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春天国军击败林彪占领长春后，蒋介石于五月三十日莅临大房身机场召集国军团长以上军官训话，并与各人单独摄影。那天我也在飞机场参与担任警戒，不知如何他专机上的人员和地面上缺乏联络，他也没有经过侍从开道引导，径自单独一个人在我眼前走过。他这时候距我不过三四尺，一面扫视着迎接的人员，一面喃喃自语：“好、好、好。”这数秒钟之内我有了一个不为统帅注视而单独在旁静眼观察他的机会。他面貌清癯，步伐并不十分稳重，显然是一个极端敏感的人，却绝对的受自己意志力支配。是以内情紧张，外作镇静。这两种力量之平衡，影响到中国多少亿人几十年的命运，那也怪不得有些人要把他形容成为一个天人和神人了。只侧眼旁观，我已无从否认一种无可形容的神秘力量之存在。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不能把他视作天人神人（这也是我直称他为蒋介石而不用尊称的原因）。可是我极想知道这神秘性格之来源。过去我曾有机会与跟他人身接近的如董显光、朱世明、曹圣芬、陶希圣和郑洞国诸人对谈，略识蒋之性格；可是侧面之观察，言人人殊。而且也只及于一时之表现，而不及于特性之由来。
我深觉得如果有机会参阅他的日记，必可解决中国现代史上不少的问题，可是至今无缘见及原件。现经传阅之件不仅经过选择，而且有了修改。刻下三种不同的资料有两种原供国民政府内部人员参考，一种为对外宣传之用，初看起来至难引为客观而可靠的历史资料。
可是要将现已公布日记中各段落仔细比较，前后对照，并且参引业已证明之事实，并和旁人所留下之纪录综合分析，却仍可得到不少的启示。
中山舰事件
比如说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广州发生“中山舰事件”。事后蒋坚持是汪精卫与俄顾问协同，预备将他劫持，绑赴中山舰送往海参崴。结果蒋先动手，夺取中山舰，反将汪放逐，于是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完成北伐前的准备。近人研究，汪精卫无意诱蒋，只是与蒋不相得，乃以军事委员会主席资格表示蒋在广州不受欢迎，希望他自去，恰巧此时中山舰来往广州黄埔间形迹可疑，引起蒋之猜忌，于是他采取行动；事后案情大白，他却无法认错，只得坚持计诱绑架之说。
现已公布之蒋日记亦未认错，却有好几处侧面与后说符合，例如当年三月二十日有“下午五时往晤汪兆铭”的记载，三月二十一日又有如下一段：
上午拟致汪缄，未成稿。自谓：“既不愿以伪侍友，又不能以诚罄我，故苦思难以执笔。”傍晚访汪病，见其怒气犹未息也。
他在前一日已见汪，当日傍晚又再见汪。为什么还要写信给汪，并且“苦思难以执笔”？“既不愿以伪侍友，又不能以诚罄我”，亦即是如不说谎，则只有自己吃亏。如果汪精卫真有绑架的企图，那他又何必两次去访问？那汪精卫还凭什么可“怒气犹未息”？而且蒋尚在低声下气的迁就他？
一个月之后蒋发表谈话，提及“中山舰事件”则说：“但这要等我死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如果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信这件事情。”同时他也说及：“你们只看法国大革命史，就可以晓得这回事情。”
蒋介石的作风及性格
数年前我在电视上看到黄埔第一期学生黄维（淮海之役被共军俘虏）发表谈话，称蒋为“一代伟人”，可是他对人的办法出于一种陈旧的方式，然则黄没有见及廖仲恺被刺前的蒋介石与他的通信说及夺取政权与实行主义系两回事，而且当时需要作主者为“中国式的政治家”。怎样成为中国式的政治家，平日不以权利与义务的区画造成体系，而以人本主义（humanism）的条件构成罗网。私人恩怨成为组织中之要素，作为一个领袖却又要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胆识去保全革命的实力。其实这一切虽未经蒋介石公开提倡，却已见诸其笔墨，有如“权力可以粪土，责任可以放弃乎？生命可以牺牲，主义岂可以敝屣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日记，甚可能事后修订。）“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一九二六年三月三日日记）“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日记）。
蒋介石至为景仰的一位人物为明代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张之所以能作非常之事乃是自视“己身不复为己有”。换言之，既以天下为己任，则不再拘泥于名节，这已不是投机取巧，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一种至大的牺牲。
蒋介石富于幽默感，年轻时放浪不羁，有做游侠浪人的倾向，一九二三年他自记“某日晨醒，自省过去之愆尤”，当中一项为“为人鄙薄者乃在戏语太多”。于是才立志重新做人。又直到一九二四年他奉令创办黄埔军校后他写信给胡汉民与汪精卫，尚自称“五六年前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以后批评他的极端攻击其伪善，恭维他的则极端的赞扬其虔诚。其实两者都未全错，可是彼此都只说及蒋之一面。
蒋一生行止之最大出处为代表改造过程中之中国。其所牵涉既已如是庞博，又值新旧交替之际，则不可能以“善恶”两字形容。我今日披阅他的文书，尚有情形特殊、时间紧迫和可能采取行动范围窄狭之感。所以我主张评论他之前先将他的行动与当时社会环境权衡，再用当中矛盾复杂的情形，推测他下决心时之心境。
我的经验，蒋之行事常缺乏前后连贯之逻辑，很多情形之下亦非其本愿。一九四六年国民党特务人员杀害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与闻一多，引起中外舆论攻击，杜鲁门去缄向蒋质问。很少人提及的是蒋因此下令枪毙云南警备总部特务营第三连连长汤时亮及同连排长李文山。当然两件坏事不能成为一件好事，这处置却暴露着蒋的矛盾与彷徨，蒋日记里也间常暴露他自己缺乏行动自由之痛苦。
我现今过目之蒋日记只有三个部下，受到他的赞许，此为汤恩伯、薛岳及戴笠。汤能揣测蒋之心理，为国军其他将领不齿。戴笠担当秘密任务，蒋称之“热心可嘉，实不愧为革命之信徒也”，写在戴飞机失事之后，此已不足为奇。但是薛岳具独立性，不受驾驭，西方之观察家常把他写成一个与蒋分庭抗礼之人物。蒋在一九四三年冬常德战役时记下：“此伯陵（薛岳字）之所以能为健将也，殊足慰焉。”可算是出人意外。
没有全盘计划的抗战策略
从蒋日记看来，他的决心全系自己所下，他不受任何人支配，可是我们亦不能因此称之为独裁者。他在战时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中央大学校长、农民银行理事长，尚且又系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处之主席。从这些职衔看来并不是蒋爱亲理庶政，而是中国社会尚未进化到现代的阶段，尤以大陆之内地缺乏工商业组织，无完善之税收制度。新式之银行机关学校，摆在千万个旧式农村之上，统成为社会之外界体。举凡内政金融教育亦不知如何互相协定。换言之，蒋介石所指挥的三百万至五百万军队（实际人数尚在估计中）为中国社会历来所无。亦即是蒋缺乏适当之社会架构在后支持他的军事，因之他只能自己挺身而出代替组织制度之不足。
战时外交也系蒋亲自主持。他之信任宋美龄及宋子文，亦只倚之为舌人及传话人。他的立场乃是“军事外交，在在堪虞，稍一失着，则崩溃可立至”。（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日记）因为他不倚靠职业性之外交家（这并不是对他们无礼貌，他亲笔信给郭泰祺与顾维钧，称之为兄，自署为弟），有时失算。
一九四三年开罗会议期间蒋令宋美龄拜访罗斯福，蒋夫人即提出借款十亿元，蒋夫妇均未悉罗斯福不说不字轻易应允之习惯，以为借款到手，当日下午蒋又偕夫人亲自再往罗处致谢。回国后更以政府名义颁发宋美龄青天白日勋章。但罗斯福见蒋后即告其子伊利奥调蒋为机会主义者，只是无其他人可以代表中国可与之合作，及罗往德黑兰见史达林后再莅开罗，更与史迪威谈及如蒋不可靠则当物色可以替代之人。而蒋夫妇犹以为借款有望乃将正式要求提出。适值此时，由英国策动取消原向蒋提出以两栖部队反攻仰光之计画。蒋因此计画取消亦不愿反攻缅甸。此两事同时发生，经过史迪威等渲染，即在华盛顿产生传闻，谓蒋借辞要挟，如取消两栖部队攻缅则须贷款。如既不攻仰光，又不供给款项，则中国亦不出兵。此传闻给蒋造成极不良印象，不仅借款不得，反使蒋失去不少美国亲华人士之支持。
从蒋之日记看来，他主持抗日战争始终无全盘计画。最初向上海日本据点进攻，希望给对方至大之损害，亦未注意防范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及至敌登陆成功，则苏州附近沿太湖区域所筑国防工事均弃而未用（李宗仁之《回忆录》谓撤退部队找不到锁工事之钥匙，但看来此系搪塞解说），直至对方即将兵临城下，犹谓“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日记）可见得此问题未有既往之筹谋。
他在南京失守之前曾写出：“抗战最后地区与基本战线，将在粤汉平汉两铁路以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记）此种想法言之成理，可是至此并未有在该地区作长期战之配备的计画，而且不止此也，翌年九江未失守前，国军在彭泽附近反攻局部胜利，又燃起他的乐观情绪，他已希望在江西阻截日军攻势。日记云：“鄱阳湖与庐山自宋明以来皆为我民族复兴最后胜利之地。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逆军决战亦在于此，遂以奠全国统一之基。今次与日寇在鄱阳湖决战，若果得胜利，则为基督在冥冥之中保佑中华复兴之效也。”（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日记）
至此他又望在江西决战，而推翻以前在南北铁道干线之西决战的想法。
有了类似之矛盾以及上述暧昧的地方，蒋介石经常为盟邦人士轻视；不少崇外之华人亦不以他为然。
中国长期革命的一个阶段
我自己只为内战后国军溃败流落海外重新上学，从此对世界史有了最基本的认识，又回味到年轻时，当下级军官时的耳闻目见，更加以以后将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之纵深，才领悟到蒋介石一生作为只代表中国长期革命的一个阶段。中国并非先组成一个现代国家才对日作战，而是借着对外战争开始组织一个现代国家。
蒋介石做事不能有条理，他的处置无从以数目字做主，因为他尚未掌握到一个现代国家之资源。抗战不及一年国军被驱入内地，所在工厂数只有全国原来稀少的工厂数百分之六，发电量只有全国百分之四。迄至一九三九年只能年生产钢铁一千二百吨，以后迭经资源委员会的经营增进，至一九四四年仍只年产万吨（现今大陆每年用钢材九千万吨）。国军情形，简单说来，较外国新闻记者之揭露尤坏。
所以胡适说：“中国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汪精卫说：“此仗如何能打下去。”都有实际之背景。而蒋廷黻谓中国人洞悉外洋情事而不明了本国内地实况，尤为一针见血之谈。
当日国军之大部尚系军阀部队拼凑而成。蒋只能以人本主义之办法应付部下，此因新社会尚未产生，只能沿用旧社会习惯。李宗仁之《回忆录》里提及他见庞炳勋时即称“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应该指挥你”。如此以私人关系驾凌军纪及权利义务之上，实为一般现象。据实写来即有如《三国演义》。我当少尉排长时即须与部下班长勾心斗角，稍不留意，我的指导权即会落在他们手中去。我曾在台北及哈尔滨两次学术讨论曾提及当日实情：“半似丐，半像土匪。”
我曾在书刊写出：抗战期间我带着三十六个兵已经提心吊胆、夜不成寐。想着我们的师长领着四五千这样的兵，担任横宽五十里、纵深百余里的国防，依然安枕而卧，谈笑风生，已经令人佩服。而最高统帅倚赖着三百多个这样的师，竟与日军百万作战八年之久，实在是不堪想像。当中必苦肉计有之，空城计有之。这样看来，蒋介石实在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是他后面有卢梭与黑格尔所谓“公众之志愿”（general will）的支持？还是他之成为最高统帅、中国的领导人，全是命运的错安排？
过去两年来我翻阅蒋文件之副本发觉，这些资料虽然经过裁剪与修改，在以上情形看来仍能对我们的问题作初步的解答。所以我甚想称我书为《蒋介石粗传》或《蒋介石初传》，亦即初步作传，将已知事实粗率写出，只及于历史为何如是展开，不及于历史应当如何展开。
我希望读者对他下道德之评议前先注意他亲身之所经历。
原载《历史月刊》78期（1994.7），页11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