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钱币
为欲明了币值之升降，不可不讲求铸钱之情况，国家鼓铸货币，如果权理得宜，不徒于国家收入饶有关系，人民亦可免除极大之损失。
北齐私铸极多，冀州之北，钱皆不行，惟用绢布。周武铸布泉，以一当五，与魏之永安五铢并行，梁、益则杂用古钱，河西或用西域金银而官不禁。
南朝在梁时，惟吴、郢、江、湘、梁、益用钱，余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全以金银，岭南他州多用盐、米、布。各地钱之单位，亦往往不同，东钱八十为百，西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长钱（建业）九十为百，足百者曰陌，梁朝末年，至以三十五为百云。
开皇元年，改铸新五铢钱，每千重四斤二两，严禁私铸，其后扬、并、鄂、益四州均听开铸。当时行用之钱，和以锡镴[28]，锡镴既贱，私铸不可禁约，大业已后益甚。初每千犹重二斤，后乃轻至一斤，或剪铁，裁皮糊纸，相杂用之，币贱而物愈贵。
武德四年，改铸新币，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絫即累，十絫为铢，廿四铢为两），十文重一两，千文重六斤四两，说者谓得轻重大小之中。其名曰开元通宝，字有八分、篆、隶三体，为欧阳询所书，如循左回环读之，则曰“开通元宝”，于义亦通[29]。在洛、并、幽、益、桂诸州分置钱监，秦王、齐王各赐三炉铸钱，右仆射裴寂一炉，敢盗铸者身死，家口籍没。
私铸之害，无代蔑有，显庆五年，令官以一好钱易五恶钱。乾封元年，改铸乾封泉宝钱，径寸，重二铢六分（《会要》八九、《新书》五四同，殆六絫之异文），一文当旧钱之十行用。明年正月，因米帛踊贵，随停新钱，复行开元通宝，然私铸益猖獗。仪凤中，申严铜禁，有载铜、锡、镴过百斤者没官。下逮武后，用钱益滥，江淮游民多依山陂海以铸，吏莫能捕。开元十一年，更禁卖铜铁及造铜器者。
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奏请不禁断私铸，下百官详议，言者多谓不便，刘秩更上五不可之论，（见《通典》九）其事遂寝，然对于根绝私铸，卒无善法。
二十六年，于宣、润等州[30]加置钱监。天宝之末，铸炉共九十九（《通典》九云：绛州三十，扬、润、宣、鄂、蔚皆十，益、邓、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贯，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二十斤，白镴三千七百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每千钱用铜、锡、镴价约七百五十文。全国岁铸三十二万七千贯[31]。
乾元元年，经费不给，用铸钱使第五琦议，铸乾元重宝，径一寸，缗重十斤，以一当开元通宝十。翌年，又命绛州铸乾元重宝大钱，径一寸二分，背之外郭为重轮，缗重二十斤[32]，（《通典》九）以一当开元通宝五十，于是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民间致有虚钱、实钱之别。上元元年，乃改重轮钱一当三十，开元旧钱与乾元钱同为一当十。代宗即位，更敕三品钱皆一当一，矫枉过正，故特重之乾元、重轮两种，民间都销铸为器。
自是而后，铜器之禁，屡申屡弛（如大历七年、贞元九年皆禁铸铜器，元和元年禁用铜器）。然铜与钱比则铜贵钱贱，销千钱得铜六斤，铸器后斤值钱六百，每销千钱，可得利两倍。救其弊者虽设为种种方法，如（1）贞元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持出；十四年，李若初奏诸道州府多以泉货数少，缯帛价轻，禁止见钱不令出界，致使商贾不通，请予撤废。（2）贞元十年，限铜器每一斤值不得过百六十。（3）贞元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先是开元廿二年亦曾行用此制），元和六年，制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4）元和七年，禁民藏见钱。十二年，又诏贮见钱不得过五千贯，过此者限两月内换别物收贮，若一家内别有宅舍店铺等，所贮钱并须计同此数，误犯者白身人杖死，文武官、公主、戚属、中使等委有司闻奏，取五分之一充赏。（5）宝历元年，河南尹王起请销铸见钱为佛像者，同盗铸钱论。然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唐廷迄束手无策；尤其是军吏、商贾，勾结为奸，贮钱者多依倚左右神策军官钱为名，阉竖横行，府县不敢穷验，有法遂与无法等。
大抵唐之初期，患在私铸多，唐之末期，患在钱币少，其弊皆由铜与钱之比价，无法均调。宪宗时，每岁只铸十三万五千缗，大和之末，更不及十万缗。既闹钱荒，除陌之习（京城用钱，旧日每贯头除二十文），变本加厉，元和十一年，每贯除垫至一百，（《会要》八九）长庆元年改令除垫八十，至于昭宗，京师用钱乃以八百为贯云。
唐代鼓铸，苟明乎轻重之术，亦绝非无利可图[33]，此可从下举两例见之：（1）刘晏领诸道盐铁，以江、岭诸州任土所出，皆重粗贱弱之货，输京师不足以供道路之直，于是积之江淮，易铜铅、薪炭，广铸钱，岁得十余万缗，（2）建中二年，户部侍郎韩洄言江淮钱监岁出钱四万五千贯，输于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成本二千，是本倍于利也。今商州红崖冶出铜益多，于洛源故监置十炉铸之，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度工用转送之费，贯计钱九百，则利浮于本矣，其江淮七监请皆停罢[34]。（以上参据《会要》八九及《新书》五四）
后发现非正式铸行之唐钱：
又会昌毁佛后各地所铸开元钱，其背均注明地名，计有昌、京、洛、扬、蓝（蓝田）、襄、荆、越、宣、洪、潭、兖、润、鄂、平（平州）、兴（兴元）、梁、广、梓、益、福、丹（丹州）、桂等廿三品。
再就当日钱币经济情形言之，我以农立国，基本就是农业经济，工业不发达，境内金银铜比较缺乏，对国际贸易，除丝、茶及小量瓷器外，无贵重物品，入输者率皆量轻之奢侈品，以故常处于入超劣态，铜货外流，同时又由于佛寺之大宗消耗，晚唐遂长受铜缺钱荒之害。长庆元年杨於陵奏称钱币流入四夷。《大和上东征传》云，鉴真东渡日曾携大量铜钱。大食人Abu Zeyd称，唐末波斯湾有中国钱币散布。此亦是唐末币荒之一个原因。
铜币转挽，费巨而劳，各州或禁见钱出界（见前文），更不得不别谋救济，《因话录》六称：“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以川途之难赍也，祈所知纳钱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元和七年，王播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便换”。（《旧书》四九）同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新·食货志》）是即后世汇兑之先驱，且有由公家经营者[35]。
乙、矿冶
铸币与矿冶相表里，《新书·地理志》，各县下只有五金出产之简单记载，无详细描述。同书五四《食货志》称：“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州（按信州，乾元元年始由饶州析置，此称五州，当系肃宗以前之统计）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36]，锡山二，铅山四”（合散只得一百六十五）。然古代采矿用旧法，时开时闭，所在多有，据《食货志》所搜集之材料，略参他书各时代出产之额，往往甚悬绝，兹概述如左：
高宗麟德二年，废陕州铜冶四十八。
玄宗开元十五年，初税河南府伊阳县五重山银锡（据《元和志》五，每岁税银一千两）。
宪宗元和三年，复开郴州平阳、高亭两县铜坑，又令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参据《会要》八九），采银一两者流它州，银冶废者四十。逾年，复诏岭北银坑依前任百姓开采，禁见钱出岭，计岁出银十余万两[37]，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七年，复开蔚州飞狐县三阿冶铜山（参据《元和志》一四）。文宗时，铜坑五十，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
宣宗时，增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铜冶二十七，铅山一，岁率银一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38]，锡一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
唐之银矿，大概以饶为最著，贞观中，权万纪上言，宣、饶银大发，太宗斥之。厥后，总章初，用邓远议，置场榷银，号邓公场，又称德兴场，南唐因以德兴名县。其次，抚州临川县上幕镇东二里有银山，唐亦尝置监。又莱州昌阳县东一百四十里有黄银坑，隋开皇十八年，辛公义于此冶铸得黄银，大业末及贞观初更沙汰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