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给民以田，所以责偿者约言之有四项：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庸（即役），四曰杂徭。租庸调之法，开始宣布于武德二年，再申明于武德七年，犹《孟子》所云有粟米之征，有布缕之征，有力役之征也。
首先须知户有课或不课之别。唐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内命妇一品以上、亲郡王及[244]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职事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县男、父子；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即同一户籍）皆免课役。凡主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若老及男废疾笃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九品以上官不课。据《旧唐书》九，天宝十三载课户五、三〇一、〇四四，不课户三、八八六、五〇四[245]，又课口七、六六二、八〇〇，不课口四五、二一八、四八〇[246]；据《通典》七，天宝十四载课户五、三四九、二八〇，不课户三、五六五、五〇一[247]，又课口八、二〇八、三二一，不课口四四、七〇〇、九八八[248]；合两年数目观之，不课户约占总户数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一，不课口计占总口数百分之八十四或八十五已上，其隐匿逃避者犹不在内。简单言之，即以一户担负两户之课，其不均孰甚。
（一）租 北齐一床（合夫妇言），垦租二石。北周一床，粟五斛，丁者半之。隋制，丁男一床，租粟三石。唐女不授田，凡课户，每丁纳租粟二石[249]。
（二）调 调之名称，最少可上溯至东汉末叶[250]。约建安四年，豫章已有租布（《三国志》四九《太史慈传》[251]），同时豫州又户调绵绢。（《三国志》二三《赵俨传》）九年，曹操克袁绍，令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同上一注引《魏书》）晋平吴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之一；夷人输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晋书》二六）南朝户调有取钱者[252]。北周一床，绢一匹，绵八两，非桑土一床，布一匹、麻十斤，均丁者半之。
隋制，丁男一床，桑土调绢絶[253]一匹，加绵三两，麻土布一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开皇三年，减调绢一匹为二丈。
唐制，每丁岁输绫或绢、或絁二丈[254]，（开元八年令称，向例绢一匹，长四丈，阔一尺八寸）布加四分之一[255]，即二丈五尺；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256]，输布者麻三斤。据《六典》三，当日丝、麻产地之分布，约如下举：
关内 京兆、同、华、岐四州调绵绢，余州布麻。
河南 陈、许、汝、颍调絁绵，唐州麻布，余州并绢绵。
河东 蒲州调祢[257]，余州麻布。
河北 相州兼以丝，余州绢绵。
山南 梁、利、随、均、荆、襄杂有绵绢，合州绵，余州麻布。
淮南 寿州布、绵麻，安、光绢，申绵绢，此道庸调杂有紵、资、火麻等布[258]。
江南 润州火麻，余州紵布。
剑南 泸州葛、紵等布，余州绵绢及紵布。
岭南 广州等以紵布，端州蕉布，康、封落麻布。
（三）庸 役法，周制十二番，率岁一月役（近人或称“服役十二番，每番三日”，非也。三乘十二为三十六日，但《隋书》二四明言一月役，即三十日役，则日数不符，误一。如每丁每年须应役十二次，每次三日，则民不胜奔走之劳，误二），开皇三年，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又十年六月，制人年五十，免役收庸。（《隋·纪》二）王永兴说：“由于隋末农民战争打击并削弱了统治阶级，唐初的统治者采取了对农民让步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可以纳绢代役。”（同上节引文）则未知开皇中早已有此规定。
唐承隋制，凡丁，岁役二旬，闰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折绢三尺，布加四分之一[259]。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260]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不得过五十日。凡役有轻重，功有短长，法以四、五、六、七月为长功，二、三、八、九月为中功，十、十一、十二、正月为短功。（《六典》廿三《将作监》）
凡庸、调之物，仲秋敛之，季秋发于州。租则准土收获早晚敛之，仲冬起输，孟春纳毕。
如遇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已上者免租，损六已上免租、调，七已上课、役俱免。桑麻损尽者各免调。（《唐律疏议》二）
森谷论租庸调云，均田法之主要目的，是要尽人类劳动力与地力，发挥农业社会之全生产力，以图农业中剩余生产之增进，所以原则上田土只分配于十八以上、六十以下得耐劳动之男子。因之，赋税当然不是对亩而课，而是对于分得永业口分田合汁百亩之丁男而课。（《中国社会经济史》一七九页）按北魏初创均田之要因，已见前节，隋及唐初犹是率行旧规，然课役既设蠲免之条，为逃避者开一途径，则并不是向尽人类劳动力之目的而迈进。法令又未规定受田必须自耕，课役之重担，结果总落在贫雇农身上，或延滞奴隶之解放而已。
近人论租庸调者或以为与均田无关（如一九五四年《历史研究》四期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研究》，又五五年《新史学通讯》六期张博泉《试谈对租庸调的看法》），虽其持论根据，各有不同，但如就唐之租庸调法来看，都未免陷于片面。余曾提出唐制确建立于均田令之上者凡有五点：（1）后世田可自由买卖，故按亩征税。法令稍上轨道的国家，即使赋税苛重，亦不能违背社会经济之基础，而超然独立为一套。今土田既非任便买卖，如果又不执行授田，单责人民以租若干，微论统治阶级（尤其比较清明时代）不至如此幼稚，恐人民之执梃以抗者亦未崇朝而遍于全国。（2）隋授露田百二十亩，租粟三石，唐授八十亩，租粟二石，租率建立于均田制之上，绝无可疑。（3）按丁征调而不按户征调，即因每丁依令得受桑田（或永业）二十亩，故知调亦建立于均田制之上。（4）授田常不足数，则租调实征之数，不能不设法调整；户等即调整之方法，但同时户等又须依据均田以厘定，可知租调与均田有关。（5）庸似乎离立为一项，然依令，庸过定限则租、调可免，故从立法初意而言，租庸调三者实互相联系，易言之，庸亦与均田制有关（其详说见一九五五年《历史研究》五期）。
（四）杂徭 亦曰色役，名目颇多，大致是：
1.守陵墓人 皆取侧近下户充，仍分四番上下；
2.内外职事五品以上营墓夫 人别役十日；
3.防等 京师文武职事官皆有之；
4.白直 州县官寮皆有之，两番上下；
5.执衣 州县官及在外监官皆有之，并以中男充，三番上下；
6.士力 诸亲王府属有之。
防閤、白直之名，已见于南北朝，大概即近世之胥役。仪凤三年，曾诏令王公已下，百姓已上，率口出钱以充防閤、庶仆、胥士、白直、折冲户仗身等料（《会要》九一。此项料钱亦称资课），故宣宗大中六年诏放免元舅郑光庄地差科色役，中书门下以“随户杂徭，久已成例”驳回。（同上八四）杂徭之征，可说遍及上下，其浪费人力至巨，试观开元廿二年敕减诸司色役廿二万余（《六典》三）便见之。天宝五载敕：“郡县官人及公廨白直，天下约计一载破十万丁已上，一丁每月输钱二百八文，每至月初，当县征纳，送县来往，数日工程，在于百姓，尤是重役。其郡县白直计数多少，请用料钱如税充用。其应差丁充白直望请并停，一免百姓艰辛，二省国家丁壮”，（《会要》九一）即以此也。
四项之外，尚有杂征，较要者为户税及义仓（或称“地税”），近年我国学者或感到分别不清，益有略加说明之必要。
甲、户税 武德六年令全国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贞观九年[261]，改为九等。长安元年，诏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税户。大历四年制一例加税，上上户四千，每等减五百，至下中则七百，下下五百[262]。天宝中此项收入约得钱二百余万贯。（《通典》六）
抑九等之别，或以为专备户税而设（因之，对两税性质有所误会），实亦不然；《通典》六，江南折布下注云：“大约八等以下户计之，八等折租每丁三端一丈，九等二端二丈。”是租粟折布之计算，亦随户等而有所不同，明户等与租之直接相关也[263]。
乙、义仓 北齐旧制，率人一床纳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开皇五年，依长孙平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日随所得劝课出粟、麦，于当社造仓窑贮之，即义租之变相。贞观二年，戴胄献议仿用隋制，于是户部尚书韩仲良奏定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粟、麦、粳、稻，各依土产，贮备凶年，则已由自愿而进为强制。征收手续，系每年户别据已受田及借荒等，具所种苗顷亩，造青苗簿，按簿征收。（《六典》三）永徽二年，以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敕令率户出粟，上下（？上）户五石，余各有差。（《会要》八八）但从《六典》三及《通典》六观之，开、天间有田者仍是据亩定征。至商贾户无田及田不给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中已下递减一石，中中一石五斗，中下一石，下上七斗，下中五斗，下下户免。（《六典》三）估计天宝时每岁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通典》六）
义仓之粟，唯许给荒，不得杂用，可是大业中国用不继，早开挪借之端。（《会要》八八）唐自神龙以后，亦费用向尽。（《通典》一二）故开元四年有变造（犹今云加工）义仓糙米送京之禁。（同上《会要》）
其余传驿税、外官月料税，则俟后再详之。
总括言之，隋以前征课，因缺乏详细纪录，唐税究比前代为轻为重，难作定评。试单就租一项立论，假使受田足额，则北齐露田一百二十亩，垦租二石，北周一百亩，租五石，隋、唐均每亩二升五合，是隋、唐比北齐为重，而轻于北周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