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引《毛诗传》：“东夷之乐曰，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侏离，北夷之乐曰禁。”证外乐传入中国，其来已久，斥旧说魏、晋后雅乐始杂胡声为不信，更进论张骞传入之《摩诃》、《兜勒》二曲，摩诃应maha之对音。徐嘉瑞云：“据《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注，启所作乐也。……《大荒西经》，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是《九歌》非南方乐歌而为西方乐歌。流沙之西，赤水之南，正夏民族文化发源之地。……西方文化，自古代已影响南方，故屈原《离骚》、《天问》多用西方之神话与山川也”。按我国上古之乐，西方学者曾认其含有西方色彩，盖周族东来，并挟其原有之乐器，洎东周扰乱，乐师奔散，（见《论语》）制器失传，至于中古，乃有待于再度输入。质言之，此一问题之重点，在乎是否我华族之原有或原无，不在乎中西之区别。
涉此，又不能不略为五音、七音之讨论。古文《尚书》之“五声”，王西徵以为形成在《论语》之后，《左传》昭公廿年之“七音”，彼又以为其书比《公》、《穀》、《国语》更晚出，惟因“五音”及“徵”、“角”均见《孟子》，遂谓五音之音名，在此时候已完全成立。顾上述各书之年代先后，不易断然排定，故其持论实近于闪铄。七音究何时成立，应以三分损益法为标准；考三分损益法初见《管子·地员篇》，王氏拟为产生在战国末期（约公元前三纪），比之彼氏（Pythagoras，约B.C.582—B.C.500）倡制，已后三百年。《管子》以何时写定，今不必论，最须了解者，先秦子家率综集前辈言论以成书，不能硬定写出的年代为学说初立的年代，尤其是，写成书说往往落后于事实颇远，此由前节论中古印刷术发明，亦可见之。王氏结论云：“倘认中西的相同并非偶然，则中国很有受西方影响之嫌疑”，恰足与前段各论相发明。
进至六朝，西域音乐更迭输入，北齐后主，尤赏胡声，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周武帝时，龟兹人苏祇婆从突厥皇后入国，论乐有七调，一娑陁力（犹言平声），二鸡识（长声），三沙识（质直声），四沙侯加滥（应声），五沙腊（应和声），六般瞻（五声），七俟利箑（斛斗声）。开皇之始，慕古情深，曾诏群臣集议正乐，然昧于声律，久无所成，乃定令置七部乐，一国伎，二清商伎，三高丽伎，四天竺伎，五安国伎，六龟兹伎，七文康伎。大业中，改定以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为九部乐，兹概述如下：
1.清乐 即清商三调，并汉来旧曲，隋文以为“华夏正声”。其乐器十五种中有琵琶（古波斯文barbat，即曲项琵琶，参下文）、箜篌（突厥语qungxau，qungqau，竖箜篌与西方之harp相近）；按刘熙《释名》云：琵琶出于胡。又箜篌即汉武祠太一、后土之坎侯，《史记·封禅书》作空侯，《后汉书》二三灵帝好胡服、胡箜篌，宋谢康《乐要字苑》云，箜篌胡乐也；然《太平寰宇记》二中牟县条称“箜篌城在县东南二十里，昔师延造箜篌以悦（郑）灵公”（《水经注》却以师延为纣时人），此即前言再度输入之现象。
2.西凉 后凉（吕）、北凉（沮渠）时，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周之际，遂称为国伎。然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类，并出自西域（或云，曲项琵琶从西亚经中亚传来），此外五弦琵琶（或单称五弦，比琵琶多一弦）、铜钹及大小筚篥（又作觱篥，《通典》云，本名悲篥，出于胡中，按即笳管。李颀《听安万善吹觱篥歌》：“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是龟兹出。”）均从西方输入。
3.龟兹（Kucˇa） 起自后凉吕光灭龟兹。周武时，国人苏祇婆来，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及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闬，此派知名者有曹妙达、安进贵等，炀帝时乐正白（帛）明达，盖亦龟兹之后。
4.天竺 起自前凉张重华。
5.康国（Samarkand） 起自周武时突厥皇后。
6.疏勒。 7.安国（Boxara） 均起自后魏。
8.高丽 起自北魏平北燕（冯）。
9.礼毕 据《隋书》言，出自晋庾亮家，亮谥文康，故称为文康乐，殊不可信。《列子·汤问》：“秦之西有仪渠、文康之国”，“文康”实即古康国名称Markand之音写，与上康国乐为复出也。每奏九部乐终，则陈之，故又称礼毕。
由上言之，自1至9，均为西方或参杂西方之乐，高丽乐器十四种，有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笛（从西域传入）、小筚篥（出自龟兹）、桃皮筚篥及要月鼓（从西域传来），则亦非纯东方之乐也（参阴法鲁《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