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分野
中国历代都在追求全国的对称与均衡，在社会上构成了不少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我们所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无非是从过去农业社会的管制方式，进入以新型商业条理为依归的管制方式所产生之后果。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要透过社会的各阶层。当中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这个国家才能进入“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境界。
大凡管理人类的方法，基本上只有三个：一是精神上的激动，以神父牧师和政治指导员为主。二是以武力和警察权强之就范，以军队、法庭为执行的工具。三是策动个人的私利观。当个人都趋利务实时，就不期而然的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虽说没有一个国家只执着以上的一种方案而置其他两种不顾，但是很显然的，以第三种方案为主，即促进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最有实效。这种体制既能越做越大，而且经济效率提高之后，生产与分配愈合理化，人民的生活程度也随着增高。
又因社会上分工合作的条件愈繁复，个人也有选择的机会，人与人间的关系成为多元。施政时又以数目字作根本，则免除了以私人人身关系作主的暧昧游离。凡此种种后果都使这个国家与社会产生一种流线型的观感。
可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能否进入此种体制，并不全由意志作主。它与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有不可分的关系。从世界史上看来，现代化之程序先由人口少面积小的国家开始，如在欧洲由义大利的自由城市发动，又由海岸线长的国家渐及于大陆性格的国家，荷兰与英国就较法国占先。日本较中国占优势，大体上已由这地理的环境决定。
日本的现代化以明治维新为最重要的里程碑。然则维新之前的一百年，社会体制已向商业化的路途上演进。德川幕府管制之下，全国承平，武士阶级已失去他们原来的用途。各藩“大名”则在各地成为带着竞争性的农业生产者。他们多在大阪设有指派的商业经理，称为“藏元”，其堆栈则称“藏房敷”。同时由于幕府的各项规定，江户（即日后之东京）、京都和大阪已成了全国性的消费市场。批发商则称“问屋”，同业公会则有“株仲间”。银行业也由幕府督导下的“十人两替”和“三人组”承当。海上交通又有了“回船”的出现，不仅有定期航线和固定的脚价，而且将船货漂失的损失，分摊给组员之间，等于兼办海上保险。
及至十九世纪初期，幕府和各藩之间展开了所谓“天保改革”。各处减轻赋税，扩充公卖，以特产作为担保，发行票据，整理公债，使商业化的趋向愈为明显。因之明治维新之后顺着这历史上的潮流，新建设和新措施持续展开，已成为一种有组织有体系之运动，所以事半功倍。
中国不仅没有如此历史上有利的背景，而且历代都在追求全国的对称与均衡，在社会上构成了不少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譬如说宋儒朱熹执行“人子不蓄私财”的原则，几百年后还在社会上构成“清官不问家务事”的风尚，使私人财产权无从确定，阻碍了现代法律的发展。民国成立之后，既无适当税收之来源，足以产生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况且又受外强不平等条约的压迫，政权的独立自主尚成问题，更不容易谈到突破环境创造新体制了。
台湾的机会与困境
台湾现行很多工商业的规定，不由法律作主，而仍是沿袭行政机构所颁的章程。
台湾在十九世纪后期，农业已有片面商业化的趋向。日据时代，这种趋势仍在继续，如糖、米、樟脑和茶业已向日本输出。显然的，光复之后因内战的发展使全岛处于战时体制，很多特殊的措施才能超速的付诸实施。譬如一九五三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不仅使贫农的生活获有保障，而且强迫将农业里剩余的财富投资于工商业。一九八八年我到基隆附近的乡下巡视，就知道了电气已在一九六〇年间就进入农村。当地的田地仍由家中中年以上的人手耕种，年轻人则在台北市里另有工作，只到星期天才回家休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历来的问题，不尽在人民失业，而是就业的程度不够。
台湾接受美援之后，先不注重有名望的超级工业，而以“加工”的方式，将劳动力当成资源向外输出，以存积资本，这样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交流，先构成了低层巩固的基础。以后的发展，就有了根据。
这当然不是抹杀最初大陆来的移民胼手胝足垦地开荒的功绩。只是若问到“特别有利的机会点”，我不能不尊重这些特殊环境下所遗留下来的积极性格。
此外要讲到一九四九年后，由大陆迁移过来的人才与师资的重要。今日台湾有十九所大学，留美的学生，至今与中国大陆的全部留美人数相当，每年又出版书籍两万多册，这些因素对现代化的贡献，都不可忽视。再有水运之便利也不能不提及。如果花莲的大理石摆在大陆之腹地，就难能对外推销了。
我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之展开视作两位一体，是从技术角度看资本主义，不是从意识形态的立场看资本主义。所以我会注重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法庭与保险事业等的全盘活用。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各种经济因素要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要是一个国家进入这境界，也就称得上是在数目字上可管理。
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没有质上的区别，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如果其组织以私人财产为主，以致私人财产在公众生活之中，占有特殊之比重，则可以视作资本主义。如果注入公众之资本，又使私人资本之使用受社会福利的限制，则为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还停留在一种名目混淆之际，如果要和很多国家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对照，则台湾现行的体制下，个人有投资与就业之自由，应为资本主义之社会，可是政府开设银行，主持国营事业，掌握着交通、通信的设备，现在更展开“六年国建计划”，就免不了沾染着社会主义的性格，至少也可与斯堪地那维亚的国家，如瑞典之体制相比拟。
我所学的是历史，虽来台湾数次，却来去匆匆，不能对此间的问题有深切认识。只知道现行很多工商业的规定，不由法律作主，而仍是沿袭行政机构所颁的章程，亦即是尚未构成一种社会习惯，使行政长官亦当向法律低头。这样很容易重新再造中国传统上官僚主义的作风，也就是官僚机构，以保持本身之逻辑的完备为依归，而忽视问题之本质，逐渐使本身的机构僵化。
此外政党政治刚展开，个人尚未思考对人民有何贡献，即先利用机会作争夺权力的凭借，已受到中外新闻界的指摘。既然提到检讨，则光是批评仍不够，应当从这些问题的根源，找到改正的方针。
中国历史的规律、节奏
现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交换与经营之中创立法制，使一切能用数目字管理。
中国这个概念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个问题，我想可以分几个层次来说。
过去的中国因为防洪救灾以及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之需要，就在技术尚未发展之际，先造成一种中央集权的体制，以致用仪礼代替行政，以纪律代替法律，政府离不开特殊的宗教性格，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统治形态。当中教条主义浓厚，国家与社会凝合为一而不可区分。这样的体制在旧时代里不是没有它的积极性格。
但在承继这文化传统的过程里，台湾本省人之祖先与大陆同胞之间并无轩轾，因为这种体制只注意以家族为单位构成政治上的向心力，不鼓动各地域各就其特点及经济上的长处发展，即使如是的发展，也不足以让它作为造成分裂局面之根据。哈佛大学讲授东亚史的专家赖世和及费正清，在他们合著的教科书里即强调这种注重伦理和教育之长处。他们也提出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无从再造；中国自唐朝以来，却成了“一个几乎无可毁灭的政治单位”。
可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这种体制的弱点逐渐暴露，因为它注重形式而不注重实质。在“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秩序之下，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又因为这种体制忽视个人之经济性格，对于私人财产权没有保障，民法不能展开，以致整个组织缺乏结构上之坚实性，也因此无从发挥功能上的机动能力。迄至世纪之末，满清君臣还企图局部的修正。实际上的问题之大，牵涉之多，有如让一只走兽化为飞禽，非脱胎换骨不可。
民国肇造以来仍然万事纷纭、了无是处，乃因为当日宪法、约法都是纸上文章，所谓内阁议会也是社会上之外界体。实际上旧体制业已崩溃，新体制尚未登场，军阀割据无可避免，因为过渡期间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弥补组织上的真空，而这种私人的军事力量以个人间之私交（或是装饰门面的忠信）作联系，也很难在三两个省区之外生效。
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因借着北伐与八年抗战，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包括新型的军队在统一的军令下作战，因为一切都是无中生有，所以缺陷重重。他的门面既是千扯百拉勉强拼成，尚无适当的财政作支援，而下面的农村组织也仍是和明朝接近，和外界的二十世纪距离远。也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毛泽东与中共，因借着内战与外界隔绝的机会，以土地革命的手段翻转了中国的低层机构。
在这改革的过程中，他们也不另设高层机构，整个的城市文化，尽量的挤斥避免，大部队只用无线电联系，干部的组成以会议的方式，代替永久性和职业性的组合（一九四七年华北四省在太行山的会议即有一千七百个干部参加，讨论了八十五天）。这样尚且牺牲了三百万到五百万的人命，才在中国农村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扁平体，初看起来好像隋唐之均田。
从以后的发展看来，则其在历史上的真意义在便于初期存积国家的资本，使农业上之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上去。一九八六年北京国务院的一份非正规性的刊物即指出，中共执权的初三十年内，“隐蔽着农民的总贡赋”达六千亿元以上。
在上述程序之内，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虽然经过各种“正反离合”的阶段，最后的结局，仍有殊途同归的趋向。尤其在中共开放门户，接受外界投资，创设个体户之后，私人资本之门一开，不可能再整个退缩，恢复到毛泽东时代，以意识形态左右一切的状态中去。最近纽约“时报周刊”的一篇报导，即指出过去两年来北京高倡增强中央管制，执行经济紧缩，而实质上则仍是市场经济的继续扩大，证券市场开放，和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可见一种经济组织既已逐渐成形，当中的因素有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可能，则个人依自己的私利观去做，是一股蓬勃的力量，不再容易被任何意识形态阻挡。现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交换与经营之中创立法制，使一切能用数目字管理。
再回头针对这个问题：中国到底是怎么一个东西？
我可以概括的说，中国过去是一个大帝国。但是中枢不赖武力及经济力量操纵全国，大部分时间靠文教的力量统御。最近一个多世纪，中国有一个空前未有的群众运动，也可以说是一段长期革命，一切都在流动状态之下。因为革命的过程业已超过一般人生命之长度，通常不容易看出当中的端倪。我们要把远古史里和西洋史里类似的例子拿出来比较，才可以看清表面上的漫无头绪。宏观看来，中国历史仍有它的规律与节奏，其目的是脱胎换骨，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融合于世界的潮流，即完成所谓现代化。
放眼未来，我觉得我们应当承认中共之成就，但是不接受共产主义。我认为他们的共产实为“战时共产主义”（Wartime Communism），不能在平时存在。在这种大前提之下可以尽量的交往，先有文化上的接触，经济上的往来。并且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因非正式的接触造成例规，成为一种法制性的联系，只要双方果真为国为民，则名分问题不应存在，统一的工作也没有时间表。
原载《联合报》1991.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