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初期之均田，大致承用隋制，唯女无丁称，均曰中女。授田之法，每丁男百亩，内八十亩为口分，廿亩为世业（即永业）。老男、笃疾、废疾各口分四十亩，寡妻妾各卅亩，先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黄、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笃废疾、寡妻妾当户（即户主）者，各给永业廿亩。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通典》二）其田课植桑、榆、枣等，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唐律疏议》）
今将唐以前授田数目，作出一个比较简表：
略观上表，便知齐、隋之制，承袭后魏。北周授田，实际少于北齐[237]。唐制，女不给田（寡妻妾除外），比北周为近而更加缩减。陈氏《略论稿》强调唐制承北齐（见前府兵节），即此国政最重要之授田一项，已知其不然。
此外，魏制奴婢受田及桑（麻）田，人数无限，课各有差，北齐奴婢受田者以庶人六十至亲王三百人为限，限外不给田者不输，惟不给桑（麻）田，北周无明文，隋有仆隶半课之规定，疑同齐制，至唐而革除。又魏制，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连倍田为六十），齐六十亩，均限四牛，至周、隋而革。可见授田制度之宽紧，与人口增加为反比例，同时又表现自然环境、社会变化与制度统一之交互影响。在奴婢不给田一端，则可收限制蓄奴及促成放奴之效力。
从另一方面观之，则贵族富豪之蓄奴愈多，受田亦愈多，北齐虽有限制，然与贫农无奴者比，犹得以一人受六十人之田，其次，有牛者连本身计，受田又可当贫而无牛者之四倍。凡此，皆充分表露游牧民族之气味，与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及通过住国思想之“井田”理论，臭味迥异，前文谓北魏均田系替鲜卑族设想，于是可以再度证明。
授田、还田，以丁、老为准，然丁、老初无固定之年限，故其或升或降，对于田地之运用，饶有关系，兹表列北齐至唐广德之年龄升降表如次：
① 万国鼎《中国田制史》表列开元二十六年，三岁以下为黄，四至十五为小，十六至二十为中；（一七二—一七三页）按此实《六典》辑录旧令，对武德之制，并无变更，故从削去。
② 此据《通典》七及《新书》五一，同上《田制史》作二十三至五十七为丁，五十八以上为老，当误。
③ 森谷正己《中国社会经济史》称，隋时“露田，至六十六岁必须返还”，（一七二页）显是据北齐河清三年“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之规定。（《通典》二）但隋承齐制，绝非只字不改（例如齐十五已下为小，隋十岁已下为小），《隋书》二四明言“六十为老乃免”，可见森谷之言，纯是误解。
首须注意者，魏制十五已能受田，又是替北族年力早强者打算之一证。北齐骤提高三岁，显因其对政府施行有碍，不得不变。自是而后，凡有更革（隋炀一次除外），无非以抬高受田年龄、降低退田年龄为一贯政策，由北魏起至广德止，丁龄计升高十岁，又由北齐起至广德止，老龄降低十岁，总差乃至廿岁，其为人口增加之映响，于事甚明。王永兴曾强调隋唐徭役负担比齐周减轻了三年，（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光明日报》）但吾人亦要明白受田同时却迟了三岁，于人民还不见得有利。
授田多寡，又有宽、狭乡之别（宽乡之名始北齐）；田多可以足给者曰宽，否则为狭，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业工商者宽乡亦减半授，狭乡不授。凡乡有余田，以给比乡，县、州亦如之。非宽乡不得限外更占田，占过限者罪自笞十起至徒一年止。（《唐律》）凡授田先课役，后不课役；先贫，后富；先无，后少。（同上）
授田之式，每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定户以仲年[238]（子、卯、午、酉），造籍以季年（丑、辰、未、戌，见《六典》）。岁十月，里正预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人对共给受。（《唐律》）新附之丁，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免课从役，秋、冬附则课、役俱免，盖计龄犹就足年伸算。
近年发见敦煌附近之唐代残户籍，计有七八种[239]：
大足元年（辛丑，七〇一） 存？
先天二年（癸丑，七一三） 藏伦敦英国博物院
开元九年（辛酉，七二一） 后藏法
天宝六载（丁亥，七四七） 藏巴黎国立图书馆
又（妹姜姜残籍） 藏英（同前）
大历四年（己酉，七六九） 同上
又同上
大顺二年（辛亥，八九一） 同上
按天宝六（亥）、大历四（酉）均非造籍之年，如此之类，应如玉井是博所云“纲纪已弛”。玉井又谓唐代均田，《六典》所记最近正确，则须知《六典》成于开元末年，只承旧制而记载。至如大顺之籍，则在西北收复之后，授田之制，久已不行，故每户只注“都受田”若干，且无黄、小、中、老之区别。
隋唐授田实施至如何程度，吾人有深入了解之必要，今试取残籍之较完整者合计之：
除去索思礼、安游璟两户应受太多者外，其余受得之数，不及应受四分之一，敦煌如依狭乡论，亦不及半数，可见口分之田，已多有名无实，其他永业、职分等田，更无论矣。狄仁杰《乞免民租疏》云：“窃见彭泽地狭，山峻无田，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准例常年纵得全数，纳官之外，半载无粮”，（《全唐文》一六九）武后时情形之坏，已甚于开皇。
北齐授田，不听卖易。（《通典》二）唐则在相当范围内可以卖买帖赁，如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永业田，充宅及碾硙、邸店者得卖口分田，自狭乡乐迁宽乡者并许卖之，若赐田，若五品以上及勋官之永业地，亦并听卖。其他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已卖者不复授。（《唐律》及《新书》五一）凡此措施，一方面为经济发展所促成，一方面亦以照顾贫困。然日久弊生，豪强乘机兼并，故永徽中、开元廿三、天宝十一均申买卖典贴口分、永业之禁。（《新书》五一及《元龟》四九五）
森谷论均田制所由废，谓耕作者自身在宽乡中，已取得渐次蓄积之机会，王侯官吏[240]亦可依其实力，侵占垦地，横夺生产增进之果实；换言之，即造成大地主之可能性。又人口增加，促进宽乡之开垦，农业社会生产力渐次向上，其结果使官僚、土豪、商业、高利贷资本能够发展，官吏豪富遂成为破坏统制之人，兼并私田，横敛租赋矣。（同前引书一八四—一八六页）万国鼎亦举出原因四项：（1）人口增殖，土地有限，供不应求。（2）均田以籍为本，官怠造籍，不可复凭。（3）贵族永业田多，以有尽之田，给无穷之官。（4）经济演变，渐集中少数人之手[241]。按天宝十四载制，诸郡逃户有田宅产业妄被破除，并缘欠负租庸先已亲邻买卖，如归复者宜并却还，纵已代出租税，不在征赔之限（《会要》八五），无疑是想阻止兼并；然大防已溃，势如燎原，杜佑所以谓“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也。（《通典》二）
隋、唐时究有垦辟田若干，亦应在吾人研究之列。据《通典》二云：“开皇九年任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隋开皇中，户总八百九十万[242]七千五百三十六；按定垦之数，每户合垦田二顷余也”；又云：“至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按其时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则每户合得垦田五顷余，恐本史非实。”按大业二年户亦八百九十余万，（《通典》七）则开皇中之户数，似在平陈之后，但开皇九年之垦田数，比大业五年数（据《隋书》二九）相差太远，显未加入平陈之所得。《通典》更犯一种严重错误，即彼列举开皇中及大业中两次户数同为八、九〇七、五三六，处经济繁荣时代，断无相隔十余廿年而数毫不变之理，事实上亦不会如此恰合。今依《隋书》二九所记，八、九〇七、五四六（与《通典》之数只差十户）实大业五年之户数（见前《隋史》一八节），由此观之，《通典》盖误用大业户数充作开皇户数，其第一项比算（二顷余）应属无效。其次，北齐庶人所蓄奴婢，亦得有六十人受田，今即使折半计算（三十人），则每户得田五顷余，每奴所受仍不及廿亩；尤须注意者，当日北方地狭人稠，南方地广人稀，用平均法来计算，多见其与现实不尽适合，故杜佑第二项之比算，尚难论定[243]。
再从唐代观之，开元廿八年应受田一千四百四十余万顷，（《旧书》三八）又《通典》三云：“天宝中应受田一千四百三十万（顷），……按十四年有户八百九十万余，计定垦之数，每户合一顷六十余亩。”依杜佑解释，则所谓“应受田”即定垦之数，比大业五年几短四分之三，殊可惊异；杜佑疑隋史非实，固非无因，但唐代垦田之数，匿报者亦必极多，户既可逃，安见田不可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