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纽普兹（New Paltz）的一个村庄里。这地方靠赫逊河（Hudson River）西岸不远，是纽约市及纽约州州会奥本尼（Albany）公路上的中心点。这村庄在一座小山之上，四境土地呈波状起伏。地质的主要构成因素是页岩。页岩也称泥板岩，原来是由泥土经过高度压力而成，状似灰黑色石块，只是质地脆弱，一碰就碎。它特别恼人的地方是到处都有，即使是挖一个阴沟，或是整理一处地基，也都会碰到它。一九七三年中东战事爆发，原油价格陡涨。美国又在前一年将小麦及玉蜀黍大量廉价卖给苏联，所以这时候自己供应不及，物价直线上升，甚至影响到面包、肉类、蔬菜的价格。我们靠薪水收入的家庭无一不受其苦，于是很多主妇都自行种菜。一时间每个家庭后面原先用来栽花种草的空地，都成了菜圃。我们家也跟着照办。一年之内，我们吃了不少自己种的小白菜、丝瓜和西红柿。可是开掘泥土，要弯身用手铲，我和我太太的皮肤，都被这页岩割破，连种菜用的小刀、铁铲，也折损过半，花费时间不说，加上喷水除莠，及支付水费，还有种子、肥料、防虫剂的本钱，则所省也无几了。所以一到第二年市场供应情形好转，我们这自动下放做农民的兴致又直线下降。过了不久，村里人人掘土家家种菜的风气也稍歇，一方面显示了一般美国人趋向时尚、见异思迁的习惯；另方面也确是经济力量的驱使。合于利则行，不合于利则止，无从勉强。
但是纽普兹虽不是种蔬菜的地方，却是种苹果的好地方。可能因为此地的阳光水分温度，都和苹果相宜吧！而苹果树根也有能力透过页岩层吸收地下的水分及滋养。所以这村庄十里内外到处都是苹果树，成为本地最重要的资源。苹果树不能持久，几年之后，就得砍去，另种新苗，不管是砍伐树干、或是喷射防虫剂，都是打电话找专人来解决。所以种植苹果虽属农业，但却无异于商业经营。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到收获的季节，即有承包商以巴士将摘苹果的劳工大批载来，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都是中南美洲人，操西班牙语，也只有工头才能带领他们。食宿问题，都自行解决，不惊动本地居民，并且来时即工作，苹果摘完装箱后全部员工即时离境，爽快利落。纽约的苹果，行销各州，也等于加州的橘柑、佛州的橙柚一样。因为交通便利，各超级市场又大批整买，统一倾销，所以各处价钱相差无几，我们就算近水楼台，也不一定能够廉买。
一个敏感的读者看到这里，就知道以上所说不仅是纽普兹和苹果树的情节，而是勾画着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样态和做事的程序。
我在这村庄内外散步的时候常常想起，要是在中国南方，纽普兹的土地必定也要大部开拓为水田。一方面要堵截山上的水源，一方面要汲引山谷下的水来灌溉低洼地带的田地。这页岩也只好一块一片的用手清除。这样，人民的生活怎能不艰难？用我们自己种菜的经验，也可以想像到中国农村经济情形的一般了。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及早实行资本主义？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用很多层次，才能解释得明白。
第一点，一个国家的历史，与它天候地理有很密切的关系，加上很多事情时间上的汇合（timing）。中国因为天候地理的需要，初期统一，实行中央集权，政府扶植无数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的基础，所以人口密度大，农业的特征是高度的精密耕作，主张各地自给自足，视粮食生产为主业，其他都为末业。从战国到汉初，这些条件还可以当作一时之策，但是经过两千年接续不断的维持，上述诸条件，都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仅法律和家族制度支持这些经济条件，就连科举制度和社会习尚也都支持它。即使在明末清初，可能在中国发现一处像纽普兹的土地，也不一定能让它十里内外一体植苹果。即使种了也无人整批购买，无法集体采摘推销。我们还从各地方志上发现历史上有些“好官”，看到民间种植栗子、烟叶、棉花等商品农作物，竟命令立时拔去，改种稻粟，可见得这种历史上的大问题，牵涉到技术及思想者各居其半。这里面有很多根深柢固的因素。
美国开国之前，为英国的殖民地，纽约州在英国势力尚未巩固之前，尤其赫逊河畔一带，尚是荷兰人开拓的地方。这地方地广人稀，它的历史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土地所有权集中，后来经过无数分割买卖，才有今日的形势，但是农场和园圃，仍是以两三百英亩为单位，不像中国一亩两亩支离破碎（中国一亩约等于六分之一英亩）。二、纽约及新泽西州有些地方是清教徒移殖之地。纽普兹村庄则是十七世纪法国新教徒“休京拉”派（Huguenots）所草创，在政治经济的意义上讲，当日新教徒即已象征着一种反抗中央集权的趋向和运动，“休京拉”派尤其尽瘁于各种新兴企业。所以这些立场，都和中国传统相反。美国大规模的内部改进（internal improvements）即是联邦以公款修筑公路发展交通通信事业，尚在十九世纪初期，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展开并行，纽普兹的果园也在这时候创设，所以能利用这优势的环境。
但是以上是一个特殊例子。要整个检讨资本主义何以未能实行于中国，我们还要从这些背景因素之外，看清资本主义本身的特质。
严格言之，“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至今没有公认的定义。亚当·斯密仅仅提出在增进人民的财富时，“商业的系统”优胜于农业的系统。马克思虽在著书时称“资本家”及“资本家时代”，也没有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我倒觉得英国历史家克拉克（Sir George N. Clark）所说，最近性理。他说：“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去概括现代经济制度，是十九世纪中叶社会主义者所创行的办法。其所解说的一种社会形态，内中最有权威的乃是拥有资本的人。”
什么是现代经济制度？以纽普兹的情形为例，我们也可以看出其中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资金广泛的活用，如果我们彼此有剩余资金，必存集于银行。银行即将之挪借投资，此来彼往，资金永无休歇之日，有时出进之间，尚产生虚数，形成信用膨胀。二是产业所有人雇用经理，他营业的范围，超过本人及其家属足以监视的程度。三是属于服务性质的事业，有如交通、通信、保险等共通使用，用之商业活动之所及，又超过各企业自办自用的限度。这三个条件之所以能充分发挥，乃是商业信用（trust）业经展开；而信用则必须有法律在后面支持。倘不如此，谁敢把成千成万箱的苹果，凭一个电话的指示，运给几百里外的收货人？又有谁敢开银行，将存户的款项贷与果场的主人，让他去安心经营，等他收获之后才算账还债，况且这果场主人的地产有一半还典押在债权人身上？
因为这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由以上三个条件所造成，它必然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西欧资本主义推行的时候，就需要由国家以商业性的法律，逐渐推行到全民。不仅遗传法、破产法需要符合商业社会习惯，甚且对监守自盗者的处置，虚枉欺骗者的惩罚，与强迫履行合同，都要能切实做到。因为这些法律同时也施行于商人集团之外，所以农业组织也要向商业作风看齐；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即在西欧，因为这一套新制度与中世纪宗教思想和社会习惯大相径庭，所以也曾发生过无数的冲突。我们也可以说，很多趋向现代化的战争和革命，都与此问题有关。如果我们不用意识形态的字眼，单从技术角度检讨这段历史，也就可以说资本主义如能推行，社会里的各种经济因素（包括动产、不动产、劳动和服务）都要能彼此互相交换，私人财产也要有绝对的保障，然后这社会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再简洁言之，即全民生活，都听金钱制裁。国家订立财政税收金融政策，即已包括道德观念和社会习惯在内，在执行时，除非立法错误，不能临时在半途又撞出一个道德问题。这样才能符合韦伯（Max Weber）所说：“现代合理化的资本主义，不仅要有技术上生产的能力，而且还要有能让人预为筹算的法制，以及经理上正式的规则。”
西欧资本主义的最先进者是威尼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城市，处于一个海沼（lagoon）之中，受大陆的影响轻微，中世纪后，当地贵族都变成了重要绅商，或者受政府津贴。全民十万口左右，壮龄男子，都有服海军兵役的义务，陆军倒以雇佣兵（condottieri）为之。重要商业又系国营，城中咸水又不便制造，于是尽力经商。虽匠役寡妇，也可以将蓄积加入股份（colleganza），水手也能带货。这样一来，一个国家就是一座城市，这一座城市又等于一个大公司。民法与商法，也区别至微。《莎氏乐府》里面的《威尼斯商人》称两造合同预订借债不还则割肉一磅作抵偿，到时法庭就准备照约施行，虽说是夸大讥讽，暗中却已表示威城以商业性的法律作主宰，信用必须竭力保障的背景，这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真髓。
十六世纪之后，荷兰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荷兰正式国名为“内德兰王国”（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荷兰不过是当日七个省中之一省，只是占全境人口三分之二，又负担全国经费四分之三，是商业财富的中心。内德兰经过几十年抵抗西班牙而独立之后，行联邦制，使经济发展前进的地区，照商业习惯管制，其他随现状改进，这样经过无数周折，而且荷兰的农业也重畜牧，不重谷物生产，与商业习惯接近，荷兰才能逐渐完成全国实行资本主义的体制。
继荷兰之后，英国成为杰出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国家农业基础强，它的“普通法”（common law）以农业习惯为基础，凡是以前没有做过的事统统不能做，所以相当保守。一到十七世纪，世界局势变化，英国也迭遭折磨，经过英王与议会冲突、内战弑君、改为民国、行独裁制、复辟及第二次革命各种事迹。今日看来，其症结在经济因素互相交换的程度不够，不能全国在数目字上管理，所以才引起宗教信仰、王权与民权种种问题。一六八九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即无此趋向，因为几十年动乱之后，下层机构中的地产所有权，逐渐规律化，上层机构也承认“议会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原则。而上下之间，也有普通法逐渐容纳“公平法”（equity）的妥协方式，也就是一般与现代社会有关的问题，照商业习惯办理。这样一来，农业生产与商业交换并为一元，内地与滨海的距离缩短，一个国家可以像一个自由城市一样的简单紧凑，首尾相应；英国用这资本主义的组织做本钱，竟称雄于世界好几个世纪，进而逼迫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照样仿行，正如克拉克所说，让资本家在社会形态中享有威权者。或者渗入国家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的约束私人资本，成为社会主义。两者纵不相同，但在下述几点上是完全一样的：法律须保障私人资产，鼓励资本流通，经理雇用、服务性质的机构共通使用，促成互相交换使得全国能在数目上管理。
一九三九年毛泽东说：“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种没有历史根据的见解。资本主义除非确实的控制司法权和立法权，使政府尽其功能，支持商业信用，不可能说是已经在某一个国家立足。商品经济缺乏这种组织能力，也不能成为一种运动，亦即是无法孕育资本主义。称之为“萌芽”，实无意义。因为资本主义的形成要透过国家体制，又要社会全民支持，还常常影响到宗教和信仰，绝非“缓慢的”或者自然而然可以发育成长，前述三个例子以及其他尚没有提及的例子，除了威尼斯情形既简单又特殊外，其他无一不经过内外煎逼苦斗改革而成功。就是连威尼斯也因为它我行我素的与教皇冲突，多次被开除教籍，并不是完全没有遭受险阻艰辛。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几千年来重农抑商，所以改革尤难。
毛泽东称中国社会为“封建”，也待辨正。中国只有商周之间称得上是封建时期。明儒顾炎武说：“封建之废，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所以秦后统为“郡县制”，亦即是中央集权。中国古代封建，与欧洲中古之feudal 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代的“幕藩”，虽然时代差异，组织结构不同，但基本上也有若干相似之点。此即是地方分权，倚赖军事系统作它自身的体制，爵位世袭，掌管封邑的贵族，不放弃土地所有权，既为地方首长，也是大地主。这与明清之中央集权，地方官由中枢派遣，重文轻武，土地零星分割，自由买卖，社会流动性大的情形可说正好完全相反。很多人之所以坚持中国近代仍为封建，一方面固然是便于因袭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历史公式，另方面是认为封建代表着落后，而中国不管是周衰也好，明清也好，总是不合时代，所以用不着仔细计较。
殊不知中国近代的官僚政治（bureaucratism），表面上要较封建或日本的幕藩时髦得多，明清尤其是如此。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照各地“大名政权”（即分藩的各诸侯）的办法抽收近百分之五十的田赋。新政府也发行钞票及公债，筹办实业，扶植私人资本，具有资本主义的色彩。但是维新后二十年，田赋所得仍占政府收入之最大宗，也就是说新政府能利用农产支持它的改革。中国的田赋，迄至清末，每年有三千三百万两收入底账，但实际上收支零碎，人民摊派或有余，而入库则不足。即算三千三百万两，以总数二千县计，平均每县不过一万六千五百两。县长的薪水通常接近二千两，其他薪给赍付上级衙门公费等，也只能维持旧型式的官僚政治。民国成立以来，田赋始终未对中央财政发生作用，政府缺乏适当的收入，为政局不稳的最大主因。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农业国家，竟不能从农业上获得适当的收入，实为世界历史所罕见。这种现象不能以“封建制度”这个名不副实的名词去冒充解答。况且依据各处方志所载土地分割使用，零星杂碎，历史家更不应以“膏腴万顷”、“田连郡县”等土地集中的假历史资料去搪塞（要是真的土地集中到这程度，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可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在一九八六年岁暮，上面所叙各种情节，大部分已像雨过天青般，随着过去的雷霆霹雳一扫而光了。读者只要闭着眼睛一想，中国在一九八〇年代一定和一九二〇年代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差别的重点，即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如用另一种方法来解释：中国全面与列强冲突，始自鸦片战争。战事始于一八四〇年，距今一百四十七年，快要到一个半世纪。要是我们拿着这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分成无数细微末节，凭着片面的见解去分析，读来一定令人切手蹙额，总离不开愚人蛮汉做坏事的观感。可是把这一百多年来的事迹前后连贯起来综合检讨，则所得的印象，又会截然不同。好多事情，很像是接二连三的失败，但是实际上失败之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却又成梯度式的前进。这一百四十七年来最大的一个进步，即是当初中国完全不能从数目字上管理，皇帝也不知道和英国开战要用多少兵，人员如何调度，要用多少饷，钱粮如何筹措，到今日中国仍不能说是凡事即能有效的合理处置，但是至少已开始在数目字上管理。
现代战事及群众运动，要动员很多的因素。这全面动员之后，当初很多不平衡的地方，会因事势上的需要，趋向平衡。很多以前被掩饰的弱点会因之暴露。被阻隔的地方，因之而疏通。其程序有时尚出领导人物意料之外。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可以说是大日耳曼主义和大斯拉夫主义在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可是终战之日，德奥既败，沙俄也败，需要善后的时候，几乎与当初威廉第二及尼古拉第二动员宣战的宗旨毫不相干。这主要是因为专制皇权（autocracy）跨地过广，组织不符时望，所以统被清算。第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时，乃因希特勒要提倡他的人种优秀说，他还一定要替日耳曼民族，在东欧开辟一个“生存空间”（lebensraum）。可是这运动一失败，不仅纳粹人种优秀说瓦解，而且全人类平等成为此后世界公认原则，连那些没有被战祸波及的地方，也一体通行，殖民地全要铲除，不仅为希特勒想像之不及，也非张伯伦、邱吉尔所能预料。
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超过单纯的国际战争。但是历史上的大问题几经波折之后，要在实际的条件下找到适当的解决，则彼此都是一样的。近数世纪以来，世界上一般的趋势，是交通发达，技术进步；这潮流强迫闭关自守的国家门户开放，以农业组织作基干的旧社会实行改组，开始商业化。随着资金流通，经理雇用，服务性质的机构共通使用的原则，每一个国家才能将它内部公私的利益融合为一元。这种商业化的组织，随着生产进步，越扩越大，也绝不是坚持农业习惯，以狭义的平等的原则，作一成不变的组织所能阻挡。纵是后者能使其国民衣食无缺，其人民也不甘心在技术拙劣人文因素简单的条件下过日子。
我已经说过，一定要澄清今日中国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已无意义。孙中山先生在六十多年前著书，就说及中国一方面固然要节制私人资本，一方面仍要扶植私人资本。因为这六十多年来中外的距离越来越大，今日的中国尤其应该扶持私人资本。即使以国家资本开拓庞大的企业，也仍不能缺少民间企业作第二线第三线的支持。要加强其支持，则必须保障私人财产，使一切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这程序已由事实证明，不容任何意识形态加以否定。这也就是前述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之一部分。
针对以上的情形讲中国历史，应当重新订正。
历史上的真人实事，是不会变化的（除非过去传闻错误，可能因新证据发现而修改）。但是资料的取舍，因果关系的布置，随作史者及读史者的立场而转移。著名的经济学史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说过，历史家铺陈往事，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今人的立场解释得合理化。现在中国既然是雨过天青，假使作史者和我们一样相信今后国家的策略是将全面组织商业化，以便一切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而所写历史却又离不开阶级斗争的立场，视资本主义为畏途，企图保持某种意识形态上的“纯洁”，那也就是自我作对了。
况且中国的历史，过去以传统官僚政治的目光进行编撰。我写的一本《万历十五年》已经揭载着这种立场的特征。总之，传统中国在技术尚未展开之前，因迫于环境，首先就实行了中央集权，因此下面的统计无法着实，各地区的特殊情形也不能全盘检讨，只好先造成一个理想的公式，笼罩在这亿万军民和犬牙相错的疆域上，所以真理总是出自上端，皇帝的面目为“天颜”，他的指示即是“圣旨”，丝毫不容辩白。官僚集团只要能维持他们彼此间互相承认的逻辑，对实情不一定要认真负责。道德既可以替代法律，礼仪也可以装饰行政。在这种情形之下，其所标榜的道德，也就浮泛而不着实际。用这种态度去修撰历史，我们今日无法全部因袭。
我认为，中国虽和西洋文化摩擦接触达百余年，直到最近才完成了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条件，自此中国历史，才正式与西洋文化汇合。在这关头重订历史，首先就要把丛错的事迹，针对今日着眼，并且追根究柢，回溯到公元以前初期统一的原因，加入中世纪以后国家愈注重于内向（introvertive）及非竞争性（non-competitive）的端倪，又牵引到鸦片战争后想要改造的艰难，最后才归结到今日。这样草拟的历史，属于“大历史”（macro history）的范畴。作者不斤斤计较于所述人物当时的贤愚得失，而只注意他们的作为，透过中国法制与社会，遗留给后代的影响。虽然叙述中尽量提及“负面因素”（negative elements），然而等全部叙述完毕后，我们如果再回顾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一定会叹赏中国人所创造的这一个政治经济系统之庞大。而且虽说改造艰难，却又在艰苦困难之中完成了改造的使命。这在世界历史中算是首一无二的事，古代文明之中，还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或社会可以望其项背。我们根据全部事迹去赞扬中国文物的伟大，岂不要比掩错饰过、颠倒是非的赞扬要来得真切而畅快？写历史的人实应采取这种观点。
然而以我一人之力，会有能力修订中国两三千年的历史？我现在说的修订并不是研磋考证，而是将现有史料，重新安排，注入新的眼光，做这样的工作需要的不是才华，而是视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在国军当过下级军官十多年，切身经历内地乡村的情形，也知道“壮士军前半死生”，实际是怎么一回事。以后又游历各地，凡本文提到的地方，或曾久居或曾暂住，总经耳闻目睹。最近几年，自己更亲临到被裁失业的危机，所以现在写历史，已经有了文题内外的生活作陪衬。凡所叙群众运动，饰过掩错，雨过天青，经济力量驱使等情节无一托之空言。至于书面上的知识，却只占准备的一部分。
这段“开场白”就此停笔，下文不久即见分晓。
原载《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台北：时报文化，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