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攘外者逐回纥也。回纥自太和公主出降后，国更三主。开成末，其酋帅与黠戛斯合兵，攻杀可汗，诸部溃散，或奔葛逻禄，或入北庭（时属吐蕃。《新唐书》作安西，非也），唯乌介特勤一部劫公主南来，请假振武以居。武宗听李德裕言，弗欲乘人之危，遣使资以粮二万石，但不允借振武（会昌元）。别有嗢没斯（Ormuzd）特勤一支，于开成五年先至塞上，率二千六百余人来降，特命德裕裒集秦、汉以后外国归化建立功业者三十人，作《异域归忠传》赐之，并赐姓名曰李思忠。
乌介本军渐逼把头烽（马戴诗作爬头，经余证为今之包头）[44]，掠横水，杀戮至多。唐廷对付之法，议论不一，德裕援元和中讨王承宗、李师道，长庆中讨李齐（宣武留后）例，请令公卿集议。奈两次议覆之状，词意空洞，不切事势，于是授刘沔为招抚回纥使，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纥使，相机驱逐，兼令蕃将何清朝、契苾通领沙陀、退浑马军六千人助讨（会昌二年九月）。既而沔破回纥于大同军之杀胡山，迎太和公主回京，乌介走依黑车子室韦（会昌三）其别支那颉啜特勤，先已东逼幽州，为仲武所破（约二年七月），共招降三万人。乌介旋为室韦所杀，余部被黠戛斯收去。走北庭者，后来逾天山取西州，今土鲁番一带之维吾尔，即其遗裔[45]。
黠戛斯之源流，有加以详述之必要（参《隋史》十四节及《唐史》二节）。其族在汉为坚昆或鬲昆，北周曰契骨，隋曰纥骨，初唐曰结骨，会昌时或翻作纥扢斯，元时常称吉利吉思或乞儿吉思，即前清布鲁特之一，今人亦译柯尔克子，乃极古民族之一。自太宗之后，高宗世再来朝。景龙中，遣使献方物，中宗引使者劳之曰，而国与我同宗，非它蕃比。玄宗世凡四朝献。肃宗乾元初，为回纥所破，遂被隔绝。（《新书》二一七上下及《旧书》一九五）元和时，回纥保义可汗再败之，杀其可汗（参前卅二节）。至开成末，始将漠北回纥逐走，遣使奉太和公主回，中途为乌介劫去。德裕代武宗《与纥扢斯可汗书》云，“闻可汗受氏之源，与我同族，汉北平太守材气，天下无双。……至嫡孙都尉提精卒五千，深入大漠。……我国家承北平太守之后，可汗又是都尉苗裔”。又云：“但以惜可汗宗盟之国，愿保先名，……便以坚昆为国，施于册命，更加美号，以表懿亲。”“须示邻壤情深，宗盟义重。”（《会昌一品集》六）直视黠戛斯为李陵之裔。余尝谓外族华化，近年研究者颇不乏人，独华族蕃化，尚少人详考[46]。开元年，安西都护盖（汤）嘉惠《西域记》云：“坚昆国人皆赤发、绿睛，其有黑发、黑睛者即李陵之后。”（《会要》一〇〇）《酉阳杂俎》四云：“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其兵众之胤也。”又《元史》六三《地理志》云：“吉利吉思者，初以汉地女四十人，与乌斯之男结婚，取此义以名其地。”按突厥语ql··rq此云“四十”，苏俄学者Czaplicka一九一八年著书，亦言北方有此传说[47]。考汉世匈奴屡次入寇，俘虏至多，此等俘虏在漠北曾构成若干突、汉混种（匈奴应为突厥族，别有说），自无可疑。然汉已见坚昆之名（伯希和以为坚昆即ql··rql··z之单数音译），然则上项传说，应发生于汉前，谈民族学者所宜注意之点也。近年苏俄革命后，其居住叶尼塞河（Yenisei R.）之部分，特取我国旧译黠戛斯（Khahes’今哈卡斯自治省）以自称（《回教百科全书》九〇七页，苏俄学者巴尔托勒说），而我国人则鲜有知者[48]。
黠戛斯平回纥后，初时不留居其地；咸通四年（八六三），曾遣合伊难支表求经籍，并拟每年走马请历。又欲讨回纥，使安西以来悉归唐，唐未之许。（《通鉴》二五〇）七年，遣将军乙支连岁入贡，派鞍马迎册立使及请明年历日（同上）。中和二年（八八二）与高骈诏云，“黠戛、单阐，并至梯航”。（《旧书》一八二）又大顺元年（八九〇），云州赫连铎引其众数万攻遮虏军。（《通鉴》二五八）[49]同年韦昭度等亦有“黠戛斯举勤王之众”语。（《旧书》二〇上）自是以还，直迄蒙古崛起（十二世纪末），漠北情况只于辽太祖西征（十世纪初）及宋王延德使高昌（十世纪末）两事略见之，各部落如何转徙，殊不明了。
（二）安内者平泽潞也。回纥甫定，复有泽潞继帅问题：会昌三年四月，刘从谏死，其侄稹秘不发丧，觊觎真授，朝臣多以回纥尚存余烬，请任稹权知军事。德裕独谓泽潞近处心腹，与河北三镇不同，向无承袭，敬宗不恤国务，以从谏继悟，今如再授稹，诸镇谁不思仿效。稹所恃惟在三镇，如得镇、魏不与之同，稹无能为矣。武宗从之，使谕镇帅王元逵、魏帅何弘敬，二人皆听命；于是制削从谏及稹官爵，分命元逵为北面招讨，弘敬为南面招讨，与河中陈夷行、河东刘沔、河阳王茂元合力进攻。弘敬迟疑不出师，乃令忠武（陈许）王宰自相、魏趣磁州以胁弘敬。时稹将迫近怀州，议者鼎沸，谓刘悟有功（斩李师道），不可绝其嗣，从谏又养精兵十万，如何可取？德裕劝帝勿听外议，传谕朝士，有沮议者斩之，众喙乃息。更令王宰改援河阳，使石雄代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使，互相钤制。翌年八月，稹内部不和，邢、沼、磁三州相继降，未几，稹亦为部下所杀，泽、潞等五州平。宋孙甫《唐史论断》下云：“上党拒命，举朝惧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势，奏遣使魏、镇，先破声援之谋，且委征讨之任。魏帅迁延其役，使王宰领师，直趋磁州，据魏之右，魏帅惧，全军以出，又以王宰必有顾望，令刘沔领军直抵万善（怀州），示代宰之势，宰即时进兵。……此皆独任其策。不与诸将同谋，大得制御将帅用兵必胜之术。”又范祖禹《唐鉴》二〇云：“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镇，如运之掌，使武宗享国长久，天下岂有不平者乎。”
此两役之所以成功，皆由武宗能专信德裕，不为浮议所摇惑。德裕以为自德宗后，将帅出兵屡败，其弊有三：（1）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2）监军各以意指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3）监使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参战者皆怯弱之士，每战，监使乘高立马，自有信旗，视军势小却，辄引旗先走，余卒相随而溃。因与枢密使约，监军不得与军政，每军千人，听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凡回纥、泽潞两役，皆用此制，自非中书进诏意，更无他诏自中出，故能成其功。毛凤枝评云：“每见赞皇之料事明决，号令整齐，其才不在诸葛下。”（《关中金石文字逸编》九）余谓学者能细读《文饶集》之条议诸作，当助长辨事见识不少。
以短短四年期间而解决两项困难问题，成功之速，为天宝乱后所仅见。此外武宗朝尚有可纪之两事：
（三）淘汰僧尼 据开元末统计，全国共有寺五千三百五十八所，内僧三千二百四（或三）十五所，尼二千一百一（或二）十三所（《六典》四）。天宝八载闰六月册尊号，度僧尼十二万人。（《沙州文录补》）自元和二年后，累诏各州府不得私度僧尼，敬宗时徐使王智兴在泗州置坛，江淮人闻之，意在规避征徭，影庇资产，趋之若鹜，浙西李德裕奏，如不特禁，江淮已南，将失却六十万丁壮。（《旧书》一七四）大和九年七月，亦诏不得度人为僧尼。（《旧书》一七下）及武宗即位，益恶僧尼蠹国，会昌四年三月，先敕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并不许置供、巡礼。（《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同年七月，再下诏力陈释教之弊，毁寺四千六百余区，招提、兰若（aranya，皆私立寺之称）[50]四万余区，勒归俗僧尼廿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余人，收良田数十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比北魏更为澈底。此事虽说道士赵归真等曾与推动，然取寺材葺公廨、驿舍，取铜像、钟磬铸钱，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孙樵云，“民瘼其瘳，国用有加”，允为笃论。宣宗务反武皇所为，诏营废寺，自即位至于大中五年，斤斧之声不绝，樵奏称中户不十，不足以活一髡，（《可之集》五及六）盖有痛乎其言之者。
（四）裁抑宦寺 武宗虽为仇士良拥立，然颇裁抑之；会昌二年将宣赦，或告士良宰相作赦书，欲减禁军衣粮、马草料。士良曰，必若有此，军人须至楼前作闹。德裕等诉于上。上曰，奸人之词也；召两军中尉谕之曰：赦书出自朕意，不由宰相，况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士良惶恐称谢。翌年，士良遂出宫归第，又明年，追削其授赠官阶，家财籍没。使非武宗消弭未然，何难重演甘露之变，此一事也。旧例，宣学士草制，必经枢密使，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不敢预事，故三年崔铉之相，枢密不知。老宦官尤之曰：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也。合前文德裕与枢密约法观之，便见武宗尚能慎选其人，此二事也。会昌五年四月初，敕索左右神策军印，（《巡礼行记》四）此三事也。蓝氏顾谓“不见有任何抑制”，（五五页）未免疏于考史。
专制君主所不能必得者为寿命，故佛教玄想之涅槃，终不敌道家长生之金丹。宪宗饵柳泌之药而遇弑，穆、武、宣均以饵丹而促寿（穆年三十，武三十二，宣五十），覆辙相寻，曾不少悟。武宗御宇仅逾六载，此后唐事益无可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