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国之分田，同于行国之分牧，徙大宗之民而不设法安插，使有所资生，势必致地方不宁，封建统治者头脑如稍为清醒，当能见及；例如北魏天兴元年（三九八），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盛乐），给以耕牛，计口受田，（《魏书》[226]二）又永兴五年（四一三），徙越勤倍泥部二万余家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受田，（同上三）此乃应有之措施，其细则虽不得而详，然吾人如能深味此二事之动机，对于后来太和何以均田，便不难了解。
北魏孝文太和九年（四八五），特诏均天下之田，诏曰：“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魏书》七上）此一制度大致维持至唐天宝之末（七五五），几达二百七十载，可说是我国中古经济之一次大变革。
魏朝有此变革，或以为根于鲜卑族之野蛮性，且当日土地荒废，人口稀薄，农业劳动生产力大大破坏，均引起均田制之条件[227]。又或谓受占田之影响[228]，然均田与占田本质不同[229]。前一说虽有相当之理由，究其实则促成此巨大改制者尚有三端：（甲）鲜卑来自漠北，应多少受突厥族文化之影响；突厥旧习节级分地，行国分牧转入住国则为分田，故北魏之均田，实执行漠北旧俗之变相。（乙）孝文以太和十九迁都洛阳，南徙之心，蓄之谅非一日，假使部人来至新都，并无寸土，不徒益激本族大多数之反抗，抑亦无以资生。再看“新居三口给地一亩，奴婢五口一亩”之条，亦近于预留地步；故曰均田为鲜卑南迁之跳板。（丙）鲜卑俗战胜时所俘掳，恒散给部下[230]，汉族蓄家奴总不如鲜卑之多，今观露田、桑田、麻田三项，奴婢或奴均各依良，用意大可见。又牛多者受田可至百二十亩，亦似偏替畜牧业者着想。故曰均田之创制，基本为鲜卑人谋生计，亦即是巩固其统治基础。唐长孺言：“关于太和定品的原因，主要是在提高鲜卑贵族在社会上的地位[231]”（据《魏书》七下，太和十五年大定官品，十九年十二月宣示官品，即九品之制），此一事正与均田政策平行并进。均田既施于鲜卑，对汉族自不能不同样敷衍，一般贫无立锥之下层阶级，不知葫芦里卖什么药，当然表示欢迎。行之百年（约开皇初），鲜卑族已急剧融化于汉族，浑忘其游牧之习惯，初制之重点便日趋消失[232]。同时，富豪大地主为数激增，均田制于是开始崩溃，然即无此变化，只世业廿亩，身没不还，历时愈久而可供授受之田愈少，已足使均田制无法继续。隋、唐交替，国基未固，统治者固不敢招致大多数贫农之反对，贸然取消此制而要接受下来。开皇十二年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狭乡每丁才至廿亩，老小更少），大业五年正月，又“诏天下均田”，无非统治阶级在玩弄手段。逮唐承平既久，贵族土豪与官吏相勾结，益事兼并，王室要倚此辈为支柱，不愿过问，别一方面则权势逃赋，尽量转嫁于农民，远过其可能负担之程度，变成无田胜于受田，人反乐为浮客，均田之制，至是遂全部解体。其成立及转变经过，据个人所见，大致不外如此。
太和均田，办理至如何程度，其细则如何施行，因《魏书》七上及一一〇文字过于简质，段落难以分辨，《通鉴》一三六又节采不如法，语成歇后，益增近人之误会。兹先录《魏·志》原文，再就检阅所及，举其大误者数则为示例。他书相类之点，可据以旁推，盖魏制不明，则其后之因革，必都失其确解，所关不只北魏一朝也。
（太和）九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果），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
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
上项记载，余所见数种引文，均作“课莳余种桑五十树”，读者因以“课莳”为句，“余”字连下“种桑五十树”为句（如陈氏《略论稿》一四二页），但于文不可通。桑、枣、榆下文既列举，试问更课莳何物？后检《通志略》一六作“课莳余果”，与下文“杂莳余果”可相比照，盖今本夺去“果”字。
其次，读时最要分清段落。第一段可再分为三节（以”号为记）：第一节说明一般受田、还田之原则。第二节系授受桑田及其有关之条例。第三节系授受麻田之条例。由是，可见《通鉴》只叙至“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便戛然而止，不特割裂文义，且引起后人因读《通鉴》而发生（1）项的误会。
（1）谓溢额的田产听民自由买卖之误。（《田制史略》五三页）由于上文分段的说明，吾人就晓得“盈者得卖其盈”四句系承上桑田而言，尤其下文接叙与桑田对立之麻田，反映更为清楚。无如《通鉴》只截取四句中之首句，又把麻土一节略去，遂令原文之界限，变而模糊。后人因误会“有盈”“不足”指一般露田而言，谓魏之露田可买卖；殊不知准许买卖者限定于有盈或不足之桑田，且限定于某种条件之下，今竟误解为溢额田听民自由买卖，并不强制征收，则大失太和立法之本意矣。
（2）充做授受的只限定绝户墟业或原有官地并不曾一律把田亩收归国有之误（同上《史略》等）。所谓“原有官地”及其数量若干，在《魏书》上找不出丝毫消息。如谓最初立法时只靠原有官地作为最大宗的授田本钱，（《南北朝经济史》一八页及陈氏《略论稿》一四二页）吾人试想人口率日在增加，分田所需的数量日益扩大，资本势必愈用愈亏，如何能将此一规制支持到二百多年？或引正始元年“以苑牧公田分赐代迁之民”，（《魏书》八）作为“田地很够分配”的证据，（同上《史略》）从我看来，正适得其反。苑牧原是皇室私有的牧场，等闲不容易开放，现在亦慨然将其分给南迁人民，正是公田极度不敷分配之现象；恰如我所说，为减少北方人反对迁都起见，皇室亦不能不忍痛割弃其私产矣。刘业农又引太和十七年宇文福规石济（今延津）以西、河内以东南北千里为牧地，以为“中原未耕的地方是很多”，（一九五五年《文史哲》二期）则须知鲜卑畜牧之习，仍未尽脱（可比观后来蒙古入侵时期），而且养马与国防有关，唐代均田极不敷，尚圈出会宁数州作马场，知此事与荒地多寡无必然之关系。（参《魏书》二八《古弼传》）更有最要者，吾人现在所见到的唐代文献，均田确是普及制度，唐初距太和不过百三十余年，如果认太和未尝干涉私产，则此一部分田地当仍握在私人手中，不能由公家支配，显与吾人所见唐制不合。又假如谓中间已收归国有，吾人就要问收归在何时？何以文献上总未提及？经此种种疑质而知均田只限国有土地说之绝不可通。
关于绝户墟业的讨论，不可不先阅李安世之奏疏。安世云：“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魏书》五三；下文言“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按依《魏书》七下及一一〇，立三长在太和十年二月，则推行均田制时未立三长，《田制史》（一六七页）因强谓三长制立在均田之前。后见《南北朝经济史》（三〇页）引《册府元龟》作“子孙既立”，始恍然于今本《魏书》之传讹，“子孙既立”，正是“事涉数世”；若作“三长既立”，则文气、意义，两不衔接，故可决其必误）此只是说远流配谪之子孙，回到故乡后争取旧日田地，涉讼不休，令到此项讼田，流于荒废，地方政府无法判决。《魏·志》第二段即针对其弊，决定没收入官，以断葛藤，不过没收之后，仍斟酌“给其所亲”或“借其所亲”。简言之，荒废而没收者只少数讼田，非一般土田，何能靠作分田之基础[233]？读者不会，或举土地荒废、人口稀薄为均田之引线，（森谷正己书一五七页）实未深明当日之实情，吾人须知鲜卑族克定中原，至是已逾八十年矣。
《南北朝经济史》论及安世奏疏，更强调太和均田之令，“所有权分明之土地，虽多也不去管它，所有权不分明的土地，才拿去按人分配，以免相争的弊端”，（一九页）苟如其说，直是处分争田，安得谓之“均田”？况绝户等之田，魏令已明白规定“给其所亲”，可能分给旁人者数必甚少，更何烦作出许多的规例？且所有权分明者，创制之初，既皆不问，则必长此不问矣，而独迫新给者以继续不已之还受，立法既不平，推行亦多弊，稍明治道者断不出此。抑均田之立，一般以为由于安世建议，而安世疏固云：“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如果将所有权分明者置不问，则豪右势大，必依然占居上风，对于安世条奏，显相违背，是知作此解释者之粗心武断。
（3）认太和元年已开始均田之误。（《田制史》一六五页及《史略》五〇页）按《魏书》七上载是年三月诏云：“去年牛疫，死伤大半，耕垦之利，当有亏损。今东作既兴，人须肄业，其敕在所督课田农，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庸于余年，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此是规定每夫男耕田之亩数，引文或漏“治”字，遂误会为均田之始基。《唐代经济史》以“鼓励耕垦”立说，（五页）尚得其的。
《南北朝经济史》于考定魏制时，引证尤多悖谬，指鹿为马，误人不浅，更不能不辨。
一、以高允所言证豪右占夺之谬。（二五—二六页）《魏书》四八：“是时（太武帝）多禁封良田，又京师游食者众，允因言曰：……若勤之则亩益三升，不勤则亩损三升，方百里损益之率，为粟二百二十二万斛[234]，况以天下之广乎。……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允只言农不力作，损失已极大，以见不宜封禁良田而付诸荒废，与富强侵占绝不相关。
二、引《关东风俗传》以证北魏时豪富侵夺（二七—二八页）之不切合时间性。豪强兼并，无代蔑有，北齐初丁丧乱，在河清三年以前，田制未遑颁定，更启侵夺之机；《关东风俗传》所记，《通典》二在引文之末固有“齐氏全无斟酌”之语，《唐代经济史》亦言，“只是齐的政治紊乱特别的鼓励大田产之造成”，（九—一〇页）不应混看为北魏的情况。
抑由《高允传》观之，太武时已多禁封良田，良田固多属于豪族，况均田为非常之举，而谓仅用以处分官有土地，名实殊不相称。《魏书·食货志》又言，太和十二年，“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断顷亩之数”，曰水陆之宜，则不尽官地可知，且事在均田行后不久，尚安得如许官地以安置巨额屯民也？尤须知者，富豪占田虽多，然奴婢亦多，依令分受，则取于彼辈之余地，数必有限，贫富不均，早决定于法令起草之时，不待施行之后。
此外，《魏·志》文字尚有奥晦难明之处，兹摘出分释于后：
（甲）“奴婢依良”近人往往以“丁”字属上读作“奴婢依良丁”，非也。《隋·食货志》固有“丁牛”之文，《通鉴》一六九胡注：“丁牛者胜耕之牛，牧牛者得受其田”，《南北朝经济史》以为其说可通，（三〇页）亦非是。于文，“丁”字应一逗，成丁之人方可役牛，故规定属于成丁者之牛乃能受田，如未成丁，虽有牛亦不受也。苟以胜耕为标准，势必多生争执，窒碍难通。
（乙）“三易之田再倍之”此“倍”字应依原受“四十亩”等而计算，即男夫可受一百二十亩，《田制史》以为“授百六十亩”，（一六九页）殊未可信。
（丙）“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此句意义难明，检《通典》一及《通志略》一六均作“耕休”“作”字误，“休”字是，系针对三易而言。
（丁）“但通入倍田分”以下五句授田率为原数之一倍，所倍之数，名曰“倍田”。但某人已有若干亩之桑田，即归入倍田计算，假如把桑田计入后已溢过他应得之数，身没之后，仍然得保存此项原来之桑田，所还者只露田，政府不能将桑田看作为露田而收回之。如果把桑田计入后，倍田之数仍不敷，政府应用露田补足其不敷之数（《田制史》一六九页所解同）。
（戊）“诸应还之田”以下四句诸应还之田者，指法律上身没后应还之田，但在未还之时期内，如违法种植桑榆枣果，则随时可将其田收回，作为分给之用。
（己）“身终不还”以下八句桑田系世业，身终不还，职是之故，每家所有桑田，多寡不一，但国家分给桑田，则只依现在人口计算。假如甲家已有桑田四十亩，现在应受桑田者仅得一人，则为盈二十亩，类此者不须重新给以桑田，而盈出之廿亩亦不收回，所谓“有盈者无受无还”也。又假如乙家只得桑田廿亩，现在应受桑田者计三人，则为不足四十亩，政府应补足之。惟是盈廿亩者可将此盈数卖去，但不能卖出应有之廿亩，不足四十亩者（如政府补给不足时）可买足此数，但不能溢出四十亩之外。凡此皆就桑田言之，全与露田无关（最近《新史学通讯》六月号刘尧庭所释略同）。
《魏·志》尚有一不明之点，即奴婢之桑田还否。据余揣之，似当依露田例“随有无以还受”也。
后人或称元稹均田，亦不可不附带辨明。考周显德五年，世宗欲均田租，以元稹均田表制素成图，遍赐诸道；（《通鉴》二九四）今考元稹在同州刺史任上奏均田状称：当州两税地“并是贞元四年检责，至今已是三十六年，……近河诸县每年河路吞侵，沙苑侧近，日有沙砾填掩，百姓税额已定，皆是虚额征率。其间亦有豪富兼并，广占阡陌，十分田地，才税二三。……臣遂设法令百姓自[235]通手实状[236]，……便据所通，悉与除去逃户荒地及河侵沙掩等地，其余见定顷亩，然取两税元额地数，通计七县，沃瘠一例，作分抽税。”（《长庆集》三八）核其实乃是均租，不是均田，陈伯瀛《中国田制丛考》说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