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革命运动之倡导者——郑成功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不能不大书特书的，就是郑成功。当国破家亡之后，奋身而起，作光复运动，攻南京，不克，则率雄师以驱逐西洋人，建海外之王国，替明朝保持二十多年的正朔。最后则为民族革命组织一个秘密的集团，以负荷反清复明的使命，作民族解放的前驱。像这样雄才伟略，可歌可泣的事实，真是亘古罕有。箕子的朝鲜，耶律达石的西辽，虽有点相似，但毕竟环境不同，对后来的影响更不同了。况且遗泽后世，蜚声欧亚，不仅在中国史上是无比的光辉，而且在世界史上也是值得我们自豪的。可是英雄莫问由来，他的家庭环境，似乎不甚高明——父亲是一个海盗出身的军人，母亲是一个外国（日本）女子，伯叔兄弟都是些土豪劣绅，老师又是一个名满天下、降志辱身的“贰臣”——钱谦益。而他自己却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太学生。
他父亲郑芝龙和叔父郑鸿逵等拥立唐王的时候，大权归于郑氏，芝龙叫他入侍唐王，窥察动静。唐王看见他的相貌不凡，赐姓名朱成功——原名郑森——令统禁旅仪同驸马都尉。当时人称他为赐姓，日本人和西洋人都称他为国姓爷（Koksing, Koxiga）。有一天唐王闷坐，他哭着说：“陛下郁郁不乐，莫非是我父亲的原故？但 我受国家的厚恩，义无反顾，要以死来报答的！”他又条陈许多复兴的计划，唐王说：“犁牛之子驿且角。”就封他为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唐王败死以后，他父亲先已受洪承畴的密款，成功这时才二十三岁，痛哭谏阻，芝龙不从，被清兵拥去。他母亲也被清兵淫辱而自杀。他气愤极了，跑到孔庙，把儒服烧了，说：“我现在是孤臣孽子，应该干我的事了！”因联合许多亲友，坐两只大船，在南澳收几千兵，到鼓浪屿，设明太祖的神位，歃血订盟，誓图恢复。不久就占领了他本家的弟兄据有的厦门、金门二岛，作为根据地，招贤练军，纵横海上。屡次登陆攻击清兵，漳、泉一带，都是极剧烈的战场，清兵无可奈何。清廷常命他父亲派人招抚，他一概不理。桂王立肇庆，他派人称贺，会合恢复，桂王封他为威远侯，旋晋漳国公。这正是金、李败亡，湘赣失守的时候，桂王要他出兵广东，以保后路。成功遂亲征潮揭，希望连师粤西。但肇庆小朝廷瓦解了。永历七八年间，李定国由湘粤而攻广东，围新会，约成功会师广州。桂王在安隆，遣使封为延平王，册文说：
克叙彝伦，首重君臣之义；有功世道，在严夷夏之防。盖天地之常经，实邦家之良翰。尔漳国公赐姓，忠猷恺掣，壮略沉雄，方闽浙之飞尘，痛长汀之鸣镝。登舟洒泣，联袍泽以同仇；嚼背盟心，谢辰昏于异域。而乃戈船浪泊，转战十年；腊表兴元，间行万里。绝燕山之伪款，覆虎穴之名酋，作砥柱于东南，系遗民以弁冕，弘勋有奕，苦节弥贞。惟移忠以作孝，斯为大孝；盖忘家而许国，乃克承家。铭具金石之诚，式重山河之誓。是用锡以册封为延平王，其矢志股肱，砥修矛戟，丕建犁庭之业，永承胙士之庥！尚敬之哉！
这一篇册文，把成功前半生的事迹，说得极为清切，所以我全录出来。然而成功以所复失土尚少，惊天动地的事业还未做，拜表辞让，足见谦德。他乃函约定国：“修矛戟而奏肤功，大符夙愿。”可是定国不久败回，勤王之师，空劳一行。永历九年，封使 再至，才拜受封爵。改厦门为思明州，设六官。十一年，桂王迁云南，晋封李定国晋王，刘文秀蜀王，也以一字封成功为潮王，不过潮仍为郡，和晋、蜀大国不同，仍兼鼓励功勋和郑重名器的意思。成功始终谦辞未受。李定国书云：“东事辅车之谊，潮惠垒凑之勋，上每召问，拊髀久之！用特专敕遥颁，冀公于咫尺天颜，枕戈靡懈耳。公其坚帆饬旅，布号宣威，待我于长洋把臂，击楫论心，一偿夙愿，不亦快哉！”成功复书说：“宸居既云巩固，帝业未可偏安，况中原有可乘之机，胡运值将尽之时，宜速乘胜，并力齐举。不佞既提水陆精锐，收复闽浙，熏风盛发，指日北向。”他果于十二年率十余万大兵，由张煌言（鲁王辅臣，顺治三年航海，康熙三年被执死。首尾十九年，三渡闽关，四入长江，两遭覆没，黄宗羲墓志谓较文天祥为难。遗诗有“赢得孤臣同硕果，也留正气在乾坤”及“惭将赤手分三席，敢向丹心借一枝”句，忠烈可见）领导北伐，攻克温台，到了江口外的大小洋山，遇着飓风，暂时回来。十四年才又大举北上，由崇明入长江，攻抵瓜洲、镇江，清兵抵御，歼灭殆尽。崇明伯甘辉劝他攻取扬州，据京口，断援师饷道，控扼咽喉，他因为谒陵心切，直薄南京。煌言以偏师下芜湖，取徽宁。这时成功声威大振，顺治帝吓得想逃回关外，皇太后叱责他，因而激怒狂暴，要亲自出征。经汤若望劝住。钱谦益有《秋兴》百余首纪其事，有云：
楼船荡日三江涌，石马嘶风九域阴；扫穴金陵还帝脉，埋胡紫塞慰天心。
黑水游魂啼草地，白山新鬼哭胡笳；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促浪花。
他给与一般汉人的复兴喜讯，和打击清人的狼狈情形，都可以想见了。可惜这时桂王已失败入缅，李定国“长洋把臂，击楫论心”之约，未能如愿。而清兵从云、贵班师回来，击败煌言，崇明总兵梁化凤用火攻把成功的兵船烧掉五百余艘，甘辉也战死了，成功不得 不退回去。谦益的诗说：
金陵要定南朝鼎，铁瓮须争北固关；……荷锄父老双垂泪，愁见横江虎旅班。
可知成功已后悔未听甘辉的话，一棋之差，全盘皆输，真是不幸极了。他在这一役以后，知道中原大局已不易规复，占据金、厦两小岛，终究不是法子（清廷又下令迁沿海之民内徙数十里，片帆不许入海，为坚壁清野计，百姓大苦），不得不建一个“海外扶余”，保持明朝的正朔。在福建海外来寻根据地，就只有台湾了。台湾已为荷兰人占据三十七年，筑城防守，非常坚固，但以前海盗出没之地，中国移民尤多。成功率百艘克澎湖，进抵鹿耳门（台江），赖潮涨得入，华人应之，遂自安平登陆，围荷守将科爱德（Coyet）于安平，九阅月，荷人始投降引去。他既占据这个大岛，改名东都，设承天府，招徕沿海人民，开辟耕地，修订法律，建立学校，招纳宗室遗臣，聘处士陈永华为谋主。又通使菲律宾，和西班牙人联络应援。张煌言遗书趣之内渡有：“弃此十万生灵不收，安用争夷岛？且苟安一隅，将来金、厦亦不可守”语，然而成功深知明朝的国运完了，只好别图良法，组织会党，以潜布“反清复明”的种子，来扩大民族革命的宣传。竟因正统不存，抑郁而终。这个伟大的民族革命倡导者，才只三十九岁。台湾的人民，拥戴感伤，如丧考妣，现在还家家奉祀他。后来陈永华才完成了他的遗志。
他的儿子郑经承其业，改东都为东宁，分南北二路，及澎湖行政区，置二州三司。制糖植谷，兴学建庙，又和英人缔约通商，诸事并举，大体不差，一直又维持二十多年。等三藩乱后，清将还请求他：“保境息兵，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并且有“台湾本非中国版籍，足下父子，自辟荆榛，且瞪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潜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等语。但是汉奸邀功心盛，竟在他刚死而内乱（长子克 贤，祖母董氏信谗杀之，立幼子克塽，年少而才薄，民心离散）的时候，降将施琅 率兵入台，把郑氏三世经营，为明朝图谋恢复的根据地毁灭了。这是康熙二十二年（永历三十七年）的事。郑氏部下，隐藏民间，逃避海外，却仍然干他们的“反清复明”运动，为民族革命别开生面。
第二节 革命集团之组织
革命首领郑成功死去以后，明桂王也被杀了，复兴的事业失掉重心，一般的希望，也感觉着渺茫。陈永华遂就郑氏举义歃血订盟的方式，组织一个革命集团，名叫天地会，取父天母地的意思，标反清复明的目的。借郑氏部下来宣传复仇主义，联络下级社会，江湖豪侠，作为革命主要的力量。成立大约在康熙十三年。最初是在台湾、福建发展，渐渐的传到了浙江、江南，经过大岚山张念一（称一念和尚）起义失败，以及雍正年间某侠僧无辜被杀以后，天地会才形成强固的革命组织，演出一段神话：
福建圃龙县九莲山少林寺，有一百二十八个僧人，替康熙剿平西鲁国，因奸臣陷害，用火围烧，逃出五人，走到广东石城高溪庙，水中浮起一个白锭香炉，炉底有“反 复汨”四字。乃插草为香，仿桃园故事，结拜天地会，欲竖义旗。清兵来捉，寡不敌众，适郑君达的妻妹来祭坟，现出桃李木宝剑各一口，剑尾有“反 复汨”四字，挥剑力救，杀退清兵。诉说她丈夫与少林相交，也被清帝赐死。郑君达是厦门人，原为水军都督，平西鲁时督粮有功，出任湖广——一说其妻妹被一游方和尚逼奸不从，投水而死，渔翁吴成贵收尸埋葬，坟前忽生桃李树，一日天作狂风，化为宝剑，后遇五人，因献上为反清复明之用——姑嫂被搜索，投三合河而死，谢邦恒葬之。五人到灵王庙下普庵居住，又有五个贩马的经过，结为生死之交，同举大事。陈近南在白鹤洞修道，特来相助。七月二十五日，歃血会盟，订期出兵，崇祯帝李坤妃之孙朱洪竹也到了，众兄弟奉他为主，近南为先生（军师），苏洪光来投，令为先锋，东边红气一阵，以洪为姓，以义为主，改苏名天祐洪。祭旗兴师，经过浙江，万云山万云龙，法名和 满，问知其故，有仗义之心。兄弟拜他为大哥，立他为帅，战了数阵，失马而亡。近南先生占算天数未绝，不若分散各省，隐藏埋名，顺天行道，设下天地会一个五色旗号、诗句、口白，日后记认相逢，反 复汨。五僧就是所谓前五房的五祖：
长蔡德忠 福建 二方大洪 广东 三马超兴 云南广西 四胡德帝 湖广 五李色开 浙江
五个贩马的就是后五房：
长吴天成 西蜀 二洪大岁 贵州 三李识弟 江南 四姚必达 云南 五林永昭 河南
他们的神话，很显然是以三个故事作背景而凑成的：
（1）郑君达冤死是影射郑芝龙的。陈永华为郑成功的谋主，因自称“先生”，欲利用郑氏旧部，使团结以复仇。
（2）万云龙起义是影射张念一的。朱三太子也死于是役，因假托一个小主朱洪竹。张念一首先影响天地会，所以被推为大哥。
（3）少林寺被毁，是影射某侠僧的。草野遗闻，神话最多，所以五祖都没有一定的姓名，加以传写错讹，而事迹更有些颠倒了。
这三种神话大约是三个时期发生的，最后发生的一个，反变为洪门传说的中心，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陈永华最初组织的时候，只有就郑芝龙被杀的事实，订立歃血拜盟的形式，以寄托反清复明的思想。当时明遗民不愿薙发者，多祝发以入道，所以革命党以寺庙为藏迹之所。而张念一和某侠僧都因此变成天地会的中心人物了。这“传久而谬”和“后来居上”的事实，在历史上也是必然的。但以陈氏在传说中仍占极重要的地位，故还有线索可寻。天地会之所以有起源于康熙、雍正两说，和前后五房的分派，以及“复兴天地会”的名称（见《大清律例》），都可以证明它演变而改组的情形。他们为什么不公然宣传民族主义，而偏用些荒唐不经的神话呢？因为中国 人自来没有国家民族观念，只有“天地君亲师”的宗法观念，陈永华等利用郑氏部曲的心理，下级社会的弱点，江湖豪杰的义气，造出为祖宗君上宗派家族的复仇说，以寄托民族国家的大义，用心极苦。国父说：“他们眼光远大，思想透澈，观察清楚，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最易发常人之感情。”这真正是不错的。
天地会的起源，从前人都说不清楚——即令是他们自己的党徒。就因为他们作反清复明运动，不能不采取秘密的结合，所以一切都用诗句隐语手势来表达意思，尤其是怕向外人泄露，诗句说：
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锐势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
天地会一称洪门，因为他们取太祖洪武年号和小主洪竹（或曰洪竺，洪祝，洪英）名中之一字，凡入会者均姓洪，故诗句有“四海九洲尽姓洪”、“滴血盟心本姓洪”和“朋友相交尽姓洪”等。这仍是由于《水浒传》“合异姓为一家，指天地作父母”的思想而来的。把洪字拆关，就以“三八二十一”作符号。称三点会的意思，因字旁常加“氵”，以淆乱外人的耳目，如写明字为汨，清字为 ，而清字去主头，尤有深意，盖不承认满清是主宰。为什么又称三合会呢？则因会中传说，三合河是拜盟结义的地方，诗句说：“小会创始在三河，结义会盟兄弟多；正是天本团圆日，大家齐唱太平歌。”故天地会以三河为小会，天本为大会。凡新加入的会员（称新丁），必由旧会员介绍，熟习暗语以后，在郊外设一会场，名穆阳城，行礼的地方，曰红花亭，用演戏或放马的名义来聚会，主持仪礼的人曰香主，是陈近南所拟。香主先道演词，大略如下：
天地万有，回复大明，灭绝胡虏。吾人当同生同死，仿桃园故事，约为兄弟，姓洪名金兰，合为一家。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日为兄，月为姊妹，复拜五祖及始祖万云龙等与洪家之全神 灵。吾人以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刻为生时。凡昔二京十三省，当一心同体。
今朝廷王侯非王侯，将相非将相，人心动摇，即为明朝回复，胡虏剿灭之天兆。吾人当行陈近南之命令，历五湖四海以求英雄豪杰，焚香设誓，顺行天道，恢复明朝，报仇雪耻。啜血盟誓，神明降鉴。
誓文有三十六条，读罢就焚化了，调和在斩鸡刺血的碗里，各啜少许。盟誓以后，再和首领相见。受以会规二十一则，十禁十刑。大都是彼此相处相待的规矩及其罚法，和三十六誓差不多。可是三十六誓词，到底也不一致，总不外“忠心义气”、“报仇灭清”、“兄弟一家”、“患难相助”、“诈驱背盟”、“五雷诛灭”等类的辞句。他们的组织极简单，首领称大哥，香主称二哥，下称三哥、先锋、红棍，皆为干部，一般会员称草鞋。各有票据，名叫腰凭，以为识别，其式如下：
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自此传得众兄弟，后来相认团圆时。
每格里皆有诗句隐语，随意填写，繁简不同，惟以上四句，是任何腰凭都有的。其诗句大约有六七百首，问答均用之，我且举一首天地会反清复明诗：
天生朱洪立为尊，地结桃园四海同；会齐洪家兵百万，反离挞子伴真龙。 连举起迎兄弟，复国团圆处处齐；大家来庆唐虞世，明日当头正是洪。
其余隐语（如官府称“对头”，外人称“风仔”等）、手势（如伸大二三指为天，中四小指为地，大二指为人等）、茶阵（用茶壶、茶杯、烟筒等摆列，各有诗句道出即可结识同党）皆不烦备举。总之， 他们是利用秘密结社的方法，来招纳江湖上的豪杰，不分品类，凡赞成反清复明的人，都可以加入。入会以后，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因此它发展得非常快，而尤合乎江湖旅客、无家游子的需要，所以在下级社会海外华侨方面不久就弥漫成一种很大的力量。他们为什么要用些鄙俚粗俗的文字来作宣传呢？这正可以避免官府士大夫的注意。国父设譬，如“强盗入室，藏宝污秽之中”，真是一个绝好的比喻。天地会经过几十年的酝酿，“潜滋暗长于异族专制政府之下”，以致有后来民族革命的结果，可算是一件奇异伟大的事迹。许多的先民——如陈永华等手创这一个集团，为民族主义植根苗，为解放运动争群众，更是值得我们顶礼膜拜的。我们能“数典忘祖”么？
第三节 革命之屡起屡蹶
在清初的时候，南明三王的继立，上下江民兵的四起，以及中原豪杰的结寨自保，或流贼义民的受抚响应，这都算不得革命运动。因为三王是偏安之局，豪杰义士全想着佐命中兴，而民兵又仅只为薙发以抗战，大半是消极的。革命是一种积极的行为，郑成功在国破家亡之后，连络同志，歃血订盟，力图光复，这才是民族革命的运动。天地会继之组织秘密集团，广事宣传，党人遍于南部各省，可算是民族革命的主干。有意义，有团体，有群众，自然就有行动了。从康熙以后，屡起屡蹶，史不绝书，但清人看他们是些叛逆，记载不详，又歪曲事实，久而久之，也就失传了。官书固然如此，稗史更多谬误。譬如《彭公案》、《施公案》这两部小说的主角彭鹏、施世纶，照现在的眼光看，是两个汉奸，甘心为异族卖气力，而尤其世纶是大汉奸施琪的儿子，投充旗人，世为清室“忠仆”。他们所用的差弁，如黄天霸之流，不过是汉奸爪牙，而小说偏许为忠义。至于窦尔敦一班的绿林响马，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呢！他们打仗时所说的隐语，都和天地会一样，可见他们全是党人。他们啸聚山湖，秘密结合，任侠尚 义，反抗满清，传布民族意识，努力革命事业，而书中偏诋为盗贼。即以窦尔敦而论：他原名窦开山，二东是乳名，讹为尔敦，或耳墩、二敦。他本是献县的无赖子，曾作过杀人越货的事情，后来遇见一个史可法的部将姓石的，教以拳术，又拜河北大儒王余佑为师，教以文学，两个都是抱民族思想的人，自然也劝导他作革命运动。他从此改邪归正，以除暴安良相号召。当清康熙帝南巡过济南的时候，他要效法博浪椎去行刺，因侍卫森严，未得如愿，仅将赤骐御马盗去。后以所志不遂，披缁入山，英雄末路，人多叹惜。绝不是《施公案》上所说的那样一个人，也绝未被黄天霸擒获正法。可是《连环套》一剧，把他形容像一个“黑花面”的盗魁，正如吴稚晖先生所说没有见过国父以前，猜想国父是像“八蜡庙”里的大王爷爷一样的（见《总理行谊》）。所以清初的民族革命史简直没有法子写得逼真，或者说的愈多，距事实就愈远，我们只好把几件大事情略微叙一些，记载它的年月人名和经过而已。
当吴三桂起兵反清的时候，檄文中曾提及朱三太子，“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北京果有一个杨起隆以朱三太子为号召而起义了。他们潜聚在周全斌、周公直父子家里，改元广德，党人以白布裹头，约在京城内外放火举事，被人告发，捕获周尚贤等数百人，均磔于市。而杨起隆和张子房、金玉镊、郑得胜等都逃走了。当时谣言繁兴，人人自危，纷纷搬家，这可说是“首都革命”。杨起隆逃到山陕间，仍以朱三太子号召远近，十九年被获凌迟。他们虽和天地会没有关系，但天地会后来也拥戴朱三太子，更属望于吴三桂，所以诗句有：
初进洪门结义兄，当天盟誓表真情；长沙湾口连天近，渡过乌龙见太平。忠义堂前兄弟众，城中点将百万兵；福德祠前来誓愿，反 复汨我洪英。
因三桂屯兵长沙，有朱三太子“寄命托孤”的话，所以说连天近。而康熙十五年丙辰为乌龙年，谓过此即可享太平之福，藉以鼓励 会众。或说朱三名洪英，一曰洪祝、洪竺，所以天地会就取洪字为记号，造出源远流长的革命党出来。
杨起隆是否诈称朱三太子呢？我们不敢说。这时朱三太子已四十余岁，有了几个儿子，都可以作复明的招牌，会众讹传以为小主“洪竹”者，大约就是这种关系。到康熙四十五年左右，天地会的首领浙江大岚山一念和尚（名张念一），果真奉朱三太子起义，改元天德。结果仍归失败，朱三太子时在山东蓬莱县李家，皤皤老翁，装作教书先生，康熙四十七年也被拿获了。他的供辞说：
吾乃先朝皇子朱慈焕（按《明史》云名慈炯，孟森考定名慈灿。慈焕乃四子永王名，《明史》谓五子悼灵王名亦误。不知此处何以自言其弟之名，抑纪述者误耶），原封定王，崇祯十七年，流贼围困京城，先皇帝交与王内官，往民间藏匿，及城破，王内官献之闯贼，闯贼交与杜将军。未几，吴三桂同清兵杀败流贼，各自奔逸。时吾年甫十三，自往南行，至凤阳，遇一老乡绅，会为谏垣，留在伊家，遂改姓王。吾年十八九，乃从江而南，举目无亲，茕茕莫告，到一禅林大士前，削发为僧，后游于浙，止一古刹中，有余姚胡姓，亦宦裔，与我谈经论文，乃延至其家，改换衣帽，劝吾蓄发，以女妻焉。（见李方远著《张先生传》）
朱三太子在浙江名王士元，在山东名张用观，字潜斋，据他解到杭州对质的供辞：“七十年来，改易姓名，冀以避祸，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发皆白，尚敢有谋反之事乎？”张念一说：“原是假他名色，以鼓动人，委实不认识他。”而太仓和尚铸假印造定王劄符，煽惑作乱，对证也不认识。所以雍正帝的《大义觉迷录》上说：“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大致是不错的。天地会传说中有一个假托的小主，也就若隐若见了。但号称宽大的康熙帝，究竟还有种族的戒心，拿“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的罪名，把他和五个儿 子（朱兟、朱里、朱壬、朱在、朱坤）一个孙子（朱钰）等三十余人都杀了。其媳女均自尽，孟森有《列皇后纪》一文，详考其事，可以参看。明朝嫡胤，自此斩绝。不久而朱一贵又起来了。
朱一贵和林爽文都是真正的天地会首领，他们举义的地方，又是天地会的策源地台湾。前者为康熙六十年，后者为乾隆五十一年，相距有六十多年的时间，可见天地会的组织虽秘密，而徒党广布下层，泛弛无力，所以一贵虽以七日占据全台，自称中兴王，建元永和，不过两个月就失败了。汉奸施世骠（水师提督）、蓝廷珍（南澳镇总兵）会合一万二千人的兵力，大小船六百余艘，也是七天工夫，就从鹿耳门攻到台湾府。一贵乌合之众数十万，虽得荷兰人所藏的炮位火药，但兵非素练，一战即溃。被村民所俘，送北京磔死。当时民谣说：“头戴明朝冠，身穿清朝衣；五月称永和，六月还康熙。”可见一般人经过清朝八十年的统治，已经麻木不仁，而会党仓卒举事，究竟是不成的。但革命势力，不易消灭，越聚越大。乾隆三十三年，黄教又举义，几个月才平定，台湾官吏，均以措置乖方伏法。至林爽文起事，首尾三年，全台影响，只有总兵柴大纪守诸罗未下，清廷封为一等义勇伯。及督师福康安、勇将海兰察率大兵至台，解诸罗围，大纪未为执櫜鞬之仪，福康安劾其奸诈难信，奏报不实。林爽文被俘献以后，大纪也解京正法了。“狡兔死，走狗烹”，所谓忠义的汉奸之下场，不过如此！清廷以台民剽悍，建功臣生祠，以资镇慑，福康安居中。然而未过七年，陈周全又起来了。“台地恒期乐民业，海湾不复动王师”（乾隆帝《泐生祠诗》），果真清兵未动，而周全竟为所谓民兵首领杨仲舍等所平。台湾在七十年间，经过四次的事变，可见天地会酝蓄的力量还不差。然而满清利用福建汉奸，人民又乐业厌乱，始终无大成就，革命党的活动遂不能不转移他方了。
在康熙以后的雍正年代，打着朱姓的旗帜而起义的人也很多，如山东人张玉，即其一也。所以雍正帝说：“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莽，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不过他之所谓“奸民”，实际是革命党人。为什么“若此之众”？还不是因为统制者是 异族么？雍正帝想从思想上来纠正说：“满洲”是中国一部分的籍贯，“天下一统，华夷一家”，见解本来是不错的。但中国人总觉得“非我种族，其心必异”。所以民族革命是在不断的进行，而民族思想也就不断的传播了。
第四节 清廷钤制之政策
说起民族思想来，古人倒是满不在乎的，孔子“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一句话就道破了。以“文化至上”来吸收四夷的民族，确实发生了很大的效果。自古迄唐，不乏显例。及至元人君临中国，压制过甚，才引起反响，明太祖遂以“中国人之中国，胡人焉得而治理之”来号召天下，驱逐胡元，为民族思想播下一颗种子。刚巧代明而兴的是那时还算异族的满清，这一颗种子，就自然的茁生萌芽了。清初第一流学者，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孙夏峰，李二曲、傅青主等，哪一个不眷怀故国，遁迹山林，阐种族之大义，布革命之学说呢？这和元初的郝经、虞集、吴澄、许衡诸人就迥然不同了。王船山在《读通鉴论》里发挥民族思想最为痛切，他说：
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异类问之！
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非我族类，不入我伦。
即使桓温辈成功而篡，犹贤于戴异族以为中国主。
即如投降的贰臣钱牧斋，也有“国殇何意存三户，家祭无忘告两河”和“歌舞梦华前代恨，英雄复汉后人思”等诗句。朱舜水逃避海外，国族难归，非到“天厌夷德，神孙良翰，愤发敌忾，扫欃枪，靖胡虏”的时候，他绝不回来，宁愿“捐弃坟墓妻子”，也不和异族同中国。顾亭林五谒思陵，十余年策马往来边塞，开垦华阴。阎古古漫游江淮间，破万金之资，招纳豪俊，都是为什么？峨冠白衣，高风劲 节，为国家报仇，为革命运动，清朝的笼络政策，对于这一类特殊人物，是不易生效的。笼络不成，则施以压迫。亭林、古古均曾下过济南狱，以名高得纵遣。但文人因鼓吹民族思想而受祸的，成千累万，历亘三朝，这就是惨绝人寰的文字狱，其中最大的有：
（一）庄氏史狱 湖州庄廷 购朱国桢遗稿以著《明史》，于清入关以前的年号不书，而隆武、永历的正朔，则大书特书。又直书清太祖之名，指孔有德等为叛，且有“饮恨沙燐，销亡左衽”诸句。刊板流行。康熙二年，罢官的知县吴之荣想以告讦为功，事闻，时廷 已死，戮其尸。诛兄廷鎏、弟廷钺及列名参校、作序、刻板、鬻书、购书诸人，共二百二十一。有名的学者潘柽章、吴炎均在内。廷鎏绝命诗有“一气潮回江上月，全家泪洒武林春”。廷钺诗有“梼杌有名终累楚，鸱夷无后可留齐”等句。潘诗有：“抱膝年来学避名，无端世网忽相婴；望门不敢同张俭，割席应知愧管宁。两世先畴悲欲绝，一家累卵杳难明；自怜腐草同湮没，漫说雕虫误此生！”可见他们的惨痛了。
（二）《南山集》狱 桐城方孝标著《钝斋文选》，内有《滇黔纪闻》二篇，多述明末清初事，内载永历年号，同里戴名世欲网罗放失，以修《明史》，适门生余湛遇一释氏犁支，为明桂王的宦官，名世因属将所闻以告，既与《滇黔纪闻》对证，多有异同。乃致书余生，约犁支来面论，中有：“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流离迁播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等语，足见其惓怀故国。康熙四十八年，名世殿试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业已出仕新朝了，不二年御史赵申乔据所著《南山集》载《与余生书》参其语多狂悖。清廷以孝标曾为吴三桂学士，朱三太子案内也有名，牵连兴狱，至数百人。康熙帝为表示宽大，仅将名世处斩，方、戴家人俱充军入旗。
（三）吕留良狱 吕晚村（名留良，字庄生，一字用晦，浙江崇德人）是发挥民族思想最深切最有力的一个人，其罹祸也最惨。他尝 说：“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所以他点勘八股文字，向一般士子中去宣传，“假试课以为媒，假逢掖以为邮，偏致于诸公长者之侧，其有丰获焉”（东莱语）。这是他灌输革命思想的最好方法。他在《四书讲义评语》中说：
一部《春秋》大义，尤其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
所谓域中第一事，就是攘夷狄。他题《如此江山图》一首长诗，说：“其为宋之南渡耶？如此江山真可耻！其为崖山以后耶？如此江山不忍视。……吾今始悟作画意，痛哭流涕有若是。……以今视昔昔犹今，吞声不用枚衔嘴，画将皋羽西台泪，研入丹青提笔泚。所以有画无诗文，诗文尽在四字里。……尝谓生逢洪武初，如瞽忽瞳跛可履，山川开霁故璧完，何处登临不狂喜！……胡为犁眉覆踣诗，亡国之痛不绝齿，此曹岂云不读书，真是未明大义耳。兴亡节义不可磨，……只此一番不与亡国比，……不特元亡不足悲，宋亡之恨亦雪矣。”（《东庄诗存·伥伥集》）又有《钱墓松歌》说：“其中（指元代）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不妨架漏如许日，何况短景穹庐天。”（《东庄诗存·真腊凝寒集》）他简直不承认元朝接续中国的历史，对明朝光复华夏，认为可以雪恨而狂喜的。“以今视昔”，感慨万端。他骂尽一切降臣和无耻的士子，说：“此曹岂复堪为人！”后来湖南永兴人曾静看见他的书，很受感动，遂著《知新录》说：“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又说：“夷狄侵陵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更有何说可以宽解得？”这和王船山的学说不是一样么？惟晚村只传播民族思想，以装作和尚来拒绝清吏的征荐，取程颐“尺布裹头而死，必不削发胡服而终”。康熙二十二年就逝世了。曾静和吕氏子弟不仅宣传，更要见诸实行。雍正七年，静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为祖宗（指岳飞）复仇，反抗满清。钟琪不明大 义，百计曲诱，探得实情，将曾静、张熙均解京审问。雍正帝知道他们是受了吕晚村的学说影响，叠宣谕旨，辨正华夷之说，并著《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将晚村及其子葆中、其徒严鸿逵都戮首枭示，子毅中及徒沈在宽俱斩决，族人发宁古塔为奴。对于曾静、张熙却因他们“过而能改，免罪释放”。到乾隆帝干父之蛊，始杀之。据说吕葆中和张念一也有关系，可见晚村的子弟，后来想实行革命，乃与天地会党人合流矣！
（四）齐周华狱 天台齐赤若，字周华，与叔召南齐名。后为道士。年三十五，因吕留良案发生，上书为之抗辩（《疏》略云：“吕留良于有明之季，延至我朝，著书立说，广播四方，其胸中胶于前代，敢妄为记撰，偏见甘效顽民，世论共推义士，又以其书能阐发圣贤精蕴，尊为理学者有之。夫曾静现在叛逆之徒，尚邀赦宥之典，岂吕留良以死后之空言，早对圣祖所赦宥者，独不可贷其一门之罪乎？”），浙吏威胁言诱，令其中止，周华不允，遂下狱，濒死者数，而矢志不移。部议永远监禁，乾隆元年始得释放。修道于武当山琼台观。乾隆三十二年，因年老回家省母，往访召南，这时召南以原任礼部侍郎家居，有人写“僧道不许滥入齐府”字揭于门首，周华以为召南有意拒绝，遂作呈词自诉。浙抚熊学鹏奏闻，诏磔周华，以召南循隐近族逆词革职。周华实在是一个异人，他自以为是东方木星，木不斫不成器，所以替吕晚村说话，就是准备受刑的，这次自诉，他写一副门联：“恶劫难逃，早知不得其死；斯文未丧，庶几无忝所生！”这“无忝所生”四字，确可以道出他的苦心来。大约他痛恨一般文人的无耻，所以才甘就刀锯鼎镬，来激励他们。
（五）徐述夔狱 东台举人徐述夔，著《一柱楼编年诗》，多咏明末时事，以寄托他的民族思想。如《咏正德杯》云：“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又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乾隆四十三年，地方官上疏奏闻。帝以用壶儿影射胡儿，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说到清都而言去清都，显有兴明灭清之意，令剖棺戮尸。子孙及校对诸人俱坐死。前礼部尚书沈德潜曾为作传，称其文章品行可法，一并革爵，撤出贤良祠。或言德潜死后，乾隆帝阅 其诗集，凡平日替他点窜捉刀的诗都录在内，遂恶之。又阅其咏黑牡丹诗云：“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以为有意诟詈满清，命戮其尸。
诸如此的文字狱，不晓得有多少起，故宫文字狱档可考见。乾隆帝所以编纂《四库全书》，就是对于民族思想的总检查，明清间人的文集、野史，大多数被销毁。章炳麟有《哀焚书》一文纪其事。最可恨的是广东丹霞寺和尚藏一册金堡的手稿，堡事桂王，失败为僧，称澹归和尚，著《遍行堂集》，乾隆帝以为悖逆，命焚寺磨骸，寺僧五百余人皆坐死。然而清廷“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见卓长龄《高樟阁诗集》，为乾隆朝文字狱之一，下引均狱档）么？他们尽管用笼络压迫的手段，以钤制汉人的民族思想，大多数无耻的士子，居然被利禄所诱，鼎镬所胁，服服贴贴的作顺民了，但是“志士终当营大业”（乔廷英诗稿）的天地会党人，偏向江湖寺庙中去宣传，把士子不放在眼内。所以就“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祝廷铮《续三字经》）了。“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卓槐《芥圃诗钞》）真是骂尽当时读书人甘心作异族的走狗！而“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就不能不赖江湖上的豪杰来保存民族思想，推进革命运动了。谁知“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乔诗），到后来革命党人竟如荼如火，终久有“飞龙大人见”（冯王孙《五经简咏》）、“且从卜太平”（戴昆（约亭遗诗》）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