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康雍乾三朝之政治
多尔衮摄政和顺治帝在位的时候，只是确定了对付汉人的政策，戎马仓皇，兵事未已。在康熙帝继立的初年，他还是一个八岁的小孩子，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而鳌拜尤专横，“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图”（熊锡履奏疏语），所以没有什么政治可言。玄烨亲政以后，索尼先死了，苏克萨哈因请守先帝陵寝说：“如线余息，得以生全。”帝览奏不悦。鳌拜本来和他有嫌隙，极力排挤，说他不愿归政，竟把他杀了。然而康熙帝很有作为，对于鳌拜结党擅权，早不满意，乘其入宫，令羽林小儿执之，以大罪三十款，籍没拘禁，降遏必隆为侍卫。这时帝才十六岁，他的伟大政治作风，已经露出头角来，首先把圈占民间房地的事，永远停止了。圈地是清初最坏的一件事情，旗人藉征服的余威，任意圈占人民的房屋土地，或指拨远处荒地来掉换，人民惊窜流离，非常的不安生，尤以近畿一带为甚。二十几年的秕政，到康熙正式行使职权，才算除去。但不久三藩之乱起来，又扰攘了十年，所以清朝政治基础的建立，还须待至康熙二十年以后。
康熙帝是历史上有数的君主，他的聪明、学力、才干，都不亚于汉文帝、唐太宗，他知道君主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事不谨，即 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所以在位六十余年，孜孜图治，未敢少懈。他的设施言论，有《康熙政要》一书可看，兹仅述其大者：
（一）奖励文学 诏举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取彭遹孙等五十名，俱授翰林院官（因授官过优，科第出身者丑诋之曰野翰林，可见当时文人吃醋的丑态。尤侗题钟馗像说：“进士也，鬼也，鬼也，进士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纂修《明史》。又征长于文学的人，得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在宫内召集“升平嘉宴”，饮酒赋诗，笑语无禁。
（二）表章理学 帝以朱子注释群经，“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尊祀在十哲之列，极力提倡性理之学。也是因为朱子主张尊君大一统，便于统治者利用而已。阿附之徒，固借此以求倖进，反对的人，更加诋斥宋儒了。
（三）编纂书籍 当时购求遗书，编纂群籍，饬颁三十几种书，而尤以《图书集成》一万卷最为巨制，诚典籍之大观，开汇书之新裁。花了十多年工夫，才告完成。
（四）惩治贪污 清初贪污之风很甚，“地方官吏，剥民媚上，督抚司道，又转馈政府，会推徇私，将帅扣饷，刑官鬻狱，豪右为奸，百姓困苦已极，而大臣家益富”（魏象枢语）。康熙帝首将大学士索额图拘禁宗人府，又把大学士明珠褫职，满大臣噶礼赐死，湖广总督蔡毓荣拿问，侍郎宜昌阿、福建巡抚金俊拟律，湖北巡抚张 ，交部议处。对于科场舞弊，责罚更严，顺天乡试主考李蟠遣戍，副主考姜宸英瘐死。惩办的都是政府要人，吏治自然要好得多了。
（五）南巡治河 帝以黄河号为难治，欲亲至其地，相度形势，视察堤工，又以东南民情，未尽贴服，想仿效秦始皇巡游天下、震慑人心的故事，曾六次南巡江浙，四次出巡边外，四次巡幸山西五台，影响都很可观。
（六）蠲免赋税 他尝说：“蠲租乃古今第一善政。”所以差不多每年都轮免钱粮，或普免逋欠，或减江南漕粮。而五十一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谕，尤脍炙人口。
以上是他的治绩大略，总结起来，不过“勤政爱民，统一思想”两句话就完了。他本身是一个极好学的人，“手不释卷”，“至于咯血”，因此他的学问见解都很高。他受理学家的影响，认为学术是施政之本，藉以笼络士子；勤恤是养民之本，藉以收拾人心。以实心行实政，极得休养生息之良效，而秉性又宽大，也颇有垂拱无为的作风。且一事不妥，即罪责自己，待人精诚，则众善皆归。六十年间，熙熙皋皋，真不愧“康熙”两个字。然而晚年有一件极不如意的事情，就是太子胤礽的废立。他的儿子很多，各树朋党，希冀储位，把胤礽用镇魇术给闹疯了，因此他绝口不谈建储事，大臣进言者皆得罪。康熙六十一年冬，他感觉不适，几天就死去了。遗诏隆科多传位十四子胤褪，时任抚远大将军，在青海军中，隆科多因与皇四子胤禛合谋易十为于字，因得立，就是雍正帝。
雍正帝对于兄弟的杀戮，实在有惭德，他没有康熙帝的优容大度，勤学爱民；但他的政治作风，却是一个法家，眼光很透澈，手段很高明，处事综核精严，任人赏罚悉当。他矫正了康熙晚年宽纵的弊病，把吏治重加整饬，财政纳入正轨，用缇骑（即特务人员）来侦察奸宄，监督官吏，刺探民隐。兴水利，修治直隶诸河；蠲浮粮，减轻江南赋税；除贱民，解放奴隶阶级；立社仓，周济闾阎缓急；改土归流，以安定边防；火耗归公，为官吏养廉；诸如此类，多不胜举。他最信任云贵总督鄂尔泰，河南巡抚田文镜（后特授河东总督，并管山东），浙江督抚李卫，这三人在辖境以内，摧抑缙绅，任用能吏，公正廉明，境无盗贼。真所谓：“夜不闭户，道不拾遗。”雍正帝常说他们“忠诚体国，实心任事”。但当时都觉得他们“为政苛细”，是酷吏一流人物，每有人奏劾，帝均信任不移，并保证他们必无贪污坏法之事。后来鄂尔泰内迁为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帝尝说：“朕有时自信不如信鄂尔泰之专。”事无大小必命他“平章以闻”（贡献意见）。君明臣良，可谓盛事。因为雍正能知人善任，所以内无权奸，外无贪黩，隆科多以拥戴殊勋，不惜杀之灭口，年羹尧以专征大将，毅然惩其跋扈，凡此都非庸主所能办。至于颁刊《大义觉迷录》和《拣魔辨异录》，以帝王之尊，来和秀才 和尚作学术上的辩论，其精神都是值得钦佩的。本来中国的政治制度从秦汉以后，三公夹辅王室，丞相为政府领袖，很像现代的内阁制。明太祖废丞相不设，天子独揽政权，很像现代的总统制。但明朝的君主都不勤政事，因此宦官佞臣，最容易窃权弄柄，清沿明制，大学士有六个人，号称宰辅，而实非古之丞相。雍正帝集权自身，索兴设一个军机处，选大臣入值，等于君主的秘书顾问，而大学士简直只有虚名了。这原为用兵而设，后来一切政治，都出于此，军机大臣遂成为政府的要人。“折奏”可以直达御前，“廷寄”可以密封驰递，于是通政司的敷奏封驳之权，内阁的票拟批答之权，议政王大臣的会推立法之权，都无形减去了。这是一件很大的政制改革。全由于雍正帝尚任重法，以及精细的个性使然。可是他自己太劳累了：每天披阅奏折，常至午夜不休，只有鄂尔泰和张廷玉（汉大学士）等两三人帮得上忙，真是宵旰乾惕，日不暇给，看他手批的朱批谕旨，就可以知道了。据《啸亭杂录》说，未刊者还堆积若山。他对于清朝的政治，关系很大，若没有他，康熙六十年培养国力的政绩，显示不出来，乾隆六十年好大喜功的威权，发挥不出来。他有一段话说：
自古为政者皆言宽严相济，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势，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总之宽严适协其宜，乃为相济，非参杂于宽严之间，而为于莫之执中也。
这真是超人一等的见解，不仅是他的政治哲学，也可以解释孔子的中庸之道。他儿子乾隆帝就不大懂得了。乾隆帝即位时的“大政方针”说：
治道贵得乎中，矫枉不可过正。……圣祖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世宗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刻之弊。……天下之事，有一利 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难。
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昔我皇考临御之初，见人心玩愒，诸宁废弛，官吏不知公事，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乃诸臣误以圣心在于严厉，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窍，大为闾阎之扰累。朕即位以来，深知从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经理，不过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而诸臣又误以为朕意在宽，遂相率而趋于纵弛。……势必至禁令废弛，奸宄复作，良善受其扰害，风俗渐就浇漓，将我皇考十三年教养整理之苦心，功亏一篑。
他标榜一个“中”字，说是宽严并济，实际有些模棱，绝不如雍正帝标榜一个“宜”字，说宽严不参杂来得更深切。他微说雍正帝过于严厉，而自己要用中道，然吕留良案雍正并未杀曾静、张熙，他一上台就把三人杀了，谁宽乎？谁严乎？我们看乾隆六十年政治，总想模仿康熙，召试博学鸿词，及山林隐逸之士，举行千叟宴，蠲免租赋，编纂群书，尤以《四库全书》为洋洋大观，“六次南巡”为巍巍盛典。然而康熙纂书，颇有学术上之价值，如数理之提倡发挥，因他自己是内行。乾隆帝虚心好学，都不如乃祖，更无创见，只是随意改削实录，伪造历史，替祖宗朽尸上涂粉，借征书来禁书，有人比之于秦火，可以想见其谬妄了。康熙南巡为治河和镇抚，乾隆时既不治河，又无须乎镇抚，只是一味玩耍，踵事繁华，铺张扬厉，选歌征色，供亿无度，江南的老百姓苦极了。他晚年忏悔着说：“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他一身并无可取之处，学术德行不如康熙，政治能力不如雍正，但在外表上看，乾隆一朝，是清运的鼎盛时代，为什么呢？因为清朝经康、雍两朝的培植芟理，到这时才开花结果，花之盛，果之实，是园丁的功绩，而不是看花食果人的功绩。乾隆帝好像一个纨袴子弟，得了先人的丰富遗产，穷极奢侈，富丽堂皇，实际不是他手上得来的东西。我们若检视他所用的宰辅，就知道他的政治何如了。最初鄂尔泰、张廷玉都是雍正时的旧人，后来嵇氏父子（曾筠及璜）、刘氏父子（统勋及墉）虽际遇少有，而嵇氏功在河 防，刘氏信任不专，尹继善也是雍正帝简用的，和舒赫德、阿桂都是阃外之勋。于敏中宅心不醇，死后撤享，陈宏谋、陈世倌皆无殊绩，只有傅恒、和珅二人当国最久，宠眷最甚。傅恒因姻戚关系，乾隆帝故意捧场，大致还过得去，也没有什么成就。和珅就不同了，招权纳贿，无恶不作，吏治民风，均败坏在他一人之手，而乾隆始终信任不移，要和康熙、雍正两朝比较一下，就可知隆替升降之故：他既没有雍正杀隆科多、年羹尧的辣手，又没有康熙办鳌拜、明珠、索额图的英明，所以康、雍是政治最清明的时候，乾隆则为盛衰转变的枢纽了。
三朝都免不掉朋党，而康熙、乾隆时最甚，鳌拜、明珠、徐乾学、索额图、噶礼、鄂尔泰、张廷玉、于敏中等，都各有党羽，满与满，汉与汉，满汉之间，互相攻讦，互相倾轧，以及各王树党夺位，真是一塌糊涂！官吏日奔走依附，不知公事，优游博弈，画诺而已，这是中国政治败坏的根苗，盛世且然，遑论叔季？要不是雍正帝严加整饬，摧抑贵族，则后来的腐败政治，早见端倪了。雍正御制《朋党论》，以为“欲除朋党，当令舆论之所是非，与朝廷之所赏罚，相为一致”。彼此顾及，原来不错。可惜他执政的时间太短，只为清朝造成君尊臣卑，大一统的无上威权耳。欧美各国有政党无朋党，中国有朋党无政党，公私判然，应该注意。
第二节 康雍乾三朝之武功
乾隆帝所夸耀的“十全武功”，自号称“十全老人”，其实也是三朝累积的事业。十功是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除台湾林爽文起兵事，已见前章，余当依次叙述，而以平定准噶尔为最麻烦，最重要。
原来蒙古地方是元朝遗下来的牧游人所据：“不郛郭，不官室，不耕殖，穹帐寄而水草逐者。”（见《圣武纪》）其称以人不以地，而 以沙漠为大界限：（一）漠南内蒙古，（二）漠北外蒙古，（三）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青海蒙古。四部占有今蒙古、青海及新疆天山北路地。漠南接近东北，科尔沁在天命时就臣服后金，太宗征察哈尔灭之，漠南蒙古合词上尊号，才构成大清帝国。漠北也叫喀尔喀，分三部：曰车臣，曰土谢图，曰札萨克图，明代事迹无闻，至康熙始内附，入清代版图，青海也归顺了。只有漠西厄鲁特，竭三朝之兵力，始克夷其部落，收归清有。厄鲁特共四部，除一部（和硕特）移青海外，其余三部都在新疆北部，以准噶尔为最强，就是明朝的瓦剌。康熙时代准酋噶尔丹吞并四部及天山南路，又和俄国通使贸易，以貂皮换铳工诸物，势力极盛。乘喀尔喀内乱，发兵攻之，三部不能抗，悉众分路投漠南请降。清廷遣使谕和，噶尔丹必欲得土谢图汗，穷追至漠南，清兵败绩。康熙二十九年，始派大军迎战于乌兰布通，破其“驼城”，噶尔丹遁走。帝亲至塞外，安插蒙古降人。这时准噶尔的根据地伊犁，为噶尔丹侄策妄阿拉布坦所占。噶尔丹无所归，在科布多休养生息，扬言借俄国鸟枪兵六万入犯，其实俄国方在订《尼布楚条约》后，并无意和中国开衅。帝亲征至昭莫多（大树林意，亦名东库伦），诱之来攻，大败之，噶尔丹穷促自杀。这是康熙三十六年的事。策妄阿拉布坦初与清廷通好，既而南侵西藏，清兵出援，准兵北还。雍正初年，策妄死，子噶尔丹策零，也很枭雄，屡谋犯边，清命傅尔丹由北路进驻科布多，岳钟琪由西路屯巴里坤，北路败绩，而蒙古三音诺颜策凌部异军突起，制敌不得进。十年，又大败之于光显寺，策凌以功爵亲王，自成一部，不复隶土谢图了。准兵不得逞，到乾隆初年始来议和，以阿尔泰山为界，清廷因为辽远难征，乃许其通市及入藏煎茶。十年以后，准部内乱，清廷以为有机可乘，又因中原无事，正可以耀威边外。二十年遂大举仍分西北两路出兵，不到四月，未经一战，就会师伊犁，俘其酋达瓦齐而归。为什么这样容易？因为有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撤纳（策妄外孙，原属厄鲁特四部之一的杜尔伯特）作向导。阿睦原想着事定清廷应令他总长四部，乾隆帝偏欲众建以分其力，阿睦遂叛。翌年清兵虽入伊犁，而将帅失机，两路均无功，阿睦逃哈萨克，复归自立，准部大扰乱。时兆惠以巴里坤援军，所向无 前，穷追至哈萨克，阿睦逃至俄境，患痘死，清廷索其尸。因准部屡叛，穷搜谷壤，把这一种族人全杀光了。往往一部数千百户，以次骈戮，或既降内移，中道袭杀，真是可怜，也足见清人残忍的性格，结果是奄有了西北广大的疆土。
回部是在新疆天山南路，《汉书》所谓西域三十六国是也。原来龟兹、于阗一带佛教最盛，唐代伊斯兰教由阿剌伯传入，回回部人首先信仰，后来就叫做回教了。明季才有阿剌伯人作回酋，徒众渐盛。元朝的后裔遂衰弱，都被准噶尔迁往伊犁，准部令回酋民督民垦地输税。乾隆中，准部内乱，被灭于清，回人图自立，大和卓木（教长意）欲受清约束，其弟小和卓木不可，聚众戒严。清廷命雅尔哈善征之，围库车，不设备，和卓木兄弟逸去。诏诛雅尔哈善，命兆惠移师而南，以兵少被围。及援师至，乃大举攻喀什噶尔及叶尔羌。和卓木兄弟知不能敌，逃巴达克山，为其人擒斩以献。这是乾隆二十四年的事。清廷派参赞大臣驻喀尔噶尔，节制南路诸城，仍以阿奇木伯克理回务，蠲苛省敛，与民更始。每年只采玉进贡，从此新疆全归中国版图了。世传乾隆帝用兵回疆是为要看看小和卓木的香妃（体有异香），及掠归京师，香妃抗节不屈，为太后赐死。这都是委巷之谈。其实香妃入官，在回疆平定前一年，直到五十三岁才死，侍帝三十年，东陵有其遗像，西洋名画家郎世宁为他们绘过《行乐图》，可见乾隆帝是得意极了。
平定准回，得地二万余里，可以说是开疆拓土，虽劳费而有所收获。若平定大小金川，只不过是镇摄几个土司，以蕞尔之地，方不满千里，人不满三万户，用兵三次，诛三大臣（大学士讷亲，四川总督张广泗及阿尔泰）。从乾隆十二年到十四年，始以岳钟琪的余威，为宽大之受降；从乾隆三十六年到三十九年，始以阿桂、明亮的锐师，攻克大小金川，并献俘京师。然而木果木之败，将军温福中枪死，全军溃散，暮气已深，首尾七年，费帑七千万两，比平定准回所用的三千余万两，加了一倍，这是为的什么？这两地都是大渡河的上游，万山丛矗，中 汹溪，皮船笮桥，曲通一线，番民以石筑碉，大小林立，难攻易守。张广泗以碉逼碉的战法，虽未得成功，然后来步步立 栅自护，以大炮轰击，或绕道夹攻，分路各进，直捣巢穴，如同治年间席宝田之所谓“雕剿”者，其大意都相同。从此中国始知山碉设险之利，湖南制苗，滇边制倮，蜀制生番，川陕制教匪，以及最近江西制红军，都是仿用这种法子，可说是无形的收获。
至于降缅甸、安南、廓尔喀，全然是掩耳盗铃，自己打了大败仗，人家怕兵连祸结，朝贡受封，含糊了事而已。缅甸之役，先就自坏边防，无端把中国人所开的茂隆银厂主人吴尚贤幽死，又把桂王遗官所据的波龙银厂桂家部长官里雁正法，缅甸人说：“吴官若在，岂有边患？”可见边吏偾事之由。乾隆三十至三十四年，兵败失地，明瑞将大军深入，距阿瓦仅七十里，以失道粮匮，力尽自缢。傅恒、阿桂虽三路大捷，只一老官屯尚攻不下，傅恒回朝，忧恚而死，阿桂褫职，再出备边，直到五十三年缅甸国衰，才款关入贡罢了。安南之役，初令两广总督孙士毅为黎氏兴复仇之师（明初灭安南，设交趾布政司，为黎民所据。建大越国，康熙初，黎氏请封，乾隆晚叶，为阮氏所篡据），抵河内，安故主，乃为阮文惠所乘，大败而还。福康安继往督师，未经一战，阮氏自动请降，受封为安南国王。并于乾隆五十五年来京祝寿。就在这个时候，廓尔喀兴兵入藏，唐古特不能御，清派侍卫巴忠等援之，未交一战，即调停贿和。不敢奏闻，岁币又爽约，以致次年廓兵再举，大掠札什伦布，全藏大震。福康安率军深入敌境七百余里，气骄无谋，“拥肩舆，挥羽扇”，俨然以诸葛武侯自比，结果吃了败仗，死伤甚众。幸而廓尔喀求援在印度之英人，印度总督Marquis Cornwallis主张调停，使者未出，廓人已乞和，遂班师。乾隆末年，用兵辄以福康安为帅，福为傅恒子，恃宠夺汰，无才无武，惟恃勇将海兰察以为助。或者说他就是乾隆帝的儿子，乃私通傅妻而生，欲借此以封王而已。可是军纪士气，都败坏在他一人手里了。
所谓“十全大武功”者，不过如此而已，只有平准回之役是值得称赞的，但也是三朝用兵的结果。清朝凭藉中国几千年来的余威，宾服了中亚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山及阿富汗；降服了朝鲜、安南、缅甸、尼泊尔；不丹、哲孟雄也附带入贡；琉球、暹罗更闻风 来朝。琉球从明代就是属国，暹罗在乾隆时中国人郑昭新建王朝，纳款祖邦，被封为王。现在改名泰国，和暴日联合在一起，仇视我们，真是数典忘祖了。清朝既具此种规模，遂造成亚洲无比的大帝国。
第三节 钤制政策下之学术
康雍乾三朝不仅政治武功极盛，而学术亦甚为可观。考据之学，风靡一世，当时号称汉学。曾国藩说：“乾隆中叶，海内魁硕奇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号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实这种学术风气，并非起自乾隆中叶，但以乾嘉为最盛的时候，可以笼罩有清一代，有些人比之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因为二者都是以复古而求解放的。假如我们把清代学术，整个的加以观察评述，则汉学复兴之说，还不算是笃论。梁任公说：“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见《饮冰室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几句话把清学的特色完全表示出来了。但一般人或者不明白怎样是“倒卷而缫演之”？原来中国学术从周秦诸子而演为汉唐经学，又由佛老影响而演为宋明理学，经学分今文、古文两派，理学分程朱、陆王两派，到清代作了一次的倒演，为中国学术结一笔总帐。换句说话，就是把中国学术都重新整理一番。我们看清初学者因明末王学空疏的反动，推崇朱子，讲求读书传注之学，文学家也极力规摹唐宋的古文，这可以说是由明反宋及唐。因为要通经致用，而“汉儒去宋未远，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之竹帛，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惠栋说）。由此才成立了“凡汉皆好”的汉学。这可以说由唐宋以反于东汉。汉学是以校勘考据为基础的，而戴震一派，精于断制；常州一派，脱落名物。同时经学有关的学科，如小学、史学、天算学、律历学、地理学、音韵 学、金石学、目录学等无不讲求，因之而发达，虽稍轶出汉学训诂的范围，但解经求是，以微言大义为归，仍然是西汉的家法。这可以说东汉以反于西汉。晚清以追根究底欲研究孔孟经学的真面目，更不能不研究和孔孟同时的诸子之学。这可以说由两汉复反于先秦。步步上溯，层层抽剥，不特汉学“如日中天”，而整个中国学术，也倒卷缫演一下，呈现出灿烂的奇观，这究竟是什么原故呢？
在历史演进中有一种辩证法的公例：古圣相承，九流杂出，产生孔子中庸之合。“经”“理”两端，汉宋叠乘，产生清学的复古之果。就学术本身上看，明代就有这种趋势，前后七子使学者无读唐以后书，规摹汉唐，力诋宋学，不就是先河么？在明朝晚叶，已经有读古书识古字的说文、音韵之学发生了，顾炎武始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而清初大儒都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极力反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狂禅”，欲矫正其弊。再加以西洋科学输入的关系，天算地理都能帮助解释古经，旁通子史，所以经学能够发达起来，大都是时会造成的。
除此还有一种重要的时会因缘：就是清人因民族思想的关系，一方面牢笼士大夫，用利禄诱惑，制义束缚，特科罗致；一方面又压迫读书人，禁止集会结社，挑剔字句，屡兴大狱，学者在异族的政治钤制政策下，不甘心作无耻的应声虫，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党，乃至研究学问，也不能自由发挥思想，以免横撄文网，遭受屠戮；如不“尚友古人”、“明哲保身”，还有什么办法呢？故不得已才向书本上用功夫，以为藏身在故纸堆中，可以“与世无患，与人无争”。却不料会引起学术的新风气，使逐步走上考据之途，而古学反赖以昌明了。积久成习，不但“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砺精进”；就是一般人也“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于是“家家许郑，人人贾马”。至嘉庆时代，书肆中风行经解、说文、辑佚一类的书籍，理学书几乎无人过问了。奇特之士，既不屑于以科举求仕进，制义文对于他们的影响很少，而科举试场中，反受了他们的影响，有以纬书及汲冢书、《穆天子传》等入文者，辄获上选，黠者反伪撰典故，以愚试官，试官欲避空疏之诮，也不敢过问（譬如晚清时代，蔡 元培以周秦诸子典故作制义，竟获联捷，选入翰林院，时人谓之怪八股。然房官推荐，闱墨选刻，一时摹仿得售者很多。乾嘉时代之汉学，当然也是一样）。可见风气既成，人莫敢违；潮流所届，举世归心。他们究竟对于学术上有什么贡献呢？综合起来，不外三点：
（一）整理古籍的成绩清代学者以经书为研究之中心，所以对于十三经莫不有相当之整理，阮、王两氏《皇清经解》，所收入作者百五十七家，为书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七百二十七卷，未收入及续出者尚不在内。这可算是自古未有的盛业。他们怎样去研究经书，而传出新的义疏呢？戴震曾言：“经以载道，明道为词，成词者字也。学者先由字通其词，由词以求其道。予自十七岁志于闻道，谓非求之六经，不得孔孟之真，非从事于字义，无以通其制度名物语言，为之拮据数十年，灼然而知古今治乱之源。谓宋儒之讥训诂，轻语言文字，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所以明学家有欲通经训，先就小学的通说，是读书必先识字的意思。而“读书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音韵学又以小学为附庸，故清代对于《尔雅》一类的字义书，《说文》一类的字形书，以及古韵的研究，都是工作的重心所在。又因为好古尊古，遂用校勘的方法整理古书，用辑佚的方法来发现古书，使后辈读古书者可以省无限精力，也获得不少的新资料。康熙间购求遗书之令，和乾隆间纂辑《四库全书》，对此均有很大的鼓励。其范围又不仅限于经书，史书之改作与补作、校勘与注释，方志与谱牒之普遍纂修，子、集两部之辑补校注，皆为清人最大之贡献。阮元序《经义述闻》说：“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这几句话，最能把清人对于古学的成绩完全表现出来！
（二）实事求是的精神西洋人说科学的目的，在于探求真理，我们的先儒也说治学要“实事求是”。如辛稼轩诗：“是是非非好读书，莫将名实自相诬！”王阳明说：“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书》）又说：“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 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与陆元静书》）清代学者确有此种精神。叶德辉论经学，说：“顾炎武实事求是，遂开东南汉学之先，论一代之儒宗，当以炎武为不祧之祖。”我们且不谈炎武的为人是如何的刚正，就治学一点来说，他是“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李二曲是他极要好的朋友，再三求为其母亲作传，因为“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真可为一代的开山。于是阎若璩辨伪《书》，胡渭辨《易图》，毛奇龄疑《礼》，姚际恒疑经，都是求心而非，虽言托孔子，不敢以为是的精神。至戴震为清学之代表人物，其言：“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君子务在闻道也。”明道闻道，都是求真理的意思，为求真理须力避传统的束缚和私见的蒙蔽，不循情感，不计利害，这种认真不苟的态度，专心一致的精神，不为无益害有益的无病呻吟，而惟求学以经世之明辨是非，这就是清儒对于治学的精神上之贡献了！
（三）归纳科学的方法他们怎样去求真求是呢？只凭空想是不成的。朱子以格物致知，颇近似于科学的方法。阳明格竹七日，便因劳致疾，他是不懂得方法，所以虽有治学的精神而无科学的贡献。清代学者，如顾炎武“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故《日知录》：“自修史而外，凡国家政治，大而典礼财赋，小而馆舍邮亭，无不疏通其源流，考论其得失，至于风俗之坏，世教之陵迟，则陈古讽今，尤三太息！”他一生漫游各地，所至阨塞、名山、巨镇、寺庙伽蓝之迹，无不搜求考证，所以他著书列本证旁证二条，曲通博引，饶有近代科学的精神。这种“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的态度，以施之于一身以及天下国家，颇和近代由观察实证而得其因果，成为系统的科学方法相类似，古人所谓“由博反约”，也是归纳法的意思。清人治学，以亭林引其端，而日趋于繁密，所以能“辨名析物，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因为他们既注重实证，就必须用归纳法 以求得其真理，绝不能以孤证为足，盲从为是。戴震说：“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就可见一斑了。“若夫依于博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源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这都是“失不知为不知”之意，清儒是引以为戒的。所以信则传信，疑则阙疑，精核缜密，一字不苟，胡适《清代学者治学的方法》，可以参考。后来焦循说：“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与刘端临书》）他从实证归纳而至于贯通运用，可谓更进一步了！“集千万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多识于已而又思以通之于人”，这不是归纳演绎并用么？清学至此，才可以说“前无古人”。
以上三点，乃由互相的关系而产生，因为用推理归纳的方法，具求是求真的精神，才能有伟大成绩的贡献。他们既不偏执于一端，“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又藉着思虑以推己及人，而得一贯之全，真可以尽科学之能事了。可惜清儒最精诣的地方，未能实施于一般社会，而只在故纸堆里来盘旋，以经义训诂掩蔽了一切，买椟还珠，日趋于琐碎支离，贻饾饤补苴之讥。诚如章实斋所云：“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他们最初又何尝不知道治学问是为的明道救世！但欲灼知古今治乱之源，非由字通词，由词通义不可，犹之乎渡江河必赖于舟楫，原意也是不错的。但后来只在字与词里“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简直是只荡舟而不渡江河了。颜习斋说：“书之文字固载道，而文字不是道；犹车载人，车岂是人？”又说：“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可谓学琴乎？更有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谱果琴乎？”汉学家大有谓车为人，谓谱为琴的气味，学问只弄得半截，而风气却靡漫一世，使聪明才智之士，疲精瘁神于经传小学，忘其祖宗不得已之苦心，政治经济，无正指导之人，贪庸当道，乱阶由此酝酿。此皆专治古学不问时事者为厉之阶。甚至后来孙鼎臣作《畚 塘刍论》，左宗棠作《吾学录序》，都痛诋汉学，谓其致太平军之乱，其言虽稍偏激，但汉学家不特忘记了治学的目的，而且忘记了学行一致的精神，加重文人无行的罪恶，狂荡恣肆，受人诟病也是当然的。然而民国以后，竟有人扬其余波，号曰“新汉学”；近年复有“新理学”的反动出来，都可以休矣。
清中叶以前，学术由明末的反动而至于汉学的鼎盛，其中人物和流派，也应该略说一下：顺康时代有名的学者，大都是明朝遗民。而顾炎武（亭林，昆山人）褒然为一代冠冕。亭林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开清人穷经之先路，著《音学五书》，饶有近代科学的精神，但这还不足以尽其学，曾国藩说：“吾读其书，言及礼乐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盖亭林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所著《日知录》以经术、治道、博闻为三篇，谓：“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济斯世于治古之隆。”他确实是一个经世学家，乃近代讲经世学者不祧之宗。同时阎若璩（百诗，淮安人）攻古文，胡渭（朏明，德清人）辨《图》、《书》，毛奇龄（大可，萧山人）精《易传》，姚际恒（立方，休宁人）考伪书，怀疑之精神特强，足以振起学者求知的观念。别派有顾祖禹（景范，无锡人）、黄仪（子鸿，常熟人）之治地理，梅文鼎（定九，宣城人）、王锡阐（寅旭，吴江人）之治天算，而黄宗羲（梨洲，余姚人）、万斯同（季野，鄞县人）等治史学，开浙东学派之端绪，其致用之精神，可以与亭林并称。理学家如王夫之（船山，衡阳人）推尊张载，其论史阐经，均有独到之处；吕留良、陆世仪（桴亭，太仓人）、陆陇其（稼书，平湖人）、张履祥（考夫，桐乡人）、张尔岐（稷若，济阳人）、李光地（晋卿，安溪人）等推尊程朱，各有造诣。孙奇逢（启泰，容城人）、李颙（二曲，盩厔人）虽宗姚江，然重实用履践，切己反躬，也和明人不同。尤以颜元（习斋，博野人）、李球（恕谷，蠡县人）一派，异军突起，反对汉宋之学，力倡习行主义，以四存（存学、存治、存人、存性）三物（即《周礼》乡三物：六德、六行、六艺也）为归，具有明道救世之精神，是周孔实学的发挥者。朱之瑜（舜水，余姚人）逃避海外，刘献廷（继庄，大兴人）隐居修史，思想均与此派接近，惟不如颜、李之彻底 耳。文学家如宁都三魏（祥、禧、礼），易堂九子（三魏及李腾蛟、彭士望、邱维屏、林时益、彭任、曾灿），侯（方域）、汪（琬）、姜（宸英）、邵（长蘅）都宗法唐宋古文，陈（维崧）、吴（绮）、章（藻功）、吴（兆骞），都规摹六朝骈文。江左三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南施（闰章）、北宋（琬）都长于诗歌，而朱（彝尊）以博雅，王（士稹）以神韵，主盟坛坫者且数十年。孔尚任、洪昇之传奇，吴敬梓、蒲松龄之小说，金人瑞、何焯之书评，彭贻孙、尤侗之杂纂，均有可称，方苞开桐城派之先声，然见轻于李绂，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是岭南的宗匠，而尤重于气节。其余名家，多不胜数，要皆为明学反动之产物，而以读书躬行为能事的。
这时期的人，虽重在批评破坏，也不是没有创造建设，可惜有体有用的经世学说未曾传续下去，雍乾以后学者，为明哲保身，才只发扬他们的读书明经之一点功力，而走入汉学的鼎盛时代了。清初最恶门户方隅之见，常互相为师友的，到后来竟分作吴、皖两派：吴派始惠栋（定宇，元和人），其祖周惕，父士奇，三世治经，恪宗汉儒。弟子江声（叔沄，吴县人）、余萧客（古农，吴县人）承之，王鸣盛（西庄，嘉定人）、钱大昕（竹汀，嘉定人）、汪中（容甫，扬州人）、刘台拱（端临，宝应人）、江藩（子屏，甘泉人）等衍其说，而汉学才有坚固的壁垒。藩著《师承记》，退顾、黄于卷末，叶德辉谓其蜉蚍撼大树，但墨守家法，就是这一派的特色。皖派始戴震（东原，休宁人），“分析条理，㐱密严琛，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章炳麟《清儒》语）。由好古近而为精核，由信古近而为断制，其弟子段玉裁（懋堂，金坛人）、王念孙（怀祖，高邮人）续之，益树考据之精神，确立治学之方法，同辈有金榜（蘂中，歙县人）、程瑶田（易畴，歙县人）、卢文弨（召弓，余姚人）等，从学者有任大椿（幼植，兴化人）、孔广森（ 轩，曲阜人）、凌廷堪（次中，海州人）等，而玉裁、念孙及子引之（伯中）尤能光大其学，世称戴段二王。这一派的特色，是不为汉学所拘，惟以求真是为归。东原由训诂以言义理，实为一大思想家，曾国藩也说：“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复乎不可几已。”所以他们是清学的代表，较惠派更高一筹。同时阳湖孙星衍（渊如）疏今古文， 卓然为名师劲旅，张惠言（皋文）专精《易》、《礼》，皆惠氏之别派。而焦循（里堂，甘泉人）以经学兼思想家，则戴震后一人而已。达官如纪昀（晓岚，献县人）、王昶（德甫，青浦人）、毕沅（秋帆，镇洋人）、朱筠（竹君，大兴人）、阮元（芸台，仪征人）等又羽翼其间。晓岚一生精力，全在《四库提要》，谓古今著述已备，后人总不出古人的范围，故不自著书，文亦不存稿。芸台立学海堂于粤，诂经书院于浙，沿宗风者几遍各省，其提倡之功最大。经学以外，文学则有桐城、阳湖二派，桐城由方苞一传为刘大櫆（海峰），再传为姚鼐（姬传），分义理、词章、考据为学问三途，天下翕然推为正宗。阳湖张惠言又不仅以文学见长，恽敬（子居）亦泛滥百家，都是受桐城派的义法而稍变其体罢了。理学极衰微不振，但史学却有几个特殊人物：顾栋高（震沧，无锡人）之《春秋大事表》，秦蕙田（味经，金匮人）之《五礼通考》，齐召南（次风，天台人）之《水道提纲》、《帝王年表》，全祖望（谢山，鄞县人）之《鲒埼亭集》、《宋元学案》，崔述（东璧，大名人）之《考信录》，邵晋涵（二云，余姚人）之辑补《旧五代史》，王鸣盛（西庄，嘉定人）之《十七史商榷》，赵翼（瓯北，阳湖人）之《廿二史札记》，洪亮吉（北江，阳湖人）之《补疆域志》，梁玉绳（曜北，钱塘人）之《史记志疑》，翁方纲（覃溪，大兴人）之《两汉金石文字记》等，均有相当贡献。尤以章学诚（实斋，会稽人）的方志学及《文史通义》，发挥史学义蕴，见解较刘知幾更为精透，所言六经皆政典，圣王经世，皆所以为史，及撰记藏往知来，圆神方智之说，都可谓前无古人。而以历史哲学的眼光，批评汉学家之擘绩补苴，未能尽学问的能事，真是一针见血，有功世道。像袁枚（子才，上元人）那样的诗人，寄情山水，何能和他相比！无怪乎被他骂得一文不值了。
第四节 清运之渐衰
当乾隆文治武功学术都达到极盛的时候，而衰弱的朕兆也见端了，所谓“日中则昃”，原是一种公例。因为满而不溢，高而不颠， 刚柔相济，执两用中，古圣教人持盈保泰的工夫，最为难能，何况乾隆帝又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呢？和珅以二十年的宰辅，惟知聚敛自丰，朝臣疆吏，辇货权门，结为奥援，虽大狱屡兴，而吏治益坏，上下征利，贪黩成风，一般老百姓，皆蹙额兴叹（尹壮图奏语）。及嘉庆四年，上皇崩逝，御史广兴、王念孙等劾之，立即抄办赐死。他的家产，估计竟有八万万两，比较全国二十年岁收之半额还多，真是骇人听闻。薛福成说：“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者也。”可见政府领袖的行为，对于政治影响之大，清室国运，都败坏在和珅一人之手。高宗明知他是一个俳优弄臣，而偏要信用他，实不可解，这只能说谄媚取悦的人，生就有一种魔手，攻入人类弱点，使之循情而不自觉。但国家因此衰乱，违悖了“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的祖训，不知康熙帝冥冥中如何的痛心哩！朝内一个和珅把政治弄坏了，朝外又有个福康安把军事弄坏了。乾隆末叶用兵，全是暮气，很少胜仗，为什么呢？因为八旗兵自入关以后，习于奢靡，战斗力早就不行了。三藩乱时，他们一听到吴三桂进兵的消息，胆战心惊，把大炮埋在土中，先行退却。坚闭营垒，顿兵不战（见《啸亭杂录》）。幸而一般汉奸将领的绿营兵卖气力，才把三藩打平。康熙帝说：“自古汉人之叛乱，俱以汉兵剿平，岂待满兵之助耶？”这样以汉攻汉的策略，简直昭然若揭。其实不但三藩是汉奸征剿的，即流寇和南明三王的覆灭，又何尝不是汉奸之力！嘉庆初年，勒保奏：“健锐、火器两营京兵，不习劳苦，不受约束，征剿多不得力，请撤回无庸续调！”可见旗兵已全不可用。而各省常备的绿营兵，也因屡次征调，治军无人，将领奢侈，粮司侵饷，弄得腐败不堪！福康安专征二十年，以外戚邀功，实为罪魁祸首。他到处婪索财帛，每日罗食珍异，并无功勋，但糜巨饷，军纪为之荡然。乾隆帝又为什么信用他？据说福是帝的私生子。总而言之：循私情而蔑公理！政治焉得不坏呢？况且财政经雍正帝整理以后，年有余帑，户部辄存七八千万两。乾隆用兵，共用去一万二千万两以上，当时岁收仅三四千万两，但仍有余裕。他却无端增加六万名兵额，每年添饷三百万。大学士阿桂深以为忧，他全不管。户部尚书梁诗正请他节俭，他 反铺张扬厉，兴工建园，开宴邪游，南巡东幸，纵欲败度，结果是民穷财尽，“官逼民反”，而天下大乱了。
这时中国受清廷一百五十余年的统制，中层社会业已贴服，下级社会发生反动。反动力量都聚集在两种秘密结合的团体里：一是天地会，一是白莲教。天地会起源在闽海，盛行于南方，是正当的革命运动，具有政治之目的。白莲教发生在元末，盛行于北方，是迷信的反抗运动，具有宗教之性质。各有群众，不相为谋，前者对于民族革命的贡献极大，后者对于民族革命的恶果很多，但是乘满清衰运降临的时候，首先予以流寇式的扰乱打击者，则为白莲教。白莲教是佛教的支流下乘，以弥勒佛转世惑人。在明朝永乐间，蒲台女子唐赛儿曾假以举兵，天启间，巨野徐鸿儒和蓟州王森父子经营二十年，徒党二百万，都未成事。可见他们只是一种邪教，没有什么主义、组织的。及至乾隆晚叶，人口增加很多，官吏贪墨益甚，民不聊生，疾苦思乱，王伦以清水教为名，占据临清，一月而平。其时刘松为白莲教首领，以符咒治病，运气祈祷，号召远近，后被获遣戍。其徒刘之协等分赴川、陕、湖北一带传教，他们多少染一点民族色彩，乃假托明裔朱姓，而有牛八掌教之言。当时因征剿湖南叛苗，牵动了七省的兵粮，而白莲教案又在河南、湖北两省穷治扰累，于是他们就公开以“官逼民反”来起兵了。嘉庆元年初据湖北西半部及川边豫南，襄阳有几万党徒，除刘之协外，以姚之富、齐王氏（齐林妻）为首领。四川达州一带的啯匪和徐天德、王三槐、冷天禄等也响应起来。这就是官书所谓之“川楚教匪”。二年，湖北教徒由豫而陕而川，两派会合，势力大张。清兵分道要截，并无效果。其主力复由川回鄂，往还蹂躏几千里。三年，才以明亮、德楞泰的劲兵健马把姚之富、齐王氏一股扑灭，但余党散处陕西境内。川党西窥保宁，东陷长寿，势独张，勒保总统诸军，未尝有尺寸功，始诱擒王三槐，张皇入奏。这时和珅还用事，稽压军报，掩败为功，及其伏诛，嘉庆帝才整顿军旅，实行坚壁清野之策，奖励乡勇，宽赦胁从，以明亮代勒保，军事始稍有转机。额勒登保一军战功较著，杀冷天禄于岳池。四年代为总统，将帅无功者，多受严惩。登保逼教党于川北，冉天元一股最强，扰川西至 江油，与德楞泰血战五日，被擒。时清兵云集潼川，又堡寨险固，乡勇劲悍，教党乃群趋川东，而后起首领如苟文明等，皆驰突于川、楚、豫、陕、陇诸省，至八年始依次荡平。刘之协也在叶县被获，教主云亡，劫运已尽。扰攘五省十年，人民流离转徙，苦于胁迫，不得不练乡勇，筑堡寨以自卫。而东乡罗思举、桂涵都是些无赖剧盗，以乡勇出身，奋击有功，擢至总兵提督。这次变乱，多靠他们的力量来戡定，但待遇微薄，形同乞丐，严如煜《乡兵行》说：“乡中豪侠子，亡命身未死，乘时得入骠骑营，誓取功名如折矢。黄巾十万势汹汹，来压军们云不动。乡兵愤怒火出鼻，大呼陷阵万夫辟，顷刻驱狼若驱羊，诸军鼓躁踵相继。十年百战扫欃枪，两手依旧空男子！”又说：“老林百日无完衣，肘见踵决血流腓，杀贼要乡勇，受赏偏说册无名。十年凯撤人已老，欲补新兵粮额少，赏金多被领袖抽，区区微劳谁见收？”人类竟有这多为异族卖死力的可怜傻瓜，可见君尊臣卑的愚民政策发生了很大的效果！
但天地会的革命党人却比较聪明些，为民族而流血，死也值得。他们在台湾四次举义失败，不得不向内地去宣传，东南各省，遍布了他们的势力。江西胡秉耀（《东华录》作辉，恐误）、钟体刚遂乘沿海寇乱，宁陕兵变以后，联络同党，在奉新、进贤、崇义一带起义，以积善禅林为大本营，奉朱毛里为后明主，年号晏朝，到处散播天地会的诗句、腰牌、阵图，加入的人很不少。可惜被江西巡抚阮元于编查保甲时发觉，派兵会攻，胡秉耀等均被擒获，凌迟处死，同党被杀者有程麟祥、曾化龙等七十余人。毛里逃亡。胡临刑谓刽子说：“我以为一刀举起，则人头落地，今乃烦你们数十刀么？”过几天，阮元接到一封信，内为胡在狱中所作的四首诗说：
能解《春秋》有几人？漫将刘备作黄巾！读书怕见东林传，为有儒生入贰臣。
南渡词臣说彦章，笔锋能抑亦能扬；为怜未解金人祸，草制徒工杀李纲。
几多豪杰辅元胡，富贵人生不可无；论古且看明代史，因何 文庙贬姚枢！
读书万卷桑维翰，五代雄才有几人？惟向胡儿轻屈节，何如邯邑铁将军！
民族思想，忠义气节，跃然纸上，阮氏只说句：“这人还懂得文字。”不知心里头究作何种感想。“此曹岂云不读书，真是未明大义耳”，到后来连曾国藩都尚不免受同族自陷之讥，何况阮元呢？诚如胡秉耀所谓：“能解《春秋》有几人？”这可以和吕留良之说并传不朽矣。民族革命运动此仆彼兴，至道光末年，才又如荼如火的起来！
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没有一天得安生。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教乱方张之时，东南海寇复猖獗，攘扰闽浙，其渠蔡牵、朱渍辈，纵横一时，仅赖李长庚的“霆船”，至十五年才勉强戡定。未二年又有天理教之变。天理教乃白莲教的余支，滑县李文成、大兴林清为之魁。以其经文有“专等北水归汉帝，大地乾坤只一转”及“二八中秋，黄花落地”之语，约于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举事。滑令强克捷侦知，捕文成，其党遂先期起据滑县，直隶之东明、长垣，山东之曹、定陶、金乡同时响应，有众数万。林清结内监为引导，直攻官禁，已入隆宗门，因人数不多，为禁旅围歼。时帝谒东陵自白涧回京，下诏罪己。派那彦成攻滑，剿教党的名将杨遇春、杨芳助之。文成突围入辉县司寨，寨破自焚死，徒党先后被杀者二万余人。同时又有陕西岐三才峡木箱工人之变，推万五、尤九为首，一年始平。及二十二三年，云南临安边夷高罗衣及从子老五，偕称窝泥王，均数月而平。其余零星的白莲教和天地会党人举事，还时有所闻。可见清室衰运已呈，内外交迫的时候快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