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本集子收录了我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过的三十三篇历史文字，发表的时间自一九八七年年初到一九八九年夏天。所包括的内容自先秦至元末。其重点则在具体表彰中国历史有它的特色，前后连贯，通过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阶段，各篇虽大致以人物传记之体裁为主，所纪事之影响远逾当时人之人身经验，积累之则与我们今日之立场仍然有关。
自明朝至现今的一段，原拟定也照同样体裁叙述，只因历史的进展成螺线式，愈至后端积累的分量愈重，内容也更复杂，其安排不容易保持文艺副刊的风格及篇幅的限制（即是现今各篇也有这样的趋势，经过《人间》前后编辑陈怡真及季季两小姐之策划才克服技术上之困难）。所幸已有《放宽历史的视界》（允晨，一九八八）一书，也由作者执笔，虽然体裁不同，其内容则概括明初至现今，总算能在时间上衔接，也可以当作本书之续编。“开场白”里所说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之汇合，则由《放宽视界》交代。于是也使作者避免了专学大人物之坏习惯的罪名，有如效法胡适先生著书只有上册不见下册的作风。
幸与不幸，“赫逊河畔”这一专栏经过《人间》问世之日，适值大陆两度学运起伏之时。天安门风波之后有朋友问及我的观感。首先即要申明我对中国现代史的三段看法至今不变。此即蒋介石及国民党因抗战而替新中国造成一种高层机构，毛泽东及中共因土地改革而造成一种新的低层机构，现今政权之主要任务则在借着经济改革重订上下之间法制性之联系，促成中国全面进入以数目字管理之方式。这样的解释已附入北京版《万历十五年》重订本（一九八六及一九八九两版）之卷尾。
从天安门风波之前后各方面所表现的意见来看，很多人士已经迫不及待的责成中共表现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府之效率及风度，这种要求未及顾虑到历史上之背景，不免忽视技术上之困难。但是这次风波也暴露着几十年来用意识形态代替历史之后果。恐怕不少高级干部尚不能彻底明了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任务，才会用道德之名义去掩盖技术之不足。
作者已在不同的地方写出，一定要质问今日大陆的作风是否已渗入资本主义的性格或仍保留共产主义之旨趣，已无实际之意义。当今最重要的工作，即是使财政与税收商业化，因此必使民间经济也构成类似的组织，做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凡此只能从加强信用、固定私人财产权着手。本书已说及宋代王安石无法做这样划时代之突破，终至技术方面的成果被放弃，只有意识形态之抬头，可作例证。
历史为承前启后的一种纪录，如果其写作不针对现在之立场着眼，即虽为原始资料，其观点业已过时；如果写来只有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也只代表作者和读者对历史的反应，并非历史。今日中国大陆最大的毛病出自价格的双轨体制。有如一吨钢可能售价七百元，也可能售价二百元。公营工厂的产品由政府收买价格低廉，不合格的抛售于自由市场，反获利四倍以上（纽约《知识分子》一九八六冬季号页五九），因之官僚采购“滥用权力和忠于职守甚至无法区分”，其结果则是“三分权力经济，三分关系经济，剩下来的四分才是货币经济”（北京《经济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十一期页一九、第十二期页一八）。这种现象之由来则是中共执政之前三十年的财政税收政策用“剪刀差形式”，以低价向农民收买粮食，在配给市民的时候，也尽量的压低工资，有了两头的克扣，才能不借外援，筹措了一个国家建设的基金，亦即是所有的公营事业都带着一种津贴的性质。经济改革之后，“承包到户”，才开始有了一种民间经济，也实用于自由价格。因此“开头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仅是产生了上述之怪现象，尚非当今政权之过失，但是不能着手解决这种种问题，反用意识形态去包瞒阻碍事势之合理化，必无从持久。
本书乃为一般历史读物，作者亦非经济专家，更深知经济改革之风险，可是反面说来，现代经济之要义即为承担风险，所以全面借债全民都“寅年用卯年粮”的去提前生产，提前分配，采用新的科技。要是一个国家采取“千金之子不立垂堂”的态度也永远无法现代化。经济与财政发生双重体制，也不始自今日，本书已举出唐朝之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宋朝之王安石、蔡京与贾似道，元朝之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即明朝之张居正和刘瑾，各人人品不同，职位相异，也蹈他们之覆辙。作者著书之目的既非迎合群众心理，更非讨好于少数人物，但是总希望有些实用之价值，即提供上述一点亦可见得中国长期革命之规模宏大，连最后之一段重订上下之联系也要打破一千多年来之习惯与作风。如果这样的一个观念能被广泛的接受，则作者已是心满意足。我们越是把过去不合时代需要之出处搬盘过来，愈能增加今人之勇气与希望。杰佛生（Thomas Jefferson）说：“世界属于生存者（Earth belongs to the living）”，旨意在此，这也是本书的目的。
一九八九·八·廿一于美国赫逊河畔
原载《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台北：时报文化，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