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 三十一岁
我有一宜兴同乡储玉坤，在南京政大新闻系毕业班时，曾来《大公报》实习。毕业后，即入《新闻报》工作，佐编教育版。去年底《新闻报》宣布接受敌军检查，老编辑郭步陶先生（后郭老先生受香港新闻专科学校之聘，任校长，迄今桃李满天下。我于1939年秋亦兼任教师）等四人愤而辞职，储玉坤即其中一人。1937年底李子宽兄告我《正报》筹备创刊之议，并嘱先和玉坤面约，请其任国际新闻编辑。
大约在1月20日，储玉坤忽来访我，说《文汇报》即将出版，他已应聘任国际版编辑，并说，此来是奉严宝礼等先生之命，拟请我为该报写社论的。我问：“每月写几篇？”答复是每日一篇。我又问：“言论有没有限制？”答复是：“题目和内容，一切由你决定，报馆保证不加删改。”至于报酬，则“目前因营业没有把握，暂以每篇四元计酬。俟营业发展后，改为每篇十元。我们内部职工，亦暂以四折计薪的。”我问明了创刊的大约日期，答应俟稍做准备，即按日交稿（言明每日写好后，即打电话通知报馆，立即派信差来取）。
我去找同在孤岛赋闲的老同事杨历樵兄，请他帮写国际问题。我们均有甲胄生虮之感。他答应每月写十篇。如此，我每写两篇，有一天休息，得有构思之余裕。
到了1月25日，送来了《文汇报》创刊号。一看字模和格式，就知道是《大公报》的印刷厂代印的。而馆址为福州路四三六号，分明是原《大公报》营业部的旧址。
报纸标明为英商，报头下写有发行人兼总主笔克明H．M．Cumine，第一版刊有克明署名的发刊词《为本报创刊告读者》。有一段说：“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控制，如不幸遭受外界的阻力，余必设法排除之。”显然，他是担任保镖的角色的。
我写的社论于1月28日即开始登载。
当时，上海纷传敌人汉奸正筹组南京傀儡组织，梁鸿志、温宗尧等跃跃欲试。我写了一篇社论《告若干上海人》，对那些民族败类，作最后的警告。第三天，《文汇报》即遭暴徒抛掷炸弹袭击。营业部职员陈桐轩遇难，萧岫卿、毕祉芬被炸伤。
是时，我的三儿复仑出生，在广慈医院。取名复仑者，热盼恢复沦亡之意也。
杨历樵兄告我，他有次赴旧《大公报》编辑部，李子宽以闲谈的口气向其询问：“《文汇报》的社论，很像是《大公报》人写的，你知道是谁么？”我对历樵说：“就该明白告其真相。我们都是已被遣散了的人，难道还要受社规约束么？”
就在《文汇报》被炸的那天下午，政之先生忽派汽车来接我。那时他丧偶未久，有人为他介绍顾维钧先生之令侄女顾俊琦女士（光华大学毕业），已结成俊侣。政之先生正在沪等待吉期。
我受到他这样的宠邀（两家相距只隔一条马斯南路），很感意外。
入座后，胡先生含笑问我：“《文汇报》的社论，很像是我们自己人写的。你知道是谁写的吗？”我立即回答：“是我学写的，胡先生一定看出它的肤浅、幼稚罢。”他答道：“不，不，写得很有文采，构思也很深刻。就是有些地方，太激烈一些，怕出问题。”
我连忙接着说：“已经出了问题了，报馆今天已被敌人投掷炸弹，并留下‘警告信’……”
胡先生说，这些，他已在晚报上看到了。他接着问我：“严宝礼这个人靠得住吗？是一时投机，还是决心想干下去？我想，我们想投资和他们合作，所以请你来商量，你看这些人会不会变卦？”
我说：“我刚才打电话给储玉坤，请他问问严宝礼，社论要不要写下去？要我写，还是保持原有的态度？后来，储来电话，严已明确说明，社论仍照旧写下去，保证不更改一个字。这样看来，严宝礼这个人是有些魄力的。”
胡先生说：“好，铸成，我相信你的判断。明天，我就叫子宽找严宝礼谈合作。我们也投资一万元，唯一的条件是你进去负责编辑部，另派王文彬进去任本市编辑兼采访科主任。”
“经理部派什么人？”
他说：“只要你抓紧他们的言论方针就够了。经理部方面，我不准备派人，我们不计较图利。”
李子宽和严宝礼的商谈很顺利。据子宽告诉我：“《文汇报》原来的资本是一万元，而实际只收到七千元，所以经营已感困难。《大公报》代印的排印刷费，分文未付。所有用的白报纸，全由《大公报》垫上，亦未交付代价。所以，我们不加股，他们显然难以维持下去。至于你和文彬的参加，他们更求之不得，他们正缺少干练的主持人。现在名义上的总编辑胡惠生，只在《民报》编过各地新闻，缺少掌握全局的才能（按：子宽几年前亦曾在《民报》兼任编辑）。”
我问：“难道严宝礼会无条件接受合作吗？”
“他们只提出一条，他们的资本要作为原始股，升值为两万元。”子宽兄答。
“胡先生同意了？”我问道。
“完全同意了。”子宽兄答。
我屈指一算，《文汇报》原来只有七千元，变成了两万。《大公报》一万算作一万，反而落得二对一的比例，我想胡先生的算盘素来是精刮的，如何愿吃此笔眼前亏？也许是他说的，只要抓住魂灵头，经济上不予计较吧？正如《三国演义》里的周瑜打黄盖，都是为了民族利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吧。
总之，我于双方合作谈妥后，就立即进《文汇报》“走马上任”。时间大约在1938年2月20日，距《文汇报》创刊不足一个月。
我“履新”的那天中午，严宝礼特请我吃饭，约储玉坤作陪。严先说了些“久仰”和“一切仰仗”的客套话，还谈了几个具体问题：一是我的月薪，规定为四百元。但他说：“目前经济困难，暂按四折付薪；现在全体职工，都是按四折计薪的。我们已向全体职工宣布过，一旦广告费达到月收五千，即改按五折发薪。如销数超过一万，广告费亦月入万元，就十足发薪。”第二，希望我进《文汇报》后，也像在《大公报》一样施展才能，他愿意把“发起股”让给我和储玉坤各一千元，实收五百元。我笑着说：“我是素无积蓄，多年来一直是寅吃卯粮的。”他说：“不要紧，我先垫上，以后分十个月在薪水里扣好了。”
我当天到编辑部观察一下，由宝礼兄陪同，第二天即去上班。我自己除主持言论（包括社论和短评，后者全部由我执笔）外，还亲自主编要闻版。各版的稿子，都送我过目，然后交胡惠生盖章发交排字房。
为了训练新手，我经宝礼同意，从《大公报》旧同事中，调来程玉西做要闻版练习编辑，帮助试编短栏新闻。主要让他主持编辑部总务，如登记来稿及读者来信，并作为与经理部之桥梁，开单向经理部领取稿纸、笔墨等等。
我抱定宗旨：洋商报是中国人办的，以宣传抗战、宣传爱国主义为言论方针。尽管口气上还用“华军”“日军”字样，但坚决反对侵略，对汉奸声讨毫不留情，决不如《大美晚报》等“中立之态可掬”。其他如本市新闻，副刊亦能配合“皮里阳秋”的抗日基本步调，如西北八路军传来的声音，以及史沫特莱的见闻录等等，陆续发表。
我接手一个月后，销数即直线上升，突破一万大关，且涨势有增无已。广告亦剧增，甚至经常发生排队、争取早日刊出之现象。到4月之后，发行数激增至近六万份，超出一向冠于上海各报之《新闻报》（它因接受敌方检查，为爱国同胞所鄙弃，发行跌至五万余）。
由于销数激增，广告版面大，自然相应地要扩大篇幅，最多时增至日出五六张，平常亦保留四张之上。
要闻扩大为两版，本市新闻两版，并增加教育版、体育版、经济版；副刊除《世纪风》外，增辟了《灯塔》，一度请江红蕉氏来主编。
各版也急需添补人才。先后入社者，有经济版之魏友棐（兼写经济方面社论），体育新闻之周峻，国际助编兼翻译徐绪昌，本市新闻编辑周起苞及助编邵季良，法律顾问版编辑张寄涯及严独鹤之弟严荫武。要闻方面，先由严宝礼兄介绍其苏州同乡朱云光（曾做过《时事新报》编辑），并介绍其挚友（两路局时，严为稽查处职员，同事好友义结金兰，有十兄弟。“八一三”后路局遣散大部员工，严宝礼、余鸿翔、周名赓等志同道合，乃集遣散费发起创办《文汇报》）余鸿翔从我学习，练习编辑要闻。外勤也先后添了胡惠生介绍之胡道静，严宝礼介绍之马直三（亦十兄弟），其中比较得力者只有沈壬生兄。
我的用人方针，抱用人唯贤态度，颇能五湖四海。只要是爱国而有一定文化程度又愿意学习的，即使没有一点新闻基础也先吸引进来，教其边做边学。原外勤中之有经验者唯邵伯南（红叶），但因不容于克明（非坚决开除不可），宝礼兄与我商酌，派其赴汉口当特派记者（不久即由董老介绍，赴解放区工作，在新闻界卓然有成）。另一方面，即使是原《大公报》好友，因交游不慎而不宜留此岗位者，亦商得子宽兄同意，劝请其辞职，计先后有王文彬兄、许君远兄。本市主编则委胡雄飞介绍之吴农花担任。
编辑工作繁重了（每版要审阅大样，并抽审小样）。同时因杨历樵兄调至香港《大公报》任职，乃请储玉坤、魏友棐分写纯国际及经济方面社论。以后又由子宽兄介绍，请李秋生、费彝民两兄分写社论。我亦学张季鸾先生榜样，每篇社论必细加润色，以期风格、笔调之一致。我每周一般写三篇。
1939年 三十二岁
“七七事变”之后，日寇大举侵我，已如弓箭脱弦。我乃向《大公报》借薪一百元，汇给我父母亲，以备应变之需。我父亲忠厚老实；加之，高级职员一般欺压下属。迨日寇逼近保定时，高级职员及其眷属，开一列专车匆匆开往汉口，可怜我父亲冒烽火尚去车站上班。至则人已阒然，不得不退居家中。敌机来轰炸时，和我母躲在床下避弹。风声日紧，乃随一家邻居逃难至博野县一荒僻小村中。赁居一贫苦户老夫妻家中，约三五月。迨平汉路可通车北平，急急奔至北平。我那时始得到父亲来信，即专函恳托留居天津租界之旧《大公报》副经理王佩芝兄，请其派人至京联系，并请其代购船票，送他们回沪。是年春暖时节，双亲安抵上海。从此一家团聚，三儿都已茁壮，双亲得以享含饴弄孙之乐了。
是时报馆业务大发展。据宝礼兄请一英国会计师来馆查账，根据收支情况，资本每股（各面额为十元）实值应为三百八十余元。营业之发达可见一斑。
查董事会成约，职员薪水，早应发全额，但董事诸公以经费周转困难为由，改为七折发薪；同人体谅时艰，亦以所得已不菲。如校对每月可得五六十元，不下于《新闻报》之水平。
从去夏营业开始猛起，克明之薪给，即由其代理人方伯奋（名义上华董之一）提出，每月由三百元增至一千元，另聘其子小克明为董事会秘书，给薪三百元。克明在跑马厅租有房子，月租二百元，亦由《文汇报》支付。
照例，无功而受如此厚礼，应可满足矣。但克明不甘心做“保镖”，想实际抓权，甚至抓言论权，这就势必爆发我和他历时半年的斗争。详细经过已载拙著《报海旧闻》及《旧闻杂忆》续编中，兹不赘。总之，斗争的焦点是克明企图将《文汇报》办成租界当局的报纸，我和大部分同事，则力争将《文汇报》真正办成人民的喉舌，宣传抗日，宣扬民主，对抗敌伪之压迫，揭露其欺骗的报纸。
而一部分中方董事，则或多或少同情克明之欺骗。
其次，是来自国民党方面之企图收买与控制。先是CC之潘公展派人出面，时潘在重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名义是当时尚未落水的周佛海）。他们向严宝礼饵以馈送一部印报机（系潘以前主持之上海《晨报》用的转筒机）。后来严与之几经商酌不见交出机器，李子宽与潘驻沪代理人宓季方相熟，向之探询究竟。宓谓此机已押入银行，押款为五万元。如《文汇报》要这部机器，可先垫付此款。
我对宝礼兄谈：“《文汇报》自筹印刷设备，实为长久之计。因战事总有完结的时候，届时《大公报》要复刊，《文汇报》应早做未雨之绸缪。但目前上海明精厂自造之卷筒机，每部不过两万元。外国进口新式套印机，亦不过近十万元。一部旧机器，索取五万元‘押金’，无乃借机敲诈，支援何从说起！”宝兄亦极以不然。以后即不再谈此事。
接着来的是孔祥熙。孔有驻沪代表胡鄂公（旧国会议员，后闻曾参加中共），曾偕钱纳水找严宝礼密谈，并来编辑部与我点头招呼。我事后问严：“他们来此何事？”宝兄说：“亦来谈合作之事。”我问具体条件如何？他说：“具体数目尚未谈及，只推荐钱纳水来当副主笔。”那时《译报》《导报》均已创刊。我和《导报》的恽逸群兄为老友。（“八一三”前，上海各大报每周举行一次“星期五聚餐会”，假九江路绸业工会楼上举行。我和子宽代表《大公报》参加；成舍我、萨空了及恽代表《立报》参加。）他为新闻及共同对付外商事，常在电话中和我交换意见。我谈及胡鄂公来“接头”事，恽兄谈：“此人出卖风云雷雨，要当心上当。”我即将此言转告严。以后即未谈判下去。
最后一次“进攻”，来势更猛。具体联系者由《大美晚报》中文部主任张似旭先生，介绍中央银行一负责人来谈判。条件为投资十万元，说明是宋部长（时宋子文，正任财政部长）派来商谈合作的。对等条件除派一编辑主任外，要参加一名副经理兼会计主任。我和严商议决立予峻拒。因太阿倒持，不啻将《文汇报》出卖给国民党。
峻拒的后果是严厉的。当时法币的黑市外汇已跌至八便士左右（官价为一先令两便士半）。他们可以给受日寇检查的报纸（如《新闻报》《时报》）照给官价外汇，而对热烈拥护抗战的爱国报纸《文汇报》则不允给分文官价外汇。结果是我们所用的白报纸，要用比《新闻报》高出三分之一的价钱去向黑市购买，这不啻置《文汇报》于死地（黑市外汇尚在继续猛涨中）。
《文汇报》以后陷于经济困难，虽有其他原因，如经营不善，广告部人员“招揽”报纸广告，收入一部分被中饱等等。而致命伤则在中央银行之有计划的打击报复。
经过这次打击，《文汇报》虽仍极受读者欢迎，（如有一次清晨我偷偷回家，步行经过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见池塘边、草地假山边之靠椅上，纷纷有人埋头读报，我一一低首细看，几乎全是看《文汇报》的。我看到读者如此热爱，热泪不禁潸然而下。）但由于上述原因，经济上反日感支绌。有一天，董俞律师忽来编辑部，我知道他是华北大汉奸董康之侄。事后我即警告宝礼兄，少与这类人来往。
不久，克明即以严宝礼开空头支票为由头，下“令”免去其经理职，不少华董信其鬼话，说克明由其婶出资五万元，由他来“亲自整顿”《文汇报》。实则，他已以十万元之代价，将《文汇报》出卖给汪伪，而居中拉拢者，即为董俞“律师”。
这事发生后，某三位中国董事，尚受克明之欺骗，还请我到新新旅馆三〇三号（董事们吃喝玩乐的地方，亦即《文汇报》的“摇篮”）去，一再向我解释，说此事只对付严宝礼一个人；对“老兄”，克明还是器重的。但我们从多方了解，克明已受汪伪巨款收买，还由汪伪派给克明一个总编辑（此人后来任南京傀儡组织的“部长”），所以，以编辑全体同人为主誓死反对克明此举。最后，编辑部二十余人同事，在《申报》（是时《申报》已挂美商牌子复刊）、《新闻报》刊出启事，宁为玉碎，决不与克明合作，玷污《文汇报》的光荣。
此事，董事中的徐某，曾在新闻出版史料上写文否认，该刊不加调查，遽予刊出。事实上，此事千真万确，正如太阳是从东边升起一样。同《一个建议》的社论出笼经过，都曾在我的脑海中牢牢铭刻，决不会淡忘，也不容否认，是事实总不容抵赖或歪曲。后来我看到恽逸群日记，清楚记着：“《文汇报》《一个建议》的社论，查悉确非该报主编自撰或授意，系该报编辑储某所写。”可见党是调查得很清楚的。
《文汇报》停刊后，胡政之先生写信给我，希望我速回《大公报》，任港版编辑主任。以后，又连电催询。那时，编辑部同人中，柯灵、周起苞已在《大美晚报》中文版工作。徐绪昌也有其他工作。我到7月底（《文汇报》于5月上旬停刊）才摆脱一切，乘荷印之“芝沙达尼”号启行。
船行三天半，驶入香港，胡先生已派庶务主任徐国振在码头接待。旋即赴馆，晤及张、胡两先生（时季鸾先生亲自主持重庆版，因肺痨加剧，隔几月即来港就医，张夫人及公子士基则仍留港）。
那时，张、胡二位年各五十有零，已退居二线，轻易不动笔，不亲日常工作，致力于培养后一代；且为推我（编辑主任）和金诚夫兄（经理）担负起第一线任务，创造一切条件。我到馆三天（头两天胡先生还问问我社论写什么题目，看看小样）以后，就放手不管，不仅各版大小样均归我审阅，社论稿（除我自写约一周三篇外，执笔者尚有杨历樵兄、袁道冲老先生和李纯青）统由我修改、润色。我当时战战兢兢，而精神很愉快。一如在孤岛时的发挥全力，且精神没有孤岛时的紧张。暇时可轻松地自己翻读书报，努力于进修。
时香港各报，堪与《大公报》匹敌者，唯金仲华兄主编之《星岛日报》。我每天看报，首先与《星岛日报》比较，看社论哪家写得切题，有深度，看哪家有几条独家新闻或特写新闻，看哪家的标题生动、醒目而恰合分寸。一般讲，这两家报章办报都认真而精益求精；评次伯仲，则《大公报》以精密细致胜，《星岛日报》则以态度进步胜。是以两报销路都为“外江”报（指抗战爆发后创刊之报纸）之首两位。《大公报》读者多在政界、工商实业界及中年以上知识分子，而青年则多爱读《星岛日报》。
《大公报》港版同事，计有蒋荫恩兄任翻译兼编国际新闻，要闻版编辑为李侠文，本地新闻编辑曹世瑛，体育新闻编辑为章绳治，副刊编辑为萧乾（不久即赴英任特派记者，由其燕京同学杨刚接编），英文翻译有梁宽（厚甫）及马廷栋、梁邦彦等，外勤记者则有麦隽曾、戚长城、张觉可等六七人。还有管资料之张篷舟等，不过二十余人。我初到馆办公时，馆址在皇后大道中商务分馆隔壁之二楼，办公地点有约二百平方米大小面积，我独用一办公桌，编辑部尚不甚挤。
《大公报》港馆于1938年“八一三”周年创办。我到港，赶上一周年纪念。10月双十节时，香港各界热烈纪念，并献金捐助抗战。适季鸾先生来港，看到第二天本市新闻版大样之标题一般化，即顺手提笔划去原标题，亲笔写了两行“可歌可泣双十节”“人山人海献金台”，铿锵有力，而信手拈来，意义深远而扣人心弦，洵为标题之上品。
某次，报馆在当时香港最豪华之酒家——金龙酒家聚餐，曾摄影留念。我细数在座诸人，包括经理部、广告员，连张、胡两先生、蒋荫恩夫人及张篷舟公子小晶晶（均不工作）在内，只有三十九人。可见港馆用人之精练。以区区二十余人之编辑部，每日编报三四张，可见工作量之大及同人工作情绪之饱满。翌年，美国密苏里大学即授《大公报》以奖章（时东方报纸仅大阪《朝日新闻》获此荣誉）。
当时国内尚在抗战初期，国共关系尚属“蜜月”时期，在港之“外江”报每两周必举行叙餐一次，由各馆轮流做东，交换时局看法，以及商量应付新闻检查之共同办法并裁决报价及广告费等问题。我到香港后，即经常由我及金诚夫兄代表《大公报》参加。轮到《大公报》做东时，政之先生偶或参加。此外各报社参加者，为《星岛日报》之金仲华、邵宗汉；《珠江日报》之黎蒙；《立报》之成舍我、吴范圜、萨空了；《国民日报》之陶百川、陈训悆、王新命；国新社之恽逸群；中央社之卢祺新及编辑英某（忘其姓名）。此外尚有“荣记”（当时吴铁城为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兼管港澳事务）之机要秘书汪公纪亦经常参加。叙餐空气融洽。叙餐前后，例有“雀喜”，诚夫、仲华、范圜及中央社之英某，向例为方城之积极参战者。某次，席间叙报年齿，我与仲华、训悆、宗汉为同庚（均1907年生），齐举杯为贺。而世事沧桑，仲华、训悆两兄均已成为古人。回忆前尘，不胜凄然泪下。宗汉亦于1989年6月谢世。
我忌食鱼腥及牛羊肉，而粤菜独以鱼腥为胜。所以我不参加宿舍之伙食团，且熬夜每至天色熹微，午间难以起身。每日午后盥洗毕，即令工友赴对门之“士多”购豆奶一樽、面包一枚充饥。然后盘山穿过兵头花园下山，至报馆看报、审稿，构思次日社论题材。迄下午4时，例至哲人咖啡馆与仲华等家叙谈。有时觉午晚餐（晚餐例有酬应）单调，则赴坚道“菜根香”吃一顿素餐。后来，张竹平氏在皇后道大华大厦开设大华餐馆，专售下江菜及苏扬点心，我的“民生问题”才基本得以解决。
1940年 三十三岁
张竹平，这位曾在上海报坛叱咤一时的猛将（先曾任上海《申报》经理，佐史量才有功，后创办英文《大陆报》及申时通信社等所谓“四社”），那时却隐于商贾，虽未着犊鼻裤、当垆卖酒，却也便装笑脸迎接宾客，招徕生意。他在坚道租了一幢三层楼洋房（我1980年赴港小住时，坚道一带亦已成寸金地，旧房早已拆去，高层建筑成“石屎”［按粤语：水门汀］树林矣）。三楼给政之先生居住，底层赁予季鸾先生，他自居二层，恰如两“大”之间的一块“三明治”了。
春间，邓友德兄亦调来香港，任国民党中宣部驻港代表。据谓离沪前已创办一通信社，安置旧《文汇报》编辑部尚未得职业之人员，由李秋生兄任总编辑，程玉西任编辑主任。减轻我精神上之内疚，我甚德之。由此两人成为挚友，几乎每天必见面一次，交换对时局看法。他是四川人，特由重庆聘来一家厨（友德伯父孝可老伯为四川耆宿，曾参加辛亥四川保路会，被“屠户”赵尔丰关禁数十日，激起成都罢市，是为辛亥武昌起义点燃一火种），烧得一手地道的川菜。如无应酬，友德必招待我至其九龙寓所便餐（友德尚未婚）。一瓶黑牌威士忌在手，美馔适口充肠，辄至微醺始返馆舒纸写社评及短评。盖自是以后，我虽无家，等于有家矣。
有一事最令我终生难忘者。是时张先生每来港，必与抗日将领方振武将军密谈终日忘倦。我和诚夫兄亦因此与方将军相熟。方夫人亦好客，每去必先日备有鱼翅等美味款待。春日近午，我方蒙眬盥洗，张先生忽来电话，谓：“叔平先生今天在其公馆（九龙界限街）请我吃饭，也请你和诚夫作陪。铸成，我为了让你痛痛快快玩半天，今晨我已代你把社评写好了。你早一点下山过海来罢。”我放下电话，想到张先生正在疗养，对我如此爱护，不觉满眼热泪。
到了叔平先生客厅，方夫人及季鸾先生、诚夫兄及另一位张先生正围坐打牌，方将军旁观。言暄片刻，张先生即起立让我：“铸成，你代我打几圈，我正想和叔平先生聊聊天。”
我对此道实在不精，而季鸾先生又一离客厅不回，眼见我的筹码逐渐低下去，心里越急越输。直到饭后，张先生始入局再战，约累计之，我反胜为输，共输了张先生近二十元筹码。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低头看报，张先生忽来馆，笑着对我说：“铸成，我究竟本领比你强。昨晚我接手，反败为胜，赢了二十余元。不能平分，给你十元。”我面红口窘。张先生急打岔说：“好玩嘛，你买听好烟抽抽。”
当时，日军北进（对苏作战）抑南进？南下中南群岛，与英荷作战的争论相当激昂。香港也许出于主观愿望吧，主南进论者占优势。胡、张两先生不轻信幻想，认为香港终难久守。胡先生与桂系李、白、黄（旭初）诸人，素结有交情。1933年曾过汉赴桂参观匝月，归津披露《访广西杂记》，对广西标榜之“三自”政策（自立、自治、自防）颇多赞许。因此他亲赴桂林，觅好地皮（在七星岩后侧），建造简单之木屋，作为馆址。然后回港，将港馆迁至利源东街之普通商店之楼房。省下资金，购四部平版机、铸造排字房铅字，并运去字模，然后陆续将一部分人员运去，准备出桂林版，以作香港职工预设之退路。编辑部调去者，有蒋荫恩、李侠文诸人。管理部有李为群、戚家祥诸人。
那年，我在香港又与飘萍夫人汤修慧先生见面。她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抛开《京报》馆及所有产业，只身到港，赖赈济委员会（委员长为北洋老官僚许世英）每月发给之百余港元艰难度日。她有一长婿郭根，青岛大学毕业，中、英文均极有根底，但为人讷讷谨厚。汤先生向我介绍，我即延入《大公报》，顶蒋荫恩兄缺，编辑要闻。
是年我开始学跳舞，动机倒不是为赶时髦。香港常有人请舞宴，事前必征询参加者有无舞伴。如无，则主人必多请一位闺阁女士参加。在宴会中，乐声即起，对对翩翩起舞。我不习邯郸学步，辄使有一女士陪我在席上枯坐，情态极尴尬。后下决心练舞。适香港有速成跳舞学校，每人纳五元，一月可成。我缴费去学，岂知伴舞者咸属“过气”舞女，只机械地教“蓬擦擦”（狐步）或两步的华尔兹舞。我意兴索然，旋即放弃。一日，梁邦彦兄（清华后期同学，1941年赴新加坡入英国BBC广播公司，后不幸在炮火中殉难）对我说：“徐先生，你如决心学跳舞，我姐夫曹亮及姐姐梁淑德（均燕京毕业）精于此道，我愿介绍去学。”
从此，我和曹亮伉俪成了朋友。他们曾启发我说：“跳舞，先要会欣赏音乐，懂得节奏；明白跳舞就是各种步子的音乐节奏化，不要死记住‘蓬擦擦’的声音，则变化自如，就不难登堂入室了。”他家有不少音乐唱片，开起留声机，放出爵士乐，他们夫妇即手把手教我跳舞，果然，没有几天就学会了。去舞场实习，每支音乐都能应付自如了，别的朋友谁都不会相信，我的跳舞原来是党员老师教会的（他们俩都是党员，对党做了不少贡献）。后来听沈体兰说，他先在租界英国学校教书，他的进步，完全靠曹亮同志的引导。在“那个二十年”中，曹亮夫妇曾被陷入潘汉年冤案的陷阱，被幽禁达十余年。但愿他们俩幸福健在！
1941年 三十四岁
宜兴旅港同乡新春聚宴，参加者有财政学家贾士毅，国际问题研究所之徐明诚，他们夫妇名义上在国际所工作，暗中则受汉年同志领导。还有商务之丁某，教育界之周某等。商定今后每一季度聚餐一次，交换家乡消息。后明诚夫妇成为我的好友，不时邀请我到其府上（住九龙新界界限街）吃徐太太潘丽华女士做的家乡菜。
友德兄主办《中国评论》，请我和成舍我及程沧波（接金仲华任《星岛日报》总编辑）和甫由南京“回归”之陶希圣，由海外归来之吴颂皋任编委，我兼任总编，由郭根负责日常编稿工作。
噩耗传来，季鸾先生6月9日病逝于重庆，我痛失良师，悲悼之极。曾一周不参加宴会，不跳舞，以志哀悼。除社评外，曾编写《张季鸾先生年表》，刊诸报端。《国民日报》之王新命撰文，语含讥刺，余痛“小人之不欲成人之美”，为文痛驳之。
徐明诚兄曾与朝鲜及台籍志士暗中有情报来往，11月间，他得朝友密讯，知敌人集中大批飞机，准备发起突袭。明诚电告重庆及延安。我政府由驻美武官郭德华通知美政府，美政府方与日野村特使密谈，意谓我从中挑拨，不信此情报。及珍珠港一声巨响，美舰队化为灰烬，则悔恨已晚矣！
“一二·八”清晨，我方蒙眬入睡，忽九龙远处传来炮声，以为英军在演习，沉睡如故。工友急声将我叫醒：“徐先生，不是演习。是敌军开始进攻了！”我即披衣登阳台遥望，果见新界方面白烟滚滚，翻入上空。
自是以后，即日夜在空袭及炸弹威胁中。弹不甚大，盖意在造成岛上恐怖空气也。
我每天傍晚，仍坚持上班编报，工友情绪甚高昂，按时操作。每天一同摸黑下山赴馆者，为赵恩源、郭根、章绳治三人。在《旧闻杂忆》中记同下山者为李侠文、马廷栋，系记忆错误。盖是时李兄早已调往桂林馆，马兄则在港有家，不住宿舍，早断联系了。有一次，正过兵头花园，忽闻头顶嘘嘘声响，未及卧倒，数丈外已落下一弹，幸炸力不大耳。
恩源及夫人徐文兰，甫调到香港（恩源主编要闻），即陷于火网，亦奇遇也。
政之先生在渝甫开完参政会（补张先生缺），因事来港，亦陷入重围。闻12月9日，重庆曾派来飞机，按名单接名人回重庆。政之先生未联系上，而方叔平则不列入名单中，曾申言：“我抗日有名，敌人决不会放过。”但以不在“数”内，卒未被允登机。后随陈策等绕道冲出九龙，终罹于难。而飞机实空，乃载满箱笼及马桶，此孔二小姐带十几条洋狗之风潮所以掀起也。
是时，胡先生实躲在德辅道金城银行内，盖政之先生与周作民私交素笃，《大公报》与金城关系密切。与胡先生同在金城避难者，尚有我国化学工业奠基人范旭东夫妇（范先生甫由美到港，即遭逢太平洋大战）及何廉先生。
我向例于上班前去看胡先生。至13日，九龙已失陷，日寇与英防军隔海射击。我经胡先生同意，于是日宣告港版停刊。我写一社评，题谓：《暂别港九读者》。大意希望与读者互勉，在任何情况下，保持民族大义和中国人之气节。末引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作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当晚炮声彻夜，德辅道沿海一带大楼弹痕累累，宛然可见。翌晨，我往慰胡先生及范先生夫妇。范先生先赞我社评写得有力，文辞得体，后喟然议论曰：“任何国家之政府，好比大厦之屋顶，端赖柱石之坚固。如《大公报》言论公正，影响国内外，则不啻在舆论界立下一根柱石。同样，我们永利、久大，能为化工界炼出新产品，为国际所公认，则亦在化工界为中国树立一柱石。柱石既多而挺坚，任何政府方有基础。其不适应者，自然倒垮，而不影响立国之柱石、根本。”他又说：“我昨天听了一夜炮声，觉日本人炸药之爆炸力并不大，我们完全可以追上他们。”
在敌人炮火威胁之下，毫不以个人之安危为念，而时刻不忘如何振兴祖国。我肃然起敬，至于泪下。
不几天，胡先生即冒险雇一小船，直驶广州湾，转回桂林，只有我和诚夫兄送行。
萨空了兄与我商议，各报出临时联合版。后以《国民日报》拒不参加，乃作罢。
旋敌军强渡成功，强力威胁港府，拖延十二日，港督杨慕琦俯首投降。
敌军占领香港后，四出搜查，家家闭户。其人少者，辄被流氓抢劫一空。闻跑马地一舞女宿舍被敌军闯入，莺燕多有遭蹂躏者。
某日，敌军报道部长多田派兵至宿舍，强迫我与诚夫兄赴其报道部（设在娱乐戏院二楼），威胁《大公报》限日复刊。我问计于旭东先生，得其指示应付之策。旋于第三日之清晨，与诚夫兄及郭根、黄致华（外勤记者）四人于晨光熹微中化装为流氓，乘敌军疏散难民船在油麻地码头登轮。别了，香港。
四人中唯黄致华能讲粤语，一路狼狈，到广州又停滞七日。经过情形，我事后在桂林《大公报》写有《广州探险记》记其梗概，全文转录如下（曾载《徐铸成通讯游记选》）。
一个意外的机会，使我在广州勾留了七天。这一途程中，我整天喘不了气，整天低着头，过着像非洲原始地带探险一样的生活。但自己是一个新闻从业员，虽在这样的环境下，也没有忘掉新闻记者应有的触觉，因此耳闻目睹，或搜集了不少材料，足够我今天写一篇不长的探险记。
没有空气 没有青年 广州，在我不算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第一次到广州，是在二十年前的夏天。那时，海珠桥还未造成，而市面的一派热闹景象，不亚于上海。我那时对广州的印象，是建筑整齐，马路直阔，是中国人以自己的力量组织的最好的城市。
三年前我到香港，而广州已沦陷，我知道这个熟识的城市，曾经敌机数月的残酷轰炸，但在我的记忆里，始终还保留着她美丽的影子。长堤的夜月，荔枝湾的清风，以及黄花岗的自由神像，一切都是那么逗人回忆。我始终不信敌人“共存共荣”的口号，对于香港汉奸报两年来“繁荣广州”的记载，也从未予以留意。但凭我直觉的想象，以为这个美丽的都市，至少总还留着一个躯壳，让她的爱慕者可以作一番凭吊。但事实竟把我这一线幻想也打破了！
在长堤下船，露出了敌兵的检查网，荷着一肩行李，踏上岸，我的视线就开始模糊了！马路上像刚刚发生过大火灾，沿堤的房屋，什九只剩下颓垣残壁，江边是密密铁丝网，路上横着木栅，只有敌人的军用车来往奔驰。
找到一个地方歇足后，马上怀着好奇的心情，往西堤、海珠桥、太平路、一德路、惠爱路一带作了一番巡礼。每经过一十字路口，便被敌兵伪警搜查一次。想不到敌军侵占广州快三年，空气还是那么肃杀；不，岂仅肃杀，把眼睛溜向任何一个角落，哪里找得出一线阳光、一分空气？街上稀落走着的那些同胞，也和我一样低着头，紧着足步，通过一道道“关口”，我在他们的眉宇间，看到他们长期在没有空气的环境下生活的痛苦；三年的苦经验，还没有啮断他们的神经！
忽然，一辆崭新的汽车也在“关口”前停住了，走出一个衣冠楚楚的人，闲适地走到敌兵的门前，照样被严密地搜身，又若无其事地上汽车走了。这该是一个“新贵”罢，在这雪亮的汽车里，我看到了他失去灵魂的后影，但在敌兵的眼光里，却并没有抬高他奴才的身份。两天后，我在长堤一家“猪业组合”的门前，看到不少猪笼，笼是那么小，把猪的全身都束缚住了，只有一个露在外面的长嘴巴，还在张牙弄舌，一对眼睛，还透出恬然自得的神气。
走遍了全市，看不见一个青年，广州只有小孩和三十岁以上的人。这些老年、中年人中，少数是早失了灵魂，多数是把灵魂深深地埋藏着，非空气不能生活的青年们，都背着灵魂跑了。
繁荣了售吸所 爱群酒店依然矗立在江边，这是广州唯一可以辨认的残骸；但门前冷落如洗，入晚也只有几点疏落的灯光。永安堂的大厦，被漆上《广东迅报》的招牌。此外，太平路上以及长堤附近仅存的高楼，都改成了台湾大酒店，“电气组合”，“商船会社”；偶然点缀着一两家小旅社和烟纸店，也都奄奄一息。过了海珠桥，便是“警戒区”，再也找不到一家商号和住宅。
西壕口一带，有几方里的地方，还有一片瓦砾堆。沙面在不久前被占领，每一个出口，都有三四重兵把守，禁止出入。对面沙基路的墙上，却粉刷着伪广东省党部的标语：“我们要感谢友军，把沙面夺还中国！”
从江边往里走，惠福路、一德路一带，行人似乎比较多一些，也有几家茶馆、酒店、杂货店等等；而最多的，却是售吸所，平均每隔五家门面，便有一家售吸所。在这一段区域内，据说敌军是不许随便进出的，门前竖着“驻在军司令部”的木牌，写着“军宪不得立入”，但若干小巷内，“××料理”和“××售吸所”是望衡对宇的。
到了惠爱路，气象又完全不同。那里所有的商铺，什九都是日本人开的。街上来往的，除了敌军外，便是三三两两红绿衣裳的木屐女人。街口上搭着几座牌坊，据说是准备“庆祝新加坡陷落”而搭的，花绿的彩布，不耐风露，已有些褪色了。
伪政府的门前，站着两个伪军，像一对风中的干蜡，看样子今天还没有去过售吸所。
就在这一对干蜡头上，悬着大幅的标语，写着四句汪逆兆铭最近说的话：“政治独立，军事同盟，文化交流，经济提携。”
文化的“交流” 好，就看他们的文化交流罢。
先从报纸看起。现在广州最大的报纸，是“兴亚机关”的《广东迅报》，除了前面一大堆同盟社电讯外，副刊有两三个，都登满着《烟花的生活》《败柳残花记》《老千的秘密》一类的小说；另外还有《医药问答》，问的答的，都不出性病的范围。其次，是伪党部的《中山日报》和什么《粤南日报》《民声报》等等，大小不下七八种，每天的标题，千篇一律，不外“皇军已迫近新加坡”之类。
杂志不算少，大部都是“兴亚机关”的“协荣印书局”出版的，我所看见的，有《新东亚》《新妇女》《小朋友》《东亚书刊》几种。在《新东亚》上，最精彩的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二百六十万年后的世界》，说那时的人都已不是胎生而是卵生，而且生了双翼，所以街市都是在空中。可惜没有说起那时的空中都市中，有多少富丽堂皇的售吸所。
《新妇女》上，开头便登着一篇《日本的新年》，描述日本的风俗如何合乎科学，近乎人情，简直就像二百六十万年后的新世界一样。后面，却有着《育婴常识》《避孕指南》《食量节省法》等等，算是指导那些“胎生”新妇女的。
偶然在一个书摊上，买到一本“国定”初中历史课本。所谓“国定”，是经过南京“教育部”审定印行的，这里面却有不少妙文。举一个例，有一篇叙述中国近代的历史，大意说，“中国素来是虚心接受外国文化的。欧风东渐，是接受欧美的文化；现在，日本的王道文化，是世界最进步的文化，我们应该全部采纳。圣人说，殷因夏礼，百世可知也，就是这个意思。”最后的结论曰：“呜呼，乾纲丕振，世运大昌，而王道大行，虽千百年无以易矣。”下面还有一个注解：“乾纲者，天皇之大权也。”又一篇述日本的维新史，说“今上御极，国威益振”，又来一个注解：“今上，在本文中指昭和天皇。”
恕我不愿再用这清白的纸，写这些龌龊的字。聪明的读者诸君，你们可以从这些不堪的字句中，看出汪兆铭这批汉奸的面目与心肝。他们不仅想出卖自己，出卖国家，连小孩们的灵魂都想批发出售。他们说，这是“文化交流”呀！
银幕上的鬼影 在这低气压下我也曾冒险看了几场电影。
正面都是些两三年前的上海片或香港片，而新闻片却可大开胃健脾。
有一次，是映的“大东亚战事”爆发后的南京动态，从这里看到不少牛鬼蛇神。第一个出现，自然是那个“面白无须”的小丑，穿着一身军服，腰里很不自然地握着指挥刀，看样子，倒真有几分像一个特务机关长。第二个是褚逆民谊，一口湖南官腔，说三个字停顿一下，身上披着一套大礼服，但依然掩不了太极拳师的江湖架势。第三个是林逆柏生，一副洋场恶少的面目，指手画脚，仿佛在那里变戏法。说老实话，我真没有听懂他们说些什么话，银幕的光忽明忽灭，声音像啾啾地鬼叫，叫得我一根根汗毛都竖起来了。
又一次，是映着敌机出动轰炸香港，敌军举行“香港入城式”，还有敌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的情形。最后，有东京的所谓“大诏奉戴大会”，看到浅草公园里挤满着发狂的人，东条英机挺着胸，提高嗓门在演说，他的姿势，似乎想竭力模仿希特勒，脸上确也有一堆小胡子，只可惜身材太矮，演说的技巧也不够，听来蛮不是味。
一个典型 在广州，我遇见一个伪警的队长，他是我所见的仅有的年轻人（我不敢说他是青年，怕污浊了这个字）。但我得感谢他，后来我能安然地离开这个魔窟，曾得他不少帮助。
一个矮小的身材，脸上和手上都长满疥疮，说一句话，便得抓上几抓，嘴里镶着几个金牙。他当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但凭他的聪明，不久便猜中我是一个读书不成弃而经商的走私贩子。
有时，他喝醉了酒后，会露出应有的骄傲，滔滔不绝，叙述他的威权和得意：“老实告诉你，我在这里真不含糊。我们虽有几个队长，但只有我的日本话说得最好，他们都和我交朋友，宪兵队长、密探长，都很熟，常在一起吃饭。老哥，放心，你要做什么生意，都交给我，绝对错不了。”说着，便举起生满着疮的手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片子：“你看，这是他们给我的名片。”
有时，他又装着很愁苦的样子，说他生活如何苦，每月只有二三十元军票，应酬又大，他的良心又好，从不仗势欺人，敲诈别人。他说：“还不是为了吃饭，才不得已做这事？别人也一样，何必去欺负人，找黑心钱？唉，哪一天和平就好了。”说到这里，话锋一转：“今天又请他们吃饭，花了三十块，实在周转不过；老哥你方便，再借给我五十元好么？”说着又把那只疥疮手伸过来了！
直到现在，他的影子还留在我脑子里，我担心他的一身疮，更担心他千方百计找的几个钱，够不够经常到售吸所去“应酬”。
珍重寄语 一个夜晚，我摸黑穿过八个警戒线，去访问一个十年前熟识的朋友。他是一个日本的老留学生，二十年来，他在广东的军政界相当活跃过；自从广州沦陷后，大概因为家累太重，在香港住了一年多，又搬回这个鬼墟，过着没有空气的生活，在街头开了一家小的布店，苟延残喘。
当我摸清了门牌，推门进去时，一眼便看他戴着老花眼镜，坐在账台上，他听见我的招呼，马上以惊惶的眼光向我扫来。
“哦，是你，真是想不到。”说着他能够让我理解的国语。
这一家称为店的布店面，只有一间。两旁的架子上，纵横放着不满五十匹的布；中间的橱内，有些针线、竹尺、牙粉之类；电灯发出昏黄的光，一只黑猫在矮凳上打呼。
他放下算盘，把我邀到后楼的一间小屋内，先问了几句别后的经过，和两月来H埠的情形，一面张罗着沽酒烧菜。等到三杯酒下肚，便打开了他不断的话匣子，一句一话，是如此的沉重，像铅丸似的掷向我的心弦。
“想不到你一个外江人，竟大胆到这地方来。”
“是的，但我是一个难民呀！”
他点一点头，又喝了半杯酒：“朋友，我已两年不喝酒了，因为在我，在此时此地，酒已失了它的麻醉作用，而且妻子们也担心我酒后的放言。但，今天，你来了，我不能不痛快喝一次。是的，谁想得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我为他的真诚，压住了应有的答语，默默地看着他的皱纹中，又透出了十年前的神态。
“你到了两天，大概已看出了一个轮廓了罢？干脆告诉你，这里不是一个人住的地方，你就是把神经完全麻痹了，也无法生活下去。以我这间小店来说，房钱只有十六块法币，而一切捐税加起来，却要一百多张军票。
“布，买的人很少，来源更难。货都要向上海去采办，但自己不能直接去办，先要把钱交给日本鬼子的‘组合’，过几个月再来货，由他们定价，由他们给货。总之，本钱是我们的，他们占了一倍以上的利钱，我们分一些残骨。”
“不也有几家酒楼旅馆开得很神气么？”
“你以为是中国人开的？不错，本钱都是中国人的，但‘股东’却大部是日本鬼，所有像样一些的店，都有浪人强迫加入干股，握着实权，这就是经济提携呀！”
“以前在香港、在广州未沦陷前，也曾听到些人说，日本鬼打来，总不能叫我们老百姓没有饭吃，老着脸，生活总可以维持的。现在我们都明了，这简直是梦想。除非你开烟馆，开赌场，休想有一家安宁，它们决不让你安心吃一碗饭。就是那些汉奸，也何尝不提心吊胆，刻刻怕鬼子们翻脸不认人？”
“那么，为什么你不走呢？以你的能力，到后方哪里都不怕找不到职业；再说，我们在祖国怀抱里，喝一口白水都是自由的。”
“是的，我迟早要走的，我就是想喝一口久未沾唇的自由的白水。我过去也曾几次想走，一则筹不出这一家的路费，再则，我总想等这里的光复。现在，太平洋战事爆发，战事一时难了，我是决心要走了。”他说的是那么坚决，又干了一杯酒，接着说：
“朋友，你不要看这里的人麻木了，你留心看，他们在街头走，熟人见了都不敢打招呼，他们受尽种种凌辱，但，你看他们，都把牙齿咬紧了下唇！
“我告诉你，这里不是以军用票流通市面么？但大家彼此的往来，都还用法币；你要离开广州一里，便绝对看不见军用票，大家用的藏的，都是中央银行的法币。”
他的酒越喝越多，话也越说越多，使我没有插言的余地。
“朋友，我再告诉你一个故事。以前，杨希闵、刘震寰他们的军队打到广东，把广东人尽情劫掠凌辱；但到后来，革命的势力树立，乡民群起协助革命军，几乎把他们全杀光了。现在大家心中的火，何啻大过以前的百倍，大家忍住眼泪，摩拳擦掌，在等待这个机会的来临呀！”
是的，我确信这个机会总会来的。我带着微醉，脸上被他的狂焰所灼热，离开了这家小店。我们在门前不敢说话，但心里都说：“我们到内地再会！”
我向广州挥手 离别广州那天，我从长堤到黄沙渡头，经过了七次严密的搜查，幸而我的广东话能勉强应付过去，最后，渡江到广三车站。在广三路沿线，看到敌军三三两两，都像野兽，在择人而噬。
车上的开车的、车队长，都是穿着军服的日本人，车上简直没有穿长衫的人，但眼光却是那么忧郁。
在那天的深夜，辗转觅得一条小船，偷渡过敌军的封锁线。我呼吸了自由的空气，不禁哼出一段戏词：“蹈龙潭，闯虎穴，逃出罗网！”同时，我向抛落在后面的广州挥手！
上面这篇通讯在桂林《大公报》刊出后，读者反响颇为强烈。几个月后，还接到不少读者的来信，说他们是辗转看到这一篇《广州探险记》后，才下了决心，从沦陷区回到后方的。
这里，我要有几点补充：在具体情节内，有些不老实。比如，真正指引我们离开魔窟的，是旅馆的一位茶房。我却“移花接木”，说是那个满身疥疮的伪军无意中干的好事。再如，对我沉痛发泄敌伪统治痛恨的人，是一位精神贫穷的中年知识分子，而不是开布店的老于世故的人。而离开沦陷区，是在三水附近的西南镇，是混在难民中，经过步行十几里的“无人区”，真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到了芦包，才雇到一条小船。到清远，停了一宿，得以转乘小轮，经五日夜才到韶关的。所有这些，都是在战时环境内，为了迷惑敌人，保护那些善良的同胞，使的一些小狡狯，而基本事实和当地的现实气氛，却完全是真实的。
我们到了清远，正感到下一步不知如何走。一位青年走上来问：“你们是不是香港《大公报》来的？”原来，他是我们的清远通讯记者，他已在码头上打听几天了。到韶关时，马上得到驻粤记者陈锡余兄的热情接待，可见《大公报》在南方各地区，也扶植了不少新闻人才。
在韶关逗留了三天，免不了有广东新闻界朋友的款宴。我和诚夫平安到达韶关的消息，当天即由中央社发表。
韶关那时是广东“后方”的重心，李汉魂的粤政府，以及余汉谋的战区司令部都设在这里，大小机关的牌子，触目可见。而战时繁华，颇极歌舞升平之盛，回想十天前在广州所见所闻，甚有感慨。
1942年 三十五岁
从韶关到桂林，可坐火车。在衡阳停了两晚（由驻衡记者吉朋信照料），当即转乘湘桂铁路车到达桂林。
知胡先生已先月平安抵桂，为之欣然。
在城内营业处（采访部亦在此办公）略事休息，即步行至星子岩。
星子岩者，乃七星岩后侧一独立小山。《大公报》社即建址于是，山有岩洞，可以安放机器房，并可为职工躲警报之用。馆舍虽木结构，亦楚楚整齐。编辑部、经理部、工厂及职工宿舍，简单而完备，并有一小礼堂供酬应、集会之场所；平时可为职工业余文娱之地，胡先生及文彬兄（王文彬，时为桂林馆副经理，驻桂逾三年，和各方关系很好）擘画有方，尤足见胡先生之远见。
胡先生在山麓一角，建有小洋房，可以俯观全馆。
诚夫兄即在经理部旁安置宿舍。我即下榻编辑部旁一房间内。
从城内至星子岩，需经东江桥（时用粗木建成），折向七星岩旁，路经广西医院，然后至祝胜里（该处大概原来为一墟集小村，至此已发展为一繁庶市集；“祝胜”命名，可见为战时产物）。到了这里，等于行船已到了码头，必须“上岸”步行，路灯已无，曲径一线，仅可通行。星子岩一带原为坟场，离《大公报》社半里许，即在坟堆中踏出一条小路，并自行车亦无法通行了。
到了桂林后，几乎每星期至少要进城两次，大都为参加酬应，必至下午8时左右回馆。我那时年壮好饮，桂友每喜称为“香港酒家”，而三花酒的后劲实在是厉害的。是以每次酬应，最后必酩酊大醉。但精神的作用，往往是难以解释的。回星子岩，没有别的选择，一是没有代步，必须一步一步走到。二是过了祝胜里，就一片漆黑，必须在祝胜里买好一盏纸灯笼，（那时币值天天狂跌，也记不清是五分的代价，还是五角，抑或五元？）还要设法预备一枝粗木棍，以便在阴黑甚至泥泞中一步一点，过宪兵五团附近的小石桥，走过一段怪鸟磔格的悬崖峭壁下，最后到星子岩前的一段坟地，则有时还传来远处的狼嗥声。必须带一根木棍，除为了指路外，也兼以防身。到了报馆，往往鞋子都来不及脱，倒在床上，就呼呼入睡了。到10点半模样，工友把我叫醒。一把热手巾，居然神志恢复，集中思想写社评和审阅稿件，直到天色微明（当时桂林的印刷条件是土纸、平版机，加上要等中央社最后一批稿子，等新闻检查处发回检讫稿，等到看最后一版大样时，天色已大亮了）。
预备工作是早就要做好的。大约正午12时半起身，盥洗、午餐，即在编辑部翻阅各报及杂志；还有重庆、衡阳、昆明各地送来的报纸、刊物，然后思考明天的社评题材，并告诉负责资料工作的罗承勋兄，请他先为我准备所需的书报参考材料，以备晚间执笔。当然，等到深晚，忽然传来一个重要新闻，临时赶写出一篇社评，也是常有的事。
初到桂林时，编辑主任蒋荫恩兄主持版面，我只抓言论；不需入城，空闲时间较多。这段时间，我看书较多。几个月后，蒋荫恩兄受聘为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到成都去了。编辑工作由我兼顾，还定期邀集采访部记者铁庆燕、陈凡、曾敏之、黄克夫、易锡和诸兄下乡来座谈（采访部由文彬兄兼领）。
要闻编辑是李侠文兄，国际编辑马廷栋兄，英文翻译主任杨历樵兄，本市新闻编辑是何毓昌、章绳治。
不久，增出晚报，由杨历樵任主编，郭根为新闻编辑，罗承勋为副刊《大公园地》编辑。我也偶以“银丝”为笔名，写些杂文之类小品。
《大公报》自1926年复刊后，一直只有一位总编辑——张季鸾先生1941年逝世，到1942年2月，才由董监事会决定，任王芸生为渝版总编辑，曹谷冰为经理。任我为桂林版总编辑，金诚夫为经理，王文彬为副经理。
那时，桂林成为有名的文化城，空气比较“宽松”，而各方人物荟萃，文化、艺术繁荣。我商得政之先生及诚夫兄的同意，言论方针力主自由民主，政治上与重庆保持距离，一般不转载渝版社评，保持独立思考。社评除自写外，还请好友千家驹、张锡昌（是我中学同学，时在“工合”工作）等执笔。渝版同事子冈每以渝版登不出的内幕新闻寄来。我们几乎每周必刊出一篇子冈通讯。这与社评并成为桂林版的两大特色。加之，外勤记者一般思想活跃，写出的新闻稿和特写，能抓着痒处，文句清新，受读者重视。桂林版发行等于桂林各报之总和，日销达六万余份，不仅桂、湘、粤到处畅销，即与重庆等距离之滇、黔各地，亦几成桂版之市场。
那年10月初，我方在编辑部阅报，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你是徐总编么？我是蒋经国。我想到《大公报》拜访，车子怎么走？”我答：“对不起，《大公报》在山坳里，无路可通车，我到城里去拜访你吧。你下榻在哪里？”放下电话，我即步行至励志社招待所访问，一番寒暄后，他拿出一份手稿，原来是他悼念好友已故赣南属上犹县县长王后庵的。我看情意恳切，文辞清新，答应及早刊之报端。他致谢后，还说赣南一切皆在试验，如有机会，希望高明去参观指引。这是我和这位蒋公子的第一次交往。以后，他即赴渝公干，回赣后不久，又寄来他写的悼念另一位县长——南康县县长王继春先生的文章，我也在报上发表。
他这两篇情文并茂的文章，不先在《正气日报》刊出，而希望在桂林《大公报》发表，这也可反映桂林《大公报》影响之大。
1943年 三十六岁
新年刚过，胡先生告我：陪都新闻界将应邀飞美参观，芸生兄亦在名单之列，希望我即日飞渝，代他主持笔政。
我于年初成行，编辑部由诚夫兄兼管。
坐的是中航班机，只有一个引擎，六个座位。清晨离桂，历五小时，中午始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即乘来接之小车赴李子坝。这是我破天荒第一次坐飞机。
到渝以后，才知事情发生变化。蒋先生听信媒孽者之言，已用红笔把芸生的名字勾掉了。我连忙航函向胡先生请示。旋得复函：“既来之，则安之。乘机在渝多多探测气候，对将来主持桂版，未始无益。”这样，我就留下来过了那年的春节。
我先去参政会拜访由苏回任不久的邵力子先生，他是我国新闻界的前辈，承接谈一时许，并于翌日设便宴款待。作陪者有王世杰先生及王云五先生等。
由邓友德、陈训悆兄引导，也去侍从室拜候了陈布雷先生，他也是我国新闻界的前辈，又是张季鸾先生的多年至交。在20年代初，他以“畏垒”的笔名，为上海《商报》写社论；季鸾先生则在《中华新报》主笔政，署名“一苇”，都风靡中外，有“一时瑜亮”之称。布雷先生一再谬奖，谓故友季鸾曾郑重谈及，我与芸生为其得意之传人。布雷先生并力劝我参加国民党，他自己愿破例当介绍人。我婉谢其意，说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素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布雷先生莞尔而笑，不以为忤。
我还访问了戴季陶先生及董显光先生（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等，礼貌、形式而已。
请徐盈兄介绍拜访周恩来先生，已约期矣，临时徐盈兄来谈：周副主席忽应国民党代表约谈，不得不改由另一同志接谈。我应约到上清寺中共办事处。接待者为当时负责与国民党政府商谈整编问题而在渝逗留半年之八路军某师师长（林彪）。滔滔约谈两小时有半。
那时在民生公司任职之邵尚父兄，原为汉口两湖分馆《大公报》时代的老同事，坚邀我上某山在民生公司宿舍欢度春节。旧历初五后回到李子坝，即束装、购票，准备取道贵阳回桂。在贵阳曾赴省府拜吴达诠（鼎昌）先生，并晤及清华老校友周寄梅先生（名贻春，战时由达诠先生延揽，任贵州建设厅厅长）及严慎予兄（时任省府秘书长）。
在筑勾留三天，即乘车赴金城江，转乘黔桂、湘桂路火车返桂林。
在渝时与友德兄约定，结伴同作东南之行。他的最终目的，是至沦陷区边界，接取由上海来的未婚妻。我此行则为由沪接取妻儿，并接运一批《大公报》陷沪眷属。
回桂后埋头工作、读书几个月，与友德约好，定6月中由桂启行，相约沿途不拜访友人，以免酬应。编辑部工作仍托诚夫兄兼管。
友德到桂后，即出发韶关。翌日，乘邮政车（当时，一般公路车用木炭作燃料，独邮车用酒精，行驶有定时，亦卖票搭客，取费较昂）南驶，当晚抵赣州。投宿互励社旅社。在市上餐馆果腹后，曾巡礼市区，见市面繁荣，四民安定，远非大后方其他中小城市可比。标语尤多朝气，如四城均有大幅标语：“欢迎你来参观指教！”城门向里一面，则悬：“欢迎你再次光临。”令人有亲切之感。
旅途劳顿，第二天起身已近8时，茶房来倒洗脸水时说：“蒋专员已在门外等候两小时了。”我惶恐出迎；他坚留一周，参观新赣南。经再三商酌，决留居三天，详情已载拙著《风雨故人》，兹不赘述。总之，蒋经国先生在赣南勤政爱民及礼贤下士之精神，迄今犹留深刻印象。
离赣州后，即赴雩都东北约百里之银坑。当时江西公路局设在这里。总工程师过之毅先生（无锡人）是邓友德兄的老朋友。我们向公路局商借一部酒精车，终点为皖南屯溪，备载运由上海出来之眷属。去屯溪时，由公路售票搭客。回程车费及司机一切费用，由我们负担，得公路局之特许。又因那时福建正蔓延鼠疫（黑死病），入境前必打预防针及斑疹伤寒预防针。我们为此在银坑耽搁十天，中间发高烧两天。
自银坑出发，司机即听我们指挥。第一天即宿宁都，作为长途准备，并约同本车旅客座谈商定约束数事。循建宁、泰宁直驶邵武。我们即拜访协和医学院，在此下榻。旅伴则投宿附近客栈。翌日清晨，谢别协和院长，即登车循山路至崇安宿头。盖是时赣、闽、皖各省平地，咸为敌人侵占，公路交通，不得不在崇山峻岭中另辟蹊径也。过分水关，公路直上直下，见不少公路客车，寸步维艰，每上升一步，即以木卡垫住，喧嚷之声不绝。我们在上饶投宿。市面房屋大半断墙残垣，成为废墟。盖此处为后方交通要冲，敌机频来狂炸也。
曾迂道至《前线日报》，参观一晚，使人耳目一新。得结识宦乡（鑫毅）兄。
以后，经玉山入浙境之常山、开化而至皖南之屯溪，休息五天。
那时，屯溪为战时皖南之政治中心，进出江南沦陷区必经之地。设有屯溪《中央日报》，社长为冯有真兄，与友德及我均为好友，照拂极周至。总主笔李秋生、总编辑程玉西及采访主任沈壬生则均为《文汇报》旧侣，设宴话旧，往往忘倦。即由《中央日报》职员代为安排轿子及杂用之物。盖过绩溪，公路已破坏，必须乘轿或步行。汽车及司机即在屯溪安置，留待回程之用。
经徽州到绩溪途中，仍用汽车送行。黄山在望，苦于不能抽暇登临。至绩溪，遥望这葱绿山城，此胡适之先生故乡，亦无缘游览。
以后五天，在杨溪、甲路、河沥溪、广德、流洞桥觅荒村小店投宿。每日约行五六十里，此原始之交通，甚为缓慢，却也有一好处，能准时到达预定地点，不似汽车之动辄“抛锚”也。途中每涉遐想：徐霞客遍游全国名山幽胜，所凭者大概亦赖此原始交通工具也。
第六日至张渚，则为我的故乡——宜兴一大镇。此地已陷于“阴阳界”口，市面极为烦嚣。在此碰到好多长期未见之亲戚朋友。此地亦为苏南之绿洲，苏南各行政及工商、金融机关咸设点，于是，更增加战时之畸形繁荣。
据朋友见告，由江南沦陷区入内地者，咸经过张渚，所带的“良民证”都弃置一旁。有专门机关收集，换一照片，盖上假图章，即可潜入陷区。我乃谋之友德，冒险作上海之行。
我有一职业习惯，出门所见、所闻及所感，辄写为通讯。计自离桂后，已寄回通讯——《东南之行》十余篇。自冒险入陷区直至回抵张渚，共写了《陷区进出记》十篇，先在桂林《大公报》刊出后，重庆《大公报》亦转载（见《徐铸成通讯游记选》），并散记于《杜月笙正传》中（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兹不再复记）。有一点须说明者，所记之人物地点，则多故意失实，则为对敌斗争之需要也。有一点最令人难忘。混入陷区后，第一站即宿蜀山之东坡小学，行李甫安顿，即入市寻店午餐，在市中心石桥上，忽迎面走来一绅士模样之人，彼此注目而视（我已易便装），对方忽认出“你是徐……”，刚出口，我急答以“我是吴某某”。彼此一笑，盖对面相逢者即第三师范之老同学吕冕南（宜兴教育家吕梅笙先生介弟）。乃相偕在馆子觅一清净座头，低声罄叙契阔。冕南时为东坡小学校长，暗中参加抗日工作也。
在沪时，曾常与严宝礼兄（时表面经商，常出入于张渚陷区间，名义上贩运木材，实为国民党中宣部东南专员处工作）晤谈。记得我们曾在八仙桥附近密谈两小时。我问其《文汇报》是否准备恢复？严兄答：“你如能仍回主持编务，我虽任何困难，必在胜利后恢复《文汇报》。”因约定二事：一、《文汇报》胜利后复刊，决摆脱英商，摆脱旧董事会，不接受官方投资；二为胜利以后，我决尽可能脱离《大公报》，回《文汇报》主持笔政。
仍循原路回到屯溪，到时，听到三战区方面消息，敌军小股出动，“扫荡”了张渚直至广德边境，到处焚烧杀掠。我们侥幸早走了一周，未遭此难。
坐上汽车，离别屯溪这个皖南山城。我和友德所带的“队伍”已逾二十人，浩浩荡荡，坐满了大半车。空余的座位，售票给急需西上的朋友，过赣南，蒋经国先生又盛筵款待我们，一坐就是三桌。还招待游了赣州名胜郁孤台和章贡二水合流处的八境台。
回到桂林，已是初秋。那时美方对华援助渐趋积极，飞虎队所辖之空军数量扩充，还投入大量费用，建造可以停B25型大型轰炸机跑道之机场。一时，盟军开始反攻及轰炸日本本土之势大起。
美国、英国新闻处早已在桂设立分区，不时送给《大公报》不少特稿。我们由国际新闻编辑黎秀石兄与之联系。
1944年 三十七岁
春间，敌军又开始对我进攻，宣称要打通“大陆走廊”。先在豫南调集重兵。当时豫南人民，正处“蝗、黄（黄河泛滥）、汤（汤恩伯部之无纪律）”之水深火热之中，敌军发动不久，即攻陷豫省全境，乃移其锋镝指向湘北，薛岳部旋亦败退湘西，墙子河全线崩溃，敌军长驱直入，进围衡阳。方先觉部死守孤城，曾引起湘、桂人民之热望。而敌前锋已逼近桂境之黄沙河矣。
桂林在李济深将军、李任仁先生等发起，并经田汉、洪深等文化人热烈赞助下，号召军民举行国旗献金，誓死保卫大桂林。我曾应田汉先生之约，去剧宣队做时事分析动员。《大公报》桂版之社评，亦满腔热情，宣传抵抗到底。腔调之激烈，似已远越《大公报》之传统。
旋遭重庆当局之制止。组织中之民众保卫队伍，亦遭解散。而开来之中央援军，乃为汤恩伯部，到桂后即宣布强迫疏散人民，以扫清视野为名，到处焚烧抢掠。致火车站之秩序混乱以及抛儿、别妻、一家离散之惨况，尤到处可见。总之，“前方是溃，后方是抢”，可以概括所谓湘桂战役。
《大公报》于10月13日宣告暂时停刊，我于是日晨步行至将军桥搭电工厂之便车离桂。当离别星子岩时，军队已进驻，一夜之间，馆方及职工所饲养之猪、鸡，尽被杀光。我的新居布置好不久，柳亚子、梁漱溟、任二北三位先生曾亲书对联惠赠，亦尽遭回禄而丧失。
从桂林到独山，不过数百里，却周转跋涉，历时十余天。过柳州时，适遇杨历樵兄之长公子（在湘桂铁路任医生），知湘桂路有撤退眷属专车，乃告别电工厂旅伴，改乘专车行。岂知从此以后，寸步维艰。盖过柳州站，即属黔桂路范围。每抵一小站，必索“买路钱”，否则供水、扬旗，均受阻碍。最给人刁难者，每至车头用煤耗尽，必开回柳州站补充，列车弃置一间道旁，职工家属多在山沟水潭中换洗衣服，动历一昼夜不闻开车消息。每到夜晚，眷属均在车厢内展开地铺。我以一“来宾”身份，乃至无立足地，只能缩足枯坐以待天明，其艰苦为生平所未经。
迤逦至南丹之南一小站，车又停止不前，车头又摘下回柳州去加煤了。
同车青年，多有徒步赴南丹，希转搭“黄鱼”车赴独山者。我亦将随身行李托同车者照看，随青年们步行。循路轨走七八里。巧遇南丹站长王先生，其夫人为黄季宽（绍竑）先生之妹，蒙其款留一晚，翌晨与黄夫人内侄女结伴同至南丹汽车站，又巧遇电工厂车，在六寨抛锚一夜后，才平安抵达独山。稍停三日，雇车装载由桂运出之机器、材料、杂物，尽一日夜到达贵阳。
我经此变局，对后方的军事、政治乃至社会、教育各方面，残余的一点信心，损失殆尽了。军事上的上下无纪律，前方望敌后即溃，后方则见财物便抢劫一空。闻桂林最后逃出者言，到了“空室清野”之后，士兵多抢换便衣，纷纷逃离队伍；有少数遭捕获者，则两手均套满戒指及钏头，盖掳获已满，图回归家乡矣。此种情况，已为后方之讥刺。此外，尚有数事令我触目惊心者：一为新闻界撤退列车（其中多桂林《扫荡报》职工及眷属）行至柳州站时，忽后面来一列火车，将此车猛烈碰撞，全车血肉横飞。《扫荡报》总编辑钟期森（在汉口时曾参加范长江之“青记”）一家遇难。幸存者中有《大公报》同事何毓昌兄（他有齐人之累，未与其他职工同撤退），因枯坐车隅行李堆中，撞车时将其震醒，浑身是血，抚摸知自己并未受伤，盖所溅者皆同车人之血也。第二，我过南丹甫二日，金城江（当时黔桂间极战事频繁之码头，而房子大抵为竹坯木结构）在一夜之间大火蔓延，夷为一片废墟，伤亡不知有几百千人！第三，我到独山时，即闻美机误以为六寨为敌军占领，大举集中投炸，全墟成火海，屈指计之，距我投宿时甫二夜，我曾目击墟内我军事机关不少。至此，又添了不少枉死鬼矣！第四，沿途我曾闻单身或一二逃难者，行经偏僻山径，往往遭持木棍刀叉者之拦路抢劫，往往只因为有一袭毛线衣而遭杀害者。“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于此可见抗战七年，后方之民间秩序和道德丧尽矣！
到贵阳后，与妻儿聚晤。《大公报》一部分眷属早于敌军过全州时，即疏散至柳州。桂林吃紧，又移居贵阳，租得一废工厂车间居住。是时长儿在此读中学，三儿随母补习，一家重聚，互庆再生。
贵阳为诚夫兄曾工作旧地（回《大公报》港馆任经理前，曾任黔省府机要秘书兼《贵州日报》社长），故旧很多。我们安抵贵阳后，承达诠先生设宴为洗尘压惊，并有省府及《贵州日报》友人酬酢多日。《贵州日报》总编辑为我表兄朱虚白，要闻编辑金慎夫为诚夫兄介弟，相知有素，畅谈竟日。约留筑五日，即雇定一卡车北行。
长儿白仑，时在贵阳国立临时中学读书。以该校管理马虎，伙食极坏而不注意清洗，白仑染上痢疾，久治不愈。嘉稑恐其孤身在外，不易调摄，乃令其退学，一起带往重庆。
《贵州日报》经理赵先生广交游，我托其代购贵州当时最有名之“华茅”（茅台）两瓶，以便沿途独酌解忧。
五日后安抵重庆，渝馆已为桂馆职员租借三江村（李子坝报社对面）为宿舍，竹墙土坯，沿嘉陵江构筑约七层，且门面甚堂皇，可见山城工匠工艺之精巧。
为了安置桂馆职工，胡先生（斯时，政之先生已继季鸾先生后，任国民参政员，移居重庆，住金城银行建造之红岩新村）特在渝馆创刊《大公晚报》，由我主编。我未到前，由谷冰兄代理。先期到渝之郭根任要闻编辑。某日，忽以主标题未按谷冰意制作，立以“不服从上级命令”之罪，宣布开除。以后不久，原桂馆广告主任戚家祥及戚家柱等均因撤退时“利用职务，私做生意”之罪名，连同渝馆广告主任李孝元一并开革（二戚及李均为诚夫兄亲戚）。可见有“杀鸡儆猴”之意。
差不多同时，政之先生特约诚夫和我至红岩新村谈话。大意谓，渝、桂两馆，好比同根连枝。现桂馆已以兵灾而停业，等于二房子弟来依靠长房。你们要善于“以小事大”。他们两位是很有心机的，“譬如谷冰有事来见我，我虽满腹心事，必整容含笑接谈，以免引起多心。此意，望你们两位，好好体会。”
很明显，他是要我们了解寄人篱下，处处以忍让为先。
我除埋头主编晚报外，帮助日报每周写一到两篇社评。此外，百事不问，业余也很少进城，即邓友德（时任重庆新闻检查处副处长）、陈训悆（时任《中央日报》总编辑）等熟朋友也很少来往。谷冰与中央社社长萧同兹很有交情，常请中央社高级职员来李子坝吃饭，我和诚夫兄敬陪末座而已。
是年，国民党政府陷于内外交迫，极度困难时期，郭沫若先生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以古喻今，说明重庆政府之分崩离析，仿佛李自成退出北京后情况，敌军攻陷独山后，一度威胁都匀，不仅贵阳震动，即重庆亦人心惶惶。官场中传出消息，即迁都峨眉，亦必抗战下去。而一部分公务员则表示：宁饿死重庆，决不再逃难。幸威胁都匀的日寇旋即撤退，转而南下，进兵镇南关，以实现其打通向中南半岛之陆上走廊。人心始稍定，中共代表及民盟等第三方面人士，则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之主张，和者甚众。
我在是年年底，曾两度进城。一为友德约至其集体宿舍便餐，同席有许孝炎及前《京报》总编潘仲鲁兄，仲鲁为公弼之介弟，是时精神极颓唐，每餐必饮，每饮必醉，终日昏昏。不久即闻弃世，闻年仅四十余。
另一次为路明女士赠票，往观其主演之话剧《孔雀胆》（郭沫若先生新创作）。路明与其姊徐琴芳及姐夫陈铿然均我桂林好友，曾同学京戏于莫敬一先生，他们向以“大师兄”称我。是夕，我偕嘉稑及小儿复仑往观剧，见前座有一女士偕一女儿，到处招呼，后经邻座介绍，始知即闻名新闻界之浦熙修女士。此为我首次识荆熙修女士，想不到以后曾共事二十余年，且同遭风雨，同陷“阳谋”，熙修被赐以“能干的女将”之嘉名，及十年浩劫中，且被冤死，呜呼！
1945年 三十八岁
晚报由徐盈任要闻编辑（原任渝馆采访主任，时改由王文彬接手），罗承勋任副刊编辑。彼此心领神会，工作极为愉快。陆诒等专任晚报记者。子冈、曾敏之等每用特写形式为晚报写稿，时增特色。晚报无评论，我负主编名义，甚得悠闲之趣。副刊偶登杂文，触着当局痛处痒处，友德不时电嘱“火烛小心”，布雷先生则时有警告。好在闯祸不大，留意而已。
约8月十一二日，当日的晚报已出版，我正在诚夫兄客房与同乡亲戚李中孚（亦诚兄至戚）闲谈，忽电讯房（可收国内外无线电讯，而不能发报）来告，适截接东京电讯，日皇已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矣。我与诚兄商量，立即印发号外。不久，李子坝鞭炮声相继，遥闻上清寺、牛角坨一带隐约传来鞭炮，声如热锅爆豆，噼啪一片。大儿白仑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甫放假回家，闻讯即跑步至上清寺观光，傍晚回来，告以上清寺一带，人山人海，游行庆祝队伍不绝。他还看到有参政会队伍，黄炎培、左舜生、傅斯年及李璜等民主人士，列队步行至国府，向蒋主席报喜。总之，原来抑郁之山城，忽然雾开云散，满城鼎沸矣！
翌晚，国府礼堂举行庆祝晚会，芸生兄去参加。据谈是晚最主要节目为京剧《群英会》，演至“有请蒋先生”，这位白鼻子小丑蒋干先生在“推推”小锣声中出场，一座轩渠。在座之蒋主席怫然离席而去。提调不慎，相信不是有意开此玩笑，而来此一哄堂，宜乎蒋先生不终场而离去矣。此殆为欢庆胜利声中一小插曲也。
庆祝高潮渐渐平息，而百万下江客，急于结伴还乡，而上天无路，舟车短缺。而各走门路，东下者究属少数。在《大公报》中，记者张鸿增已赴芷江（朱启平、黎秀石早已随美军赴密苏里舰准备参加盟军受降典礼），将随先遣人员赴南京，李子宽、杨历樵、陆诒则已动身赴柳州，准备搭乘汤恩伯部队之军用运输机赴沪（时当局已决定派汤恩伯集团军由美军空运上海，接收江南一带沦陷区）。时报馆董监事会决议，派我及李子宽兄赴沪，尽速筹备复刊上海版。从国民党中宣部方面得知，9月2日晨将派一架专机，运送重庆新闻界人士，每报限一人，赴宁参加预定于3日举行之受降典礼。
在收拾简单行李预备出发之际，吴达诠先生（时已调渝任国府文官长）忽送来一稿，乃蒋主席电邀毛泽东先生来渝面商国是者。我即发刊头条。旋侍从室陈布雷先生来电话，谓此讯应由中央社统一发表。但晚报已拼版，婉却之。晚报一出，读者争购一空。后闻此电本为达诠先生向蒋先生建议而得嘉允者，是以达诠先生甚得意，电文发出后，即抄送晚报发表。
9月2日上午7时，即离别妻儿，乘小汽车准时到达九龙坡机场，呆候至10时，美籍飞机师未来，无法开机。我清晨只喝一杯豆浆，两只包子，至此腹饥难忍，乃购一广东月饼充饥。费二千元法币（当时可买一匣最好的土制香烟“华孚牌”）。
11时许，乘客始登机，两发动机先后开动，飞机旋即升空，向东飞去。
这机为美军的一架运输机，机舱内有两排座位，可坐十一二人；中间及后部则存放行李。同行者有《中央日报》总编辑陈训悆，《新华日报》之徐迈进，中央社总编辑曹荫稚，《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国民党中宣部派赴上海之专员詹文浒，《时事新报》社长张万里，《商务日报》总编辑陈落，代表《新民报》之赵敏恒，连我共十人，盖都为各报负责人，名义上去参加受降典礼，实为各自报社之筹备出版，图捷足先登也。
同行大都为我之熟友，特别是舍我兄为我北平时同业，荫稚兄则在汉四年经常晤聚，训悆更为在沪、在港共同对敌作战之好友。机舱中相叙畅谈，俨如举行一茶话会，时时笑声哄然。
过三峡，俯看神女峰在足下挺立，别有一种姿态。旋经宜昌、沙市，则昔日港口，几成一片焦土。过武汉时，飞机特绕行一匝。此为我旅居四年之旧地，残破已不易辨认，只江汉关大楼依然矗立江边。
过九江、鄱阳湖时，机上人员忽紧张来舱巡视，同机者讯问何故，彼默然以指示窗外，则一个发动机已停，仅赖一发动机支撑前进。同机咸暗暗着急。
幸支持至5时许，飞机已到南京上空。机上人员来告，将在城内明故宫机场着陆。
下机后，见持枪戒备者仍为日兵，众咸心中惕然。《大公报》张鸿增兄及中央社在宁人员在机场迎接，即乘车至原国民大会堂，临时招待所即设于是，有少数国军警戒也。
我向张鸿增问南京物价如何？答称“便宜之至”。我即告以饥肠辘辘，急需果腹。彼谓新街口有一家豪华餐厅，应有尽有。乃偕同驱车前往。坐席甫定，即先叫两色点品。然后阅菜单，标价之便宜，为天外来客所难以想象。乃大装阔气，先要一瓶法国三星白兰地，开一听英国香烟三炮台，然后点了五菜一汤，大都为1942年离港后久未品尝之佳肴。我与鸿增兄对酌而谈，知明日之受降典礼，因冈村宁次多方推诿，尚须延期二三日。
是时南京行市，法币对伪币之一般黑市交易，为一比二百五十元左右。店伙结算账目，共为六千零几元伪币，合法币不足五十元。余慨然付之，连小账不及在重庆上机前所购一个月饼之代价。想不到在重庆视如废纸之法币，居然身价千倍矣！
受降典礼已改期，我回沪之心如箭，何必在此空磨时间？离酒馆后，即直接驱车至下关火车站，购订一头等车包房票，代价亦不过合法币五元。非徒为扮阔气，盖我看车站维持秩序者，仍为持枪之日兵，头等车较安全也。
回至国民大会堂，见到陈落兄，彼谓受降典礼已决定延期，亦想早日赴沪，不知当天的火车票好买否？我莞尔反问：“你今晚想去上海么？不用买票，我请客，我订有包房。”
然后即收拾行李，与陈兄偕行。
到下关车站，告别了张鸿增兄，即出票昂然走进头等车厢。以二十元伪币，买了一叠上海的小型报，茶房端来咖啡，我即与陈落兄相对躺坐沙发，披阅小报，俨然豪富生活矣。
一夜只蒙眬合眼片时，清晨即到上海北站，即携便行李，与陈落互道再见。出站后，见停有三轮客车，客座在前，蹬者在后，闻为上海流行之“孔明车”（盖羽扇轮车，可以观景也）。我即以五百伪币之代价，雇了一乘，直驶至复兴公园附近之家中。
我已离家两载（1942年冒险回沪接取嘉稑及两个儿子），心中忐忑，不知双亲及次儿如何生活。到万福坊弄堂口，见弄口群儿中有一绝似福儿，彼不加招呼，即奔入弄内。
抵家，则双亲康健，福儿茁壮，欢然侍立。母亲说，适间福福登楼，说声：“爸爸回来了！”即朝天跪下，说：“谢天谢地，一家得救了！”盖家中仅剩家用三千余元，孩子亦茹素吃苦，日夜盼我回来，以舒其祖父母之困愁也。我闻之心酸泪下，即以法币五元，令福儿往购冰砖两大块，汽水四瓶。孩子雀跃至吕班路（今重庆南路）购买，还找回来很多钱。孩子边啜边笑，对祖母说：“要是爸爸没回来，怎么会花这许多钱买这许多东西。”母亲亦说：“这孩子很懂事，功课很勤奋，平时天天问我还剩多少钱？连一根棒冰，他也舍不得买。”
午后，与宝礼兄通电话，他旋即来万福坊访问，带来“三炮台”两听。并谓：“陈厚仁已知你回来，今晚他已在新雅订座，为你接风。”厚仁为《大公报》及随后之《文汇报》广告员，即当年介绍宝礼兄来与子宽接洽印报事者。
傍晚，即与宝兄偕福儿同往南京路赶宴，各道契阔。我看窗外即新新公司，从四楼至三楼，悬有蒋先生的巨像，四周缀有五彩电灯，上书“欢迎劳苦功高之蒋委员长”。盖沦陷区人民，八年脱离祖国，望祖国旌旗如望岁。我一路见到，闹市口如大世界、跑马厅等地，均高搭松柏彩牌楼，上悬“还我河山”“光复日月”等匾额，人民之心情，于此可见一斑。
福儿从未逢此盛宴，菜来即下箸不止，到后面上有大菜，则云腹饱已吃不下矣。盖主人见其杯空，即倾倒橘子水。小孩见杯满即痛饮，肚子已胀满也。即令侍役偕往小便，归后仍穷啜不止。我见此，不禁暗暗落泪，知沦陷区近年生活之苦楚。
闻《文汇报》已于是日复刊，先出四开一张。宝兄谓先由玉坤及云光诸兄编辑，“亟盼吾兄回来主持也。”我说：“《大公报》命我筹备上海版复刊，一时难以摆脱。”
第二天的《文汇报》，即刊出我由渝回沪消息。宦鑫毅（乡）兄及徐明诚兄即相偕来访，知这几年他们在上饶多所接触也。
下午，葛克信兄亦来访，知吴绍澍兄亟盼与我晤面。当约定翌晨至其寓所访问。盖绍澍兄在沪秘密工作多年，是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市长钱大钧尚在渝未到任）。吴并兼“中央军事专员”、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市主委，时称谓“红过半爿天”“五子登科”之接收大员也。
按时往访，雨兄（吴字雨生）倒屣相迎。第一句话即说：“我已将《正言报》复刊，恳请我兄来全权主持，我决不稍加掣肘。”我笑以此来为复刊《大公报》，《大公报》当局决不会放我婉答之。他问我住房是否已定？要不要代觅一花园洋房或公寓？我又婉谢之，答以父母一直在沪，老家尚可容身。记得子宽兄（已先日抵沪）曾为馆址及白报纸事发愁（当时白报纸一律封存，非经特许，不得搬动）。我乃向雨生请对《大公报》帮忙，他说“房子好办，南京路江西路口有一幢房子，本为敌商所开之大可乐咖啡馆，我关照他们（三青团）让给《大公报》罢”（即复刊后《大公报》馆址）。关于白报纸，雨兄亦允由市府发一通行证，可以自由起用（宝兄也借此通行证，为《文汇报》购进并搬运纸张）。
我自1932年在汉口与雨生认识，相交十数年，虽政治认识不同，知其为人正直仗义。1939年他过港来沪，与冯有真兄共创《正言报》，即邀我主持笔政，我婉拒之，不图此时雨兄尚如此念旧，为《大公报》之复刊，帮了这么个大忙也（南京路“大可乐”之房子，恐非几百条大“黄鱼”顶不到手也）。
经过了两天，汤恩伯到上海，要人都到大场机场欢迎，先期到沪之国民党军，列队过闹市，俨如举行胜利入城式，汤及其将领，满面得意之色，自以为胜利英雄。我愤甚。在当晚即写一社论，刊之翌日《文汇报》，题目是《明黑白，辨顺逆》。大意谓上海沦陷八年，绝大多数人民忍饥受辱，坚持汉节。请欢迎和被欢迎者，彼此扪心自问，究竟谁应当脸红？
有一天，与柯灵兄相见，他说“马夷初（叙伦）、夏丏尊、郑振铎、傅雷诸先生闻兄回来，拟设席接见，听听后方见闻，时间即定明晚，席设巴黎新村傅公馆”。我欣然应之。
到时除上述诸先生外，还有周煦良、徐中舒及柯灵兄，都是八年中坚贞不屈、向敌伪斗争的民族精英。那天，各位先生先分析了胜利后的形势和自己的理想，然后要我谈谈后方近况。我具体报告了目击的湘桂大溃乱的情况以及近月中共及民主人士对要求组织联合政府的最近发展，举座讶然。夷初先生接着说：“想不到烂到了这步田地。”傅雷先生说：“那我们应考虑今后斗争的方向。”接着，在座的都热烈发表意见，气氛热烈高昂。我谈到正在筹备复刊的《大公报》上海版，准备以争取民主、反对内战为主要编辑方针。马先生说：“听说《大公报》与政学系有关系，你的方针能贯彻么？”我说：“战后，我们不能再背上‘抗战第一’的包袱，应以争取民主自由为宗旨，我必以去就力争其贯彻到底。”这番话得到在座诸公的赞成，夷初、振铎、丏尊、煦良诸先生并允为复刊后之《大公报》上海版任星期论文特约撰稿人。
那时《大公报》的筹备工作一步紧似一步，除馆址已在南京路新址粉刷、改装外，编辑部亦已租定民国路（今人民路）出“红金牌”香烟之烟草公司建造之大楼，亦在修缮中。但机器装运需时，上海版丞待复刊。是时《申报》与《新闻报》复刊问题，尚在陈布雷及杜月笙等协议中，子宽兄及与汪仲苇先生情商，在《新闻报》未确定复刊期前，先为《大公报》代印（当然，编辑部亦暂借《新闻报》内编报）。
是时，《文汇报》及《前线日报》，都因自己馆址尚未装修完成，编辑部均暂借上海《中央日报》馆（原敌伪时之《中华日报》社）内发稿，我有时去和宝礼兄及宦乡兄碰面。
《大公报》（上海版）于是年11月1日复刊。当时编辑部采用“精兵”主义。一则，《大公报》旧职工大部尚在重庆，因交通困难暂不能东下，而必须留足空额；二则，编辑部人员必须纯正。留处孤岛之新闻界熟手，难以识别是否曾“落水”。除我自己主持编辑及言论外，决请杨历樵兄（亦与子宽兄一起由柳州乘飞机到沪）任翻译主任兼编国际新闻，并撰写国际问题社评。朱启平兄适由美军尼米兹总部回国述职，我将其“截留”在上海，编辑要闻。原《文汇报》之周福宽兄编本市新闻，魏友棐则延入编经济兼写经济问题之社评。《大公报》留沪同事季崇威任经济记者。副刊《文艺》，则由李子宽兄介绍其亲友蒋天佐兄（闻名之左翼作家）主编。此外，记者只能在内地来沪记者中物色。当时由渝桂等地来沪新闻界人士，大都被招待住在牛庄路附近之中国饭店内，我去应酬过几次，当聘请原《广西日报》记者王坪及原重庆《益世报》之周雨兄为记者。总共算来编辑部不足二十人，所以很多事是“一人而两用焉”。
《时事新报》亦请《新闻报》代印，编辑部亦暂在该馆工作，其总编辑朱虚白，我之表兄也。
我的办公室暂借《新闻报》总编辑室。报界前辈李浩然先生即曾在此编报达数十载，室不广，一写字台、一躺椅、一座椅，四壁书架皆列满图书及旧报合订本（按年次排列）。为我服役之老工人，年已五十向外，健谈，闲时常与我絮絮谈往事。说：“李先生每晚来上班时，必先打一中觉。及各版送来审稿已满桌，排字房来催稿时。我辄搅好一把热手巾，将李先生叫醒，李先生即在躺椅上就灯审阅稿件，审毕，加盖一图章，命余发交排字房。一时无续稿来，又躺下发出呼呼声。他处事优哉游哉，哪里像你这样忙法，又写又编！”
浩然先生与张季鸾为同乡同学，昔年我常听季鸾先生称道：“李伯虞先生之品德文章，为新闻界所少有。”而暮年落寞如此。汪汉溪亦以善识别人才闻名，而用非其材，又重于营利观点，伯虞先生终不能发挥其所长。闻之怆然！
约一个月后，《新闻报》之汪伯奇，《申报》之史咏赓与国民党方面之陈布雷谈妥条件——《申报》由潘公展任社长兼总主笔，陈训悆任总编辑。《新闻报》由钱新之任社长，程沧波任总主笔，赵敏恒任总编辑，詹文浒为总经理，史咏赓及汪伯奇均任董事会挂名副主任职，而杜月笙则任两报之常务董事。
《大公报》已无法借《新闻报》代印，及与沪西静安寺路地带路口西一印刷所交涉，暂时代印。编辑部亦搬至该处。
1946年 三十九岁
春初，嘉稑偕幼子复仑由渝来沪，长子白仑则留在重庆南开中学（已改称南渝中学）读书。
当时，旧政协已告一段落，发表了会谈纪要；蒋主席还发表了四项“诺言”，国内表面上一派好形势，内战避免有望。不料恰在这举国喁喁望治之际，昆明发生屠杀学生惨案，重庆则连续有沧白堂事件、校场口事件，顽固派企图公然破坏和平，撕毁政协决议。而美特使马歇尔来华，美国在海空方面帮助国民党政府运兵东北，接收苏军撤出后之大片地区。内战烽火，已首先在东北融融点燃，并有蔓延成大规模内战之势。《大公报》（上海版）复刊后，以鲜明之态度，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呼吁坚持政协路线。不论在言论上或新闻内容上，都鲜明贯彻此立场，因而大受读者之普遍欢迎，订报者在南京路发行所柜台前排成长龙。此在《大公报》历史上为从来未见，发行数迅即突破十万。
我们天天自写社评，不再转载重庆版的。态度也有显然之区别。如上述沧白堂事件、校场口事件及其他类似事件之发生，重庆记者子冈、徐盈、曾敏之、高集等立即以真相（渝版扣发）发电致沪；我们及时以显著标题登出，并写社评或短评强烈抗议。星期论文由马叙伦、郑振铎、夏丏尊诸先生轮流执笔，也大义凛然。这样的鲜明态度，已受到读者之信任及支持。举例言之：当昆明血案发生之翌晚，有一青年来编辑部，指名要见我。我出见，此青年着美式军装，说明刚搭飞机从昆明来，下机后即直至《大公报》。他说：“昨晚，昆明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之大惨案，军警、特务公然包围大学，开枪屠杀，死伤学生甚多。我已将当时情况写好一新闻稿，连同学生所发传单标语，一起藏在怀内。现昆明已戒严，电讯及陆空交通控制极严，防止走漏真相。我为《扫荡报》记者，所以能不受检查，乘美机来沪。但我是有血气的中国人，义应披露真相，特写此稿，请先生过目。”说毕，即从里衣内掏出他所写的一叠稿子。我答应不改变内容第二天刊出，并请问其“尊姓大名”，这位迄今我还不认识的陌生青年，含笑鞠躬辞去了。我回到编辑部，请启平整理润色，全文在要闻版头条刊出。我即赶写一社评，气愤质问当局。
这是全国第一家报纸揭露昆明血案真相的消息。过了两天，中央社昆明电，才改头换面，掩盖真相（说是两派学生内讧），发表此一消息。
《大公报》（沪版）这样严肃的态度，自然引起了顽固派之不满。以“疯子”闻名新闻界之南京《救国日报》主编龚德柏在该报公然说我是中共的要员，识者均一笑付之。
是年2月，胡政之先生甫由美（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首次大会）返渝，即飞来上海，当晚约我谈话，说：“重庆方面有你的朋友，也有芸生的朋友；芸生的朋友都说你有政治野心，一面拉着《文汇报》不放手，一面极力推着《大公报》向左转。他们说这是你有政治企图的证明。”我即答：“别人怎么说我，我不在乎。胡先生对我有什么看法？”政之先生说：“我对你自然是相信的。但觉得你的言论态度，似乎太激烈些。要知道，我们报馆有三百多职工，一旦把当局逼急了，把我们的报封了，几百职工的生活问题如何解决？你想过没有？”我愤然说：“我谅当局不敢出此下策。再说，我主持上海版的言论态度，并没有越出民间报应守的范围。我来到上海，体会到广大曾是沦陷区的人民，都对后方回来复刊的报纸，作再认识的辨认。看看哪一家是真民间报，哪一家是假民间报？我们回沪复刊以后，发行数迅速突破十万。而《时事新报》也原是上海的老报，复刊后门前冷落，听说销数不过数千。此中的消长，不值得我们大加深思么？”胡先生默然，后来他慢慢说：“等芸生回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
3月初，王芸生兄由渝抵沪，我即写信给政之先生，请准辞职。大意说：“《大公报》为你们三位先生（指吴、张、胡）苦心经营，我无权冒险。《文汇报》是我的一支笔‘写’出来的，如遭不测，则我成我毁、于心亦安。请放手让我去试试。……”信去后，政之先生即派子宽兄恳切挽留，无结果；政之先生又约至其家恳谈三小时。余缕述理想。并反问：“五年以后，《大公报》将如何立足？以何为依据，先生想过这根本问题没有？”胡先生默然，只是说：“你另起炉灶，不如这里现成炉灶方便。再说，严宝礼这个人投机性强，你能和他合作到底吗？”他看我决心难以动摇，末了说：“这样罢，我准你请假半年，前去一试，《大公报》是你的老家，随时欢迎你回来。”这样，我就和待了前后十八年的老家分手了。
我已于去年11月中，介绍宦鑫毅及孟秋江兄参加《文汇报》（宦兄离开“前线”后，本有意入《大公报》，因政之先生无意重用，乃由我转介于宝礼兄）。宦并推荐陈虞孙兄，并以副总主笔名义参加。孟秋江负责采访部，所用记者均由其推荐。征得我同意，继续聘用。
我决心实践宿诺，完全回《文汇报》。先与宝礼兄“约法三章”：一、报头下署“总主笔：徐铸成”；二、编辑部一切用人升黜、调动，由我全权决定，经理部不得干涉；三、自我参加之日起，《文汇报》不应接受任何带政治性的投资，报馆或记者不得接受任何津贴。盖我认为，此为民间报之根本，且用以防患未然也。
并与宦、陈、柯灵兄商定，以4月一个月为充实、调整干部，计划改版，充实内容之计划期。5月1日，即实行改版扩充张数，以新面目与世人相见。
是时《文汇报》已搬至圆明园路一百四十九号新址，该处原为英海军俱乐部。太平洋大战爆发后，由日海军报道部占用。胜利后，由中央社接收作分社社址。中央分社社长冯有真原与吴绍澍合办《正言报》，此时因派系纠纷发生矛盾。《文汇报》孤岛时社址（在福州路）此时被占为《正言报》社址，冯为示好于宝礼兄，乃将中央社之一层（二层）让予《文汇报》用。后《文汇报》购备印报机，又商之冯有真，占用后楼仓库之一角。宝礼艰苦经营之毅力与苦心，殊可佩也。
购机器之资金，由任筱珊氏所出（约百两黄金）。是以《文汇报》当时最大之股东为任氏，后因资金周转，宝礼兄常商请虞顺懋（虞洽卿长子）帮助；积久成为仅次于任氏之大股东。董事会初由任筱珊任董事长；后《文汇报》民主色彩日益鲜明，乃请其老上司张国淦老先生出面（任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曾久任沪宁、沪杭甬两路局局长，时张国淦任北京政府内务总长兼交通总长）。
再说那年4月那一个月，我和宦乡、虞孙、柯灵诸兄，紧张地从事改版工作。新延聘的人员，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是我的朋友，如张锡昌兄原是我中学时代的高班同学，我主持桂林《大公报》时，曾请其撰述学术论文；这次请他来担任主笔，主要写关于经济、文化及社会问题的社论。再如秦柳方，也是无锡三师分校的同学，我请他来编辑经济版。后来他陆续介绍了寿进文、杨培新、王思曙、王易今、钦本立诸兄，大抵都是重庆《商务日报》的进步分子。二是由《大公报》跟我转来的，有郭根、金慎夫、王坪、李肇基等人。三是由金仲华介绍的，有李龙牧、刘火子等。四是由其他进步人士介绍来的，有梁纯夫兄等。五是以前曾在别报工作，因慕《文汇报》进步之名，自愿来参加，经我面谈约定的。计先后有胡钟达、刘湖深、程光锐、李梦莲、郑心永、李碧依等。到了是年底，郭根辞总编辑职，自愿赴平当特派记者；适是时《时事新报》改组，我乃请马季良兄来任总编辑，夏其言、麦少楣两位记者一起转来。这是人员的补充经过，时间有先后，不是改组时一同参加的。
原编辑部人员，朱云光兄已辞职从教，储玉坤兄则参加《申报》任主笔。
关于分工，我和宦乡、虞孙兄掌握全面之言论，编辑、社论、短评（后改称“编者的话”）统由我润色。在初改版之一个月，我天天掌握各版版面（特别是要闻版）。一个月后，我与宦、陈两兄轮流值班，即一人管版面，一人写社论，一人写编者的话，如此周而复始，遇重要问题，则三人同值班，同熬夜。
总编辑初由郭根担任，金慎夫为编辑主任。
副页各版统由柯灵兄负责，设计版面，并推荐编辑人员。
采访部则由孟秋江兄全权负责。
马叙伦、郑振铎、傅雷（夏丏尊先生已卧病）诸先生改在《文汇报》撰写星期评论。
各版编辑，除要闻外，刘火子编本市，黄裳编社会新闻，李龙牧编国际，梁纯夫编新闻窗（及时对新发生之国内外新闻，刊出背景及来龙去脉，此为我国新闻界之首次尝试）。柯灵因集中精力处理读者的话版，副刊《世纪风》请唐弢兄来主持。
5月1日社评——《我们的自勉》，郑重说明本报之立场为：要求民主，拥护经济建设，扶植民族工业。反对一切独裁、垄断、剥削及违反自由、民主的现象。同时，并创刊了《半月文摘》。
我并于若干日后，以个人署名，发表本报今后之宗旨，为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使本报成为一真正独立的民间报，代表人民利益说话，而不是依违两可、在党派间看风色、行市之所谓中立报纸。我并阐发此意：如所谓国民大会，政党间对此问题，容有妥协。作为民间报，则只问是非曲直，国民大会从产生到组织，始终是非法的。作为民间报，不能因政党间之暂时妥协而改变反对到底之态度。
改版初期，适值上海推行警管区制，此种形同保甲法之危害人权办法，我报坚决反对，连续揭露读者来信并撰文表示坚决反对（因而遭到停刊一周之处分）。以后如摊贩问题、臧大咬子事件，莫不表示我报之鲜明立场。尤其是马叙伦、包达三、篑延方、雷洁琼等各界代表赴京请愿，发生了特务殴打代表之骇人血案。《文汇报》始终坚定站在正义一边，如实报道。所以，去年（1986年）纪念下关惨案四十周年时，亲自参加请愿，在下关被殴之雷洁琼先生在纪念文中，犹念念不忘：“当时站在人民一边，态度最坚决者，厥为上海之《文汇报》及重庆之《新华日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版不久的《文汇报》，已成为广大蒋管区内的一盏明灯了。
作为一个旁证，据《大公报》梅焕藻兄（时任胡的秘书）向我透露，胡政之先生每天到报馆，必先索《文汇报》，从头至尾细看，然后读《大公报》及其他各报。《文汇报》不仅立场公正，态度鲜明，而且版版扎实，内容充实，朝气蓬勃。宜乎对此报坛多年宿将有如此吸引力也。
销路直线上升，宝礼兄一则以喜，一则以忧。除难以敷衍冯有真诸老友外，国民党政府对白报纸的配售，独对《文汇报》卡得很紧。《文汇报》用纸，一大部分要取给于黑市，而黑市价格不稳（法币已大量贬值），往往一两倍于配给价。于是报馆现金甚紧。银行又不肯兑款，仅赖少数钱庄如“福源”等给以少量周转。迄是年下半年，经济上已陷于捉襟见肘之地步。甚至职工薪给，亦至拖欠累月。当时物价一日数变，薪水迟发一月、半月，职工实际收入，不啻打一个折扣。《文汇报》所定薪给，本远低于“申”“新”“大公”，而职工宁枵腹坚持工作，不得不谓是受爱国、爱民主之精神所鼓舞。以后，宝礼兄与我及宦、陈诸兄商议不如求助于读者。乃发起征募读者股，每股十元，共征集一万股，公开登报说明缘起。
当时经理部由宝礼兄之姻亲范烟桥任秘书，周名赓任会计主任（严之两路局同事），而由葛克信（时任市政府参事）介绍张正邦入馆任副经理。张曾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候补委员，在经理部经常散布空气，说《文汇报》如何为共党说话，苏北难民（还乡团）如何气愤，将来捣毁《文汇报》机器等言论，经理部中一部分不明真相者，为之人心惶惶。
《文汇报》销数已在上海跃居第四位，仅次于老牌报纸《申报》《新闻报》及《大公报》，当时之官报、半官报，除申、新两报由国民党控制外，大型报还有胡健中主持之《东南日报》，军方之《和平日报》（《扫荡报》改名），马树礼主持、由曹聚仁主笔之《前线日报》；还有青年党机关报《中华日报》（崔万秋主持），再加上冯有真之上海《中央日报》，吴绍澍之《正言报》，无虑一二十种，进步报刊仅《联合晚报》《新民报》均为晚刊。《文汇报》在日报中有孤军作战之势。
是年10月的一天，胡信达先生（陈铭枢之秘书，常为李济深做联络工作）忽来访，说李任公已由南京秘密来沪，亟想与我见面。乃同乘车至愚园路一一二五号（近江苏路口，原为伪中央储备银行总经理汉奸钱大櫆的豪华公馆，是时已被接收，改为军事高级将领之招待所），李任公即出客厅相迎。任公为我在桂林时所旧识，时在时局动荡时找其谈话，甚为豪爽。
见面寒暄后，李任公即满口称赞《文汇报》办得好，代表老百姓说话。并说：“胜利前我与焕章（冯玉祥）、志舟（龙云）几位党内民主派人士秘密商定，战后决从事反独裁、争民主运动；第一步计划集资办一宣传民主之报纸。现在，看到你们的《文汇报》，宗旨基本上与我们宿愿相符，大家觉得没有再办一张报的必要了。”李并含笑说：“再说，我们也找不到像你这样一位办报内行呀。”
任公又细问《文汇报》的经济情况及实际困难。我答以《文汇报》困难虽不少，但团结一致，决心与困难做斗争。又一再说明我与严宝礼兄曾有约定，决不接受任何方面之政治性投资及补助，否则，恐当局将乘虚而入。任公又问及《文汇报》读者股征募情况。我告以读者应募者极踊跃。但《文汇报》读者，大都为穷学生及劳动人民。即十元一股，亦往往几人拼着认购，情况至为感人。目前，已认购者约占征募额之三分之二弱。任公说“云南兴文银行在沪有分行，我请胡信达君介绍其经理李澄渔和你们面商协助办法，李为龙志舟亲戚，甚可靠”云云。
我问任公：“南京还回去么？”他笑答：“我已几次向蒋先生坚辞军事参议院长职务，未得应允，只说不妨先去上海休养休养。我一离开，就不打算回去了。在此看看风色再定行止罢。”
任公并说：“龙志舟对老兄亦很钦佩，他有一小儿子正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学新闻，准备学成回国后，命其拜你为师，在《文汇报》学习，在实际中磨炼本领。”我笑称不敢。并介绍严宝礼兄之毅力，任公嘱胡信达先生一起向李澄渔介绍联系。
第二天下午，我们和李澄渔先生见面。他年纪不过三十多岁，风度翩翩，而极诚恳。问起我们的读者股，说未经售出股份，全部由兴文银行包下，即日可将股款交纳。宝礼兄谈起报馆时感“头寸”周转不灵，澄渔说：“这好办，今后可与兴文银行来往，灵活办理，办法于我回沪后约宝礼兄面谈。”他说明，第三天将飞赴香港，有事联系，至多停留三五天即回沪。
第三天的《大美晚报》头版头条刊载出惊人新闻：是晨飞出之中航飞机，因香港启德机场被浓雾笼罩，视线不清，乃飞往马尼拉企图着陆，也遭遇狂风暴雨，不得已又折返香港，不幸飞机误触一山头，因而人亡机毁（这一段时期，中航机不时出事。前此没有几天，一架中航客机在青岛上空坠毁，“四小名旦”魁首，被誉为小梅兰芳之李世芳即不幸罹难）。我看到这新闻，即为李澄渔兄担心；看到所载之遇难人名单，澄渔的名字，果赫然在内，为之怆然不止。
在这一时期，还在《文汇报》上发生一场论战，延续近月。起因是傅雷兄一篇文章。傅雷博览中外文籍，于文学、艺术尤有卓识，我往往登门访谈请教。有一天，他对我说：看到美国作家根室新出版的《苏联内幕》，内容很扎实；有一篇序言，谈到苏联社会有些消极的一面，所举例证十分令人信服。他说：“很想把这篇序言译出来，你们《文汇报》敢不敢登？”我说：“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文章，我们一定登，以广读者见闻，引起讨论嘛。”
过几天，文章刊出来了，因此引起一场论战，当时的一般逻辑，说苏联社会还有缺点（哪怕仅是次要的缺点），就是反苏，反苏就是反共、反人民，这就是大逆不道；这文章一刊出，反驳、责骂的文章如雪片飞来。当然，也有同意傅雷观点的，如施复亮先生即写文支持，但大部都是反对意见。我们连续登出了周建人、许广平等先生的文章；论争持续匝月。傅雷先生对我说：“我有许多理由和论据，予以答辩，但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默尔而息，就此打住吧。我们应多留些精力，去继续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啊！”
是年，我四十岁初度，宝礼兄发起为我祝寿，楼上下开席十余桌。画家丁悚、吴湖帆等即席合作一《寿星图》，宝礼兄等并延评弹、杂技界为助余兴。《大公报》旧友谷冰、芸生、子宽、诚夫诸兄亦来舍。是时，我家与宝礼兄家合住愚园路七四九弄十五号一花园洋房内。
1947年 四十岁
是年春初，邓友德兄自南京来，下榻福州路都城饭店，约我见面，知南京将改组行政院，张群任行政院长。他被任为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局长为李唯果。他说，《文汇报》现处境甚危急，不妨由我去京周旋一番，以缓和空气。
我即以编辑部托宦兄主持，并告诉宝礼兄。翌日晚，即与友德兄相偕赴宁。友德坚挽下榻其公馆，其夫人曾在1943年同由上海入内地，亦可称熟友。夫妇款待甚周至。
第二天，参加张岳军就职后首次记者招待会。我与岳军先生在汉时有数面之缘。我向之道贺，他也客套一番。
我报办事处有常驻记者郑永欣、黄立文、黄裳三兄，负责发行工作的有分馆主任余鸿翔兄及职员姚宗乃等，闻余到宁，设席表示欢迎。据鸿翔兄谈，南京读者极欢迎我报，销数逾二千，仅中央大学即达五百余份，学生冒一切危险，集体轮流来分馆取报。可见青年之热情。
在京勾留期间，适逢中央社成立二十周年，我特往祝贺，与其社长萧同兹、总主笔陈博生及总编辑曹荫稚兄等周旋一番。
在京并晤及《新民报》老友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及《新京日报》社长石信嘉等。
抽暇并与友人孔罗荪及姨妹朱嘉树，同游玄武湖五洲公园及五台山名胜。
历三日返沪。
时上海特别市长已易为吴国桢氏，市新闻局长为朱虚白。
不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委换了方治（希孔），此人为有名之CC顽固派骨干。从此，对工人、学生之镇压，更加严厉。
吴国桢虽时时出面镇压工潮、学潮，但平心而论，他还保持一派西方“民主”风度。我旧日记内保存一些记录，记某日吴国桢约我谈话，我率直与之辩论；又有数次，吴打电话给我，质问某一新闻来源。余即答以新闻道德，新闻来源必须守秘，有什么问题由我负责。吴即说声“再见”，挂上电话。而这位方治先生，则一味玩阴谋、施诡计。从此，上海将陷于多事之秋矣！
记得劝工大楼惨案（梁仁达烈士被暴徒殴打牺牲）发生之次日，方治在某晚报发表谈话，说某律师并未参加这次劝工大楼会议。《文汇报》故意夸大事实，甚至造谣，意在煽动学潮、工潮（大意如此）。我即根据秋江报告，于翌晨发表一文《是谁造谣？》驳斥方治，以某律师亲笔信制版刊出作证据。
在这一段时期，我经常接触者，除上述马叙伦、郑振铎、傅雷、李济深等先生外，有郭沫若、茅盾、田汉、翦伯赞、黄任之、沈衡山（钧儒，衡老所住寓所，适与我住的愚园路七四九弄为对门）、包达三、张伯、郭春涛、邓初民诸先生。《文汇报》每周举行座谈，经常由宦乡组织、主持。上述诸先生及各界开明人士如周信芳、欧阳予倩先生等常应邀参加。我有时亦到会主持。在一星期座谈，一直由陈尚藩兄一人记录，颇为详尽，甚受读者之欢迎。
郭老在南京和谈期间，常以杂谈形式，记其见闻及所感想，寄《文汇报》之《世纪风》发表。回沪后，我和宦乡兄请他主持六个周刊（每星期天刊载星期座谈）、一律以“新”字为冠，计有《新思潮》（郭老及杜守素主编）、《新文学》（郭老及杨晦、陈白尘先生主编）、《新经济》（张锡昌、秦柳方、寿进文主编）、《新青年》（李平心主编）以及《新教育》《新妇女》，阵容极为整齐，副刊除原有之《世纪风》外，增加《笔会》，主要刊载纯文艺创作，由唐弢主编。新闻版面，则辟《文化街》，集中刊载文化娱乐新闻，由梅朵、陈钦源等主编。
反动派于高压失灵以后，企图软化《文汇报》，曾先后三次施展其收买阴谋，第一、二次由我硬顶回去，第三次也碰了张国淦老先生一鼻子灰。我曾写有《一次“鸿门宴”》详记其经过，兹转录如下（见拙著《旧闻杂忆续篇》）：
一次“鸿门宴”
像写剧本一样，记这段旧事时，有必要先交代几个登场人物：
第一个是虞顺懋。《文汇报》于抗战胜利后复刊，当然用不着再挂“英商”招牌了，那些旧股东也大都切断了关系。资金从何而来呢？严宝礼自己没有钱，主要靠两个人支持：一是任传榜，曾在北洋时代当过沪宁、沪杭两路局局长，他和严有点亲戚关系，严当初进路局，就是他引荐的。他投资二十根“条子”（二百两黄金），《文汇报》第一次置备的印报机，就是用这笔钱买的。他胆小，不敢出面，特别在《文汇报》反独裁、争民主的态度日益鲜明以后，他怕国民党找他的麻烦，特地请他的老上司张国淦老先生（任当局长时的交通总长）挂个董事长的名义。
另一个就是虞顺懋。当时是三北轮船公司的经理，也不像其父虞洽卿那样精明，是个“大少爷”，似乎也不那样反动。20年代末期，他曾和李任潮（济深）将军换过“兰谱”；1947年李因反蒋潜往香港，就是由他资送去的（这些，我曾亲自问过任潮先生，得到证实）。他和严是南洋公学时的同班好友，严在经济困难时，总向他商量，只要他手头宽裕，有求必应，积久便成为当时《文汇报》的第二位大股东。
第三个是江一平。提起此人，“老上海”大概都知道（1980年我去香港，听说他早病死在台湾）。他早年毕业于东吴法学院后，凭着花言巧语，加上模样也不算难看，和比他大十来岁的虞洽卿的大女儿虞澹涵结了婚。凭着这点裙带关系，立刻就成为上海的名律师；不久又由虞的提携，当了公共租界的“华董”，俨然也是“闻人”了。宁国府成立后，他又和CC头目们勾勾搭搭，开口“果老”（陈果夫），闭口“立公”（陈立夫），以此出卖风云雷雨，仿佛是CC系的三流政客了。他没有对《文汇报》尽过一分力，却时刻想凭借虞顺懋的关系，对我们进行盘算，对外招摇。
第四个叫吴则中，是“刘姥姥”吴稚晖的堂房侄孙，陈果夫任国民党组织部长时，他曾任过秘书。因此，比起江一平，“果老”就叫得更响了。抗战中期，他曾任吴绍澍的“江苏监察使”署的秘书长。他和严宝礼兄是怎么认识的，我不大清楚。他常以严的知友自居，在《文汇报》日益倾向进步那几年，他经常以透露“机密”的方式，吓唬严宝礼。可以说，每一次国民党反动派对《文汇报》施展阴谋，布下陷阱，幕后都可以看到他和江一平的幢幢鬼影的。
介绍了这几个“关键”“人物”后，就可以开始谈正文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控制舆论，特别对当时文化中心的上海，下了一条“规定”，凡不曾在上海出版过的报刊，一律不准在上海创刊或复刊。明眼人都知道，这项“规定”，目的在于制止《新华日报》和其他进步报刊的出版，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自己的报纸如《前线日报》《和平日报》《上海中央日报》《东南日报》以及青年党的《中国时报》，都从未在上海出版过，却都顺利出版了。进步报纸，唯一能够在上海创刊的是《联合晚报》，那是因为主持人用了美国新闻处的名义去登记，他们怕美国人，几经曲折，不能不点头。
《文汇报》在抗战时有斗争的历史，他们没有理由不让复刊。尽管这样，直到1947年5月被封，他们一直没有发给我们“登记证”。自从1946年3月我重回《文汇报》，和宦乡、陈虞孙、柯灵等一起主持编辑工作后，不久就因反对警管区制被罚停刊一周。至于麻烦、警告，以及“苏北难民”要来砸毁的威胁，更是经常不断。
1947年初，他们认为扩大内战、消灭人民解放军的准备部署“万事俱备”了，决心公开撕毁和谈面具，逼走中共代表团，停止民盟等民主党派的活动，非法地单谈召开“国大”。使他们感到头痛的问题之一，是舆论尚未一律。在他们统治区域内，《文汇报》的影响，似乎未可轻视。
一天下午，严宝礼兄对我说：“江一平明天在家里请我们吃饭，他要我请你务必准时光临。”我问：“有什么事么？”他说：“没有什么，大概好久不见了，想请你叙谈叙谈，我们明天坐车一起去罢。”
江那时住在高乃伊路，一幢花园洋房。我们到时，院子里已停着好多辆崭新的汽车。进入客厅，则赫然看到CC首脑陈立夫，上海的CC头子潘公展，市长吴国桢和警备司令宣铁吾，还有虞顺懋及主人江一平。他们都笑脸相迎，寒暄握手。我心中一怔，意识到这一席酒是不寻常了。
餐厅里摆着一桌酒席，酒过三巡后，江一平即开口发言。他说：“《文汇报》是我们老舅（指虞顺懋）和我一起开办的，宝礼负责经营，十分得法。铸成先生主持编辑，煞费苦心，办得有声有色。但是，前一时间，我因为事忙，没有管报馆的事，因此，有些言论，不符合党国的方针，引起各方误会。现在，《文汇报》销路很大，影响极广。不客气地说，《文汇报》的声光，比《大公报》还大了。我决定今后自己来管。今天‘立公’、吴市长、宣司令和公展先生都光临，希望多加指教。各位都知道，《文汇报》规模简陋，经济困难。我自己没有钱，敞开来说，请政府投资十亿，扩充设备，提高职工待遇，好好干起来，一定能为党国的宣传，发挥不可估计的作用。”
我一面听，一面心中盘算，这个袭击，来势真猛，显然，他们暗中已经商定了这笔肮脏交易，用着突然袭击的方式，想逼我当场屈服。好在我在重回《文汇报》时，就和严宝礼兄约定了两条：一、编辑、言论方针和编辑部的人事进退、调度，一切由我决定，经理部无权干涉；二是在报头下，刊出“总主笔：徐铸成”。后者，就是为了预防万一，万一报馆要改变态度，我就辞职，这六个字不见了，读者就会明白底细。此刻，要挡住他们的阴谋，首先要公开揭露那个流氓律师买空卖空、招摇撞骗的伎俩，然后毫不含糊地表示自己的态度，让他们死了这条心。
江讲完后，陈立夫也以为这笔交易要做成了。所以很表现了“谅解”的态度，接着开口说：“我们不怪《文汇报》，是我们对不起《文汇报》，这样对抗战宣传有功的报纸，房子也被人抢占了（指吴绍澍抢占四马路原《文汇报》馆址，办《正言报》），铸成先生是办报能手，道德文章，一向是钦佩的，今后还望多多为国家尽力。”接着，吴国桢、潘公展也简单说了几句帮腔的话，只有宣铁吾没有开口。
虞顺懋比较单纯，他以一口宁波腔说：“阿拉这边，呒啥闲话好讲，宝礼哥不会讲话，请铸成兄谈谈吧。”
我就不客气地说：“各位想必知道，《文汇报》是宝礼兄苦心经营的，顺懋兄不时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得以维持至今。”这样，我先把江一平撇开了。接着说：“至于我，不客气地说：是个奶妈，《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一平先生刚才谈的，当然是一句笑话。我曾再三和宝礼兄约定：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政治性投资。各位都知道，我是《大公报》出身的，我之所以毅然脱离《大公报》，主要因为胡政之接受了二十万美金官价外汇（当时黑市美金一美元合‘法币’二千元以上，官价只有二十元，给官价外汇，等于白送），我当然不会容忍《文汇报》比它更不干净。”
“《文汇报》所以有今日，主要是我们明辨是非、黑白，敢于说真话，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决不许颠倒黑白，成心说瞎话。但是，因为不明真相，在某些记载上，无心的错误是难免的。因此，今天能会见各位有关当局，我很高兴，希望以后多供给我们一些真实消息，以减少这类错误，我们是很欢迎的。”
这一席话，使大家的脸色都尴尬起来了。没等终席，陈立夫首先站起来，说另有约会，吴国桢和潘公展跟着也一同告辞。独独宣铁吾留了下来；当江、虞、严等出去恭送陈等时，他跷起拇指对我说：“佩服佩服。老实说，我本来以为你是共产党的。听了刚才一番话，才知你是血性爱国的好汉；今天这个场面，你能顶下来，真不容易。我宣铁吾对不起你，曾封了你们七天门；今后，你再怎么骂我，我要是再动手，不是人养的。”我说：“言重了，我只是凭良心办报而已。”以后，我们有一次“星期座谈”，好像谈的是物价问题，发一张请柬给他，他居然亲自来参加。
当然，他说这番话，并非真是同情我的态度，而是由于反动派内部的尖锐斗争，站在军统的立场，看到CC首脑们碰了一鼻子灰，感到高兴罢了。
在主人一脸沮丧中，我们离开江家。严宝礼兄说：“则中约我去谈几句话，我们一同弯到他家去坐坐好罢？”到了那里，严忙将刚才发生的一幕，约略对他谈了。吴失望地说：“铸成兄，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立公’这个人是很深沉的，就此善罢甘休么？你太单纯了。”我说：“出卖良心的事，我是断断不做的。以后有什么后果，我等着接受。”
我回到报馆，当时看到宦乡、陈虞孙，就拉在一边，把这一幕的经过，都给他们谈了。
过了约一星期，严说要回苏州去休息几天。又过了几天，他回来了，找我密谈说：“这次我是被则中拉到南京去的，他叫我事前不要告诉你。我也无可奈何，接受了他们的条件了。”我听了如轰雷贯耳，忙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到了南京后由吴铁城（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秘书张寿贤出面谈判。他们的条件是：一、由政府‘投资’二十亿元；二、他们派一个人来当副编辑主任。他们逼我立即决定，我来不及征得你的同意就答应了。”我严肃地说：“那就等于自杀。反正我没有签字，我还是照样办下去。”他急了，忙问如何善后。我说：“这个退堂鼓好打，你写信给张寿贤，就说我不同意，决不承认这些条件。我看他们也没有办法，要威胁，也只会威胁我，不会威胁你的。”
又过了大约十天，张国淦约我和严去谈话，说陈布雷前一天到他家访问，拿出一张中央银行的空白支票，说：“请你转交给徐、严两位，他们要多少钱，自己在支票上填罢。”张说：“你知道我只是一个挂空名的董事长，做不了主，他们不会听我的话，好在你和铸成也是熟人（陈一直以张季鸾为老友，说我和王芸生是张的‘传人’，时常表示‘关心’，我和他认识和接触的经过，另文详谈），有事，你何妨直接找他。”
张还说：“看来，他们对《文汇报》逼得很紧，一连来了三次（上两次的经过，我们向他报告过），你们要小心了。”自然，陈布雷并没有来找我，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干脆把《文汇报》封了（勒令永远停刊）。在此前后，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内战加剧，伪国大的锣鼓日益喧天。
这一幕“鸿门宴”及以后的几幕小戏，恰恰过去十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我“刷”了出来，有一个该负责任的人“揭发”我（陈虞孙叫严“揭发”的，时我被迫离开《文汇报》，陈当总编辑），说我在解放前，曾三度企图出卖《文汇报》。我看到那天的报，气得发抖，写了一封信给邓拓，大意是说：“在运动中，什么样的污水泼在我头上，我不在意，相信党总会搞清楚的。这件事，太颠倒黑白了。”接着，我简单地叙述当时的经过，最后说：“请你按常理想一下，我出卖《文汇报》有什么好处？钱都落进别人的口袋；而我呢，当时我唯一的‘财富’，就是‘徐铸成’三个字，为什么要玷染它呢？即使最自私的人，会干这种蠢事么？”
那时，张国淦老先生正在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大约过了三四天，《人民日报》上刊出一条广告，是张国淦启事，大意说：“阅某日《文汇报》某某人对徐铸成的揭发深为骇异。当时我忝为《文汇报》董事长，据我所知，事实恰恰相反。”
张老先生此举，是否由于邓拓同志的访问，不得而知，因为我当时和事后从未和他见面，而且不久他就逝世，但这种挺身而出，仗义辩诬的精神，是令人可敬可感的。
特别是邓拓同志，试想，在运动正在狂风急浪的时候，在他自己主编的中央报刊上，登出这样一条广告，要具有多大的胆识，要甘冒多大的风险啊！
也许，这件事也是一个原因吧，不久他被斥为“文人办报，死人办报”，终于被迫离开了《人民日报》。后来，又写出了《燕山夜话》和同吴晗、廖沫沙同志合写《三家村札记》这些流芳百世的宏文。
在我，当时不仅对他个人满怀感激和敬意，而且更加相信中国共产党。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培育出这样挺然不拔的青松。
这里要加以说明的：在1957年“反右”狂飙中，我在京（正参加全国人大）看到那篇所谓揭发，气得浑身发抖，我对那时凭空泼来的满头污水，并不在意，相信共产党和历史，终会澄清是非，辨明真相。但这个“揭发”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了。当时即函邓拓同志说明真实情况。
十年动乱刚过，我就私下写出这事的经过，原想留之子孙，以说明我的冤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雨过天晴，拨乱反正，我即据此写这篇《一次“鸿门宴”》，刊之1979年香港《文汇报》，后收入四川版《旧闻杂忆续篇》。
反动派三次收买的阴谋破产后，即企图扼杀《文汇报》《联合晚报》及《新民报》三家进步报纸。据解放后所见档案，从那年（1947年）3月以后，新闻界党（国民党）团（三青团）联席会议即讨论和决定，相机查封这三家报纸。等到和谈彻底破裂，逼走中共代表，片面召集国大，准备全面内战。他们已撕下民主的最后一层伪装，扼杀三家报纸，已如弓上弦、刀出鞘了！
拖延到5月，国内局势日益紧张，作为国民党经济、文化的心脏——上海，由于政治上的白色恐怖，经济上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腾，一日数变，激起工潮、学潮之不断发生，此起彼伏，如申九罢工、交大学潮，最后发生复旦大学学生被军警、特务搜捕事件。前去采访的我报记者麦少楣被特务围殴。翌日——5月25日《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报》三进步报纸被反动政府封闭。反对派并逮捕了麦少楣和《联合晚报》的记者姚芳藻等三人。经旬日营救，麦少楣终于经中央社记者陈香梅女士保释了出来（她们都信仰基督）。
被封前一天的《编者的话》，对市当局提出抗议和质询，是我和宦乡等商酌后执笔的。
过了一天，《大公报》刊出了一个短评，题为《请保障正当舆论》（听说是该报总编某君亲自执笔的），大意说：“三家报纸已被封闭了。今后希望政府切实保障正当舆论……”这是一支冷箭，射向手脚已被缚住的对手。很明显，它是影射这三家报纸是不正当的舆论。明白说，是“为匪张目”的报纸。这是《大公报》历史上罕见的卑鄙评论。我看了真是又伤心，又痛心。
第一个站出来抗议的是《密勒氏评论报》。它提出“中国今天只有两张真正的民间报，一张是中间偏左的《文汇报》，一张是中间偏右的《大公报》。应彼此扶持、支援，而不应冷眼旁观，更不应投井下石！”
第二个起来严正抗议的是《观察》的储安平先生。他以个人署名撰文说：“我和徐铸成先生是小同乡，但这人很傲气，《观察》请他当特约撰述人，连复信都不写。虽然如此，我还要说几句公道话，《大公报》的短评，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太违犯起码的新闻道德了！”
《文汇报》被封的翌日，我接到军统头目王新衡的一个电话，问：“你预备到香港去么？”我答以并无此项打算。他说：“你如仍住在上海，安全是没有问题的。”显然，他们是怕我去香港办报。
此外，宦乡、陈虞孙两兄也没有受到威胁；宝礼兄则每日仍按时到《文汇报》原址办公，他还留有一部分职员，办广告公司业务。我们三人，不时仍在圆明园路见面，交换意见。其余如孟秋江、马季良、柯灵、刘火子、唐海诸兄，则先后赴香港去了。另有些如程光锐、杨重野、李梦莲则已化装前往华北解放区。
过了几天，国民党已故元老叶楚伧先生之公子叶元兄忽来圆明园路访问，说他领有一《国民午报》的执照（一直未出版），愿与《文汇报》同人合作，编辑方面，由《文汇报》旧人负责。严、宦诸兄均同意这样变相复刊的办法。商定总编辑人选，由朱云光兄出面，采访则请原《前线日报》之某先生负责。商定后，我还与叶元兄亲自去青浦朱家角，转乘小火轮驶过淀山湖直至吴县之周庄，在此水乡住一宿，“一请诸葛”，即承云光兄俞允。我们冒烈日回沪，此行正当盛夏，途中霖汗沾襟、骄阳当空，而过淀山湖时，则风景如画，彩虹贯空，此印象迄今犹留存脑际。
当我们正在紧张筹备、出版有日之际，某小报忽刊出一花边新闻，题为上海将出现新的民主报纸。新闻大意谓上海不久将出版一新的报纸，闻其编辑部实际负责人为有名的民主报人徐铸成氏云云。
当《国民午报》预定创刊的前一天，突接上海市政府通知：“《国民午报》着不准出版”。这个我们曾灌以心血的报纸，就这样胎死腹中了！
在《文汇报》刚被扼杀的次日，吴绍澍兄来家访问，备至安慰，然后说：“你这回可以帮我的忙，到《正言报》去主持笔政了？”我惨然地回答：“我好比新丧的孀妇，你就劝我改嫁，太不近人情了。”吴说：“虽然如此，你不要否认我来劝你的事，这样，三青团中人，就不会加害于你了。”小型报《铁报》曾载其事。郭根兄在北平看到这篇新闻，特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我这几年的经历，题为《记徐铸成——我所知道的一自由主义报人》，可以从旁了解我的一切，兹转录如下：
一
在报坛寂寞的今日，偶然翻起刚刚由上海寄来的《铁报》（7月30日的），那上面赫然有这样一个标题《徐铸成封笔》，吸引着我的注意。我读了下去：
徐铸成昔为《大公报》台柱，所撰社论犀利无匹，其后忽与王芸生有所扞格，遂拂袖而去，《大公报》当局对徐乃啧有烦言，以是借题难之，要亦不为无因。溯抗战胜利之初，《大公报》筹备复刊，徐氏由渝莅沪，襄赞擘划，贡献殊多；及脱离《大公报》，乃专任《文汇报》总主笔；顾未久而《文汇报》乃以言论偏激，遭受停刊处分；徐氏心绪，遂复大恶。别报有延徐主持笔政者，徐辄婉辞，迄今犹无东山再起之讯。有询其未来出处者，徐氏答曰：笔已尘封，不欲专度剪刀糨糊生活矣。徐氏好唱曲，暇辄寄情管弦，以舒其胸郁勃焉。
这几句报道中尽管有不少的错误（例如关于徐氏脱离《大公报》的原因），但我于读罢后，不禁随着一声叹息，掩着报纸，陷在起伏的回忆的思潮中。
二
徐铸成三个字是随着《文汇报》三个字的起来而起来的。其实，他在报界已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而且这长长的年月，一直是为了《大公报》而消磨了的。由最初的国闻通讯社的记者做起，而驻外特派员、而编辑主任、而总编辑。他这样在《大公报》的机构里按部就班地工作着，但他的名字并未在报纸上露过面，因之他一直是默默无闻的。
真像拜伦的故事一样：“我一觉醒来，发觉我已是名闻天下了。”徐铸成三个字发了亮而是在《文汇报》创刊的时候。
“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以迄于沪国军撤守，上海各报一致停刊内迁，《大公报》亦分别撤往武汉和香港。是时舆论界有志之士，深觉上海犹有两租界可布置岗位，不可尽抛此“江东父老”于不顾。于是相约组织一新报社，并聘一英人做经理，挂起洋商招牌，以求生存。
这个新组织起来的报社就是《文汇报》。它是利用了《大公报》未能撤退的机器和地址以至于大部分人力而起家的。其实在事实上无异是《大公报》的别动队，而徐铸成就是奉命留沪主持《文汇报》笔政的。
上海民众当国军撤退舆论消沉的黑暗悲痛的时期，《文汇报》突于此时出刊，它大胆地说出民众所欲说的话，最要紧的是它发挥抗战要旨报道国军作战消息以及政府军政大计，使这个“孤岛”在精神上得到与大后方取得联系，真如大旱之后得甘霖，令人兴奋万状。尤其徐铸成所撰的社论成为沪人每日必读的文告，犀利热情，勇敢的笔锋给予黑暗中的沪人不可名状的鼓舞以至于安慰，于是徐铸成三字不胫而走，《文汇报》因之一纸风行，销数突过十万大关。
“文汇像是一颗彗星掠过黑暗的天空。”多少人在这么说着。
三
但随着国军作战不利，敌人与汉奸逐渐向这成为“孤岛”的两租界施展压力，尤其新闻界成了最显著的目标。威胁与利诱像一把剪刀的双锋向报人伸了过来。
《文汇报》因为是所有洋商报纸中最大的一个，而且它团结着最大多数的有志之士，遂自然而然成了黑暗势力最痛恨的一个目标。
《文汇报》被投过两次炸弹，整个营业部炸毁了，职员中一死数伤。但它屹立不动，继续努力。
总主笔的徐铸成收过两次骇人的礼物：一次是一只血淋淋的手臂，附上几句话：“若再写社论，有如此手！”一次是一篮馨香扑鼻的水果，仔细检查之下，每只果子都打了毒针。
在那个恐怖的时辰，沪上报人被暗杀的日有所闻，但除了极少数的降敌之外，大多数是抱着奋斗到底的决心，以后到了最坏的情况的时候，几家报馆编辑部的人员就全部留宿在编辑室内，有时一两个月足不外出。仅赖电话与家属亲朋通消息。
这一段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史实，当时传到了大后方，就成为了夏衍先生新剧本《心防》的题材，我想每个中国的新闻记者都应该引以为骄傲的。
最可痛惜的是这个报人报国的时机未能弥留多久，汪逆精卫终于“组府还都”了，两租界当局都倒了过去，于是“洋商”招牌也挂不住了。所有支持抗战的大小报纸一律停闭，至此“孤岛”整个陆沉，也就结束了上海报人这段光荣奋斗的历史。
《文汇报》停刊较早，它是首先遭受了敌伪的分化阴谋的打击，敌伪在无计可施之时，就以大量的纸弹集中向《文汇报》的洋经理进攻，这个洋人毕竟不如中国人有骨气，中弹投降，于是《文汇报》所有编经两部职员在徐铸成领导之下，发表了一个义正词严的声明，明告社会此中内幕，并决心全体撤退，使伪《文汇报》也无从产生。
这是《文汇报》第一次的停刊。停刊后，徐铸成即赴香港，严经理却仍留上海，做着地下的文化工作，不久被捕，严刑不屈。当我于光复后踏进《文汇报》的会客室时，迎面就是挂着蒋主席颁给他们的奖状。
“文汇真像是彗星，一掠就不见了！”当时黑暗的孤岛，人人心里有着这样一个叹息。
四
《文汇报》的光荣促成了徐铸成的成功，他这番由沪转港，受到了张季鸾先生热烈的赞赏，立即把《大公报》香港版总编辑的大任托给了他，而且口口声声认为托付得人。其时当上海孤岛陆沉后，海外的香港在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文化活动的中心，各党各派，以及敌人汉奸都在这儿做着制造舆论的工作，《大公报》仍然以其持中的一贯立场周旋其间。这期间，徐铸成的笔完全是代表着报馆本身，是是非非都应当算在报馆的账上。
而作为他个人的表现，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围的期间。
日军攻占九龙后，香港弹丸之地立刻变成一个小小的孤丘，排炮和炸弹一齐向这海中孤悬的一点集中发射，全港陷入极度恐怖的深渊。报纸当然全部停刊了，人们在四处逃难和掩避。即以《大公报》而论，大部分员工都躲入地下室，整日整夜蛰伏一隅，饮食行厕都不敢走到地面之上，而徐氏独能镇定应付，以轻快的心情，率领着一小部分年轻的同人，仍然过着正常的生活日程。在炮火包围之下给大家说说笑笑，并且每日按时“说书”，他的记忆力特强，口才尤佳，他能把几部完完整整的弹词如《描金凤》《玉蜻蜓》以及《杨乃武与小白菜》等等绘影绘形地讲出来，使人听了如醉如痴，把一切眼前的恐怖和危险都忘得干干净净。他每日经常地从山坡上的宿舍，冒着炮火到市区与新闻界取得联系，有两次曾经被对岸的日本炮手发现了当作目标，炮弹立刻在身边炸开来，幸而吉人天相平安无恙。
日军侵占香港后，环境的险恶要比炮火的威胁更为厉害。炮火是可以躲避的，而日本人的“访问”却是无法拒绝的，日本人首先要想把《大公报》“复刊”，把条件等等甚至薪水这样细微的节目都提了出来。
这确是一个大难，却也是一个人格的试验。
夜里，徐氏辗转反侧，终宵未曾合眼，在他的脑里在盘算这个不能不立即答复的问题。终于决定了：化装出走。
我终生忘不了那个凄风苦雨的早晨，一行四人：徐氏和金经理诚夫以及一个广东同事和我。四个化装的“粤籍”难民登上了开往广州的汽艇，四个人中三个人是既听不懂广州话更不会说一字一句，硬着头皮冲去。
我迄今犹在心中感谢那位珠江码头上的红衣女郎，她是一个翻译，凭她几句话，把我们从日本宪兵的留难中解救出来，她说：他们是多年在外的广东人，所以连本乡话都不会说了，现在因为皇军解放了他们的故乡，才赶了回来。
五
由广州而韶关而桂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可说除了地皮外，香港的一切全都移来桂林，于是这个一向闭塞的小城竟承继了香港遗产，而变为战时中国的文化城。
这个文化城的造成，建筑师应该说是由香港内移的文化人，而报人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主力，那个时候，桂林新闻界的蓬蓬勃勃，虽不敢说是绝后，但确已是空前。领导群伦的是《大公报》，主持《大公报》桂版笔政的就是徐氏。
这里我要插几句题外话：一般认为《大公报》的成功，是由于胡政之先生的经营以及张季鸾与王芸生先生的文章，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并非全部。我觉得《大公报》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层干部的健全。以全国报馆来说，没有一家拥有像《大公报》那样素质高的中坚分子，无论是内勤与外勤。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既久，无形中在上层之间有一种官僚主义的作风在养成，因此上中层之间隔膜愈趋愈深，两层之间鲜有谈话，更说不上什么感情的交流。于是中间分子全仗自己暗中摸索道路，走通走不通就全靠个人运气了。
但是在桂林馆由于徐氏个人性格的影响，上中以至下层之间竟打破了这种人为的墙壁，好像整一个报馆生活在一个大的厅堂里，上自经理总编辑，下至工厂的工人学徒都可自由自在地共同工作谈话以及玩耍。整一个报馆的空气，是那样地融洽无间。
桂林《大公报》是抗战中期比较最满人意的一张读物，崭新进步的作风，敢说敢言，是文化城的支柱，更重要的是维系着大东南半壁的人心。我觉着这个宝贵的收获主要就是靠着徐氏自由民主的作风以及他个人热情的吸引力。因为在他领导与维护之下，中层分子可以尽量发挥自己的能力。
我举几个记忆犹新的例子。
如火如荼的桂林报界向贪污宣战运动，自始至终是由《大公报》的内外勤领导进行着的。中间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地威胁与恫吓，例如某当局曾数度亲临《大公报》，指名抓人，但都经徐氏抵挡过去。他说写那些文章的，就是他本人，如果要抓，就请抓他。
再如震动一时的子冈通讯，那都是些在重庆所不允许发表的，而每周寄到桂林来刊载。甚至渝馆曾几次关照不要登，但仍旧改一改登了出来。
就由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能维护干部，才能运用干部，从而才得精诚团结把事业发扬光大起来。
六
桂林陷落前的最后日子，也是《大公报》最伟大的时代。他的社论真是赛过几师雄兵，他的副刊成为真正人民的园地。但最后的时间终于来临了，一部分中坚干部虽曾要求徐氏领导他们组织一个《大公报》战地版，随着国军转战前线，决不撤退，但徐氏碍于社命，无从答应。坚持到了最后的最后，终于忍痛放弃了这个辛苦经营三载的精神堡垒，全体员工徒步南行，参加了有名的湘桂大撤退的民族苦难。
等到逃到大后方之后，才知道没有了桂林《大公报》，就没有了可看的报纸了！这是贵阳一家报纸所说的话。
再等到逃到了抗战大本营的重庆之后，像是从一场春梦里惊了醒来，桂林时代成了记忆中的好日子，让苦难的桂林人在秋雨连绵的云雾重庆，想念着，追思着。
那是个不能忘记的忧郁的时日。《大公报》各处的人马都退集到了这唯一剩下的最后据点——重庆馆，僧多粥少，于是不协调的老病大作，上中层之间的墙壁日益加厚，甚至上层之间也隔起许多夹板来。
在这许多的夹板之中，徐氏缄默起来。再听不到他的笑声，也再听不到他的议论。
七
“胜利”把他解放了，他奉社命飞沪恢复《大公报》沪版。同时《文汇报》诸董事亦集议恢复《文汇报》。这样，两张报纸都需要他主持，他在晚间是两处上班，但一人精力毕竟有限，所以《文汇报》在复刊之初显得没精打采，这颗重来的彗星并没有吸人的亮光。
于是等到王芸生氏来沪后，他就坚决辞掉了《大公报》，走出了他这二十年来的家园。对于徐氏脱离《大公报》，一时成为上海新闻界的新闻，曾有许多记者来访问他，在《人物杂志》上有这样一篇访问记，他说明他出走的原因：“《大公报》虽然是我的家，但我不能做主，有妨碍到报纸立场的话我不能说，不说又于心不安。我主持《文汇报》，可以说我应说的话，成于我，毁亦于我，可以心安。在抗战时间为了胜利第一，许多应说的话未能说，但是胜利以后，民主建国既然是大家所公认的，报纸应当反映民意，说话应当配合这个方向，没有理由再使我们不自由发言，总不能说裹着小脚就不向前走？”
徐氏一旦以全部精力用在《文汇报》，《文汇报》这个彗星立刻光芒万丈，销数扶摇直上，在极短的时间内，它的声音响彻了全中国。在扩版之初，徐氏就确定了《文汇报》的态度，他写着：“一张真正的民间报纸，立场应该是独立的，有一定的主张，勇于发表，明是非，辨黑白，决不是站在党派中间，看风色，探行情，随时伸缩说话的尺度，以乡愿的姿态，多方讨好，侥幸图存。”《文汇报》有此基本的立场，而中坚干部又都有这种共同的认识——即徐氏所说：明黑白，辨是非，面对真理，有所爱，有所憎。这就是促成《文汇报》起来的最重要因素。
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几句插话。《文汇报》之所以成名已如上述，但如果没有经理严宝礼氏惊人的魄力，这张报纸根本就不能产生。严和徐的关系，说句笑话，真可说有些“管鲍遗风”。抗战数载，徐一人独自在后方工作，留在沪滨的家庭，便一直由严照料着，柴米无缺，安度过了长长的黑暗的岁月，所以后来徐决心脱离《大公报》，而“冒险”与严合作，这也未尝不是一个有力的因素。
八
然而这二度复活的《文汇报》，仍然是短命的。它夭折于抗战时期，又夭折于建国时期。好像命运注定它就是一颗彗星。生命只是一闪的。
《文汇报》停刊后，徐氏曾去南京活动过一番，但终于决定不复刊了。在那时期，《正言报》主持人以友谊深厚，曾力邀徐氏加入该报，徐氏以这样一句妙语作答：“我刚刚新丧，你就劝我改嫁，未免在人情上说不过去。”颇有寄沉痛于幽默之慨。
末了，我再抄一段徐氏对《人物杂志》记者所谈的话，以见其对目前中国新闻界的看法：
“目前新闻界发展到极可怕的时期：黑白颠倒。中国文人传统的精神：春秋之笔，董狐之笔，贬褒极严，史家认为真理所在，振笔直书，虽杀其父子兄弟，在所不顾。这种传统精神是可贵的！中国之有近代报业不过百年历史，虽然在内容上技术上还很落后，但近几十年来，的确有不少仁人志士如孙中山、梁启超、宋教仁、于右任、邵力子诸先生投身新闻界，奋如椽之笔，启迪民智，开创革命先河。《大公报》张季鸾先生曾经说过：‘平常待人和气，遇有大事虽六亲亦不认，决不袒护，决没有不敢说的话。’这次抗战，陷区报人很多与党派没有关系，然而都有奋斗精神，诛伐丑类，虽死不辞，前仆后继，大义凛然。胜利以后，报人或者由于生活所迫，或者由于言论受制，失去了这种传统精神。过去，有些报纸像鸵鸟一样，对有些事情避重就轻，但还没有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可是，现在却发展到对于血淋淋的事实都加以抹杀，反口噬人。这对于下一代青年记者养成不顾真理，歌颂暴力不以为耻，反以说谎为当然。这影响太大了！新闻界的遭遇，的确是空前未有的沉重，然而即使如此，也未必可以作为噤若寒蝉或颠倒黑白的理由！”
（8月16日于北平）
文中提到我曾于《文汇报》被封后去南京走了一趟的事，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被封约半月后，宝礼兄找我，说吴则中（严的朋友，曾当过陈果夫的秘书，前述《一次“鸿门宴”》中曾提及此人）说，“南京方面有意让《文汇报》复刊，你不妨去活动活动。”我说：“这也是绑架后企图迫令屈服，无条件，决不会让复刊。”宝礼说：“明知如此，你也该去一趟。则中说：‘《文汇报》如不去人，就说明与政府对抗到底，就将有下一步了。’”不得已有南京一行。车上，见到《新民报》的邓季惺，听说《联合晚报》的王纪华也去南京了。
到了南京，仍由邓友德兄接至其公馆下榻。果然，寒暄几句后，他就开门见山提出了复刊的条件：一、由政府资送宦乡出洋，政府只派一人参加《文汇报》任副编辑主任；二、政府加股若干亿，并派一会计主任。
我当即严词拒绝，说：“复刊应是无条件的；有条件决不复刊，再说《文汇报》由我负言论责任，所登文章，均经我亲自审过，有什么责任都由我一人负责。”
在南京住了一天，即关照办事处为我订次日的火车票。友德劝我去见布雷先生一面，并乘车陪我去。至则布雷先生未睡中觉，在客厅等候着。他开口说：“铸成兄，你已决定不谈复刊的事了？”我说：“你是报界前辈，设身处地，也不会作接受任何条件的复刊。”他说：“老兄今年几岁了？”“虚度四十一岁。”布雷先生说：“我们国民党人自己也有所不满。但国民党再腐败，二十年天下还能维持。二十年后，老兄的须眉也斑白了，就这样等下去么？”我说：“但愿天下太平，我愿做一个太平之民，闭门读书。”
当晚，我即回了上海，向严、宦、陈诸兄谈了此行的经过。
是年晚秋，值叔祖逸樵公八十大寿，我曾回宜兴家乡祝嘏，遇不少亲友及父老，对《文汇报》之封闭，咸对我安慰，并跷拇指说：“宜兴有光，出了你这个硬骨头。”
在家乡逗留一周，略游故乡山水。
1948年 四十一岁
吴绍澍一再劝我赴南京及苏杭游览，我婉却之。我亦偶应其请，为《正言报》撰写小文。是时《正言报》之态度，亦讥弹时事，俨然国民党中一反对派别之报纸矣。
2月，绍澍又来电话，谓日内将有台湾之行，坚邀同往。我询其是公事还是私人招待？彼答纯为私人旅行，是应台糖公司经理沈镇潮之邀约。三日后，同坐中航机飞台，下榻台糖公司宿舍。
是时，台北尚少三层以上房屋。省政府大厦（原日治时总督府）巍然高耸。市区房屋，一般为二层日本式庭院，秩序井然。
曾赴北投试温泉，并游新竹、桃园。
暇时，赴《大公报》驻台北办事处看报，与吕德润、严庆澍两兄晤谈台湾近况。
2月29日上午，各报均出报甚迟。庆澍告我：“因昨天为‘二二八’一周年，工人均以怠工沉痛纪念殉难者。”
又我在台北期间，忽见报载许寿裳先生（时任台大文学院院长）被一学生闯入其家中刺死。庆澍则据确悉，系特务所为。
四天以后，又乘火车环岛至嘉义、台中、关子林等地游览，凭吊郑成功遗迹。关子林之温泉热度尤高，可以治各种风湿病及胃肠病。台湾每一温泉，均标出水质、成分及可治哪些疾病，盖均为日籍医生所调查。在台北参观台湾博物馆时，见南洋调查实物资料甚富，台湾调查尤细。见一古树横断面，按年轮标明年代，说明系几千年前之古树。日本人埋头研究之精神，殊令人钦佩，抑亦可见日本之南进，用心已积久矣。
我们还游台南及高雄。高雄气候尤闷热，仅着短衣，犹淋汗如洗，仿佛江南八月的酷暑。见海港形势颇宏壮。隔宿即折回南投，转登日月潭，雇小舟在此人工湖上荡漾半日，曾登一小岛，看高山族姑娘表演木桩舞。晚间，曾在旅舍赏月，清风徐来，至足怡人。
那时，一般旅舍尚为日式建筑，晚间悬一大帐，旅客咸席地同眠。绍澍兄对我说：“明日将为我们游台之最后一天。我想作最后的恳请，你回沪以后，就到《正言报》主持笔政罢。”我说：“现在，此室只有你我二人。我想问句心里话：据你估计，国民党统治还能维持多久？”他徐徐答道：“我看，总还有五年吧。”“我不这么乐观，至多两三年必垮台。即使是五年，现在也如一桌残席了，你何必拉一个不相干的朋友去凑热闹，抹桌子呢？”接着我反问：“即使还有五年，那也一晃而过。五年后你将何以自处？想过这问题没有？”他喟然叹一口气说：“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办法！额角头上刻着国民党三个字，又被人称为五子登科的接收大员，人家会要我么？”
我说：“我不是共产党，你是知道的。但这几年我交了不少进步朋友。据我所知，中共已明白宣告，不咎既往，只要赞成革命，谁都是欢迎的。”他说：“胜利前我在上海主持地下工作时，曾与马夷初有联络，又曾多次支援过谭平山先生。史良是我上海法学院的同学。他们都可以为我搭线，可惜都到香港去了。”我说：“只要你有此心愿，有机会我给你通通消息。”
第三天，仍由台北搭机返沪。上海那时仍是春寒料峭。那年我像过了两个盛夏。
回沪不几天，陈训悆兄忽找我，说刚从南京回来，布雷先生托致意，想请我参加《申报》，“潘公展让出总主笔兼职，请你继任。如同意，中央对《申报》的言论尺度可以放宽”。我谢乃兄的盛意，并断然说：“我是唱惯了麒派戏的人，要我改唱正宗谭派，是改不了了。”训悆本老友，只说：“我将此意函告家兄。”
3月初，忽马季良兄来寓访问，彼此次回沪，乃护送华岗同志过沪赴苏北、山东解放区者。他告我在港国民党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已在筹备出版一机关报。李任潮先生力邀我赴港主持。我说：“我不是国民党员，生平也从未办过机关报。李先生的盛意，只能心领了。”他说：“小K（潘汉年同志的别称）的意思，也认为你去最合适。”我说：“我要去办，就办《文汇报》，别的我不考虑。”第二天，约定与宝礼、宦乡、虞孙商谈。他们都同意我先去香港与李任潮见面。如愿合作，即共同出资，创办香港《文汇报》。商定后，宝兄即秘密托人订好飞机票。马季良以任务未毕，开了夏衍和张建良的在港地址，说可由建良及早见到潘汉年。
临行前夕，至安福路鹤园访绍澍兄，告以将有香港之行，询其所谈之事已否决定？他恳切请我务必向马叙伦、谭平山转达他转向的决心。
到港，下榻九龙饭店，即按址去访问张建良兄。汉年不轻易在公开场合露面，由建良从中联络。又去拜访夏衍先生，夏衍即请我在附近粤菜馆共餐。夏衍不吃鸡鸭及烹调之瓜类，我则忌食鱼腥及牛羊肉，点菜乃煞费苦心矣，亦谈助之资料也。夏衍告我，极欢迎《文汇报》来港出版，但色彩不宜太红。因港当局对进步刊物处处刁难，《华商报》（时夏衍先生主持）天天在风雨飘摇中。《文汇报》应准备顶上去。如态度也一如《华商报》，则恐有被一网打尽之虞。
翌日看到汉年先生，他对《文汇报》，亦与夏衍先生有同一看法，谈到与民革合作事，他说：“任潮先生对你很推重。你的提议，他会同意。民革左翼有陈劭先、陈此生、梅龚彬三位，与他们合作好，事情可顺利进行。别人的意见，你就不必多管了。”
至半山罗便臣道访谒李任公。任公港寓仅两开间一幢三层楼，无花园空地，生平清俭简约可见，当在客厅接谈。任公闻余为报事专程来港，极表欢忭。我提出创刊香港《文汇报》，由双方各出十万元为开办费之计划，任公亦表完全赞同。他说：“目前，办报之议尚在初步，因有陈维周（陈济棠胞兄）之子树渠颇有资财，他也署名参加民革；在荷李活道建有一楼四底之市房，并购置一架平版印刷机，愿租予报馆应用。现在，由你来负责创办《文汇报》，影响必甚大，我完全赞成。”任公即嘱秘书电邀陈劭先、陈此生、梅龚彬三人来谈。即留我共进午餐，得见其夫人及公子。
饭后，劭先、此生、龚彬先生先后到。劭先为桂林时旧识，此生、龚彬初见，均端庄有学者风。任公即详谈我之计划，当约定由我等四人全权筹备，我说明，此事基本商妥，我尚须于三五日内飞返上海，与宝礼兄共商筹备资金及员工、设备等问题。
时上海《文汇报》老同志孟秋江、唐海、刘火子、陈朗诸兄闻余抵港，咸约集于告罗斯他酒店，开酒会欢迎。闻《文汇报》有在香港出版之议，极为欢迎。火子、唐海、陈朗均在《新生晚报》工作，表示《文汇报》出版有期，即辞去新生职务，全力投入《文汇报》之筹备工作。
那时，香港《大公报》早于几个月前复刊，由胡政之先生亲自主持，费彝民兄任经理，编辑部骨干，则大部分为桂林版旧人。而使我骇异者，编辑态度一反《大公报》传统之“中立”立场，如称共军为“匪军”，中共为“匪党”（从国民党“清共”以来，季鸾先生始终坚持只称为“共军”或“残共”也），令人不胜怃然！
忽接彝民兄请柬，当晚即至金龙酒店赴宴。至则政之先生亲来参加。同席者有历樵、侠文、廷栋、陈凡、罗孚诸兄，皆同事多年之旧友。酒过三巡，政之先生笑谓：“铸成，欢迎你来港恢复《文汇报》，大家热闹些。”我说：“此来仅为访友。办报，谈何容易。胡先生清楚《文汇报》底子薄弱。要在香港办一报馆，哪有此力量？”盖我知胡先生已注意《文汇报》创刊消息，故作此试探。我因计划全无把握，非故作狡狯也。
政之先生并谓：“我已恢复当年创业时精神，每晚亲自审阅稿件，撰写社评，上下山均步行。”我说：“这种精神，殊使晚辈钦敬和效法。但上下山还是叫一辆的士好，不服老但应珍惜身体，戋戋车费何足计。”胡先生哈哈大笑，说：“我要锻炼身体。”是日尽欢而散。
我由秋江兄引导，遍访沈衡山、郭沫若、章伯钧等民主人士。他们闻《文汇报》有来港出版计划，咸热烈鼓励。当晤及谭平山及马夷初先生时，即以绍澍有倾向民主之意告知。他们闻讯，说这是好事，决将此意转告中共方面，并希望我回沪后继续向绍澍多做工作。
盖那时还不了解政治上的一套步骤，故此事未先向汉年先生说明，而绍澍亦托先向谭、马两先生代达其意也。
在港接洽事大体已告一段落，即订购中航机票返沪。
抵沪即投身紧急筹备。资金，宝礼兄在港存有一万港元；虞顺懋闻李任公参加（彼在1928年之际，即与任公换有兰谱），乃欣然愿出大部股金。工人均由上海调去，排字房设备亦由上海运去。经理部职员大部在当地聘用；编辑部人员除已在港者外，一般少由上海带去，以节旅费开支。大体商议就绪，即与宝兄分头准备。我还和宦乡兄商定，请其赴港，名义为经理，实际在编辑部共同负责，如此，有利外界观感，宦兄然之。
与绍澍约定见面，告以“搭线”事已代为奔走。绍兄极感激。我进而发问：“将来如对方问及，绍澍有何项实力？上海易手之际，可发挥什么作用？我将何以答对？”绍澍兄谓：“我有两个极相知朋友，担任沪郊旅长，届时可以起义。”我深记之。他又说：“我与招商局总理徐学禹为至交，曾披沥胸臆，彼对现状亦深感不满。明午我约其便饭，介绍与兄一谈如何？”我答应之。翌日，我们约在四川南路一僻静之西餐馆见面。我自我介绍，为一无党派之报人，一切为爱国出发。徐学禹先生连声说：“久仰，久仰。”然后他坦然说：“要我公开转向，其势办不到，也于事无补。有一消极办法，到必要时，我可将招商船只，尽量调往香港。如此，可利于下一步骤。”我与徐君为初交，未便深谈下去，且我也未负任何使命也。谈至此，即握手道别。
正当我准备再次赴港之际，某小报忽刊登一花边新闻，大意说“徐铸成是有名的民主报人，当局闻其近曾赴港，已密切注意其行动，并已通知机场、码头，一经发现，相机扣留”云云，该小报本有当局背景。看此一新闻，显有威胁口气。我乃打电话给绍澍，请其化名代购一机票；并请其届时驾车送我登机。蒙欣然照办。
3月底如时抵港，仍住九龙饭店，是时马季良兄早已返港（彼曾回苏州原籍，清理其祖产），乃相偕访张建良兄，请其转告小K（汉年），并访陈劭老，请即转告任公，已顺利返港及在沪筹备经过。陈劭老与宋云彬兄合租一三层楼面，地近海边不远。劭老好客，陈夫人善治江西菜。自是常约我去便餐。邻室之云彬兄亦桂林时好友，每次必举杯来与我对饮。彼对《文汇报》出版，亦极为赞成，欣然愿助以一臂。
我与劭老及季良，先就人事上做一初步部署，以便向任公报告，并急于向港政府申请登记。内定董事长为李任公（登记时用别名），董事为蔡贤初（廷锴）、虞顺懋、严宝礼、徐铸成。另设一社务委员会，劭老为主任，我为副主任，委员为严宝礼、陈此生、梅龚彬、马季良。并定我为总主笔，马季良为总编辑，柯灵（时在香港永华电影公司任编剧）为副总编辑。严宝礼为总经理，宦乡为经理。并由我出面登记，为督印人。
初步安排好后，即过海至罗便臣道，向任公请示。任公细看名单，连声说：很妥当，当即定局。
有英人杰克，向在上海工部局任职，为宝礼兄好友，我也见过几次。在我与克明龃龉时，杰克颇不直克明所为。是时，他已调港在港府任职，我乃写一申请书，托其代递，并请其从旁多催促，以便登记早日发下，杰克欣然领命，为此，我曾几次请其共餐。
陈树渠在荷李活道的房子，极为狭小，每层不过八十平方米，坐落在一条斜坡山径的旁边；二楼以上，另有侧门出入。印报机器尤为老式，已在底层安装好。我估计，每小时至多可印出报纸四五千张。我和马季良兄及已到港的发行科主任戚家柱议定一大体规划；底层除机器外，只有一小间作发行科用。二楼为编辑经理部统用，基本上前半间作编辑部，后半间归经理部用。三楼为排字房，四楼则作为工人宿舍，好在《文汇报》馆址一向局促，在香港这寸金地，更是“螺蛳壳做道场”了。
有阮维扬者，原在上海开康元玩具公司，是时在港营金银股票业，兼开小印刷公司（专印商品包装纸及广告纸），与宝礼兄为熟友。我来港以前，宝兄即一再嘱托，凡经理部用人，可请阮维扬介绍。我乃前往访问，当承介绍其侄阮大成君，谓其交游广阔，市面熟悉，招揽广告无问题；又介绍徐既仁君，说人极灵活可靠，我乃试用阮为广告科主任，所用广告员亦由其介绍。徐既仁为庶务主任。
登记证5月底即已发下，应积极筹备创刊，而宝礼兄来函，上海事繁，一时不能来港。宦乡兄处亦表示上海一时不能脱身。我以一书生兼管经理部事务，真不胜狼狈。后宝礼兄介绍丁君匋来当副经理，他看到《文汇报》经济困难，每不愿为我分挑重担。
当时经济确甚困难；宝礼兄处拨来之一万元，我已订好三十吨白报纸。任公处只拨来几千元。盖民革初成立，即有钱者认股亦仅在纸上。高佬蔡（蔡廷锴贤初先生）交股三千元，尚有一附带条件——介绍一位会计主任。初期《文汇报》之会计主任唐小姐，办事极认真负责，即贤初先生所介绍。任公对《文汇报》十分支持。他看到认股者迟迟不交款。乃托人向黄旭初说项，将其桂林的住宅出售，得港币一万元，率先交股。即使如此，民革应交之股款十万元，到《文汇报》创办已三五月，只交来不足三万元。至上海《文汇报》之十万元，我也只收到现金二三万元。所以，在筹创之日起，我即天天如过大年三十夜，因职工之生活——开门七件事，必须维持，而机器之“粮食”白报纸及油墨等等，尤常感捉襟见肘。综我在《文汇报》负责阅十月（4月底开始筹备，9月初创刊，翌年2月底离港北上）中，在经济上投入最大者，首推龙云先生。由李一平先生出面，向龙在港之萧先生及公子龙绳祖先后收交股款不下五万元。其次为詹励吾先生，彼为余鸿翔兄之同乡好友，经鸿翔介绍，在《文汇报》经济最困难时，一次即加股两万元。我离港后，励吾又与张稚琴兄合作做生意，挹补《文汇报》，详尽我已不知。至后来介绍张稚琴兄来任总经理，带来股款五万元，则我已离港，未曾经手。总之，在我负责香港《文汇报》之阅十月中，在经济上支持《文汇报》最有力者，厥为龙志舟将军。对《文汇报》济急解困，每遇“断炊”之际，必得一平先生及萧先生奉龙将军之命，及时接济。香港《文汇报》不致饿死在摇篮里，龙先生支持最多，其次为詹励吾兄及梅文鼎先生（由梅龚彬兄专程赴澳门，募来一万港币济急），此皆余即没世亦感激不忘者。愿《文汇报》之后来者，永远勿忘在筚路蓝缕时曾给予大力支援之“恩人”。
在筹备之初，我和马季良兄及唐海、陈朗（已脱离《新生晚报》）及胡星原（原《联合晚报》记者，已约定参加《文汇报》）、戚家柱等即迁居荷李活道二楼，白天紧张筹备，入夜即席地而卧。他们为优待我及季良，匀出两张桌子，让我们铺席而卧。每晚必冲凉，二楼前有一水喉，高度不及膝，每晚轮流曲身就水喉冲凉。是时室内灯火必关闭，免“有伤风化”也。及今回忆，此中苦境，别有一番风味也。
编辑部人员，陆续补齐。由沪调来者有梅朵、陈钦源；前者编《彩色版》，后者编《笔会》。金慎夫任编辑主任，杨培新主编经济版，已在中国银行工作的王思曙则任经济新闻记者。此外，米谷任美术编辑，任嘉尧佐黄立文编各地新闻，姚芳藻等任记者。此外，由各方推荐延请者有公刘、石方禹、唐君放等，均年轻而有才气。杨卓之原为上海《文汇报》写东北通讯，颇博得读者好评，是时在港，入馆任国际版编辑。人员虽少，可称济济多才。蒋文杰由宦乡兄介绍入馆，亦编国际新闻。外勤主任改由唐海担任，孟秋江则任审报科主任。
周刊各版，仍请郭沫若先生主持。他与侯外庐先生主编哲学周刊；茅盾先生主编文学周刊；宋云彬兄主编青年周刊；千家驹兄主编经济周刊；翦伯赞先生主编历史周刊；孙起孟先生主编教育周刊。阵容之整齐，可称一时无两。郭老还特别热心，主持一座谈会，并发表演说，希望发扬《文汇报》特色，在港岛提高学术质量。茅公正在创作《清明前后》，我征求其同意，先在新闻版连载。
香港《文汇报》于是年9月5日创刊。社论最初由我及陈此生两人执笔；我一周约写四篇。以后陆续延请加入撰写者，有千家驹、吴茂生、胡绳、狄超白、金仲华诸先生。每日必有几篇短评（编者的话），皆由我执笔，赶评每天所新发生之问题，紧扣时间性，发表看法及意见，颇受读者欢迎。我那时白天为经理部操劳，晚上写作及审稿、撰写，工作恒至晨曦初上，每天平均只能入睡四五个小时。我座位背后，为报馆之保险柜。每至精神不继，两眼昏昏时，辄靠保险柜之柄打一个盹（我常说是“换电”），然后又精神振作，继续执笔。回忆我在新闻界服务六十年中，这一段为最辛苦劳累之时期。时我正在壮年（四十有一），同事强半为青年，有一股朝气鼓励我前进。如以后为编辑部租赁之云咸街宿舍，仅一大一小两室，小室由我及季良兄下榻，其余十余位单身青年均挤住一大房间，排列床铺如沙甸鱼，而天已大明，尚谈笑不肯入睡。
《文汇报》创刊后，瞬即受到知识界、工人、学生之热烈欢迎，发行由一万余突破至两万五千（当时《大公报》一万三，《华商报》一万余）。因为陈树渠这架“老牛破车”的印报机，无力印出这么多报纸，我乃商之《新生晚报》的黎蒙先生。黎氏原为太平洋大战前香港《珠江日报》的社长，为人和蔼、开明，与我及金仲华均为好友（1942年起曾任《广西日报》社长），《新生晚报》的编辑部主持人梁宽兄与我更为老友。我一经提出请代印的要求，立蒙应允，且所索的代印费，十分公道（当时《华商报》与《文汇报》，被港英政府认为危险报纸，无人敢接这笔生意），黎蒙兄的慷慨帮助，解决了我一大问题。从此，三分之二以上的报纸（两万份）即请《新生晚报》代印。
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经理部在报馆创刊之顷，宝礼兄曾来港主持三五天，旋即回归上海，由副经理丁君匋代理日常工作。严走后不到一周的一个昧爽，我刚回宿舍。倦极倒头便睡，发行科长戚家柱忽来将我叫醒，“快起来，白报纸要断档了”。我漫应之：“那你快雇车到九龙仓去提取好了。”他发急答应称：“丁君匋不告而别回上海去了，临行把押有几十吨纸的栈单交押给别人了。”我听了大为惊异，马季良也惊醒起身，愿为我分忧。
回到报馆，看到丁坐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了一张便条，潦草地写着几行字：“铸成先生：弟有事须赶速回沪，不及辞别。所经手向世界书局移用之二千元，已将栈单交其作抵，请即往赎取。”显然，他是看到《文汇报》经济困难，维持不长，怕塌下来压伤他的头，因此，抢先溜了，还撒了一泡烂污。
怎么收拾呢？马季良兄愿和我分头设法去四处奔走。我在朋友朱旭华处以大一分的利息（如无力偿还，每元每月交息一角）借到一千五百元，季良也借来约千元。这样，把丁的借款本息都偿清了，赎回了栈单，得以解决机器的“粮食”问题。
丁的目光短浅常怀危惧问题，我也早有所觉察，曾开诚布公和他谈过两次话。我说：“天塌下来，有我顶住，不会压到你身上。《文汇报》朋友很多，而且读者如此热烈拥护，决不会听任我们有困难不伸手。再说，我们今天在困难中做些好事，人民是不会亏待我们的。”想不到他还是想不通，拍拍屁股就一声不响走了！
第二天，我宣布杨培新兄调经理部，任副经理。我仍兼掌总经理，主要负责筹款。我规定一个制度，收入即解银行，留少数零星开支。银行支票，必须盖报社图章及我个人私章；报社图章由副经理保存，银行空白支票则由会计主任唐小姐保存。
从《文汇报》创刊后不久，国内战局有急转直下之势。东北最先发动围攻锦州。守军范汉杰部全军覆没。从此开始围攻长春孤军之计划，并聚歼沈阳开出之廖耀湘部十余万。继辽沈之后，大军又入关开始平津战役。同时，在徐州、蚌埠附近，亦展开有名之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到处损兵折将，呈土崩山倒之势。军事失利，影响经济及人心之维持。推行金圆券，搜索民、商之黄金、外币，物价一刻数涨，更加速南京政府之土崩瓦解。
在此之时，《文汇报》消息灵通，评论则客观分析形势，指出发展之必然趋势。如围困长春守军时，中央社曾发出电讯，谓守城将士，表示坚与城共存亡，主将且发出致“校长”电，表示“来生再见”。中立各报咸大为宣传。我写《编者的话》，指出其必然结果是放下武器。又如金圆券刚发行时，香港各当地报纸虽不信大陆经济会根本好转之宣传，而大多相信通货膨胀可稳定一个时期。我报独从根本上判定不能消减危机。我连日写《编者的话》，指出金圆券寿命多不过三个月。读者咸信服我报信息准确，判断有预见。
当时，我报在上海秘密设有记者站，由钦本立兄负责，我并按时直接汇款作经费。他组织了不少专家，为我们撰稿，浦熙修即其一。她在宁被捕，经营救出狱后，即移居上海。期间不断为香港《文汇报》撰稿。此为浦熙修与《文汇报》发生关系之开端。
李一平先生是我经常见面的熟朋友，和他同住一幢大楼的居停黄居素先生也常会面谈酌。黄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曾佐廖仲恺先生推行三大政策。30年代以后，即不问政事，息影香岛半山幽静一角，而和我谈国内外政局，则了如指掌，殆有心人也。
我几乎每周必过海两三次，走访郭老、茅盾、翦伯赞、侯外庐诸先生，征询对《文汇报》意见，有时陈劭老留饭，大都是外庐先生留饮白酒，侯夫人并亲调山西面食款待。有一次，侯夫人说：“你们《文汇报》，几乎常常引起我们家的矛盾。”我愕然不解所以。外庐先生莞尔笑道：“她是给你开玩笑。我们一家人，清早起来，都抢着先看《文汇报》。她是夸奖你的《文汇报》办得好。”这也可见当时香港知识界一般的评议。
到是年12月初，马季良兄忽向我提出辞职，谓将赴美办报，然后赴巴黎与陈安娜女士结婚。我说：“现在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同事们都准备‘青春结伴好还乡’，你怎么忽思离国远去？”他苦笑道：“我自有不能回国的原因。”他曾有一次谈到他与江青的关系，说重庆和谈前，江青曾到重庆治牙，“忽打电话约我一晤，当即婉言拒绝。”我以为这段公案，早已“一了百了”了，何必还有顾虑？恳切坚留。第二天看到小K。他说：“马季良要走，你就不必坚留了。”几十年后，我才恍然钦佩季良的先见之明。
后来，全馆职工举行宴会，为季良饯别。并特请照相馆摄影留念。
我一直珍藏这张照片。但到了十年动乱“破四旧”打、砸、抄前夕，和其他三张珍藏的照片偷偷地焚毁了。一张是黎秀石赠我的密苏里舰受降典礼现场摄影；一张是毛泽东、蒋介石两先生在重庆见面的摄影；一张为东北军调时林彪与杜聿明合影。这些照片，都留下历史的镜头。我怕被红卫兵抄见，指为“别有用心”，罪加一等，因之清出付之一炬了。这是后话。
是年底，香港党组织已秘密开始送民主人士北上。第一批出发者为李任潮、沈衡山、郭沫若、彭泽民诸先生。当时香港政府十分不友好，而台湾海峡又不平静，他们出走极守秘。汉年先生告诉我，并嘱早日做好北上准备。所以李、白两将军请黄季宽来港企图与任公联系，季宽到港后即四处打听任公下落，我只得推说一无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