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之中衰是从对外族态度的转变开始的。太宗尝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太宗一生无狭隘民族之褊见，不徒发诸言论，兼能躬自实践，故征讨四方，常获得异族之效力。继体者，高宗昏庸，武后阴鸷，尤其武后诛锄异己，勇悍之士，栗栗自危，老将凋零，新进又暗于兵事，故在内则有突厥之脱离复立，在外则有吐蕃、契丹之侵略鸮张。
唐之中衰——从对外族态度的转变开始
全氏书又谓高宗长期幸洛，因而维持国威于不坠，如从整个局势来观察，其说亦不能成立。
太宗尝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通鉴》一九八）高丽白崖城之役，阿史那思摩中弩，亲为吮血，契苾何力疮重，自为傅药，（同上一九七—一九八）太宗一生无狭隘民族之褊见，不徒发诸言论，兼能躬自实践，故征讨四方，常获得异族之效力。继体者，高宗昏庸，武后阴鸷，尤其武后诛锄异己，勇悍之士，栗栗自危（汉人如王方翼之流徙，程务挺之被杀，外族如泉献诚、阿史那元庆，均为来俊臣所构陷），老将凋零，新进又暗于兵事，故在内则有突厥之脱离复立，在外则有吐蕃、契丹之侵略鸮张。
（一）突厥
自贞观初（六三〇）降附，垂五十载，至仪凤四年（六七九），阿史那泥熟匐自立为可汗，同时二十四州首领并叛，唐兵往讨者初虽小胜，然旋蹶旋起。永淳元年（六八二），阿史那骨笃（咄）禄收集亡散，势益猖狂，此后（不知确年）遂徙回漠北。武后荒淫，屡用白马寺僧薛怀义统兵以抗突厥，其毫无战绩，不问可知。
骨咄禄卒（天授二——六九一），弟默啜（Bäk-ˇcor）继立，对唐益轻视，要索六胡州及单于都护府（即永徽时瀚海都护之后身）之地，则天赐以杂彩五万段，粟数万石，以求息事（圣历初——六九八）。默啜无厌，仍长驱入河北，陷瀛、檀、定、赵、恒、易，掠财帛亿万、男女万余人而去。
（二）吐蕃
其语原为何，迄今无定论（大约与古突厥文Tüpöt有关，参《史地译丛续编》六一—六三页）①，西藏人自称其地曰Bod，我曾证其即隋之附国②（附之古音为biu），或谓藏语stod-bod即“上国”之意，本属西羌族类。据说始祖名鹘提窣野（伯希和还原为Ol-de-sbu-rgyal，余据Thomas之拼法，谓应与藏文Ho. Ide-spu-rgyal相当），犹言“来自天上君临人类之王”。贞观八年，其赞普弃宗弄赞遣使求尚公主，太宗不许，于是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声言不得公主且深入。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弄赞亲迎于柏海，羡慕华风，归则筑城郭、宫室以居公主。高宗即位，奏请蚕种、酒人与碾硙等工，皆给之。龙朔三年，侵并吐谷浑。
先是，隋炀平吐谷浑后，留其质子顺不遣，及大业之末，前王伏允悉收故地，复为边患。唐高祖虽遣顺归国，而入寇如故。贞观九年，诏李靖等合突厥、契苾之众，分六道往攻，大破之，顺斩其相，举国来降，伏允自缢死。顺继立，以久质于隋，国人不附，未几被弑。子诺曷钵嗣，太宗封为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十四年，又妻宗女弘化公主。至是，为吐蕃所攻，诺曷钵不能御，携公主走投凉州③，高宗诏徙其余众于灵州，置安乐州以处之。
于时，吐蕃方面，禄钦陵（Khri hbrin）兄弟方当国，频岁入边，尽破西羌羁縻诸州，北服于阗（麟德二），取龟兹（咸亨元），安西四镇并废，薛仁贵复丧师于大非川④。仪风三年，特以中书令李敬玄督师，与战青海上，王师大败，敬玄仅得脱，高宗召群臣会议，阖朝无善策。吐蕃屡寇不休，万岁通天二年，始遣使请和，朝令前梓州通泉尉郭元振往。钦陵力言，安西四镇即旧日突厥五俟斤辖境，与吐蕃唯界一碛，汉兵易从此侵入，要求唐朝拔去镇守，使各国离立，作为汉、蕃之中间地带，元振婉辞却之。既而赞普害钦陵专国久，讨之，钦陵兵溃自杀，边患始稍纾。
（三）契丹
始见《魏书·献文帝纪》（五世纪后半）。古突厥文作Kitai。贞观廿二年十一月，契丹⑤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同内属，以契丹为松漠都督府，奚为饶乐都督府⑥。万岁通天元年（六九六），松漠都督李尽忠因被营州都督赵文翙所侮，杀文翙而据营（《旧书》一九九下讹“荣”）州，后遣兵讨之，死大将数人，契丹攻陷幽、冀诸州。尽忠死，别将孙万荣代领其众，翌年六月，被突厥及奚在后掩击，万荣死于部下之手。
武后之世，得以支持不至于大乱者，厥有两因：（1）继承平之后，民生尚未大困。（2）一般人受佛教之迷醉。
注释：
①十九世纪初，法国学者Abel Rémusat以为吐蕃当读如“吐波”，伯希和则根据中国古音，谓吐蕃应保留Thu-puan的读法，无须读若吐波。余按《黑鞑事略》云：“西南……曰木波（西蕃部领不立君），”王国维未之释。考元王恽《玉堂嘉话》三有“吐蕃土波”之文，而《金史》一〇，明昌六年八月，“木波进马”，同书一四，贞祐二年十月，“诏遣官市木波西羌马”，又十五，兴定元年八月，“陕西行省奏木波贼犯洮州”，从其地域、事物而观，显为吐蕃无疑。复次，《百丈清规》“帝师拔合斯八，法号惠幢贤吉羊，土波国人也，……初土波国有国师……”（据《蒙古源流笺证》四引），拔合斯八即《元史》之八思巴，本西藏人，土波为吐蕃，更多一证，故可断木波皆土波之讹，若然则宋、元时代固有读吐蕃如土波（或吐波）者，伯希和之疑问，似尚待研究。后检得《旧书》一二二杨朝晟统士马镇木波堡，据言木波为吐蕃来路，土波之讹为木波，亦许因此。
②关于附国之服饰，兹摘录元戴表元《唐画西域图记》一节以供参考，《记》云：“《唐画西域图》一卷，卷凡四则，每则各先书其国号，风土不同而同为羌种。画者又特举其概，每国书一王而一二奴于后挟持之，王皆藉皮坐于地，侍者皆立。一王掀掌倨语，圆皮头帽如钵，项组铁下垂至藉，皮服衣裘，牛脚靴，胸悬一员金花。一奴小员皮帽，敛袂受事。一奴曳幕罗，手上下奉酒壶若俟而进，裘靴与王同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附国良夷也。”（《剡源文集》四）后检伯希和《评赫尔满〈中国历史商业地图〉》，谓附国不能单独代表西藏，（《史地考证译丛》五编七六页）是也。
③凉州即今武威，一九二四年河西地震，诺曷钵及弘化公主墓在武威南之祁连山崩陷出土，碑志完好无缺。（一九四五年《新中国》七期陈寄生《青海土人为吐谷浑后裔考》）
④《新书·地理志》，大非川在鄯城（今西宁）县西三百余里，《通鉴辑览》五二注以东南流入青海之布喀河当之，冯承钧、陈寄生均承其说，陈且谓青海人称水曰“非”。（同前引文）丁谦《唐西域传考证》以为今雅玛图河。吴景敖辨《辑览》之误，证大非川为今之切吉旷原，（《西陲史地研究》一一—一二页）即共和县地，与《通鉴考异》引《十道图》“大非川在青海南”之旧说相合。
⑤清撰《三史语解》：“辽为达呼尔，因其言语用达呼尔语也”；鸟居谓今住呼伦贝尔之达呼尔（Dahur）即契丹之遗族。（《满蒙古迹考》一○六页）
⑥蓝著《隋唐五代史》注云：“《蒙古游牧记》‘翁牛特左翼旗北，有唐松漠府故垒。’……当在今热河松岭附近。”（上编一一二页）蓝所谓“松岭”，不知何指，若今通行地图绘松岭在朝阳（即隋、唐之营州）之南及西南，非其地也。（参《东北通史》二四八页）蓝又注云：“《蒙古游牧记》谓唐饶乐府在今翁牛特左翼旗地”；（同上引）依此，则松漠、饶乐两府同在一处，尤不可信。《辽史》三七：“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牟理（Jos. Mullie）云：潢河即西喇木伦（Siramuren），平地松林在潢河源附近围场以北，此高地平原应为今日赤峰县西之大高原；（《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二页）只泛言松漠，非确言松漠府所在。考契丹、奚两部居地之记述，最详者为《旧书》一九九下，《旧书》云：“契丹居黄水之南，……在京城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天宝十年，安禄山……就黄水南契丹衙与之战。”“奚国……在京师东北四千余里，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霫国，自营州西北饶乐水以至其国。”黄水即潢河，白狼河今大凌河。又《通典》一七八，营州柳城郡“北至契丹界五十里，……西北至契丹界七十里，东北到契丹界九十里，契丹衙帐四百里”，《太平寰宇记》七一所记西北、东北二至之里数，与《通典》同，惟北方则作“北至秦长城二百七十里，至契丹界潢水四百里”，东北则作“自界至契丹衙帐四百里”（吾人须记取现存此两书均错误甚多，惟吴承志校改《寰宇记》之数为“西北至契丹界七十里，自界至契丹衙帐四百里”，究与《通典》东北到契丹衙帐四百九十里及《新书》蓟州下“奚王帐东北行傍吐护真河五百里至契丹衙帐”之方向不合）；合而观之，知今朝阳县之西北、东北两面，去契丹界都不及百里。又知朝阳县东北四百里至四百五十里处，在唐初确为契丹衙帐（注意游牧部落之衙帐，往往不止一处）。牟理谓“契丹最初即居东蒙古西喇木伦及老哈河汇流之处”，（同上引）说总甚近。大致言之，奚地应当于今热河西南部，契丹当于热河东北部，故两国为东西相接也。（可参看《东北通史》一六九页）
次论到松漠、饶乐两府之今地，宋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行程记》云：“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馆，七十里至崇信馆，九十里至广宁馆，五十里至姚家寨馆，五十里至咸宁馆，三十里渡潢水石桥，旁有饶州，唐于契丹尝置饶乐，今渤海人居之。……自过崇信馆乃契丹旧境，其南奚地也。”（《辽史》三七；蓝著一一二页误引为“胡峤《陷北记》”）潢水石桥即今巴林桥，（同前引牟理书一三页）则饶乐都督似在其附近，即《游牧记》所称“松漠府故垒”（说见下）。但《辽史》三七又云：“饶州……本唐饶乐府地，贞观中置松漠府”；饶州之名，显承自饶乐，然饶乐、松漠两都督分属奚、契丹两国，断非同在一地，是知《辽史》“置松漠府”一句，系误将两府混而为一（《东北通史》二四九页亦云然）。《游牧记》不加察，故以饶乐、松漠两府同置于翁牛特左翼地面。《承德府志》置饶乐于翁金河流域，或因《新书》蓟州下称：“奚王帐东北行傍吐护真河，五百里至契丹衙帐”而云然（吐护真即土河，亦即老哈河）。至薛映谓崇信馆以北为契丹旧境，似与上说不相容，则须知中唐以后，契丹渐强，奚地已被其逐渐兼并，“旧境”云云，非追溯于唐初也。真正松漠府之故址，今不可确知（《东北通史》二四八页亦不能确言），依前引《通典》《寰宇记》，应在今朝阳县东北约四百至四百五十里处。
吐蕃乘虚攻陷河、陇及安西、北庭
要了解唐代藩镇之祸之延长，同时就要明白当日对外之紧张关系。安、史之乱，各国都向唐声援（见第二章“安史之乱”），独吐蕃取乘危态度。吐蕃往日以我河、湟一带设备充实，故用兵侧重争取外围（如安西四镇），及安、史乱起（七五五），侦悉河西兵内调，守备空虚，于是改计从内围进攻，河、陇先沦，西方路断，安西、北庭遂为彼囊中之物。又复结合南诏，窥伺西南，使唐常处于心腹受胁之劣势。外忧内患，相逼而来，唐之一蹶不振，亦吐蕃牵制有以致之，朱礼记陇右分镇之大（见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篇第二十二节），观此而益知其非审时度势之论。吐蕃此时侵势，系取河、湟路入。广德元年十月，破泾、邠二州，直薄长安，代宗经华奔陕。吐蕃入京，立章怀太子贤之曾孙承宏为帝，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众归国，适传郭子仪引大军将至，仅留城十三日，即悉数遁去。
续表
建中之后，大食诃论（Haroun-al-Raschid七八六—八〇九年天方教之大主教）与吐蕃数相攻，吐蕃岁西师（《新书》二二一下）③。然自时厥后，陇道不通，赴西域者须取道回纥。北庭、安西初时犹为唐守，迨贞元六年（七九〇，据《通鉴》二三三。《新书·地志》作贞元三），北庭沙陀部酋朱邪尽忠降于吐蕃，节度使杨袭古率部二千人奔西州，安西道绝，莫知存亡。（据《通鉴》二三三。《元和志》四〇称：“贞元七年没于西番”，大约因此）
唐蕃边界说
长庆二年（八二二）唐遣刘元鼎入吐蕃会盟，五月六日盟成，吐蕃人以汉、蕃文合刻于石碑，现存拉萨，汉文已多剥泐。《西藏图考》三所录，略云：“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封疆，洮岷之东属大唐国界，其塞之西尽是大蕃地土。……唐差、蕃使并于将军谷交马，其洮岷之东，大唐供应，清水县之西，大蕃供应。”大致同《清一统志》，他本所录，文字又不尽相同。吴景敖专据《图考》，作出如下之考证：
……惟盟文既首载各守见管本界，复载洮岷以东大唐所管，其塞以西方是蕃境，又秦、渭、洮、岷诸州地方，蕃人统以“墨儒”称之，《藏史》纪清水勘界事曾云：“于唐土墨儒地方，甥舅各修一庙，画日月于石，以为盟誓。”是双方均认当时洮岷边塞以东之地为唐土甚明。其远在洮岷以东千里之清水故县，自不能又为两界（？国）界地所在。且盟文原有洮岷以东大唐供应之规定，苟以此清水界址确为清水故县，则唐何能越界千里以事供应？反之，清水西至洮岷间既明为唐境，则清水以西大蕃供应之规定，又宁非矛盾？……长庆以后，吐蕃落门川讨击使尚恐热曾一度窃据秦、渭、洮、岷间，内向求封请援，吐蕃相尚思罗保洮河以拒之，迨恐热败，九州亦悉复，可知长庆间唐蕃两地之清水界址，原必不在清水故县。（《西陲史地研究》一五—一六页）吴氏因本其身历，断定唐蕃国界应在今岷县西之大沟寨一带（同上一六—一八页；按大沟寨应即《申报图》之大沟寨），颇坚人信，余初亦以为无可非议，近再取唐史细勘，始知吴说之谬，其证有六：
1．盟文既别本不同，如非取得别项强证，即不能专信《图考》。据吴氏引《武备志》及《西宁新志》，均作“二国所守见管封疆，××属大唐国界，其塞以西，方是大蕃境土，……其绥氏栅已（？）东，大唐祇应，清水县以西，大蕃供应”（同上），“封疆”下只阙两字，显非“洮岷之东”，否则正如吴氏所指出，《图考》著录之文，为何前后矛盾？此《图考》作“洮岷之东”之大可疑者一。
2．藏语之“墨儒”，依吴说既包秦州在内，而清水又是秦州属县，是《藏史》所谓“于唐土墨儒地方”，译汉得为“于唐之清水县”。且唐蕃建中四年正月会盟于清水，正是约定疆界之首次，谓“唐土墨儒”实指清水县，尤与历史事件吻合，初无蕃人认洮岷以东为唐土之痕迹，此吴氏解释之不合逻辑者二。
3．建中四年正月张镒与吐蕃盟文曰：“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
（《旧书》一九六下，并参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篇第四十六节。凤州今凤县。大渡河即岷江西支，近世所谓大小金川者是。）此约定吐蕃极为重视，其累次悔盟，亦以疆场未定为藉口，长庆初彼国未弱，多年争持之界线，何故忽肯退让至数百里以西？此吴说之不合当年事势者三。
4．再从吐蕃之侵略观之，自洮岷以东至清水县，其武、秦、渭、成四州均陷于宝应元（七六二）或以前，原州陷于广德元（七六三）（参前文），如果长庆初蕃人愿退守洮岷，则是将六十年前吞并之五州，一旦无条件的复归之于唐，此是如何亲善之举，何以唐人竟漠然视之？且何故秦、原二州至大中三年（八四九）而后称其来归？成、武二州更至咸通中而后收复也？（《新书》四十。此外渭州有无收复，史乏明文）此吴说之显背史文者四。
5．吴氏又称长庆后尚恐热曾窃据秦、渭、洮、岷间，因以证长庆时两国界址必不在清水；按恐热内乱是会昌二年（八四二）以后事，距长庆初已廿年，且尚恐热所据，当时是“吐蕃辖下的渭州”，非取之自唐，何能借此影射长庆间秦、渭之复为唐地，此吴氏之误解史实者五。
6．唐秦州在今秦安县东，《元和志》三九称清水县西南至秦州一百二十五里，《九域志》则称清水县在秦州东九十里，合此推之，唐清水与今清水当相距不远。依《申报图》，今清水在东经一○六度，西去洮岷只二度或二度有奇，何尝如吴氏所云相隔千里。《元和志》又称秦州西至渭州三百里，渭州西南至岷州二百二十六里，充其量清水至岷州亦六百余里耳，此吴说之里地失实者六。
总之，长庆盟书之国界，断与张镒约定无大出入，吴所考定，只此已可以推翻，任乃强氏认盟碑之清水即今清水县西，与旧史正相合也。
稿既成，始知姚薇元有《唐蕃会盟碑跋》，其第三项《长庆唐蕃疆界考》研究已颇详尽。（一九三四年六月《燕京学报》十五期九六—九九页）彼谓碑文“今但云谨守如故，各守见管，是必所守之界，仍遵建中清水之盟。”实是定论，吴氏盖未参及也。彼又引《甘肃新通志》一三：“清水故城在今甘肃省清水县西十五里牛头山下，俗名西城。”更求出实址，不必但作推测。
前引碑文末四句，姚校为“其绥戎栅已东，大唐祇应，清水县已西，大蕃供应”，与《八琼室金石补正》七一无甚出入（《补正》只“祇”字写法略误），吴书作“绥氏栅”者非是。姚氏引《旧书》八三《薛仁贵传》，推定绥戎栅必居大非岭即陇山之上；（九七页）按《仁贵传》云：“军至大非川，将发赴乌海，仁贵谓待封曰，……彼多瘴气，无宜久留，大非岭上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等并留栅内。”大非岭无疑在大非川之旁，与乌海均是今青海地方（参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篇第十二节及第六十节），姚氏乃以之相当于甘肃之陇山，未免疏忽。姚氏又谓陇州汧源西大中六年改名之安戎关，即栅之故址，（九七页）然据《新书》三七，此关本名大震关，与“绥戎”名称不近，故其说亦待证实。
姚氏又云：“是介于绥戎清水中间之地，必不属任何一方”，“建中之盟，在蕃盟于清水，是其证”，（九九页）此数语亦须略作修正。据《旧书·吐蕃传》，建中三年原约“以十月十五日会盟于境上”，清水的地点显未划入蕃界，换言之，此一通道上东自绥戎栅起，西至清水县止，均属于姚氏所谓“缓冲区域”，出了清水县的地点，才算蕃界。非谓到清水县城即入蕃界也。约文解释，分应慎重，故特拈出之。
姚文曾引《旧书》一一八《元载传》：
今国家西境，极于潘原（姚云，今平凉东四十里），吐蕃防戍，在摧沙堡（姚云，今固原西北），而原州界其间。及《沈下贤文集》一○《元和末对策》：
又尝与戎降人言，自瀚海已东，神乌（姚误“鸟”）、燉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令邠宁、泾原军皆出平（姚误“乎”）凉，道弹筝；邠宁军北固崆峒，守萧关；泾原军西遮木硖关；凤翔军逾陇出上邽，因临洮取凤林南关；南梁军道凤逾黄花，因狄道会陇西。
皆可供研究天宝以后唐、蕃国界之参考，并附录于此。
图一 吐蕃侵占河陇及建中后之唐蕃边界
注释：
①《会要》七一：“武州，大历二年五月十一日置，旋陷吐蕃”所记沦陷年与《新·志》异。
②沙州之陷，《元和志》四○以为建中二年，《西域水道记》因之；罗振玉《张义潮传》谓徐氏不知何据，盖失考也。（一九五四年《历史教学》二期三五页金启综谓“沙州沦陷年月无确实史料可考”，亦仍未检《元和志》）罗氏又据颜真卿《宋广平碑侧记》，推阎朝杀沙州节度周鼎当在大历十二，据《新·吐蕃传》朝杀鼎后自领州事，城守八年，乃降吐蕃，因从大历十二下数八年，定为沙州陷于贞元元年（七八五）；然《新·吐蕃传》既误叙沙州陷于宪、穆之间，则其他所言，亦未必尽信，故从《元和志》。
③巴尔托勒（Barthold）《蒙古时代前之突厥史》言，七八二—七八七年（建中三—贞元三）布哈尔筑造长城，或用以防御吐蕃。又《新·传》称贞元十七年吐蕃与康国兵出现于南诏。
南诏之兴
天宝后吐蕃之横行，南诏实为之助，“诏”犹云“王”，本氐羌语，故苻坚称作苻诏，相当于西藏语之Rgyapo（按汉语古称“酋长”，“酋”“诏”只清浊之音转而已）。并吞各诏之蒙舍诏，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樊绰《蛮书》三）。
古代住落云南之民族，最为复杂，此属于专门研究，即就其堆层问题言之，已有四种不同之说法：
1.戴维斯（Davies）说
a.蒙吉蔑 Mon-Khmer
b.泰 Tai，Thai
c.藏缅Tibeto-Burman
2.给尔登（Geldern）说
a.蒙吉蔑b.藏缅c.泰
3.鲁易斯（Lowis）说
a.藏缅 b.蒙吉蔑 c.泰
4.李济说
a.藏缅 b.泰 c.蒙吉蔑
陶云逵主张1.说，其理由是自汉迄魏，史册中所记云南土族，多近于藏缅，惟哀牢夷当为泰之一支，其时已居于较西南之保山、蒙化一带，藏缅语族至晋初乃构成东、西爨族①。
我从历史观点推之，以为最初应是蒙吉蔑，其主要住地，初名扶南，后名真腊，即柬埔寨②。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崑诸国，阁茂为大。”阁茂即吉蔑异译③。吉蔑族繁盛于印度恒河东岸之时代，尚在泰族（布依）未至湄南江（Menam）下流之前④。又阿剌伯作品尚有一奇异传说，云：创世纪，雅弗（Japhet）之子歌玛（Gomer）传种于吉蔑、Komr及中国三处；此三族之祖，居于大地之东，后因不和，中国人乃逐其邻族于海岛，自是以后，吉蔑居今之柬埔寨，Komr徙于今之马达加斯加⑤；说虽离奇，然越南半岛人本由高原南下，系不能反驳之事⑥。大凡民族迁徙，往往后浪推前浪，今观吉蔑之南居海滨，在藏缅及泰族前，则认蒙吉蔑堆层居先，实近于事理。若其他两族亦许同时并进，尚难遽作后先评定也。
云南之开发，可上溯于楚，楚王曾经使将军庄蹻（《后汉书》作庄豪）溯沅水西略至滇池⑦，因留王其地（《通典》一八七）。汉武元封二年，发巴蜀兵临滇，滇王举国降，于是以为益州郡（今晋宁县）。蜀后主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擒孟获，改益州郡为建宁，用其俊杰爨习等为官属。西晋置宁州，晋武初年有交阯太守建宁爨谷，又有爨能。李雄帝蜀，分宁州置交州，以爨深为刺史。刘宋初，有宁州刺史爨龙颜⑧。梁元帝授爨瓒南宁州刺史；其子翫降而复叛，开皇十七年，史万岁讨平之。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起，西南而石城（石城川，今曲靖）、昆川（今昆阳）、晋宁（今同名）、安宁（今同名），至龙和城（《通鉴》胡注：“绰云，由安宁西行一日至龙和，疑为今老鸦关”）谓之西爨白蛮。又自曲靖州、升麻川南至步头⑨，谓之东爨乌蛮⑩。（《蛮书》四）
诏有六，曰蒙嶲（，式委切，今小云南附近）11，越析（亦曰磨些诏，在今宾川之北），浪穹（今洱源），邆赕（赕，式冉切，今邓川），施浪（今洱源），蒙舍（今蒙化）12，皆乌蛮也13，高宗永徽四年（据《南诏野史》上），南诏细奴逻始遣使朝参。细奴逻生逻盛炎，武后时身自入觐；其俗父子以名相属14，逻盛炎生炎阁，炎阁弟盛逻皮，开元元年，授盛逻皮特进台登郡王（台登，今四川冕宁县）；十八年，其子皮逻阁灭并五诏，廿六年，赐姓名蒙归义，以破西洱蛮功，晋特进云南王，势力日强，筑太和城（“和”犹云坡陀，今大理南十五里太和村）15及大釐城（即后来“大理”一名所本，今大理北四十里），守之，天宝七载卒，炎阁养子阁罗风（亦名承炎阁）立16。
九载，阁罗凤与妻入谒都督，过云南郡（即姚州，今姚安），太守张虔陁私之17，又多征求，罗凤怒，攻取姚州，杀虔陁。翌年，剑南节度鲜于仲通讨之，罗凤请还姚州，且曰：今吐蕃赞普观衅浪穹，否则我归吐蕃耳；仲通不许，战于西洱河，大败，死者六万。杨国忠又使剑南留后李宓将兵十万18击之，深入至太和城，瘴疫及饥死者什七八，引还，罗凤追败之，擒李宓。罗凤遂称臣于吐蕃，吐蕃册为赞普锤南国大诏（赞普锺，藏语Btsanpo ˇcu3
ng，“锺”此云“弟”也，余按“锺”当与汉语“仲”有关），改元赞普锺元年（天宝十一，七五二）。十三载，筑京观于龙尾关（即今下关）19。至德元年，乘禄山之叛，合吐蕃取越嶲（今四川西昌，即嶲州）、会同，二年，进陷台登、邛部，据清溪关20。宝应元年，西开寻传21，南通骠（Pyu）国，裸形、祁鲜，不讨自服22。永泰元年（七六五），命长子凤伽异于昆川置柘东城23，其部下为立《南诏德化碑》（现存大理），明罗凤不得已叛唐归吐蕃之故24（此一段多参据《德化碑》）。
大历十四年，罗凤卒，其子风伽异先死，伽异男异牟寻立，合吐蕃分三道入寇，德宗遣李晟等将禁兵往援，大败之。兴元元年，改号大理国。然吐蕃责赋重，岁征兵助防，牟寻稍苦之，思归唐；时西川韦皋（贞元三）侦知其情，屡遣谍遗书，九年，牟寻乃决策派使者三道来。十一年，皋奉朝命，使亲信赴羊苴城（今大理城，羊亦作阳，苴音斜，，符差切）25，与牟寻盟于玷（亦作点）苍山下（盟书见《蛮书》末），因发兵袭吐蕃，战于神川（即丽江县北之金沙江），降其众十余万。自是，遣子弟来成都习书算，学成辄去，复以他继，垂三十年不绝。（《可之集》二）
图二 六诏住地及其通路
杜元颖镇西川，昧于外情，削减士卒衣粮，戍边者因皆入诏境钞盗。大和三年末，诏人袭陷嶲、戎（今宜宾）、邛（今邛崃）三州，径抵成都，陷其外廓，留西郭十日，去时，掠珍货及子女百工数万人，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间，民畜为空。（《可之集》）彼俗不解织绫罗，自是遂知纺织。（《蛮书》七）翌年十月，李德裕为西川节度，至镇，即讲求吐蕃、南诏通道形势。朝命塞清溪关，德裕言，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余细路至多，不可塞。若得二三万人，精加训练，南诏自不敢动。最要是大度水（今大渡河）北更筑一城，迤逦接黎州，守以大兵。其朝臣建言者（暗指宗闵、僧孺）由于祸不在身，望人责一状，留入堂案，他日败事，不可令臣独当国宪。朝廷皆从其请，蜀人粗安。德裕又遣使索还所虏西川百姓约四千人。
德裕贬死，西川节度所任皆非人。（《野史》上）会昌六年、大中十二年两寇安南，咸通元年陷之26，其酋世隆始僭称皇帝。二年，陷播州（今遵义）27，又寇邕、嶲二州。四年，再陷安南。五年、六年，连寇嶲州。七年，高骈复安南28。十年，寇嘉州。十一年，围成都。十四年，寇黔中。乾符元年，又深入至成都城外29。用兵几廿载，上下俱困，此后不能为大患矣。
南诏之祸，率起于边将失职，其最坏者天宝有张虔陁、鲜于仲通，大和有杜元颖。玄宗老耄，忽视吐蕃，纵容仲通、国忠等开衅西南，遂至为虎添翼，迫陷长安，代、德之际，无岁不寇。反之，韦皋密行招抚，则“南诏入贡，西戎寝患”，（《唐大诏令》一一八）以是知对待兄弟民族之万万不能自大。
南诏之地方区域，以为号，即泰语之xien（英文作chieng），与muon（汉译“孟”“蒙”或“猛”）30之义相等。“者州之名号也”，凡六：“大和阳苴谓之阳，大釐谓之史，邆川谓之赕，蒙舍谓之蒙舍，白厓谓之勃弄”（今凤仪县白崖）31，韦齐休《云南行记》则作十。（《蛮书》五）
注释：
①《云南土俗现代地理分布》。（《史语所集刊》七本四分四三七—四三八页）
②费琅《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八五页。
③同上七页。（并参《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八八页注六）
④同上四七页。
⑤同上六八页。
⑥同上一三一页。
⑦《华阳国志》四，滇池县，“故滇国也，有泽水，周回二百里，所出深广，下流浅狭如倒流，故曰滇池”；按突厥语tengis或dengis，海或湖之义，滇音颠，（《通典》一八七）与ten相对，（参《成吉思汗实录》五三一页）余认为“滇”系以海得名，今云南土俗，有水便呼“海子”，正可反映。《国志》又云：“蹻泝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此是古代入滇之东路。
⑧龙颜碑见《金石续编》一。
⑨《蛮书》六：“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夷人不解舟船，多取通海城路贾勇步，入真登州林西原，取峰州路行量水川西南至龙河，又南与青木香山路直，南至昆仑国矣。”（渐西村舍本）伯希和谓步头即《蛮书》一之贾勇步，贾耽之古涌步；但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日期大长，暂以步头位置于今之临安（今建水），后文又疑贾勇步即今蛮耗。（《交广印度两道考》八及一四一页）余曾以其行程日期差之，疑步头应为《蛮书》一之下步而非贾勇步。（《圣心》二期拙著《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三八页注①）近在讲义初稿又断定《蛮书》原本应作“沿江三、五日出南蛮”，不知者误增“十”字；《蛮书》六同一条内，步头与贾勇步并举，则两者显非一地。今再详之，步头即下步之说，实不可通；考《德化碑》曾三著步头（“安南都督王知进自步头路入”，“威慑步头，恩收曲靖”又“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当日南诏及东爨势力范围，东南不能出今滇省边界，而依《蛮书》一，下步却系安南管地，同理，由通海城起出南蛮（即南诏）境，亦断不需十八九日程（十四日加三至五日）。反覆寻勘，始悟“通海城南十四日程”之“十”字，同是衍文，通海即今通海，如以其南四日程之步头置于建水。则嫌太近，置于蛮耗，又觉失之过远，以里程准之，似应在蛮耗更西北之上游，盖现时上水虽在蛮耗止航，下水之起点似可更西移也。惟其今本多衍两个“十”字，故令地理家无从捉摸。更应附带提及者，余在《圣心》稿内，依渐西村舍本以“行量水川”为句，又揭出此句以下与前文不相接；今又悟“行”字应属上句，量水川以下三句别为一事，与前文无涉，龙河殆今澜沧江，故南与青木香山路相直也，青木香山在永昌（今保山）南三日程。后来又考《元史》六一建水州条：“在本（会川）路之南，近接交趾，为云南极边治，故建水城，唐元和间蒙氏所筑，古称步头，亦云巴甸，每秋夏溪水涨溢如海。”据《地理今释》，建水州在今建水县之西。按《元和志》三八钦州灵山，“今南四十里谓之水步，即是钦州北来人泝流舍舟登陆处”。南方俗语现在犹呼水陆上下处为“水步头”或“步头”，“步”音转轻唇则曰“水阜”或“阜头”，或又加土作“埠”，近世称“商埠”，义即本此。今建水县不边红河，非舟船上下处，应非步头所在；惟建水西南红河边沿尚有地名“坝头”，或其是欤？
⑩《元史》一二一：“察罕章盖白蛮也”，又“合剌章盖乌蛮也”。《元史类编》二○称，白蛮据丽江，乌蛮据大理。沙海昂疑“章”为“戎”之讹，J.F.Rock亦言jang常念作jung，同“戎”字或许有些关系，向达更进一步称戎族以氐羌为主要成分。（《历史研究》二期四页）余殊不谓然；“羌”切韵k‘iang，如K-音颚化，且变为不送气，则与“章”切韵tsiang甚相近。戎与羌在上古区别极明，与其谓“章”为“戎”之转，毋宁谓“章”为“羌”之转也。
11据铃木俊《南诏之意义及六诏住地考》，（《东洋学报》一九卷二号）余别撰《六诏所在及南诏通道一段之今地》一文，加以证明。陈碧笙以为“在今之蒙化附近”，（《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五六年五期一四五页《试论白族源出于南诏》）地仍未的。
12蒙舍当即《庸那迦国纪年》之Muon Se。（《译丛》一四九页）
13此据《蛮书》三；《通鉴》二一四引窦滂《云南别录》作“蒙舍、蒙越、越析、浪穹、样备、越澹”，按滂只定边军节度，（《新书》二二二上）不如樊绰之可信。越澹应即《蛮书》二之越赕（同书八“川谓之赕”），在澜沧江西，今腾冲地。（说见一九四七年《文史周刊》七四期拙著《唐代云南管内几个地理名称》）《蛮书》又云：浪穹、邆赕、施浪总谓之浪人，故曰三浪诏。
14参一九五四年《历史研究》二期四四页刘尧汉《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
15同前《译丛》云：“其北境与大Muon Se（大理）之Ho国（中国）接界”（一四九页）。按Muon Se即蒙舍，见前注12，Ho应是“和”之音写，《庸那迦（Yonaka）国纪年》此一句应译为“与大蒙舍之太和城接界”，非指“中国”，原译误。
16此据《蛮书》三及《新·传》。照世系言，则阁罗凤本为皮逻阁之从兄弟行，但《德化碑》称：“王姓蒙，字阁罗凤，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之长子也。……先王统军打石桥城，差诏与严正诲攻石和子，父子分师，两殄凶丑。……天宝七载，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固视阁罗凤为皮逻阁之子，（《南诏野史》上同）《蛮书》三越析诏条亦言蒙归义（即皮逻阁）长男阁罗凤，岂当日炎阁养从孙为子耶？复次，胡蔚《南诏野史校注》（上卷）误读碑文为“家居阁罗凤”，故谓其“取地名以为名”。
17《德化碑》称为“越都督张虔陁”。
18据《新书》二二二上；惟《通鉴》二一七作七万。
19元郭松年《大理行记》：云南州西行三十里品甸，又山行三十里白嵓甸，赤水江经之。又山行四十里赵州甸，即赵也，神庄江贯于其中。川行三十里至河尾关，即洱水下流。其西又有关，北入大理，名龙尾关。入关十五里为点苍，太和城在其下，周十余里。又北行十五里至大理，名阳苴城，亦名紫城，方围四五里（广德二年筑）。
20《蛮书》一：“黎州（今汉源）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峡，乾元二年（？）置关，关外三十里即嶲州界也”；又“从石门外出鲁望、昆川至云南，谓之北路。黎州清溪关出邛部，过会通至云南，谓之南路，从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门，……天宝中，鲜于仲通南溪（今南溪县西）下兵，亦是此路。”按《蛮书》同卷下文称，自石门第九程至鲁望，再行十二程到柘东（今昆阳北平定乡），则石门路之一部，应相当于今威宁、宣威、曲靖（《德化碑》亦言仲通军至曲靖）、昆明之通路，从方位而言，应曰东路。《蛮书》一清溪关，“至大定城六十里，至达士驿五十里（黎、嶲二州分界），至新安城三十里，至菁口驿六十里，至荥水驿八十里，至初里驿三十五里，至台登城平乐驿四十里（古县今废）”，共程三百五十五里；但《新书》四二嶲州下称，“自清溪关南经大定城，百一十里至达仕城，西南经菁口，百二十里至永安城，城当滇笮要冲；又南经水口，西南度木瓜岭，二百二十里至台登城”，实四百五十里，今本《蛮书》之地名、里数，显有夺误。（可参《蛮书校注》）又《德化碑》云：“节度使鲜于仲通已统大军取南谿路下，大将军李晖从会同路进，安南都督王知进自步头路入。”唐邛部县，今越嶲北七十里，会同即《蛮书》之会通，又曰会川或会同川（会川今四川会理县）。复次，由台登至俄淮（即准字）岭为程五百三十里以上（据《新书》四二；《蛮书》此段路程，亦有脱漏），又由俄淮岭至会川二百八十五里（据《蛮书》，但比《新书》亦少差数十里，依《新书》则台登至会川共约九百里上下）。从方位言，此路应曰西路。据《新书》，贞元十年袁滋使南诏，系取东路（石门），十四年内侍刘希昂使南诏，系取西路（清溪）。
21寻传是部落名称，见于《蛮书》者分在两个不同区域；其一，在今八募一带（说详同前引拙著），即本文之所指。《德化碑》云：“爰有寻传，畴壤沃饶，人物殷凑，南通渤海，西近大秦”，是也。其又一则在今金沙江与鸦砻江会流之处。《蛮书》二云：“又有水，源出台登山，南流过嶲州，西南至会州（当作“川”，见上一条注）、诺（同书八，“诺，深也”）赕，与东泸合（“合”字原脱，今校补），古诺水也，源出吐蕃中节度北，谓之诺矣；江南，郎部落。又东，折流至寻传部落，与磨些江合，源出吐蕃中节度西共笼川犛牛石下，故谓之犛牛河，环绕弄视川，南流过铁桥，上下磨些部落，即谓之磨些江，至寻传，与东泸水合，东北过会同川，总名泸水。”所谓“又有水”者，即今安宁河。东泸即鸦砻江，樊绰以当古之诺（亦作若）水，与《野史》上以金沙江当若水之说不同。磨些江则今之金沙江也，弄视川当指今丽江以北地方。安宁河在会理西北，先合于鸦砻江，再南，乃合入于金沙，汇点附近就是另一寻传部落之住地。
22《德化碑》：“裸形不讨自来，祁×（当是“鲜”字）望风而至。”按《蛮书》四：“裸形蛮在寻传城西三百里为窠穴，谓之为野蛮”；同书七：“自银生城、柘南城、寻传、祁鲜已西蕃蛮种，并不养蚕”，又同书六：“丽水渡面（？西）南至祁鲜山，……祁鲜已西，即裸形蛮也。”
23《蛮书》六：“柘东城，广德二年凤伽异所置也，其地，汉旧昆川。”按《德化碑》以置柘东城为赞普锺十四年春之事，依碑，败李宓在三年，相当于天宝十三载（七五四），是十四年应相当于永泰元，今《蛮书》作广德二（七六四），或其工程连两年耶？
24《萃编》一六○著录《南诏德化碑》，前截几全泐，独碑首题“清平官郑回撰”六字完好无缺，是否原来真迹，颇成疑问。考碑末：“×成家世汉臣，八王称乎晋业，锺铭代袭，百世定于当朝，生遇不天，再罹衰败，赖先君之遗德，沐求旧之鸿恩，改委清平，用兼耳目，心怀吉甫，愧无赞于《周诗》，志效齐斯，愿谐声于《鲁颂》，纪功述绩，实曰鸿徽，自顾下才，敢题风烈”；一望而知为撰文者自述之语，其人无疑是清平官，但姓名（或名）为“×成”，与“郑回”不类，“八王”尤非郑氏典故。考《蛮书》三：“阁罗凤尝谓后嗣悦归皇化，但指大和城碑及表疏旧本，呈示汉使，足以雪吾罪过也”，并未揭出撰人姓名，《新·传》及《通鉴》二一六亦然。惟《南诏野史》上云：“令清平官郑回撰《德化碑》，唐流寓御史杜光庭书，立石太和国门外，明其不得已叛唐归吐蕃之故”，未知有何前据？复次，王昶《跋德化碑》云：“考《云南通志·古迹》载，阁罗凤刻二碑，一曰《南诏碑》，在城西南，注云，天宝间阁罗凤归吐蕃，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西泸令郑回撰文，今无可考。一曰《蒙国大诏碑》，即《德化碑》也，是南诏群臣颂德之碑，注云，在城北，郑回撰文，杜光庭书，今剥落殆尽云云。是南诏有二碑，皆郑回撰文，其刻石国门之碑，朱子《纲目》系其事于天宝十一载，此碑则在大历元年，两碑之立，相距十五年，而前碑已亡”；所引《通志》，可疑者计有四点：（1）罗凤曾立两碑，《蛮书》《新·传》《通鉴》《野史》等都未说过。（2）南诏是唐人对彼之称谓，蒙国大诏是彼国人自用之称渭，彼国何以有“南诏碑”的名称？（3）今《德化碑》前截即说明不得已叛唐之故，是否别有一所谓“南诏碑”成立在前，专叙此点？如其既有，《德化碑》似无须复述。（4）《新·传》将立碑表明心迹事记在天宝十载仲通失败之后（《通鉴》同），《野史》记在十三载破李宓之后，似皆不知确年而顺带提及，吾人相信朱氏《纲目》处理此节故实，亦应用同样手法，并非经过考实，不应强调“天宝十一载”之时间性。合此观之，我并不相信罗凤曾立两碑，《滇志》之误，由于呆信《纲目》，且以《德化碑》后截纯然歌颂吐蕃（文云：“我圣神天帝赞普德被无垠……”，“我”字上空两格），疑其与无心叛唐不相应而信为别有一碑也。碑文只叙到赞普锺十四年（叶昌炽《语石》二即以为是年所撰，且认《南诏蛮颂德碑》与《南诏德化碑》为一碑歧出），相当于永泰元年，王昶以为大历元年立，似属计算之误。唐末至前蜀有道士杜光庭，《野史》所揭书人，亦极可疑，今不具论。
25骠苴低之“苴”，哈威谓即Swabwa之Swa，意即“君”也，（《缅甸史》上一五页），又突厥语呼“新”为“阳”，则阳苴城全义当为“新王城”。
26《通鉴考异》二三云：“按宣宗时南诏未尝陷安南，据《新·（南诏）传》则似大中时已陷安南”；按《新书》各列传之叙事，不依年序为先后，其例甚多，《南诏传》在咸通元年之前称南诏陷安南者，实将咸通元年事倒错于前耳。
27《考异》二二，大中十三年南诏陷播州云：“《旧·纪》《实录》今年皆无陷播州事，惟《新·纪》有之；《实录》，咸通六年三月卢潘奏云，大中十三年，南蛮陷播州”；是《新·纪》似据卢潘奏而书也。《通鉴》二五○又于咸通元年十月己亥后书，“安南都护李鄠复取播州”，亦本自《新·纪》九。考尉迟偓《南楚新闻》记黔南事有云，“咸通二年蛮寇侵境”，兹从之。
28陈碧笙《滇边散忆》云：“七年复取安南，高骈大败之”；（二○页）按再陷安南在四年，陈书误。
29广明元年，卢携称咸通以来，南诏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通鉴》二五三）只概括言之，可参看《考异》二三及胡注，《互证》二○疑安南只咸通四年一陷，系未见携奏之故。
30《蛮书》四言：“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张礼千谓泰语“孟”为城镇之意。（《东方杂志》四○卷一八号）
31今本夺去一，《校注》云：“疑后龙口一城当亦为一，系传写误脱一句也。”余按龙口城即今大理上关，似未得为一，惟《蛮书》五云：“渠敛赵，本河东州也，西岩有石和城，乌蛮谓之土山坡陀者，谓此州城及大和城俱在陂陀山上故也”（同书八，“山谓之和”），似占一之数，即《野史》上之赵州，今改凤仪县。
安史乱中之回纥——不与吐蕃合作
我国古代往往受北方强邻之侵略，当危急之际，不受侵略而反得其援助者史册上确是罕见（可与吐蕃之侵夺河、陇比观）。
回纥（Uighur，景教徒作Ighur，Iaghur，《海屯纪行》作loghus）隋时称韦纥，《隋书》列作铁勒之一种，德宗时改译回鹘，或谓即汉之乌揭。其开化似比突厥较早。唐初居独洛（Tohgula）河北之娑陵（Sälänga）水上，部内分为十姓；属部中别有九姓乌护（Toguz Oghuz见《回鹘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后世又分为黄头回纥（Salik Uigur）等支派。拉施特谓“回纥”之义为“联合帮助”。
回纥，于阗文或拼作Hve：hvu：ra，其前两音相当于“回回”（见拙著《回回一词之语原》，《史语所集刊》十二本），彼族徙居天山后多信奉天方教，明、清人遂呼天方教为回回（或回）教，更进一步混称天山各种部族为“回人”，至今犹称奉天方教者为“回族”。羽田亨云：“回教”系因回纥人最先信奉而得名①，立说最为得当。林幹以为“当时所谓回回，系指大食国，即现今的波斯及阿拉伯而言”，又引《正字通》云：“回回是大食种”②，实未能追溯其原义。
回纥与突厥世仇，可从古突厥文碑见之。突厥内部历次乱事，回纥几无不为积极分子。但两族之语言，差异极少（据伯希和说）。当武后初，突厥徙回漠北，回纥又尝拔刀助唐，合谋突厥（参拙著《突厥集史》八）。后来回纥破败，一部来投，居甘、凉间，一部仍为突厥所役属，此点最宜分辨清楚。
天宝初，其酋骨力裴罗（即阙毗伽“Kül Bilgä”可汗，《唐历》及《新书》二一七上倒为毗伽阙可汗或骨咄禄毗伽阙可汗）
击杀突厥之乌苏米施（Ozmiš）可汗，兼并漠北，唐封为怀仁可汗（《旧书》误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为阙毗伽可汗），其全衔应为登里啰没蜜施、颉翳德蜜施、毗伽可汗，天宝六年卒。
子磨延啜立，击破西北边之拔悉密（Basmil）及三葛逻禄（ܡc Qarluq）。会禄山叛，请助讨，自率兵与郭子仪合击同罗突厥（即禄山部下自长安逃赴朔方者），破之榆林河上（至德元）。遣太子叶护将四千骑至凤翔，肃宗命广平王俶与约为兄弟，率朔方、回纥、大食等军收复长安（至德二）。回纥继随子仪追贼，破于陕州之新店，庆绪大惧，弃洛阳走河北。回纥大掠东都三日，意犹未厌，耆老复以缯锦万匹赂之，乃止。既而叶护还长安，请自归取马扫范阳余孽，帝令岁遗回纥绢二万以报之（均至德二）。明年（乾元元），磨延啜请昏，帝妻以幼女宁国公主，是为破格之例（唐代前所外降者皆宗室或外戚子），并册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其本国全衔曰“×登里啰汨没蜜施、颉咄登（？）密施、合俱录×”，寻卒。国人欲以宁国殉，公主拒之，后以无子得还。
继位者少子牟羽（Bügü）可汗。宝应元年秋，受史朝义所诱，方率兵向阙，遇唐使告知代宗即位，时兵已过三城（即三受降城），见州县丘圩，有轻唐之意。上亟遣药子昂往迎劳，遇于忻州南，又令仆固怀恩（九姓铁勒人，其女为可汗之可敦“qatun”）往见之，乃允助讨朝义。回纥欲入自蒲关（即蒲津关），由沙苑（同州冯翊县南）出潼关东向，子昂阻之，请自土门（井陉）略邢、洺、怀、卫而南，不可。又请自太行南下扼河阴，亦不可。乃请自陕州大阳津度河，食太原仓粟，回纥从之。诏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会师进讨。回纥辱雍王，引左右厢兵马使药子昂、魏琚、判官韦少华、行军司马李进，各鞭一百，琚、少华均死。既而会同诸道兵进攻，复收洛阳。回纥兵大掠，人皆遁保圣善、白马二寺，回纥火之。屠杀万余人，可汗留营河阳三月，乃去。唐于是（广德元）册为“登里罗汨没蜜施、颉咄蜜施、合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tängri dä qut bulmyš为天赋庄严，ihutmys为以功绩御国，又 alp külüq bilgä为神武、光荣、贤智）。永泰初，怀恩反，诱回纥、吐蕃入寇，会怀恩死，二虏不和。子仪自叩回纥营，与其帅握手（握手如平生欢，见《后汉书》），让其背约。回纥请击吐蕃以报。子仪取酒共饮，回帅请设誓。子仪酹地曰：“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互祝之词，与近世欧俗同）有负约者身陨阵前，宗族灭绝。”因与回纥合击吐蕃，大破之。然其人留京师者率负功，横行无忌。大历十三年，入寇太原，河东节度鲍防与战，不利，死者万余。及德宗立，又入九姓胡之言，欲悉师向塞，宰相顿莫贺达干（ton bagha tarqan）持不可，弗听。莫贺怒，因击杀之而自立，并诛其支党及九姓胡几二千人，建中元年（七八〇），册为武义成功可汗。
先是，回纥来者常参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值其酋长还国，逗留振武三月，耗供给甚巨，军使张光晟诇知其用囊盛女子阑出，因勒兵尽杀回纥及群胡，收驼马数千，缯锦十万，送女子还长安，可汗虽知之，卒未责偿。贞元三年，来请和亲，德宗积旧憾，初欲不许，继用李泌言，妻以八女咸安公主。四年，可汗上书自称子婿，愿以兵助除吐蕃，又请改“回纥”为“回鹘”，于是加册为汨咄禄（qutluq庄严 幸福）长寿天亲毗伽可汗，明年卒（七八九）。
以后国更数主，贞元十一年（七九五）奉诚可汗卒（即汨咄禄毗伽可汗），无子，国人立其相跌骨咄禄为可汗，即登里啰羽录没蜜施、合、汨咄禄、胡禄、毗伽可汗（胡禄= ulugh，神圣），唐称怀信可汗，永贞元年卒（八〇五）。
继位者曰保义可汗，中文全衔为“爱、登里啰、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爱即Ai之音译，义为月神）③，据此可汗之汉文圣文神武碑，其在位时为回纥极盛之世。曾北击坚昆，殪其可汗；西收北庭，越大患鬼媚碛；吐蕃攻围龟兹，汗自领兵赴援，败吐蕃兵于于术④；西方某族不贡，汗复征之，遂北至真珠河（Jinˇcüügüz，Naryn R．），俘掠无数；又进攻葛禄，西追至拔汗那国；此其大较也。元和三年，来告咸安公主丧。既而屡请昏，有司度费当五百万，宪宗方内讨叛藩，不之允。及元和末，始许以太和公主下嫁，长庆元年来逆女，纳马二万，橐驼千。
上文所言汉文碑⑤，旧史未之及，清光绪十六（一八九〇）年，芬兰人Heikel始访得之，文甚残缺，今所据者为罗振玉《辽居杂著》校本。沙畹等谓是保义可汗所立（《摩尼教考》二四页），殊有语病；考碑文言唐“×帝蒙尘”，上空二格，与称其“天可汗”同，“俘掠人民”之民字缺末笔，则知碑为歌颂保义功德而立，其文由唐人撰书者。碑阴粟特文所志之年为马年，由是可推定立于元和九年甲午（同上引书二四页）⑥。
回纥自有国以来，曾助唐一收长安，两复东京，殄灭朝义，除大历十三年一役及后来亡国时外，未尝扰唐边，前后三尚帝主，明以前我国北邻之最为亲善者也。至于助唐牵制吐蕃，除前文所举外，贞元六年⑦，其相颉于伽斯（il ugäsi国光荣之义）拟合北庭节度杨袭古复取北庭，不幸大败，七年，吐蕃攻我灵州，回纥败之，十三年，回纥取凉州，元和十一年，吐蕃向漠北进攻，于时李绛曾言，“北狄、西戎素相攻讨，故边无虞”，（《李相国论事集》）宪宗末年，亦因吐蕃比岁为边患。故许降公主。（《旧·回纥传》）惜肉食者无远谋，卒不能与北邻作有计划之密切联合，以消弭西边之大患。
注释：
1《西域文明史概论》八八页。
2《新建设》四一期四一—四四页及四二期四五—四八页《试论回回民族的来源及其形成》。林氏曾言：“若谓回回民族中含有突厥族的成分，那到是可能。”又“因此回回在其形成为一个民族的过程中，自不免掺入许多汉族的成分。”按伊斯兰教输入我国，其范围是逐渐扩大，在去今三百年前，某些汉族掺入成分，当然尚易识别，故顺治四年甘抚张尚列举为缠头回、红帽回、辉和尔、哈拉回、汉回等数种，意义本甚明白。林氏却认为彼时不合用“汉回”二字，则对于彼分析回回民族来源的初意，反觉有所矛盾矣。
3据田坂兴道氏言，回纥可汗衔之常为“爱登里啰”（ai tängridä，奉月神）或君登里啰（kün tängridä，奉日神）系受摩尼教之影响。可汗衔之回纥文为 alpu inanˇcu bagha targhan tänridä ülug bulmis alpu qutlugh bilgä qaghan（见同下注⑦引文）。
4据沙畹氏言，于术在库车与库尔勒（Korla）之间。
5全碑系以汉、突厥、粟特三种文字分撰，冯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误粟特为康居。（二二页）
6据《新书》二一七上，永贞元年怀信可汗死，唐册其所嗣为滕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元和三年死，唐册新可汗为保义可汗（长庆元年死），《通鉴》二三六—二三七及二四一，又《元龟》九七六及九六五略同。惟《会要》九八则称俱录毗伽可汗死元和六年（《元龟》九六五别一条同，殆钞自《会要》），七年正月，唐另册一可汗，其人死于元和十一年，是年十一月始册立保义可汗，与《新书》《通鉴》异。关于保义嗣位之年，《会要》断不可信，据回纥可汗碑之粟特文纪年，保义嗣位，不能晚于元和九（马）年也。田坂兴道疑保义嗣位在元和六年，再无他据，（同下注⑦引文六一七页）司马修《通鉴》，尚得见《宪宗实录》，故从之。陈垣氏《摩尼教入中国考》谓可汗碑立于长庆间，亦误。
7涉六、七年事，《旧·回纥传》与《会要》九八有冲突，可参看田坂兴道《中唐西北边疆之情势》。（《东方学报》十一册五八六—五九〇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