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法
外国书法同有美恶之别，究不如我之多体善变，故我国书法乃成为艺术之一种。
世界上象形与音符并用之字，约有六种，即苏靡人（Sumerians）、巴比伦人、埃及、美洲之Mayas及Aztecs，连我国而为六。《历代名画记》一：“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无论其说当否，然从事原始文字探讨时，确觉得字书、绘画、纹饰三者或纠缠不可分[71]，甲骨文“牛”、“羊”同体，差异者只在角，其一例也。
甲文之后，继以大篆，又曰古文[72]，行于关以东各国，今所见周金文字，除秦器之外，属于此体[73]。
大篆之后，继以小篆；许慎云：“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今观秦国先代所刻之石鼓文（或在秦孝公之世），字体已非常整齐，是知小篆之作，不始斯等，始皇二十六年特令全国行用，《汉·艺文志》称作秦篆，其名最当。
许慎称秦书八体，隶书占其一，云秦始时程邈所作，并无八分之名。东汉蔡琰述其父邕语，去隶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谓之八分，唐蔡希综又云，“东汉上谷王次仲以隶字改为楷法，又以楷法变八分”，（《宣和书谱》二〇）均明八分次隶之后。惟郭忠恕、《法书苑》谓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吾衍谓八分未具挑法，介乎篆、隶之间，则又以为八分出在隶前，说极矛盾。按《宣和书谱》云：“金石遗文之所载，特存篆、隶、行、草，所谓八分者何有？至唐则八分书始盛，其典刑盖类隶而变方广作波势。”是八分特隶体之一家，不能自别为体。《书谱》又云：“古之名称，与今或异，今所谓正书，则古所谓隶书，今所谓隶书，则古所谓八分。”按《书断》八分神品惟蔡邕，知唐人称秦隶为八分也，又隶书神品推锺繇，并称其“真书绝世”，（据《法书要录》八）知唐人称真书为隶书也。明乎汉、唐名谓之变换而采名从主人之例，则两汉通行之体，断应称曰隶书。抑《书谱》二又言，后人发临淄太公六世孙胡公棺，上有文字同今隶，疑始皇前四百余年已有此法，盖与世传李斯创为小篆之误会相同，程邈特负推荐之任务而已。
楷书，唐人称为“隶书”或真书（见前），宋人称为正书；《书谱》三云：“在汉建初有王次仲者[74]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是也。……此书既始于汉，于是西汉之末，隶字石刻间杂为正书，若属国封陌茹君等碑，亦班班可考矣。”由其所言，楷实始于西汉而非东汉之建初。抑刘宋王愔有言，“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书作楷法字为八分，言有模楷”，（据《百川学海》本《书断》引）《书谱》之说盖本之，而愔则认八分即楷法，又与他说不同。
行书介乎真、草之间，东汉末颍川刘德升实为此体，魏初有锺繇、胡昭，俱出德升之门。惟郭忠恕称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东坡志林》更辨称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者，以行体出在草体之先，未为无理。
草书始于东汉章帝时，杜度（一作杜操）、崔瑗、崔寔等俱以此得名（此说始萧子良）。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以此体粗书之，故曰章草，卫恒等云，汉初而有，不知其谁，至张芝（字伯英）又创为今草。（均《书断》）草之义或以为藁草，或以为草行，或以为赴急之书，或以为草昧之作，（《书谱》一三）要以潦草或草草之意为近是。
六朝以降，书法多宗锺、卫（瓘）、二王（羲之、献之），太宗尤酷爱右军，相传以《兰亭序》真迹为殉。唐初字学劲健，得晋、宋风，开元后变为肥厚（《车轩笔录》），唐设书学博士，科举有书科，吏部又以书判定选，是字学为进身途径之一，近岁志石大量出土，书人即不知名者亦多楚楚可观，职是故也。
初唐以书名者推虞世南（永兴）、褚遂良（河南）、欧阳询父子（询字信本，为率更令；子通，其书瘦怯于父，见《朝野佥载》）、王知敬、薛稷（少保）、薛纯陀（学欧而伤于肥钝，见《佥载》）、锺绍京、李邕（北海）、徐浩等，中唐以后则推颜真卿（平原或鲁公）、柳公权（诚悬）等。玄宗曾题郑虔之诗、书、画为三绝。（《尚书故实》）
善篆者曰李阳冰[75]。同时善隶者曰贺知章（善草隶）、蔡有邻（杜甫诗尝称之）及韩择木。草书张旭（长史）最著，世号张颠，（《国史补》）长沙僧怀素自言得草圣三昧，李白《草书歌行》所云“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者也。
今存唐人字学著撰，计有李嗣真《书后品》、张怀瓘《书断》、张彦远《法书要录》数种。
二、绘画
论画应兼溯壁画之起源。《礼记·礼器》，“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又《明堂位》，“山节藻棁，……天子之庙饰也”，《论语》，“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郑玄《明堂位注》，“藻棁，画侏儒柱为藻文也”；《尔雅·释宫》，“梁上楹谓之税”，李巡注，“梁上短柱也”），又“宰予画寝[76]，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扬雄评甘泉宫，谓“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合此数事观之，壁画在我国历史中，得溯到公元前七世纪已上。
其后，屈原《天问》叙述各种故事，相传为入先王庙、公卿祠见壁画而作。汉武甘泉宫亦绘天地太乙诸鬼神。更从近世考古征之，大连营城子及乐浪郡之汉墓，辽阳北园瓦窑子村之后汉墓[77]，吉林辑安县通沟高句丽王墓，均尝发见壁画。其形式大致类汉武梁祠石刻画像，壁上分作数层，连绵不断，有如看连环图。然武梁画像石已描写跳丸、都卢寻橦之伎，树木则左右交缠对称，与古伊兰浮雕法同[78]，是固一极可注意之点。
沿及六朝，佛寺壁画尤多，依裴孝源所知，晋有三寺，顾恺之等绘；宋、齐各一；梁十四，张僧繇等绘[79]；陈六，展子虔等绘；魏、北齐、北周各一；隋十八，展子虔、郑法士、田僧亮、杨契丹、袁子昂等绘。（《贞观公私画史》）同时，高昌宫室中描《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图》。
宋前壁画能大量保留至今者莫如敦煌，因与佛寺连系，故多以经变为题材。涉其作风，时人颇滋争论[80]。方伯希和盗走写本之日，曾将壁画摄成六大册印行，一九二五年，美帝之华尔纳（L.Warner）竟用特制胶布脱去精美者廿六方，并盗去塑像若干身。
古代画之应用，墙壁而外，亦施于青铜器、漆器、缯帛等；羽田亨云：绘画为西域最普通之事，凡木板、墙壁、天花板、纸、绢、绵麻布皆有之[81]，其习俗正相类也。
（以上论壁画）
从一般画之题材言之，以人像及社会生活为正宗，山水、翎毛、花卉都居其次，晋顾恺之云：“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其台阁一定器耳。”（《历代名画记》一）
从其结构言之，如山水树石之比例，六朝者富于象征意味，“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同上）隋、唐则渐趋写实。然此只就空间性言之，时间性则往往忽略，张彦远评王维画多不问四时，沈括指出其雪里芭蕉，彦远又云：“只如吴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剑，阎令公（立本）画昭君，已着帷帽，殊不知木剑创于晋代，帷帽兴于国朝。”（《名画记》二）如此之类，即名家不免，或者过分强调画中人物装饰以觇当时习俗，须于此点致意。
从其线条言之，六朝用铁线条，显受西域影响，至唐则吴道子辈融合中西，别创浑厚雄伟之莼菜条，自成一派。
更就设色言之，则六朝多用蓝色（参《隋史》七节13项），隋、唐乃色彩繁丽。所用颜料，据美国R.J.Gettens分析，共十一种，即烟炱、高岭土、赭石、石青、石绿、朱砂、铅粉、铅丹、靛青、栀黄、红花（胭脂）是也[82]。或言以曾青和壁鱼设色，则近目有光云。（《酉阳杂俎》一一）
隋朝画人，前已略为征及。唐初则二阎（立德、立本）善像，立本以丹青驰誉，辱为厮养之务。（《大唐新语》）又有尉迟跋质那之子乙僧，与立本并称。余子则约以类记之。
（甲）山水 属此者有吴道玄（即道子，比乙僧后，非与之同时）、大小李（思训及子昭道）、郑虔、王维、王宰等。玄宗过潞州金桥，命制《金桥图》，凡桥梁、山水、车舆、草树、鹰鸟、器仗、帷幕，由吴主之，（《开天传信记》）吴亦工佛像，苏轼评云：“……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玄宗题郑虔画尾曰三绝，谓画好、诗好、字好也。维画所居蓝田《辋川图》，山谷盘欝，云水飞动，苏轼诩其画中有诗（见前廿四节）。又杜甫《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云：“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
（乙）人物 开元馆画直[83]张萱有《伎女图》数种。韩滉有《文苑图》。德宗时[84]周昉画美人女子，或推为古今绝冠。
（丙）树石 《名画记》二云：“树石之状，妙于韦，穷于张通（张璪也）”，杜甫《题韦（或讹偃）双松歌》云：“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老韦少。”
（丁）翎毛 善画马者前有江都王绪、曹霸及其弟子韩幹，后有韦；杜甫《观曹将军画马图歌》：“国初已来画鞍马，神妙独数江都王，将军得名三十载，人间又见真乘黄。”又《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弟子韩幹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甫复有《题壁上韦画马歌》，苏轼亦赋韦《牧马图》。善画水牛者曰戴崧（韩滉幕客）。画鹤推薛稷（少保），杜甫诗“薛公十一鹤，皆画青田真。”谓稷也。画鹰推姜皎，杜又有《题姜楚公画角鹰歌》。滕王湛然善蛱蝶，王建《宫词》有“传得滕王蛱蝶图”之句。边鸾善花鸟，见《酉阳杂俎》，德宗时人。程修己善鸡、犬，大和至咸通初人[85]，程尝评唐代画家云：“周（昉）侈伤其峻，张（萱）××伤其澹，尽之其唯韩（滉）乎。”又云：“吴（道玄）怪逸玄通，陈象似幽悉，杨若痿人强起[86]，许（琨，开元中善写貌，见《名画记》九）若市中鬻食。”余尝略校其墓志，以为可作画史读也[87]。
（戊）竹 萧悦以此知名，白居易《赠协律郎萧悦画竹》云：“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萧郎手下独逼真，丹青以来惟一人。”
唐人著画史之尚存者，有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88]，李嗣真《续画品录》（高宗时人，当即《新·志》之《画后品》），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又名《唐朝画断》，会昌人）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大中元年著）。
海内外收藏隋、唐真迹，未有统计，今知者为展子虔《游春图》，尉迟乙僧《释迦图》，吴道玄《送子天王像》，卢稜伽（吴之弟子）《罗汉像》，韩滉《文苑图》，王维《雪谿图》、《伏生授经图》等，尚有传为周昉作之《纨扇仕女图》，唐人作之《金碧山水殿阁图》[89]，然摹伪古迹，宋、元已多，鉴定之功，要自不易。
（以上论一般画）
三、建筑
石窟为建筑之一种，来自印度，已无可疑。求其最初，我以为应在佛教未兴前之吠陀时代。吠陀之法，除首陀罗（Sudra）族外，其宗教生活，分为四期，第三曰林栖期，第四曰遁世期（Sanuysin）[90];遁世与我国古称隐士相同，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同时为抵抗猛兽恶虫计，又不可不亟谋自固，是为开辟石窟之本因，供养佛像只属于演进的作用。
印度制底式石窟，据现时所知，最早者约当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延至新疆南路，则有龟兹赫色勒（Kizil）河畔之千佛洞，渭干河畔之丁谷山（均见《水道记》二），高昌柳中县之丁谷（Tujuq）窟（与前之丁谷山不同，参拙著《吐鲁蕃一带汉回地名对证》一〇四页）。东流入关，则为天水麦积崖，陕北黄陵县石空寺[91]，太原天龙山，大同云冈（约五世纪前半），再东为巩县之石窟寺，磁县之南北响堂山，义县之万佛洞，其尤可纪者应推敦煌与洛阳[92]。
敦煌一带之石窟，可分为三区：（1）安西南一百四十里之万佛峡，古名榆林窟，存者约四十。（2）敦煌西南七十五里之西千佛洞，存者十六。（3）敦煌东南四十里之千佛洞，古名莫高窟，连亘四公里之远，窟存最多，计四百六十九，内魏二二，隋九〇，唐二〇六，五代三二，宋一〇三，西夏三，元八，清五（据常书鸿说，最近又发见十八，隋五，唐七），隋、唐计占十分之六有奇。敦煌残本《沙州城土镜》称，建窟始晋穆永和九年（三五三），其前复有索靖题壁之传说（靖卒惠帝太安末，三〇三），清人记其盛况者有雍正元年汪漋之《游千佛洞》诗，道光元年徐松之《西域水道记》。（卷三）
其次，洛阳之龙门即伊阙，景明初（五〇〇）准代京灵岩寺石窟（即云冈）而立，（《释老志》）唐人造者宾阳窟最大，万五千佛洞最为瑰丽（永隆元，六八〇）。奉先寺乃龙门十寺之一，后魏建，咸亨三年重建，其大卢舍那像高八丈五尺，头宽六尺半。左右有力士高八丈，脚周四尺六寸，龙门造像之最伟大者也。
（以上石窟）
我国最古之木构建筑，就现时所见，厥为山西五台之南禅寺，建于建中三年（七八二）[93]。方柱从前只见于敦煌壁画，今该寺犹有方柱三根，可能是唐时实物[94]。次焉者为五台佛光寺大殿，大中十一年（八五七）建。
垂拱四年（六八八）建明堂，高二九四尺，又起天堂五级以贮夹纻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至三级则俯视明堂。
长安砖制大雁塔，长安四年（七〇四）建，塔之横断面为四方形。
大和六年敕，庶人所造堂舍不得过三间四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会要》三一）现时人家建筑，大略形同唐式，柳诒徵云：“后世民居，多则五间，小则三间，沿唐制也。”
开元八年张嘉贞《安济桥铭》：“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其筑法用单孔弧券横跨于两岸，券两端各发两小券长约三八公尺，此式至一九一二年方为欧洲工程所采用，而我国则创于千三百年前，实世界上第一道空撞券桥也[95]。又《元和志》十《须昌县》（今东平县西北十五里），“清水石桥在县西三里，隋仁寿元年造，石作华巧，与赵州石桥相埒，长四千五百尺”，今不知有遗迹可寻否。
（以上一般建筑）
四、雕塑（塑亦作素或作塐）
孔子言朽木不可雕，又入周庙见金人，《韩非子·喻老》记宋人以象（牙）为楮叶，则其源流颇古。希腊雕像可溯至公元前七八世纪，（Rostovtseff Pl.LⅧ）亦云受亚洲影响者。
六朝时夹纻像已盛行，证圣元年，薛怀义造功德堂，其中大佛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佥载》）又郑广文（虔）作《圣善寺报慈阁大像记》云：自顶至颐八十三尺，额珠以银铸成，虚中盛八石，（《尚书故实》）度亦夹纻制品。
杨惠之与吴道玄同学画，度不能胜，乃转而学塑，论者推为古今第一。（《邵氏闻见录》）莫高窟早期塑像中颇流行模塑（或称影塑），即是取泥放佛模里面，模得后粘在壁上，此法率应用于小千佛。按义净曾言及“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见《隋史》十五节），是此法高、武时已行于内地[96]，杨惠之之塑壁，显然从此脱胎。
五、巧思
据《朝野佥载》言：
杨务廉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
王琚刻木为獭，沈水中取鱼，引首而出。盖獭口中安饵，为转关，以石缒之则沉，鱼取其饵，关即发，口合则衔鱼，石发则浮出。
又据《旧书》三五：“开元十三年，一行等作水运浑天仪成，其法，铸铜为圆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令得运行，每天西转一匝，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行匝。仍置木柜以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又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钟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则自然撞钟，皆于柜中各施轮轴，钩键交错，关鏁相持。”[97]由是观之，我国人机巧之术，原不让人，惟未得相当之条件以相配合，故卒无从发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