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业情况，最近李文海写了一篇《唐代的商业与商品生产》，（一九五六年《历史教学》四期）此一问题我尚未全盘深入研究，不敢轻易提出意见，只有一点可以说，即安史乱前与乱后因政治、税制、交通等种种影响，其发展情况显有大大转变，吾人应分别处理，不能将二百九十年间之变化，混括于一个概论之内也。
甲、市虚
唐初，三辅及四大都督（扬、益、并、荆）并冲要当路或四万户以上州均设市令。大中五年制，中县户满三千以上者亦得置之。此是各地贸易逐渐展开之现象。
《墨子·杂守篇》，“富人在虚”，岭南呼市为虚，六朝之初已如此；宋[215]沈怀远《南越志》云：“越之市为虚，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表皆然。”亦见于柳宗元之诗文（《童区寄传》：“之虚所卖之”，又《柳州峒氓》诗：“绿荷包饭趁虚人”）。《北户录》一崔龟图注：“南人呼市为虚，今三里（应作“日”）一虚。”宋仁宗时吴处厚《青箱杂记》以为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故谓之虚，非也；丘、虚连言，虚犹丘之谓（如殷虚），盖虚地必择场所之稍为高广者，今吾乡之虚都如此。
韦述《两京新记》：“东都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又长安利人市，“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又《长安志》八称，东市，隋曰都会市，“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一门，定四面街各广百步，北街当皇城南之大街，东出春明门，广狭不易于旧；东面及南面三街向内开，壮广于旧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
商市综海陆之要者莫如扬州，谚称“扬一益二”，又“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会要》八六）商胡麕聚其间，上元元年（七六〇）田神功入扬州，大掠居民资产，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旧书》一一〇）晚唐说部记扬州事，往往与贾胡相联系。扬州又为唐代对日本之直航港，可于天宝十二（七五三）僧鉴真赴日（《唐大和上东征传》）及日本仁明朝（开成、会昌间）来华海船（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两事见之。江湖语曰，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大（《语林》八引《国史补》下）；刘禹锡诗：“大艑高船一百尺，……扬州市里商人女，来占西河明月天。”（《梦得外集》八）王建诗：“夜市千灯照碧云。”又张祜诗：“十里长街市井连。”皆咏当时扬地盛况。惟自毕师铎、秦彦之后，孙儒、杨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起光启三年，八八七），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旧书》一八二）
九世纪中（宣、懿时），大食地理家伊本考尔大贝（lbn Khordadhbeh）记中国商港，如从南向北顺序记之，则为（一）比景（al-Wakin，即义净书之匕景）。（二）广府（Khanfu）。（三）泉州（Janju）。（四）江都（Kantu，即扬州）。
（一）考尔大贝言，自Sanb（占婆）至alWakin即中国第一个港口，无论水程、陆程，均为一百法尔桑（farsang，一百法尔桑约当于一千三百里），其地有极佳之华产铁、磁及米，一大埠也。此alWakin之名，经余还原为“比景”（al系大食语介词）[216]；比景县设自西汉，《水经注》引《林邑记》，“渡比景至朱吾，朱吾县浦，今之封界”（林邑即后来之占婆），隋刘方征林邑，引舟师趣比景（见《隋史》一二节），《南海寄归内法传》一：“驩州正南步行可余半月，若乘船才五六潮即匕景，南至占婆，即是临邑”（《旧书》四一讹“北景”，云“北字或单作匕”），《求法高僧传》记趁船亦三著匕景（引见下文）。其地应在今富春（即顺化）稍东南，位于灵江之口，外舶北来，先抵此处，故列为第一个口岸。贞元八年岭南节度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进奉事大，实惧阙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与臣使司同勾当。”（《宣公集》一八）或即畏广州苛征而移往比景。吾人从奏疏看，知唐代外洋进口货如属珍贵希奇之品，必先进奉若干，并由官中收市若干，宋之博买，完全承用唐制。
（二）考尔大贝又言，由alWakin至Khanfu水程四日，或陆程廿日，地产果实、菜疏、小麦、大麦、米及蔗。考唐时都督府所在地常称曰某府（如荆府、益府、扬府等），广州为中都督府，故《南诏德化碑》称“广府节度何履光”，今犹盛产果实，若杭州则非府，且非著名产蔗地，Khanfu为“广府”音译，毫无可疑。更从他方面征之，印度俗呼广府为支那，长安为摩诃支那；（《续高僧传》二《般剌蜜谛传》）可见广府为中古时外人最注目之地，远非杭州可比，考尔大贝不应漏记。
（三）考尔大贝又言，由Khanfu八日可达Janfu，其出产相同。按末一名荷人译本作Janju，应即泉州之音译，故与广州物产相同。唐时泉州通商，史无明据，惟文宗大和八年（八三四）诏：“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不得重加率税。”（《全唐文》七五）泉州在福建开埠较早[217]，可以大食地理书为证[218]。
（四）考尔大贝又言，自Janju至Kantu，计程廿日（或作六日，当误）。Kantu之不同解释，约有九个，从对音及地位观之，应以桑原隲藏江都说为定案。隋炀幸江都，其名屡著于史，故通俗以江都为称。
乙、陆路商务
大食未兴之前，我国对外贸易，以陆路为最大宗，且几全操于伊兰族之手，晚至清朝，仍占极大势力。安集延（Andijan）人：“率居权子母积，载货行贾，冒雪霜，犯危险，经年累岁，不获利不归，内地皆呼之为安集延回。”（《西域闻见录》）据我考证，安集延为西汉之大宛，婼羌西有小宛，即其商业殖民地。（可与下文康艳典比观）“宛”为音译，“大”、“小”则汉人所加之区别也。自是之后，中亚胡人东来贸迁者往往假贡献为名[219]，（见《隋史》附录一；又《三国志·仓慈传》：“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过所犹近世之护照或通行证）有时更留居内地（如宇文泰遣酒泉胡使突厥，见《隋史》四节），因之，阳关外之交通，亦常赖以维持。中和三年（八八三）写本《沙州图经》（斯坦因本）云：“石城镇……隋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是沙碛。”又云：“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四十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弩支城。”由此可见国际贸易与交通、徙民是互相联系之事。
丙、南海商务
东北起幽、营，西南尽安南都护，皆外滨重洋，海舶所出入，依于地理环境，故中古海上贸易，南方特盛。
南洋贸易有明确记载者始于汉武，《汉书·地理志》云：
番禺者一都会也。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船行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印度俗语‘Prakrit’：verulya，梵文vaidurya，犹云“青色宝”）、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住。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燿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志文之黄支，为Kancˇi，即今印度半岛之Conjeeveram[220]，“已程不”余拟为Chingleput[221]，中、印间海洋交通，于是渐辟。
三国鼎立，吴偏处南方，促成其向海洋发展之势，因而三世纪中有康泰、朱应出使扶南。泰著《吴时外国传》云：“从加那调州乘大舶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大秦国也。”（《太平御览》七七一）同时，丹阳太守万震《南州异物志》云：“外域人名船曰，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四丈，望之如阁，载六七百人、物万觔。”[222]又云：“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223]叶如牖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御览》七七一）此必南人目击进口外舶之形状。《广州记》[224]称，“广州市司用银米”，又见岭南经济已进一步受通商之影响。东晋末（五世纪初）法显由印度赴师子国（师子系Simhala之义译，即今锡兰），在其寺内见有晋制白绢扇，自此乘商人大船，船上载二百余人，约行九十日抵耶婆提（Yavadvipa）。再转乘他船，亦载二百许人，趣广州（约五十日程），中途遇暴风，约经九十日，飘至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今青岛附近），盖其时航术粗疏，船入大海，“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故海洋交通之发展，非常迟缓。南海舶来之品，旧时州郡率以半价就市，外商不胜侵刻，每年舶至不过三数，梁武时萧励为广州刺史，纤毫不犯，岁十余至（参《梁书》三三《王僧孺传》及《南史》五一《萧励传》）。
开元前后，“海外诸国，日以通商”，（《曲江集》一一）文明元年（六八四）七月，昆仑舶以广州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货，舶商不胜忿，杀之。（《新·纪》及一一六《王传》）开元二年（七一四）柳泽劾广州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进奇器技巧，（《元龟》五四六）是前此广州市舶已设专官管理[225]。（其后改由宦寺充任，税入以供进奉，故广德元年有宦官广州市舶使吕太一作乱之事）四年冬，特命张九龄广凿大庾岭路，应与南北通运有关。乾元元年（七五八）九月，大食波斯寇广州，焚仓库庐舍而去，（旧、新《纪》及《新·波斯传》）亦无疑是舶商所为。凡遇舶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国史补》、《新书》一六三所称下碇税，殆即舶脚）。又有阅货宴，所饷犀琲，下及仆隶（同上引《新书》）。《苏莱曼游记》言税率约百分之三十[226]。相传开天间，万安州（今万宁）首领冯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贸易之盛，可见一斑。
天宝以后，情形又一变，陇右河西，相继沦陷，向来中西交通之陆路，已被吐蕃隔断，在西方则大食阿拔斯（Abbs）王朝于七四九（天宝八）年迁都缚达（或报达，Bardad），哈里发曼苏尔（alMansur）积极提倡文化，商业益鼎盛，西自摩洛哥，东至朝鲜、日本，皆为其势力范围，约言之，自八世纪初（中宗）至十五世纪末欧人东航以前之八百年间，大食族实执世界通商之牛耳。石国之役，杜环被俘“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通典》一九一）；李勉节度岭南之先，帅臣贪婪，舶至者岁才四五，及大历四年（七六九）勉涖任，廉洁而不暴征，翌年至者乃四十（原讹千）余柁[227]；（《旧书》及《新书》同一三一）又《国史补》下：“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广州固唐代最大之吐纳口也。
广州既为南中国对外贸易之中心，故与本国沿海各地，亦有船只来往；可知者，每岁常发铜船过安南货易，（刘恂《岭表录异》下）又咸通三年（八六二）南蛮陷交趾，诸道援军屯广州，乏食，润州人陈磻石上言，家人曾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因令从扬子院运粮至广州，军得不匮。
中古对外贸易之盛，有时可从外国考古获知之，如亚美尼亚首都德维纳（五至七世纪）曾发见对华商业关系[228]，印度之勃拉名纳巴特废址（七世纪时最繁荣，废于一〇二〇年）发见邢瓷、越瓷，波斯沙麻拉废址（筑于八三八即开成三年，废于八八三即中和二年）及开罗南郊之福司脱特（九世纪时非常繁荣，十三纪初废）均发见越瓷碎片[229]。
南方接触之外族，较特殊者曰崑，其语源尚未确知。宋孝武宠一崑奴，是五世纪中叶事，唐说部又有《崑奴传》，似以南海黑人为主（据桑原说），被外族掠卖于我国者。余近思之，崑可能是karan（→kan lan）之音写，即“黑”也。
大食人故事之可记者，据《苏莱曼东游记》，八七〇年（咸通十一）大食人伊本瓦哈伯（lbn Wahab）自施拉夫（Siraf）经海道来广府，后入长安觐见唐皇。按大食人李彦昇擢大中进士第（《全唐文》七六七，《陈黯华心说》：“大中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卢钧得大食国人李彦昇，荐于阙下，……二年以进士第名显”），珣兄弟仕唐及五代《鉴诫录》四：“宾贡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也。”蜀故言珣仕王衍，又宋黄休复《茅亭客话》二：“李四郎名璮，……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诗名，预宾贡焉。璮……以鬻香药为业。”（珣曾著《海药本草》）[230]，则苏莱曼之记，或非纯属子虚。
丁、输入之物品
除珍宝及象牙、犀角、紫檀木等之外，输入者多香、药二类，今举其较著之品种[231]：
1.乳香或熏陆香（Boswellia sp.） 《唐本草》：“形似白胶，出天竺单于国。”冯若芳会客，常用ru头香，一烧一百余斤（《大和上东征传》）。
2.苏方木（苏木，Casalpinia Sappan） 《唐本草》：“自南海崑来，交州、爱州亦有。”冯若芳宅后苏方木露积如山（同前《东征传》）。英文称为Sappan wood，多产于爪哇东边之Sumbawa岛。
3.龙脑香（Dragobalanops aromatica） 《唐本草》：“出于婆律国。”《酉阳杂俎》一八：“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固不婆律。”此树产马来群岛，成分与樟脑同，商场上称为Baroos（婆律）或Borneo（渤泥）樟脑（Camphor），华俗谓之“冰片”。
4.安息香（Styrax benzoin） 《杂俎》一八：“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近世自渤泥（婆罗洲）及苏门答腊输入。
5.青木香（？） 《唐本草》：“此有二种，当以崑来者为佳。”
6.苏合香（Liquidambar altingiana） 《唐本草》：“此香从西域及崑来。”树产爪哇，马来语呼为rassamala。
7.无石子，没石子 《唐本草》：“出西戎。”《杂俎》一八：“出波斯国，波斯呼为摩贼，……子大如指，长三寸。”系一种树瘤，前人误以为果实，汉名疑是波斯语mazu之音写。
8.胡椒（Piper nigrum） 《唐本草》：“生西戎。”“出摩伽陁国，呼为昧履支，其苗蔓生，子六月采。”现时自印度尼西亚输入。
9.荜拨（Piper longum） 《杂俎》又云：“出摩伽陁国，呼为荜拨梨，拂林国呼为阿梨诃咃。”荜拨梨为梵文pippala之音写。
10.白豆蔻（Amomum cardamomum） 《杂俎》又云：“出伽古罗国，呼为多骨，形如芭蕉。”此种原产印度尼西亚。
11.阿月浑（Pistacia vera） 《本草拾遗》：“生西国诸蕃，云与胡榛子同树。”
12.无漏子，海枣（Phoenix dactilifera） 《本草拾遗》：“生波斯国，如枣，一云波斯枣。”
13.骐竭（Calamus draco） 《唐本草》以为与紫（见下）大同小异。又称血竭，今此树多产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商场上称曰“龙血”（Dragons blood）。
14.紫 亦见前节（丙）一，《杂俎》一八：“出真腊国，真腊国呼为勒佉[232]，亦出波斯国，……崑国者善，波斯者次之。”据外人言，乃一种虫（Coccus lacca）寄生于Erythrina树上而成，即《唐本草》所谓蚁于海畔树藤皮中为之，《吴录》谓之赤胶者。
15.诃黎勒（？Terminalia chebula） 《唐本草》：“生交、爱州。”《广异记》云：“高仙芝在大食得诃梨勒[233]，长五寸。”又《国史补》：“三勒浆法出波斯，谓菴摩勒、毘黎勒、诃黎勒。”按《唐本草》亦言毗黎勒“出西域及岭南交、爱等州，戎人谓之三果”。
16.没药（Balsamodendron myrrha） 徐表《南州记》云：生波斯国。“没”即myr之音写。
亦有蔬菜、花、果本自西方输入者，并类记之。
17.波棱菜（Spinacia oleracia） 《会要》一百，贞观二十一年“泥婆罗国献波棱菜，类红蓝花，实似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宾客嘉话录》云：“菠薐生西国中，有自彼将其子来。”今已遍植各地，俗称菠菜。
18.无花果（Ficus carica） 《杂俎》云：“‘阿驵出波斯，拂林人呼为底珍。”
19.耶悉弭，素馨（Jasminum officinale） 亦作耶悉茗，乃大食文ysmin或波斯文ysmin之音译。《北户录》三：“耶悉弭花、白末利花（红者不香），皆波斯移植中夏，……大同二年始来中土，今番禺士女多以彩缕贯花卖之。”《杂俎》作野悉密，云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
20.白末利（Jasminum Sambac）见上条。
戊、东北水陆商务
齐景公言：“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孟子·梁惠王篇》）近人比较山东、辽东两半岛出土古器，相信其间交通早在有史以前[234]。厥后汉武元封二年（元前一〇九），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更开海上用兵之先路。隋、唐累征高丽、百济，皆恃舟师（开皇十八年周罗睺为水军总管，自莱泛海趣平壤，大业八年诏：“沧海道军舟舻千里，高帆电逝，巨舰云飞，横断沮江，径造平壤。”贞观十八年张亮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以舟师出莱州，显庆五年征百济，苏定方“自城山济海至熊津江口。”及百济复叛，又遣孙仁师浮海赴援。登州司马王庆志云：“万岁通天元年白虏趦趄，诏薛讷绝海长驱，掩其巢穴”），此后平卢军食，率资海运（《旧书》三七，开元十四年七月，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余石。《会要》七八，开元廿七年，除李适之范阳节度、加河北海运使；同时李偃为景城郡太守、兼河北海运副使，见《李秀碑》。又杜甫诗：“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持粟布，泛海凌蓬莱。”皆指其事），天宝二年（七四三）鉴真初拟赴日，适遇海贼大动，洋路闭塞，正反映东海运输之盛。
东北海上贸易，主要是对渤海靺鞨及新罗，已见八节。新罗、百济之往还，常经黄县（今同名）北廿里大人故城（《元和志》一一）。圆仁曾见新罗船载炭由密州往楚州，（《求法巡礼行记》一及四）是外舶在我国经营沿海贸易。若陆上贸易，则开元五年营州都督曾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旧书》一八五下）故安禄山以解六蕃语得为互市牙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