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清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近来常有人把近百年史作为近代史，这是不很合理的。因为中国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哪能把一百年以前，就算作“近古”呢？他们的理由是以为近百年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最甚，我们在这个时期内，要建设一个近代国家，恰如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殊不知就整个世界潮流和中国历史来看，三百年以前，才是这“变局”的开端呢。姑不论西洋的近代文化，是始于十六七世纪，就说欧亚通航和西力东渐，不也是在明清之际么？中国受异族最大的蹂躏，积专制无上的权威，都在于清代，社会文化之回照和没落，也恰在其时，民国以后，仍属余波而已。现在“贞下起元”，“穷变则通”，将来的复兴正是可以预期的；又何况三百年以来，我们天天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过日子呢？
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骨干，为史心。因为它——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是依它为枢纽而变动的。我们为什么革命？因为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不得自由，不得平等，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抵抗是人类的天性，我们能不努力吗？然而压迫我们的帝国主义，是分作三个时期，换了三个对象的，我们的民族革命运动，则始终一贯，不过领导的人物和标帜的口号有些不同罢了。我先表列出来：
时 期 对 象 领导者 口 号
（一）从反清运动起 满清 天地会 “反清复明”
太平军
（二）从自强运动起 帝国主义 维新人物 “振兴中华”
革命党 “建立民国”
（三）从讨袁运动起 帝国主义 国民党 三民主义
（前）民元至民十七 甲 列强 国父 自由平等
（后）民十七至现在 乙 日本 总裁 抗战建国
在第一个时期里，我们民族革命的对象是满清，目的是“反清复明”。因为满清宰制中国，在当时是异族，本于民族主义的观念，是要抗抵驱除的。明太祖驱逐胡元，为民族主义播下一颗种子，恢复明朝的正统，就是复兴华夏的宗国，所以郑成功占据台湾来保持明朝的正朔，天地会就借此组织而从事于革命运动了。他们全凭小说拜盟的方式，组织秘密的革命集团，以下层社会的人物为基础，用隐语诗歌来传达“暗藏三点革命，誓灭清朝，扶回大明江山，共享荣华，同乐太平天下”的意义，这不是革命党么？自张念一拥朱三太子起义于大岚山，历康、雍、乾、嘉四朝，朱一贵、张玉、林爽文、胡秉耀、钟体刚，真是前仆后继，代有兴者。至洪大全、洪秀全始大张其军，由暗流而汇为狂澜，开出一朵灿烂的奇花，第一期的民族革命，总算一半成功了。因为反清的目的已达到，政权转移于汉人之手，爱新觉罗的皇位，不过“尸居余气”而已。
在第二个时期里，我们民族革命的对象，不是满清的帝国主义，而是列强的帝国主义了。以“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们的先民，乃无间朝野，都孜孜以救亡图存为事，提倡自强运动、维新运动。但这些运动，都没有多大的效果，因为“满洲政府既无力以御外侮，而钤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以侧媚列强”。于是国父孙先生知非颠覆清廷，无由改造中国，乃“奋然而起”，组织兴中会、同盟会，为国民前驱，从乙未广州举义，激进不已，以至于辛亥革命，始推翻清廷，建立民国。这一举不但完成了前期的民族革命，“荡涤二百六十余年之耻辱，使国内诸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轹凌制之象”（见《中国革命史》）；而且铲除了“四千余年君王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于以开始”。虽列强的帝国主义尚未扫除，而建设“革命政府”之目的，却又达到了一半。“中国民族独立之性质与能力，屹然于世界不可动摇”，这正是二百余年来民族革命的硕果。
在第三个时期里，又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段民族革命的对象是列强的帝国主义，后一段民族革命的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是由瓜分而变为共管；日本侵略中国，是由蚕食而变为鲸吞。前者是经济的压迫，后者是武力的掠夺，它们都以专制封建余孽的军阀为之伥，所以想抵抗外力，打倒帝国主义，必须先打倒军阀，克服民敌，建设真正的革命政府。自讨袁之役、护法之役，以至组党建军，完成北伐，都是要肃清反革命势力，取得政权，以为实行三民主义的张本。列强的帝国主义一个个渐渐地松手了，而日本的帝国主义反露出狰狞的面目，不恤变本加厉，于是有“九一八”事变，有“七七”全面抗战之发生。这是我们民族革命的最后关头，不仅是成败所系，而且是生死攸关，依照历史的趋势来看，只须我们加紧努力，第三期的民族革命，必然可以完成的。
这三个时期的民族革命，始终有其一贯性和连环性。天地会之革命集团，虽因洪大全的被杀而一蹶不振，然洪秀全承其余绪，再加上基督教义而建立太平天国，使清室命运不绝如缕。可惜他数典忘祖，引起湘淮军的反对而遭失败了，其余党又回到老家——天地会来。湘军自陷同族，有功不赏，裁撤以后，愤郁惨沮，也多半加入了。所以会党的势力又大盛，海外华侨，两广洪门，长江哥老，都是后来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再有一种主要力量，就是新军，新军乃由淮军演变而来，在一方面看，是反革命的势力之源，在另一方面看，却又是汉人的政权所寄，所以它能因会党之联络而协同起义，推翻满清，但终究变成民国以后的军阀，露出本来面目。国父知道革命是逐步成功的，革命党也有它的时代性，为完成最后使命，不能不重新组织，以严格之规律的精神，树立党的基础；同时也要建立民众武力，训练党军，不再假手他人，因此才有北伐与抗战的革命事业。从国民革命史上看：中山先生真是天挺异人，他不仅建立了民国，而且为民族复兴奠定强固之实力，又托付得人——蒋总裁，始有今日。若从民族革命史上看：中山先生仍然是受了洪秀全的影响，而洪秀全又是从天地会来的。革命运动原属一贯，革命思想也有所自来：民族主义“实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可不具论；民权主义，国父溯自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其实天地会无阶级观念，洪秀全亦崇尚平等，似乎不无影响。至民生主义，则洪秀全固尝实行“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之共产制矣。不过，中山先生依中国固有的思想，参以欧美之学说和制度，创为主义，厘订方略，整个地加以系统化、具体化。所以他不仅完成了近代民族革命，而且继中国古圣王的道统，集欧美文化的大成，依中庸的道理，使之并行而不相悖，“将一举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经济革命之源也”。中山先生的伟大就在此，因为三民主义是民族革命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方案。三百年来民族革命的事业，剥蕉抽茧，步步成功，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唯一无二的奇迹。
何以说民族革命有连环性？这不能不把中国近代史加以剖视了：清人入关，内满外汉，政治大权，操在宗室旧侣之手，视汉人若奴隶，然而绝大多数的民众，却是汉人。其统治之方法愈严，则反抗之思想愈烈，而畛域之见也愈深了。汉奸降人，为避嫌远祸计，不惜降志辱身，以媚兹一人，丧失了臣僚的体态，助长了君主的权威。生杀予夺，唯意所欲；祖宗历史，随便捏造。一人犯颜，株连九族；只字不敬，殃及枯骨。人民惓伏于积威之下，不特无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且亦无治学谋生思想之自由，于是士子相率钻研于故纸堆中，而考据训诂之小学遂风靡于一世，置明道救世之大学——经世学——而不敢讲，买椟还珠，号称汉学复兴，实际是瞀世的俗学。清帝又以稽古右文自命，用利禄来收买人心，表章尊君大一统之说，把读书人都变成八股闱墨的禄蠹，三家村里的学究，人不能尽其才，学不能致其用，于是“政治经济无正直指导之人，贪庸当道，政以贿成，国计民生，同归凋敝，驯至丧师失地，终遂覆亡，此皆专治古学，不问时事者厉之阶也”（见《清代通史》朱序）。这是政治和文化两方面交互的影响。清以半耕半牧之民族，统治农业经济之大国，官庄旗田，全赖奴仆，口粮赏赐，半资游手，食众生寡，渐渐就难支持了。旗丁既不准经营商业，又要过优裕生活，从哪里来得钱呢？只有凭藉宗属的关系，来钻营作贪官污吏了。政治以贪污为固常，焉得不民穷财尽呢？因此水旱交侵，萑苻遍野，人民日处于水火之中，而白莲教、天地会以及太平天国都抓到了绝好的机会。再加帝国主义者把鸦片和洋货输入进来，人民习染日深，断丧了身体，劳动力减退了，摧毁了生计，手工业破产了。于是乎“国日贫民日弱”。清廷毫无办法，反变本加厉，税鸦片，开捐例，贿赂公行，民不聊生，在双重的帝国主义（列强及满清）枷锁之下，不革命还有什么出路？这是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交互的影响。文化原是指导人生的，丧失了文化的活力，走入静寂、琐碎、无为、无用之境域，无异把文化变成僵尸了，学术不能利济苍生，使匹夫匹妇受其泽，只为少数人写意寄情的娱乐品，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一般小百姓日处泥犁地狱之中，谋生救死不暇，“奚暇治礼义哉”？受尽生计的压迫，大多数不能读书，文盲遍于全国，智识愚昧得可怜，物资既不能发达，生活就越痛苦了。生活愈苦，而文化愈低，列强以科学机械之优势，侵入中国，箝制我们的政治，摧残我们的经济，沦我们为次殖民地，颐指气使，让我们不能不变更深闭固拒的态度，而一味摹仿，一味崇拜，文化也失掉自由了。洋奴买办可以操纵政治，剥削人民，替帝国主义者作侵略的工具，使我们的产业不能发达，我们的文化成为附庸。这又是文化和经济两方面交互的影响。总而言之：中国近代社会之形成，实以异民族的统治压迫而造其因，吾民族之革命抵抗而结其果，因果迭乘而变生焉。所谓“一大变局”也者，确实是中国近代史的特色：法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无一不变，而且要变革命的性质，如同盟会宣言所说：“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尝变更。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这是民族革命变为国民革命的主要理由。以往民族革命运动只有民族主义，争民族的解放自由而已，对满清的帝国主义尽够了，因为它只有政治侵略，文化经济皆落我后。而列强的帝国主义则不然，在政治侵略以外，还有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因为西洋在十八世纪中叶起始用机械生产打仗，到十九世纪，科学已经很发达，我们的科学不如人，知识就落后了。况西洋人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养成了爱国心和民族观念，团结得非常坚固，而我们好像一盘散沙，毫无组织力量。所以非“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无一夫不获其所”，是不能抵抗经济侵略的。非“恢复固有道德，迎头赶上科学”，使“一国之内，人人平等，行民主之制，合五权宪法”，是不能抵抗文化侵略的。中山先生盱衡中外，因时制宜，要造成独立自由、富强康乐的近代国家，乃发明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不仅配合历史背景，适应世界潮流，且有它一贯的哲学根据，我先列一个简表：
为什么要解释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是近代民族革命的产物，也是世界文化的结晶品，不懂得它就不能了解民族革命史观，也就不能了解近代史造成的由来。近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局”，我们只看见它变是不行的，必须知道它为什么变和怎样变，推求变的原则，预测将来趋向，这才是研究历史的功用。以民族革命而论：天地会肇其端，太平军扬其波，革命党竟其功，然而太平军起义后，就不再假借天地会，革命党却又利用了反革命的新军，其故安在呢？乃因革命党本身是进步的，而反革命势力也者，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天地会的“反清复明”口号，在清初是合乎时宜的，到太平天国时就不行了，洪杨只反清而不复明。太平天国的驱除光复运动，到清末又不行了，因为满清仍旧是我们的支属，而压迫我们的帝国主义换了新的对象。我们抵抗满清，很简单，很容易，要是抵抗列强，抵抗日本，却很复杂，很困难，用一个单纯的主义，解决某一部分问题，实在不够了。必须“集合古今中外底学说，顺应世界底潮流”，使革命内容，益加充实，各种问题，共求解决，才能符合《易经》、《中庸》的道理。历史法则是渐变的：变的速率，越后越快，变的程度，越来越好。前因必生后果，后果又肇前因，且前因之“果”，与后果之“因”，常互为影响，因果迭乘，对立一致，其道理仍然是辩证的：如前举政治、文化、经济三方面相互的影响，总逃不出历史的公例。再如二百年的民族革命，造成一个太平天国，六十年的汉人政权，造成一个中华民国，四十年的党治运动，建立了国民政府，但汉人政权却种因于太平天国，方能培植新军的武力，党治运动却种因于汉人政权，方能弥漫革新的思想，在前一时期中它们互相影响而助成，在后一时期中它们又互相牴牾而消长。革命党之所以利用新军的助力而完成辛亥革命，绝不是偶然的，因为新军仍然是前期革命中所造成的汉人武力；而新军领袖袁世凯，却以此食得二百余年民族革命之果，取得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统；但终究因为来路不同，袁世凯压迫革命党，革命党又将北洋余孽的军阀打倒。其中机括，甚为微妙，如果知道变的原则，也就“无啥希奇”了。我们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在变，我们的革命动力也在变，我们的革命对象在变，我们的革命口号也在变。第一期满清和列强，都在压迫我们，到第二期满清和我们“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只剩下列强了。第二期列强和日本，都在压迫我们，到第三期列强已放弃侵略的魔手，和我们并肩作战，而一致对付暴日了。所以三民主义不仅是“曲突徙薪”的“一次革命”论，而实为寻求兴国，共同奋斗，最后不移的好方案。它可以解决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完成三百年来全国人民朝暮相处的民族革命，因为它是适应世界潮流、历史趋势，把中国“变”成一个近代国家，和列强并驾齐驱的正确理论。如果我们不晓得它是三百年来抵抗外力，振兴中华，救国经世的思想之结晶品，那我们研究近代史还有什么用处呢？
就近代史实的演变而论，民族革命是有其一贯性和连环性的，反清、倒帝、抗日，逐步成功；社会、政治、经济，同时改造：冶近代思潮于一炉，期中庸文化之复兴，然而因果迭乘，源流隐见，非从秘密社会的运动，中西国际的交通说起，不足以毕其真而括其全。三百年来的社会变迁，其端由爱新入主发之，道咸而后，才走到剧烈变动的时期，民国则急转直下了。所以我说：“一部清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