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设备及技术
唐代全国官驿之交通网，已无全文可考，大致为三十里一驿，全国驿计一千六百三十九。（《六典》五）诸州常三年一大税，其率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税，其率四十万贯，供传驿邮递之用。（《六典》三）驿马一匹，给地四十亩，驿侧有牧地者减五亩，传送马每匹给田廿亩。（《通典》二）
驿道虽专为官中而设，民众未尝不可依以遄行，开元中（十三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通典》七）
水道则沧、瀛、贝、莫、登、莱、海、泗、魏、德等十州共差水手五千四百人，三千四百人海运，二千人平河，二年与替。（敦煌本《水部式》）
绾交通之要枢者曰关。开元末，关凡廿六，分上、中、下三等；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六（京兆蓝田关，华州潼关，同州蒲津关，岐州散关，陇州大震关[235]，原州陇山关），余关有驿道及四面关无驿道者为中关十三（京兆子午、骆谷及库谷，同州龙门，会州会宁，原州木峡，石州孟门，岚州合河，雅州邛莱，彭州蚕崖，安西铁门，兴州兴城及渭津），其他为下关七（凉城甘亭及百牢，河州凤林，利州石门，延州永和，绵州松岭，龙州涪水）。惟唐之关司讯察往来，视后世职主征课者有异。
言航术则南海远航，只有利用信风（大食语mausim犹云有恒之物质，转为英语之monsoon），唐人书虽未说及，然由宋代作品可以见之。故自我国往返大食，总经二年；如计其实在航程，遇顺风时每程约需九十至一百日。
唐时之海舶，概为帆船，因其国别而有种种称谓，如波斯舶、崑舶、婆罗门舶、师子国舶、古逻舶，是也。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虽数千里亦能归。（《国史补》下）大者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玄应《一切经音义》一）广州江中寄碇外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深六七丈。（《唐大和上东征传》）其制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岭表录异》）[236]。
内河航运，唐人亦有所发明，如德宗时曹王皋创造两轮战舰，以足力踏进，（《旧书》一三一）是其一端，宋杨么在洞庭湖用四轮激水，船行如飞，当本于此。
乙、对外之重要海道
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新书》四三下）书已失传，惟《新书》尚撮记其最要之七道[237]，本篇仅拣其海道二段论之。
1.南海通路
自东晋至六朝，经南海来往之名僧，如昙摩耶舍（罽宾人）以隆安中达广州，求那跋摩、（罽宾人）经师子国至阇婆，元嘉元年乘商人竺难提舶到广州，昙无竭（幽州黄龙人）宋时于南天竺随舶回广州，又求那跋陀罗以元嘉十二年随舶至广州，（《高僧传》一及三）寻其行踪，相信南海交通，已有直航、转航之区别。沿至初唐，则所得资料，更为明晰，如：
新罗僧二人 发自长安，远之南海，泛舶至室利佛逝（即今苏门答腊东岸之巴林冯‘Palembang’）国西之婆鲁师（Baros，在苏门答腊）。
常愍 遂至海滨，附舶南征，往诃陵国（当即今之爪哇），从此附舶，往末罗瑜国（当与近世之“巫来由”语原相同）。
义朗等 既至乌雷（县属陆州，在合浦西三百里），同附商舶，越舸扶南，缀缆郎迦戍，附舶向师子州。
会宁 麟德年中杖锡南海，泛舶至诃陵洲。
明远 振锡南游，届于交趾，鼓舶鲸波，到诃陵国，次至师子洲。
彼岸及智岸 由天竺回，泛舶海中，遇疾俱卒，所将经论，咸在室利佛逝国。
昙润 达于交趾，附舶南上，至诃陵之北渤盆国。
道琳 鼓舶南溟，越铜柱而届郎迦，历诃陵而经裸国，经乎数载，到东印度之耽摩立底（Tāmralipti）国（在Hooghly河口，今名Tamluk，古印度商港）。
昙光 南游溟渤，至东天之东诃利鸡罗（Harikera）国。
慧命 泛舶行至占波，适马援之铜柱，息匕景而归唐。
灵运等 越南溟，达西国。
智弘 至合浦升舶，风便不通，漂居匕景，覆向交州，复往海滨神湾，随舶到室利佛逝国。
无行 东风泛舶，一月至室利佛逝国，后乘王舶，经十五日，达末罗瑜州，又十五日到羯荼（Kedah）国（今马来半岛西岸槟榔屿之北）。至冬末转舶西行，经三十日，到那伽钵亶那（Nagapattanam）。从此泛海，二日到师子洲。复东北泛舶，一月到诃利鸡罗国。
法振等 整帆匕景之前，鼓浪诃陵之北，巡历诸岛，渐至羯荼。
大津 泛船月余，达室利佛逝洲。
此外如交州之运期、木叉提婆及窥冲，爱州之智行及大乘灯，或泛舶南溟，或直航天竺，均赖商船，故能远渡（以上皆武后已前）。义净自记所经，尤为详悉；彼以咸亨三年（六七二）十一月附波斯舶，离开广州，未及两旬，达于佛逝；经停六月，转往末罗瑜国；复停两月，进向羯荼；至十二月，乘王舶赴东天，北行十余日，经裸人国，再半月许，望西北行，遂达耽摩立底（以上皆见义净《求法高僧传》）。此为中古留学最盛时期，缀片段之遗文，见海程之涯略。大抵随附商舶，所费不资，然自高宗末叶，吐蕃阻梗，商旅遵陆，时虞截劫，是又促进海洋交通之一因。
图一一 西南洋航行之东段
印度僧徒往来我国者亦有零碎之航程记事，如：
般剌蜜谛（Pramiti） 此云“极量”。来华后驻锡广州制止道场（即今光孝寺，神龙元年，七〇五），后泛舶西归。（《续高僧传》二）
金刚智（Vajrabodhi） 自师子国登舟，共三十五舟，一月至佛誓（即室利佛逝），历裸人等二十余国，以开元七年（七一九）达广州。（《贞元释教目录》及《续高僧传》一）
不空金刚（Amoghavajra） 本随叔父来华，奉其师金刚智遗命往天竺，天宝元年（七四二）冬至南海郡，及将登舟，采访使召诫番禺界蕃客大首领伊习宾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师子国，宜约束船主，好将三藏并弟子含光、慧等二十七人、国信等达彼，无令疏失。乃附崑舶，经诃陵而达师子国。（《续高僧传》一）
般剌若（Prajna） 此云“智慧”。泛海东迈，垂至广州，风飘却返抵师子国之东，重修巨舶，于建中元年（七八〇）抵广州。（同上三）
然所记限于印度、锡兰，无以窥海行之全豹，惟贾耽通道，远及东非，特移录全文，附加案证如下方：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在大屿山及香港之北）。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似即Taya诸岛，后来称作七洲）。又南二日至象石（或是Tinhosa岛）。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马来语Pulau，岛也，安南语无P，转为Culao Cham，在广南江口外约十二公里），山在环王（即林邑）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灵山（或即Sahoi岬），又一日行至门毒国（约在今归仁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梵文Kauthara，即今之衙庄Nhatrang）。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即宾童龙Panduranga，今称藩龙Phanrang）。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马来语PulauKundur，此言南瓜岛，大食语作Kundrang）。又五日行至海硖，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即马六甲Malacca海峡）；北岸则罗越国（此名无定说；按东汉康孟详译Rajagriha为罗阅祇国，犹言“王舍”城，粤语“阅”“越”同音，余疑罗越即梵文raja之音写，犹言“王国”也，raja一词，近世在南洋尚甚通行），南岸则佛逝国（即室利佛逝之省称）。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祇国（僧祇即波斯语之Zanggi，马来群岛以称黑人，或作Janggi），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箇罗国[238]，箇罗西则哥谷罗国（大食文Qaqola）。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即婆鲁师）。又六日行至婆国迦蓝洲。又北（？十）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Malaya，在麻罗拔‘Malabar’海岸），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国（？Baroche）。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国（Daybul）；其国有弥兰大河（Nahr Mīhrān），一曰新头河（Sindhu，即今印度河），自北渤崑国来（余拟渤崑为印度之Bahawalpur），西流至提国北，入于海。又自提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佘，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Djerrarah），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Vbolla），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Furāt即Euphrates河），南入于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罗国（Basra），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amir al Momenin）所都缚达城。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Bandar al Salam，在东非洲海岸）[239]。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大食语Shihr犹云“海岸”，今阿剌伯半岛南岸西边之一港）。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当海西岸（应在今阿剌伯半岛突出之东隅）。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Mozoen，即Oman省Sohar之别名）[240]。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诃）磨难国（？ Owal al manama）[241]。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
此一段海程之叙述，首须说明者即以乌剌为中心，似从大食人采访得来。自广州至乌剌皆循由东而西之顺序，自三兰至乌剌却循由西而东之顺序，由此益见三兰确在今之东非。一八八八年非洲东岸之桑给巴尔（Zanzibar，即《诸蕃志》之层拔国），一八九八年非洲东北岸索马里（Somali）之Mogadishu（即《星槎胜览》之木骨都束），都曾掘得宋代铜钱，（《蒲寿庚考》三二页）唐人虽未必通商其地，然近在大食门户，固彼国海舶所至之区也。自广州至乌剌，依贾记计行九十余日（伽蓝洲至师子国之行程，照十四日计），与考尔大贝书及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之记载，大体相同。关于中、阿间贸易，中世纪大食作家遗说至多，不可详引，值得特提者是没巽一地，据彼中旧籍言，其地在十世纪顷，极之殷富繁盛，系中国货物之储仓，对华贸易不绝，赴华者于此准备行装，（《回教百科辞典》五〇四页）足见贾记材料之弥可宝贵。
2.东北通路
此段程途，随附吴承志氏考证之要点，不足时则取《东北通史》或管见补之。
图一二 西南洋航行之西段
登州（今蓬莱）东北海行，过大谢岛（蓬莱北三十里，贞观廿年征辽，置大谢戍），龟岛（似当作“岛”，即古它字，《方舆纪要》作鼉矶岛），歆岛，末岛（又称木岛，今统名钦岛），乌湖岛（贞观廿年，以岛当征辽要路，置乌湖镇于岛上，在蓬莱北二百六十里，今南黄城岛），三百里。渡乌湖海（即今洋头洼以北黄洋川海面，名老铁山水道），至马石山（马石津见《通鉴·晋纪》，辽称铁山，《通史》云，今旅顺口）东之都里镇（即《松漠纪闻》之渤海国苏州海口，今之铁山口），二百里。东傍海壖，过青泥浦（今小滨岛市埠，俗称青泥洼），桃花浦（今金县东北清水河口之红水浦），杏花浦（毕里河口之花园口，南直大长山岛），石人汪（汪与洼通，即今石城岛），橐驼湾（小洋河口之湾），乌骨江（江字误，当作“城”，乌骨城见《高丽传》，即黑山西城），八百里。乃南傍海壖，过乌牧岛（即身尾岛），贝江口（贝即，今大同江口，大同江在平壤东一里，又名王城江），椒岛（青林岬及长渊城西南之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即长渊县之长命镇），又过秦王石桥（谓大东湾海岛之礁石，形如桥道者）[242]，麻田岛（瓮津东南之乔桐岛），古寺岛（今江华岛，古称觉华岛），得物岛（又作德勿，今大阜岛），千里至鸭渌江唐恩浦口（鸭渌江三字应在前文乌骨城之下，误错于此；唐恩浦为今仁川口西南之马山浦）。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今庆州）。自鸭渌江口舟行百余里（此承前乌骨城句，续叙往渤海之道），乃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贾记营州入安东道，谓安东都护府“南至鸭渌江北泊汋城七百里”；吴氏据《高丽传》，贞观时薛万彻自海道入，度鸭渌，次泊汋城，断为城在江南不在北，“北”字是衍文，应相当于后来之义州。余按今图义州之下，即《水道提纲》所云江水分派之处，则泊汋口当即义州对开之派口。《通史》云：泊汋一名婆速，金置婆速府，即今之大蒲西河口也）又溯流五百里至九都，故高丽王都（九是丸讹，高句丽都于丸都，见《三国志·东夷传》，吴氏以为即今朝鲜之未源或渭原，《通史》则谓在辑安县附近，待考）。又东北溯流二百里至神州（即渤海之西京，吴氏以为今朝鲜满浦城北之肖明问镇）。又陆行四百里至显州（据《通史》即渤海之中京，应为今桦甸县之苏密城[243]。按苏密当是粟末之音转）。天宝中王所都。（吴氏解“王”为高丽王，系据《新·高丽传》元和末尚能自国而立言。《通史》二二五页辨之，谓《新·传》为《会要》、《册府》所误，《旧·本纪》多据《实录》，并无其文云云。余按元和间渤海方强，断不容高丽遗民于其南方户庭，自立一国，且就全段文义体察，“王”字亦应指属渤海。惟是《元龟》所存唐代史料，多出实录，金氏以此判别旧、新《书》之正误，未为确当。《新·渤海传》只言天宝末徙上京，或如金氏所云，暂都中京，亦未可料）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即上京，见前八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