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烛远黄埔出身
岳烛远在军统中也可算是一位老资格了。他是河南人，与戴笠是黄埔六期的同期同学，不过他是学步科，戴是学骑科。
据说岳在黄埔时，也赶过时髦跟随共产党闹过革命，不知后来为什么就不革了，并且还当了专门捕杀共产党的军统骨干。
在抗战前我就认识岳烛远。他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已当上了陕西省站书记。事变中化装逃出西安，后来受到戴笠的重用。原因是他任陕西省站书记时，站长是马志超。这位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时运不济，1933年还在戴笠主办的杭州特训班当一名教育副官。戴笠一向对他手下的十来位一期的“学长”是非常重视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可抬高自己的身价，自己虽是六期的，而有一期同学来帮他工作，这是很少有的，也是值得骄傲的事；二是这些人的社会关系很多，特别是在黄埔学生中有不少人对他们都相当尊重，再饭桶草包，凭他们的学历也就能为戴笠办不少的事。所以，有些失意的一、二、三期黄埔同学，戴笠都是一律收下，尽力安排工作。这位马老大哥虽然有些儿才疏学不深，但招牌还是响当当的。他甘居一名小小教育副官，目的自然是想通过戴笠推荐一下。不久，戴笠便利用他是陕西华阴县人氏的关系委派他为特务处（军统前身）陕西省站站长，这位老大哥干特务工作毕竟有点外行，便派岳烛远去当他的书记负实际责任。
为了打开陕西省站的工作，戴笠便在“校长”面前力保马兼任陕西省会警察局局长（实即西安警察局长），因为一提出是一期毕业的，自然一保就准。
马局长到差视事后，因一身兼二职，怕一方顾不到出乱子，便决定“合二为一”。陕西省站连无线电台全搬到警察局内，这样就可以兼顾两方面的工作了。
他这一决定，立即遭到书记岳烛远的反对，认为陕西省站是秘密工作指挥部，不能放在公开的特务衙门里，马坚决要“合”。当然，下级得服从上级，岳只好勉强同意。其实岳有自己的打算，巴不得马不来过问站里的事，他可以自由支配一切，比遇事请示强得多。
西安事变
马志超执意要把这个秘密特务机关搬到警察局内，他认为是万无一失的好主意，无论谁去劝说他，他都表示：“一切都操在我们手中，用不着顾虑这、顾虑那，工作方便就行了。”
天下事，往往会出人意料的。“西安事变”发生时，西北军竟会大批出动，武装包围警察局，大叫要活捉局长马志超！幸好那时马不在局内，也不在自己的家中，而是去赴女友之约。他从温柔乡中得悉事变，仓皇逃出了西安。杨虎城的部下早对这位局长大人恨之入骨，所以，他们在没有抓到马的时候，把马的照片放大挂在城门口，以便核对出城的人。我当时在上海，便听到谣传，马志超被钉死在城门，其实钉在那里的是他的照片。
岳烛远在事变发生时，也是化装逃跑了，没有被活捉，但设在警察局内的无线电台被抄去，所以“西安事变”发生后，戴笠在南京急得跳脚大骂：陕西省站为什么没有电报来？蒋夫人更是不住地询问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蒋的生死下落如何？戴笠都答不上来。这个以搞特务为生的机关连一点消息都得不到，这实在是太丢人了。
所以“西安事变”后，马志超受罚，岳烛远受奖，戴笠认为他有先见之明，而且从那以后，公开机关和秘密单位一定要分开，就是因为那一次惨痛教训。
由于戴笠的重视，岳烛远不久便当上了河南省站站长，后来又带过武装特务部队，任过别动军纵队指挥等要职。
退身无路
新中国成立前，岳烛远因毛人凤奉了“老头子”的命令，对过去凡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除少数认为非去不可的外，其余一律不准去台湾，原因很简单，怕这些人“走回头路”。留在大陆给共产党制造麻烦比带到台湾去给自己添麻烦合算得多。岳烛远这位忠心耿耿为军统干了十多年的反共工作骨干分子，也被拒于台湾的海港之外。
多年来，岳由于胆小，也可能是机会不多，所以到香港或国外当“白华”的条件不够，台湾既不让去，就硬着头皮留下来再看。
岳烛远知道回河南最容易一下被清出来，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他还不相信，到上海准备搭船逃台，但拖家带眷哪能弄到船票，何况已被告知不让去，而军统正在搞“还乡运动”，能回去打游击的打游击，不能游和击的便潜伏下来，等候时机继续搞反共活动，立功可受大奖，国民党卷土重来，可以官升三级，补发欠薪……这些空头支票当时是随便开的，可惜开出后愿领受的实在少得可怜，连岳烛远这样忠勇之士也嗤之以鼻，而决心自谋出路。
归园避祸
凡是与共产党人打过交道的，都认为共产党一向是尊重工人、农民的。岳烛远在失望之际，灵机一动：他娘的！不让老子去台湾，老子也得活下去！于是与老婆一合计，俺们不再求官而解甲归田当农民，便决定在上海近郊租一块地来种小菜。岳烛远毕竟是当过陕西省站书记的，知道解放区也就是陕、甘、宁边区，对地主、富农也是要争一争，斗一斗的，他的另一高招是叫老婆出面去租地，他呢，成为受雇的长工。穷到无立锥之地而去当雇农，比贫农还要贫，这该万无一失了。
要种好小菜，不是看一两本什么种菜的小书就可有收获，没有经验，连菜苗都分不清，只好再雇一名当地有经验的农民来帮忙。这两位“长工”在女主人面前，表面上是一样的“一切行动听指挥”，而背地里，夫妻毕竟还是夫妻，何况刚刚在如狼似虎的年华，彼此都还需要那个那个。而那位长工有时没有发觉，有时也会略有所感，以为女主人是位风流人物，便趁机找她开开玩笑。他的确有点像阿Q摸小尼姑的光头时的想法：“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开始，这位女主人毕竟是做贼心虚，对这位真长工不便一下抓破脸皮，只在必要时来一下子冷若冰霜。他却误认为“偷汉子的女人不笑，生野蛋的鸡婆不叫。”又仿效鲁迅笔底下阿Q对吴妈搞过的一套。这回却不是赵太爷抓起竹杠来打，而是“吴妈”孝敬他一个耳光。他仍认为只因时机不成熟，一场“小事”便到此结束，就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一个样，又照常工作、生活下去。
身份败露
但这位长工老是心有不甘，便处处暗中窥视，终于发现“蒋阿哥”（岳烛远为了表示永远是忠于自己的“校长”，所以改名换姓为蒋忠）和老板娘的关系并不寻常，完全不像是一般女人偷人养汉，而是和普通人家夫妇一样，便向有关方面反映。一经分开盘查，两人平日对好口径的话偏偏不问，专问没有准备、也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这样就露出破绽了。据说为了慎重起见，还动员几个在上海自首的军统人员去指认过，最后被人认出来才被捕获的。
这位军统将级大特务被捕之后，使许多方面都大肆忙碌了一阵，都认为这是破获了军统在华东区一个潜伏组织的总指挥部，捕到了这个地区的最高负责人了。因为与此同时，四川也抓到一个军统的将级大特务，当时任兵工署稽查处少将处长、兼任重庆解放前的重庆破坏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廖宗泽。这人是黄埔五期毕业生，主持重庆许多兵工厂的警卫工作，临解放前又主持破坏兵工厂。像他这样一个军统老骨干，为什么也没有逃往台湾？主要原因是和岳烛远一样，过去参加过共产党闹过“红色革命”又转而闹“白色革命”的，所以被拒绝去台。按照毛人凤的说法，这些过去加入过共产党的人，应该不害怕共产党，留下有什么关系！
廖宗泽是四川人，早年在共产党的地位相当高，据说在“革命低潮”时便脱离了，投到戴笠门下，照例是先干训练工作，曾在杭州特训班当过队长。经过考验，认为不是奉派打入的，逐步得到了信任，爬到了将级，是流过不少大汗的，但到了最后关头，却被丢了下来。他也和别人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比蚂蚁要强得多，既走不了，也不敢在新中国成立后去自首报到，更害怕见到当年的老上级刘伯承元帅，因他曾追随过刘，也向刘表示过，要革命到底，结果走到相反的方面，这是难为情得很的事，所以牙齿一咬：“格老子，凭自己的气力吃饭去！”
将军推车
说来也够可怜，当了这么多年的将军，一些爱劳动的好习惯早就丢尽了，从事脑力劳动吧！谁会要呢？最后把心一横：“推鸡公车去！”这种小车由于只是一个小车轮，推起来还得懂一点门道，否则会因用力不适当而倒了下去，扶起来就不容易了，多用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小路上运输货物，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靠这种运输工具。廖宗泽没有去黄埔之前，在家乡推过这种车，所以他开始以为驾轻就熟，结果闹出不少笑话，才算能以此为生。每天天一亮就去找货物，装上去，推到目的地，便在“鸡鸣早看天”的小客店过夜。他还满以为能靠此长期隐瞒下去，并尽量避免去城内，专在乡村小镇上东奔西跑。最后却被他一个东逃西躲的部下发现了，便向有关方面检举立功，自己就因功而受奖，可以堂堂正正回家去安居乐业了。
廖宗泽这个将级大特务被捕获后，开始也认为他是军统西南地区的潜伏特务的总指挥，经过多方调查，特别是我在云南留下的一些档案、日记、工作记事等证实，军统在新中国成立前向各地布置潜伏，最多以组为单位，一般甚至是一两个人为一组，多也不会到十个人，因怕株连，全部被破获。许多潜伏特务既是电台报务员，又是情报搜集员，被称为全能情报员。根本在组以上没有设组织，不但没有几个省设立一个区，连省也没有设什么领导机构，都是少量的人各自直接与台湾联系。
剩余价值
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才弄清了廖宗泽和岳烛远这两员军统大将，根本不是什么地区的潜伏总指挥，而是被军统丢下不让去台湾的“剩余价值”。这样才将两人分别送到西南和华东的战犯管理机关，1956年，才集中到北京来的。
战犯所决定成立许多劳动锻炼的小组时，岳烛远便下决心学习修理鞋子。他提出成立修鞋组，我问他为什么要搞这样既脏又烦的工作，他深有体会地说：鞋是人人要穿的东西，不能破一点就不要，便得有补鞋的人，别的事我干不了。补补破鞋，除了脏一点外，还是比较省心的。他认为理发要站着干，挑菜饭更吃力，学缝纫要操心，因衣裤穿在身上，弄得不合适，会看出毛病，补鞋首先是能坐在小椅子上，鞋是穿在脚上，补得差一点不起眼，所以，他决定干这门活。
他选中的这一工作，几年中一直受到管理所领导的表扬和同学们对他的好感。首先是这门活最脏，谁都不会把又脏又臭的破鞋先洗干净再去补，总是一脱下来就交给他。有一天，他身体不舒服，我代替他一下，满以为此活轻松，等我把工具一搬出去，同学们劳动后连泥带土的臭鞋子便送来好几双。先得用粉笔画上什么地方破了该修补，还得检查能不能修补。有些将军为了争取当勤俭节约的标兵，不领或少领新鞋，一直穿到“前面长出生姜，后面生下鸭蛋”，还要请修一修补一补，完全不替补鞋的人着想。
我一看那么一大堆臭气熏天的破烂东西，心里老不舒服，开始便挑轻松点的先试做一下。缝补鞋面要穿针引线，穿不上线，得用嘴把麻线的头头咬得细细的才能穿过针眼，这太不卫生，便专门找出打前后掌的钉几双，加上慢腾腾磨洋工，一个下午还不容易对付过去。没想到钉掌也有学问，一开始还算顺利，钉好了几双鞋底上的小窟窿的地方，自己还很得意，认为是得心应手了。谁知有一只鞋的底那么硬，几次换地方，钉子就是钉不上去，最后换一处自信能钉的地方，便猛一锤下去，钉子倒是钉进一半，而左手的食指和大拇指也挨了一锤，十指连心，痛得真差点叫了出来，一看大拇指甲上出现一小块紫色伤痕。本来出了工伤事故照例就可休息了，自己又想争面子，得表扬，解放军轻伤都不下火线嘛！只好带伤继续干，可偏偏没有被人发现我这股子拼命干的劲头，真有点感到委屈和遗憾！
快收工了，还不能提前收拾工具，还得更加卖力、争取好评，便顺手拿起一只鞋底只有一个小洞的钉上一小块。正要准备收摊，一位“惹不起”匆匆跑来，一看我已钉好他一只鞋，便去翻出另一只来。这一下把我吓了一跳，他那只左脚穿的鞋虽只一个小洞，但右脚踩铁锹的鞋，中间已断裂了。我看非半小时钉不好，便说明天再修吧！“明天我出工穿什么？”“换一双穿呗！”“我只这一双，今天一定得修补好！”虽然我告诉他，快下工休息了，马上就吃饭了，没有时间了，他却横竖不依，还给我扣上一大堆帽子，什么“完全没有建立一丁点儿为人民服务思想啦！一切只为个人打算啦”！总之，凡是能批评我的话，他全用上了。我更窝了一肚子的火，真是出力不讨好，没得到一句表扬反挨了这一堆批评。越想越气，正待发作，挑饭组的小组长邱行湘喊我准备挑饭。我真如释重负，马上答应一声，丢下这个摊子便去挑饭菜，临走只告诉岳烛远一声，我有事请他收摊。没想到他带病起床收拾工具时，“惹不起”又找到他补那只鞋，他居然答应了。等我把菜饭挑回分好再去看时，他还在认真仔细给“惹不起”修补那只破鞋。这时，我打心眼里感到对他这种工作态度十分钦佩，而自己那种见困难就退的思想，今天才补上这一个检讨。算是“为时未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