鉴》于八月称，“黄巢寇宣州，宣歙观察使王凝拒之，败于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东”，比《旧·纪》著于三月者相差五个月，《旧·纪》究如何错误，未能明白指出，此为第一点。巢知仙芝（二月）失败后（《考异》引《惊听录》，六年巢回至衡州，“方知王仙芝已山东没陈，又尚君长生送咸京”，事必不确），方自滑州南下，转战宋、汴、郑、许、汝诸州，再渡淮至江，只此一段曲折行程，已约可三千里，即使日行六十，毫不停留，亦非五十日不办；然巢须沿途掠取物资以谋供给，又常会遇着人力或自然之多少阻抗，而虔州更在江之南千里以上，依此审度，在五年三月底以前，巢军非特不能到达虔州，实亦不能到达长江边缘，此为第二点。然则《旧·纪》此一节究应如何解释耶？吾人试将前文所记仙芝余部之活动，比合现之，并核其时间、空间（同是三月，同是饶州，又饶、信毗连），便知攻江西断非巢本军所为，仙芝余部固许遥奉巢为主帅，然其混乱之最要原因，还是根于两种史料记载之不同。盖秉笔者如知重隐等原属仙芝，则特揭其名，不知则统算入黄巢账上，《旧·纪》杂采间事异辞之两种史料，弗能审择，只可于先后两月间用“再攻”字了之。明乎此，则知《新·传》所云，“在浙西者为节度使裴璩斩二长，死者甚众”，实即《通鉴》之仙芝别将曹师雄；《通鉴》六月下称“王仙芝余党剽掠浙西”，又岁底附称“是岁曹师雄寇二浙”，皆为复叠之记载，应并作一条。《史话》云：“于三月渡江，转入江西，与王重隐一军在洪州会师”；（二一八页）盖未尝联系实际，稍作思考。或者援《旧五代史》，“武皇（李克用）杀段文楚……乾符五年，黄巢渡江……以武皇为大同军节度使”（《新·沙陀传》略同，惟易克用为国昌），又据《唐末见闻录》，国昌除大同节度在五年四月（均见《考异》引文），以为黄巢三月渡江，固有别证；殊不知《旧五代史》此处之“黄巢”，与《旧·纪》“黄巢之众，再攻江西”，事同一例，所谓仙芝余部之活动算入黄巢账上者也。
《新·传》叙事，未经过时间性之检查，故往往后先倒错，如先云，“巢兵在江西者为镇海节度使高骈所破”，骈以五年六月调浙西，则是五年事；后又云，“转寇浙东……于是高骈遣将张璘、梁缵攻贼，破之，贼收众逾江西，破虔、吉、饶、信等州，因刊山开道七百里，直趋建州”，在入闽之前，亦应是五年事。唯其如此踳驳，故周连宽得出“骈第一次败巢是在江西，张璘等破巢于浙东已是第二次告捷”之结论。（《岭南学报》一一卷二期二○页《唐高骈镇淮事迹考》）为要分清泾渭及判明巢本人行踪起见，首须知饶（今鄱阳）、信（今上饶）在今江西省东北，吉（今庐陵）、虔（今赣县）在其南部，断是仙芝（或重隐）余部两支之分扰，绝非巢之本军；否则虔州已面临大庾之前门，何为不径出广南，反取由浙入闽之迂道？且如坚持《新·传》之叙述，系顺着时序，则巢军之进行，应为（1）渡江入江西，为骈所败，（2）转入浙东，为璘等所败，（3）复西回江西，破饶、信、吉、虔等州，（4）开山路七百里至建州；巢纵无谋，未必如此疲于奔命以削减自己之实力。且有一更要问题，即（3）（4）两段路程如何联接？吉、虔为入粤之路，非入闽之路，应无相关，信州虽可通建州，但依《旧·纪》及《通鉴》，巢系经浙东入闽（见下注11），由此言之，是巢于同一年内两出江西，两转浙东，然后变计入闽，合观前文大庾之反诘，揆诸事理，殊无信值。申言之，作《新·传》者对于时间、空间，俱缺乏认识，又无能除繁去复，故至芜杂不堪，读史者所应扫清荆棘，以惠后学也。
《旧书》一七八《郑畋传》：“五年，黄巢起曹、郓，南犯荆、襄，东渡江、淮”，首句是追叙，二句是仙芝的活动，唯末句才是巢本人本年（五年）的事业，可见晚唐史料，非常陵乱，不容呆读。
10渡淮后所经地不详。《旧·纪》称“自宣州渡江”，语涉含胡，今略易其文；得此，益见《史话》会师洪州及六月放弃江西（二一九页）之无据。《新·传》又有“巢攻和州未克”一事，他书都不载，以地理求之，和州在淮水之南，江之西岸，宣州之西北，恰合于渡江的条件，其为五年事无疑。《通鉴》著攻宣于八月，足证三月渡江说之不信，《旧·纪》将实质不同之事，错误的连叙而下，非谓皆发生于三月也。巢在整个南北转战过程中，据我的看法，只三次渡江（沿江而下则不算作一次），奚风以为“四渡长江”，（《历史教学》一九五五年三期二六页）不知其如何排算也。
11璆，《新·纪》误琢，据《新·传》及《新旧唐书互证》四改正。《通鉴》根本上不信有此事，其广明元年称，璆罢职在长安，即暗示璆未被执。记载略与之相近者，有《旧书》一七八《郑畋传》，传云：“五年，黄巢起曹、郓，南犯荆、襄，东渡江淮，众归百万，所经屡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据之，致书与浙东观察使崔璆，求郓州节钺，璆言贼势难图，宜因授之，以绝北顾之患。”似璆未被执，然《畋传》叙致多误（参前注⑨及下注19），难为信证。抑《通鉴》于五年底附称，“是岁，曹师雄寇二浙，杭州募诸县乡兵各千人以讨之”，《新五代史》六七《钱镠世家》则称，“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将王郢作乱，石鉴镇将董昌募乡兵讨贼，表镠偏将，击郢，破之，是时黄巢众已数千，攻掠浙东，至临安……遂急引兵过”，又《旧·纪》于“自宣州渡江”下，继称“由浙东欲趋福建，以无舟船，乃开山洞五百里，由陆趋建州，遂陷闽中诸州”，《通鉴》大致亦抄袭《旧·纪》，吾人试问既入浙东、西，所经何地？欲乘船则必抵达沿海，据此推求，本年之连攻杭、越，是极可能的事，故今从《新·纪》。《史话》谓“与曹师雄会师”，又是杜撰事实。
继检《吴越备史》一云：“（乾符）五年，寇盗蜂起，有朱直管、曹师雄、王知新等各聚党数千，剽掠于宣、歙间。秋九月，王（即钱镠）率本镇兵讨平之”（直管，下文光启三年又作“杭州山贼朱直”），可见师雄与巢，军事上并无联络。《备史》又云：“乾符二年夏四月，浙西镇遏使王郢作乱，敕本道征兵讨之，时董昌戍石镜镇，亦募乡里之众以副召，王遂委质于董氏。……六年秋七月，黄巢拥众二十万大掠州县……巢将及石镜镇，众才三百人。王谓董氏曰：黄巢以数万之众，逾越山谷，旗鼓相远，首尾不应，宜以伏兵袭之，或可少却耳。巢前军二千余众果崎岖而至，王率二十骑伏于草莽，巢小将单骑先进，王亲注弩射之，应弦而毙，伏兵遂起，巢兵大溃。”即前引《新五代史》之本据，惟误作六年（六年七月巢方在岭南），《新·纪》既正作五年，但又讹攻杭为陷杭。《临安志》，石镜山在临安县南一里，钱镠改为衣锦山；《新五代史》作石鉴，殆五代时避石敬瑭之嫌名。宋葛澧《帝都赋》“自唐乾符之后……虽黄巢之众，不能逾临安而深入”，（《舆地纪胜》二）亦表示义师已到临安境上。复次，据《备史》，镠只破巢众二千余人之前锋，陆烜《黄巢事迹考跋》引《备史》，钱镠以少骑破巢众廿万，则并未细读其文。最近韩考既主张攻下广州在六年，（一二八页）同时又说攻杭以乾符六年为当，（一二六页）对时间性之安排，似未详加考虑。
12《新·传》《通鉴》均作七百里，《旧·纪》作五百，《通鉴》胡注云：“按《九域志》，自婺州至衢州界首一百九十里，衢州治所至建州七百五里，此路岂黄巢始开之耶？”按《元和志》二六，衢州“南至建州七百里”，同书二九，建州“正北微东至衢州七百里”，衢、建间至今尚为闽、浙交通大道，必非巢始开，特加工而已。
《通鉴》，五年八月后云：“开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诸州。”大半系承袭《旧·纪》，惟不得其确月，故连叙而下；桑原隲藏之《史料异同表》既陷于呆引，且更误作“七月”。
13《史话》称巢“以大将毕师铎留守浙东，自率大军南入福建”，又“王重隐一军屯江西……毕师铎一军屯浙东……这是公元八七八年农民军发展的大体情况”（二一九页）；今据《旧书》一八二《高骈传》，骈授镇海节度（同上《史话》误为宁海），“令其将张璘、梁缵分兵讨贼，前后累捷，降其首领数十人，贼南趋岭表……六年”，又同卷《师铎传》：“曹州冤朐人，乾符初，与里人王仙芝啸聚为盗，相与陷曹、郓、荆、襄……仙芝死，来降，高骈初败黄巢于浙西，皆师铎、梁缵之效也。”是师铎本仙芝余部，此时已降唐而抵抗民军，《史话》不了解《通鉴》事实排比之方法（见下注15），竟认为巢之留守，可谓敌我不分。王重隐本年三月占洪州，不久即死，代之者徐唐莒，亦以四月被杀，《史话》还称重隐屯江西，何来此梦呓也！复次，镇海节度即浙西，领润、常、苏、杭、湖、睦等州，《史话》既误镇海为宁海，又以为“领越、衢、婺、温、台、明等六州”，直浙西与浙东之无能判别矣。
14此据《新·纪》。至《新·传》所云，“巢入闽，俘民绐称儒者皆释，时六年三月也”。如解作六年三月巢尚留滞福建境内，于义亦通；倘认为三月始入闽，则后来转战两广，时间殊感不敷分配。
15《通鉴》，六年正月下称：“镇海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璘、梁缵分道击黄巢，屡破之，降其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勍等数十人，巢遂趣广南。”此一节事实所以安排于此，《通鉴考异》曾揭出其理由如下：“郭延诲《妖乱志》曰：初黄巢将蹂践淮甸，委师铎为先锋，攻胁天长，累日不克，师铎之志沮焉，及巢北向，师铎遂降勃海。按《旧·师铎传》，骈败巢于浙西，皆师铎之效，故置于此”。“故置于此”犹云“姑置于此”，即不知其的确年月而暂作如此安排，乃修史者所常用之变通方法。不过《通鉴》此一安排，殊有可议之处；骈败巢于浙西及浙东，当然在巢入闽之前（见上注13引《师铎传》；《旧·纪》亦云，“初骈在浙西，遣大将张璘、梁缵等大破黄巢于浙东，贼进寇福建”），师铎降唐更应在其前，故除李罕之外，此一节断应于五年八月“巢攻宣州不克”下夹叙之，方能首尾联贯。今叙在六年正月，且继以“遂趣广南”，则事实与文义两不接榫，故周连宽以为“《通鉴》叙事，有时亦不可尽信”（同前引）。王丹岑唯未了解《通鉴》排比之意，遂臆测为师铎留守浙东，肯定师铎之降为六年正月，更进一步臆测巢为避免骈主力攻击而转入广南。（均二一九页）其实当日浙西兵力，鞭长不及马腹，并未能威胁闽中，骈亦并无南征举动；巢趣广州，自为其物资丰富，远胜闽南耳。若《妖乱志》记师铎降事之未确，除《考异》所举外，《旧·高骈传》尚有一反证，传云：“广明元年夏，黄巢之党自岭表北趋江淮，由采石渡江，张璘勒兵天长，欲击之……大将毕师铎曰：……”是巢攻天长时，师铎已为骈之大将，《妖乱志》未可信也。李罕之降唐，应在广明元年，见下注30。秦彦，《旧书》一八二有传，传内附见许勍。彦授和州刺史，勃授滁州刺史，见《桂苑笔耕集》三，又勍改庐州刺史，见同集一四，末牒有云：“前件官自举六条，已踰四载。”则勍任滁州刺史，已过四年，《新·纪》乃于中和三年书，“十月，全椒贼许勍陷滁州”，其为错误无疑。
邓广铭《试谈唐末的农民起义》云：“起义军的主力在八七八年夏秋间从赣州经由大庾岭韶州等地而去攻打广州。”（一九五二、一○、二七、《进步日报·史学周刊》九○期）此殆从《旧·高骈传》“南趋岭表”（见前注13）及《通鉴》之“遂趣广南”意想得之，然此两句均属括叙的性质。《旧·纪》虽有过“北逾大庾岭”一语（见下注20），但说归时之路，非说去时之路，且亦不可信，韶州则各书全未提及。抑巢经浙入闽，各史料叙述灼然，无论空间、时间，均与由赣入粤两不相容也。
16此一问题，可从中外史料两方面分论之。《旧·纪》，本年“五月贼围广州……黄巢陷广州，大掠岭南郡邑”，《新·纪》同；《旧·传》称：“是岁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亦表现夏初巢已入粤。唯《通鉴》独将陷广州排在九月，其余虽采录《旧·传》之文，但删去“自春及夏”一句，又五月末尚称于悰“以为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可是彼书亦有不自照应之处，因为五月下又著巢表求广州节度，王铎请以李系为湖南观察，将兵“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末一事《新·纪》系于五月）如果五月巢未入粤，两方都不至有此准备。何况据《通鉴》，十月廿七巢已经桂州至潭州，把陷广州放在九月，试联系实际，中间的时日殊觉不敷分配。
九一六年（梁贞明二），大食人阿布赛德哈散（Abu Zaid Hassan）著书，记巢取广州在回历二六四年，相当于乾符四年八月三日至五年八月二日（此据陈垣《中西回史年历表》，桑原书五九页作“乾符四年八月二日至乾符五年八月一日”，系上差一日），与前引我国记事不符，桑原隲藏因援《旧·卢携传》及《新五代史》六五《南汉世家》 （“唐乾符五年，黄巢攻破广州”），以六年说为不可信。（《蒲寿庚考》一四—一五页）按《旧·携传》云：“五年，黄巢陷荆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饶、信等州，自浙东陷福建，遂至岭南，陷广州。”各事连叙而下，不定全发生于五年之内，陷荆南、江西原属仙芝及其余党，而且此传前文既书“乾符末”，下面又称四年、五年、六年，正所谓“踳谬较之《新·传》尤甚”者，（《廿二史考异》五五）是五年说在我国史料中只有后出之《新五代》一条。抑更须知吾人不能用片面方法解决问题，而要顾及全局，中回两历之对照，其二六四年之下限为乾符五年七月，换言之，如信赛德书不误，则破广州应在五年七月底以前。由是，即引起别一个更为复杂而无法解决之问题，即是说，吾人应同时将黄巢从滑州南下起迄破广州止，所有带着时间性记录之活动，一一重新安排。但史料上并未获得基据，可以任吾人如此做法，结果必至坚持孤证，陷入泥涂，将互有联系之时间性记录，任意移动或改造，此则稍经思考而知其必不可行者也。职是之故，破广州之时间，仍须维持六年夏初之说。《史话》称：“二月，全军西征……七月，攻破了广州”（二一九页），仍未免以主观来驱使史料。郑畋、卢携之罢相，或以为因南诏处置问题，或以为因黄巢处置问题；关于前一事件，桑原引《新·南蛮传》，谓应发生于乾符四年初或以前，似难认为二人罢相之原因，故彼主张郑、卢罢相系争论处置黄巢之结果。唯是罢相年分，亦有两说，（一）五年说，见《旧》一七八《卢携传》、宋敏求《补实录》、《新·僖宗纪》、《新·宰相表》、《新》三五《五行志》、《新》一六○《崔沆传》及《通鉴》。（二）六年说，见《旧·僖宗纪》、《旧》一七七《豆卢瑑传》、《旧》一七八《郑畋传》《元龟》三三三及《新》三六《五行志》。桑原之意，史料中最足信赖者为《新·宰相表》，而此表明记五年五月丁酉郑、卢并罢，故赞同五年之说；两人之罢，既是五年，则巢围广州自不得不认为五年云云。（《唐宋贸易港研究》五七—五九页）余往年撰《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史料与史学》下或《史语所集刊》十五本），在豆卢瑑条下曾主张六年之说（原文误以《旧·卢携传》加入六年说之内，兹更正），然未提出确据。今检阅桑原此文，不妨再申前见。首须辨明者，《新·宰相表》亦错误屡出，不应先存最可信赖之成心，《新书》纪、表、志（卷三五）、传似同出《补实录》之一源（说见前引拙著），若是，则五年说只有《旧·携传》及《补实录》两种史料。六年说除桑原所引外，《旧》一六三《崔沆传》称，“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亦应加入六年说之内；换言之，六年说所据不同源之史料，似总比五年说为较多，今检《旧·纪》一九下乾符五年三月后，“以吏部尚书郑从谠、吏部侍郎崔沆考弘词选人”，又六年“三月，以吏部侍郎崔沆、崔澹试弘词选人”，向例宰相不充试官；又《新·纪》《新·表》称沆以吏侍转户侍（《旧·纪》作吏侍转兵侍）入相，是六年三月以前沆未入相，亦即是六年三月以前郑、卢并未罢相。郑、卢未罢，则桑原之考定，完全失其所依矣。得此硬证，再加以前文强有力之反驳（巢入广以前及以后之活动，吾人非提出确据，不能将其时间任意挪移；试让一步言，承认入广为五年事，则经浙东赴闽不能不移入四年下半年，然此时仙芝未死。且五年三月巢尚在河南，如何隔了两月便到广州？桑原竟有此论，正谚所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也！又如入广在五年，则巢留岭南应一年以上，史文更无可征信。或前或后均移动不得，故入广非在六年不可），黄巢下广州及郑、卢罢相之必是乾符六年，可谓已成铁案。
此外尚有一附带问题，大食文之Xanfu，非广州莫属，说见后文。但Klaproth曾证为“澉浦”，大体即杭州，一时学者如Reinaud、Yule、Richthofen、那珂通世等靡然从之，其证佐之一，即《新·纪》五年八月巢陷杭州，与回历二六四年可以相当也；（《蒲寿庚考》一四页）但杭非唐之商港，其他条件，尤不相合，可无繁辨。
韩考主张六年说，固与拙见相同，但彼引《全唐文》八一六韦昌明《越井记》作旁证，却有疑问。记内所言岁数不合，又昌明充翰林学士，绝无可稽，说详拙著《补唐代翰林两记》二四二页，此一证当存疑也。
17《郎官柱》亦作李迢，唯《北梦琐言》作李佋。今本《旧·纪》之李岩，系原写作“李岧”之转讹（据《考异》引文，又《旧书》一七八《卢携传》同）。
18赛德之书又言巢在广州，杀回教、基督教、穆护教徒及犹太人十二至二十万，近世解者多据此为当日外侨之数目；（《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三册一三二及《蒲寿庚考》一五页）此韪言也。据《新书》四三上，广州全州人口只廿二万一千五百，纵多隐瞒，然郡城一隅，未必即达廿万（近闻桂林来人，说全城人口不足十万），抑广州沿河一带，由于近世淤垫及新填者面积颇广，居民住地，据我六十年来所见，亦扩充不少。廿年前，广州曾清查人口一次，包入对河的地区，结果不足百万。试合人口增加率，市区面积，城市集中程度等等来比较，认为唐时广州全城人口约廿万，未为低估，岂外侨之数竟等于全城，不信者一。让一步说，外侨即只十万，其势已喧宾夺主，且异族触目皆是，最易惹人注意，何以唐末关于岭南记载，如刘恂《岭表录异》、段公路《北户录》、房千里《投荒杂录》等，曾无提及，不信者二。再从经济方面言之，当日输入，不过香料、药材及若干珍奇物品，留住者已十余万，试问操何业以营生？广州在中古时代之经济发展，是否能支持此蚩蚩之众？不信者三。或谓此数包含汉族信徒在内，吾人试问唐代外教惑人之深，孰如浮屠？当会昌五年（八四五）检括天下僧、尼，只得廿六万五百，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连外国人在内），相隔只卅余年，而谓广州一隅，竟有如许教徒（中古来华之外人，多数信奉任一种宗教，此是当然之事实），且增至三四十倍耶，不信者四。闲尝思之，仙芝破荆州外郛，多所残害（见前文），其时正是回历二六四年，粤语“王”“黄”同读如Wong（照语言学公例，双唇音w，b常可通转，故大食文翻黄巢为Banšoa），巢亦曾陷江陵，又唐人常称荆州为“荆府”，“荆府”与Xanfu音近，因是，展转传讹，误王仙芝为黄巢，荆府为广府，一般人民为外国教徒，市虎之言，固历史上所常见。荆为西南重镇，必有蕃商居留，曾被波及，赛德未尝身历中土，只录传闻，宜有不尽不实之处。我国旧史家每患偏差，保守者唯知捧着残编，沾沾自足，不肯向别个角落寻求有关之史料，采人之长，补我之短，其失也固。新进则反是，宜若可喜，然记载不能无舛错，中外所同，若唯爱其新奇，不以冷静头脑审察其信值，贸贸然囫囵接受，则过犹不及也。复次，马司帛洛（G. Maspero）云：八七九年黄巢入广以后，大食人遂不直赴中国而停舟羯荼（Kilah，Kalah），以其货物转载中舶；中舶当时大致发航广州，约十日至占城，又沿岸约十日抵Saint-Jacques（疑即大食人之Kadam，贾耽之军突弄），又约十日抵Tioman岛，沿马来半岛行，渡海峡，复沿岸行而达羯荼，全程约三四十日，（《史地译丛》一六九—一七○页）按巢为争取物资，驻广州之外国商人，势必不能幸免，此则无须讳言者。唯是，蕃商输入多数为奢侈品，经过进奉、收市、舶脚种种名称，彼辈本身亦曾饱受李朝及官吏之严重剥削，革命军及一般人民对之，似不至抱深切仇恨，如邓广铭所想象（同前引文）。而且，检巢军全部纪录，除中和元年长安洗城为清除反动分子外，他处未闻大量杀戮，此一特殊例外，颇难置信。据《教工通报》三七期在山东大学讲授中，“广州因黄巢占住过一个时期，经了一次大破坏”之错误意见，经过讨论批评而后得到纠正，（九页）详情未之知，拙见或与之相接近也。
赛德书略言：摧毁广府后，乱党进向国都，皇帝奔至吐蕃边境之Bamdou，得Tagazgaz王之助，继续战斗，乃复位。惟京城破坏，府库已虚。精兵良将皆死，威权坠失。贪狠之冒险家割据各省，无些微奉上之忠心。外国之商人船主，皆遭虐待侮辱。货物则悉为劫掠。国内工厂皆被摧毁。对外贸易全为停阻。中国之厄运及大乱，波及于海外万里西拉甫港（Siraf）及瓮蛮省（0man）两地之人。前此恃营商中国为生，至此破产者所见皆是云云；张星烺以为据阿拉伯各家记载，Taghazghaz系指回纥，显因安史之乱回纥助唐收复两京而误会（同前引《汇编》一三○—一三一及一三四页）。按Taghazghaz系Toguzoghuz之音变，义即九部或九姓，鞑靼亦有九姓（见《隋史》七节），当日沙陀曾附鞑靼，其称谓或由于此。至虐待侮辱，与杀戮迥异，是知彼之记载，含有多少矛盾，难为信史。至Bamdou一名，张氏未释，以黄巢可译Banšoa例之，殆“皇都”之对音。
19由闽赴桂林，须经广州，此是普通所走之路线，《旧·纪》乃云：“四月，黄巢陷桂管，五月，贼围广州”，《新·传》亦袭其文而称“巢陷桂管，进寇广州。”旧日史家之缺乏地理知识，于此可见一斑。唯《惊听录》云：“复并爇海隅，又陷桂州，次攻湖南，屯衡州”，叙致最为赅备。
《旧·郑畋传》：“六年，陷安南府。”安南殆岭南之误，巢实无时间可以南征安南也。《新·纪》不察，遂于陷广后接称“陷安南”，反略去桂州不提，中间遂失却联系。
《史话》称巢“在广州，经过两个月的休息整顿”，（二一九页）系因《通鉴》排陷广于九月，自桂入湘于十月；但陷广比旧、新《纪》后差五月，《通鉴》不特未提实证，且亦时间过促，说见前注16，倒不如旧、新《纪》之可信。
20《旧·传》云：“寻南陷湖、湘，遂据交、广。”巢从何路入广，都不之知，其误更甚于《旧·纪》。《旧·纪》，六年十月云，“时贼北逾大庾岭”，亦不合。桂州，《旧·纪》讹桂阳，据《新·传》改正。数千，世界影本《通鉴》讹“数十”，兹从《旧·纪》。
21从湘水北出，先永后衡，《旧·纪》《新·传》不误，《通鉴》倒为“历衡、永州”。巢屯衡州，见前引《惊听录》。
22《旧·纪》，克潭州在广明元年二月，《旧·传》亦系于广明元年，《考异》引《补实录》云：“闰月，湖南奏黄巢贼众自衡、永州下，十月二十七日攻陷潭州。”其说可信；《新·纪》系于闰十月者，据报到之月也。
23《新·传》云：“其十月，巢据荆南。”《通鉴》因亦记在十月之下，此实时间所不许，廿七始克潭，月底仅余三日耳，能飞渡荆门耶？《旧·纪》称王铎闻系败弃城，汉宏大掠，“半月余，贼众方至江陵”，亦可作反证，今从《新·纪》。复次，《新·传》开首列汉宏为仙芝部将之一，然《通鉴考异》引《吴越备史》，对汉宏出身经过，尚存疑问，《史话》径云：“王仙芝失败时投降了唐军”，（二二二页）未免太坐实。
24自此以后至明年七月渡江北讨之前，巢所攻取的地方，各书记载不一，几于无法董理，今先分述其概略，再以管见综合批评之：（1）《旧·纪》，广明元年三月下称，“攻鄂州，陷其郛……遂转战江西，陷江西饶、信、杭、衢、宣、歙、池等十五州”，此无疑是总叙在一起，纪又言，“是岁春末，贼在信州疫疠”。（2）《新·纪》，六年末称，是岁“黄巢陷鄂、宣、歙、池四州”，又广明元年四月。“壬寅，张璘克饶州”，五月，“张璘及黄巢战于信州，死之，六月，巢陷睦、婺、宣三州”，内饶州只著克，未著陷，宣州乃为两陷。（3）《新·传》云，“转掠江西，再入饶、信、杭州……攻临安，戍将董昌兵寡，不敢战……乃还残宣、歙等十五州，广明元年……张璘度江……巢数却，乃保饶州，众多疫……巢得计，破杀张璘，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按《旧·纪》之十五州，包饶、信、杭在内，今《新·传》既先提饶、信、杭而后文仍称十五州，显系随便抄袭旧文，未加考察；又董昌一节，与前169页注11所引《新五代史·钱镠世家》相同。是否乾符六年之事，大有可疑；此两点最应注意。至巢众疫，《旧·纪》作信州，此传作饶州，则因信、饶相邻，未为冲突。（4）《通鉴》将本自《旧·纪》之“攻鄂州，陷其外郛，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一节，完全记在六年十一月之下，不知何故，独削去衢州一名（或因其不见于《新·纪》）。按《旧·纪》以攻鄂列于广明元年三月，虽属不确，然《通鉴》在此之前同一个月内，方称“黄巢北趋襄阳”，此时战略上固无分兵东下之必要或可能（因为襄阳得手，即可北窥关中），纵可能矣，岂便一月之内蹂躏十五州？岂便东及于浙杭？司马光未尝顾及时间，是其疏略之处。此后广明元年正、二、三月都不记巢事，至四月始云，“张璘度江……屡破黄巢军，巢退保饶州……璘攻饶州，克之”，五月，“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张璘急击之……兵败，璘死”，六月，“黄巢别将陷睦州、婺州……庚戌（廿八日），黄巢攻宣州，陷之”，论其大致，事同《新·传》，月同《新·纪》，惟信州遇疫，特采《旧·纪》而已。
概述既毕，试就管见所及，提出三点来讨论：（1）杭州。巢军犯杭州，旧、新《纪》《新·传》及《通鉴》均只一见，论其时期，约分三说：（甲）乾符五年八月，《新·纪》主之。（乙）乾符六年，《新·传》《通鉴》主之。（丙）广明元年三月后，《旧·纪》主之。然《新·传》缺乏时间性，乾符六年无容纳其事之余地，《通鉴》强附于十一月，绝不合理（说见前），实应依《旧·纪》移入广明，由是再可缩并为乾符五及广明元之两说。考杭、越（今绍兴）相去不过一百四十里，既犯杭便可犯越，既犯越亦可犯杭，故《新·纪》以犯杭、越连著于八九两月。乾符五年巢入浙东，见《旧·纪》《通鉴》，是无可否认之事实，越为浙东首治，且濒海隅，巢既欲乘海入闽，越州想必其曾到之地，《新五代史》缀攻杭于乾符二年之后，则乾符说似为近是。反之，巢当广明元年时，目的方欲复寻故道，逾淮北上，何故分弱兵力，远征越、杭？四五月间与张璘相持，尤多阻碍。质言之，旧史料内确有广明元年巢克杭、越之一种误传（如《旧·郑畋传》云：“广明元午，贼自岭表北渡江浙，虏崔璆”），稍经分析，便知难以成立，故本篇仍维持《新·纪》之说。（2）宣州。《新·纪》及《通鉴》之六年陷宣，从其文观之，都系本自《旧·纪》，若广明元年六月陷宣，则又本自别种史料；但《旧·纪》之文，原亦编入广明元年，故所谓宣州再陷，实是复出。（3）衢、睦、婺三州。衢州只见《旧·纪》，婺、睦见《新·纪》《新·传》及《通鉴》，亦许在《旧·纪》十五州之内。按婺今金华，睦今建德，巢军如果由信州东出，实应先经衢州，何以《新·纪》《新·传》及《通鉴》均独删此一州，殊不可解。反之，如将三州全删却，更不易足十五之数。或者系饶、信相持时分兵旁掠，亦未可定，总不似迟在六月耳。
《旧》一八二《高骈传》于乾符六年冬后称，“既黄巢贼合仙芝残党，复陷湖南、浙西州郡”，盖将五年之事，误记于六年之末。
25离鄂是去年底抑本年初，难以确定。
26说见前注24。池，今贵池；歙，今歙县。《史话》列举有湖州，（二二二页）不知何据。
27《通鉴》于六年十二月下称，“至是，骈将张璘等屡破黄巢”，按此是巢将离鄂或刚离鄂之时，淮南兵何由接触？皆因《通鉴》将转掠十五州编入十一月，故连带而致误也。唯广明元年三月下云：“高骈遣其将张璘等击黄巢，屡捷。”论其时间，殊为近之。又《新·传》云：“张璘度江，败王重霸，降之……别部常宏以众数万降。”按传首列仙芝大将李重霸而传内无名，谅即同一人。
28《旧·传》谓璘被杀于天长，且误记于南据交广之前，《旧·高骈传》略同；惟《旧·纪》则著于此次渡江之前，《新·纪》更标明为信州，兹从之，可参《通鉴考异》二四。
29《新·传》于取宣州下称，刘汉宏“残众复奋寇宋州，掠申、光，来与巢合”；按《通鉴》五月下称汉宏之党，侵掠宋、兖，六月称汉宏南掠申、光，七月辛未（十九日）请于濠州归降，唐以为宿州刺史，是汉宏并未与巢合军，《新·传》误。
《吴越备史》一云：“汉宏，兖州刺史院之小吏也，寻为大将，领本州兵以御黄巢寇，遂杀将首劫辎重而叛，诏忠武军讨之，不利，复命前濠州刺史崔锴招携之，宏遂降，授宿州刺史。”亦未言宏与巢合。
30渡江，《旧·高骈传》作“广明元年夏”，《妖乱志》及《旧·纪》均作七月。《通鉴》胡注云：“采石戍在宣州当涂县西北，渡江即和州界。”又《旧·纪》称，“其将李罕之以一军投淮南”，《新书》一八七《罕之传》：“随黄巢渡江，降于高骈，骈表知光州事”（《新五代史》四二《罕之传》略同），是罕之早已反动；《新·巢传》乃云，“李罕之犯申、光，颍、宋、徐、兖等州吏皆亡”，殊误，《史话》称巢十月攻占光州，（二二四页）即因过信《新·传》。
31《新·纪》先滁后和，于顺序不合。
32《旧·纪》，“十月乃悉众渡淮”，《旧·传》作“九月渡淮”，今从《旧·传》。
33此号见《旧·纪》《新·传》。《通鉴》本年十一月下载齐克让奏，“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按《续宝运录》谓仙芝“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帅都统”，是否两人称号相同，未详（《史话》二二三页倒作“补天”）。《史话》以率土大将军为巢在广南时之称号，（二一九页）绝对无据。
34《史话》引此节，称本自“《唐书·黄巢传》”；今考《新·巢传》并无其文，盖据别书转引，并未检对原文也。
35《通鉴》承《新·传》文（引见前注30），于破申州后称， “遂入颍、宋、徐、兖之境”；按巢之攻洛，取道汝州，除颍州外，宋、徐、兖均偏在东北，最低限度亦非巢之主力。《史话》又言九月攻占泗州；（二二四页）按《惊听录》引豆卢瑑奏，只言“淮南九驿，便至泗州”，《通鉴》亦只言卢携请急发诸道兵扼泗州，并无巢克泗州事，《史话》之无根如此。
36《通鉴》书在十日庚申之前。
37《旧·传》《新·纪》及《通鉴》均同，惟《旧·纪》作己巳，后差两天。
38廿二日克虢州，《新·纪》《通鉴》均与《旧·纪》同；考虢州西北至潼关一百三十里，自关至华州一百二十里，又华州西至长安一百八十里（《元和志》六及二），巢当日系取急进战略，而唐军方面，只有齐克让以饥卒万人，依托关外（据《通鉴》），无如何梗阻，若依《通鉴》十二月庚辰朔巢前锋方抵关下，则上去入虢已八日，未免太迟。张承范表称，“到关之日，巨寇已来”，盖谓到关之前，巢已攻潼，《通鉴》乃误会为双方同日到潼也。
39《新·纪》，《通鉴》皆作壬午（三日），当据宋敏求改编之《补实录》，然自潼至京三百里，以其后来程途差之，则《旧·纪》较可信。《史话》云：“张承范等十一月丁丑到潼关，十二月壬午失潼关，时间一共是六天。”（二二六页）按《通鉴》明言，十一月“乙亥，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丁丑，承范等至华州……十二月庚辰朔，承范等至潼关”，由承范庚辰至潼计至壬午失关（依《通鉴》言），前后仅三日，《史话》乃以至华之日为至潼之日，颟顸已极。抑承范表称，“臣离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系由乙亥数至庚辰，编史者未将史文从头至尾仔细看过，因此又引生“六天”之误会。
40《旧·传》作奋钤，今依《通鉴》。但《通鉴》明年四月下又有华州刺史乔谦，不知是否同一人。
41昭应，宋改临潼，西至京五十里，见《长安志》一五。
42《旧·纪》《旧·传》及《通鉴》均作甲申（五日），惟《新·纪》作丙戌（七日）；按韦庄《秦妇吟》：“前年庚子腊月五……已见白旗来匝地。”无论如何，前锋五日已入长安矣。金吾，《旧·传》《新·纪》《新·传》及《通鉴》均同，惟《旧·纪》云：“时右骁卫大将（军）张直方率武官十余迎黄巢于陂头。”右骁卫想是兼职，陂头必灞上地名。《秦妇吟》又云：“是时西面官军入，拟向潼关为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尽道贼军来未及。”盖义军进行甚速，非一般人意料所及。
43此当是对俗间所用之称呼，巢以前并未有王号，《补实录》谓巢自称黄王，殆涉是而误会者。
44涉各项任命及其姓名，《旧·纪》《旧·传》及《新·传》《通鉴》等各有详略异同，今参合记之。赵璋，《笔耕集》一一及《新·传》《通鉴》同，《新·传》则传古、全古并见。王璠，旧、新《传》及《旧·郑畋传》同，《通鉴》又璠、播并见。此外朱实、刘塘、张言均见《旧·传》，《新·传》则作米实、刘瑭、张全。《史话》误谏议大夫为御史大夫，误传达旨意之枢密使为军事人员，所举唐朝降官，最少漏去杨希古（见本书第一章“牛李结党蠹国”）、沈云翔（见《旧·纪》）二人，反之，以赵璋为降官，（均二二八页）于书无据。
皮日休事迹，各书所记不同：《北梦琐言》谓黄巢时遇害，《唐语林》谓寇死浙中，《该闻录》谓陷黄巢，被诛，尹师鲁则言其后依钱氏，官太常博士云（《老学庵笔记》）。
45《旧·传》云：“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自开远门出，趋骆谷。”与《旧·纪》及《通鉴》异，其下文递言“四日”，“五日”，则“三”非“五”讹，所谓传闻异辞也。
46就实际言，巢入京之日已是公元八八一年。近人写作，往往上系公元，下附旧历月份，揆诸文义，实不可通（我亦曾犯此弊），如令外国人读之，更易发生误会。如为避免查对，我仍主张用“广明元（八八〇—八八一）年十二月”之记法，否则月份亦应检《中西历对照表》改正，方两不相背，余可类推。
大革命衰落——巢入京后以至失败
巢居京二年又四月，举措多不可知，概言之，谓从此走入下陂之途，谅无大误。昔人言，日中则昃，盛极则衰，二者实不可以相况也；日月运行为自然之规律性，不可以外力改造，盛衰为社会变化性，合群众力量，可使之适应而转移。物必有腐，能推陈出新，则不至于全腐，巢之失败，自是人事不济，无可讳言。
于时，前庞勋部诸葛爽领代北兵马驻栎阳，来降，巢授为河阳节度①，又河中留后王重荣初受命而旋叛，巢遣朱温自同州、弟黄邺自华州合击之，大败，失粮仗四十余船②。
中和元年（八八一），巢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攻邓州。三月三日（辛亥），克之，遂命镇守，以扼荆、襄。巢先遣将王晖召凤翔节度郑畋，畋斩晖，乃使林言、尚让、王璠率众五万攻凤翔，欺畋文人，不设备，陷于伏，畋军追击至岐山之龙尾陂，损失万计③。时畿内诸镇禁军尚数万，众无所归，畋乘胜收集残余，与泾原节度程宗楚、秦州节度仇公遇等结盟，（据《旧·畋传》檄文）移檄反抗。邠宁将王玫据邠州应义师，巢即以为节度④，旋被别将朱玫所杀，复附于唐。于是反动军队云集畿辅，北面则唐弘夫以泾原之师屯渭北，易定（即义武）王处存屯渭桥，东面有河中王重荣屯沙苑（同州），西面有鄜延节度李孝章、夏州节度拓拔思恭屯武功⑤，邠宁朱玫屯兴平，郑畋屯盩厔，义军已处于三面包围之危险形势，诸葛爽亦以河阳叛⑥。
四月，宗楚、弘夫等在兴平、咸阳（在兴平东）再胜⑦，直逼京师。五日（壬午），巢潜军东出，伏灞上⑧，宗楚、弘夫、处存等军入京⑨，士无部伍，分占第宅，竞掠货财、妓妾，巢诇知其无备，十日（丁亥），分门复入，大败官军，杀宗楚、弘夫⑩，军势复振，处存率残部还营11。十三日（庚寅），又败思恭、孝章于三桥12，部众上巢尊号曰承天广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巢怒百姓迎官军，下令洗城，凡丁壮皆杀之。唯时，东南外围不知长安确息，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商州刺史宋岩皆弃城奔邓州，朱温斩溥、谦，释岩使还商州。
五月，忠武监军杨复光将忠武等兵八千人败朱温，复取邓州，追温至蓝桥（在蓝田关南），昭义节度高浔13又合重荣取华州，于是南路同感威胁。六月十五日（辛卯），王璠围兴平，朱玫退屯奉天14。七月，孝章、思恭进壁东渭桥，遣朱温拒之15。八月，巢将李详败高浔于石桥，复取华州16，即授详华州刺史，浔退至河中。九月一日（丙午），尚让、朱温败孝章等于东渭桥17，十一月一日（乙巳），孟楷又进袭之于富平，孝章、思恭各引还本道。
中和二年（八八二）二月一日（甲戌），朱温再取同州18，以温为刺史19。维时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耕耘荒废，义师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屑树皮充食，或以金玉买人于官军，每口直数十万20，山砦避乱者多为诸军所执卖。《秦妇吟》云：“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东南断绝无粮道，沟壑渐平人渐少。”长安革命军之处势，至是几同于瓮中之鳖。
同时，唐朝为都统郑畋去岁被大将李昌言逼走，高骈不肯出兵，改用首相王铎为都都统21，从新部署其攻围队伍；铎自将山南、剑南军屯灵感祠，重荣、处存屯渭北，孝章（保大军）、思恭（定难军）屯渭桥，朱玫屯兴平，复光领忠武军屯武功22。巢号令所行，不出同、华，义军内部，开始崩溃，潼关守将成令瓖首率众四万人、马军七千骑擘队奔逃，南投高骈23。
五月，围奉天节度齐克俭于兴平24。六月，尚让攻河中，破重荣于河上，遂拔郃阳（今同名），进攻宜君砦25。七月，攻武功26。
义军内部裂痕，至朱温降唐而益著。时唐河中军粮艘三十，道出夏阳（今韩城），温劫取之，重荣率众三万来援，温惧，凿沈其舟。河中军悉众来围，温数请济师，知右军事孟楷抑不报，九月十七日（丙戌），温杀其监军严实27，帅大将胡真、谢瞳28举同州降重荣，唐授为金吾卫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29，赐名全忠，李详素与温善，巢遣人杀之，使其弟邺代为刺史30，十一月，详旧部王遇等逐邺，以华州降唐，唐授王遇为华州刺史31。
仙芝遇沙陀而惨败于江陵，巢遇沙陀而惨败于长安，前后如出一辙，江陵之败，注定仙芝的末路。“鸦军至矣32，当避其锋”，（语见《通鉴》）义师既患内馁，分当先谋自处之道；况同、华失守，左翼洞开，敌人有随时渡河的可能，如度无力阻止，则应姑避其锋，此稍谙兵略者之所知也，而巢竟如毫无感觉者。先是，中和元年三月，代北监军陈景思言于唐，请招沙陀李国昌、克用父予以拒巢，克用至河东，与节度郑从谠交恶，转掠诸州，事经年余，畿辅部队与义师相持，无敢力战，杨复光等再提前议，说王铎召克用，一面谕从谠示意。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骑33，经岚、石路趣河中，十二月，自夏阳渡河。中和三年（八八三）正月，破巢弟黄揆军，二日（己巳）进屯沙苑。二月十五日（壬子）再进至乾坑34，林言、尚让、赵璋等率众十万，与克用战于成店，大败，死者数万，被追至良天坡35，惟王璠、黄揆乘隙取华州。廿七日（甲子），克用围华，堑栅以环之36，三月六日（壬申），尚让引兵往援，败于零口37，廿七日（癸巳），克用拔华州，揆率众出走38。四月四日（庚子），沙陀、忠武、河中、义成、义武等军合趋长安，义师拒战于渭桥，大败而还39。先是，义师发兵三万扼蓝田道，阴作退走计，八日（甲辰），巢率部出蓝田七盘路，入商山东走40，克用自光泰门先入41，诸军大肆虏掠。
五月，前锋孟楷攻蔡州，节度秦宗权降42。楷移兵攻陈州，刺史赵犨逆战，生斩楷，巢怒，六月，悉众攻陈州，营于城北五里43，为持久之计，旁略唐、邓、许、汝、孟、洛、郑、汴、曹、濮、徐、兖等州。于是感化时溥、宣武朱温相继为陈助44，犨又求援于克用，唐廷亦诏克用出兵。（见《旧·纪》）时关东仍岁大饥，木皮革根皆尽，至俘人为食。十一月，宗权围许州。十二月，温败巢军于亳之鹿邑，遂取亳州（宣武辖）。中和四年（八八四）二月，克用出师援陈许45，为河阳诸葛爽所拒，三月十三日（甲戌），移军自蒲陕济河，东下洛阳、汝州，四月廿四日（甲寅），次汝州46。时尚让屯太康（陈州北），黄邺屯西华（陈州西），稍积刍粟（《旧·纪》），廿九日（己未），沙陀分兵攻太康、西华，卅日（庚申），让、邺皆走，退保郾城47，巢本人亦解围，退军故阳里（陈州城北），革命军围陈，至是已逾三百日矣。
五月三日（癸亥），巢引兵西北趣汴州48，七日（丁卯），次尉氏49，八日（戊辰），至中牟北王满渡，半济汴，沙陀奄至50，杀伤万余，义师大溃；尚让率部万人归时溥，别将杨能、李谠、霍存、葛从周、张归霸、张归厚等降朱温51。巢挟残众，逾汴而北，九日（己巳），又被克用追败于封丘，获巢之幼子，巢东走，只余千人。十日（庚午），克用仍紧追不舍，过胙城、匡城（均属滑州），一日夜行二百里，至冤句，以马乏而还52。巢众散入兖、郓界。二十日（庚辰），溥遣李师悦、陈景瑜等追巢53，六月，郓州节度朱瑄破之于合乡（地属滕县），十五日（甲辰），师悦等又败之于莱芜县北54。十七日（丙午），巢行至泰山狼虎谷55之襄王村，追者已逼，巢嘱林言斩之，言不忍，巢遂自刎，言斩巢兄弟邺、揆等七人首56，并巢妻子将诣时溥，遇太原、博野军，并杀言。巢自起义至亡，计先后十年57。
巢之姬妾，械至成都，僖宗宣问何故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僖宗即不复问，皆戮于市，人争与之酒，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此一段故事，司马光引自张《锦里耆旧传》，其答辞当然经过文饰，然义烈之气，已活跃纸上。巢一门群从，胥以革命牺牲，更有此从容就义之女子，是值得大书特书者。巢之从子浩，巢死后率众七千，游击江、湖间，自号浪荡军。天复初（九〇一）始为湘阴恶霸所刺杀云58。
巢自仙芝死后，独树一帜，领导革命，从滑、濮南下，而淮南，而两浙，而闽，而粤，再经桂、湘，入江陵，顺流而下，至于赣、皖，阅时仅两年，走过唐代十道的七道（河东、陇右、剑南除外），前清十八省的十三省（山西、甘肃、四川、云、贵除外），行一个万里以上象字形的大圈子，不徒明代以前任何革命首领未尝作过如此大冒险，即近而太平天国，专就此一点而论，亦未能与之媲美。当革命队伍进行时候，曾预备循浙海以达福州，曾穿越长七百里之山道，曾建造数千条转运大栰，技术是如何优长，精神是如何无畏。方其从汝州推进，仅及一月，便踏平两京，进展是如何迅速。初至潼关，“白旗满野，不见其际”，“举军大呼，声振河华”，军容是如何壮整。“自淮已北，整众而行，不剽货财”，入东都之日，“坊市晏然”，以被视为“草贼”之队伍，本极不容易博得如此称誉，而尚幸有少许公论，流露于历史行间，我相信巢所领导之革命队伍，仍有不少可歌可颂之事迹而弗克传今者。
关于革命军之政令，获得材料无多，只如在广州布告，“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到长安时，“军中禁妄杀人，悉输兵于官”，“尤憎官吏”，要其大旨，无非禁止贪污，维持纪律，镇压反革命，都是革命分子应做之事。
史籍上屡次说巢拟降唐，此许是处紧急关头暂谋缓兵之计，论史者分应原情略迹；《续宝运录》曾称巢“并所赐官告并却付（仇）公度”，（《考异》二四引）方是真情之表现。
总而言之，巢性坚定，有忍耐，富于冒险精神，不肯屈服妥协，终于为革命事业而光荣牺牲，惟具此优良品质，故能领导群众，达于十年。
然而巢终至失败，任何事业之失败，必自有其原因。现在所见记载，都属外间作品，未尝有局中人揭露其内幕，论列时少不免犯隔靴搔痒之病，今姑结合片段材料，试作表面批判，以供讨究。
第一失着在入长安后，不立作斩草除根之计，此点前文已经指出。朱温移唐祚之未尝十分棘手者，就在首清宦官、次摧朝士以剪其羽翼，温固非革命，然演出手段，却能抓紧重点。
第二失着在物质引诱，革命变质，结果使到队伍沾染城市之腐化，减低作战之士气，另一方面又招致及加深群众之反感。原夫纯洁队伍，是极为难办之事，何况于中古时代统领数十万大军，《新·传》所称“贼酋择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破坏纪律，总或不免。浸渍于享乐者日深，斯奋斗之雄心锐减，尚让以万人而倒戈，林言以献首而冀免，即最为密切之伙伴，亦已不知革命与反革命两无并存59，此皆入城腐化之恶果也。关中转粟为李唐二百多年之艰巨问题，夫岂毫无所知，今无论江淮非巢有，潼关以东未打通，甚而长安一隅，亦经常处于三面包围之劣势，纵使太仓少有储积，焉能久支。驯至关辅百姓，饿死沟壑、析骸而食，不特未解倒悬，抑且加深荼炭，招致群众之反感，势所必然，《史话》云：“但农民军没有抓紧这一个胜利的时机，展开军事的进攻，还是苟安在长安拖延岁月，集结几十万武装，来困守着一个京城，外面又没有粮饷的接济，即使敌人不进攻，旷日持久，也会自行崩溃的”60；其批判良自不误，然犹未也。黄河流域是唐代节镇布置最密之区，亦即反动军队最为集中之地，彼辈虽未必替李家出死力，却肯为自己争地盘，试看黄巢移向江淮，势如破竹，回到北陆，掣肘便多，其中消息，自可参透。关中有同釜底，当日环境条件，断非适应于义师指挥作战之地，既见情景不同，即应跳出重围，避实就虚，别谋立足，尤其成令瓌、朱温等内部崩溃，更须移师整肃，以固本根，今乃临到鸦儿军将至、伯有相惊之际，始狼狈以去，此无他，对繁华诱惑恋恋不舍，沉醉于帝皇将相之错误观念有以使之也。《旧·传》称巢攻陈州时，为营象宫阙之制，正可表示其思想变质；《史话》翻谓其采取机动战略而后安全退出长安61，吾斯未之信。
图三 黄巢南北大转战经途略图（用近世地名注明）
第三失着在盲目打击，结果不仅不能分化敌人，且促使敌人之合以谋我。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乃万劫不磨之格言，长安退出，无论有无计划，形式上总是表现失败，为欲挽回颓丧之士气，必须夺取别一较为安全之据点以休养生息，再振军心，今据《旧·纪》言，孟楷攻陈，刺史赵犨临阵斩楷，巢惜其死，遂怒而悉众攻陈，是负气之行动也。陈处颍水中游，本四通八达之区，无险可扼，然使稍攻不下而弃去，斯亦可矣，乃环攻逾十个月62，非特不培养士气，又从而挫抑之，顿兵坚城，犯兵家大忌，且重蹈卧困长安之覆辙，何也？《史话》云：“……收降了淮蔡节度使秦宗权的一枝劲兵。这时如果能长征到江南富庶之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可以重新储备革命力量的”63；我以为尚可补充者，高骈坐拥淮南，毛羽自惜，且与浙西周宝不协（参《笔耕集》一一），两浙复相恶（浙东刘汉宏，参《吴越备史》一），诚能利用其分化，何难观衅以待时；不此之图，而乃争胜于意气之间，此是何等蠢笨行动。复次，唐末方镇非遇利害切身，多求自固吾圉，苟明乎此种情势，则新败之后，自不应多树敌以自困；唯巢要苦攻陈州，军中所需，迫得旁掠他郡，《时溥传》云：“及黄巢攻陈州，秦宗权据蔡州，与贼连结，徐、蔡相近，溥出师讨之。”（《旧书》一八二）是即盲目攻击而树敌自困之一例也。
第四失着在无能灵活运用其战略。闲尝谓巢前半期之成功，由于流动作战，后半期之失败，由于不流动作战；然非谓必流动而后可以成功也，要看其适应与否。盖革命军初起之际，根据薄弱，自须采我之长，攻人之短，及夫声势浩大，差能立足，又须略谋变通。当其未入长安之前，所过之郡，不下数十，未闻拣选较形胜之雄镇，派重兵驻守，作为后方老本营。而革命期中，逗留稍久者长安余二年，陈州几一年，然此两地又非当日适于久据之区也。失败最足以消磨志气，唯无老本营，故东出蓝田，流离失所，一败涂地，未始无因。抑义师所畏者沙陀骑军，骑军利平原不利山泽，诚能先期向南或西南方避去，即使暂无发展，要可保全实力，如黄浩之游击湖湘多年。顾竟不能摆脱乡土观念，敌从北来而我偏向北冲，何面目见江东父老，智未免出项羽之下矣。
第五失着在不能组成立场较稳之基本干部。常言孤掌难鸣，革命偌大事业，非可以由个人或少数人包办，必须挑选及训练一班缓急可恃之人材，临到危难之时，方不至树倒猢狲散。巢奔走革命，将近十年，可能接触之人，实非少数，然部下初未闻有如何杰出，足以继承大业，大抵多贪图富贵，可胜而不可败（如同州刺史王溥等）。最先有秦彦、毕师铎、许勍、李罕之等降高骈，其次朱温降王重荣，而降朱温者又有李唐宾、葛从周多人，甚至久共患难之尚让，亦以汴水失败而倒戈，此后“巢愈猜忿，屡杀大将”，（《新·传》）悔无及矣。狼虎谷末日，只落得一门殉难，而穷途相逼者还是尚让部下，质言之，即未有注意到识拔及栽培干部之失也64。
注释：
1爽之降巢《旧·纪》在中和元年八月，当误（见《殿本考证》），今从《新·纪》及《通鉴》。《史话》云：“当时方镇大使先后向新政府投降的，有忠武军留后周岌，河中军留后王重荣，感化军留后时溥，平卢军留后王敬武，河阳军节度使诸葛爽。”（二二九页）按爽之河阳节度，系巢所授，（《旧书》一八二）非以河阳来降，《新·纪》实创其误，《玉泉子》称，“黄巢入洛，（邓厂）避乱于河阳，节度使罗元杲请为副使，巢寇又来，与元杲窜焉”；所谓“巢寇又来”，即爽受巢命而来也。周岌其时已正授节度，非复“留后”（见《通鉴》），时溥至中和元年八月方为留后，王敬武又迟至二年九月（此据《新·纪》及《通鉴》，唯《旧·纪》系敬武留后于元年十月），时溥更无降附革命军之事迹，《史话》所叙，殊欠分明。
2此据《通鉴》。《旧书》一八二《重荣传》：“既而贼将朱温舟师自同州至，黄邺之兵自华阴至，数万攻之，重荣戒励士众，大败之……朝廷遂授节钺检校司空，时中和元年夏也。”按《通鉴》，元年四月，以河中留后王重荣为节度，《旧·传》所记“元年夏”，系指授官时言之。
3龙尾陂或作坡，二字通用。《旧·传》《新·纪》及《旧·郑畋传》系此役于二月，《旧·纪》《通鉴》在三月，盖其事亘二、三两月也。领兵者《旧·纪》《新·传》著林言、尚让，《旧·畋传》及《通鉴》无林言而有王璠（唯《通鉴》此处作王播），《旧·传》只称尚让。“斩馘万计”见《旧·畋传》，《通鉴》作“斩首二万余级”。又《旧·传》中和二年有“二月，泾原大将唐弘夫大败贼将林言于兴平，俘斩万计”一段，实元年事之误编，只看其后接叙王处存一段，应属于元年（参下页注⑨），弘夫亦死于元年，便可比较知之，惟地点在兴平小异，当是四月进逼京师前之另一战役，应与《新·纪》所云四月“程宗楚……唐弘夫及黄巢战于咸阳，败之”之一段相当。
4《新·纪》二月下称“邠宁将王玫陷邠州”，似王玫为起义之唐将，巢因而授以节度；《通鉴》四月下谓“黄巢以其将王玫为邠宁节度使”，恐未确。
5《旧·纪》，七月下作孝章；三月下讹孝恭，广明元年四月下作孝昌，《新·纪》作孝章； 《新·传》则孝章、孝昌并见（《新·党项传》亦作孝昌），《通鉴》作孝昌。又《旧·传》云：“鄜延拓拔思恭之师屯武功。”《殿本考证》谓“鄜延下当脱‘李孝昌夏州’五字”，是也。
6《史话》云：“感化军节度使时溥、河阳军节度使诸葛爽都先后叛归了唐朝。”（二三二又二三六页）按溥未尝降巢，见前文注①，且溥八月才自为留后，三、四月时尚是牙将，尤征《史话》之无稽。
7《新·传》云：“于是中和二年二月也。”《通鉴考异》辨之云：“《旧·纪》《旧·传》《新·传》皆云弘夫败在二年二月，《惊听录》《唐年补录》《新·纪》《实录》皆在此年四月，《新·纪》日尤详，今从之。”按《旧·纪》二年书弘夫胜，处存败，《旧·传》亦只言二年处存败，《考异》所辨，尚欠分明。关于兴平或咸阳之役，已引见前文注③。
8《旧·纪》称“贼伪遁去”，《新·传》称“巢窃出至石井……巢伏野，使觇城中弛备”，是巢为有意空城以诱官军；《通鉴》最初只言“黄巢帅众东走”，未免掩盖当时真相。
9宗楚、弘夫入京，只见《新·纪》《新·传》及《通鉴》，《新·传》《通鉴》兼及处存，《新·传》更增邠军（朱玫）。《旧·纪》《旧·传》误将处存事编入二年（前文注③），《旧·传》云：“二年，王处存合忠武之师，败贼将尚让，乘胜入京师，贼遁去。”按《通鉴》五月始称忠武周岌叛巢，以兵三千付杨复光，《旧·传》所称“忠武之师”，是否先时援京所留下，来历不明，故从阙疑。《通鉴》叙入城事有云：“宗楚等恐诸将分其功，不报凤翔、鄜夏，军士释兵入第舍，掠金帛。”《史话》引文漏“恐”字，又误读“分其功不报”为句，“凤翔、鄜夏”连下“军士”为一小句，遂生出“把王处存、拓拔思恭也打得溃不成军”之误解（二三三页）。按凤翔指畋，鄜指孝章，夏指思恭，思恭并未参预入京之役，故三日后（庚寅）得与巢军战于土桥也。
10此据《新·纪》及《通鉴》；《新·传》只谓害弘夫，故后来王铎出总师干时，再见“程宗楚营京右”之记载。
11处存原驻渭桥，还营者还渭桥也；沙苑是重荣屯地，此次并未参与入京，则渭桥、沙苑两地恐未收复。《史话》云：“收复了渭北、渭桥、兴平、沙苑几个军事据点。”（二三三页）殊有言过其实之处，参本页注12。
12《新》二二一上《党项传》称：拓拔思恭“次王桥，为巢所败”，王桥殆三桥之讹。在京城西，见《通鉴》二三一兴元元年注。
13周连宽认高浔是高劭之误，举出二疑、三证，因之，又以《旧五代史》二○之高劭为高劬之误，（同前引文四一—四三页）其错盖由于确定高浔即高劭而起。唐代许多将相，两《唐书》皆未立传，尤其唐末无实录可据，浔之无传，并不可疑。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一二之《报昭义成璘》，系迎取浔之家口，一五之《为故昭义仆射斋词二首》，又是祭浔之作，周疑“《笔耕集》毫不提及”，实缘彼先确立“高浔即高劭”之错误前提而引生。所提三证，今不必逐一条驳，只举两项反证，便知浔、劭各为一人，断乎其不能并合也。“中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为故昭义侄孙仆射及二孙子敬设斋于法云寺”，（《笔耕》一五）则浔是高骈侄孙，“臣堂侄男劭”，（同上五）则劭是骈之堂侄，二人世系相差一代，浔、劭不能强并者此其一。浔于咸通九年已为安南都护，乾符六年二月由陕虢观察转昭义节度，固周氏所承认之事实；劭官则《奏侄男劭华州失守请行军令状》云：“比在河中司录，得受李都指挥，领昭义之甲兵，收华州之城邑……已蒙特降殊恩，俯旌微效，服荣金紫，位忝星郎，始离蒲坂之具寮，遽假莲峰之通守。”（同上）比在二句言李都节度河中时，劭为蒲州司录参军，服荣四句言其以收复华州有功，得赐金紫及检校郎官之职衔，且由司录参军超升为华州别驾（通守是隋末所设，位次于太守），由是言之，巢入京时，浔是检校仆射（从二品）、昭义节度，劭不过司录参军（七品），洊升之后，仍止四品，职位之高下悬殊。且《旧·纪》称以王徽代浔，贬浔端州刺史，若由别驾改刺史，则不是贬而是升，不能强并者此其二。周氏无非强调同是收复华州，同属昭义部队，同为高骈亲人，然只见其小同而未见其大异。领昭义两句犹言劭系收华州案内有功人员，论劭之官，此时已隶于重荣（重荣继李都为河中节度），论其军团，则高浔所部，劭在高浔与重荣联合领导之下，参加取华，初不定与浔为一人。骈文叙事，容有辞不达意，周既未细加分析，又把劭看作是取华之唯一领导人，故铸此错。抑浔于本年被杀，依周之解释，即劭于本年被杀，由是，对光启尚生之高劭，不得不别觅一高劬以为之代。按《旧五代史》二○《劭传》云：“高劭字子将，淮南节度使骈之从子也……唐僖宗避敌在蜀，骈镇淮南……以故劭幸而早官，年十四，遥领华州刺史，光启中，以骈命遏晋公王铎于郑。”与《笔耕》之高劭，大致符合（只误别驾为刺史），而周偏谓其“毫不相类”。若高劬之官，则是“前鄂州都团练副使……始佐理于江阳，旋从知于寒壤”，（《笔耕集》四）与薛史所记弗符，而周偏断薛史之“劭”为“劬”讹，何也？窃尝合《奏华州失守状》及《劭传》观之，相信无论河中司录或华州别驾，都同于近世之挂名保举，未尝之官，《失守状》所云“旋见脱归”，只是门面转圜之语，周氏乃以比浔“奔河中”，则又误虚为实也。
14《旧·纪》系于八月，《新·纪》《通鉴》同作六月，《新·纪》且著日，故从之。奉天今乾县。依此，知兴平据点，亦至是始被义军攻克。
15参据《通鉴》及《新·传》。
16《旧·纪》误“同州”。
17月日据《新·纪》，《通鉴》本年下漏书九月，故读来一如八月之事。
18日据《新·纪》。《通鉴》云：“同州刺史米诚奔河中。”唯《新·传》云：“朱温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趋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温据州以守。”刺史名与《通鉴》异。
19此据旧、新《传》及《通鉴》；《旧·纪》及《新五代史》一称为“同州防御使”。
20此据旧、新二《传》，《旧·纪》及《通鉴》作数百万。
21按铎为都都统，权知义成节度或记在中和元年（八八一），或记在二年，各说不同（参《通鉴考异》二四）。今本《考异》说：“又《旧·纪》《旧·传》《新·传》铎止为都都统，《新·纪》作都统。”按今《新·纪》实作“都都统”（《考异》前文引《新·纪》同），《旧·纪》《旧·传》及《新·传》止作“都统”，今本显传刻之讹，应正作“又《旧·纪》《旧·传》《新·传》铎止为都统，《新·纪》作都都统”，也须这样改然后文气乃通。《考异》又称：“《实录》，初除及罢时皆为都统，中间多云都都统，又西门思恭为都都监，按时诸将为都统者甚多，疑铎为都都统是也。”一九五四年五月广州越秀山发见《王涣志》，志称；“初僖皇之幸蜀也，时王公以相印总戎，镇临白马，仍于统制有都都之号。”千年疑窦，得此志可以解决矣，说详拙著《从（王涣墓志）解决晚唐史一两个问题》。
22当日入援者如忠武、感化，都由别将统领，《史话》乃云：“当时王铎联合的兵力，计有忠武军周岌、威（感之误）化军时溥……”（二三六页）读者颇易误会为岌、溥身亲行阵，此则措辞失当也。
23骈 《奏诱降状》云：“草贼黄巢下擘队贼将成令瓌徒伴四万人，马军七千骑。右件贼徒元受黄巢指使，占据潼关，寻自擘队奔逃，所在烧劫，就中蕲、黄管内，最甚伤残……以今月二十三日部领手下兵士，到楚州倒戈讫。”（《笔耕集》五）状下文有与时溥交恶之语，令瓌拔离潼关，当是本岁春间或以前之事。
24《通鉴》云：“黄巢攻兴平，兴平诸军退屯奉天。”不提克俭。按《新·传》有“齐克俭营兴平，为贼所围，决河灌之，不克”，当系同一事件；但兴平在渭水流域，用“河”字颇易令人误会。胡注只言“时凤翔、邠宁军驻兴平”，亦未将《新·传》详细比勘。
25《旧·纪》及《通鉴》系于七月，《新·传》在六月。高骈《贺表》云：“得进奏院状报，北路军前定难军节度使拓拔思恭、保大军节度使东方逵等奏，宜君县南杀戮逆贼黄巢徒伴二万余人，生擒三千人并贼将者；又凤翔节度使李昌言奏，探知京中贼徒溃散，六月十三日，皇帝御宣政殿……”（《笔耕集》一，又卷六《贺状》略同）则宜君之役，似在五六月间。但《旧·纪》又云：“雨雪盈尺，甚寒，贼兵冻死者十二三。”（《新·传》《通鉴》同）六七月时都似不应有此大雪（是年闰七月）。
26《新·传》云：“七月，贼攻凤翔，败节度李昌言于涝水，又遣彊武攻武功槐里，泾邠兵却，独凤翔兵固壁。”按涝水出鄠县，东北入咸阳，凤翔则在武功之更西，疑所攻者只凤翔军，非凤翔辖境，今节取之。
27《旧·纪》系温降于八月庚子朔，兹从《新·纪》及《通鉴》。杀监军严实见《旧·纪》及《通鉴》，《新·传》则称“即斩贼大将马恭”，大约所杀者不止一人。
28《新五代史》一及《通鉴》作瞳，《旧·纪》作曈。
29《新·纪》《通鉴》作右金吾，《新五代史》作左。《旧·纪》云：“拜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通鉴》云：“以温为同华节度使。”按华州是时不在唐军手中，事同于惠而不费，未必如此恶作剧。《通鉴》既记同华节度，又于十月下再著授官，与《新·纪》同，尤不可信，因同、华二州，唐代向来分治也。《史话》引《通鉴》此一段，竟误题作“《唐书·黄巢传》”。（二三七—二三八页）
30《旧·纪》作黄邺。《新·传》在此处作黄思邺，《通鉴》承用之，故两书皆前后矛盾。
31邺并未死，《考异》已辨《补实录》之误。《旧·纪》十一月下，“贼将李详下牙队斩华州守将归明，王铎用其部将王遇为刺史”，“部将”指详之部下，《新·传》云：“巢以王遇为刺史，遇降河中。”似是误会。
32《新五代史》四：“克用少骁勇，军中号曰李鸦儿。……巢党惊曰，鸦儿军至矣。”《通鉴》则谓“克用军皆衣黑，故谓之鸦军”，解释不同，似前说较可信。吕振羽称唐求助于突厥、吐蕃，（同前引书二○○页）按就族类而言，沙陀可属于“突厥族”，但非隋、唐时之“突厥”，若吐蕃则时方衰弱，唐并无求助之举。
33《旧·纪》与《新五代史》同。《通鉴》于十一月下既称万七千，十二月下又作四万，盖杂采两项史料而未能剪裁者（《新书》二一八《沙陀传》作步骑三万五千）。
34月日据《通鉴》，惟《旧·纪》《旧·传》《新·传》及《新五代史》均附正月下。胡注：“乾坑在沙苑西南。”按《元和志》二，沙苑在同州南十二里，乾坑在州西三十里，则乾坑似在沙苑西北。《旧·纪》云：“己巳，沙陀军进屯沙苑之乾坑。”系误合两地为一地。
35此役，《旧·传》《新·传》及《通鉴》皆记在二月，《旧·纪》及《新五代史》记在三月。十万之数，据《旧·传》《新·传》，《通鉴》作十五万，良天名据《旧·纪》，惟《旧·传》《新·传》、旧新《王重荣传》《新·沙陀传》《新五代史》及《通鉴》均作梁田。《旧·纪》云：“三月丁卯朔，壬申，沙陀军与贼将赵章、尚让战于成店，贼军大败，追奔至良天坡，横尸三十里。”成店、良天二地都未确知所在，丁谦《沙陀传考证》云：“梁田坡在同州西南，《通鉴》载，克用败贼于沙苑，即系此战。”按同州西南一句，只意想得之，依《通鉴》，沙苑、梁田坡二役亦先后不同，丁氏误。又《旧·重荣传》于朱温既降之后，重荣、复光谋召克用之前，叙称：“黄巢自率精兵数万至梁田坡，时重荣军华阴南，杨复光在渭北，掎角破贼，出其不意，大败贼军，获其将赵璋，巢中流矢而退。”《新》一八七《重荣传》同；按未召克用之前，赵璋如已被执，此时不应复在巢军，是知旧、新《重荣传》都误以中和三年之事，倒叙在先。
36《秦妇吟》云“又道官军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记在三月之前；按《长安志》一一，“竹谷在（万年）县南六十里，《方舆记》曰，竹水，俗谓之赤水”，毕沅“案《水经注》云，竹水南出竹山，……俗谓之大赤水，北流注于渭，即此水也”，依此求之，收赤水当是围华前后之事。
37《旧·纪》以良天坡之败系于壬申，《新·纪》未提良天坡，只云，“壬申，李克用及黄巢战于零口，败之”；据《长安志》一五，零口镇在临潼县东四十五里，约当长安、华州间之半途。《新·传》及《通鉴》都分良天坡、零口为两役，可信非同一地点，但未知日期孰是耳。
38《旧·传》云“黄揆弃华州，官军收城”，附二月下，《新·传》略同。《旧·纪》则云：“二月，沙陀攻华州，刺史黄邺出奔，至石堤谷，追擒之。”《新五代史》亦云：“二月，败巢将黄邺于石堤谷。”“邺”应“揆”之误。但无论为揆为邺，此时都未被擒，《旧·纪》不可信。月日今据《通鉴》书之。
39此据《旧·纪》及《通鉴》；《旧·传》称“四月八日，克用……遇贼于渭南，决战三捷”，八日即甲辰。《新·纪》亦称，“甲辰，又败之于渭桥”，据《长安志》一一，渭桥镇在万年县东四十里，即东渭桥李晟屯兵处。《史话》云：“黄巢集中十五万大兵，扼守渭桥，双方展开了激战之后，农民军一面击退了唐军的进攻，……”（二四一页）按《新·传》云“巢夜奔，众犹十五万”，是言巢离长安时犹有此数，非空城而出以扼守渭桥。至渭桥（或渭南）一役，无论《旧·纪》《旧·传》《新·纪》《新·传》《新五代史》及《通鉴》，均说巢军失败，《史话》翻易言为“击退唐军”，直是歪曲史实，使人得不到革命军何以失败的教训。
40《考异》据杨复光露布（见《旧·纪》《旧·传》），断巢离长安为四月八日。按《后唐太祖编年录》《唐年补录》均称巢九日乙巳出走，《梁太祖编年录》称乙巳出走，翌日官军入京，《旧·传》称十日（丙午）夜出走，诘旦克用入京，《新·纪》取丙午复京师之说，《补实录》取乙巳收京师之说。此外，张《耆旧传》称中和三年正月十日，句延庆《耆旧传》称四年正月十日收复长安，年月虽有错讹，而为十日则相同，《旧·纪》称，“己卯，黄巢收其残众，由蓝田关而遁，庚辰，收复京城”，四月内固无己卯、庚辰（以上均见《考异》），但假己、庚为癸、甲之讹，则《旧·纪》又与复光露布相合。所难决者，高骈《贺收复京阙表》云：“得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牒报，四月十日，当道与雁门节度使李克用及都监杨复光下诸都马军，齐入京城，与贼交战，约杀却贼步军一万余人，其马军贼便走出城，往东南路去。”（《笔耕》一，同书六《贺状》略同）固作十日，此为司马氏未见之别一重要史料，亦许分队退却，故记载有参差。七盘山在蓝田县南二十里（《长安志》一六），蓝田关在县东南九十里，（《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又长安东南至商州二百六十五里。（《元和志》一）
41据《长安志》六，禁苑东面二门，南曰光泰门。《补实录》谓巢“收余众，自光泰门东走”（据《考异》引），盖误官军之入路为义师之出路。
42高骈《致诸葛爽书》云：“访聆贼巢自逃商岭，久逼许田，蔡师相连，狂锋尚炽。”（《笔耕集》八）
43《新·纪》系攻陈于八月，兹从《旧·纪》及《通鉴》。
44《旧·纪》云：“贼攻（陈州）城急，徐州节度使时溥、许州周岌、汴州朱全忠皆出师护援之”，此于辞义尚无妨碍。《通鉴》乃稍改其文，于秦宗权围许之下，始称，“赵犨遣人间道求救于邻道，于是周岌、时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则大犯语病；所因岌节度忠武，陈州是其本管，不得谓之“邻道”，而且忠武治许州，于时岌本身尚在被围，何从引救？以是见改编旧史之工作，稍一失检，便引生新的错误。
45《考异》云：“《唐末见闻录》，晋王三月十三日发大军讨黄巢；……案四月已与巢战，三月十三日发晋阳，似太晚，……今从《旧·纪》。”按旧、新《传》均以为克用二月由蒲陕济河，惟《旧·纪》云：“三月壬戌朔，甲戌，克用移军自河中南渡，东下洛阳”，甲戌即十三日，今《通鉴》云，“二月，……自陕、河中度河而东”，所依者乃旧、新《传》之说，非《旧·纪》之说，《考异》竟以为从《旧·纪》，未免有点糊涂。若《唐末见闻录》之误，不过将度河之日，记为出发之日耳。
46《通鉴》，“夏四月，癸巳（三日），诸军进拔太康，黄思邺屯西华，诸军复攻之，思邺走”，与《旧·纪》不合，盖采自《旧·传》，惟特著癸巳，未审所据，今依《旧·纪》。又宗权再次附唐，应在此时。
47《旧·纪》，“黄巢亦退保郾城”，郾城在西华西南，余初颇疑其不实，后乃悟此乃指巢之外围部队，因官军从北而来，故初时须向西南退却也。
48《通鉴》作“东北”，非是。又在此之前，《新·纪》云“五月辛酉（一日），朱全忠及黄巢战，败之”，未举地点。佐野称中和四年巢在汴州为其部下所杀，（《中国历史教程》二五一页）大误。
49《通鉴》三月下云：“朱全忠击黄巢瓦子寨，拔之，巢将陕人李唐宾、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按《新五代史》二一《唐宾传》：“初为尚让偏将，与太祖战尉氏门，为太祖所败，唐宾乃降梁”，则唐宾降温在尉氏，瓦子寨未知是否尉氏辖境。又同书二三《虔裕传》：“琅琊临沂人也，……少从诸葛爽起兵青、棣间，……中和三年，孙儒陷河阳，虔裕随爽奔于梁，是时太祖新就镇，黄巢、秦宗权等兵方盛，……”按孙儒陷河阳在光启二年十二月，《新五代史》固有错误，但依彼所言，虔裕未尝直隶黄巢，且籍贯亦异，不审司马何据。
50《通鉴》云：“丙寅（六日），克用……发许州。”依两军交战地理观之，其说可信。《旧·传》以为“贼分寇汴州，李克用自郑州引军袭击，大败之，获贼将李用、杨景”，《新·传》又以为“巢取尉氏，攻中牟，兵度水半，克用击之，贼多溺死，巢引残众走封丘，克用追败之，还营郑州，巢涉汴北引，夜复大雨，贼惊溃，克用闻之，急击巢河濒，巢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斩贼骁将李周、杨景彪等，巢夜走胙城，入冤句”，都说来曲折，《新·传》尤属难通。彼所谓“度水”“涉汴”及“度河”，实际上均是渡汴（唐时黄河经濬、滑东北出，不过汴州，封丘、胙城旨在黄河之南）。从南方来只需一渡，无缘三渡，克用对巢取紧迫战略，有后来行事可证，何故西赴郑州（在汴州西一百四十里）？此盖宋祁杂采《旧·纪》《旧·传》及其他史料，无法剪裁联贯，故有此不合事理之复述。李用、杨景即李周、杨景彪之讹夺，但《旧·纪》称：“李周、杨景彪以残众走封丘”，又与《旧·传》异。
51各名据《新·传》； 《旧·纪》无归厚，《通鉴》无杨能，《旧·传》有“杨霍”，当即“杨能、霍存”之残文。
52此据《旧·纪》。《旧·传》则作“追击至济阴而还”；按济阴为曹州治，西南至汴州二百四十五里，冤句在济阴西四十七里（《元和志》一一）。《新·传》言巢奔兖州，乃过曹州以后之事（兖在曹州东三百七十里）。《新·纪》称，辛未（十一日）“李克用及巢战于冤句，败之”，只系想当然之记叙；如克用果追及巢于冤句，即不至遽行西旋矣。
53《笔耕》一及《新·传》皆作景瑜，《旧·纪》讹景思；惟《旧·传》谓溥“遣将张友与尚让之众掩捕之”。
54《通鉴》云：“甲辰，武宁将李师悦与尚让追黄巢至瑕丘，败之。”（瑕丘，兖州治）除月日外，事实本自《旧·纪》。按高骈《贺杀黄巢表》称，得时溥状报：“黄巢、尚让分队并在东北界，于六月十五日，行营都将李师悦、陈景瑜等于莱芜县北，大灭群凶，至十七日，遂被贼将伪仆射林言枭斩黄巢首级，并将徒伴降部下都将李惟政、田球等讫，其黄巢函首已送行在者”（《笔耕集》一）；莱芜更在瑕丘东北二百六十里，今从《笔耕》。
55《旧·纪》作七月癸酉（十五日），盖误六月为七月；《新·纪》作七月壬午（廿四日），依《旧·纪》乃报到成都之日，今据前条引《笔耕》。《通鉴》胡注云，狼虎谷在泰山东南莱芜界。
56《新·传》云，“及兄存，弟邺、揆、钦、秉、万通、思厚”，《旧·传》七人中只著邺、揆两名。
57毕沅《关中金石记》八《元顺帝至正甲午修忠惠王庙碑跋》云：“忠惠王者唐刺史崔尧封也；或曰，尧封名伟，中和三年黄巢乱，有太白山人献计于伟曰，一发牛山，巢灭，掘之，得黄要兽，置剑其上，斩之，巢败，伟由是得道，至宋封为忠惠王。”此齐东野人之言也。
《平巢事迹考》一书（石印奇晋斋本）旧题宋人撰，显系综合《旧·书》《新·书》尤其是《通鉴》而以己意裁成者，别无重要殊异，其中不合之处，已分见各注，今只顺次摘要指出，无烦再加讨论矣。例如乾符元年仙芝起于长垣，三年七月宋威击仙芝于沂州，大破之，四年十月仙芝陷安州，五年（二月后，七月前）巢陷虔、吉、饶、信等州，十月遂陷福州（《新·纪》《通鉴》皆作十二月，殆误脱“二”字），六年正月节度使高骈遣将分道击黄巢，大破之，李系将兵五万屯澶州（澶是潭讹），其余错字不复一一校。
此书之钞撮旧史，可举二三事为证：
（一）“高骈奏请遣兵马使张璘将兵五千于彬州守险……扈管兵五千壁端州”，此是合钞《新·高骈传》及《通鉴》，彬应作郴，扈应作邕。
（二）“忠武监军杨复光率陈蔡兵万人屯武功，王重荣与连和，击贼将李详于华州，执以殉（徇），贼使尚让来攻，而朱温将劲兵居前，败重荣兵于西关门，于是出兵陈蔡，掠河中漕米数千艘”；此一段钞自《新》一八七《重荣传》，而《新·传》执李详之一节又本自《旧》一八二《重荣传》（《旧·传》作李祥），但李详后来实为黄巢所杀，此时未被执徇，旧、新《重荣传》当误。复次，《新·重荣传》本云“出兵夏阳”，此乃作“出兵陈蔡”，则差以千里。（《新·巢传》之“使朱温攻四关”，以《新·重荣传》证之，知系“攻西关”之讹）
（三）中和二年十月后称，“贼帅韩秀昇、屈行从断峡江路”，此句系钞自《通鉴》，但韩、屈为长江民军，与黄巢无涉。
又如陷虔、吉、饶、信，此书放在乾符五年二月后、七月前，不过沿《旧·纪》《通鉴》记之（原作三月），并非谓即二月之事，桑原乃引作“二月”（《唐宋贸易港研究》附表），可谓呆读史书。
总言之，此书不过钞撮旧文，对于黄巢事迹之研究，直无丝毫补助，自可束之高阁，是为定评。韩考屡引此书作强证，则未进行比较以确定其信值也。
58此据《新·传》。韩考引《九国志》一一《邓进忠传》，浩为巢弟，并未被杀，与《新·传》异，（一三三页）则《新·传》所记，未必信史。
59林言被杀，已见前文；尚让后事，不可确知，考《新五代史》二一《敬翔传》云：“太祖破徐州，得时溥宠姬刘氏，爱幸之，刘氏，故尚让妻也。”溥而纳让之妻以为姬，则让想亦早遭毒手矣。
60二三三页，所谓胜利时机，系指中和元年四月巢复入京一事。
61二四○页，按《新·传》云：“出蓝田，入商山，委辎重珍资于道，诸军争取之，不复追。”亦略见退走时狼狈情形。
62《史话》云“从五月围攻到十二月”，（二四二页）殊犯语病；据史料，实由六月围攻到翌年四月底，非遇沙陀军至，则巢尚未解围也。
63同上，按蔡州名奉国军节度，此时无“淮蔡节度”之名，《史话》误。
64黄巢起义对社会生产力如何影响，自是一般读史者渴望得到解决的问题，但解决的关键，非将革命前期（唐）与后期（五代及宋）的经济发展，得出真确状况的比勘，不容易轻下断论，只凭片断的记载是不能推论到全面的。我在此一方面的研究，连浅入也说不上，当然无从提出积极的意见，然而对近人某些说法，也多少存着疑问；比如孙祚民说：“这次起义成为从中世纪庄园地主经济过渡到近古新兴地主经济的重要契机。附着于土地上的、带有隶属性的农奴从世族地主庄园中解放出来，……”（《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九页）然而唐代耕庄田的是否大部为农奴，似乎还没有什么确证，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却认为宋代的庄园继续发达（并参一九五六年《历史教学》四期李景林《对北宋土地占有情况的初步探索》）。其次，论到巢的流动作战，孙氏不同意“在绝对优势敌人压力下，为适应具体情况而采用机动战术”的说法，它的内在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军群众中间游民阶层的相当大数量的存在”。（同上四一页）可是我的看法，凡起义军都包含相当大量游民阶层的，如果不错，则孙氏所驳“并没有回避流动，而是据地坚持反抗”的现象，就难以说得通了。总之，流动或不流动，环境情势与领导人物应该起着极大的作用，其中非常复杂，如果想作一个呆板的公式来套上，反而会脱离实际。比方巢初到江南，曾受过如何抵抗，史料不明，浙东形势亦复如是，南入福州，许有不得已之苦衷，广州物资丰富，那时当远胜闽地，到桂之后，部下都劝其北归，是亦有不以流动为然者，焉能一概而论也。凡此问题，仍有待吾人之深入探讨，遽作断结，尚非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