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后金汗国与大清帝国
中华民族现在是单纯的国族（Nation），在古代则是极复杂的宗族，经过四五千年的混合同化，才凝结而为一体，虽然还剩下少数所谓蒙、藏、回、苗等族，都是因为地域的关系，暂时保守其言语风俗习惯，而血统早已混合，生活逐渐改变，宗教也差不多一致了。四万万五千万人全是汉族，但汉族并非原始的名称，仅以汉朝的声威而得名，它是融合了匈奴、东胡、西羌、南蛮而构成的。上推至于开国时期，我们的老祖宗是黄帝、炎帝，黄帝起于北方，号轩辕，就是獯鬻、 狁，一个字音的转写，也就是后来的匈奴。炎帝姜姓，是西羌的代表，羌原为牧羊人之意。在当时还有南方的九黎，比较开化早些，而涿鹿一战，他们的领袖蚩尤被杀，于是三族混而为一，这就是原始的华族。因为那时交通不交便，有些遗留于本土的人，还保存着旧态，到中原混合起来的人，便逐渐同化而成一个新的民族了。新民族的力量一天一天地扩充，吸收异民族——其实也是同族中之一旧支——的成分也一天一天地增加，春秋战国，以至于两汉、魏、晋，才形成东亚大国的规模。五胡乱华，五代纷争，都是“蛮夷猾华”的时代，而刘渊宗汉，沙陀宗李，从前觉得很可笑，如今看起来，又有什么足异呢？元魏大改汉姓，隋唐更多胡风，这不又是一次大混合 吗？宋代以后，就只有东北一隅的金元人了。试问唐以前那么许多的种族，都到哪里去了？还不是都变成了汉人。变汉人的法子很简单，只要加一个汉姓就够了，譬如辽之后族，尽称萧氏，百年以后，谁能分出哪家是“殷民之遗”？哪家是“契丹之裔”呢？所以中华民族是大混合的血统，姓氏老早就靠不住了。若为存真求全起见，最好汉族叫作华族，或称中华民族。因为汉族的意义太狭，而华族仍旧有中原本位的意思，合之则成一家，分之则成为敌体，我们始终抱着“四海兄弟”的观念，只看你愿不愿“进于中国”罢了！
清朝原来是女真人，乃东胡之支裔，古时叫肃慎，唐宋叫女真，建国号曰金，在宋朝压迫中国，强盛一时，后为蒙古人所灭。元朝把他们分为五万户府，设官管理。明初只剩下三万户府，在三姓（金语“依兰豆漫”，即三万户意）附近，以渔猎为生。他们帮助明兵征服东边，明朝派其头目阿哈出（李思诚）为建州卫指挥，算是明朝看边的一个武官。另一部落头目叫猛哥帖木儿（清肇祖孟特穆），从三姓南移至珲春，又至朝鲜之孔州，明朝派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他曾和阿哈出的儿子李显忠在永乐年间一齐到北京朝贡，明朝很厚赉他们。后来猛哥为另一支派的野人女真（一称忽刺温野人，在黑龙江一带，游牧民族，行止无定）所杀，其弟凡察逃至东良（今茂山）奏闻，明廷敕野人还所掠，升他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可是凡察依附朝鲜，有点两属性质，到正统五年，才率属至佟家江流域，和建州卫住在一处。因为建州卫也是被野人所逼，早就移来了。那时还有猛哥的儿子董山，从野人赎回了旧卫印，也承袭指挥职，一卫哪能有两个头目？叔侄就不免争起来了！明廷为安抚边夷计，乃分设建州右卫，安置凡察。这三卫都在兴京附近，接近明边，靠明朝的粮食来接济，他们只须刨些人参，猎些貂皮去进贡，而且可以换回他们日用所必需的物品——如布帛农具之类。
明朝称女真为“边夷”，待他们很优厚，他们也很恭顺“天朝”，但一遇着变乱，武力不足以镇慑，或受边吏的欺侮——挑剔贡品，克扣赏赐，他们就起来掠夺了。蒙古乜先入犯时，董山和李满住（显忠子）都为其耳目，犯边几年，明廷派大兵征讨，杀董山、李满住 而以其子侄袭职。以后叛服无常，或剿或抚，建州从此不振了。一直到努尔哈赤——清太祖才强大起来。努尔哈赤的父亲名他失（清显祖塔克世），祖父名叫场（清景祖觉昌安），都是建州左卫指挥，为明将李成梁作间谍，导引明兵打建州的“悍酋”王杲、王兀堂及杲子阿台，他们和阿台是亲戚，混进山寨去说降，都被明兵滥杀了。努尔哈赤才二十四岁，听说大恸，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复仇，不敢显然敌视明朝，只说是同族尼堪外兰（图伦城主）陷害的，要去寻殴，以此东打西打，吞并了附近的部落，攻克了图伦的小城，追击尼堪外兰而杀之，建州五部（先属三卫后分五部），竟被他征服了。
原来女真人除建州野人外，尚有海西女真，初居吉林省城附近，后来拓展到开原边外，称为扈伦四部——哈达、辉发、乌拉、叶赫。明称哈达为南关，叶赫为北关，因为在开原的两个边门以外，利用他们来看边，而哈达尤效忠于明。努尔哈赤结婚叶赫，先灭哈达，得膏腴之地以发展农业，半耕半牧，储备粮食，明朝竟无可奈何——其实是李成梁以厮养视之，太轻视他的结果。而他又“藏机不露，狙诈自喜”，于是北灭辉发、乌拉，渐及江夷（野人女真），女真全部统一，只剩下一个叶赫了。努尔哈赤知道叶赫赖明兵保护，非先攻明不可，乃于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建立大金汗国，改元天命，绍述金源，脱离明朝的羁绊。又二年，以七大恨誓师（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将我二祖无罪加诛，恨一。我与北关同是外番，事一处异，恨二。汉人私出挖参，遵约伤毁，勒要十夷偿命，恨三。北关与我，同是属夷，卫彼拒我，畸轻畸重，恨四。北关老女改嫁西虏，恨五。逼令退地，田禾丢弃，恨六。萧伯芝大作威福，百般欺辱，恨七。）伐明，攻下抚顺清河。明廷震惊，发大兵去讨他，命杨镐为经略，分四路深入，号称二十四万，实只八九万人，努尔哈赤则已有“八旗”兵六万人了。四路兵力不能集中，努尔哈赤用各个击破的方法，把明兵打得大败逃散，遂攻克开原、铁岭，灭掉叶赫。开原是明朝东边的重镇，储积甚多，金兵俘获不尽，一切都充实起来。不数年，乃攻下辽阳、沈阳，取得辽东的首府，建都迁居，以为女 真复兴的根据地。
这时候明朝才知道：“建酋”不是边境的小寇，而是腹心的大患，但廷臣党派斗争，议论纷呶，战守茫无成划，用人不问功罪，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没有实权，王化贞“愿得六万兵一举荡平”，只说大话，经（略）（巡）抚不和，把辽西也丢掉了，难民拥进了山海关。可怜辽东西从来汉人的地方，这时都变为女真的俘虏，金人把他们编为汉军旗，入关以后，老“汉奸”俨然是新贵族，有些数典忘祖的样子，此是后话不题。且说：熊廷弼怀才未展，反受极刑，王化贞丧师失地，得以末减，明朝的政治，还成个体统吗？然而乱世出英雄，袁崇焕以一个小官（主事）单骑出关，遍阅形势，居然要守山海关，筑城宁远，扩地二百余里，挡住新兴金军的锐气，打败百战创业的老将——努尔哈赤郁郁而死了，第八子皇太极（清太宗）继位，更加利害。
努尔哈赤建立一个封建王国，八旗旗主就等于封建的诸侯，他们没有封邑而有属人，旗下都是奴隶，人民没有户籍而有旗籍，披甲者尽属士兵。八固山王（和硕贝勒）共治国政，金汗是公推的共主，这是部落社会以战争而成立国家的必然状态。他们唯一的事业是打仗，劫财物以为生，俘虏人来种地，平时打猎督耕，放马习武，所以兵力强盛，踊跃出征，皇太极不过是八旗主之一，他以战功领有两旗，逼他的哥哥代善让位，又把叔兄阿敏、异母兄莽古尔泰两个强有力的人治死了，由共主而造成独裁的君权，政治组织上是进了一步。他知道袁崇焕不好惹，避免正面冲突，一方派剌麻去与他议和，一方就发兵征服朝鲜，又降服察哈尔诸蒙古，占据了长城的险要，随时可以出入中国。天聪三年，遂围攻北京。袁崇焕兼程入援，他又用反间计，让崇祯帝轻信“纵敌胁和”的谣言，把袁崇焕杀了。明人“自坏长城”，金人饱掠而归，因为他已经有了属邦，乃改号为大清，自称皇帝，俨然与明朝为敌体，不再说是明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的“属夷”了。因此他不但讳言女真，并且讳言建州，简直把后金国号也改了，捏造一个“满洲”的名辞，鱼目混珠，说他们不是女真人，而是满洲人，国号不称金，而称满洲。其实满洲乃“瞒朏”“满住” 之转音，是女真称酋长的意思，历史上何尝有一个满族？又何尝有个满洲国？最可笑的是他们更造出一个始祖名叫布库里雍顺，说是天女吞朱果生的，定三姓之乱，创国于俄朵里。其实三姓是从三万户来的，俄朵里，就是三万户之一的斡朵怜，猛哥帖木儿在明初是这一部落的头目，史迹显然，欲盖弥彰。然而中国人被他骗了二三百年，现在还有许多不明白事实的，以为有什么满族，其实女真人早就被同化了，充其量不过剩下爱新——即金——姓而已，还能叫做“满族”吗？
第二节 明朝覆亡与清室入主
朱元璋以淮右布衣，驱逐胡元，建立明朝，恢复汉人的治权，他儿子朱棣迁都北平，捍卫边疆，都是何等的英武！不料中叶以后，晏安深宫，威柄下移，把一个锦绣河山，闹得乌烟瘴气！女真勃兴于东北，没把它当一回事，终天还结党互争，刮民自肥，于是天灾人祸，纷至沓来，流寇起于西北，清人占据两辽，内外交哄，政府不能不用兵，又不能不筹饷，而贪吏追迫，士卒逃散，以致流寇的势焰日张，外力的压迫更甚，互为因果，就不免踵决肘见了。崇祯帝奋发有为，励精图治，惩除阉党，任用清流，可算是一个好皇帝，但卞急多疑，任察尚气，对于人才的贤否，议论的是非，政治的得失，军机的成败，都不大很明白，所以正人多不能终其位，小人反因缘为奸利。我们看李自成即位诏和檄文上说：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
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痛！
这真是极沉痛的一幅写照。因为明朝在神、熹二宗以后，边患养成了，纲纪败坏了，官吏黩私，人民痛苦，社会的道德堕落，宗绅的 豪奢益甚，只有一个人在上边着急，做什么用？帝又高拱深官之中，受左右的包围蒙蔽，直到流寇进逼北京，才知道大势已去，“诸臣误朕”，在煤山上自杀了。李自成占据北京，拷掠众官，一般无耻劝进的大臣，还不免一死。他并未正式即皇帝位，只呆了四十天（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三十日），吴三桂引清兵一到，就仓皇西逃了。
崇祯帝的运气真够坏，他作了十七年的皇帝，偏碰着两个死对头：一个是皇太极，即位和死的时候都比他早一年；一个是李自成，造反和死的时候都比他迟一年，他一生受这两个磨难星的内外夹攻，简直无法翻身，结果断送了明朝三百年的天下。但他也有些自取之咎，自己的国力不足，还始终不肯和清人议和，皇太级三次入塞，明朝的国防算完了。边境抢攘，事权不一，流寇猖獗，人心携贰，他不懂得“釜底抽薪”的法子，还有点“火上加油”，终必“自焚”而后已。《明史》批评说：“君非亡国之君，而臣尽亡国之臣。”我们如果用《春秋》责备贤者的笔法要问一问：亡国之臣是谁用的？为君主的诀窍，只有知人善任四字，国家之大，万机之繁，一切都以为非我莫办，别人自不愿而且不敢负责，推诿敷衍，政治完全失去了作用，这责任究竟由谁负呢？
清人的运气又太好了，皇太极是一个英主。三次入塞，总不肯“取而代之”，因为他知道明朝是大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京城虽可攻下，各地潜藏的势力还很大，他们不过几十万人的小国，如何吞食得下！他只希望明朝承认他的帝国就够了，或封以国王也可以。（天聪告谕说：“崇祯帝教我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因为他的祖宗都是明朝的属夷，他极愿取得一种正式对等或属国的资格，可惜明朝狃于成见，总以宋人为戒而不肯议和，殊不知清人的国力，并非前金之比！皇太极不惜委曲求全，否认了他的祖宗，以减少明朝的猜忌，但终究不成，皇太极不得不攻下宁（远）、锦（州）、杏（山）、松（山）准备打开山海关的通道。洪承畴被虏投降了，清国得到一个领江带路的人，皇太极怎不特别欢喜呢？不料他雄图未展，忽而暴崩，内部却发生问题 了。清国的组织是封建式的，力量大的诸侯，就可当共主，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势力不如其叔多尔衮、济尔哈朗等，他自然要退避；但太宗建立帝国，统一君权，尸骨未寒，遗威尚在，不传其子，又何足以服诸将？二者调和折衷，结果是皇太极一个六岁的小儿子福临被立为皇帝，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二人辅政。但实权完全在多尔衮一人手里，自称为皇叔父摄政王，当然也有些人不赞成，豪格更不用说了。这时清国的战斗力业已衰退（观《太宗实录》可知），要不是许多汉奸——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畴、范文程等，为虎作伥，又遇着一个开门揖盗的吴三桂，他们哪能够进据中原呢？
吴三桂是在洪承畴兵败后，奉命据守山海关的一个总兵，李自成到北京就招降他，他已经答应了，因为听说爱妾陈圆圆被虏，始“怒发冲冠”，缟素誓师，向清国借兵，欲仿唐朝和回纥的故事，但多尔衮却说他“率众来归”。叫他作前锋，攻打李自成，自成败走了，清兵就安然到了北京。几个月以后，迎接福临迁都北京，告庙祭天，算是代替了明朝，入为中国之主了。
李自成在明清之际的舞台上，不过是一个丑角——自然崇祯帝和多尔衮是老生，陈圆圆是小旦了——他原无大志，只是如彗星般的一扫而过，有破坏无建设，要不然的话，皇帝岂不是他做的！“朱家面，李家磨，做得一个大馍馍，送与对巷赵大哥”，江淮间的民谣，不久竟成事实，便宜了赵大哥的清朝，李自成这彗星也就完了。他的同伴张献忠是一个黑头，从陕北到陕南，出豫皖，掠江东，可是他被迫而入蜀了。不晓得他怎么把四川人杀得“几无噍类”，据说他因为“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德报天”（见《广汉公园圣谕碑》），最后这两个角色都被一个武小生——吴三桂收拾了，而指挥小生的却是两个番将——是英王阿济格，一是肃亲王豪格。
这一出悲剧还未演完，而《祧花扇》又上场了。清朝剿抚了河北山陕，江淮以南仍为明朝所有，南京——原是明朝的陪都，诸臣拥立了福王由崧，派使节去慰劳清廷，希望能成立一个和约，多尔衮全然不理会，说：“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我们是“不惮征缮之劳，代为雪耻”；你们想“坐收渔人之 利，雄据江南”，那就不成。因为他们究竟是明朝的嫡胤，怕降将靠不住，多尔衮的同母弟多铎亲自出马，打到扬州，可怜史可法孤忠耿耿，号为相国督师，而外有四镇——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的横暴，内有马（士英）、阮（大铖）的奸党，只得一死报国。清兵屠杀汉人，这是最惨的一次，有《扬州十日记》为凭。由崧根本就不是一个复兴的人，天天玩戏子，渔女人，饮酒作乐，一任马、阮弄钱、卖官、胡闹，长江天堑，毫无防备，清兵到了南京，他出亡芜湖，依黄得功军中。上游坐镇武昌的左良玉为因要清君侧，引兵东下，心中内疚，呕血而死，其子梦庚正被得功打败，投降了追击李自成的清兵。多铎又打发降将刘良佐射死黄得功，由崧被俘杀，长江一带也归清人的统治了！这是南明三王之一的结局。
其次是福建的唐王聿键，和浙江的鲁王以海，叔侄二人分据两省，还不能和衷共济，弄成水火之局，失掉唇齿之势。浙江依靠着农丐乌合之义兵，福建依靠着海盗投降的悍将，一个称监国，一个称皇帝，清兵一到，不免瓦解。幸而鲁王航海，又夺据舟山，在海上支持了六年。唐王在闽不过一年，因为郑芝龙有贰心，撤仙霞岭防兵，想由赣入湘，去依湖广总督何腾蛟——李自成死后，其部众郝摇旗等俱降于腾蛟，兵势甚盛——走到汀州，清兵冒明旗驰追被获不食而死了。唐王的学问才干都好，伤国家多难，布衣禁酒，辞气慷慨，很能够感动人，郑芝龙的儿子成功，就是被感动而做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可惜他所处的局势太坏了，又颇有书生气，出走时还载十几箱子书，以致走得不快而被执，这是南明三王之二的结局。
最后一个是桂王由榔，他的时间相当长——在位十三年，始末十六年——局面相当大，而崎岖艰危也相当甚。最初是瞿式耜在桂林支持，肇庆小朝廷因为降将李成栋、金声桓的反正，居然收复了广东、江西；何腾蛟虽因清朝三王——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原是明朝据守皮岛的总兵毛文龙的部下，毛被杀，始降清——的大举进攻，而辗转入桂林，但乘间督师，又规复了湖南大部，川东川南则为义军所有，都受桂王的封号，他据有七省——两广、云、贵、江西、湖南、四川——的地方，同时郑成功和鲁王出没 闽、浙，姜壤叛于山陕，皆遥相应和，声势并不算小。可惜群臣又闹党争，水火相仇，不务大计，以故军事上不能联络一致。清廷特别重要的将领，率领八旗兵，会合四王——加上平西王吴三桂，分地任事；耿、尚攻江西、广东；有德攻湖南、广西；三桂攻川陕。金声桓、李成栋先失败赴水死了，何腾蛟被虏绝食，瞿式耜死守桂林，均为有德所杀。吴三桂进军川东南，桂王穷促无依，不得不乞怜于张献忠的余党了。
原来张献忠死后，他的余党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都各有几万人，占据了云、贵，桂王封可望秦王，定国西宁王，文秀南康王，趣他们出兵。孙可望把桂王迁到安匿所，毫无人臣礼，李定国却忠于所事，引兵攻入桂林，孔有德自杀了，刘文秀败吴三桂于叙州，围之保宁，三桂退汉中。清廷命洪承畴经略西南，从江宁移镇长沙，满汉兵齐进，定国、文秀均败。可望待桂王益薄，擅杀大臣，定国遂奉桂王赴云南，与文秀合，可望攻之，兵溃降清。清兵三路攻云南，顺治十六年正月朔，遂入昆明，桂王逃至缅甸，定国设伏计泄，退据孟良土府。吴三桂奉命入缅，胁迫缅人献桂王，桂王致书有云：
既失世守之山河，苟全微命于蛮服，亦自幸矣，乃将军不避险阻，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旅，何其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要功乎？既毁我室，又取我子，读《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恻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千载而下，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
但三桂不省，还是把他杀了。桂王日角龙颜，顾盼伟如，刻苦自励，孳孳以中兴为念，然仁柔畏葸，惊窜流离，焉能成其大事？李定国虽出身微贱，因感于小说家言，颇以孔明辅汉自诩，后受邀击不过，愤懑殉身，竟为明朝三百年忠臣之殿。南明三王都灭亡了，清朝的天下一统了！
第三节 清初政治与建国方策
清人进关，不费一兵一矢（观《明史纪事本末》及乾隆帝修改该书的诏谕可知），就奠定了北京，招抚了河朔，接承中国累代传统的皇位，享有二百六十八年的江山，这真是一种幸运。但他们对于统治中国，也曾经费了一番苦心，以异族宰制如此之久，在历史上还是仅有的。试看元朝的威力多么强盛，统治也不过几十年；清朝所以能成功，不是武力的关系而是政治的关系。政治成功的最大因素，就是它把握着中国社会的基层，认识了中国人民的特性，一松一紧，一张一弛，深得两重政策的运用，使汉人“啼笑皆非”，不知不觉地上了圈套，可是他们也敌不过四千年文化的潜力，糊里糊涂地被牵扯而同化了。这一段公案，说起来甚是有趣。
他们初到中国，说是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进据北京，只因明朝没有嫡胤——其实崇祯帝的太子还在，后来都被他们杀了——对于名正言顺，自立于江南的福王，不能不予以承认，所以檄文上说：
明朝嫡胤无遗，势难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以富有天下为心，实以拯救中国为计。……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无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思，此敦睦邻之谊。
但事实上不尽然，他们哪里是“义切同仇”来“救灾卹患”呢？等到山陕已底定，闯贼一逃亡，马上就“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了，这可说松一阵，紧一阵。
中国是家族宗族的社会，对于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向来很薄的，所以在异代兴替的时候，朝统变更，无论姓赵姓李，胡人汉人，都无所谓，忠君爱国也有相当限度的。不过一涉及文化礼俗，则有其传统 的保守特性，绝不容随便更改。明人的装束，是“峨冠博带”，清朝的装束是“金钱鼠尾”，那怎么办呢？最初是“照旧束发，悉听其便”。（谕言：“前因分别顺降之民，故以薙发分顺逆，今闻甚拂民愿，是反乎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等江南平定以后，就“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了。（谕言：“今中外一家，天下一体，若不划一，终属异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今限旬日，尽使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行重典。”）果然激起上下江民兵的反抗，“保护一己之发，竟舍身命以抵抗敌军，其关切较胜于为国家，为皇室”（见Matini Matii《鞑靼战争记》）。真是：“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镬可赴，而此星星之发，必不可薙！其意岂在一发哉？盖不忍中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见《发史》序）但国家已经亡了，还有什么用？只多添些流血的惨剧而已（阎应元守江阴，城破，题“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杀贼，留大明三百里江山”。民兵义举，不过如此，嘉定因此三次屠城，均有书纪载）。这又是松一阵，紧一阵。
明朝的亡国，三饷是一大原因，清人“以养民之道，莫大于省刑罚，薄税敛，前朝弊政，莫如加派辽饷外，又有剿饷、练饷，数倍正供，更有召买加料诸名目，巧取殃民”，所以把额赋外一切加派，尽为删除，依照旧会计录作准，并且到处蠲免逋负钱粮。但是顺治十八年江南报销一案，苏松常镇四府，官绅士子，革黜至一万三千五百余人，鞭扑枷责，衣冠扫地，食吏蠹胥，侵没多至千万，反置不问。这也是松一阵，紧一阵。
最显明的是金之俊建议的十从十不从之纲：“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言语文字不从。”这把清朝一松一紧、一张一弛的施政方略完全都表现出来了。
可是清朝政治的成功，不仅在对于一般人民的心理感情之控制，而尤在对一般士大夫的宠络和驾驭，因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基层，是中间读书作官的士大夫，而不是下级劳苦的民众。他们对于士大 夫的利用是煞费苦心的。所有官吏降附者，各与升级，殉难者各予谥立庙，建言罢谪诸臣及山中隐逸怀才抱德者，缙绅士大夫清望所归者，皆征辟录用。使一般士大夫不致因亡国而失掉职业，他们就相安无事了。顺治一年开科取士，一切都依明朝的制度，使一般读书人有了进身之阶，他们自然就不愁无用武之地了。这样可以笼络着大多数的士大夫，有少数特殊的人物，不是科举功名所能诱惑的，他们著书立论，常慨然有故国之思，甚或如顾炎武、阎尔梅等，终日奔走，从事革命，那怎么样办呢？清廷诏举博学鸿儒，请他们纂修《明史》，来寄托他们孤臣孽子的深痛，硕儒如顾亭林、黄梨洲、李二曲等虽然还宁死不就，但万季野等却以私人襄赞史馆了。清初有“一队夷齐下首阳”，“蕨薇堪嗟已吃光”的谐诗，可见当时一般士大夫的无耻，后来革命党不向他们宣传，就因为他们已经被清人利用了。可是清人有时还要摆摆统治者的架子，济之以威，譬如哭庙之案，杀苏州士子多人，金人瑞（圣叹）即以此而死。奏销之案，徐元文以状元而降经历，叶方蔼以折钱一厘挂误，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三辅识略》说：“士大夫自宜急公，乃轩冕与杂犯同科，千金与一毫等罚，仕籍学校，为之一空，吁过矣！”这真是有意荼毒缙绅，和士大夫为难了。如此玩弄，却仍然是一张一弛的作风。
至于他们矜恤无告，奖励节义，封赏勋亲，养老赦囚，确可以收拾人心，但“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摄政王令旨），而“积怨南方，人心之未尽向服，假大狱以示威”（《心史丛刊》），也是宽严互济的一贯方针。这政策是谁手定的？摄政王多尔衮。是谁建议的？洪承畴一般汉奸。多尔衮在入关后，就加崇号为皇父摄政王，为什么称为“皇父”？在历史上是一大疑案。世传顺治帝的母亲——孝庄后曾下嫁于多尔衮，所以不祔太宗陵寝。当时大权在多尔衮手中，诸王贝勒大臣，都只知道谄媚他，孝庄后又何尝不可为儿子计，去“纡尊降贵”呢？况且女真人的风俗，婚娶继母、伯母、婶母、兄嫂、弟妇、侄妇，又满不在乎（《太宗实录》曾谕禁止，谓明与朝鲜礼义之国，同族从不婚娶。但不能遵行，遂停止，见顺治中索尼 奏）。孟森说：“皇父之称，犹之尚父仲父，纯为报功，不关渎伦；皇后不祔葬者，清历朝有之，不足为证。”（《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但我们看：若果是尊崇多尔衮的丰功，顺治七年他死时，已追尊为成宗义皇帝，为什么不几天就说他有“逆迹”，撤去庙享，籍没家产呢？可见顺治帝有难言的苦衷。多尔衮以色疾致死，选八旗美女，索蒙古有夫之妇，纳豪格之妃（他的侄媳妇），令朝鲜选送女子，都见于官书，皇帝之位，在他觉得是让给福临的，他从没有把这个小孩子看在眼里！太后下嫁算什么？可怜顺治帝长大以后，又当了中国的皇帝，总不免有些难为情吧！这件事仍旧存疑好了。洪承畴在召对时所说的话（有传刻本），真是深切时艰，太宗没有认错人，“皇父”没有用错人，他镇抚了江南，经略了西南，几乎两目失明（见《明清史料》甲编洪氏揭），结果赏一个三等轻车都尉——九等二十六级世爵中之第二十三级——佗傺以终（见《啸亭杂录》）。大汉奸的下场，不过如此！其余就不用说了。
顺治八年，福临亲政时，才十四岁，当年就结了婚，娶一个蒙古女子，不大满意，过三年就废了。顺治十三年，他十九岁，热恋他的弟媳妇——襄亲王妃，他弟弟羞愤而死，他把弟妇纳进宫来，封为贤妃，这就是有名的董鄂妃。建州董鄂部人，内大臣鄂硕女，时年十八岁，入宫一月，就晋为皇贵妃。次年生一子，封崇亲王，顺治帝许立为皇太子，未几殇。又过了三年（十七年八月）董妃也死了。顺治帝经此打击，颇欲自杀，又把头发削去，要出家当和尚，经太后阻止，不久他也就死了（顺治出家之说，本一疑案，孟森谓顺治确死于痘。最近陈垣据汤若望回忆录、木陈忞《北游集》等撰《汤若望与木陈忞》及《语录与顺治宫庭》两文，证明确有出家之事，惟未遂耳）。在位十八年——其实只有十七年，多尔衮摄政八年，恋爱生活，过了五年，中间五年，也还是小孩子，有什么政治可说？况且那时还有明桂王偏安西南，郑成功规复沿海，天天用兵，还不是全靠宗室宿将来维持吗？但他那火烈急爆的性情，聪颖恬退的天资，是值得一提的。《北游集》载：“上龙性难撄，不时鞭扑左右。”但和一些和尚往来以后，却好学佛法，颇悟禅机，遂 有效释迦、达摩之意。惟以青年斫丧太甚，身体羸弱，枯瘦如柴，所以不能永年了。
第四节 国际交通与西力东渐
当明清两朝兴替的时候，中国开始要转变一种新局面，同时西洋也因为航海事业发达，促进了资本主义和实业革命，而世界才慢慢变成近代的样子。“近代”有三种特色：（一）民族国家，（二）资本主义，（三）机器科学。民族国家的造成，是因为他们彼此争雄称霸；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因为毛织业繁荣，贵族把土地收回作牧场，以致大量的失业农民聚集都市，供拥有资产的人利用；机器科学的发达，是因为海外市场的需求。总而言之，都由于新航路发现，开拓了新的世界，美国就是这新世界第一个产品，欧美同时向东方世界进攻，使东方世界也渐趋于同化了。十八世纪以前，西洋社会本身正在演变过程中，其基础尚未稳固，所以力量很小，中国受影响还不大；十九世纪以后，西洋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我们才吃了大亏。如果我们在和西洋开始接触的时候，就认识这世界潮流，随之前进，那我们的近代史，就要完全改观了。可惜我们当时未能了解，即或有少数人了解，但总敌不过四千年传统的根性，所以把时间错过了。原来我们和欧美是东西文化根本不同的两个世界：我们在东方，是一向居于领袖的地位，其他的国家——连日本在内，都承认我们是“天朝大邦”。直到西方另一个世界的陌生客人踏进了大门，我们还依旧用对付“藩属”、“朝贡国”的态度去应付。他们最初也颇能将就，但后来渐渐就不行了。因为我们的科学知识不如人，国家组织也不如人，而打仗生产的机械更不如人，我们一切都落伍，还能叫人家来恭维吗？以后我们受压迫，求解放，造成惨痛的民族革命史；然而前一个阶段的因循贻误，也是值得我们深切回忆的。
西洋文化自来就和海洋结不解缘，腓尼基、克列特不用说了，而希腊、罗马的繁荣，就是以海外贸易、海外掠夺和海外殖民做基础 的。直到文艺复兴时代，西南欧的海外贸易同时也复兴，十二世纪的准市府经济，和近代海洋的帝国主义都有一线相承的关系。惟东西国际交通的开始，是在印度航路发现以后。因为中古时代，欧亚的交通，被土耳其人遮断了，欧洲人想另辟途径，遂奖励航海。一四九七年葡萄牙人伽玛（Vasco da Gama）从里斯本绕道好望角而至印度海口喀利各达（Calicut），为世界开辟一个新纪元。欧洲人多年的理想实现了。他们利用这条航路，发展东方的商业，换回香科和其他物品，葡都里斯本遂成欧洲商业的重心。他们战胜久握印度商权的阿剌伯人。攻取卧亚（Goa）为根据地，进一步又占领马剌加（Malacca），掌握国际贸易的中心，称雄海上。一五一六年（明正德十一年），就首先到了广东。我们对海外贸易，从隋唐以后，都以广州为要港，设有市舶司，明正德间移电白县，嘉靖十四年，又移濠境（即澳门）。这是外洋商船停舶入口的地方，广州设有“客纲”、“客纪”的牙行，以“代客买卖”。明朝禁止葡人入广州城，“止令商人载货下澳”，然而城外就有贸易的地方。嘉靖三十六年葡人用贿赂取得澳门租借权，葡政府公然设官来治理。至今三百八十多年，还没有收回来。
葡萄牙人垄断东方贸易约六十余年，只有西班牙人和他们竞争。在一四九二年西班牙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后，取墨西哥为殖民地，更欲西航以寻找通东方印度之捷径，麦哲伦（Magalhāes）遂于一五一九年从大西洋出美洲南端，以三十三个月的航行，到达菲律宾群岛的塞布（Cebu）宿雾。他是绕行世界，开辟欧美至东亚西南航路的第一个人。一五六五年西班牙占领菲岛，定马尼剌为都会，锐意经营，以为东方殖民地，利用基督教以劝化征服之人民，并无心发展商业，所以它的势力始终不如葡萄牙。但中国商船常到马尼剌去贸易，因此就有了间接的通商关系。
荷兰和英吉利都是继葡萄牙而代兴的“后起之秀”。荷本为西班牙之叛属，英助荷为交战国，都不能到里斯本去贩运，故不得不自辟商路，遂各自组织东印度公司（荷一五九五年，英一六○○年），直接与东方通商了。这两个公司都是私人的资本，不似西葡两国由政府经营，带有扩张殖民地的性质。可是他们也一样用攻击掠夺的方法， 到处驱逐葡萄牙的势力。一六○二年荷兰人占据了锡兰岛，一六一九年建巴达维亚（Batavia）政府于爪哇，以为东洋贸易之中枢。同时英国人也夺据红海和波斯湾口许多地方，一意侵略印度，葡萄牙人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一六一四年马尼剌被荷兰人攻下，葡萄牙的海上霸权，也就不得不让给荷兰和英国了。荷英二国，最初因为有共同的敌人——葡萄牙——是合作的，葡人的势力愈小，他们的斗争愈烈。最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因赔累而瓦解，其所属诸岛，也为英国人攻占，霸权又操之于英国了。
荷兰人在一六二二年就进攻过澳门，因为中国援助葡萄牙，未能得志，乃转而据澎湖、台湾，和中国人直接往来。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派Coyet和Keyzer二人到北京请互市。清廷把他们当作贡使，许八年来朝一次，船以四艘为限，在商馆贸易。不久，台湾被郑成功夺去了，荷兰人帮助清军攻厦门，挟功求报酬，许二年朝贡一次，旋即停止。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清军攻下台湾，开始开海禁，准许荷兰人通商，西洋诸国都援例要求。翌二年（一六八五年），设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榷关于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这是我们对于国际贸易自动开放的四个商港。姜宸英在《海防总论》上说：
商舶交于四省，遍于诸国，缓耳雕脚之伦，贯领横裙之众，莫不累译款贡叩关，蒲伏请命下吏，凡藏山隐谷方物，环宝可效之珍，毕致于阙下， 积于内府。于是恩贷之诏日下，德泽汪岁，耄倪欢悦，喜见太平，可谓一时之盛！
可见清初我们并未采取闭关政策。当时葡、西、荷、英以及其他诸国的商人教士早就一天一天地涌进来了。
西方的帝国主义很早就已产生，希腊、罗马不都是么？近代民族国家之造成，实在是以帝国主义为骨干的。葡萄牙之占领卧亚，西班牙之占领菲律宾，荷兰人之经营南洋群岛，英国人之宰制印度，哪一个不是侵略呢？它们的侵略有三方面：（一）是经济的，（二）是文 化的，（三）是政治的。这可以说是三位一体，原和西洋文化及所谓近代国家是相应的。试问哪一只商船不带有武力？哪一只兵舰不携有教士？只看被侵略者的抵抗能力如何耳。如南洋群岛，则先用武力征服，强迫纳贡，通商传教，配合并进，可谓一举成功；如印度、缅甸、暹罗、安南，则先通商传教而后用武力征服，可谓再举成功；中国地大物博，文化悠久，自与南洋印度不同。只得用“剥蕉抽茧”的工夫，步步蚕食，他们用的方法愈巧，我们受的痛苦就愈大。我不敢说所有西洋的教士，都带文化侵略的目的，但他们常常和政府玩一套把戏，总不免令人怀疑。虽然如此，我们仍旧要感谢他们替我们带进来一部分的西洋文化。
宗教的宣传，是那时罗马教皇包办的，然而传教士并非限于一个国籍的人，这是西洋的旧教，中国称为天主教。在马丁路德的新教兴起以后，他们在欧洲早就失势了。旧教国家，如葡、西、法、意都极力提倡向海外发展。耶稣会（the Jesuits）遂负起东方宣教的责任，首派利玛窦（Matteo Ricci）到中国来，在广东住了十几年，学习华语，结交士绅，穿着中国服装，介绍西洋科学，万历二十八年，到北京觐见明朝皇帝，进贡方物，颇受优待，拨给教堂（就是现在北平的南堂）。几年间就有二百多个信徒。大臣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皆服习其说。以后来的教士有几十个人，他们于文艺复兴以后，受了科学发达的洗礼，都对于西洋学术有所介绍，其中最著名的，是艾儒略（Giulio Aleni）、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熊三拔（Sabbathino de Ursis）（除庞为西班牙余皆意大利人）等，他们对于学术的贡献，约有四端：
（一）制造炮铳 火器是中国传入欧洲的，他们逐渐改良成近代炮铳，又借教士传回中国来，帮助打仗，收效最速。明廷购铳募兵，始于澳门葡萄牙人，故称佛郎斯铳，其小者为鸟枪。铸炮攻城，始于荷兰人，故称红夷炮，长有二丈余，可洞裂石城。其实二国都有炮铳，徐光启、李之藻等均精于制作，其门生孙元化、张焘等皆为当时的专家。《明史兵志》列铳炮凡数十种，大都采用西法，遂为明清间战争之利器。
（二）天文历象 明钦天监有大统、回回二历，向来沿袭旧规，粗疏不合。利玛窦等至中国，与李之藻合译《乾坤体义》，以传入天文学。明廷始注意研究西洋历法，许庞迪我等入局测验。崇祯二年设西局，以徐光启督其事，邓玉函（Jean Terrenz）、龙华民（Nicolo Longobardi）、罗雅各（Giacomo Rho）及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龙、罗皆意大利人，邓、汤皆德意志人）等均入局，制造仪器，译纂历书，所测无不合。崇祯十六年诏以新历代大统历。顺治二年，令汤若望与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比利时人）并为钦天监官。自后采用西洋的历法。
（三）地理测绘 毕方济在崇祯十二年上书言四事，除历法、通商、制铳外，还有“办矿脉以裕军需”，可见采冶学也为当时所注意。康熙中，法皇路易十四应南怀仁请，派白晋（Joachim Bouvet）、张诚（Gerbillon）等五人来中国，都精于舆地历算之学，康熙帝遂令教士十余人测绘各省地图，白晋又汇为总图，名《皇舆全览图》。康熙帝说是费了三十多年的心力始成。这个精确绵密的新地图，也多半是依照西洋测绘的方法。
（四）物理数学 数学是科学的基础，西洋人既介绍科学，自然离不了它。利玛窦首与徐光启合译欧尔里特（Euclid）的《几何原本》，又合译《测量法义》。清初薛凤祚从穆尼阁（Jean-Nicolas Smogolenski）游，著《天学会通》，内有对数比例，就是现在的对数表。康熙最精于算学，以算法致通显，如梅文鼎一类的人很多。帝译西洋的代数学曰《借根方》，又发明与天元之术相通，更制三角形推算法。数学全传进来了。后来饬编《数理精蕴》、《律历渊源》等书，借西法以贯通中国的算理，可说更进一步了。至物理学之传入，则熊三拔《泰西水法》、汤若望《远镜图说》开其端，王徵（陕西泾阳人，天启三年进士）与邓玉函合译之《远西奇器图说》继其成。《图说》谓：“天地生物，有数，有度，有重，数为算学，度为测量，重即力艺之学，皆相资而成。”他们是讲重学的，可与测算并著其美。
除以上所举外，医药、美术、音乐、语言、论理、伦理，都有传 入，只因我们对于这些学术还有点根基，所以不容易多接受。天算等科学，是我们所缺乏而又为时势所必需，所以首先受士大夫的欢迎。徐光启、李之藻等的开明态度和科学精神是不用说了，即如王徵所谓：“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又是何等的见解呢？他曾自制虹吸、鹤饮、轮壶、代耕及自转磨、自行车等，一般人也不以为这是工匠技艺的事而鄙弃他，可见当时学者对于西洋文化，并无深闭固拒之心，后来为什么却未继长增高而反致中途顿挫呢？
这原因似乎全由于政治的关系。崇祯帝初年崇奉天主教，将供养铜佛毁碎，顺治、康熙二帝优遇汤若望、南怀仁等，宫廷之间，西人往来甚众，士大夫也乐与交游。他们尊重西洋的科学，并且尊重西洋人，在各省传教通商都很自由，中国人信教的也非常多。可是西洋人总不免有他们的把戏，我们是因为需要科学而始令其传教、通商，他们是因为要通商殖民，才来传教，才讲科学，根本是相反的。他们蔑视中国的主权，不愿遵守中国的法律，瞧不起中国，尤其在海口方面，常常有些违法妄行。清吏目睹他们在印度南洋一带的暴虐情形，不管商人教士，都和政府有密切关系，作帝国主义侵略的前锋，能不有点戒心吗？况且多少年不能解决的仪礼问题，教皇忽然下令禁止教士祀天地、拜祖先，改变调和的思想，而出以攻击的态度，虽宽大开明如康熙帝，也不能再事容忍了。所以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年）有禁止传教之令，这仍然是杜绝外人侵略的意思，诚如John J. Heveus所说：“若教士不为政治之活动，则可安居而不加干涉。”（见《远东史》）但他们怎样能不为政治活动呢？所以后来逐渐采取严厉的处置，雍正时还只放逐于澳门，至乾隆时，私人传教简直要永远监禁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但责任究竟属于哪一方面呢？
杨光先在康熙初年的时候，和汤若望赌测日食，失败了，著《不得已》书，谓：“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因举日本及吕宋之往事为戒。可见学术不如人是他自己知道的，因为怕教士侦察形势，收拾人心，作政治侵略的引线，所以不得不辞而辟 之。雍正时，皇九子胤禩以天主教神父穆经远为谋主，宗室苏努一家人都信天主教，苏是胤禩的党羽，西洋教士也帮助胤禩夺位，雍正帝因此迁怒而禁习天主教。西洋教士为什么参加他们的政治斗争呢？即此两例，就知当时禁止传教的真正原故了。清廷防微杜渐，原未可厚非，不过法子有点笨拙，把科学也一齐阻挡住了。汉人不是有“以敌之长技而制敌”的话吗？为什么我们不能改进文化、政治、经济，挈长补短，借以抵抗侵略呢？但是其中也另有一种道理，就是那时候素来传教最力的西、葡二国，业已不成强国，法自路易十五以后，对传教事业所抱的态度和政策，也有变更，耶稣会于一七七三年被罗马教皇解散，在欧洲失去了传教的动力，在中国仍有优越的地位，西洋人的种种侵略，我们都还能挡得住，自大之梦未醒，一切满不在乎。如果不信，我们只看一看对付日俄两国的事实，就可以知道了。原来帝国主义除经济文化侵略外，还有政治侵略，在三百年以前，列强就四面包围来了。从东南海上而来的是欧西各国的资本主义、宗教政策；从东北陆路而来的是日、俄二国的帝国主义。十六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倾国“西征”，欲夺取东亚大陆，使四百州尽化其俗，我们在朝鲜整整抵抗了七年，结果算是把它打退了。而俄罗斯帝国在十五六世纪就锐意东进，十七世纪占领了西伯利亚，因为粮食接济困难，羡慕黑龙江一带的肥沃富饶，清初遂侵入什尔喀、额尔古纳两河流域，筑雅克萨、尼布楚二城，抄掠东北。黑龙江一带的居民，大为所苦。宁古塔驻军屡次出击，俄国人始稍却。但因我们边外土旷人稀，守备空虚，且方有三藩之乱，无暇北顾，俄人益乘间经营精奇里江一带，并遣使北京，佯为修好。康熙二十四年，清廷知非用武力解放不可，遂派大兵围雅克萨，克之。俄将图尔布青（Alexei Tollusin）退尼布楚，清兵仅毁城而还。未几，图尔布青得可萨克援军，遂复筑垒雅克萨，以为防御计。清廷又发水陆兵八千围之，约二年，俄兵死伤殆尽，至康熙二十七年八月，始以《尼布楚条约》画押而解围。这时俄皇大彼得即位未久，其姊专政，内外交攻，实力有限，所以不愿和中国冲突，特派费要多罗（Theodorus Alexieviez Golowin）为全权公使与清廷内大臣索额图会议于尼布楚，订定和约 六条。最重要的是以格尔必齐河及外兴安岭为界，两国人民，不许越界，不许收纳逃亡，准持文票往来贸易及拆毁雅克萨城等。这是我国正式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在俄国藉贸易以解决其食粮的困难，当然不再进逼了，在中国看是胜利，因为我们的使者盛陈兵威，武装议和，俄人为之气沮。但康熙帝有怜悯远人之心，实际仍多让步，尼布楚之未收回，即为一例。可见中国从未办过对等外交，任何事都要表现大国的风度，从来主权之丧失，多半由此。那时我们挡住了东方的日本，又挡住了西方的俄国，总觉得自己的国力还不错，所以对待外国都是像藩属一样的，而外国也不敢轻于尝试，只好将就敷衍。如荷兰使者之朝贡，行跪拜礼，俄、英商人之时遭拒绝，且饬订条约，谕其国王，因此中国越发骄矜自喜，把机会因循贻误了二百年。鸦片战争以后，吾国受制外人，领土日削，主权日丧，其端绪皆从明清之际发之，当时日俄在东北，列强在东南，还不是“四夷交侵”的情形吗？可惜前人未能见“履霜”之机，后人又辄作昧源之论，使历史事实不明，而因果也常常颠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