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自王莽始建国三年（一一）决魏郡东去，经过永平十二年（六九）王景修筑，约历八百八十年，未发生改道巨变。最近谭其骧不同此说，俟别讨论。直至昭宗景福二年（八九三），始自厌次县（今惠民南七十里）界决而东北流，径渤海县（今滨县东）西北六十里，又东北至无棣县（今同名，东南六十里，再东北经马谷小山而东向入海，《寰宇记》）河口大约在今马颊河入海的附近，然犹是下游转徙，与整个河道无大关系。
吴其昌曾致慨绘图者不审各时期黄河实际的经流，漫以近世为据，自然道中史地家之通病。景福前荥泽以东之黄河水道，《元和志》尚记载完备，下表即据志所编成，大致依经途之先后为次序。
荥泽（今荥泽县北五里）黄河北去[1]县十五里。（志八）
原武（今同名）黄河县北二十里。（同上）
阳武（今同名）黄河县北三十里。（同上）
新乡（今同名）见下条。
汲（今同名）黄河西自新乡县界流入，经县南，去县七里。（志一六）
酸枣（今延津县北十五里）黄河在县北二十里。（志八）
灵昌（今滑县西南）黄河在县北一十里。（同上）
白马（今滑县东廿里）黄河去外城二十步。（同上）
临河（今濮阳县西六十里）黄河南去县五里。（志一六）
濮阳（今濮阳县南）黄河北去县一十五里。（志一一）
清丰（今清丰县西）黄河在县南五十里。（志一六）
顿丘（今清丰县西南廿五里）黄河在县南三十五里。（同上）
鄄城（今濮县东二十里）黄河北去县二十一里。（志一一）
临黄（今观城县东南）黄河南去县三十六里。（志一六）
朝城（今朝城县西四十里）黄河在县东二十九里。（同上）
武水（今聊城县西南）黄河南去县二十二里。（同上）
阳穀（今阳穀县东北卅里）黄河在县北十二里。（志一〇）
聊城（今聊城县西北十五里）黄河南去县四十三里。（志一六）
高唐（今同名）黄河在县东四十五里。（同上）
平阴（今同名）黄河北[2]去县十里。（志一〇）
平原（今同名）黄河在县南五十里。（志一七）
安德（今陵县）黄河南去县十八里。（同上）
长清（今同名）黄河北去县五十五里。（志一〇）
禹城（今同名）黄河在县南七十里，上从长清县来，东北入临邑县[3]。
临邑（今临邑县南[4]三十五里）黄河在县北七十里。（志一〇）
滴河（今滴河县）黄河在县南十八里[5]。（志一七）
临济（今章丘县西北廿里）黄河在县北八十里。（志一〇）
邹平（今邹平县北）黄河西北去县八十里。（志一一）
厌次（见前）黄河在县南三里。（志一七）
蒲台（今同名）黄河西南去县七十五里。（同上）
试与《水经注》五比较，便知唐时黄河水道，与北魏时大致无异。唐代河患何以较少，不一其说：
1.程颐 唐为土德，故少河患。
2.宋敏求 河朔割据，纵有河事，不闻朝廷。
3.明副书 德、棣之河播为八，水有所泄而力分。（《行水金鉴》一五六）
4.胡渭 驳程说而赞同宋说，同时亦归功王景。（《禹贡锥指》四〇下）
5.孙星衍 以有漯川，且北流。（《经世文编》九六）程大昌更谓唐世河决益数，（《禹贡说断》四）以余观之，均不得其平，王景固有功，汴水之分泄于上游，实未始无补。
黄河重源说起原颇古，《穆天子传》已表示其痕迹，后来《山海经》、《尔雅》、《淮南子》数书都有此类之记载[6]。古人非视今人愚，究何因而发展，据余所探讨，一由于荒古时西北民族之传统观念，往往认两个不同流域为相互贯通，此一观念殆由沙漠中流水体验得来。二由于民族在移徙时之客观的误会，汉传称蒲昌海“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先民或未审沙漠地带气候干燥，渗透（元潘昂霄《河源记》云：“询之土人，言于阗、葱岭水俱下流，散之沙碛”）与蒸发之作用均极大，因而发展为潜行之臆想。然此皆远在张骞之前，骞未尝穷河源，（《通典》一七四）彼一往一还，皆被匈奴拘执，幸乘乱逃归，只据所闻而言之耳[7]。总之，重源之说，早经杜佑驳正，（同上《通典》）今已无事繁辨，惟清末有名之《辛卯侍行记》五，尚执言“河有重源，均出崑，稽古证今，一一吻合”，甚而最近，还有人持将信将疑之态度[8]，此与相信古济水之或伏或见[9]，同显出成说不容易打破。
真河源至何时才开始透露，旧无的记，杜佑云：“且汉时群羌种类虽多，不相统一，未为强国，汉家或未尝遣使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同上《通典》）《河源纪略》许其“若斯之论，深为允惬”。我往日亦信其然，今再审之，始知非是。《尔雅·释水》云：“河出昆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末两句正是描写羌方河源的真相[10]，不适用于塔里木河。又古之积石，据《水经》言（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然后南流入葱岭），当在葱岭之北；而《汉·西域传》顾云，“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汉·地志·金城郡河关县》亦称，“积石山在西南羌中”，则已将积石移至青海地面。按《尔雅》之写成，最晚当在汉初，然则羌与华族因封域邻接，当秦、汉之先，彼此间必已有官式或非官式的来往，故羌境之山川概况，得陆续输入于我国，杜佑之揣测，殊不符实际。自东汉初至北魏孝昌[11]，约经五百年，国人对于真河上源之了解，无如何进境，故郦道元作《水经注》，开始仍止叙西海郡南（西海即青海，汉平帝时置，旋因乱废）。又阅百年，吐谷浑屡次入寇（见十八节），贞观九年，命李靖讨之，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李道宗[12]为鄯州（今乐都县）道行军总管，趣南路（即东路）。饮马乌海[13]，“经涂二千余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多积雪，其地乏水草，将士啖冰，马皆食雪，又达于栢梁，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旧·吐谷浑传》。栢梁，《实录》作栢海，栢海亦见《旧·君集传》及《会要》九七）《旧·君集传》略同，惟云“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栢海”，多星宿川一名（《新·吐谷浑传》及《通鉴》一九四同）。按唐人《十道图》，乌海、星宿海、栢海并绘在青海之西（据《通鉴考异》引），《新·吐谷浑传》又记“栢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之说，依此以求今地，则疑乌海即今喀拉海[14]，星宿川唐图既别作星宿海，似古今同地[15]，栢海或是星宿海以西之湖泊[16]。质言之，河源初步发见，应归功于君集、道宗所率领许多群众之力量，贾耽著《吐蕃黄河录》四卷，（《新书》五九）谅已收集此行之多少异闻，所憾者后人不知宝贵，书竟失传，吾人不应遽揣为“游山观水”[17]而蔑视之。
图一三 唐代黄河之下游
长庆二年，会盟使刘元鼎自吐蕃还，记其所闻见，言“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他水并注则浊。……河源东北直莫贺延碛尾，殆五百里，碛广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浑寝狭，故号碛尾。”（《新·吐蕃传》）又据《新书》四〇，鄯州鄯城县（今西宁）西南约百八十里为天威军（旧名振威）[18]，军西廿里至赤岭（今日月山），其西有开元中分界碑。自振威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驲。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绿驲。又经暖泉、烈谟海，四百四十里渡黄河（此段记程，当抄自贾耽通道）[19]。上项地理，其考证亦可得约言：
1.洪济梁 《元和志》三九：“积石军在（廓）州西南一百五十里……北枕黄河。”又“金天军在积石军西南一百四十里洪济桥”。合计则桥在廓州西南二百九十里[20]。又《通典》一七四廓州达化县，“又有洪济镇，后周武帝逐吐谷浑筑，在县西二百七十里是”，《元和志》三九《达化》“东至州三十里”，合计则洪济镇在廓州西三百里，知镇与桥相近。据旧说，今贵德是浇河郡（廓州）故址（《元和志》言黄河在州治南八十步，今贵德在河之南缘，则许河道有变迁），则洪济梁（桥、梁同义）在贵德之西，吴景敖认为今扎梭拉山口[21]。若《河源纪略》三认为在河州（临夏）之北则不合。
2.西南行二千里 此指沿着上流水道而行之里数，故云：“河之上流。”按《河源纪略》一三云：“河源重发至甘肃河州西界共二千九百里，以经纬度按鸟飞图法计之，实一千四百余里。”清代所谓河州西界，即唐代之廓州东境，又元朱思本称河源至兰州凡四千五百余里，依此相比，元鼎计作二千里，未为过当。吴氏既误会是元鼎本人遵陆之道里，遂生“倘非迷途绕行，或迂回沮洳，……”之错解[22]。董氏云：“走两千多里遇到黄河是很有可能（虽然比现在湟水、黄河间的距离几乎远了一倍）”[23]，其误会略同。
3.崑 古称河出崑，是指于阗之南山，唐人在吐蕃觅到真河源，乃误会其山为古之崑，《纪略》一八讥为“误指”，就古论古，原无不合。近世称河源之山曰“中崑”，则因其脉络连系而立名，在今言今，究亦无妨。明乎此斯可以息争矣[24]。
4.闷摩黎山 《纪略》一八以巴彦哈拉山当之；蒙语，巴彦富厚也，哈拉黑也，高大而幽僻之义。吴氏谓蒙人撤帐去后，名早消失，藏人重牧其地，又改称为察拉云[25]。
5.黄河渡 依《新·志》，自鄯城即西宁至此为九百九十七里，又依《西藏图考》四，自西宁至黄河渡一千零七十里，两数大致相当，吴氏谓即今黄河沿渡口[26]，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