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陶希圣先生九十寿辰作
我的父亲黄震白，号称种苏。晚清为同盟会会员。他少年时代民族意识之浓厚，单从他给自己的两个名字上也可以看出。因为他生于公元1878年，在少年时代就逢到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康梁百日维新、庚子辛丑间的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入北京等事迹，而且新兴的报纸杂志在这期间也广泛的介绍欧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其重点则是弱肉强食。在这种环境下，他离开湖南的家乡，由贵州、云南经河内海防而入粤闽，加入革命的团体，并且考入福建讲武堂为军官学生，以便替同盟会策动新军，深受社会背景的影响，也算由于历史上的潮流所驱策。
我父亲的政治生涯迄无成就，他最后的十年中，尚辗转的在湖南的几个县政府里任科长，这也和舞文笔作胥吏的情况相去无几，仅能维持我们一家低级标准的生活。可是他初年运动新军，则至有成效。福建讲武堂的总教习为许崇智，就由第一期学生黄震白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这学生的年龄，又比教习还大。不久辛亥革命成功，全国光复，他们彼此飞黄腾达。许崇智在福建为第十四师师长，黄震白刚离开军官学校，即任许的参谋长，并且在临时政府成立时代表福建省出席，因之谒见孙中山先生。
倒袁之役，我父亲还曾随孙中山先生去日本。可是他回湖南活动，立即为袁的爪牙拘押，准备械送北京。当时袁世凯以严刑拷问党人，假使北行成为事实，一定吉少凶多。在这千钧一发的时间内，他乘看守人松懈，逃出虎口。不过从此他就感到心脏跳动不正常，怕受惊吓，多年的冒险生涯和民国初年的政局都使他意懒心灰，所以他在第二次革命结束后即立室成家，退居林下，以致晚年为衣食所迫，他也不愿在旧交故友前求助，而甘心作白头胥吏。而至今国史党史的纪录，也没有黄震白的名字。
我小时候听到父亲讲他少年时代的故事，虽说父子之间，我还怕他在叙述之中，带着一种吹嘘的成分。可是1952年我在东京遇到国民党元老戴愧生先生（他的名字，也有革命涵义，但比先父的为含蓄），他就是我父亲在中华革命党期间接近的同志，他不仅证实先父所叙一切，而且又提到他在初期党内的地位、侨居东京的住处和他自己以后在广州邀请先父再度出山未果的种切。戴先生历代侨居菲律宾，在这时候，已入暮年，和我谈说之后，也是不胜唏嘘，又作小诗一首赠我，而这事至今也有三十五年之久。
我的父亲生前既不以追逐名利为宗旨，我也应该尊重他自己的志趣，没有将他事迹拿出来渲染的必要。可是黄震白虽然本身没有成为制造历史的人物，却在中国近代史展开的时候亲身切眼的作过一段比较客观的观察，而我自己在先父去世后十二年才开始学历史，至今也已三十五年，回想起来，我和其他很多学中国史同事最大不同之点，则是我在接受书本知识之前，先已和历史的实际行动接触，其所以如此，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
所以这篇论文从他和他的时代开始，以便赋予其应有的纵深。
这论文的主题则为蒋中正先生。根据一段习惯应称“先总统”、“蒋委员长”。我自己也在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当日我们的办法，则据师生关系称“校长”，并且提及的人和听到的人，都立正表示尊敬。
但是我现在作文的目的在展开历史的研究，不是替军事政治领导人物作宣传。很多中外作家，写蒋先生的传记多注重他为国家元首，却没有想到他一直在易箦之日，还没有忘记他自己是“革命家”。因此把他写成一个完人，一切都是功德圆满，也与他自己的旨趣相违。况且中国传统方式的敬长尊贤，其目的是维持旧社会的秩序，规避与第三者之间名分上的争执，因之其立场即可能与口头的尊敬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
蒋先生生于1887年，距今百年，今日任何写历史的人，也不可能全部继承他的观点，当然也不能期望读我等书的下一代再抄袭我们的见解。即以我近身的事举一个例：我在十多岁的时候，一天无意之中发现小泉八云并不是生而为日本人，却是英国人（其实是爱尔兰人，又一度入美籍），只因为居住日本多年，与日本文化结不解缘，因之取日名，入日籍。我将这事情告诉父亲的时候他就很惊讶的说：“为什么这样的英国人会如此的无耻！”
我于1974年入美籍，可以说是为我父亲当日的见解所不容。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种即决定国籍，已和今日的标准相去至远。我初来美国时，也仍是抱着昔日的观念，一直住了二十多年，在此成家纳税教书著作之后，才感觉得仍采取侨寓的立场不预闻本地公民权利义务诸事之不合实际。即使先父泉下有知，我也能向他解说。我们对前一代付于我们的观念，如此折衷采用，才能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对我们所遗留的观念也能同样的按情形斟酌取舍，这才是修撰历史的使命之所在。
我企盼初步确定蒋先生在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概括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我在海外几十年读书的一个心得，则是觉得中国革命业已成功，中国的历史，已经能和西洋文化汇合。(1)这样一个重要的发展，至今还没有为世人公认的缘故，还是由于我们著书讲学的人，没有脱离我们局部的历史眼光，过于被时下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风气所束缚，因之忽略了我们自己应产生的领导作用。既要依现局澈底修改历史，则不能拘泥于旧日的习惯。如果在写论文之前预先就用了局部的和习惯上的见解禁锢自己，则绝不可能另创新论，也不会值得海内外学人的注意。迄今在美行销书之一，为《艾逊豪威传》，作者即为传记人物之孙，但是书名也不称艾帅，或艾总统，或先祖父，而径称艾逊豪威。这中间一个意义，即是历史学上全民平等，写书的人和被写的人不分畛域，也不计尊卑，其纪述之所在，与两者私人关系无涉。官衔只用在文句中有关的地方。蒋介石为一个全世界众所周知的名字，其本身没有被人尊敬或不尊敬的意义。我的论文能用这头衔出版，也是今日中国已经脱离旧社会官僚习惯的明证。其实这样也才能符合中国最初写历史的传统。
关于许崇智，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华民国名人传》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1925年的夏天，许崇智达到了他一生事业的最高峰。当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成立的时候，他被选为十六员政委之一，并且也是五位常委之一。其他常委则为胡汉民、廖仲恺、谭延闿、汪精卫。他又被任为军政部长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资深委员则为蒋介石；他又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亦即是省长。
1925年8月因廖仲恺被暗杀，广州也新临一个危机。最初高级人员中只有胡汉民被卷入事端，他的堂兄弟被疑是这个谋杀案的主使者。迄后则有其他的嫌疑犯被捕，包括广东[两]军的高级军官。许为此军的资深指挥官，不能完全置身事外。1925年9月20日他被免本兼各职。当夜蒋介石派陈铭枢护送许登轮船赴上海。(2)
《剑桥中国史》则于叙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后，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这悲剧出现之后鲍罗廷立即建议组织三人委员会付予全权，处置这危机，许崇智、汪精卫及蒋介石构成此三人委员会，而以鲍罗廷为顾问。讯问之下发觉国民党内保守派领袖及党军内若干军官有图谋推翻广州权力组织中的激进分子。一周之内，很多嫌疑犯被捕，有些即处决，其他参与的则逃走。蒋、鲍决定遣送胡汉民去苏联。不出一月蒋即驱逐了他的竞争者许崇智，亦即是广东军名义上的指挥官。(3)
另一本记北伐的英文专著则说：“许崇智在[出师]前一年的夏天被逐放，因据说他和军阀陈炯明合作。”(4)
黄震白没有参加1917年护法之役，遑论北伐前后的广州政事，但是他仍去过广州，也仍与许崇智麾下一些干部保持连系，有些同事尚是福建讲武堂的同学，他对这事的解释，在旁人面前看来，还可认作道听途说，在我则为可靠的事实。因在我看来，他没有增益或减损这故事之中的资料之必要，而他在我面前提及此事时，我还只十三四岁，也从没有听到以上廖仲恺、陈炯明等事迹，他所说及，已经能够单独的存在，是以更为可信。
1925年，蒋介石虽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并且在第一次东江之役建战功，在军事组织上他却是许崇智的参谋长。许在这时候以声色自娱，又喜欢打麻将，经常好几天不在家，也不去司令部。蒋已经将内外上下都布置妥贴，才请许去午餐。席间他就说及广州方面的人事，对“老总”很不利，所以请老总到上海去休养，等到三个月，或半年之后等我将这里的情形摆布好，再请老总回来。许还推托要到司令部去看视，蒋就说用不着了，所有的公告和命令，都已划行妥当。许崇智临到最后关头，还半央求的说至少要待一两天回家收拾行李，蒋介石即说，用不着了，夫人和公子都已在船上了，正在等老总开船。
这样看来许崇智不一定与刺杀廖仲恺有关，也难能与陈炯明串通，而是在不经意之间，被褫夺军权。以后的蒋总司令才能利用改组的粤军做基本队伍，完成北伐大业。虽然黄震白这时候抽象的忠心在许而不在蒋，他叙述这故事的时候却无形之中表示着他对蒋的景仰。当日还在军阀时代，部下叛变夺取长官的兵权者，比比都是。蒋介石兵不血刃，能达到这样的目的，而不出恶声，能保留他日后与许崇智见面的机会，也可以见得他胸中的城府高人一等了。
世事也真不能预料，我自己在听到这故事十多年之后，也遇到一个独特的机缘，能在近距离之内窥测到蒋介石的一种不见于书刊的性格，同时也体会到中国政治里的奥妙。
1950年1月，我随着朱世明将军去麦克阿瑟元帅的办公室。那天是否就是麦帅的七十生辰，我已经不能记忆，总之去生辰不远。我手中捧抱着的一棵盆栽树，寓有百年长寿之意，即是在台北的“蒋总统”（可是还未复任，详下）所送的生辰礼品。麦克阿瑟照片上看来光彩白皙，近观则肤色比较黯黑，脸上的筋肉也不如照片上的丰满。我将盆栽树递交给朱将军之后由他手呈麦帅。然后他们坐下谈天，这也是他们见面时的常态，我则退出于接待室等候。我出入于办公室，拢总不过五分钟。这也算是我做随从副官一种形式上的工作。
我于1949年春天，由阮维新上校推荐，到中国驻日代表团为上尉团员。阮和我及朱团长都先后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麦克阿瑟则在参谋大学任过教官。他的情报课长魏劳毕（Maj. Gen. Charles Willoughby）作教官时，朱即是当场受业的门生。朱自己也任过外交部发言人和驻美武官，算是有经验的外交官。当我们在日本时，“国军”已经退出大陆，可是我们在东京仍保留着一个宪兵排，象征的维持驻领军的身份。这时候旁人意想不到的则是当时朱团长已被美方监视，对他特别注意的则为魏劳毕课长。
朱世明是湖南人，自称有“湖南脾气”。他的爱国心又特别强，对当时美国政府无意援华，又在公私之间对中国动辄责骂非常愤慨，有时出于言语之间，并且他又间常表示他对毛泽东和金日成的英雄崇拜，如是都容易招物议。
那年秋天，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美国发表白皮书称援华前后使用美金二十亿元，其没有成效咎在中国。在国内则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对中共的和谈，又没有成果，李则留滞于美国，都引起“中国驻外各使馆”惶惑不定。“驻法大使馆”的人员就在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宣布投效北京。朱世明在这时候召集代表团高级人员在叶山团员休假的别墅交换意见。我因为当时尚系低级团员，未任随从副官，不知道内中详情，只在事后听说法制组的组长吴文藻主张我们也投共。如果朱世明在这时候发表过同情中共反对美国的言论，非常可能。可是这种言论，只能算他在外交场合中不如意而发的牢骚，最多只算失言。以后吴文藻全家回北京。朱则在他辞职之后在日本取得永久居留权，于1965年在东京湾附近住宅逝世。
“中国驻日代表团”是一个不平常的机构，它的人员来自“国防部”、“外交部”、资源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国民党组织部等各部门。团长主要的任务是对麦帅的联合军总部联络，内部团员也常向国内各部院他们自己的上司直接提出报告。吴文藻的谈话不久，台北就传闻朱世明在日本召集“叶山会议”，准备投共。这种传闻也透入联军总部，魏劳毕以前为德国人，原名为魏登巴（Karl Widenbach），他在东京期间，以侦缉国际共产党的活动自居，著有专书，如此他当然对朱世明加以注意。
在台北对朱世明特别嫉视的，则为汤恩伯。汤在这时候有他的一个秘密计划。他认为日本的职业军人，是世界上的超级战士，如果雇用作为沿海岛屿上的防御之用，可能发生决定性的力量。在1950年，很少的人能在台湾反对汤恩伯，因为陈仪以前曾提拔他，而最近汤恩伯则以暴露陈仪劝他投共的计划，使陈因“通匪”而被枪毙，在当日风雨飘摇的台湾，好像建有不世奇功。但是在日本则有朱世明妨碍他计划之遂行。
朱首先在招待新闻记者时否认聘雇日人是“中国政府”的政策，这样就等于暴露汤的秘密计划。他又与盟军总部接洽，防制日本退伍军人私往台湾（禁止日人非法出境，也是麦克阿瑟的政策）。而最后汤恩伯自己拟来日本，朱更嘱托总部不予他的入境许可，如是汤恩伯恨朱世明入骨，更要攻击他在叶山会议为“共匪”张目的罪名。1950年5月，恰巧也是韩战爆发前月余，朱世明奉召回台北述职，我于半年前被派为他的随从副官，随他赴台湾。
这时候蒋介石复职为“总统”不过两月余，朱世明谒见时的谈话，我不知悉详情。但是我从因他吩咐而安排他谒见台北若干“政府首长”的序次和以后与汤恩伯见面的情形，猜想蒋令他自己向各人解说疏通，只要他们谅解，蒋也不加追究。他和汤见面，则由彼此间的朋友招商局董事长徐学禹在餐馆设宴而完成，我也在座。这场合以传统的方式，不提及正题，只是两造听东道主言外之意，不再计较近日的嫌隙。这一串的谒见与调解成功，朱世明不再被追究。但是他既已在东京为美方注目，也失掉了他作外交官的用途，应当由他回日本之后提出辞呈。
如是我们没有被扣留而能够登班机返日。只是当日早晨忽接“总统府”电话，“总统”要接见朱团长，这时候消息传来，不免令人惊愕。一个可能的变化则是在台北的安排并没有如意料，我们仍可能在最后关头被扣留。朱世明一向胆大，到此也不免色变。他去“总统府”约一个钟头才回，幸亏时间还来得及赶赴飞机场。事后朱自己说，这场会见，只几分钟，其目的无非道别。朱曾被任为浙江省保安司令，其地也是蒋的故乡。开罗会议时，他担任过蒋委员长的翻译官，并且他往国外的各种差遣，多时也是蒋介石亲自决定。所以他临走之前仍由“蒋总统”召见感谢他多年的奔走。这是他们一生最后的一次见面，想来彼此心中明白，只是这场安排出于朱世明意料之外。事后他连说：“这倒没有想到！”
我想有类似经验的人，一定还很多。有些为蒋介石精诚所感化的，类皆出于此种经验。
然则作历史的人，过于强调蒋介石的温情和个人道德，又如何解释蒋之被控诉为屠杀人民、排斥异己、放纵特务政治的首脑？这种攻击，层出不穷，鲁迅即写有“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记事，叙述当时心境。杜鲁门则以1946年闻一多和李公朴在昆明之被刺杀，曾对蒋介石提出质问。(5)今日我们提倡确定蒋介石国际上的历史地位，除非对这些事有所澄清，否则即无法交代。
写蒋介石的传记，已不下十余种，回忆录和杂文内提到他的更是汗牛充栋。可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中间所述的个人性格，加不起来，今人即算绝对的客观，极端的容纳众议，再加以适当的选择，也不能将这些资料综合。
我在成都中央军校看见过校长五次。当日蒋委员长主持抗战，日理万机，但仍不时抽空向军校学生训话。他莅临时，我们将教场宿舍打扫一新。我们的队长最怕我们在校长面前“失仪”，一再训饬。可是等到队伍集合，校长登台致辞之际，仍有好多学生将步枪移在身后，撑着捆绑在身后的背包，使脚尖能提高一两吋，一定要一睹校长的风采。军校学生毕业的时候，照例每人领有德国式短刀一把，刀柄上镌有“校长蒋中正赠”字样。到我们十六期一总队快毕业的时候，学校里决定今后不用校长名义颁发了，只称毕业纪念。消息传来，我们全总队的学生大为不满，于是推选代表到校本部请愿，一定要收回成命，到后来颁发的军刀仍有“校长蒋中正授”字样，才众心欢悦。这种仰慕之忱，出于英雄崇拜的思想，也不待上级督导。
军校学生，一般只有中学未毕业的程度，来自社会上广泛的各阶层与部门。当然献身卫国是我们的志愿，但是另一方面则是个人接受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挑战，我们走进去最危险的部门，希望抗战胜利，此身不死，功名富贵也是分中之事。可是蒋校长到十四期一总队毕业的时候就对着扩音机上大声疾呼：“你们赶快的去死！你们死了，你们的灵魂见了总理，一定会得到极大的安慰。你们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们的子女，也就是我的子女！”当时一般学生对这训辞的反应，可谓冷漠。因为“不怕死”固然是一般的志愿与风尚，但是军校刚毕业，事业刚开始就像日本神风突击队那样担待着有死无生的命运，并不是我们的期望。同时当日军政部尚没有我们家属的名单，又何能对遗属普遍的周济。假使我有机会事前贡献意见的话，一定也不会让他如此措辞。
我们心目中的校长，是英风爽飒，果断干脆，有能力创造奇迹，此也有当时王柏龄、邓文仪等回忆录上的叙述作见证。可是蒋这时候却在宗教式的毕业训辞之外偏要替自己造成一种老成持重、礼仪周到、毫不逾越、按部就班的形貌。有一次他校阅我们的学生总队，和他同来的有“宋氏三姊妹”——即蒋夫人、孔祥熙夫人和孙中山夫人。在阅兵台上最后的一段时间，他偏要孙夫人做首席阅兵官（因为她是总理夫人）。她坚决不就，于是蒋也不愿意居正位。结果在阅兵台上，三位夫人站在一边，我们的校长站在另一边，当中留下一个空缺，我们的队伍才在军乐中向阅兵台正步行进。还有一次，在做纪念周时（实际上是周纪念），校长突然发现校务委员戴季陶站在台下，他就在扩音机前请他上台。而戴又偏要客气，坚不上台，于是他们在我们几千个军官学生面前互相推让不下五分钟，直到戴勉如其命的登台，纪念仪式才开始。
最使我们失望的，则是校长对我们训话多次，总是以抽象的道德为主题，也没有一次讲到自己成功与满意的事迹。同时他又叮嘱我们注意学习战术。有一次他说：“老实说：战略是不学而能的，只要一个人有天才，又有战术的基本训练，不怕不会掌握战略。如果有任何人在这学校里讲战略，你们就要鸣鼓而攻之！”
这样的印象，我也和旁的人一样，总是不能综合，最好我们再采取给他最苛刻批评的人以及反对他的人所提出的资料作例证。史迪威在和一个中国高级官员谈话之后，说蒋是：
他想做道德上的威权，宗教上的领导者和哲学家，但是他没有教育！这是何等的可笑！假使他有大学四年的教育，他尚可能了解现代的世界，但是这实情他全不了解。假使他能了解，情形就好了，因为他倒是想做好事。(6)
我们也可以反问，他既没有教育，也没有控制知识的能力，如何能使胡适、蒋廷黻、董显光和翁文灏在他政府里做事，而且向他表示尊敬？即使毛泽东，多时把他说得一钱不值，但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却提到：“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七月一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7)这样看来，蒋之富于组织能力，尚为他最大的敌手所意料不及，他行动敏活，与有些人所描画他的迟钝无能完全不同，甚至与他自己所想表彰的老成持重也有很大的差别。
我在军校毕业以后，也看到蒋委员长四次，恰巧每次都是他最得意的时期。1942年英美承认取消不平等条约，他到重庆较场口去告诉民众，坐敞篷轿车，没有特殊的警戒，两旁市民自动的拍手。1943年开罗会议结束，他飞印度视察在兰伽的新一军，前后推拥着一大堆随员。1945年的冬天，他曾在上海跑马厅演讲，当日我取得照像员的身份，在近距离拍摄了很多的照片。而尤以1946年国军收复长春，他到大房身飞机场和高级将领训话并摄纪念照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天我在飞机场担任勤务，不知如何他专机上的人员和地面上缺乏连络，他也没有经过随从人员开路，也没有人引导。下机后就单独一人直在我前面经过。虽庄严却不威风凛冽，步伐也不十分稳重，口里则连说“好，好，好”，直到这时候迎接人员才上前接引过去。
我在国军总是当下级军官，从没有为统帅接见（蒋召见的人物以万计，大概上校阶以上的军官都有这机会，有些职位则非召见不能任命。），但是却认识不少经他召见的人物。从他们之所叙述及以上各种经验看来，蒋介石引人敬肃的能力，是一种历史文化上的产物，其周围的气息，由于他自己及侍从与面对他召见及被训话的人集体合作而产生。这也就是说，他之能令人感到凛然可畏，则是被觉得凛然可畏的人，自己先期已经在心理上作有这种准备，也预期左右同列的人有同样心理。美国文化上欠缺如此的产物。[美国人以吸引领导人的力量（charisma）给予电影明星。]很多美国人自己既无接受这种处置的倾向，也不能了解这种气息是当日蒋介石作中国统帅不可或缺的工具，就以为蒋是自作威福，所有中国人在他下面低声下气，都是没有骨格，偏要揭破这假面具，其结果也不言而喻，倒是日本人，却没有这样的想法。
如此看来，则从蒋介石的个性上分析，不容易写出好的传记，尤其不能写出真实可靠的历史（Pichon P. Y. Loh所作的心理分析，即只能写至北伐之前(8)）。因为蒋的作为，不一定是他的个性，而有时尚可能与他的个性相反。我们也可以说他之对中国有如路易十四对法国所称：“朕即国家”（L'état，c'est moi），包罗万象。然则他所代表的却不是一种固定的组织，而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之成为一种革命，又需要利用旧社会的生活习惯做工具，造成团结，才能有希望将中国带进新世界的领域。以新旧两方距离之大，这领导人就不能避免前后矛盾，而在没有同情心的人看来，则是缺乏逻辑，傻头傻脑做不开明的独裁者，其所以如此则是没有受过四年大学教育之故。
所以很多现行写蒋介石的资料，大概都已局部化，只能代表个人对蒋介石之某种作为的一种反应，顶多亦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对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种企望。如罗斯福及亨利鲁斯，则希望蒋的运动成功，邱吉尔则因为与他自己的世界观相反，禁不住对美国之支持中国为四强之一的作法嗤之以鼻，杜鲁门则顾虑美国民意及财政上的耗费，不愿在世界二次大战之后卷入中国的漩涡，史迪威则觉得蒋介石是妨制他自己独当一面以美国的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的一种障碍，因此也阻塞了他的事业和前途。如此好多人还没有把自己的立场解剖得明白，就已把他们局部的印象，写成或讲成蒋介石的历史性格。
要确定蒋介石在历史上的地位，务必要将中外历史全盘检讨，扩大所观察的轮廓，并且增长其纵深，还要渗入过去不能使用的资料。
中国的八年抗战，是人类史上少有的大事，也是中国自鸦片之役以来惟一以胜利结束的对外战争。并且全民动员，战火延及南北沿海及内地各省，即对方日本，也从未经过类此的事迹。且因为中国的战事不能结束，铤而走险，扩大而成为太平洋战事而波及全世界，其影响也至远至深。如果我们这时还把这段历史当作通常事迹以“流水账”的方式看待，并且考究各人“功罪”，还以一人一时一事对我个人的利害得失作取舍的标准，也可以说是把“我”看得太大，而把历史看得过小，而至少也是能察秋毫之末而目不见舆薪了。
我们也可以反躬自问：中国在1937年，面积大日本十倍，人口也在五倍左右，又有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为日本所无，为什么竟让日军侵入，厮杀至十几省，而不到盟军参入，不能转败为胜？有些人至今还说这是由于中国社会风气不良，领导人物缺乏团结所致。这种解释，不是完全不对，但是以道德为重点，究竟是皮相之谈。反过来说，中国之决心于持久抗战，就是要证明这说法之无根据。
即以这问题牵涉之广泛，也可以令人揣想这后面亦必掀动了长期历史上和组织制度上的原因，这种种原因透过政治、经济、法律、思想和社会诸部门，才使中日两国之间，发生绝大的力量上的不平衡，因之鼓励强者以他们优势组织的权威凌驾于弱者头上。
从经济的立场上讲，这弱者的组织为一种农业的组织，通常其间人与人的关系为单元，亦即你我之间的交往，与他人无涉。强者的组织为一种商业上的组织，人与人间之来往为多元。因为这种组织一切以金钱为行动的媒介，此处的收支进出，直接间接的影响彼方的收缩盈亏。也有些人称前者为“封建”，后者为“资本主义”，只是这些字眼含糊，缺乏确切而公认的定义，容易被人滥用。(9)
然则说它是资本主义也好，说它是现代经济制度也好，这种新型的组织与制度建立于以下的三个原则：一、资金活用，剩余的资本必须通过私人借款的方式才能此来彼往，因之得广泛的流通。二、产业所有人又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因之企业扩大，超过本人耳目足以监视的程度。三、技能上支持的因素如交通、通讯、律师等共同使用，这商业活动的范围，才能超过每个企业自己力所能及的界限。从技术的角度上讲，在这程序中混入公众的资本和国家资本则可使其重点趋向于社会主义，如果坚持私人资本的独断则为资本主义，这以上三个基本条件并不会变更。其中的差别也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显然的已具有资本主义的体制，也在当日各强国控制殖民地以便独霸各处资源与市场的一般趋势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冲突。同时1930年间，日本之资本主义之没有出路，则有北一辉等倡导国家社会主义的波澜，这些情节，已不是本文重点所在。我们从抗战前后的形势看来，日本采取新型的商业组织，其内部财产的所有权（ownership）和雇佣（employment）互相结合构成一个多元的组织，有如一个庞大的罗网，公私利益也无不笼括，因此越做越大，这也就使中国难与之匹敌，其物质上的条件如冶金业即可制造兵器，造船业即可供应船舰不说，其间还有一个人事组织上的优势：此即其社会的低层机构（infrastructure）中各因素能互相接替交换（interchangeable）。因之指挥一个军事组织，也与经营一个大公司和管理一个大工厂原则相似。其下属将佐士兵的职责，也与平时日常生活的权利义务互为印证。在两种组织中，各人都知道他们一有差错，必波及全体，其责任也显然。简而言之，这样的结构就是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
中国人处于劣势，也不是所谓道德不良，人心不古，而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和一种现代化的军队，其中凡事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感，而神州大陆的民间，却没有一个类似的组织，为之配对，而给予支助。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世界可算独一无二。中国因防洪救灾及对付西北方的游牧民族等事实上的需要，在公元之前纸张尚未发明的时候，即构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其组织的原则，不是由下端根据各地特殊情形造成一个符合实情的低层机构，而是用《周礼》式的“间架性设计”（schematic design）作主宰。这也就是说，先设计构成一个理想的数学公式，注重其中的对称均衡，而用之向亿万军民及犬牙相错的疆域上笼罩着去，其行不通的地方，就让之打折扣，只要不整个推翻其设计，下层不着实的地方，都可以将就。比如古代的井田制度，周朝之所谓“王畿千里”，北魏至隋唐之均田，甚至宋朝王安石之“新法”，近代之保甲制度，大都采用这“金字塔倒砌”的原则(10)，也就是头重脚轻。
在这种传统之下，中国政府的重要统计数字，始终无法核实，中国官员也没有产生对数目字绝对负责的习惯。他们对财政税收的经理的态度尚如是，当然也没有厘定商业法律、判断私人财产权的才干与兴致。因之中国农村形成无数自给自足的小单位。纵有全国性的商业，也只能算为一种有特殊性的事业，既无纵深，也缺乏各种事业间的连系。以上所述构成现代商业组织的三个条件，只有前二个即资金流通、经理雇用可以在亲戚家人之间极有限制的施用，第三个条件，服务性质的设备共同使用，则始终谈不上。因此中国的私人资本无法像欧美日本那样的增积。
明代之后中国原始的农村性格较前更为显明，内向（introvertive）及非竞争性（non-competitive）的风格使突破环境的机会更为渺茫，经济的发展注重全面扁平而轻于质量。政府的职责注重保持社会秩序，其税收幅度狭小，也只能维持旧式衙门的开销。而且法律仍然不能展开，所以其管制的凭借全靠旧式的刑法。但是刑法的判断，又着重“尊卑、男女、长幼”的序次，以“五服”为裁判轻重的标准，也就是政府以它的力量，支持民间的“家属威权”（patriarchial authority），以便减轻自己的工作分量。并且以这种社会价值（social value）作行政的基础，毋须注重各地其他不同的习惯以及经济的消长。如此官僚集团保持其内部的简单划一，接近于理想的淳朴雷同。文官的考试及训练，也不出乎这些基本的原则，所以八股文即可以作衡量行政能力的标准。(11)
这样行政当然产生无数不尽不实之处，其下层原始的数字既包括很多虚枉的地方，每到严重的问题发生于上端，其责任无法澈底查究；所以只能靠专制皇权做主。皇帝的面目既为“天颜”，他的命令又为“圣旨”，则一经他的指划，即不合理的地方亦为合理。又因此文官集团只注重他们相互所标榜之逻辑的完整，事实上的成败好坏，倒可以视为次要。好在这国家在内向及非竞争性的条件下继续存在，只要不动摇其根本，各种马虎参错，也能掩饰遮盖。此外以抽象的道德代替工作的效率，以仪礼算为实际的行政，都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作根据。
清朝继承明朝的体制，虽说在某些方面在行动上已有改进，但是根髓未除。例如道光帝之责备林则徐，慈禧太后之诛杀许景澄，都谈不上公平合理，仍是传统政治的作风。我们也无法以他们个人的贤愚好坏作结论，因为这些行动，已是组织制度下的产物。只是鸦片战争之后，这样的组织制度已无法继续存在。
并且我们从长期间远距离的立场观测，历史的展开，也并不是没有层次和程序。道光和耆英，虽战败仍自高自大，不思改革，固然可以斥之为反应迟缓，可是以两方体制作风之悬殊，也牵涉到思想和信仰，并且中国一改革就只能整个解体，一切重来，当初的迟疑，也并不是全无逻辑。1860年间，同治中兴号为“自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仍以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可以在中国的社会风气里培养，今日看来绝无成功的希望。可是当时也非经过一度实验，不能遽尔的先作结论。又直到甲午中日战争被日本击败之后才想到变法图强。即到这时候康梁的规划，仍带着一种机会主义的心眼，指望写好一纸宪法，编列一种预算，全国即会恪然景从。殊不知一种法律之行得通，全靠社会的强迫性（social compulsion）作主，也就是其中条款，不是公平（equitable），就是合法（legal），已经有了过去的成例，因此十之八九的情形人民已准备照此条款行事，即有政府的干预，也不过鞭策领导其一二。要是立法与社会情况全部相违，甚至立法的人和预期守法的人没有共通的习惯与语言，高层机构还没有摸清低层机构的形态，就轻率的希望一纸文书，立刻可以命令一个走兽化为飞禽，那也就是不着实际了。戊戌变法时，其维新志士已有这样的心理状态。但是另一方面，从完全不改革到造船制械的改革，更进而为重组政府准备立宪的改革，则是一种梯度式的前进。以后推翻专制，建立民国，也还是这梯度式进展的延长。
从这些事实的层次，我们也可以了解历史的长期上的合理性（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一个古老的帝国，要变成现代的国家，必需组织成为一种运动，透过政治、经济、法律、思想和社会诸部门，使全国人民一体卷入，才有改革的希望。鸦片战争开始于1840年，南京条约订于1842年，到民国肇造的1912年，前后七十年，还只推翻了一个防制改革的政治障碍。其工程浩大，费日持久，也非一个人或几十个人愚顽不肖之故；我在国军当军官学生及下级军官的时候，看到农村里各种组织制度的痕迹，无非“王氏家祠”、“李氏家祠”、“松柏惟贞”的节妇牌坊和过去人物的“神道碑”。前清中试的秀才举人，则在门前和祠堂前悬挂“举人及第”和“文魁”的牌匾。这些组织与统治的工具，无一可以改造利用。（可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持人要销毁这些文物却又是没有勇气面对历史。）南京、北京和广州的政府，纵是通电全国的时候把自己的立场说得无懈可击，仍没有透进至农村的低层机构里去；严格言之，它们也仍是社会上的游体（foreign body）。
如此我们在背景上的分析，已接近本文开始的一段叙述。我们不怕文辞粗俗的话，就可以说传统中国是一只“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这就是当日的文官集团，虽然其成员出自社会各阶层，这集团的组成却不依任何经济原则，而系根据科举制度与八股文。下面也是一场长面包，此即是全国农民，只要他们不为饥寒所迫铤而走险，执政的人难能想到他们的出路与志趣。这种组织最大的弱点，则是缺乏“结构之紧凑”（structural firmness），是以无从产生“功效上转变的能力”（functional maneuverability），并且1905年中国停止科举制，则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脱节。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也就是意料中事，因为旧的已经推翻，新的尚未出现，过渡期间只有私人军事的力量，才可以暂时保持局面，而此种私人军事力量，限于交通通讯的条件，又难能在两三个省区以上的地方收效，而地区外的竞争，尚酿成混战局面。
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是发扬个人的情绪，而是冷静的分析蒋介石的历史地位，则我想不出任何理由，可以把以上的背景搁置不谈。
今日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逢到一段绝大的困难，则是没有过去的事例，可以与这连亘一个多世纪的改革作为借镜比较。我最近几年研究一个国家由农业的组织转变为商业组织以至全国能以数目字管理的情形，则发觉其中沿革每个国家的不同，并且一般都极困难，改革的时候也都旷日持久。我们轻率的以为它容易，则是被日本及美国的特殊情形所误解。
日本为一个海洋性的国家，境内物资的交换，通常大量的用水运，足以避免陆运的困难，因此商业发展容易，也能避免各地方政权的留难。并且各大名占据一方，带有竞争性，而江户时代又承平日久，他们的竞争性也渐向经济方面发展。诸藩在大城市设有藏元（财政经理），批发事业则有“问屋”，定期船舶则为“回船”，又经营保险。十八世纪田沼意次为幕府主政时，更全力实施商业政策，如利用江户大阪的商人资本拓地、奖励生产、提高对华输出、经营矿产、幕府掌握专利的事业、以通货贬值刺激交易等等，所以明治维新前一百多年，日本的商业组织，已经有了粗胚胎的结构，不期而然的与世界潮流符合，维新只是政治法制系统的改组，不像中国所需要的是一个牵动全民的革命。(12)
美国在独立战争前，早已利用英国的法制，使农业的组织与工商业的结构交流，又在一个空旷的地区上长期成长扩大，即迟至1862年，还能因“自耕农屋地法案”（homestead act）让一般人民以极低廉的价格购买公地一百六十英亩（近于中国千亩），然则虽有此优厚的条件，过去仍有佘士叛变（Shays'Rebellion）、威士吉叛变、各州否决联邦立法（nullification）及四年内战等事迹，此外，迄至近世，也还因银行的立法、货币政策、反托拉斯、跨州商业（interstate commerce）及社会福利等问题，发生无数纠纷。可见得一种体制，牵涉亿万军民，要使农业也能透过工商业的法制，以致全国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
溯本归源，则此种组织与制度，即使泛称之为资本主义，也不仅只是一种剥削劳工的工具，它的技术因素，经过历史上长期发展的程序。首之以义大利各自由城市为先驱，而以威尼斯为其中翘楚，此城市因为避免日耳曼民族侵入义大利半岛的掠杀而组成，全城在一个海沼之中，在十五世纪之前，与大陆的农业生产无关宏旨，岛中咸水，也不便制造，于是尽力经商。因此它的国家就是一座城市，整个城市，也等于一个大公司，商船队与海军，缺乏基本的差别，民法与商法，也无隔阂。因此才将以上所述组织现代经济制度的三个原则发扬到最高限度。但是威尼斯能因此而做地中海的海上霸王，基于历史上及地理上特殊的背景，也非旁人可以仿效。它之能不待整备可以立即在数目字上管理则是由于结构简单纯一。可是没有坚强的生产基础，到底不能持久。
到了十六世纪之末及十七世纪之初，荷兰民国开始执西欧经济事业之牛耳。阿姆斯特丹银行成为国际货币中心，很多国家商船的保险业也为荷兰操纵。原来荷兰处于北海之滨，当初不足为人重视，过去也没有组成独立国家的经验，只是封建割据的力量较其他地区为浅，各村镇的自治，早有端倪。十六世纪西班牙的统治者企望在此地区推行中央集权的管制，又以反宗教革命的宗旨屠杀新教徒，才引起荷民全面反抗，战事旷日持久，各处的颠簸破坏也大。荷兰宣布独立为1581年，是为中国的万历九年，到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其独立的地位才被各国承认，事在清朝顺治年间，前后六十八年，也只是因为长期兵燹，原来贵族的产业荡然无存，才能引起市民政治的抬头。并且这新国家即便采取资本主义的体制，也不能立即以商业性的民法通行全国。只是荷兰省（Holland）为联邦七省之一，却有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有些专家则说只稍在一半以上），又供应联邦经费四分之三，才能出面推行联邦制，即独立后当日的旅游者仍发觉荷兰民国内部仍是千头万绪，并没有整齐划一的征象。
我们一般的观感，新教的卡尔文派（Calvinists），以他们的“定命论”（predestination）作为荷兰新国家的意识形态，有促进统一的功效，其实这时候定命论就被当日的政客和学者，作各种不同的解释，以支持他们刻下不同的眼光。只有执政者莫黎斯王子（Maurice of Nassau）不为所动，他对人说：“我也不知定命论是蓝是绿。”只有这种不为抽象的观念所左右的精神，才能实事求是，先造成一个新国家的门面，才能在长时间解决内部的问题。好在荷兰利于水运，农业也重畜牧而不重谷物的生产，这些条件都与商业形态接近，其内部的参差不齐，即不致酿成僵局。
继荷兰为欧洲资本主义之领导者则为英国。英国合苏格兰及北爱尔兰只有中国的面积约四十分之一。在十七世纪它的人口从四百万增长为六百万，尤其微少。可是就当日欧洲的局面讲，大于荷兰五六倍，仍是泱泱大国。它的农业基础坚固，但是产品却以羊毛为大宗，经常占全国输出四分之三以上。在新时代环境之下，航海业增进，西半球的金银输入于欧洲，引起物价普遍的上涨，宗教革命的影响又波及各处，种种情形都给英国造成一种极不安定的局面。
十七世纪的英国，经过英王与议会的冲突、发生内战弑君、在克伦威尔领导下的民国、复辟和第二次革命的等事迹，当中又有因信仰问题的冲突与秘密外交的黑幕。自1606年贝特（John Bate）因英王不经过议会立法自行抽取关税认为与成例不合向法庭提出诉讼，不经意的展开了以后的各种变乱，到1689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成功，才算使各种纷争告一段落，中间经过八十三年。其中详情最有供二十世纪的中国借镜之处，只是今日研究英国史的专家经常尚在细端争执之余，也没有顾及这样一个用途。
我们看清了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尴尬情形，则觉得概而言之，这情形不难综合作结论，认为英国经过十七世纪的奋斗之后，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不算错；因为光荣革命之后不久，英伦银行成立，其股东成了英国政府的债权人，兹后持政的“辉格党”（Whigs）又代表大地主及商业资本的利益。不过光荣革命之成为一种运动，又仍支持了宪法至上（constitutional supremacy）及公民权利（bill of rights）等原则，也不尽是“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所能概括。
一个比较合于实际情形的解释，则是英国在十七世纪全部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情形，都已赶不上时代。总而言之，则是这个国家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所以要整个改组，经过几十年动乱之后，其内部才开始规律化。其下层机构中，地产已有相当的整顿。英国土地所有制，向来根据封建（feudal system）的习惯，只注重使用权（seizin），对所有权却无成法管制，穑夫（serf，在英国通称villein，译为“农奴”极不妥当，今后音译为“穑夫”）对业主应尽义务，各地千差万别，而且过去土地已有顶当买卖情事，更在合法与非合法之间。十七世纪初期最棘手的问题，则是穑夫的身份，他们也不能概称之为佃农，也难能算作担有特殊义务的业主，况且地产又零割分配使用。这时候迫于需要，英王要向全部国民抽税，也就把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摊派在自己头上来了。于是经过内战，圆头党和保王党以没收、拍卖、赎还、勒退等手段加于各处地产，彼此都用武力，当然谈不上公平（这也是今日治英国史者论辩的一个重点）。但是大乱之后，局势有了相当的澄清。1660年后零星的地产逐渐归并，所有权已能固定，东佃关系，也较前明显。所以在技术的角度上讲，土地的所有已经明朗化，有1692年征收全国土地税的情形为证。
下层的组织既已较前合理化，也就用不着专制王权独断的裁决，像中国的官僚政治的办法，以不合理勉强称为合理了。于是高层机构也承认议会至上，司法独立，英王失去了统治的力量，只作为象征式的元首，以保持历史的传统。以后的两党政治（two-party system）、责任内阁制都在这些条件下产生。
可是新的高层机构和新的低层机构间，也是有新的联系。这一方面是政教分离的趋势愈为明显，教堂不介涉民政之所致。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则是普通法（common law）的法庭，在1689年之前已开始容纳公平法（equity）。普通法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凡事都依成例，以前没有做的事统不能做。公平法是一种法律的原则，不讲求合法（legal，凡合法则必依成例），只考究是否公平（equitable）。如此就给法律带来了相当的弹性。1689年贺尔特（John Holt）为首席法官，他命令以后有关商人的案件，照商业习惯办理。是以农业资本能与工商业对流，内地与滨海的距离缩短，全国的人力和资源构成一个庞大的经济网。英国既能以数目字管理，则资金流通、经理雇用、服务共通的原则都能做到，所以一个人口六百万的农业国家，也能和威尼斯人口十万的商业城市国家一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当日全属创举。只是英国能如此做，它的组织力量透过军事政治的部门，成为一种压力，也强迫其他国家都如此做。
即以法国为例，在它大革命的过程中，开始推行新的度量衡制，以全国的山河为基础重划齐整的省区，企图以全国地产作保障，发行新币，又颁行新历，以后则更创造拿破仑法典，注重民法及商法，种种措施，无一不有以数目字管理的趋向。同时法国革命之前，政府与贵族僧侣重楼叠架的彼此牵制，资本主义无法在这情形下展开；革命以后局势打开，资本主义的色彩才渐见明显。然则我们要说法国大革命旨在推行资本主义，则不免把资本主义看得过大，而把法国大革命形容得过小了。倒不如看清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在技术上讲，革命成功之后下层机构里的各部门能互相交换。
为什么我一篇写蒋介石的文章牵涉得这么多，既提到个人经验，又是古今中外？我也自知其夹杂与啰嗦，但是在我替自身辩护之前，让我再节录一位对蒋作过极端苛刻的批评的人物：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有下面一段关于蒋在重庆的记述：
有一次新闻局的局长穿着长袍去谒见他。蒋告诉他，他年纪尚轻，不应着旧式长袍，而应着西装。蒋决定谁可以去美国，谁不应当去。他决定政府公办的新闻学院的研究生谁可以留美。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抗议伙食不好，蒋委员长亲自到该大学食堂去吃一餐饭，他结论是饭菜并不差。(13)
这段文字的要旨也是夹杂与啰嗦。但是要是这些零星杂碎的行径就是蒋委员长的个性，谁又会推戴他作为中国的领导者，去完成抗战大业？要是他是这样的缺乏选择重点的能力，在西安事变发生时，为什么周恩来不设法消除他，而偏要主张立即释放，使他能够主持全国一致局面？可见得有时在历史重要题材之下，纵是纪述得百分之百的确实，也仍可能脱离其发展的重点。然则写历史的人也和写传记的人一样，最初又不能不以琐闻轶事作为立说的根据，所以本文在提出结论之前，有下面三段的叙述：
一、蒋介石的行为，包括了很多看来离奇，也好像自相矛盾的地方，我自己的经验也和旁的人一样，单从这些听到的和看到的事迹分析，写不成真实的传记和历史，一定要使这些资料为长距离宽视界的背景所陪衬，我们才能体会到这些事情的真实意义。
二、很显然的，传统中国的社会与政治，以间架性的设计组成，理想高尚，技术低劣（所以五四运动要打倒的不是孔子，而是“孔家店”），无法局部改造，以适合新环境。可是一个国家包括亿万军民，即在中国革命最高潮时，全国农民还用一千多年前的农具拖泥带水的耕田，学龄儿童还用毛边纸一字一划的习字，所以无法要这国家放弃它衣食住行的各种因素，立即脱胎换骨。
三、中国的长期革命大半由于西洋及日本的压迫和刺激而产生，我们研究其出路，也要先从西洋与日本的经验比较。这些国家的一般趋势，即以农业方式的组织，改造而为商业方式的组织，才促使内部诸种因素都能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le），以便在数目字上管理。英国的十七世纪虽和中国的二十世纪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处，其长期动乱之后，产生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和一套新的法制，作为两者间之联系。就技术的观点（不是意识形态的观点）言，它的规模和程序，最能给中国借镜。
本文的重点，则是蒋介石以他自己一人挺当，承受了旧中国旧社会的各种因素，替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他在台湾的成就，尚不在以上叙述之内。
这种新的高层机构，还没有完全组织妥当，并且在1927年在南京成立以来，还没有享受过一年和平无事的日子，就在十年之后，担荷了抗战大业的重负，当然没有力量改组低层机构。我们也可以说国民政府在大陆上二十年的历史，无非即是抵抗内外企图分裂和破坏这粗胚胎高层机构的一种记录。
我在军校毕业之后，于1941年派在十四师当排长，军队驻在云南的马关县，防制进占越南的日军北侵。我们从县之西境，徒步走到县之东端，看不到一条公路、一辆脚踏车、一具民用电话、一个医疗所、一张报纸，甚至一张广告牌。因为哀牢山的村民，一片赤贫，农村就是无数自给自足的小圆圈，村民能够以玉蜀黍买布换盐足矣，不仅现代商业没有在此处生根，即二十世纪的各种人文因素也统统都不存在。
第十四师原来是国军的精锐，在淞沪之役、江西阳新之役和粤北翁源之役都建过战功。可是这时抗战已入后期，军队成年整月没有适当的补充供应，又自脱离铁道线之后，经常越省行军，所有装备全赖士兵手提肩挑，况且广西云南很多地方，一遇雨季，道路即是一个泥坑，军队人员营养不良，又没有适当的医药设备，在逃亡、病死相继的情形之下，兵数不及原编额之半。
1941年重庆的军政部指令，由湖南的一个“师管区”拨补壮丁若干名，作为十四师的补充兵。其实国民政府的兵役法，在抗战一年之前以一纸文书公布，所谓师管区和团管区，大部都是笔墨文章，各种后勤机关也都付诸阙如。只好由我们师里组织“接兵队”徒步行军到广西搭乘火车到湖南，将枪兵分散，在村里和保长甲长接头，再按户搜索，时人谓之“捉壮丁”，与唐诗所叙“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虽前后一千多年，情形大致相似。
蒋廷黻曾和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说，国民政府时代，知识分子外向，对西洋各国的情形了解得很清楚，对中国农村内地的情形，倒是糊里糊涂。(14)今日事后想来，现在虽有萧公权、杨庆堃、Martin C. Yang、Sidney Gamble、Doak Barnett诸人的著作，我们也仍可以用鲁迅的短篇小说解释，传统的低层组织，着重“尊卑男女长幼”，衙门主要的任务，则是保障地方社会的安宁。民国肇造以来，又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上下脱节，则1936年所颁布的兵役法，也就是要一千多年以前的组织，担带现代社会的任务。兵役法的“公平合理”，都是根据理想上的全民平等，各单位都能互相交换的原则推断而假设其存在。不仅是金字塔倒砌，而且付于实施，也只能从已经被遗弃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社会着手。即算这时候的社会秩序，还依传统根据尊卑男女长幼的原则造成，那谁有能力反抗乡村的保长甲长？他们纵不自己就是一乡的地主和债权人，至少也与他们混溷一气。这时候我们又何能期望年轻的侄辈佃农和负债的及目不识丁的贫农指摘他们的领导人或他们的叔祖债主为违法或对法律的使用上下其手？如此只能像传统社会一样，真理总是由上至下。征兵纳税也全靠由上至下加压力。实际被摊派义务的人，也是最无能力推排这压力的人。这情形只有每况愈下，以至以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反抽不出兵来。（1986年年底，我在台北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主张尽量将这些资料提出，因为这些情节并不是国民党的真实性格。我们愈把这些传统的弱点隐匿，历史的发展，愈被解释得黑白颠倒。）
十四师接兵队“接收新兵”的经验，则是捉来的壮丁，禁闭在一座庙宇之内，待积得总数，再行军去云南。所被拘捕顶数的壮丁，不是已经接受顶代的费用，事前就打算逃亡的投机分子，就是不知抗拒、无人顶替的白痴。而且捉过又逃，逃过又捉，连原来派去的枪兵，也有逃亡情事。且冒雨季行军至云南，路上又无医疗食宿的接应。师管区说它已拨补十四师壮丁二千五百名，也无人能说实际有若干名。只是除了逃亡、病倒、拖死、买放之外，到师部不及五百名，而且大部系痹癃残疾，不堪教练。
我们做下级军官的人，与士兵一同居处，在战时已经难能忍受的生活程度下更再降级一二层，又经常与痢疾和疟疾结不解缘，脚上的皮肤，一被所穿的草鞋上的鞋带擦破，在淫雨和泥泞之中，两三日即流脓汁，几星期不得痊愈。这些苦状都不必说，而更难于忍受的，则是精神的苦闷。当日我们既无报纸，除了师部之外，也无无线电机，即有邮政也一月难得一封家书。而我们和士兵之间，则有语言的隔阂。多年之后，我读到明朝以诤谏著名的南京右都御史海瑞的文字，才知道连这种情形，也有前例：海瑞一方面为国为民，可是这种为他爱护的人民，是一种抽象的和集体的对象；另一方面他笔下提名道姓的人民，有血有肉，要不是浑浑噩噩，则是狡诈凶狠，毫无可爱之处。总而言之，我们虽是今日的知识分子，也等于昔日的士大夫，口里说为国为民，其为潜水艇夹肉面包的上层机构，并没有对下面这一块长面包直接交往，发生鱼水相逢的机缘，因为两者之间心理上和教育上的距离，已经在好几个世纪之上。倘非如此，也不会被日本人追奔逐北，杀进堂奥，除了等候美国援助之外，无法取得主动。
我在学历史的时候，也读过中外学者不少的文字，责备国民党和蒋介石忽视改造中国的农村，可以以英国学者Barbara Jackson为代表。当时我还半信半疑，现在看来，则知道这些批评者，也如蒋廷黻之所说，自己就应当先将中国内地的情形看得够清楚，才根据海外的标准判断。这中间的一段奥妙，则是因为传统社会组织和结构的背景，二十世纪的新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无法同时制造。不仅经济上的条件不容许，即以人事关系而论，它们最初的组织一定要从相反的原则着手。这也无意之中，表示中国之内战无可避免。要不然何以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承认反对他的人称他的组织农民为“痞子运动”，却又坚持所谓痞子，实系“革命先锋”(15)？韩丁（William Hinton）以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身份，看到1946年以后山西土地改革的情形，他著的书号为《翻身》，对中共极端的同情。(16)书中就指出中共在潞城一个村庄里的组织，起先发动于身患梅毒、吸白面、带有土匪性质的流氓。他们进入村庄之内，鼓动村民造反。起先无非以威迫利诱的方式，弄得多数的农民个个下水，当时“打土豪分财产”的办法，甚至弄得有些共产党员也为之心寒。然则这还不过是一种初步的程序。今日我们平心而论，这种程序，也就是宣告过去人类的文化，统统都不存在，既无尊卑男女长幼，也无所谓合理合法。人与人间的关系全部解散，每个人都是原始的动物，也近于卢骚（Rousseau）和霍布斯（Hobbes）所想像的初民状态，每个人都以坚持自己的生存权利为唯一要旨，所以有无数凶狠斗争的姿态，也只有被社会遗弃的人才能出面领导，可是一到这村庄已被掌握，内外威胁消除，有适当教育的中共人士才整批进入。痞子也好，革命先锋也好，他们的作为又全部被检举。再度分田时，也不计较过去功罪，而确实讲究合理合法。当初鼓励农民为原始的动物，这时才重新教导他们为善合群，如此才造成一个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所以以后成立人民公社、最近的承包制就轻而易举。这样的事能够做得通，也表示中国的旧社会已至山穷水尽。但是纵使蒋介石有此眼光，或者国民党有此能力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小圆圈依样开刀，这程序对他们说来，也不可想像，因为其逻辑就与他们的立场完全相反。
论文写到这里，我也可以照很多人的办法，以道德的名义作结束。好在骂国民党也好，骂共产党也好，总不怕没有资料。同时也可以站在当中的立场两边都骂。在技术上讲，我的文章已经和这立场的距离不远。
但是盲目的恭维不是可靠的历史，谩骂尤非历史。以道德的名义写历史有一个很大的毛病：道德是人类最高的价值，阴阳的总和，一经提出，即无商量折衷的余地，或贬或褒，故事即只好在此结束。间接也就认为亿万生灵的出处，好多国家的命运都由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贤愚不肖决定之，与其他的因素都无关系，而只有破口谩骂的人看得明白。
我们也可以反躬自问：中国1980年代与中国1920年代比较，其中显然的已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当初军阀割据，数字全无法查考，有如传说中的张宗昌，一不知手下竟有多少兵，二不知各处有多少房姨太太，三不知银行里有多少存款。今日中国组织上纵有不合理的地方，很多数目字已经能提出检讨。例如有史以来第一次符合现代标准的人口统计已经举行，人民解放军裁军百万，也能如期完成。这和以前的差别究竟在什么地方？难道这今昔之不同，则是一人一时一事运转乾坤之所致？历史是一种永久的纪录，我们希望千百年后这种纪录还有用场，不应当为现下政策和个人好恶所蒙蔽，也不应当为士大夫阶级的眼光所垄断。况且历史是连亘不断的，其意义不一定是当事人所能全部领略。我过去常感遗憾：我服务于十四师的时候，徒然在雨季于一个烟瘴区呆了几个月，于国事无补，自己则弄得父亲于日军三犯湘北时病危，不能前往诀别。可是今日想来，我们的受罪并没有白费。如果当日没有我们在滇南驻防，不仅日军可以北犯取昆明，至少云南也还会被龙云和他的继承人所盘踞；倘使全国的情形如此，则1949年，这省区还不能为北京所掌握。
这样看来，蒋介石和国民党奠定了新中国的一个高层机构，已有历史的事迹作明证。蒋以“忍辱负重”和“埋头苦干”的办法，将原始的及不能和衷共济的因素，结成一个现代型的军事政治组织，虽然内中有千百种毛病与缺陷，这种组织也能为各国承认。他主持的对日战事，也就分明的指出以初期的牺牲吸引世界的注意，使其他国家无法袖手旁观，终拖成一个大规模的国际战事，在这种情形之下，取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和中共，则造成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内战期间，他们也就以蒋和国民政府作为对外的遮盖，同时他们自己也不沾染城市文化，甚至除无线电机及油印报纸之外，没有高层机构的痕迹，如此才能在乡村中有一段澈底的整顿。如果内战是中国全面澈底改造的过程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分野，则“文化大革命”为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分野。显然的，以后的XYZ领袖集团[即邓小平（Deng Xiaoping）、胡耀邦（Hu Yaobang）、赵紫阳（Zhao Ziyang），再加入李先念（Li Xiannian）、陈云（Chen Yun）、彭真（Peng Zhen）]的工作，则是在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中赋予法制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所谓经济改革的目的，不仅旨在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而且在这种经济活动之中，创造规律，才能构成体制。
在以中国特殊的情况为前提，构成一种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目标之下，一定要考究这种体制带有多少资本主义的色彩，是否够得上称为社会主义，或者是否与共产主义冲突，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大都已属于摩登学究的领域，与实际情形已无具体的关系。因为：第一，以上所述“主义”多系一种抽象的观念，可以在革命过程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能在实际建设的时期倚为蓝图。第二，强调这些“主义”的人，好像全部问题都已在他们掌握之中，要它向左即可向左，要它向右即可向右。也就是没有放弃前述“周礼式的设计”，以为一纸宪法，即可以令走兽化为飞禽；亦即是金字塔倒砌，没有顾及低层机构牵涉亿万军民，高层机构又要与外间联系时各种组织与协定的困难。过去六十年的经验，则显示中国从二〇年代进步到八〇年代，并不是有很多可以选择的路线左右逢源，而是遭到内外绝大的压力，并柳暗花明之中突然开豁的发现生机。很多盲人瞎马的浪漫主义，都在革命高潮中淘汰。最后牵涉大量人民的群众运动，与中国的历史与地理不可分离，其道路则是一条羊肠小径，也多曲折支离。只能在不断探索之中不断的展开。所以我们事后研究，还要用相当的功夫，才能查看得明白。
即算今日一个国家的去向不能完全没有主宰，我们也仍可以看清：今日中国的建设是无中生有，纵有民族资本和国家资本作台柱，仍不能由官僚一手包办，在资金活用、经理雇聘、服务共通的条件下，必需民间作第二线第三线的支持，同时也要在对外贸易之陪衬下完成。这些客观条件即不容我们视所谓资本主义为畏途。反过来说，欧洲资本主义形成时，以“市民特权”（municipal franchise）作基础，直到经济发展到相当的程度，才逐渐将“公民自由权”（civil liberty）赋予全民。中国则在无线电、计算机、航空交通的时代里完成革命，并且卷入漩涡付出最大的代价则为农民，而至今农民民智未开，也只能集团的领导，况且中国又不能像先进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样向外开拓殖民地，将问题“外界化”，诸如此类条件，技术上就使中国今后的趋向，无法全部抄袭西欧和日本，所以今后发展必带着浓厚的集体性，也必有社会主义的性格；在这种不能过左也不能过右的场合之下，如果朝野人士对一时一事作政策上和具体上的争辩，还讲得通，要是劈头劈脑，犹在整个轮廓上以主义为名，坚持我们个人理想上空中楼阁之整齐完美，则为不智。
第三，在此题目上论辩的人已经有了历史眼光，但是仍没有把自己的立场看清楚，也就是引用历史尚未入时。中国为亚洲大陆国家，要将内中腹地也照商业性的方法组织，技术上遇有困难，因此才有这连亘一个多世纪的革命，也有中共领导下的土地改革，因此丧生的人数据估计达三五百万不算过多。（韩丁的叙述，一个村庄内即有十几人。）但是到底历史也有它的选择性和经济的原则。（亦即是不绝对需要牺牲的时候，不会有人愿意牺牲。）今日香港也可以说是在资本主义形态之下，也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就不能勉强的要它向经济落伍的地区看齐，况且它的财富，差不多全是地产，以这些摩天楼和写字间作保障，造成商业信用，这港口的城市才能高度符合到资金流通、经理雇聘和服务共通的条件，成为一个国际贸易的中心。即是人民共和国在1960年间左倾至最高潮时，仍倚赖香港为进出口货物的门户。中国准备在十年内外收回香港，在这时候国内人士还不虚心研究两种体制如何可以协助合作，外交立场如何可以保全完整，秘密结社的地下活动如何可以防止，团结的力量如何可以从文化上及历史上的共通之处培植，偏要争辩虚有名目的社会体制，也可以说是不智之甚。也等于一个疲惫至极的人，有人牵上一匹马他还不骑，只因为马的颜色，不是他心爱的色彩。
说到这里，本论文也可以极简单的附带说及台湾的情况，台湾的条件，当然并非至美至善，但是在数目字管理的情形之下却又较大陆为先进，即以其人口为例：迄今大部居于城市之中。（全岛一千九百五十万，台北市则超过二百万，为百分之十强。1979年全省城市中人口为百分之四十一点九，现今有人估计可能至百分之七十三。）可见得大部人民的生活依赖国际贸易与国际商业有关的工业。其中则有一个很紧凑的组织，才能使目下外汇存底超过六百亿美元。如果这优厚的条件能动员为大陆建设的一种襄助，则为海峡两岸人民之福。可是如果不加思索，即以“国家体制”的名目，先想去打扰这已见功效的组织，则又为不智之甚中之至尤。也就是没有看清中国需要在数目字上管理的一个大问题的症结。
我之所以说历史之引用，尚未入时，则是今日之中国已经打开了一个多世纪的僵局，进入新时代，这规模之大，历时之久，为世界历史之所无。所以今人要引用历史事例时，也只能抽取其中适用的若干原则，决不能从头到尾如法炮制。因为历史上的现存事例，还没有这样一个庞大的轮廓可供抄袭。我所常举出的一个例子，则是荷兰民国成立时，采取联邦制。联邦海军，由五个集团（colleges）拼成。迟至1752年阿姆斯特丹还有它独立的邮政局。有一段时期，荷兰省甚至倡言，它有独立的外交主权，能和外国签约(17)（也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莫黎斯王子称定命论可蓝可绿，与四百年后邓小平所说捉鼠之猫可白可黑无异）。英国在光荣革命前后，所有改革，用立法和行政的程序少，而用司法裁判的多。也是避免以通令的形式，强迫一体照办，而系针对真人实事，在法律的面前，按公平的原则斟酌取舍，然后集少成多，造成系统。现代商业的体制从这种实验范围之下构成。美国将最基本的观念写成成文宪法，而由司法覆审（judiciary review）时决定新法律是否能与之衔接。这些办法，都可供中国参考。从威尼斯、荷兰到英国的历史看来，不论国之大小，一个国家开始以商业组织代替其农业组织时，无不对“国家体制”有了多少创造性的措施，甚至这“国家”的一个典型，也在长期中转变。中国的情形当然无可例外。这样的引用历史，才不至于陷至被动的地位。
让我再说一遍：这篇文字之夹杂啰嗦，则系因为题材广泛，而且其中很多因素，还没有澄清，更待归纳成为系统。可是我们若不怕它们的夹杂啰嗦，先将历史前端现在的趋势与动向看得清楚，则对其背景，也多一种认识，因之也对历史更存信心。从这观点看来，蒋介石的历史地位是很巩固的。其固定性由于中国八年抗战的事迹之不可磨灭。我们越把当日的困窘澈底提出，其情势也愈显然。邱吉尔对蒋毫无好感，他的二次大战回忆录每提到蒋，总是一派轻蔑的态度，尤其不赞成罗斯福之支持中国。1944年他行文与外相艾登（Anthony Eden），内中云：“把中国当作世界四强之一，这是一个绝对的笑话。”(18)当日也不能说他完全不对。只是曾几何时，即物变境迁，迟早看来，蒋介石及中国之抗战影响大英帝国显著。邱吉尔和他过了时的世界观对中国则关系至微。这一方面由于蒋介石造成了新中国的高层机构，使毛泽东、蒋经国和邓小平都能各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发挥其所长。反过来说，后人的继续努力，也使前人的功绩没有白费。这也是我一再提及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之旨趣的所在。
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要一百零一年才可通过。在这隧道里经往的人，纵活到九十九岁，也还不能陈述其全部路程。而只有今日路已走穿，则我们纵是常人也可以从前人的经历，描写其道路之曲折。如果我们采取这种观念，则很多以前对蒋介石的作为无从解释的地方，今日都可以找到适当的答案。
从各种迹象看来，蒋介石取得做中国领导人的地位，最先没有自动的作此打算。和他接近的人提出，他迟至1919年，还在打算去欧美留学。(19)最近不久之前出版的一部黄埔军校纪念册，在《黄埔军校大事记》里提出1924年2月21日，“蒋介石突然提出辞去军校筹备委员长职务，离穗赴沪”。2月23日的记事则称：孙中山在蒋介石辞职书上批复“不准离职”。至5月3日则称“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20)从这些迹象中已可看出蒋或因人事磨擦，或因意见不合，职衔未遂，起先就不是在一个十分和谐的局势中登场。
不论他以何种心情和手段做到军事政治领导人的地位，他一朝发觉身据要津，事实上很少给他有选择的机会。林肯曾在内战极端困难时说：“我的目的则是保全联邦。要是我能解放全部奴隶而达到这目的，我也愿做。要是我能让全部奴隶都不解放而达到这目的，我也愿做。要是我能解放一半的奴隶而保存一半的奴隶而达到这目的，我也愿做。”蒋介石与林肯的决心相似，而困窘则远过之。他已制造成一个高层机构的粗胚胎，却没有一个与他新政府衔接的下层机构，更谈不上两者间法制性的联系。要是说蒋不择手段，则是他的手段已由环境代他抉择，经常他做事时，一种情况，只有一种方法，让他同时能够维持他高层机构的粗胚胎。他之没有系统，则是中国的局面下好几个不同世纪的事物同时存在，谈不上系统。
陈志让说，蒋之拉拢军阀与政客，利用感情的激劝、金钱上的策动和自己的武力作撑持。(21)作者并未有意歪曲事实，只是这些不得已的办法，出于无可奈何，不能当作蒋的志愿与癖好。要是我们仔细考察其背景，则可看出他所能实际控制之至微。1937年抗战之前夕，国民政府一年的预算才十二亿元(22)。以当日三比一之汇率计算，值美金四亿元，也只能与一个中级公司的资本相比。在军事上面讲，则虽抗战时仍有东北军、西北军、桂系、粤系，山西之阎锡山，四川之刘湘、刘文辉、杨森，云南之龙云和卢汉。甚至还有些地方，战区内重要的军事会议尚用粤语交换意见。他们的下层既没有一个全国都能相互交换的公式与原则，则每个集团都是一个地方性的组织和私人组织，那又如何叫蒋介石与他们交往时，忽视这种私人性格？我曾亲自听到国军的一位将领诉苦。在他组织一个军部时，不能任用他想任用的人，此是一难，而有时他又不得不任用他不愿引用的人，此是二难。蒋介石的困难，则又数百倍于这位将军的处境，所以他也只能利用传统的“忠恕”，去包涵这种私人关系。
蒋所能实际掌握的，则是所谓“黄埔嫡系”，外国人称Chiang's own；蒋介石自己对史迪威谈话时也提到黄埔学生与他自己事业的重要。他对我们训话时，也就是期望我们做无名英雄，专心战术，以便尽瘁于下层工作。（以后我们毕业后，虽在战时要实际服务六年半才能升少校。）这种训诲不足，则再继之以宗教式的呼唤，甚至以必死相号召。上段已经说过我们即做军校学生时也并没有忘记个人名利，可见得一种组织之内，要个人完全放弃私利观的艰难。大凡一个社会和一个集团之内，个人私利已达到一种平衡而可以公平交换的局面，则为公尽善的精神，能够发生实际的效用，也比较容易鼓舞提倡。即是黄埔初期学生参加东征之役时，因为全部生员都未受名利的沾染，与这种理想的情形接近，因之攻惠州时前仆后继，具有革命军的精神。以后黄埔学生既为国军将领，又与过去的军阀为邻，同时中国的局面也未能做到各种私利能自由交换、个人的功绩通被认识的局面，尚要他们保持这种精神，就不免困难了。如是这也产生历史上一种离奇的现象：蒋介石之不能澈底发挥他的能力，是由于他的成功过于迅速。他还认为自己是革命军人，旁人已经认为他是国家元首，而要他对一个现代国家的功能负责。他之管及庶务，则是因为下面没有一种适当的组织。很多人责备他不注重组织，可是又逼迫他准备不及时去对付日本。那他也就只好以个人的力量去拉拢当中缺少法制作为连系的各种因素了。
蒋介石被批评为纵容部下贪污，按理他没有破坏自己的系统之道理。只是当日后勤的组织，实际上挂一漏万。即军事上的经理，也部分的采取承包制。例如十四师在马关县，附近居民的骡马，已被我们征调一空去运送最基本的补给，如弹药及食盐。这时军政部纵有能力供应我们各项需要，也无交通工具使物资能够下达。所以1941年的夏天，我们的士兵每人领有棉布制服一套，此外并无一巾一缕，足供换洗。只能在雨季中偶一的晴天，由我们带着士兵在河畔洗澡，趁着将制服洗濯，在树枝上晒干算数。到九月份，军政部又发给每人衣服一套。所发的已非实物，而系代金，由师部设法就地采购。其实发下时法币贬值，钱数也不够，本地也无处购买。好在我们师里也是全面缺员，于是师长命令一位军需，化装为商人，往日军占据的越南，购得白棉布若干匹，回头用当地土法蘸染为土黄色，交各村庄里缝制成短袖短腿运动员式的制服，以节省材料，这样我们的兵士虽仍无内衣与外衣的区别，总算才不致裸体在河边等候衣干了。至于制服是否合式，账目如何交代，都无从考问。师级以上的战区和集团军司令都在这种承包制下半公开的集体经商，更不能禁止。重庆、昆明、柳州间很多的“通讯处”和“办事处”也就是这些半官半商的堆栈和分店。总而言之，传统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一个能全面动员、对外作战的体系，这时候无中生有。蒋介石的高层机构全靠牵扯铺并而成，既没有第一线第二线的纵深，有时也官商不分。当然，所有情事尚不是如此简单，他一定坚持的话，也可能选出一两件贪污特注的案件雷厉风行的惩治。只是当时全国都捉襟见肘，承包制又如是普遍，那样的惩罚也不见得能有功效，而只是徒然暴露自己的弱点而可能使自己更不能下台了。
蒋介石对国内社会的成员，采取兼容并包的办法，举凡北洋政府的遗老、已被褫夺兵权的军阀、社会名流、重要绅商，或在他的政府里担任名誉上或实际上的职务，或被他推崇而拥有优厚的社会地位。但是他对于共产党党人及左翼作家则毫不假借。并且于1927年的宁汉分裂开始，极力排共。这中间虽然经过抗战初期的一度国共合作，但是除了一段极短的时间之外，两方总是貌合神离，终至决裂，并且内战期间两方的下端都有不择手段的情事，有些也记入外国作家报导之内。
今日之治史者很难断定谁是谁非。可是历史家又不能自命为中立，因为他们的任务，则是阐述各种情事之背景的真意义。要是他们对众所周知的事实还规避，那也难能达成他们的任务了。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时间因素的重要。卷入国共冲突的人物，自己在历史后端，把当时事看作历史的前端，因此和我们的眼光不同。我们则站在他们的前端，连所有宁汉分裂、国共合作、二次内战都是历史事迹，至少有三四十年的距离。因此他们视为的道德问题，今日我们可以视为技术问题了。
我也要在此申明：所有历史上的内战，都只能用技术的角度分析，不能以道德的成分作结论。即纵是美国的南北战事，其中有种族及奴隶的问题，牵涉道德的色彩，可是今日分析南北战争的原因，首先就要在技术上考虑北美合众国这“联邦”的真意义，不能首先就说北方都是好人，南方都是坏人。这和1861年的观点，当然不同了。
上面我也说过：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阴阳的总和，不能分割，也无法转让。当日在这种条件之下，蒋介石以埋头苦干、忍辱负重自勉，对内则凡参加他运动的人即来者不拒，对外则尚要考虑英美各国的区别，而在这时候中共却提倡阶级斗争、“痞子运动”，向苏联一边倒，也就是否定他的一切作为，那也难怪他把他们视作寇仇了。所以内战期间，他的军事机构，称为“剿匪总部”。他之株连左翼作家，以1920年代“清党”期间为尤甚，也是基于此种逻辑，在他看来，他包涵容忍，是一切事物的“保全者”（preserver），中共以毛泽东为代表则是一个“破坏者”（destroyer）。要是他又容纳某种分裂运动，则他就难能指挥自己部下的将领和士兵了。
蒋介石表征着历史上的一种现象。我们写历史的人，可以毫无疑问的赞扬他的伟大，因为他的气魄，就代表这种现象和运动牵涉的幅度及纵深。但是不能说他所做事全无差错，尤其不能说他所做事都可以为后人效法；因为他活动于一个极不平常的环境之内，他的手段，并不一定就是他的目的。同时有些今昔之不同，尚是他自己的运动之所创造的成果。
我所说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一个新中国的高层机构，毛泽东和共产党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首先一定会被人非难的。旁人就可以说这些论调不合于逻辑。毛和蒋不仅在战场上相见，并且彼此都用最不堪的字眼形容对方，那又如何能说他们在合作？
但是什么是逻辑？逻辑无非是使一种事物或者一种组织或者一种运动中各项因素在语言间能够互相衔接互相支援的一种韧带。蒋和毛都在革命期间领导一种群众运动，当然他们都只顾及这群众运动内部组织与协定的能前后一致。他们人身方面（personally）或为对头，但是在历史上他们前后的成就却能够加得起来。并且所述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也不一定要原封不动的交代，只要具备其社会条件即可。毛泽东和中共造成的低层机构，扫除了农村间小规模放债收租和官僚政治编排保甲以真理由上至下的习惯。可是“文革”期间，他又倚靠暴民及痞子运动去强迫执行他理想上的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才弄得乾坤颠倒。这农村组织的根底，则仍可以改造利用，作为新中国法治的基础。
总而言之，中国一百多年来遇到的困难，则是问题之庞大，时间之紧迫，以及内外压力之令人喘不出气来。这种种情形都为以前历史之所无，尤非个人经验可能概括。如果现存逻辑不能包括中国人民针对这种挑战的各种狂热反应，则不妨借哲学和神学的力量替代。世界上事物之有“正”、“反”和“合”，也不始于“唯物论辩证法”。印度的婆罗门教，即认为“保全者”可以维希奴（Vishnu）作代表，“破坏者”可以薛瓦（Siva）作代表，他们彼此却都源始于婆罗门（Brahman）。这种说法也就是利用人身性格（human attributes）去阐述一个大宇宙继续运转的力量。也就是以美术化的办法，去解释在大范围之中很多相反的因素终能融合。中国的革命既是超世纪的事迹，也要在人身经验之外创造新逻辑。
我写这文的目的，不仅是希望确定蒋中正先生的历史地位，更是因为这问题不解决，中国现代史便留下了一个大空洞。而现存“历史”，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不外袁世凯错，孙中山错，蒋介石错，毛泽东错，邓小平又错，而可能蒋经国也错。这样的历史，读时就抬不起头来。而一个外国大学的研究生，即可以将一篇博士论文，否定中国万千人士冒险牺牲的群众工作。这种情势，对美国亦为不利。如果中国现代史确是如是，则美国承认的中国政府岂非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并且美国政府宣扬希望中国和平统一，旨非制造两个中国，又凭什么作理论的根据？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长期革命，若是至今犹在十里烟雾之中，美国之旅游者岂非到中国去参观一个迷惑世界？美国的银行家工商家在中国投资，若不是因为基本的条件业已具备，可以在经商之中，顺便参与固定中国的商业习惯的工作，则岂不是白费功夫，自找麻烦，冒不必要之险？这中间种种问题都是由于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顾忌太多，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以致在著书论说时，也把我们的立脚点，摆在一般政客、外交家、国际贸易主持人和游历观光者之后。
对我家庭讲，先父的种族观念因为革命成功，业已过时。但是他既命我名为“仁宇”，则以推己及人之心在著书立说时扩大其范围，针对世界而言，应当也符合他的遗志。即使今日我为美国公民，也要告诉所有美国人，如果中国不能适当的找到它的历史地位，绝非人类之福。所以我更不能不尽我所看到的、听到的、阅读到的和想像到的，据实直言。
我第一次看到陶希圣先生，则已在半个世纪前。1937年我在南开大学做一年级学生，他到天津来演讲，我就得瞻风采。又真料不到前年去年在台北再看到他，而他仍精神灼烁如故。今逢九十嘉辰，屈指百年人瑞可期，这篇论文讲到中国长期革命业已成功，也可算敷切情景。目前以展开视界为前提，说得唐突的地方希望先生见宥。最后则要引用先生近著里的小段结束本文：
在文革失败公社瓦解之今日，邓小平非改革不足以图存，要改革就是从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转向“以城市领导农村”的道路，谋求工业革命，以救死求生。
时至今日邓小平标榜“门户开放政策”乃是大势所趋，必然的方向。(23)
这文字的目的也无非阐述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从这点追溯上去，则不能不确定蒋介石的历史地位，其目的不是“褒贬”陶先生的居停和文字间的挚友，而是让人们公认中国现代史里一段无从忽视、不可或缺的重要一节。
原载《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杨联陞、全汉昇、刘广京主编，台北：食货，1988.4）下册，页665—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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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我写的《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载《知识分子》（纽约）1986年秋季号，pp. 29-44。英译载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 20，No. 1（Armonk，N.Y.），pp. 51-122。
(2) Howard L. Boorman and Richard Howar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II，p. 126。
(3) C. Martin Wilbur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ed. John K. Fairban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Vol. XII，p. 553。
(4) Donald A. 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Revolution of 1926-1928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6），p. 44。
(5) Harry S. Truman，Years of Trial and Hope（NY：Doubleday，1956），p. 83。
(6) Theodore H. White，ed. Stilwell Papers（NY：Sloane Associates），p. 214。
(7) 《毛泽东选集》（1966年，北京版）卷一，页197。
(8) 书为Loh，The Early Chiang Kai-shek，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1887-192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9) 资本主义这名词最初以现代方式使用者，似为法国社会主义者蒲兰克（Louis Blanc），马克思即从未使用。见Fernand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III，Wheels of Commerce，Sian Reynolds trans.（NY：Harper & Row, 1982），pp. 237-238。
又英国历史家克拉克爵士，则称资本主义即系现代经济制度。见George N. Clark，The Seventeenth Century，2nd ed.（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p. 11。
(10)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迄今仍没有一部完美的著作，将之从头至尾澈底阐述。我的几篇论文，也只挂一漏万的提及，见《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以上见页264注①。《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载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上海古典，1982）pp. 115-130，又《明史研究通讯》第一期（台北，1986）。我即将发表的China：A Macro-History（M. E. Sharpe）也多次提及这种政治制度的设计。
(11) 虽说我的意思和若干专家的不尽相同，我自信以学术综合性（inter-discipinary）的方法读史，使我的结论不至与现实发生很大的距离。我最近的两篇论文为《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食货月刊》十五卷七、八期（1986），英译载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 19，No. 4（1986）及《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宣读于1986年台北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
(12) 关于田沼意次财政经理的情形见John W. Hall，Tanuma Okitsugu，1719-1788，Forerunner of Modern Japan（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我对于其他几个国家转变过程的分析，归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个重点上的综合》，载《知识分子》1986年夏季号，此文又以《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为题载于《食货月刊》十六卷一、二期（1986）。英译载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 20，No. 1，pp. 3-50。
(13)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NY：Wm. Sloane Associates，1946），p. 127。
(14) 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NY：Harper&Row，1982），p. 88。
(15) 《毛泽东选集》卷一，页18。
(16) Hinton，Fanshen：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ne Village（NY：Random House，1966）。
(17) Herbert H. Rowen，The Low Countries in Early Modern Times（NY：Walker，1972），pp. 191-197。
(18) Winston S. 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VI，Triumph and Tragedy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53），p. 701。
(19) Tse-tsung 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Co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 343。
(20) 黄埔同学会编《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册》（1984），页107。
(21) Jerome Ch'en，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 146。
(22) Arthur N. Young，China's National-Building Effort 1927-1937：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Hoover Institute Press，1971）。
(23) 陶希圣《中国之分裂与统一》（台北，食货，1985），页152-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