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又是怎样做成皇帝的呢？她所处的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在当时，门阀地主已经衰落下去，普通地主的力量还没有发展到成熟的程度。从太宗到武则天做皇后有三十年，到她做皇帝，经过了五十年。在这三五十年中间，正在兴起的代表封建制度本身的普通地主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们是顺着两条道路发展起来的：一条就是通过军功取得勋田而起家的；另一条是通过农村中贫富分化的道路发展上升的。关东地区生产关系比较先进，普通地主的力量也比较发达，许多农民、小地主不服兵役，上升很快，经过三五十年，大批新兴的普通地主发展起来了。他们在各方面都要求有所表现，在政治上要求地位，在社会上要有所作为，要求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抱负。恰恰在这时，唐诗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过去的贵族文学，已经不能体现和表达这些新兴普通地主的愿望和抱负了。他们要求打破贵族的传统，用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如陈子昂等，他们不满意贵族荫袭做官的制度，也不满意门阀制度，希望朝廷破格用人。于是到朝廷应选的，由数千人增到万余人。这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结果。在这种新的客观形势下，武则天就下了很多功夫笼络人心，做了几件事。首先是把《氏族志》改为《姓氏录》。《氏族志》是太宗时修的，当时虽然规定按唐朝官爵高下做等级，但是修订的人士族观念还很浓厚。尽管都是贵族，他们总要考一考他是否士族，像武则天家就不叙其本望，而在《氏族志》所包括的二百九十三个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中，却有不少官职很低的旧士族。因此，武则天很不满意它，经许敬宗、李义府建议，重新修改为《姓氏录》。《姓氏录》完全采用唐代的官品为标准，以五品作为一条界线。凡五品以上的，不管是否士族都写进去，共有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这样就把大批的地方望姓都取消了，五品以上的尽管有很多当时认为的浊流官，也都列了进去。这样一来，就直接地打击了地方豪强望姓的政治势力，笼络了以军功取得高品官的普通地主，因而取得了这批人的拥护，实质上代表了普通地主的利益。第二，是增进士，开制科。唐代的进士科是每年都有的，考取了进士还要经吏部考试才能做官，做了官后就不准再考了。制科就是应皇帝临时的需要而开设的，名目都是按皇帝的意旨选定的，如贤良方正科、下笔万言科、博学宏词科。有一个科很奇怪，叫作“不求闻达科”。曾经有个笑话，说有个人在路上碰到好友拼命打马飞跑，问他忙什么？他说要到长安去考“不求闻达科”，这不是笑话吗？制科考职后，不需要经吏部考试，立刻可以做官；而且现任官吏也可以报考，考了再提升官阶。武则天从做皇后到做皇帝的五十年间，进士增加了百分之五六十，殿试考试诗赋、杂文，也是这时萌芽的。广开制科，大增进士，是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的。第三是在宫廷中召集大批文人学士，大量修书，当时人称他们为“北门学士”。武则天还利用这一批人批改诏令，从而逐渐地把宰相权也抓到了自己的手里。
如上所述，武则天登上帝位，是通过种种办法，取得普通地主的支持和拥护的。这些普通地主想做官，武则天就给他们开路，开的路子越广，他们也就越加拥护武则天。在这种情况下，她做皇帝就十拿九稳了，因为普通地主给她提供了比较广大的社会基础。于是公元683年高宗死后，武则天就很容易地废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中宗（李显），立自己的第四子李旦做傀儡皇帝，即睿宗，自己听政。到了公元690年（天授元年），索性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周，降睿宗为皇嗣。原来的太子贤早已被废，有人怀疑，太子贤不是武则天所生，是她姐姐生的。这种说法，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武则天共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李弘，二十四岁时死了，据说是被武则天毒死的。次子就是李贤，三子李显（哲）为中宗，四子李旦，就是睿宗。武则天自己要做皇帝，当然不能把长子留下；太子贤已经年长，如果当皇帝，就要反对他的母亲——武则天。武则天把他废了，先流放到巴州。但在高宗死后，矛盾更加突出了。她想自己临朝称制，一旦有人反对，李贤很可能被卷进去，所以，武则天就在高宗死后第二年——公元684年（光宅元年）派丘神李勣去巴州把他杀了。我想这件事是武则天授意干的。有两件事可以为证；一是唐正史记载李贤怕母亲（武则天）杀他，被立为太子后，曾作《黄台瓜辞》，命乐工歌唱。歌词是：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
这是写给武则天看的，向她暗示：如果把几个儿子都杀掉，对你自己也没好处。当然，这首辞的真实性也不是完全无可怀疑的。另一个证据是：这一年在扬州发生了徐敬业、骆宾王起兵声讨武则天，拥护中宗复位的事。他们后来还找了一个人冒充太子贤。可见太子贤如果不死，肯定会有人要拉他出来反对武则天。武则天也明明知道那些关中军事贵族一定会利用太子贤来反对自己，因此，她在这一年搞掉太子贤是完全有道理的。
我对郭老是非常尊敬的，郭老对我国史学的贡献很大，他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具体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但是，在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上，我有些和郭老不同的意见。郭老说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李贤与武则天势不两立，这些都是对的；但对武则天，郭老说她杀李贤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周折，否则，就“未免太迂阔了”。我感到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如果大权在握，就可以不顾一切，任意滥杀，秦桧也用不着讲什么“莫须有”了。武则天要是公开杀掉自己的儿子，最低限度总得引起舆论的责难吧，还是得找点罪名才能杀掉嘛！其实，因为争夺皇位而杀掉自己的儿子，这在封建帝王身上并没有什么可怪的，也不见得有这一条就把武则天说成小人了。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位的斗争中，近亲变成仇敌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至于说裴炎想做皇帝，这更是不可想象的事。裴炎是个保守派，也很有权谋，他是反对武则天掌权的。但说他要做皇帝，却不大像。在这个问题上，郭老又是过分相信小说了，事实上，记载裴炎想做皇帝的《朝野佥载》一书的作者张鷟是个无行文人，在《朝野佥载》里攻击武则天一朝政治的东西多极了，如果光相信那一类东西，岂不是要把武则天全部否定了吗？我认为司马光的分析还是对的，这是要杀裴炎的人故意给他加上的罪名。
武则天做了皇帝之后，为了收拾人心，除举办更多的制科，录取更多的进士外，更加破格用人。只要有人上书，文章写得好，她就给官做。在她临朝称制那一年，有一天就选了一百三十多人，做拾遗补阙等官。唐太宗时，中央的官吏不过六百四十多人，她一天就用了一百三十多，真是不得了。她还打击了许多反对派贵族官僚，奖励告密，杀了唐代宗室贵族几百人，大臣几百家。杀的人，主要是关中军事贵族（当然也包括了一部分普通地主），对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点是要肯定的。在隋朝时关东的经济形势逐渐发生变化，普通地主成长起来，所以隋末关东有大量农民起义。而当时关中的生产关系比较落后，部曲、佃客、奴隶这些旧制度还严重存在。唐代以来，关中也有较大发展，农民要求摆脱佃客、部曲等人身奴役制度。武则天这样做，把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大部消灭了，使经济关系发生了变化。在这以后，部曲佃客制在黄河流域大大削弱了，关中也起了变化，对社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主要应当肯定她的做法在客观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她帮助了普通地主的兴起，进一步打击了大地主、豪强地主；二、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为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凭这两点，就可以充分肯定武则天。至于她用了什么手段，那是次要的问题。作为文学、戏剧，写她杀掉许多贵族，推动社会发展等等不好写，但作为历史实际来处理，就应和文学处理有所不同。对封建统治者，不要按好人坏人这个观念来区分他们，主要看他们对历史起了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对武则天是如此，对曹操也是如此。当然，他们不会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自觉地利用社会发展规律为社会谋福利，他们主观上不过是为了做皇帝。
武则天遗留下来的问题，大体上有这样几个：
武则天统治的时候，政治比较稳定，人口增加较快，永徽三年（652年），全国三百八十万户，到神龙元年（705年）的四十多年间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零点九一，在封建社会里，这是很大的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增长率是每年增长百分之一点五，但我们现在的条件比那时好多了。可是，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和太宗时还是不能相比的，因为离农民战争的年代较远。她大修宫殿，不爱惜民力，当时的边疆民族关系也比较紧张。遗留下来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大量破格用人的后果问题。这方面的措施在社会变动时期起了好作用，但国家支出受到很大影响。在她死后，员外官达二千余人，有的比正官名额多一倍以上，大大增加了人民负担和国家财政的开支。第三个问题：她是个女皇帝，她死后皇位由谁继承？这个问题是必然产生的，因而造成了宫廷内很大的混乱。她想：传位给儿子，武周国号会被取消；给侄子吧，关系总不如儿子。武则天杀了她两个大儿子，小儿子还是留下了。这么一来，儿子、侄子、女儿都想做皇帝，下面还有大批人想往上爬，你靠武家，我靠李家，你靠儿子，我靠女儿。因此，在武则天被推翻之后，韦后杀了中宗，玄宗又杀了韦后；睿宗做了皇帝以后，太平公主又把持权柄，动摇玄宗的地位，玄宗又消灭了太平公主。在这短短的八年半之中就先后发生了七次宫廷政变。皇帝换来换去，一批人上了台，就有一批功臣跟上来，于是就出现了封家封户太多的问题。过去封家很少，武则天统治时开始多封，中宗时的食封家达到一百四十以上，封户达到六十余万丁。封户太多，就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这些问题都是在玄宗（李隆基）做皇帝之后任用了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的，而主要还是姚崇解决的。玄宗于公元712年即位。当时玄宗的处境是很不利的，与太宗“玄武门政变”后继位时所遇到的困难有所不同。威胁玄宗帝位的人很多，他的地位很不稳定。本来轮不到玄宗做皇帝，是因为他消灭韦后有大功，才立为太子的。他大哥成器，曾为皇太孙，地位很高，还有二哥成义。另一个叔伯哥哥守礼是高宗的长孙，两个弟弟岐王隆范、薛王隆业在消灭太平公主的事件中都有功劳。这些人都对玄宗的地位有威胁，大臣们也都分别攀附诸王，企图往上爬。玄宗为了稳定自己的地位，看中了姚崇、宋璟。姚崇曾建议让前几个王出去当刺史。范、业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去东都。因此，玄宗想请他为相，但功臣中有人抵制，如张说就抵制得很厉害。玄宗毅然排除了臣下的抵制，重用了姚崇。当他做了宰相后，采取了几条措施，首先把威胁玄宗帝位的诸王都派出去做了刺史，但又不让管地方政事，以免从地方上发动政变。然后，把大臣当中的一些捣乱分子加上罪名，驱逐到南方去。这样一来，玄宗的帝位才稳定下来。等到玄宗继位八年之后，才把那些在外做刺史，但又不管事的兄弟们招回来，给他们规定了几条：只准自己弟兄吃喝玩乐，不准交结大臣，谈论政事。玄宗还做了长枕大被，与诸王同寝共处，击毬、斗鸡、吹笛子，玩得很高兴，可就是不让他们分享政权。姚崇的第二条措施是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第三条措施是，此后再也不破格用人了，一律按规定用人，但和武则天的政策基本精神一致——仍然用普通地主，开科取士，不过有了一个规章制度，不得滥用了。同时不准食封之家直接向封户征税，并减少封户。武则天大举兴修的佛寺也完全停止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把武则天统治时遗留下来的偏向和缺点基本上纠正了，但路子还是顺着她的走，从而就在历史上出现了“开元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