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 四十二岁
1月的一天晚上，我正伏案凝神写社论，即将完篇的时候，忽接到一平先生的电话：“你能出来一次么？有一位你的好朋友，从远道来港，急想会见你。”声音这么喜悦，我已意识到是什么人来港了。问清了地址，答应半小时后即赶到。于是挂上电话，写完了社论，对金慎夫兄关照：“我出去有一个半小时。要闻版上半部，望留给我约两千字的位置，我回来再截稿。”同事们纷纷问我发生什么新闻，要你自己去跑？我微笑地说：“暂时保密，我回来你们就知道了。”说毕，马上下山，叫了一辆的士（出租汽车），立即驶向浅水湾道。
到了快临海滨，按门牌号码找到一幢相当宽旷的别墅，叫开铁门，走过一道小径，看到一幢房子，一平先生已陪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在阶下迎候了。
我知道必是龙志舟先生，向前寒暄。龙先生也连声说：“久仰。”一平先生插话说：“龙先生晚饭前才到了香港，急于想会见你，催我向你打了电话。”
我忙问这次龙先生脱离虎口、冒险来港的经过。龙先生简单叙述如下：
“我从重庆被移住南京后，继续被严密幽禁。住的房子四周，特务密布，对面还造了一幢高楼，以便窥看我院中的一切。我每次出外，总有两辆汽车尾跟着。一般朋友，也都不敢来看我。前两个月，有一个旧部来访我。他说，有个朋友在陈纳德的空运部队工作；我们乃秘商如何出走计划。经过一段时期磋商，决定具体细节。今晨8时，两个美国人驾车来访。客厅窗帷敞开，一个部下扮作我的模样，和一个美国人交谈。另一人则在内室赶速为我化装成西人状。然后相偕登车，直开出寓所。门岗见是美国人车子，当然未加拦阻。车子直驶机场，已有一架飞机开动发动机。我登机后，飞机即开动，直向南驶。下午1时许抵白云机场，小车即直驶至珠江内早已停泊之专轮，傍晚即安然抵港。”龙先生还笑着说：“此刻南京方面，可能还在监视这幢房子啊！”我说：“美国是蒋先生的朋友。由此可见‘有钱可使鬼推磨’呀！”龙先生亦粲然。
我一看手表，已过12时半。道声珍重，即告别龙、李二先生。
回到报馆，即奋笔疾书这一传奇式新闻，连大字标题，恰恰是两千字位置。当我写出第一张时，编辑部同事连忙围看，“原来是这么特大的新闻！”大家几乎叫出声了。
果然，第二天报纸印出，全港沸腾，报纸不断重印。
这确是一条全世界震动的独家新闻，而我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是送上门来的。
不久，李任公在港决定的继任总经理张稚琴兄即来馆就任，我肩上的担子减轻了好多。那时，小K已通知我，第三批北上的日期在迩，早做好准备（第二批于1月底出发，有马夷初、茅盾、侯外庐、翦伯赞等先生）。
陈劭先先生找我商量，问：“老兄走后，哪一位接任总主笔？”我说：“我推荐金仲华兄，他是办报的长才。”劭老说：“很好，很恰当。但是，他也可能快要走的。他走后，由谁接替呢？”我说：“那就考虑刘思慕兄。”“那也很好。万一刘思慕也要北上呢？”“莫廼群兄也可继任。”劭老又说：“以后再由谁继任呢？”我笑着说：“我倒像诸葛亮安排后事了。”相与大笑。
陈劭老是任公留下主持民革事务的，暂时不会离港，以后我离港，劭老就先后请这几位接替。等莫廼群也北上后，陈劭老也走了。由张稚琴兄请孙师毅来任总主笔。
2月初，在上海的友人郑振铎、叶圣陶诸兄已纷纷来港，知北上之期近矣。
约10日晚，余饯宴郑、叶及陈叔通、包达三诸先生，同席有云彬、傅彬然等好友。
20日，得小K通知，嘱做好准备，日内即秘密乘轮北上。
稚琴兄及报馆同事，先后饯别。27日傍晚，即携大小两皮箱，出发至海滨一小旅社——东山饭店等候。旋知当晚不开船，即开一房间住宿。时已易“唐装”（中式短裤褂），盖负责船上接待工作之吴全衡女士（胡绳兄之夫人）通知：所乘轮为挂外旗之专轮“华中号”，系货轮，不载别客。开船前，均易唐装，扮作船上执事。其次，应清查行李，重要物品均先交由专人保管，以免海关人员识破。
晚饭后无事，忽忆口袋尚有几十元港币，乃至附近德辅道金店，购一戒指纪念。
28日晨登轮。“华中号”吨位不大，二千吨上下。见同船者除上述叶、郑、陈、宋、傅诸先生外，有柳亚子、马寅初、包达三、张伯、张志让、邓裕志、曹禺、沈体兰、刘尊棋、王芸生、赵超构及柳、叶两夫人并曹禺夫人方瑞，另有包小姐启亚、郑小姐小箴。连同接待人员共二十余人，见面均已易唐装，我及芸生、超构、尊棋等均扮为船员，叶先生等暂作记账员。叔通、寅初诸老，则为年迈之商人。我等相顾哑然。
9时半，海关人员来检查，翻看颇细，忽在马寅老手提箱里，检出一照片，乃寅老抗战前与朋友之合影，当然大都西装楚楚，或袍褂俨然。海关人员指为搭有重要客人，扣船不放。经再三交涉，大概暗中塞予港币几十元，始盖印签字，算是“验讫”。
起锚时，已过午矣。
船水面有两层，上层为餐厅、起居间及甲板，下层有少数官舱，由亚子夫妇、叶先生及师母、曹禺夫妇及包、张、叔通诸老所住。其余全住房舱，我与尊棋兄同室。
因船小，过台湾海峡时颠簸殊甚，晚间且将窗子封闭，以免灯光外漏，防万一有人偷袭也。
叶、郑、云彬诸先生每餐必杯酌，预购白兰地一打，我则毫无准备，陪饮揩油而已。相与每餐尽一瓶为止。亚子先生早年诗酒风流，是时已少沾唇，每喜谓我等为“四大酒仙”，郑、包两小姐亟附和之。
亚子先生又知我及王、刘、赵诸兄为报人。翌晨即各赋一绝为赠，赠余诗有“更有一事心最喜，次公已有后来人”。盖吾师沈颖若先生字次公，乃亚老同乡总角好友，南社最早之发起人也。在60年代，亚子诗选中此诗已被刊落。近年徐文烈昆仲见访，承惠赠亚子诗集，则已补全矣。
海行估计约有七八日。为减少旅途寂寞，由全衡女士发起，每隔一日晚餐后，即杯茶举行晚会，各显所能，举座轰然，极为热烈。近阅亚子先生遗作北行日记《前途真喜向光明》，3月2日的日记写道：
上午，作诗和圣陶。下午雀战。黄昏开晚会，陈叔老讲古，述民元议和秘史、英帝国主义者代表朱尔典操纵甚烈，闻所未闻也。邓女士唱民歌及昆曲，郑小姐和包小姐唱西洋歌。云彬、圣陶唱昆曲。徐铸成讲豆皮笑话，有趣之至。王芸生讲宋子文，完全洋奴态度，荒唐不成体统了。十一时睡。
这很可反映船上生活丰富、欢乐之一般气氛。叶圣陶先生近年也出版同类的日记，谈到我在轮上晚会上曾高唱京剧。我记得曾唱《洪羊洞》及《打渔杀家》两折，我自感当年嗓子高扬有韵味。至亚老提到我曾讲豆皮笑话，使他老人家深感有趣之至。我回想再三，想不出这笑话的内容，可见老年人的记忆力日益衰退了。我当时也曾记有日记，而未详记此琐事，再难“对证古本”了。
华中轮驶至东海及黄海南部时，风浪平静，天朗气清，我常在甲板上找叔老、亚老、包达老等谈往，叔老年事最高（当时他七十四岁，我今年已年过八十有一，超过叔老当年了），而极健谈，他絮絮谈青年时坐大车（铁路未修）入京，及晋京后拜客故事。达老则详谈他早年与蒋介石先生交往详情。亚老大都谈南社创立及初期过程。有时，我也找马寅老谈天，他说起他幼年多病，后长期坚持爬山及冷水浴。并说，他家乡嵊县多匪，因此，在上海住旅舍，履历总填绍兴。这些有历史资料的宝贵琐闻，都已分记于拙著《旧闻杂忆》正、续、补三编中，兹不赘。
我们从上船后，只知船昼夜向北行驶，不知将在何码头登陆（在港时，闻第一批在南朝鲜登岸，辗转到沈阳）？也不知何日可到埠？
3月5日上午，轮忽驶进烟台。下午始靠近码头。迎接者仅军分区贾参谋长等少数人。在贸易公司欢迎，即分送来客散居离市区有二三公里之旧外国人之别墅。我与尊棋、芸生、超构合住一幢。
市面如此冷落，空气如此紧张，盖因重庆号起义后，国民党飞机到处侦察；该舰适于前一日驶进烟台港，故烟台日夜警报，飞机频频来袭，所以空气如此严峻也。
3月6日，中共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先生及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先生专程从青州赶来迎迓。正式欢宴，席设合记贸易公司，菜肴丰盛，佐以烟台美酒，宾主尽欢。郭子化先生时年近半百，大家都尊称为“郭老”，为人和蔼，闻在淮海战役中，我方动员野战军及民兵、民工近百万，后方供应、组织，郭老曾负重要责任。
下午，赴市区巡礼。烟台相当繁庶，各行业中，以孟家（即在北京开瑞蚨祥绸缎业之孟家富商）财力最大，不仅绸布业，钱庄、南货等均在经营范围。
至书铺，看到东北出版之《毛泽东选集》，红布面，一厚册，如见异品，即购买一本，暇时详读，如获至宝。后在北京六国饭店受招待时，承馈赠皮面精印一册。嗣后，则成立毛选编委会，所陆续出版之《毛泽东选集》，“文革”中出版的红宝书，则视同“圣经”矣。改动词句甚至内容，已积渐成风。
晚，参加烟台党政军民“欢迎来烟民主人士大会”，宾主代表讲话外，演平剧，有《四杰村》《群英会》等，演员年轻而极有功夫。盖烟台一带，平剧素有根蒂，旧北京剧界，一向视烟台为畏途也。
7日下午，全部移往莱阳西部农村（后改为莱西县），分居于贫雇农家中，为策防空安全也。我与傅彬然兄同住一室，榻傍窗。入晚油灯昏黄，爬虫悉索。而彬然易睡，睡则鼾声大作，至纸窗发出簌簌声。余每至深晚，蒙被后始能安睡四五个小时。
8日，晨起，见农家屋檐上挂满山芋片干，屋上则晒苞米；农民告余，彼等全年均以此为食粮，一年难得吃一次面粉。
与村干部谈话，干部取出所窖藏之莱阳梨，皮色已发黑，削而食之，则甜嫩无比。
下午参观乡妇女大会。晚，出席欢迎晚会，全是民间新创造改编之花鼓及新平剧，如《公平交易》《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均平剧）。
连日所见、所闻，意识到我们已由旧世界、旧时代开始走进一新天地、新社会矣。
9日，由莱阳出发，傍午开车，晚抵潍坊市，当晚驻军报告潍坊解放经过。
10日，傍晚，改乘胶济铁路专车赴青州。盖制空权仍操之国民党军，解放区活动，恒至下午5时后开始也。8时抵青州（益都）为华东局及华东军区所在地。
11日，下午3时，参加华东局招待茶会，由宣传部长舒同主持。会后演平剧，计有《失空斩》《御碑亭》《芦花荡》等，皆旧戏也。
12日，参观解放军官团，实即俘虏团也。所关者，武官少将以上，文官厅长或国民党省市主委以上。大门悬有一联，系沈阳外围所俘之廖耀湘所作：“早解放，迟解放，迟早要解放，迟解放不如早解放。”下联已记不清了。
团占地甚大，我们由舒同引导前往。至则被“解放”者列队欢迎。我们则站立对面。先由舒同一一介绍双方姓名。团员为首者为前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济南战役被俘），其次为廖耀湘、陈金城（潍坊被俘）、牟中珩（集团军司令）等。
六年前，我在桂林工作时，与王耀武曾见过两三面。那时，他驻防湘西常德一带。他在桂林建干路建有一幢相当阔气的公馆，以便不时回桂度假。他和《大公报》桂馆副经理王文彬熟识。有一次，文彬告我：“王耀武想见见你，后天特在其公馆宴请。”届时，我与诚夫、李侠文、马廷栋、黎秀石等赴约。室内外陈设和那天宴会的丰盛，在那时的桂林，都属罕见。最有趣的，主人曾不断问我们：“照外国规矩，此时应酌什么酒？照国际惯例，此时是否应递上手巾？”可以说，主人很谦虚，“每事问”。也可见那时他已有雄心，抗战胜利后升任方面大员了（那时，他已是蒋的王牌军之一，1945年奉派接收山东，被任山东省主席兼绥靖区司令，直至济南围城被俘）。
这次我去“军官团”时，身着一件旧棉袍。他大概俯首未加注意。等到舒同依次介绍到我时，他抬头注视，并对我微笑点头。舒同在旁看得清楚，轻声问我：“你和王耀武认识？”“是的，六年前在桂林交往过。”“那好，等一会儿参观他们宿舍时，你找他个别谈谈，了解他目前的思想情况。”会晤后，柳亚老对他们“训话”，劝他们“回头是岸”。
以后，我们鱼贯参观他们的宿舍。一般是一室一个大炕，团员们排列睡在炕头，被枕清洁、温厚，整齐叠好。室内有桌椅，供休息、学习。只有王耀武单独一间，有衣橱及桌椅。我和他略致寒暄后，问他生活习惯否？有无不舒畅的感觉？他颇为感动地答道：“从我被俘到入团以来，他们从没有对我们责骂或侮辱，只是劝导我们好好学习。像我这样地位的共产党，要被我们捉住了，早没有命了。现在，人家如此对待我们，自己心中只有愧感。你问我生活是否吃得消？像我们这类人，过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寸草不拈的人，现在要自己劳动，自己铺床、洗衣，自己扫地，自己去打饭，当然不习惯。但细细想想，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只为了剥削别人的劳动，自己享福么？想到这些，心地坦然，安心学习了。”
后来，我把和王谈话的经过，告诉舒同先生，舒同笑着说：“他的思想倒开始通了。”在闲谈中，舒同先生还告诉我，王耀武在济南攻破前潜逃过青州，被解放军识破因而被俘的经过，真像一篇传奇式小说一样。详情已写成《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收入拙著《旧闻杂忆续编》。
13日下午，解放军以卡车装战俘杜聿明来，头上包白布，被俘时企图以砖击头部自杀未成，伤尚未愈。带来时尚戴脚镣手铐，因他尚图反抗，故未送入解放军官团也。彼下车后，坐在凳上，柳亚老、张老责问甚严，讯以为何在淮海战役中施放毒气？他说是奉命放的。问以为何杀害杜斌丞烈士？他说，斌丞是他疏房叔侄，还教过他书；被捕后他曾竭力营救云云。
看华东局布告，当时华东局书记本为黎玉，久未视事，由康生代理，亦留延安未到任。
晚饭时，舒同、彭康、袁仲贤、刘兴一、许世友等出面为我等饯行。宴毕，即登胶济铁路专车西行。翌晨6时即到济南，市长姚仲明、市委书记刘顺元来迎迓。晤老友恽逸群兄及鲁平等，同游大明湖、千佛山等名胜。晚饭后，即上火车北行。到桑梓店，铁轨未修复，改乘汽车行。陈、马、柳、包及圣陶夫妇乘小车，余均乘大客车。司机迷路，柳先生车前导而遭颠覆，幸柳老无恙。柳夫人略伤腕，有随行医生包扎，车仍缓慢北行。所过地名，盖皆《阅微草堂笔记》中所习见者。彬然好睡，我及云彬常恐其碰顶，屡叫醒之，醒则谓：“不是我要睡，是它不让我醒。”“它”者盖指困极之瞌睡虫也。今彬然墓木已拱，云彬亦早做古人。当时车中神态，尚宛然也。
15日清晨抵德州，住招待所，中午起身，出外巡礼，则市容尚整齐。有德石铁路通石家庄，日军占领时所建。我在20年代居北平时，即闻建筑沧石铁路之议，始终未实现。日军侵占时为运兵便利，建此德石铁路。可见华北虽为我旧游之地，已历经沧桑，面目非昔可比。当晚仍乘汽车，摸索彻夜，黎明始抵沧州。休息，乘火车北行。邓颖超大姐及杨之华大姐、徐冰先生由石家庄专程赶来迎迓，即同车赴津，翌日（3月18日）清晨抵北京，被招待至六国饭店二楼居住，我与尊棋兄仍同室。
第二天起，第一、二批来平代表（他们都住北京饭店）及原住北平的民主人士纷纷来访，吴晗兄时负责各高校联络工作，来访尤频。来访之老先生中，有1930年即在并熟识之李锡九先生、符定一先生，还有北大、清华等名教授好多位。
我过去在北京入学及工作达五六年，向以“老北京”自居，到京以后，急想出去观光变乱多年、饱经忧患的北平面貌。曾单独或与云彬等老友（云彬前此从未到过北京）出外巡礼，曾去过前门外及琉璃厂、香炉营等旧栖之地，见胡同中脏乱、残破之状，远甚往昔。也曾偕友游览天桥、天坛。天坛时大部由解放军驻守，仅游祈年殿等一部分。
我们到平没有几天，南京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即到平，亦住六国饭店，他们住在三楼，他们中有不少是我的熟人，常在楼梯口或餐厅相遇，互道寒暄。
有一天，原宛平县长（“七七”时）王冷斋在其公馆宴请，同座有章士钊行严先生及其秘书潘伯鹰先生。伯鹰为旧识，《大公报》新记复刊不久，《小公园》首次刊出连载小说，即伯鹰以“凫公”为笔名所写之《人海微澜》，当时他还在唐山交大读书。
那天，王冷斋自己烹调几色拿手的菜肴，并出其窖藏多年的精装花雕，热情款宴，并出其所珍藏的几十柄古扇，请行严先生鉴别真赝，我于此道为外行，旁观而已。
又一天饭后，我至珠市口散步，见开明戏院方演日场京剧，主演者为杜近云、近芳姊妹，名甚生疏，即购票入场，见池座有六七成上座。大轴杜近芳演《三堂会审》，扮相、嗓音、韵味均属上乘，意外满意。过几天，到北京饭店“串门”。李任公问我：“到北平后出去游玩否？”我即以看杜近芳戏所得印象相告。任公说：“你究竟是老北京，可以到处玩玩。我来平已匝月，一天到晚闷在饭店里，很无聊，你有机会带我出去玩玩好么？”我说：“那好办，我看有好的剧目，一起去观赏一番。”蔡廷锴将军在座，忙说：“你请任公，不要忘掉我。”
翌日，我在大栅栏厚德福豫菜馆订下一席便酌，并购订了开明的包厢票，请任公、高佬蔡及劭先、龚彬与吕方子诸先生吃饭后，即转赴开明观剧。大家看得很满意。
第二天碰到负责接待我们的人，对我直埋怨说：“徐先生，你给我们开的玩笑太大了。你知道，任公这样一个人物，去馆子和戏院，要布置多少人暗中保护？目前北平城多么不平静，要出点漏子怎么交代！”的确，我前几天就听过报告，说反动派潜伏特务多么猖獗，连中南海内前不久都曾发现反动传单。想到这里，我真懊悔自己的孟浪。
一天下午，吴晗兄来看我，说：“母校好多年没回去了吧？明晨，我已约好章汉夫兄，同车去清华玩一天。”
第二天清晨，吴晗即来接，并同往章汉夫处迎接，一同风驰电掣地到清华园。阔别二十多年，母校的面目依然，多了几幢科学馆、宿舍楼等建筑，幸喜敌占期及内战期未遭破坏。
先由校委员会三位负责人周培源、钱伟长、冯友兰接待至会议厅。他们分别告诉我们学校的近况，随后即引导参观了主要建筑。
11时顷，吴晗即带我们去北院教授宿舍潘光旦先生住宅，看到费孝通等老友毕集，盖一切均由吴晗预为布置者也。
光旦夫人极好客，端出亲制之江南风味小菜。光旦先生跛一足，而兴致甚豪，出其特备之绍兴酒，频频举杯劝饮，直至2时许，主客酒醺饭饱，乃向主人道谢，仍与吴、章同车回城，已日近西山矣。
到平不久，即应邀列席正在进行之全国民主妇代会，由蔡畅大姐主持，邓颖超大姐报告工作。上午未竣，下午继续报告，直至4时许始毕。初次经历了解放区会议之漫长。
我还请假赴天津一次。因接香港张稚琴兄来电，将偕詹励吾兄携来一批钢缆，预备在解放区出售，以所得利润补贴香港《文汇报》亏损，盼到津先为接洽。到津后，住利顺德饭店。曾赴《进步日报》（《大公报》改组的）访秋江及徐盈、赵恩源诸老友，并蒙李清方、李树藩诸友招待至中原公司小游，看到市区有不少处成了瓦砾堆，因此可知天津解放时破坏之烈也。
承徐盈兄介绍旧津馆同事林墨农（时改营商）接洽，等稚琴、励吾来后，与之谈洽价格，未能成交。在津约逗留一周，即相偕回京。
到京即向李任公报告经过，他即与当时华北人民政府负责人董老（必武）联络。翌日，得董老电约，偕稚琴前往拜访。董老了解详情后，即嘱姚依林先生办理此事，并关照说：“这批电缆，由我们全部收购下来。不要讲价还价，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他们是为维持香港《文汇报》而筹划经费啊！”
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据稚琴当时告我，这笔生意获得利润约两万港元，足可维持香港《文汇报》两个多月。
那时，和谈已宣告破裂。记得黄绍竑、朱蕴山两先生曾专机飞宁，对李德邻先生作最后劝告。蕴山先生回京后对我谈及，在宁看到李德邻处处受掣，曾劝其把背靠到北方来。但可能因对美尚存幻想，他还是飞回广西去了。
接着是发动渡江之战，百万雄师下江南，攻下了南京。
我们于5月初得到随军南下的允诺。行前，周副主席曾在居仁堂设宴为我们饯行，同席有芸生、杨刚、李纯青诸兄。席间，周公谈到“西安事变”，风趣地说张汉卿是窦尔墩送天霸，却被黄天霸押关迄今。又说到《大公报》，说张季鸾、胡政之两位先生的确为中国新闻界培养出不少人才。周公还含笑对我说：“铸成同志，你不也是《大公报》出身的么？”
南下同行者有俞寰澄老先生、季方先生、邵力子先生夫人傅学文女士、芸生、杨刚、纯青、超构诸兄和我及詹励吾兄，还有钱辛波兄，一行二十余人。路局特挂了两辆软卧为专车，历两日夜开到淮河，时淮河铁桥尚在修复中，乃摆渡至蚌埠休息。
翌日清晨七时即出发，改乘大汽车行，颠簸殊烈，盖公路尚未及修复，虽备历旅行之苦，却意外游览了不少古迹。如凤阳之皇觉寺，相传为朱元璋幼年出家之地，但寺宇并不宏壮，庭园亦芜乱无可观。又如滁县，在醉翁亭买茶休憩。该地以欧阳公《醉翁亭记》得名，而环滁之山，光秃不高，真闻名不如见面矣。
一路崎岖，至午夜12时许始到浦口，则大江漆黑，路灯不明，有军管会办事人员执手电、提灯引导，乘小轮过江。盖南京解放不久，正常秩序当未恢复也。
到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将军及副主任宋任穷先生及后来被尊为“一贯正确”之柯庆施书记，咸出客厅欢迎。饭后，即送至国际俱乐部招待所下榻。
第二天报纸刊出新闻，谓“民主人士俞寰澄、徐铸成等由平抵宁”。而有很多报纸，则改以余名置之俞老之上。盖过去有一长时间内，《文汇报》与南京新闻界及广大读者有血肉感情也。
第二天，中央大学学生会即邀我至大礼堂与全校师生见面，我的讲题为《解放区见闻》，略述我的所感所闻。
连日游历石头城各名胜，并与石西民兄及新闻界旧友饮酒于夫子庙某酒店。时我面对诸友，轰饮甚豪，酒后见长桌上空瓶成排，俨如排列之手榴弹。
在宁约勾留一周，即转至丹阳等待上海解放。我离京前，估计将在无锡停留（时无锡、苏州等地均已解放）。王昆仑先生并写介绍信，邀我抵锡后寄寓其鼋头渚之山庄。
丹阳素为沪宁路上最偏僻之小县，车站距市区又远。我们被招待住在城外一小旅馆，陈设一如下关之普通客栈，我们喜称为丹阳之国际饭店。由京南下之苏延宾等下榻其间，过了两天，潘汉年、金仲华诸兄亦来到。潘已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在丹筹备接管工作也。
某日，我偕芸生、超构入城散步，企图觅一消遣地方，见一书场，有王少堂说《水浒》，说来绘影绘声。未终场即离去，因陈毅将军邀往谈话。至则谈话已开始，陈将军谈及过江前一切准备细节，又谈及解放军由两路将会师吴淞口，将切断美舰出海口子，美军可能及时从上海撤退，我们也准备打一场恶战，日内即将见分晓云云。
5月23日晚，三野总部传出消息，美舰果已撤出黄浦江，解放大军已进入上海市区，苏州河南部已获解放。当时潘汉年及接管人员连夜乘车赶往上海。我等则迟一日于24日深夜出发。到南翔站，路局消息，谓路轨尚未修复（实则已修好，未恢复行车耳）。乃雇一三轮车，缓缓踏入市区，一路所见，被拆毁之民房尚有余火，道路时为沟沟坑坑及断电线所阻。迄日落西山，始到愚园路家中。
当晚，宝礼兄设宴洗尘，仍在南京路新雅酒店，则见对门新新公司所悬之大标语，已有“解放全中国，活捉蒋介石”字样矣，前后相距不过四年，而形势变化如此之速，诚可慨也。
闻宝兄已做复刊准备，由虞孙兄推荐，任娄立斋兄为总编辑，即将复刊。
新创刊之《解放日报》，则由长江及恽逸群兄为主持，接管《申报》而出版，闻原《新闻报》房屋、设备，则将由金仲华兄接管，创刊《新闻日报》。小型报归并成两家，一为唐大郎之《亦报》，一为陈蝶衣之《大报》。
上海在解放初期，努力安定人心、治理战后疮痍、恢复生产各方面，在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主持下，井井有条，进展甚速，可以说是解放三十年中的黄金时代。所有当时的成就，书刊史籍已有不少实录，不必再缕述。
我当时心情也无比开朗。
我的长儿白仑时在苏州东吴附中读高中，上海解放之际，苏沪交通未复，他与二三同学青年，徒步跋涉回到上海。次晨随大队解放军参加解放入城式，曾身登机动车，与大军握手交友。从那天起，他必于黎明从愚园路家中步行至枫林桥中山医院为伤病员送药、讲故事，历匝月不懈。次、幼儿福仑、复仑，在位育初中读书。兄弟三人均于是参加青年团，且任小干部，一家欢乐前进。
《文汇报》原有地下党员近二十名，解放后复刊，仅剩一候补党员郑心永。党政工团共同奋发，保持并发展报纸特色，以取得读者之信任。无奈解放后一些套套，每使人瞠目束手。举例言之。在长沙解放之日，我们已在无线电中收到确讯，而翌日刊出，即被指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也。再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发布之日。要闻编辑郑心永按所列问题，做分题以醒眉目，亦被指为离经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能做经典郑重排版，安可自由处理！总之，老区方式，苏联套套，只能老实学习，不问宣传效果，此为当时必经之“改革”。
因此，我对社论也艰以执笔，因数十年记者经验，从不惯于人云亦云，思想未通即先歌颂，每以此为苦。老友李平心兄谅我苦心，辄陪我熬夜，我舒纸半日，尚未能下笔，辄请平心代劳。总计复刊一二年屈指可数之社论，以平心所撰者为多。
幸是时市委宣传部长夏衍先生、副部长姚溱先生，最能体谅老知识分子心态，遇事推心置腹、披沥交谈。宝礼兄经营有困难，亦尽力帮助，所以我们都心情舒畅。时我被任为《文汇报》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总主笔，郭根兄为总编辑，宝礼兄为管委会副主任兼总经理，葛克信、刘文华同为副经理。
9月初，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大会（新中国即由此会产生）。我每天有日记，兹转录于下，以见当时气氛及《文汇报》境况。
九月四日 星期日
中午，宝礼兄在家为余饯行，被邀作陪者有克信、虞孙、柯灵、郭根诸兄，谈报馆今后计划；盖自上海解放，报纸复刊以后，对新的办报方法，时不能适应，销数远不如《解放日报》及《新闻日报》《大公报》。近月稍好，发行已超过二万六千矣。
下午三时动身，先至百老汇大楼（后改名上海大厦）。五时，由百老汇直接驱车至北站旁门登专车。六时五十分开车。我与仲华、芸生、超构同车，深晚二时半抵宁。
九月五日 星期一
晨八时许过蚌埠。下午四时过徐州。此段因军情需要，紧急赶修通车，而路基甚差，故车行甚慢。
沿途所见，农村情况尚好，车站大半修复。人民似亦感安居乐业，较四个月前南下所见，另一番景象矣。
九月六日 星期二
清晨五时过德州，下车购西瓜一个，与三兄分食。瓜约重二十斤，甚甘洌。正午过津。二时一刻抵京，全程行四十四小时，交通之改进，殊足惊人。大约再过些时候，可以恢复战前三十六小时之速度矣。
在车站迎接者，有徐冰、黄任老、杨卫玉、俞寰澄诸先生。下车后，即赴东四一条休息，该处原为外国人设立之华文学校，现将改为招待所。此次来京参加之文化、科技、教育、妇女代表，均住宿于此。晚《大公报》（驻京大员孟秋江等）在萃华楼宴请。
九月七日 星期三
十时半，往教科书编委会访叶圣陶、宋云彬诸兄。下午，赴北京饭店，分访劭先、龚彬、（萨）空了诸兄。三时开全体筹备会，即在饭店大厅。周恩来先生报告筹备经过，主要为下列四项：一、草拟共同纲领；二、代表产生经过；三、草拟人民政协组织法；四、草拟人民政府组织法。均将提大会讨论。又说：国家名称，本来有提“中华民主共和国”“中华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者，现决定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年号为公历，国旗、国徽、国歌均经筹备小组拟有初步意见，提请大会讨论决定。
会后，会晤诸友好，计有任公、此生、（翦）伯赞、（侯）外庐、（周）建人、（林）砺儒、丁瓒、（沈）志远、（章）伯钧、（傅）彬然、茅盾、振铎以及孙起孟、（乔）冠华、尊棋、宦乡、（徐）迈进诸兄。
开大会代表共四百余人。年龄最长者萨镇冰（九十二岁），其次为张元济、司徒美堂、周善培，均八十五以上。最小者二十二岁，为学生代表。周公说：这可说是“四世同堂”。特邀代表中，有孙夫人、程潜、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吴奇伟及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
九月八日 星期四
下午一时半，与超构同游北海。旋访尊棋未晤。晚与芸生同往长安戏院看京剧。今日殆为最清闲之一日矣。今晚月色皎洁，车过天安门，见广场大树均已拔去，大概准备扩建广场，以为政府成立开庆祝大会之用也。
九月九日 星期五
今天开始小组讨论。我所参加之小组（都是各方混合编组），在市军管会举行。到二十九人，罗瑞卿（华北公安部长）为主席。孙起孟为我介绍，罗一一握手致意。今日讨论共同纲领，历十二小时，午、晚餐均在北京饭店吃。晚十时许，始与（吴）觉农兄同车返华文学校。
九月十日 星期六
晨九时始起身。分馆邵尚文君来访，谈在华北各地推销事。唐海来电话，知其已抵京，协助浦（熙修）采访，现寄住《光明日报》社内。
午后，熙修来，同往灯市口朝阳胡同三号看房子，有大小八间，拟赁作驻北平办事处用。给浦六万元，作为筹备急用，余由沪汇来。
九月十一日 星期日
接宝礼兄及郭根函。知报已升至二万八千，甚慰。午后，访侯外庐兄，谈甚久。又访李任公，未遇。与其秘书李乙尊兄（即程砚秋之高足李世济之父）畅谈。今天骤冷，俨然深秋光景矣。
九月十二日 星期一
乘电车至宣武门，旋步行经西河沿、香炉营、大沟沿直至琉璃厂。此一带为余旧游之地，二十年代中曾在此公寓寄宿，学习、工作历三四年。公寓房子还在。匆匆二十年过去，占余过去岁月之小半。购《梨园史料》一部及影印之《越缦堂日记》（正、续编）。为宣纸精装。
九月十三日 星期二
晚云彬兄请饮酒，所住宿舍，与圣陶等一道，为周佛海之旧寓。同席有圣陶、彬然、振铎诸兄。此数兄气质极相近，正直不阿，洁身自爱，殆知识分子中接受优良传统，甚有修养者。余与宋、叶、郑三兄，都喜饮。二月间，由港同船北上，每饭必尽白兰地一樽，同行者赐以“四大酒仙”之称。
吕方子（集义）兄约看李桂云之梆子戏《蝴蝶杯》。此戏幼年在家乡看过，印象仿佛如昨。二十年前，曾在太原看过南路梆子《藏舟》一折，亦甚好。李为今河北梆子祭酒，音调、做工均为上乘，扮相亦富丽，看上去不过四十岁，闻洪深极赏之，大量购票约同仁往欣赏。
九月十四日 星期三
西直门外新建之苏联展览馆落成，今日正式开幕，柬全体代表参加。建筑完全苏联式，除哈尔滨外，此殆国内最大之苏式建筑。二次大战后，苏实行新的五年计划，成就斐然，尤注意保婴事业。从产品中，看到他们的进步。我在留言簿上写了“我们应坚决向这个方向前进”。
下午，赴北京饭店开座谈会，谈共同纲领，因连日在讨论中，多对共同纲领中不提社会主义，有疑问。因此，今天由周副主席解释，说毛主席一再说，社会主义是遥远将来的事，今天应集中力量于新民主主义建设，发展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在内的四种经济成分。如过早写出社会主义，易在国内外引起误会。会后，在振铎兄房内坐谈多时，后又晤曹禺夫妇，都是今春同船由港到京之好友。
访熙修，谈今后工作部署。又访问同乡沙彦楷先生，彼为民社党革新派参加大会代表之一。又看到孟秋江。
九月十五日 星期四
终日下雨。故宫招待代表参观，余未往，在寓所写了三封信并一短稿。下午，游西单商场及琉璃厂，旋至东安市场，在五芳斋就餐，独酌黄酒半斤。在古玩摊，购蜜蜡烟嘴等数件。晚，代表证发下。乘车赴宣外校场头条，访徐凌霄前辈，欢宴至夜深始归。
九月十六日 星期五
任嘉尧由沪来，闻报已涨过三万六，甚喜。吴绍澍兄来访，晚同往吉祥戏院看戏。
九月十七日 星期六
新闻工作代表小组开会，讨论政府组织法及政协组织法两草案。同组共十四人，计胡乔木、陈克寒、邓拓、张磐石、徐迈进、恽逸群、金仲华、邵宗汉、杨刚、刘尊棋、王芸生、赵超构、储安平及余。今天由乔木任主席。从上午八时开始，直至下午四时始毕。
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京剧晚会。会场已修饰一新。此处在李宗仁时代，曾为行营大会议室，现经扩展修建，有座位四百余席，恰敷代表数。列席及旁听则坐后面休息室内。后面的草坪，不远处可见一楼，即当年曹锟被冯玉祥囚禁之延庆楼。
今晚演出节目，为程砚秋之《红拂传》，李少春与袁世海之《野猪林》，均极精彩，我坐第三排。
今天筹备会开全体会，结束筹备工作。大会将于二十一日开幕。闻为防空，大会拟于每天晚上举行。
九月十八日 星期日
吴绍澍兄约同往访问李任潮先生于其东总布胡同新寓所。经余介绍，任公对绍澍备至慰问。晚北平市府、华北人民政府等二十余单位，欢宴全体政协代表。地点在北京饭店大厅，由董必武、聂荣臻等致欢迎词。郭沫若代表来宾致答词。今日恰为九月十八日，郭特提出十八年前往事，前后对照，说明胜利来之不易。今日之会的确甚有意义。饭后，与宋云彬兄同至侯外庐处畅谈，至十时许始归。近因大会举行在即，闻北平特务活动甚猖獗，偏僻胡同多次出现反动传单。故警备甚严，尤其东四至东单、崇文门一带，党派首脑大部安排住在这区域，警戒尤森严。
九月二十日 星期二
晨九时，与超构兄同游雍和宫及孔庙、国子监。此数处，二十年代余曾屡来游览，超构则为初次。雍和宫实无可观。国子监西廊有石碑一二百块，大字全文刻《四书》《五经》，字极工整挺秀。下午一时，余单独至南新华街师大母校参观。二十余年来，变化不大，仅添了一两幢建筑，余一切仍旧观。晚新闻小组开会，杨刚报告各小组联络代表开会情况。大会决定明天开幕，预定开七次大会，月底前必结束。又谓，大会期间，希望各代表特别警惕，注意安全。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人民政协全体大会，今天下午七时四十分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在华文学校居住之代表（除在京有家的代表及久住北京饭店的代表外，全住在华文），六时半出发前往，在怀仁堂大门外签到。会场布置庄严，主席台中悬中山先生及毛主席像。上有新通过的国徽。代表席每三人有一扩音器，以便当场发言。先由筹委会秘书长周恩来报告大会筹备经过，即通过主席团名单，共八十九人，林伯渠当选为秘书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登主席台。朱德任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幕，毛主席致开幕词，最令人感动的一段话是：我们的民族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的行列，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幸福。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我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从此站起来了！几乎每句话都博得全场掌声。接着，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等讲话。至深夜十二时许闭会。今日大会开幕时，忽雷电交加，大雨如注。散会时步出，已满天星斗矣。
代表之一杨杰将军，十九日在港被特务暗杀。秘书长宣布此事，全场静默致哀。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接宝礼兄函，报已涨过四万。中午，在大栅栏厚德福菜馆宴在京及来京同仁，到有熙修、唐海、嘉尧等。三时开二次大会，由林伯渠（祖涵）、谭平山、董必武、周恩来分别报告国旗、国徽、国歌及各文件在筹备小组中审议经过。七时散会，代表多回招待所晚饭，我独赴东安市场便餐，旋至吉祥戏院看小翠花之《坐楼杀惜》，真是难得的好戏。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上午九时，赴六国饭店，开小组会，商讨国旗、国都、国徽、年号等问题。关于国都，主张设北平，恢复北京名称。年号用公历，均无异议。国旗图样应征者二千九百余件，经小组选出三十五件交大会选择。一般意见，大都倾向第三号、第四号。第三号全红地，在上角黄星，红地三分之一处有一黄带（象征黄河）。第四号为三分之二红地，上面三分之一为黄地，左角缀以红星。盖红色代表革命，黄色象征和平，红星则为中共领导。余亦赞成第四号，以其简单、庄重、美丽，而又无须说明也。余不赞成一般所称黄色为代表黄种及黄河文化之说，因我国有很多少数民族，有些并非黄种，更多的与黄河并无关系。国旗应有普遍代表性，不宜有大民族主义的表现。
下午三时，开第三次全体会。主席为马寅初、张奚若、李德全、陈云、乌兰夫（云泽），有李济深等十二人各代表本单位发表演说。其中，以刘伯承、粟裕、傅作义、梁希的发言，最受欢迎。刘、粟代表二野、三野向大会保证，短期内肃清西南、华南残敌，解放台湾，完全统一。傅甫由绥远归来；他说，蒋最近还有电给傅，说傅今天的处境，仿佛当年他在“西安事变”时，望勿以一念之差，后悔莫及。傅并报告绥远和平解放经过，全场热烈鼓掌。傅发言的最后，还说今后将以将功折罪的心情，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力。梁为自然科学工作者首席代表，以朴质之态度，表示自然科学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决心。六时许散会，晚饭后赴东安市场购红筷、茶叶及点心，父亲来谕所嘱也。十时前返招待所。马路游行队伍不断，红旗招展，锣鼓声此起彼伏，且有一路打腰鼓、扭秧歌者，可见北平各界正在热烈准备庆祝矣。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下午无会，寄报馆信附稿。十时，游隆福寺，荒芜益甚，旧货摊则不少，皮大衣甚多，价亦不贵。闻庙会每月初九至十四日举行。忆二十三年前我初到北京时，舅氏曾携游，爱护备至，今则墓木已拱矣，旋至附近的烟台馆“灶温”小食。
下午三时，开第四次大会，发言者有各单位、各方面代表二十二人，少精彩者。休息时，新疆代表献旗，并向毛主席献民族袍及民族帽，空气十分热烈。晚饭，加菜饮酒，并在礼堂放映苏联电影，余未看毕。看护来量血压，余为85/118毫米水银柱，甚正常，盖来京后，无工作烦心，眠食俱好，健康显有进步。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上午无会，与艾思奇、陈鹤琴、茅以升诸兄同游天坛。大家对回音壁最有兴趣，又陈列之乐器等，布置较半年前大有改进。我带有照相机，摄影多张。
三时，开五次会，有二十个代表发言，最使全场惊奇者，吴奇伟发言末，举手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盖原拟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因过去习惯，脱口而出也。此“精彩”录音，定不能编入广播矣。晚，与芸生兄同赴吉祥戏院看戏。陈少霖之《捉放曹》，学余派，无韵味，平平而已。荀慧生之《香罗带》，亦不见精彩。芸生谓不堪入目，旋即偕归。荀年近花甲，艳妆娇态，极不自然，然嗓音甜脆，唱腔亦有特色。
看到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本报，开幕日专电均当天登出，而《大公报》《解放日报》则未见，可见熙修之努力和工作深有经验。余亦先有布置，嘱把握时间。又二十二日社论，想为平心兄执笔。大意都按我信中开列的几点。比其他各报有内容，有新意。数月以来，我写文章很少，主要是不善于人云亦云、照搬照抄，写时下的标语口号式文章，而对有些新问题，确无深入研究。回沪后，当多多学习，多研究，多读书，俾能多写些有益于国家、人民的文章。天气近日略寒，有深秋气息，早晚要穿夹大衣了。闻上海前些时候温度高达摄氏三十六度，热得学校临时放假，南北气候悬殊如此！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中午，约陆诒、陆续、唐海至前门外都一处便饭，因今天大会休会，可自由活动也。饭后，游劝业场球房，打乒乓球一小时。复至中国旅行社访绍澍兄，同到中山公园打网球和羽毛球。他极喜运动，一九三三年我与他在汉口结识，即由比赛乒乓而起。……六时半，雨兄约在厚德福吃饭，毕后至开明看戏，大轴为小翠花、裘盛戎之《战宛城》，不可多得之好戏也。归已十二时，洗澡，翻阅文件，上床已二时矣。
苏联宣布已能制造原子弹。此牌推出，英美殊感狼狈，而双方力量接近平衡，或反与维持世界和平有利欤？今天过天安门，见广场正大事翻修，正中竖起二十多丈高的大旗杆，门楼粉刷一新。闻人民政府下月一日宣布成立，二日将在天安门开庆祝大会，检阅军队，此盖划时代之大典。闻此广场可容纳十六万人，殆空前之大广场也。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上午，（黄）苗子、郁风来访，郁应孙师毅（时任港《文汇报》总主笔）之约，来京任特约记者，当代为介绍政协新闻处。下午二时，开第六次大会。新闻单位代表先一时到场，交换意见。大会通过国都设北平，恢复北京名称，纪元用公元，国歌暂以田汉之《义勇军进行曲》代用，国旗为五星红旗，原说明为“上角一黄色大星，旁绕小星”。有一代表当场发言，“小星”二字有别解，最好另换释文。周恩来时任执行主席，对此大称许，说明可否笼统改为“上角有五黄色星”，大家鼓掌。今天有二十四位代表发言，又通过六项议案，故至晚九时散会，归寓已十时许矣。一九二八年北京改北平，余在，刚做记者不久，今日又改称北京，余参加决定，可谓有始有终。二十一年变迁，回顾有沧桑之感。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今日大会休会，写寄家书，并函报馆。下午，新闻代表小组开会，酝酿全国委员会及政府委员会委员名单，余未往参加。二时，赴联合书店访经理邵尚文未遇，因该书店拟包销《文汇报》（京津地区）。至办事处，已粉刷一新，家具则尚未购置。熙修拟雇两信差、一厨师、一女佣，另聘一记者、一文书，征余意见，当嘱全权办理，并请物色记者人选。又至旅行社访雨生兄，同至劝业场球房，打乒乓一小时，居然尚能应付招架，雨兄则凌厉胜昔矣。后同至清香园沐浴（杨梅竹斜街），亦旧游之地（民初鲁迅曾常来沐浴）。浴后，车至西四，饭于砂锅居。饭后至西单长安戏院看杜近云、近芳戏。二人均能唱能做，惜配角太差耳。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上午，开小组会，初次讨论大会宣言，余未发表意见。下午三时大会，通过共同纲领及政府选举法。并通过以大会名义致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权。五时半休会，为开幕以来最短之会。
与管文蔚兄同车至六国饭店，在其房间内畅谈两小时许。他是我无锡三师同班同学，全班只四十余人，钱俊瑞亦同班，彼此都二十多年不见矣。忆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时，恽代英曾来校演讲。……据文蔚说，他那时已入党。抗战时，管任新四军支队司令员。余在后方时，见国民党关于新四军问题的文件，每以陈毅、管文蔚并称。文蔚性爽直，又是老同学，故谈话极坦率。他说大会甚成功，可以庆慰，但等名单发表以后，中下级干部见有些国民党人士及保守人员亦参加，颇有反感，要好好解释。前此，已有“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之牢骚。又说及苏南近况（时管任苏南行署主任），说苏南、苏北两行署，本为暂时性质，最近可能合并，仍恢复江苏省建制。……又谈同学时往事及所闻学校师生情况，九时许始辞出。十一时半即就寝，此为此次来平最早的一次。
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月曾至东北旅行，写了旅行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特别注重人事制度及工作效率。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甚矣，做事之难，《文汇报》之被歧视，殆即由予之不善应付欤？余如遇事诺诺，唯唯听命，《文汇报》亦不会有今日。以本性难移，要我俯首就范，盲目听从指挥，宁死亦不甘也。
又闻吴景超近来研究马列主义甚有成果，在清华教这门课，联系实际，甚受学生欢迎。闻党内有人谓其以假马列骗人。周恩来独排众议，说吴能研究马列主义，一可喜；研究有心得而公开讲，二可喜；讲而能得听众热烈欢迎，三可喜。吾人应奖励之，可派人旁听，研究其如何讲得好，向他学习。如偶有不全面或歪曲处，亦应考察其原因，帮助其学习和改进。总之，不应主观，自以为老革命，抹煞别人的进步。旨哉言乎！
九月三十日 星期五
接父亲谕，知家中老幼均好。又接仑儿函，对未能考取公立大学，甚为懊悔，自恨平时学习不用功，当刻苦努力，明年必考上清华云。姑志之，以观后效。他已赴杭入之江大学矣。上午，至王府井大街理发，因明日开国大典，个人亦应有新面目也。又至东安市场及隆福寺庙会购物数件，皆父亲嘱购者。
下午，政协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大会宣言，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为副主席（在大会酝酿名单时，副主席原只定五人，后有人提出，副主席中无一为北方人，乃加推高岗）。周恩来等五十六人为委员。又选出毛泽东等一百七十余人为政协全国常务委员会委员。宣布毛主席当选时，全场欢声雷动。此次政协之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陈伯达居首席，陈绍禹反在其下。甚矣，余对共产党历史之少了解也！六时闭幕前，全体乘车至天安门广场南端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毛主席首先破土，全体均执镐动土，纪念三十年来并远溯辛亥革命以来之英雄，仪式庄严。当代表下车时，年高八十四岁之司徒美堂甫下车，同车之人急关门，将老人一指夹入，幸老人戴有一白金戒，未受重创，否则将发生一惨事了。仪式后，仍回怀仁堂，举行闭幕礼，朱德致闭幕词。计大会共举行八次，历时十天。
会后，在北京饭店聚餐，代表们纷纷碰杯，并多向毛、周、刘等敬酒者。十时，兴尽而归。
十月一日 星期六
今日为国人最兴奋之一日，亦为余最难忘的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今日开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天安门广场挤满人群，红旗似海，殆为我国历史上空前之盛况也。下午二时，余与代表们乘车鱼贯赴会场，街上已悬满五星红旗。至天安门，由后门绕至天安门城楼，举目看到东西长安街及户部街、西皮市等处，皆挤满群众队伍，估计共有二十万人参加。三时，大会开始，毛主席等就位，鸣礼炮一百二十响，毛主席亲自升旗，用电动。闻此装置，由技术人员连夜装好者。旋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并大声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全场一片欢腾，余亦感极泪下。毛主席宣读第一号公告：任命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四时，开始检阅式，极隆重。参加者约有步兵一师，骑兵一师，炮兵一师，机械化部队一师，另有飞机十四架，掠空而过，此为余首次看到人民空军。炮兵、机械化部队，均为美式装备，盖全为战场缴获者。
检阅前，先由北京部队司令员聂荣臻登台向朱总司令报告部队列队完毕，然后与朱同登车前往检阅。半小时后，总司令返天安门城楼，公开检阅开始。每一部队经过天安门时，向台上行注目礼，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呼声响彻云霄。军队过后，继之为各界群众队伍，检阅共历三小时。
余与郭春涛兄并倚城楼观此盛况，回忆二十一年前国民党军“底定”京津，亦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群众不过数千人，政分会主任张继任主席，吴稚晖代表中央致词，忆有“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干，不要来而不干”之精语。时春涛为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代表冯玉祥发言。余当时初当新闻记者，亲自参加采访。余提及此旧事，春涛谓亦记忆犹新。问有何感想？春涛沉吟有顷，说：“如蒋不如此倒行逆施，今日亦当为主角欤？”余则谓历史人物，往往如此：拼命抓权，排除异己，最后两手空空，成为孤家寡人，殆即所谓历史的辩证法欤？
今日有不少苏联来宾参加开国大典。一部分是专家，闻是来协助我各项建设的；一部分为来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分会成立典礼的，今晨甫抵京，内有名作家法捷耶夫及《俄罗斯问题》的作者西蒙诺夫等。
晚间，抽暇为报赶写一通讯。
李筱垣（书城）先生，为二十年前旧相识。今日在天安门城楼重叙，谈及当年蒋阎内战，颇似一短剧。他神采奕奕，不似六十八岁老人。盖平日净心寡欲，又喜研小乘，每日晨夜必打坐一小时，数十年如一日。在湖北耆老中，李、孔（庚）齐名，孔则每喜摆老革命资格，使酒骂座，人品之高逸亦远不如筱垣先生。闻孔尚在武昌闲居。
十月二日 星期日
上午九时，赴怀仁堂参加全国保卫世界和平成立大会，到会者约八百人，除苏代表团外，尚有意共代表斯伯诺，朝鲜代表亦赶到，会场空气相当热烈。宋庆龄当选名誉会长。民主人士中，统称李任潮、沈衡山、郭沫若三先生为“李沈郭”，盖与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音近也。午后，去联合书店小坐，知本报在京发行工作已展开，零售日销三百余份。又去旅行社访吴绍澍兄，同至劝业场打乒乓一小时。
十月三日 星期一
上午，新闻工作者筹备会举行常委会，决定七日开大会。……下午二时，续开保卫和平大会，朱总司令在讲话中，宣布苏联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场欢呼。……
晚，至西单长安戏院看程砚秋的《锁麟囊》，票价二千五（旧币），比一般贵一倍，而座无虚席，可见其号召力。剧情平平，只看程一人表演。身段虽已臃肿，水袖功夫极好，嗓音依然低回婉转，高低裕如。在四大名旦中，只有他保持原来的唱功，闻程平时喜欢豪饮，沦陷时归田学圃，似已无意再登台，能使嗓音不败，可称奇迹。
十月四日 星期二
晚参加怀仁堂晚会。有谭富英的《定军山》，梅兰芳之《宇宙锋》。梅的做工、扮相，依然当年，嗓音稍差，幸王幼卿胡琴托得好。闻晚会由齐燕铭提调，齐是京戏行家，故点的两出，都是谭、梅的杰作。
十月五日 星期三
下午三时，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在怀仁堂开会，余准时往参加，刘少奇当选会长，他和苏联代表发言都很重要。……大会还选举宋庆龄、吴玉章等为副会长，至晚十时才散会。会场共挂四像，中为孙中山及列宁，两旁为毛主席、斯大林，亦值得注意也。
十月六日 星期四
今日为中秋节，下午，大雨滂沱，前门一带积水三四寸。晚饭，宴于泰丰楼，甫入座，更大雨如倾盆，又去中旅社闲谈一小时许，十时半雇车返东四，则又一轮皓魄，万里晴空。车过天安门广场，抬头观赏，当空无丝毫云雾。招待所送来月饼二、鸭梨四，以便客中度节。……回顾这一年内，祖国的变化真大。今天，能在北京参加开国盛典，并在此度中秋佳节。祝愿五亿同胞，从此脱离苦海，年年欢度团圆节，共庆太平、自由、幸福，共庆国家日益富强康盛！
十月七日 星期五
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开第二次全体会，在华文礼堂举行。……初步决定明年一月在京开成立会。……下午二时，与浦熙修、唐海、陆续等在办事处商谈今后工作重点。晚，胡乔木约余与仲华、逸群诸兄，谈上海新闻工作诸问题，十二时顷，才休息。
十月八日 星期六
六时半即起，仅睡五小时许。八时，乘车赴香山，参加新华社主办的新闻训练班开学典礼。同往者，除（邵）宗汉、仲华、芸生等外，有老友陈铭德、邓季惺伉俪及熙修、徐盈、陆慧年等同志。陈翰伯兄主持教务。
余曾先后在北京住过几年，只在一九二八年因采访蒋、冯、阎、李（宗仁）等谒陵新闻，到过一次香山，匆匆而过。今天会后，重游碧云寺，中山先生衣冠冢仍在。五塔建筑、雕刻均极精好。旁有钓鱼台，一泓清水，小径曲折，甚似苏州虎丘，而幽静过之，殊为游赏胜地。徐盈兄对北京掌故极熟悉，同游讲解，更增兴趣。三时许返。五时，新闻界代表同至同生照相馆合影纪念，并将刊之政协纪念册，又分别摄单人相。后与超构同至南长街铭德兄处便宴。铭德、季惺深感能力无从发挥，他们对北京“新民”尤感不满。饭后，至东安市场吉祥戏院，看白云生、韩世昌主演的《奇双会》，他们都在二十年代即闻名，今虽迟暮，唱做功夫尚在。最后大轴，为尚和玉客串《四平山》。他当年与杨小楼齐名，并为武生行祭酒。闻今年已七十七岁，风烛残年，工架仍极好，殊为难得。十一时半散戏，天街如洗，皓月在天，而夜凉如水，月色比南方殊皎洁，气候也比南方早冷得多。
十月九日 星期日
……晚六时许，赴羊尾巴胡同静远处（解放前，潘静远曾任《文汇报》特约记者），应其尊人之邀宴，同席有凌霄、一士、勉甫诸叔及同乡周健臣等。酒酣，由国事谈到京剧。凌霄对此极内行，坚决反对改革，十时半始归。熙修电话，谓报馆有电给余，报纸已涨过六万，同仁咸甚兴奋云。
十月十日 星期一
今日本为双十节。昨日林伯渠秘书长发表谈话，大意谓辛亥革命成果，早被袁世凯破坏，双十节可以悬旗，但不应再以国庆节纪念。新的国庆节将由政府另作决定。昨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开会时，马叙伦提议，请以十月一日为国庆节，全场通过，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故京中今日无任何纪念活动，人民亦未悬旗。……今日捷报，韶关、衡阳、耒阳等处都已解放。据外电推测，解放军至多十日即可攻入广州。毛主席向有关方面表示，解放军预定本月十八日开入广州云。
十月十二日 星期三
……昨日下午，曾与劭老、（吕）方子同至东总布胡同李公馆，与李任公谈港馆事，因稚琴来电，一再表示辞职，方子劝我去港调处；任公也附和其说，劭老先生则谓，我在上海事重要，而港馆情况已清楚（港馆编辑部一部分人员与稚琴不合作），不必我亲自去。此老处处从大处着想，令人敬佩。晚在吉祥戏院看戏，主要是看萧长华的戏。今天他连演三出：《普球山》《打面缸》《会稽会》，无一不佳，且滑稽中带隽永，不流俗气，实为当今丑行之祭酒。他已年逾七十，舞台生活，已屈指可数。余此次来京，看了不少京戏，认为最难得者，不在梅、程、荀等，而在萧及尚和玉，两人均已年逾古稀，老辈典型，令人有“看一回少一回”之感。
十月十三日 星期四
一再延期，今日终于成行。……早晨，交交际处行李二件，由火车托运，自带随身小件二。饭后开车，余与仲华同坐一车厢。晚饭过沧州，饭后，与逸群、仲华等略谈，十时即睡。
十月十四日 星期五
清晨起身，车停济南站。逸群兄在山东、苏北解放区工作多年。谈及当时艰苦作战及转移情况，又谈及今春我等过济南入京时重逢的情景。下午，与仲华等打桥牌消遣。晚抵徐州，十时许休息。
十月十五日 星期六
晨九时抵沪，宝礼兄及新闻界友人多人在车站迎接，旋即乘车回家。
从这些日记看来，解放之初，民主生活是相当充分的；各界上层人士，都热烈拥护党的领导，而决心于自我改造主观世界。他们的私人生活是自由、舒畅的。可惜好景不长；不久便因胜而骄，一连写出批《清宫秘史》、批武训、批俞平伯、批胡适等宏文，旗角开始向左飘转。等到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国民经济由好转开始大幅发展，三大改造完成，即开始不断搞政治运动，忘了“社会主义还是遥远将来的事”的英明预断，即想扬起“三面红旗”，短期内即想搞共产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康生、江青、林彪之流，乃投其所好，干他们反革命之阴谋，国家几陷于浩劫不复。重温开国之初这一段历史，不禁重有所感。
1950年 四十三岁
年初，报馆为努力充实版面，争取读者欢迎，决定约请梅兰芳先生写回忆录，总结其过去四十年之舞台生涯。我和柯灵、黄裳特在国际饭店十四楼中餐部（京菜）宴请梅先生，另一重要贵宾为冯幼伟（耿光）先生。梅先生从出科起，即受幼伟先生的赞赏、扶助，数十年如一日，梅先生也尊之如恩师，举凡出码头演剧，新戏之构思一上演，必先征得冯先生之赞允。此外被邀作陪者，为梅先生之秘书许姬传先生及其介弟源来先生。我做主人，柯灵、黄裳及宝礼兄都参加。席间，我先谈我们的设想，为了梅先生之艺术成就，应予发扬；希望及时将其前进过程及心得体会陆续写出，必将使后来者有所师承，大大推动京剧之发展。幼伟先生看我们是出于对梅先生的尊重，首先表示首肯、赞同；梅先生亦愿以全力从事，以后不论是否在演出期间，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将其经历及体会回忆出来，向许姬传先生漫谈，姬传记录下来后，即寄上海，由许源来及黄裳整理成篇，陆续交《文汇报》发表。
一切商定后，我还乘便问梅先生：“我看了你二十多年的戏，看到你每次演出，《霸王别姬》似最受观众热爱，而每在一地登台，‘打炮’必先唱《女起解》，就你自己说，究以哪一出最为拿手杰作？”梅先生微笑答道：“你这问题提得很好。《霸王别姬》所以上座率特别高，因为这戏是我和杨大叔（小楼）合作唱红的。我们的艺术功力匹敌，又合作紧凑；特别是杨大叔的霸王，功架好，嗓子高亮，俨然有霸王叱咤风云的气概，故一唱而红，有时观众要求连演几场。《苏三起解》，因苏三穿红衣红裙登场，戏院图吉利，‘打炮’总要我演此戏。至于我自己，用力最多，并反复推敲、研究迄今犹在琢磨的一出戏是《宇宙锋》。我不敢说是拿手戏，总之，这出戏每次演出，自己也感到沉醉。所以，每到一地，其他戏目都由提调安排，我只要求必排一出《宇宙锋》。”他笑着说：“别的戏是我为观众演的，这出却是为我自己唱的，每演必感到艺术的享受。”此后不久，梅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即在《文汇报》连载，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文艺工作者广泛的欢迎。
同时，我们的《笔会》副刊上，还连载名作家师陀的长篇创作。
我们本来计划搞三大连载，听说张治中先生的《和谈回忆录》已经杀青，他也当面向浦熙修答应交给《文汇报》发表。后来他大概看看风色不对，一直不肯把稿子交出。这样，三大连载的计划就无法全部实现了。
当时，《文汇报》销数总在十万份左右徘徊。要说，十万份中间，没有一份是公费订阅或组织订阅的，读者都自掏腰包，十万份也不算少了，怎奈当时广告收入奇少，定价又受限制，而白报纸的供应也不充分（解放初期，白报纸主要还靠进口），因此，业务一直没有起色。
是年春，中央召开新闻工作会议，我和仲华兄等前往参加，由新成立的新闻总署（署长为胡乔木，副署长为范长江等）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共同召集。会议的主题，是围绕“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个问题，作为办好人民报纸的基本方针，反复讨论。从此提出报纸要反对刊载社会新闻，不得发表抒发个人感情及黄色、迷信的报道和作品；反对“资产阶级办报思想”，报纸宣传要为党的当前政策服务；新闻“宁可慢些”，但要“真实”。总之，一大套苏联模式的清规戒律确定下来了。会议共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下列数事：一是请陈伯达（当时兼中宣部副部长掌握理论宣传）来向全体作报告。陈一口闽南话，无人听懂，后请来翻译（本国人演讲用翻译，在我，可称闻所未闻），也不是纯粹的国语，我也只懂三四成。二是在全体露天谈话之际，忽有一群女同志走过，主席说是江青“驾”到，请其演讲。她再三说“不敢”，说“我是来向大家学习来了！”不管她后来如何，当时的态度，看来是相当谦虚的，仪表也落落大方。三是我们（我和仲华及少数同志）去中南海党中央参观，看到一位老同志正在埋头下棋。长江兄忙走上去介绍：“朱老总，给您介绍几位上海新闻界的同志！”朱老总忙放下棋子，取下老花眼镜，和我们一一握手。慈祥的态度，迄今犹留在脑海。
有一天，乔木和我单独谈话，说团中央准备创刊一报纸，介绍我去联系。过天，我到了团中央，廖承志先生和荣高棠先生与我谈话，表示愿与《文汇报》合作。我希望能保留“文汇”名称，报名或称《青年文汇报》，商谈未做结论。我回沪后不久，听说已吸收开明书店一部分人员参加，筹备创办《中国青年报》了。
在京时又去拜访李任公，他说张稚琴与编辑部一部分人员矛盾加深，张辞意坚决，嘱我早日赴港一行，加以调处。
6月，美国侵朝战争爆发。
7月，张稚琴兄亲来上海敦促，宝礼兄亦以沪馆白报纸困难，希望我赴港便中购订白报纸。经领导同意，我乃于7月中随同稚琴赴香港。
当时，香港已筑起“围墙”，禁内地人任意出入，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办入境手续，稚琴与我在穗逗留三天，拜访广东省统战部部长饶彰风及杜守素诸先生后，即相偕赴深圳。稚琴觅得一门径，雇一小船，绕道进入香港。黎明出发，午后二时许始到元朗。稚琴大概花了不少“买路钱”，到元朗时，囊中只剩下数元港币，而两人饥肠辘辘，乃在路旁小店各吃了一盘炒粉，即乘公共车入市。过海后，步行至德辅道牛乳公司，要了一盘冷食及面包等。稚琴口袋中只剩两毫，乃急打电话给副经理余鸿翔兄，速来付账解困。
一年半前我离港时很神秘，这次匆匆回来，又极富神奇色彩。可发一笑。
下榻于中环的思豪酒店。那是一间有名的老店，设备古色古香，房间却相当宽大。稚琴和鸿翔兄照顾我的生活十分周到，每餐必陪我到附近的餐馆进餐。那时，我还善饮，饭前，必尽白兰地两杯。后来，他们在常去的外江馆里存有一瓶白兰地，供我随时取饮。
孙师毅已辞职，由聂绀弩兄继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刘火子兄任编辑主任。一度由冯英子来任总编辑，旋即拂袖而去。聂、冯均在抗战期间任职桂林《力报》，与稚琴同事。当时负责指导香港宣传工作的为张铁生。我为了调处《文汇报》内部关系，曾与编辑部老同事两度交换意见。
聂绀弩兄长于文学，而不善于领导编辑工作。每天，他写了一篇《编者的话》后，即百事不管。我和他在桂林时相熟，这次我到港后，倾谈十分投机，又同为酒友，我的房间有两张铺，绀弩即每晚来此投宿，暇辄披襟畅谈。
老友成舍我兄尚旅居香港，曾来旅舍过访，李秋生兄亦晤及。并曾与张公权（嘉璈）见面。闻在大陆解放之初，彼与杜月笙等对在港之进步文化事业，曾出力协助。有一天，巧与曹亮及梁淑德伉俪相值，互道寒暄，曹亮兄忽提及吴鼎昌，问我是否有意访晤，探其是否愿意返回大陆？我讶问：“他已列名战犯，尚能容其回大陆吗？”曹答：“他如能回去，对祖国建设，还可尽力的。”我正在踌躇之际，一日清晨，路过雪厂街花店，见门前有不少新扎花圈，俯首看其最大者，则飘带赫然为“达诠吾兄千古”“弟吴铁城敬拜挽”。因此知风云一时之金融界人物——《大公报》开创三巨头之一已于前一天逝世矣，为之怃然。
孙师毅兄在影剧界熟人很多，特在九龙为我举行盛大的歌舞酒会，盛意殷殷可感。
在港逗留一月余，由稚琴兄帮助，订好白报纸百余吨，即束装返沪。
1951年 四十四岁
3月中，参加中国人民第一次赴朝慰问团。总团廖承志为团长，田汉、陈沂为副团长，总工会之李颉伯任秘书长，下有华北、中南、华东、西北等各分团，包括各界代表人士。华东分团（称第三分团）由陈巳生任团长，王若望为秘书长，余为团委。3月中旬由沪出发，先至天津集中，3月20日专车赴沈阳。此次慰问，来回共约两月，余曾记有日记，兹摘录如下：
三月二十日
下午五时离渤海大楼招待所，由天津东站登车。余与丁聪等同车厢。车五时三刻开行。这一段路有二十二年没走了。前年本有机会到东北参观（储安平兄就是那次去的），为着急于南下等待上海解放，故未参加。
在餐车中，和田汉、李敷仁等谈话。廖承志找我谈，仍为团报（时《中国青年报》尚在筹备中）与《文汇报》合作事。晚十一时睡。
三月二十一日
一夜睡得很好，醒来已过锦州。车于正午十二时半到沈阳，一路烟囱如林，与二十二年前大不相同了。全团住东北大旅社，颇为舒适，招待也极周到。在车站晤及王坪兄（在《东北日报》任记者）。
三月二十二日
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联合招待宴。餐后，看《森林之曲》。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场面的歌剧，晚十二时始归。
三月二十三日
下午与钦本立、唐海（分别代表《解放日报》《文汇报》）随团采访赴朝慰问新闻。同行者，尚有《大公报》之潘际坰，《新闻日报》之胡星原。两兄同访《东北日报》之张沛（编辑主任）及王坪，谈甚久。《东北日报》并设宴款待。
三月二十四日
清晨洗澡。晚与李玉轩先生（三分团副团长，江苏省代表）闲谈。今天打第二次斑疹伤寒预防针，颇有反应。
各同志的演讲稿审查了四分之三（总团规定，三分团的稿子，均由我审），还有第二组的稿子，准备一两天内审毕。
三月二十五日
早晨七时起身，买了些饼干吃吃，花了东北币三万元，这是我到沈后第一次花钱。七时至九时，赶看《暴风骤雨》，已看了全书的十分之一。
十时，听梁兴初军长报告。他已离前线二十天，回沈系治病。讲词甚长，大约谓今天比五个月前，形势已大不同。五个月前，美、李军已占领朝鲜土地百分之九十，鸭绿江已受到美军威胁，边境时遭炮击。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作战五个月零三天以来，已解放朝鲜国土的三分之二，消灭了美帝、李伪军共十三万人以上。志愿军胜利的获得，除祖国政府之正确领导外，主要靠四亿七千五百万全国人民之热烈支援。经过四次战役，证明美帝的确不过是一只纸老虎，我们完全能够战胜它。……
三月二十六日
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来作报告，大体介绍朝鲜之风俗人情，以及政治制度。中央政府下，有道（相当于我们的省）、郡（县）、面（乡）、里（村）共五级。中央除劳动党外，尚有民主党（主要成员为民族工商业者及知识分子）。乡间住房较小，席地眠、食，有“房小炕大、桌小碗大、袄小裤大、车小轮大”之概括语，盖志愿军所观察而总结之语也。又谓朝鲜人民之厨房不喜外人进去，这些风俗，盼慰问团入朝后牢牢记住云。
下午，赴北陵陆军医院慰问伤员，共住有志愿军伤员二十余位，朝鲜人民军伤员九位。至六时半始返东北大旅社。
三月二十七日
上午八时起身，出外洗衣、早餐，并去三联书店看书，想买土改材料未得。盖东北土改早已完成也。十时回招待所，听各组典型报告。首先报告者为全国劳模赵国有，其次为武汉市家庭妇女钟梦月，接着是陕西文化界之李敷仁等。下午，参加总团宣传会议。
三月二十八日
与丁雪松同志（新华社驻平壤记者站主任）共同检查各分团慰问信，计有中南区一万五千封，西南近千封，华东八千封，西北亦逾千封，直属约八百封，另有赞扬志愿军功绩之曲艺材料八十四件。这几天任务堆得很多，检查稿件工作主要由军区梁部长、黄药眠及我负责。晚，抽暇偕本立、唐海两兄出外吃面。
三月二十九日
今天起得很早，赶上吃早餐，下午开分团团委会，陈巳生团长传达总团团委会内容，谓高岗主席意见：心理准备越强，警惕性越高，危险性就越小云云。
决定入朝后，我和陈巳生团长及学生代表周明调至总团，参加在平壤及其附近之慰问。晚看《在新事物面前》话剧，甚满意。此戏思想性极高，对领导工作颇有启发。
三月三十日
拟参观北陵故宫，至则该馆休息，乃在馆子午餐。
三月三十一日
参加总团及直属分团会议，李颉伯秘书长作了入朝后安排，分为三个小组活动。我及赵国有、陈巳生、许宝骙、田方、朱继圣等八人为第一组。第二组有雷洁琼、吴组缃、丁聪、蓝马等。第三组有叶丁易、浦熙修等。到朝讲话“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慰问团”，只能对志愿军那么说；对朝鲜人民军，则应说“我们是中国人民派来的代表”。
四月一日
今天，换上志愿军军服。棉大衣既肥而大，晚间可当被盖。全国币制统一，今天起，东北普遍使用人民币了。上午，到馆子吃饭及饮咖啡，已一律收用人民币。可见东北人民政府效率之高。
四月二日
写寄家信及给仑儿信。今天整天无节目，听说要重新编组，因此小组也无活动。中午，在马尼拉饭店吃饭，和本立、唐海等四位谈如何搜集材料及写作计划；谭文瑞刚从朝回国，详谈朝鲜最近情况。
四月三日
重新编组决定，每组一车，坐二十一人（连警卫人员、乘务员），余在中排第四座。同组有赵国有、扎哈洛夫（新疆代表）、陈巳生、雷洁琼、向达、吴组缃、许宝骙等。
四月四日
上午十时，按新编组全团集合，同往慰劳空军。看到新中国人民空军的英姿，大家非常高兴。
四月五日
下午，旧三分团照相留念。
晚七时，列队至车站。乘专车南行。深夜过本溪，即熄灯防空。
四月六日
上午到安东，到了抗美援朝前沿了，安东曾为辽东省省会，现有人口三十万。住辽东饭店。下午和傍晚，两次至鸭绿江边巡礼。江水暗绿，宽阔仿佛黄浦江。晚与王坪、田方等兄打五百分。
四月七日
与熙修等往访第五大队。归途忽警报声大作，急躲入路旁人家，时炸弹、高射炮声大作。警报停后，急回旅社。闻今日敌机在安东投下数弹，炸中一大楼，死十余人。下午，赴镇江山防空。该地为辽东风景胜地，樱花盛开时游人如织。六时归寓，终宵有警报四次，不胜其扰。
四月八日
上午五时半起，早饭即吃干饭、大块肉，实生平所初历。饭后，仍全团开赴镇江山防空。闻昨日空袭，鸭绿江大桥有微损，我团的行期可能要推迟。
四月九日
晨起大雾，未防空，下午四时半出发，原定过江后朝鲜方面举行欢迎仪式，但抵鸭绿江桥时，又逢警报，且桥抢修未竣，乃全团开回旅社。深晚十时半再出发，过大桥时，有一段需下车步行。过新义州后，忽信号弹大作，车乃熄灯急行，可见汉奸特务之猖狂。
四月十日
清晨三时许到宿营地，司机急将车辆隐蔽，找到一民房借宿，一夜颠簸，疲困极矣。请朝鲜房主阿妈尼代煮粥充饥，此地为宣川郡深川面仁豆里鹿山部落（相当我国的自然村）桂万熙家。此一部落共有六十多家，四百余口，已参军的有四十余人。据谈美军去年曾侵占该部落一天，即逢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把他们赶跑了。下午六时半动身，边行车，边防空，十二时到达安州，在雨中摸索前进，翻过一小山，才至宿营地。此种苦况，是使我初步体验志愿军生活之艰苦矣。
四月十二日
到达平壤，住万景台。此地为金日成将军之故乡，设有遗属子弟军事学校。校舍甚宽大，学员已疏散，总团即寄住这里。
以上的日记，很繁杂，不再多引。总之，从到平壤那一天起，每晚出发，赴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各部队慰问，与战士谈话，还有同去的文工团如名演员侯宝林等的演出。当时我空军力量微弱，制空权尽握之敌人，所以白天不能活动，每晚出发，几乎必经过平壤。平壤已成一片瓦砾堆。漆黑中经过，今晚看到的残垣和烧焦的零星房屋，第二夜经过，也许就一点也找不着了。因为美机还天天向这废墟轰炸。
最难忘的有以下三件事。一是金日成将军的接见。大约在4月底的一个晚上，月亮透吐出一牙微光。我们总团选出了约十五个代表性较强的人士，由廖团长、田汉、陈沂副团长及秘书长李颉伯率领，去到一个不辨东西南北的山坳里，被领到一座不起眼的房子里，和朝方领导人朴总理、南日和妇女领袖人物朴正爱等在一张长桌前围坐，桌上摆着水果和各色冷食，并有鲜花。坐定后，金日成将军笑脸出迎，一一握手。金将军年轻体壮，说着一口很纯正的中国话。致了简短的欢迎词后，廖承志团长致答词，代表中国人民向金将军致敬。以后边饮酒边谈，各代表纷纷走到金将军面前干杯致敬，金将军含笑问长问短。如赵国有代表中国工人、刘清扬代表中国妇女、田汉代表中国文艺界等等，我也代表中国新闻界向金将军祝酒。席上红烛高烧，觥筹交错，洋溢着中朝两兄弟之邦的友谊。有一位代表王一知女士，听说是周保中将军的爱人，当日寇侵占东北时，周保中曾与金将军比肩作战。王一知亦在军中，在黑山白水间共同战斗。金将军深念旧情，频频与王女士举杯共祝胜利（会后，还接王一知至其行馆畅谈多日）。那晚，我也热情如沸，饮酒尽量，饱餐了一顿。老实说，我自入朝以后，难得吃一顿饱饭。当日朝鲜万分艰苦，白天不能举火；朝鲜同志招待甚热情，但每顿只能是冷饭、片鱼、干菜，为了优待，冷饭里还拌以牛油。我从小不吃鱼腥及牛羊肉，对此，只能勉强吞下半碗冷饭。同室的朱继圣代表（天津仁立毛织品公司总经理）很关心我的健康，特地将其携带之多种维生素丸给我服用，说“你这样长久营养不足，如何得了！”朱老关心之殷殷，迄今感念。
另一次是去慰问朝鲜人民军某师。该师大部将领及中下级军官，都曾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战斗，为中国的自由、解放立过功。美李侵朝战争爆发后，应召回国作战，曾打到釜山，并在清川江狙击敌人，掩护友邻部队安全后撤，立下大功，被金日成将军授予近卫师的光荣称号。他们都一口纯熟的中国话，接待我们如多年老友。伙房特包中国式水饺欢迎我们，兄弟热情之洋溢，往往令人感激涕下，不由“热泪盈眶”。自然，在那一天慰问活动中，我是饱餐了两顿。
还有一次是朝鲜企业界人士招待我们的工商界代表。陈巳生、朱继圣先生约我一同去参加。地点在东平壤的仅余的一所房子里，时间自然是深夜，席上点了蜡烛，用厚厚的纸防了空。中朝同行友人畅叙兄弟情谊，吃地道的朝鲜菜，其腊肉、米糕、菠菜尤有特别风味。
这次慰问，中南分团负责平壤以南的地区，最为艰苦危险。在慰问中，曾牺牲了几位代表及文工团员，天津闻名的相声演员常宝霆（艺名“小蘑菇”）即其中之一。至于在慰问中跋山涉水而受伤流血者更难以数计。自那一次访问以后，全国发起抗美援朝捐机献金运动，人民空军初展雄姿，大批击落敌机，争取了部分制空权，志愿军又发明了坑道战术，战场的形势，就日益改观了。
我们在朝鲜和战士一起度过“五一”节。5月8日，离平壤回到安东，仍在辽东大旅社休息。各分团也于8、9两日陆续回国。
我到安东后，即发一电致上海宣传部姚溱同志，报告华东分团的全部人员，无一伤亡，都已平安回国。
在安东休息后，脱下军装，整队回到沈阳。旋即全队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情况。记得我们新闻界的代表和随行记者向新闻总署汇报时，我曾谈到志愿军于战争之余，深感生活单调，并引军中普遍流行的“白日修身养性，夜晚奋勇杀敌”两句话作证。范长江听了十分注意，立即发动全国捐献书报运动，向志愿军源源供应精神食粮。
在京留两日，即全团开到天津整休，共商如何向全国人民传达计划，并发起“抗美援朝捐机献金”运动。
到津后，分居各招待所，我住的睦南道招待所，原为北洋军阀吴俊陞儿子的别墅，他曾在这里与朱启钤的第七女公子结婚。我所下榻的一间房，正是他们的香巢。书桌上大理石台灯，尚镌有“某某兄及某女士结婚纪念”“弟朱光沐拜贺”字样。记得我创办香港《文汇报》时，中航机频频出事，有一架飞机触山头坠毁于附近小岛，罹难者中有冯有真兄，也有这两位吴公子夫妇。飞机坠毁时，有一小匣装有珠宝，散落荒岛各处，闻即吴公子夫妇遗物。港府当时曾在荒岛戒严，以便捡取这些金饰、珠宝。
住了三天，又搬到利顺德饭店。盖总团下榻于此，集中便于商讨各种善后事宜。
黄敬市长为欢迎慰问团，特举行盛大酒会。会上，我认识了30年代曾名噪上海的俞姗女士（为黄敬的姑母，当年曾主演洪深导演的名剧《少奶奶的扇子》）。也在会上见到老朋友吴砚农（时为天津市委书记）、邵红叶（时为《天津日报》副总编辑），畅叙了多年阔别之情。
天津为我旧游之地。我曾抽空赴劝业场听了白云鹏两次大鼓（与白齐名之“鼓王”刘宝全已物故），一段是《黛玉焚稿》，低沉、委婉处，韵味不减当年。
老朋友请客，吃了不少馆子。当时最有名的为“周家食堂”，为我宜兴同乡周鉴澄先生（即1949年在京与凌霄、一士诸叔同席者）所开。周先生曾长期为京官，精于烹调，乃以其晚年，开设此小馆以飨同好。我同本立及唐海兄去吃了一次。后周鉴澄先生特亲制家乡拿手好菜，专门款宴我一次。天津市副市长周叔弢先生亦与鉴澄先生相熟，特烦其选制精肴，款宴我及其他友人。这三次宴会，都使我极满意，深感“天下无余味矣”。因为其中有不少家乡菜，颇慰我的乡思。
回到上海后，即忙于传达，差不多一天几场；有时，不仅来不及写讲稿，连提纲也预想不周全。比如，有一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邀我去广播，事前也只来得及写好一个大纲。第二天，我经过人民广场，恰巧广场的高音喇叭里播放我报告的录音，一连几次“这个，这个”，使我无限内疚。
经华东分团决定，我和王若望兄负责苏南地区的传达，要深入到乡镇，尽可能广泛地使人人能听到人民志愿军的英勇事迹和捐献飞机的迫切性。当时苏南、苏北还分设行署管理。苏南行署设在无锡，区委书记陈丕显，行署主任为我的老同学管文蔚。根据行署安排，先在无锡召集各县市宣传负责干部大会听传达，回各自的县向县区干部传达并布置群众大会的召开。我和王若望先去无锡，在各县市干部大会上做了传达，然后回上海休息数日，即带其他几位代表，去各县市深入宣传。那时我已和王若望分工，他因上海总工会事务繁忙（任总工会文教部长），只能抽出几天的时间，在松江、金山一角传达。其余苏南各县，由我主持传达。我们先仍回无锡，在大广场开了一次有二千余群众参加的大会，主要由我做传达报告，然后分赴各区乡。据无锡市政协主席钱孙卿先生（名基厚，他和我的老师钱基博子泉先生是孪生兄弟，不仅外貌相似，连语调、神态亦难分辨）告我，各方对我报告的反应，认为生动而有感情，举的例子极有典型性和说服力。管文蔚兄也说，群众已全面鼓动起来，积极行动起来，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已初步在无锡掀起高潮。
在无锡传达毕后，一行七八人，由苏南统战部蒋部长陪同，先至苏州市，然后到苏属各县、镇，如常熟、太仓、支塘等处传达。有两件事可记：一为在苏州传达，群众大会在王废基体育场举行，听众人山人海，约达四十万人，而且一直到散会，秩序井然。这是我生平初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大会。二是各县市机关首长，真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的生活，记得在常熟时，席上有一盘血糯八宝饭，色、香、味都惹人食欲。翌晨随行医生来检查，我瞒过了已稍有腹泻的事实，怕蒋部长阻我贪食这红如玫瑰的血糯八宝饭。
足迹遍苏州区各县后，又到无锡、常州区，如江阴、溧阳、宜兴各县，溧阳为我家乡邻县，但我此前从未涉足。这次除城区外，还到戴埠等地传达，曾到一山区小镇，传达毕，带去的放映队放映电影。当放出马队奔驰时，群众纷纷后退，小孩喊道：“马来了，快跑！”有些老人、小孩，还走到屏幕后想看剧中人物的活动。于此，可见他们中大多未看过电影。后来，中央文化部门，大力发展农村流动放映队，我于此深感有迫切的需要。
在我家乡宜兴，也逗留了一周，除在城区体育场做了一次传达（住在我儿时认为天堂的瀛园）。又到和桥、丁蜀、张渚等地传达。时正当炎夏，吃到有名的溧阳“枕头瓜”，还在宜兴的和桥镇吃到用井水“镇”凉的三白瓜（白皮、白瓤、白籽），香甜脆口，如品玉露琼浆，实为消暑之奇品。
我生为江南人，有此机会踏遍江南的山山水水，大城小镇，实感万幸。
苏南传达任务完成后，回到上海，各机关、学校还纷纷要我去演讲。我并先后写了几篇关于访朝的报告。后来，与钦本立、唐海、浦熙修所写的通讯，合编成《朝鲜纪行》出版。
不久，抗美援朝华东总分会成立，沈志远兄任宣传部长，我为副部长，罗竹风兄任宣传部秘书。总会秘书长为王力（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秘书），他后来在十年动乱中红极一时，与戚本禹、关锋齐名，成为江青、陈伯达手下的一名打手。但他在上海时，口才、文才都值得称道，使人有“卿本佳人，奈何从贼”之叹。
1952年 四十五岁
除偶出演讲、酬应外，潜心办好报纸。但报纸发行总无大起色，跟不上《解放》《新闻》等报。我也很少写文章，有无可奈何之感。
1953年 四十六岁
报纸奉命转向以中小学教师及高中学生为主要对象，由教育局长戴白韬及青年团市委之孙轶青、陈向明诸同志参加编委会。学习苏联为主要任务。外勤科调整为教育（高等学校）、中小教育、一般新闻等几个小组，号召学习“凯洛夫教育法”，我义应带头，亦刻苦钻研。
当时“三反”“五反”运动不断展开，每一“战役”都事先有具体部署，我奉命参加旁听，自然也要写些遵命的社论和长短文章。
1954年 四十七岁
是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幸当选为代表，与刘思慕兄均由广东产生。9月1日，赴京参加第一次大会，仍在怀仁堂举行，隆重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并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广东小组，由古大存为组长，朱光、张文、陈汝棠为副组长。代表中如雷洁琼、蔡楚生、黄药眠、黄琪翔等均为熟人，民主空气和1949年开国时之政协差不多，代表的心情则十分舒畅。
《文汇报》改为四开两张。一部分刊登中小学教师业务指导材料。有一版专门登载时事综合介绍，我大约每周写一篇时事性文章，并在报“眼”里几乎每期必写几百字短评。内容不时为塔斯社引用，拍发专电。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后情况及第一部宪法审议、产生过程，我也每日有日记。兹摘录如下：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接上海市委统战部转来广东省政府及省选举委员会电，通知我已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盼在九月四日前到京报到，领取当选通知书，并与广东小组联系。
报馆全体职工，贴出红纸喜报。
闻今年国庆，将有十一个国家领袖来华参加盛典。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市选举委员会通知，入京前先将国务院条例及五个法案予以讨论，以便开会前做好准备。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市选举委员会邀集上海在各省市选出之全国人大代表开会，有江庸、李步新、梅兰芳、巴金、舒新城、赵丹、谢雪红、赵超构、刘思慕及我共二十余人。吴克坚（华东军政委员会统战部长）报告代表入京日期大约在下月一日左右。又通知从明日起，每日下午三时开会讨论宪法草案及五个法案。共推江庸老先生为小组组长。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下午三时，赴政协开讨论会，先逐条讨论宪法草案。五时半始散。晚八时，陈（毅）市长晚宴欢迎英工党代表团。余与张春桥同桌，来宾有四个英国记者，各人观点及态度均不同，其中《工人日报》记者最进步，也善于辞令。路透社记者则不大发言。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下午仍讨论。邓裕志由京回沪，也赶来参加。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下午讨论法院及检察院条例。晚，民盟小组在聚丰园饯别。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下午三时偕嘉稑赴新华影院看新摄之《梁山伯与祝英台》。
八月三十日 星期一
今日政协讨论完毕，市府办公厅通知，所有在沪代表，均于一日下午一时许专车赴京。父亲忽患病，即延医诊治。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父亲已退热，大慰。上午七时半，赴大光明影院听陈市长报告四中全会精神。下午开编委会。晚社委、编委在知味观为我饯行，十时返。
九月一日 星期三
十二时许上车站。一时四十二分开车。至镇江以上，水势仍甚大，车在堤上缓缓行驶，四周杨柳仅露枝头。天甚热，车内温度达华氏九十七度，无法安眠，与杨东莼、思慕等打扑克。至晚一时许，轮渡过江，车从浦口开出，始略有凉意。
九月二日 星期四
气候转凉，晨六时过蚌埠，水势亦大。十时过徐州，始不见洪水踪迹。上下午各小睡一小时。与夏衍、荣毅仁等打扑克五百分。与东莼等谈到十一时。
九月三日 星期五
三时许即起，洗脸毕，车已到天津。上午七时二十分抵京。华东及中南代表住华北招待所。我与思慕同房，二六六号。下午赴北京饭店报到，领得当选证书，代表证则以照片未齐，缓日发下。写信给二儿福仑，约其星期天来聚晤，因星期日前布置有会议。北京社会主义改造进度甚速，闻同仁堂、萃华楼、全聚德等均已公私合营矣。
与管文蔚兄晤谈。
九月四日 星期六
六时起身，因昨晚初睡时被厚翻覆不能成眠。幸带有薄被，换后即得安睡。上午，写家书及致编委会信。饭后，与云彬、思慕同至故宫参观古画，看到《韩熙载夜宴图》及《清明上河图》等精品。故宫正修缮中。晚赴和平宾馆看电影。曾赴办事处，晤熙修及潘际坰等。返招待所已十一时矣。
九月五日 星期日
一上午等福儿来，未来；盖未收到我的信。下午二时半，赴北京饭店开全体会，由林伯渠秘书长报告筹备经过及大会注意事项。齐燕铭做补充。三时半，广东小组在北河沿工商联开会。
九月六日 星期一
八时许，广东小组讨论宪法草案。下午五时半，乘电车赴全聚德吃烤鸭，熙修、吴闻、谢蔚明、际坰、梅朵做东，并请超构作陪。熙修转来黎澍兄一信，仍盼熙修参加旅行杂志工作。接福儿来信，准下星期日来。福儿一九五〇年响应号召，十五岁即参军（参干），三年多未有音信。
九月七日 星期二
上下午都参加小组会，讨论宪草。会后绕骑河楼妞妞房一带踯躅，盖当年投考北大时，曾寄寓妞妞房公寓也。北京天气转冷，有深秋气息。晚十时返招待所，见月光皎洁，渐近中秋矣。《十二把椅子》看毕。
九月八日 星期三
早饭后赴云彬房略谈，知浙江组尚在讨论宪草。广东组已讨论完毕了。闻叶圣陶、吕叔湘等连日从文法修辞上修改宪草，今日可毕。上午，小组又分几个小小组，漫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同组有曾生、林平（尹林平）、邓文钊、思慕等。下午三时，广东小组会，讨论宪草最后两章。谭平山第一次参加，身体很衰弱，由二人搀扶。中央人物中，闻李任公最近也中过风，已治愈。柳亚老则中风已失明，嘴也歪了。晚，与周谷城兄同至北海公园赏月，在五龙亭近月光下泡茶，每人千元，先购票。后思慕亦来，仅加开水钱五百。瓜子每包售千元。旧风气已革除矣。遇陈其尤、黄鼎臣等致公党领导人。据陈其尤谈，今天宪法起草委员会整日开会，已将宪草及立法案修改通过，交大会审议。
九月九日 星期四
上午，各小组酝酿讨论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两个草案，由我逐条宣读讨论，古大存组长亦来参加。下午小组会，讨论两法案完毕。
午饭前，因买皮鞋带，步行出西什库夹道，绕西四大街至缸瓦市石化桥附近，在一山东小馆吃鸡半只、白酒二两、炸酱面四两，共八千五百元。饭毕即回招待所。大会已发来文件多种，并发全体代表名录。晚，看曹禺《明朗的天》，是他解放后发表的第一部剧本。
九月十日 星期五
一夜大雨，今晨又万里晴空。北京的秋天，真是秋高气爽。下午，民盟在和平宾馆欢宴各地盟员代表。张澜主席及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史良、高崇民几位副主席都参加。遇邵宗汉、千家驹、华罗庚、萨空了诸兄。
七时半，统战部报告高饶事件。后赴实验剧场看李亿兰之《张羽煮海》，广东小组所招待也。十一时半毕，乘大车回招待所。伤风未愈。
九月十一日 星期六
复儿来信，知父亲旧病又发，甚为焦念。在来京火车上，遗失衬衫一件。今天由华东统战部同志洗好送来，今日社会风气之好，真令人骄傲。今天为中秋节，晚聚餐加酒菜。我与吴梅生、裔式娟、陆阿狗、余顺馀等劳模代表同桌，共度佳节。晚七时，大会招待在北京剧场看《钢铁运输兵》话剧。回招待所，又每人发月饼二、梨一、苹果二、葡萄一串，真周到极矣。
九月十二日 星期日
福儿于八时许来。分开了三年零十个月，几乎已认识不出了；他身体很健壮，服装甚整齐，他是骑自行车来的。在寓所略谈，即同往中山公园品茗一小时许。他对祖父母及母亲很关心，也关心哥哥、弟弟。他说，初参军时，帮助老百姓劳动，有些吃不消；经过长期锻炼，身体好多了。茶后，同至公园后部柏树林散步；又至天安门广场，见烈士纪念塔已矗立，在加紧修建中。同至西单全聚德吃烤鸭，吃了半只，叫啤酒一升，共五万余元。在灯市口《文汇报》办事处休息两小时，因他要在七时前赶回，乃在王府井西餐馆吃了些冰淇淋、汽水、三明治、点心等。又赴照相馆摄影。回到招待所休息半小时，吃些葡萄。六时十分，送福儿出大门，约他下周再来。晚饭后，与云彬、邓文钊同至北海赏月。在五龙亭畔泡茶一壶。见月光洒满全湖，湖色清澈，微风不波。今夜特别热，有初夏之意。办事处送来羊毛毯一条，可以解决睡的问题了。
九月十三日 星期一
上午九时，与云彬同至北京饭店访友，先至（陈）此生房，小坐。（杨）东莼不在，后访莫乃群。陈、莫均为广西省府副主席。又在何遂房坐半小时。何老健谈，多谈民初轶事。又访包达老，不遇。在管文蔚房间小坐，他的房间最好，有两套间。
下午，龚之方来，三时许，赴办事处校正宪法草案稿寄报馆，作为预排特刊之准备。至东安市场，购《四十年的愿望》及《未开垦的处女地》各一本。晚饭后，代表同至长安戏院看马连良之《群英会》加《借东风》，做工敷衍，唱亦一无可取，且不卖力。
九月十四日 星期二
大会明日就要开幕。今天发来座位名单，单位及个人均按第一字笔画为序，广字（那时尚无简体字）笔画多，排在最后面，我的座位是二十七排二十三号（共有三十五排），所以也不算太后。毛主席的位置在三排边上，盖便于登主席台也。
上午九时，广东小组在北京饭店三楼开会，由古大存组长传达大会议程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选，征求意见。又谈到大会秘书长邓小平提出常委可否兼政府职务问题。小组讨论热烈，一致认为常委责任重大，应全面看问题，以不兼政府职务为宜。
招待无微不至。从本星期起，每晚特约两三个戏院，任代表择一看戏，早一天通知秘书处。今晚，我看中国评剧院之《志愿军的未婚妻》。晚六时，师大教授陈先生，约我及谷城、思慕在后门湖南馆小酌。后沿什刹海步行，绿荫夹道，风景甚佳。八时返招待所，取票后，坐小汽车到大众戏院看戏，已演至第二幕矣。剧由夏青主演，唱做都逊于新凤霞。归时月色正明，天热，洗澡后入睡。
九月十五日 星期三
天气仍热。上午十时，广东小组在工商联开临时会议，由叶剑英传达昨日中央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最后对宪草作两项修改：一为序言第三段，改成“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为总纲第三条，根据西藏代表意见，去掉“对宗教信仰的改革”字样。毛主席在会上指示，宪草已容纳全国意见，今天已是比较完整的了，当然，不可能是天衣无缝的，天衣无缝的东西，本来是没有的云。十一时半回招待所。午后未睡。二时一刻乘汽车动身，车临时故障，换车至怀仁堂，已二时三刻。三时，毛主席入场，全场掌声雷动。
毛、朱、刘、周及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董（必武）各位登上主席台。毛主席宣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并作了简短的讲话，生动而有力。毛主席甚健康，脸色比前红润，声音洪亮，真全国人民之福。
大会先通过毛主席等九十七人为主席团，旋即宣布休息三十分钟，主席团开会。
四时，大会重开。毛主席、叶剑英等任执行主席。今日会议，始终由毛主席主持。通过议事日程后，刘少奇作宪法草案的报告，全文三万多字。
今日会议甚隆重，外国使节均参加旁听。
代表总数为一千二百二十六人，报到一千二百一十一人，仅十五人请假。很多老先生因病未参加，但柳亚老、齐白石仍由人搀扶参加，郭沫若昨日腿发病，仍策杖到会。
在休息时，见到李任公、章乃器、陈劭先、宦乡等。宦兄新任驻英代办，说正在等签证，日内出国。
七时二十分散会，我与超构同乘愈之车到国际俱乐部会餐。有芸生、（邵）宗汉、（李）纯青、（黄）洛峰等到，商新闻界对台广播事，要我和芸生、超构广播。十时，仍由愈之以车送回招待所。
九月十六日 星期四
上午，小组讨论少奇同志报告第一段，对辛亥革命的功绩估价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下午大会，由宋庆龄、陈毅、赖若愚等为执行主席，通过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后，开始大会讨论。今日发言者，有林伯渠、李济深、王崇伦、张澜、郝建秀等三十人，这次大会发言的特点，是结合实际，开展批评。一般评价，以陈明仁、陈荫南、杨石先最为精彩。
休息时晤及林砺儒（时为教育部副部长），谈教育部与《文汇报》合作事，尚未作最后决定。又晤胡绳，胖得不认识了。又晤龚彬、安平等。七时半散会。晚饭后，赴长安戏院看中国京剧团演《雁荡山》《秋江》《黑旋风》等折子戏。其中《秋江》为第一次看到，叶盛章、黄玉华之表演绝佳。
今日刮风，天气转凉矣。晚着毛背心。
九月十七日 星期五
今天上午小组会，下午三时大会。发言者有班禅、彭真、黄炎培、老舍、贺龙等二十余人。黄继光烈士母亲邓芝芳代表发言受全场热烈鼓掌。
《四十年的愿望》看完，实在不见精彩。晚，在长安看吴素秋演《红娘》，与夏衍、潘梓年、云彬坐在一起。
福儿来信，出差山东，本星期天不能来看我。
九月十八日 星期六
上午，小组继续讨论刘少奇报告，楚生、洁琼、药眠等均请假，到者仅半数左右。连续举行三天小组讨论者，仅广东一组。内蒙古自治区送来牛五十头，羊二百头，因此各招待所每餐必有牛羊肉，对我无异为一个威胁。
下午大会，发言者有吴玉章、叶剑英等三十一人，丁玲的诗朗诵最为精彩，袁雪芬的发言亦有感情。
晚参加大会举行的晚会，地点仍在长安，由李少春、袁世海演《野猪林》，比一九四九年政协时演出有新改进。在戏院遇伍黎（赴朝文工团团长），说他们来京参加会演。据伍黎谈，上海天气也相当热，宁、镇间水势已退多矣。
九月十九日 星期日
昨晚通知，今晨继续开小组会，由朱光报告明天通过宪法办法，旋休会。十时赴办事处，适中国青年出版社李庚等正与熙修谈旅行杂志问题。
十二时赴前门外全聚德，应振铎邀宴。同席有巴金、（冯）宾符、仲华、空了及冯沅君、朱君允、方令孺，饮酒颇多，菜也很好。此次入京，已吃过四次烤鸭子了，以此次最为满意。三时，与仲华同赴王大人胡同中国新闻社，开理事会。除在京理事外，还有印尼、缅甸、马来亚等地归侨参加。初晤陈翰笙、王纪元诸兄。王大人胡同盖了不少新房子，多为侨办用，何香凝先生住宅也在内。八时半，坐宗汉、高天的车回招待所，我和福儿合摄的照片已送来。写寄家书，附照片。十时半睡，一周以来，甚少如此早休息也。
九月二十日 星期一
今天是中国人民大喜的日子，第一部人民的宪法将诞生了！仑儿来信，说我参加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两个大会——开国的政协和第一次全国人大，是莫大的光荣。我也深有此光荣感。上午小组讨论投票办法后，赴办事处小坐，在蓬莱春吃水饺三十个。回招待所后，即刮脸、整容，换新衣服。大家都兴奋得不想午睡了。见郝建秀在理发室理发。广东代表都理发换上新装。二时即赴怀仁堂。
今天由周总理任执行主席，先宣布实到人数为一二一二人，今天报到代表为一一九七人。其中上海有一人不到，军队代表有七人不到，可见解放台湾任务之紧。
宪法先由秘书处（人民电台同志担任）朗读全文。四时许，发出通过票，粉红色，以汉、蒙、藏、维吾尔四种文字印好。四时四十分开始投票。我于四时四十五分投入庄严的一票。
核对票数无误。六时开票结果，全体通过，无一反对，无一弃权。全场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约长二十分钟。休息后，又讨论通过全国人代会组织法。会议于七时结束。
今晚，招待看《刘巧儿》，由新凤霞主演。我因写对台广播稿，未去看。又今天读夏衍所写《考验》，甚好。
在会场找杨廷宝教授，因接仑儿信，杨先生是南工老师。见面略谈后，原来他就住在华北招待所二五五号，距我室很近。据仑儿来信，杨教授为国内建筑学权威，与梁思成齐名。
晚饭后，即闻窗外锣鼓声不绝。盖宪法通过消息传出，群众纷纷游行庆祝。从走廊窗口外望，见西什库后库已为群众队伍拥塞，红旗在电灯光下飘飘闪耀。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上午未开会。八时许赴办事处，吴闻、宦邦显都在，宦系送其兄赴英，我留他在京多住几日，为办事处帮忙。二时许，乘罗隆基便车赴怀仁堂，因今天要照全体相。三时开始照相。站在毛主席后面者为常香玉。据说，她闻知河南代表适在中排后，十五分钟前，她即在此等候。毛主席入座时，还和她握手。三时半开会，郭沫若扶杖任执行主席。今天，通过了《国务院组织法》等四个法案，并宣读了朝鲜和阿尔巴尼亚贺电。六时不到散会，这是散会最早的一次。晚饭后，与云彬兄同乘电车至西单。沿途游行队伍相接，车辆通过困难；乃改乘三轮循宣武门城根出前门，在鲜鱼口迎春书场听相声大会。十时半早出，在大栅栏一妙堂吃冰淇淋、酸梅汤等。复步至正阳门，天空探照灯光交织，盖为国庆庆祝预演也。
今日在会场，晤刘导生等。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今日因周总理报告尚未整理完毕，大会休会一天。整日无事。上午九时，与云彬、思慕、（舒）新城同乘小汽车到故宫文华殿，参观“祖国自然资源展览会”，有三部分，调查颇详细。参观一遍，等于上一大课。
饭后午睡片刻，陈其瑗来访，上下古今，谈了三个钟头。六时顷，步行至德内大街，吃炸酱面四两，仅三千一百元。旋乘车至东交民巷，看将建成之新侨饭店。在台基厂乘电车到北京剧场，看话剧《龙须沟》，比电影好得多。看毕回招待所，已近十二时矣。
北京开始刮风，气候也转凉。盖时令已届秋分，北京的秋高气爽时候已结束了。招待所给每人发羊毛毯一条。对代表生活之照顾，真可谓无微不至。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上午不开会，到云彬房间谈，见马夷初（叙伦）以所书横屏并复云彬一函，盖有留作纪念之意焉。
下午三时，继续开大会。朱德、林伯渠、林枫、乌兰夫等任执行主席。首由周总理作政治报告。报告约两万字，其要点：一、宣布国营、合作社经营及公私合营工业产值已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二、对印度为和平而努力表示赞扬并提出对世界和平问题的五项基本原则。总理报告后，陈云、郭沫若、邓子恢发言，系补充报告性质。程潜发言，则为一般讨论性的，他提出了党与非党团结，中央与地方等有关问题的两项批评。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北方天气干燥。我到北京二十余日，仅下过一场雨。温度也比南方变换快，近日天气就已寒冷，这两天非着毛衣不可了。因呢制服仅带一套，想尽可能着布衣，留呢制服国庆日着也。
八时，赴办事处，将社论稿寄报社。下午三时继续开会，黄炎培、傅作义、柳亚子等任执行主席。今天发言共二十人，以李德全、傅作义发言最精彩。这次大会发言有一特点，大多能联系实际，做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这几天各部长发言，说明五年来工作有成绩，同时指出缺点。当然，有些批评是抽象的，不着边际；有些自我批评流于形式。但此种风气的转变，实为国家继续前进之一大关键。散会前发主席团协商国家负责人名单：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等均为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有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陈毅、乌兰夫等。各部部长不兼人大常委。散会后，搭阳翰笙、钱昌照便车赴和大（原意大利使馆）开会，成立中国新闻界联谊会，采用聚餐形式，由廖承志主持，发言极风趣。推定邓拓为主席，金仲华等为副主席。会中，与田方、陈翰伯等晤谈。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今天赶了三个会，十分紧张。盖大会必须在二十八日闭幕，以便安排国庆及接待外宾任务。而关于名单之协商，总理报告之讨论，以及还有五十余人报告发言，必须在两天内，以大会、小会赶完也。九时，在工商联开小组会，由朱光传达政府负责人候选名单。此名单经中共中央慎重考虑，提出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协商，又经大会主席团通过。毛主席、朱德副主席及少奇同志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均在意料中。宋、李、张（澜）、郭等任副委员长，大家也无意外。出乎估计者，一是副总理均是党员。周总理说明，今后任务重大，每一副总理要各专一门，而这些同志久经锻炼，甚有才干也。二是国防委员人数达九十六人，党外人士达三十人。郑洞国、鹿钟麟等都任委员。总理说明，我国之国防委员会，性质与苏联及美国的均不同，目的为集思广益建设现代化国防并为解放台湾起好的作用。郑洞国介于起义及被俘虏之间，但近年有进步。鹿钟麟过去和我们有摩擦亦有联系，近年在天津做居民委员会工作，任组长，甚为积极。他们对国防建设都可能起作用。经此说明，大家思想恍然，一致同意，并保证表决时赞成。
下午三时，继续开大会，由陈叔通、龙云、竺可桢等任主席。发言者有罗荣桓、马叙伦、章伯钧、茅以升、蒋南翔等二十人。张闻天预定发言，临时未发，盖为迎接苏联贵宾也。
区梦觉代表为我邻座。据她统计，夫妻同为代表者有十二对。晚八时半，继续开小组会，讨论总理报告。讨论最热烈者为中西医结合问题。十时半开会。归途遇豪雨，为此次入京以来所未见。外甥媳来电话，大姐约我及福儿明天去吃馄饨。但福儿究竟来否未定，因婉谢之。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今天临时加班开大会，因等候福儿来，怕他白跑一趟，而电话又不通，乃请思慕带去请假单。而福儿竟未来，可能又出差了。今天是星期日，隔壁四十中学聚集了好多少先队员，均手执绿色或红色纸花，列队操练，盖准备国庆游行也。闻天安门昨晚已有部队进行游行演习。
下午三时，参加大会，有李书城等十七人发言。发言完毕，对周总理报告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接父亲手谕，知福体已痊愈，甚慰，当晚写复禀。十二时睡。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上午小组会，传达今天大会注意事项。下午三时开大会。今天又是一大高潮，因今天要选举主席、副主席及其他政府领导人选也。大家整容，刷衣帽，并提早乘车赴怀仁堂。今天到会代表一千二百一十人，比通过宪法那一天还多，一向请病假的林彪、徐向前将军也到了。执行主席多至十人，刘少奇、朱德、林彪、彭真、刘伯承均登台。林彪年仅四十六岁，头已秃了，极现苍老。
刘少奇同志为执行主席，宣布第一项议程为选举国家主席及副主席。清点人数后即发票，票长约七寸，宽四寸，上写汉、蒙、藏、维四种文字。投票后，即继续选举常委会正副委员长、秘书长及常务委员。五时许，选举揭晓。当刘少奇同志宣布毛主席已以一千二百一十票全票当选时，全场鼓掌欢呼达二十分钟，我的手也红肿了，口也喊干了。朱总司令也以满票当选副主席，全场掌声也经久不息。
清点常委会选票时，忽少了一票，虽刘少奇宣布选举为有效，众咸诧异。到七时左右，始查出有一票夹在中间：因常委名单长，票约长二尺，有一票数时未叠好也。
毛主席当场提名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同时即进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选举，与国务院总理同时表决。票分红、绿、白三色。七时许投票毕，清点票数无误。主席宣布休会。今天开会历四小时，未休息，甚为紧张。今天罗马尼亚等国代表团参加大会旁听，代表热烈鼓掌欢迎。
当离怀仁堂返招待所途中，沿途已有庆祝毛主席当选之游行队伍。我们的车经过时，群众报以热烈掌声。九时半，重到怀仁堂。由陈云担任执行主席，宣布选举结果，刘少奇当选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等当选副委员长。周恩来当选总理，董必武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掌声不绝，十时许休会。归途绕经天安门，群众已略散去。十二时前回招待所休息。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今天为大会最后一天，上午未出去。下午二时一刻乘车出发，到怀仁堂开会。今天到会贵宾有波兰人民领袖贝鲁特，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金元帅比三年前在平壤见到时更为健壮。
三时半开会。毛、刘、周、朱、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登主席台。代表又向毛主席欢呼历十余分钟。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首由周总理提出国务院名单，刘少奇代毛主席提国防委员会名单，全场一致通过。后又通过法案委员会、预算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名单。最后毛主席宣布：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胜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完毕了整个议程，会议胜利闭幕。全场又热烈鼓掌历十分钟，四时乘车返招待所。
六时，赴北京饭店，参加大会会餐。先在仲华房内与夏衍、钱端升、邵宗汉等闲谈。六时一刻入座，共一百二十余桌，我坐八十五桌，同席均广东代表。菜大都为冷盆，仅一热菜、一汤、一点心。毛主席六时半入席，奏《东方红》。宴会中，约定不离桌敬酒。代表们如邓芝芳、郝建秀等仍举杯向毛主席敬酒。并有王昆、郭兰英、周小燕等唱歌。
宴会开始时，毛主席起立简短发言：“祝各位代表的健康，为着我们各方面的进步，为着我们进一步团结起来进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家干一杯。”宴会将终时，毛主席又起立说：“最后，大家再干一杯。”于是，毛主席首先离座，各首长也纷纷离去。
宴会中最令人感动的，是达赖和班禅双双起立，同时向毛主席敬酒。这象征西藏内部及与全国各民族之紧密团结。
在大会期间，我几乎天天看到达赖与班禅，同行同休息。开始还有些拘谨，后来一天比一天活泼，都穿了新皮靴。毕竟他们还是青年呀，班禅十七，戴了眼镜；达赖十九，个子高一些。
八时，赴怀仁堂看戏，有常香玉的《断桥》，做得很细腻，比越剧的表情和形象更好。第二出为程砚秋之《三击掌》，唱得很卖力，唱腔和嗓子实在好；穿了宫装，身段也不算难看。第三出周信芳之《打严嵩》，周的嗓子比前好多了。加以配角很整齐：袁世海的严嵩，孙盛武的门官，江世玉之小生，更加强戏剧气氛。最后一出为梅兰芳之《贵妃醉酒》，唱得很认真，可惜卧鱼身段毕竟不如年轻时了。最难得的，萧长华配高力士，姜妙香的裴力士，可称牡丹绿叶，一时无两。十二时许唱毕。我初在原座位看，后移至十六七排西藏代表的位子，清楚多了。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上午民盟总部开座谈会。因广东小组预定今日照全体合影，乃先到北京饭店。摄影毕，与黄药眠同车至太平胡同民盟总部。参加者有史良、曾昭抡、千家驹、沈志远、宋云彬等二十余人。午饭后，步行至办事处，路经王府井大街，见北京大剧场正在加工兴建。在办事处，看到连日上海本报，内容相当充实。仑儿来信，盼我经过南京时与他见见面，又报告了他和陶陶（朱益陶）恋爱经过。
四时许，理发。因连日疲劳，理发时几乎全在沉睡中。理发浴身，为准备参加天安门国庆大会。昨天已接到首都庆祝国庆筹备会的请柬，我在二台观礼。晚，北京市委、市府在怀仁堂举行京剧晚会，我因连日欠睡，未去。据去的同志回来说，剧目有谭富英的《二进宫》、李少春的《三岔口》、马连良的《四进士》，相当精彩。
晚饭后，林平来房间闲谈香港旧事，直至十时，医生来检查，我的血压九十——一百四十，下压略偏高，当注意饮食，少吃脂肪。柳无垢与思慕一起晚饭后，乘三轮回家，途经景山翻车，跌伤眼睛，急送北京医院。仲华闻讯，急来问讯，而思慕已去北京医院矣。乃与我谈及，他明天即回沪，将出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及新闻工作者国际协会，为期约两月。
九月三十日 星期四
九时许，与云彬同至琉璃厂荣宝斋看木刻水印画，几可乱真。余购齐白石、任伯年画各一幅，连锦裱及框共十四万余元。云彬亦购十九万元。出门经杨梅竹斜街步行至前门，在都一处对酌，吃三角及烧卖，共二万五千元。十二时半回招待所，休息一小时。三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孙同志来录音。试听之下，有一二处不甚清晰，其他尚好。报载，苏联政府代表团已于昨日抵京，包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等多人。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均往机场迎接。今晚提前于五时半晚餐、六时半即乘车赴怀仁堂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国庆五周年庆祝大会。到会者除新的国家首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代表以外，还有十一个兄弟国家的政府代表团，以及各国来我国参加国庆的来宾共两千余人。大会由刘少奇主持，周总理作报告，赫鲁晓夫、贝鲁特、金日成等十一国代表团长讲话。赫鲁晓夫讲话极为有力，明确指出：中苏盟谊决不容许帝国主义挑衅战争，否则一定要自遭毁灭。他引用了好几句中国古谚语来说明，颇为恰当。周总理的报告和赫鲁晓夫讲话，必将引起国际的震动。其他外宾的讲话，都在首尾讲了一段，其余均由翻译直接译出，以节省时间。
今天的大会，又是一次历史性的。五十多国的代表，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大集会，在远东还是空前的。
十月一日 星期五
今天是我们伟大的国庆。六时半即起，七时早餐，吃干饭，在我又是破天荒的事。八时开车，经景山前街、北池子、东华门至劳动人民文化宫下车。然后步行至天安门登西二台观礼。看台系新筑，有休息室、厕所等，极为干净。休息室内备有茶、烟、汽水等。东台大部为外宾，西台为人民代表。政府首长及人大常委则登天安门城楼，各国政府代表团亦登天安门。
十时，盛典开始，彭真市长宣布开会，国防部长彭德怀首先检阅部队，由华北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引导。检阅毕，彭部长宣读对部队讲话，后游行开始。
先头为部队，比五年前整齐雄伟得多，一式都是新式武装；武器如重坦克、“斯大林风琴”（喀秋莎）。飞机亦有各种类型，飞掠天安门上空而过者，有七八十架。
部队检阅毕，群众队伍陆续列队受检。首为工人大军，约有一二十万。学生队伍最多，继之为文艺队伍与体育队伍，非常整齐，充分显示我们的团结和壮大。
今天参加检阅的飞机，一部分可能为自己制造；因为在前天报上，已宣布我国自制的飞机已陆续出厂了，性能很好。又今天报载，鞍山第三座自动化炼铁炉已参加生产，祖国建设真是一日千里啊！
今天游行有三个特点：（一）领袖像中增加了陈云同志，成为毛、刘、周、朱、陈五个领袖；（二）国际领袖中，未掌握政权之兄弟党不列入；（三）不举行向领袖献花。今天参加游行的群众约达六十万人，但到十时即如时完毕，可见组织工作大有进步。工人学生队伍都着一色制服，各手执鲜花（每一方队一种颜色），甚为美观。
车子出文化宫，甚为麻烦，三时开车，四时才到招待所。四时午餐，备有加菜和酒，相当丰富。饭后呼呼睡了一大觉，直到六时半云彬来才把我叫醒。吃晚餐，我吃小米稀饭。
七时开车，赴天安门看国庆晚会。初带夹大衣，八时到场。旋即放烟花。火树银花，蔚为奇观。规模比上海的大得多。约放了一小时许即停止，时天微雨，代表们均散去。我到文化宫觅车子时，焰火又放。我坐了河南代表的车子回来，一路在北海等处遥看天安门上空火花飞舞，直到我记日记时天空尚毕剥作响。
此次来京参加大会，历时已一个月，屡经高潮，今天已基本结束了任务。参加国家生活中这样大的喜事，每天比幼时过新年还闹忙，还兴奋。这样幸福的生活，当然越活越年轻了。一直考虑为报馆写一篇特写，材料很多，而无时间组织、落笔。
今天，（钱）俊瑞兄又告我，已通知教育部当家副部长董纯才同志，和我谈合作出报事。十一时半，准备休息，窗外蒙蒙细雨不歇。
十月二日 星期六
晨起，气候骤冷，北京已渐入冬令。上午无事，也懒于出门。
下午二时许，乘车赴西直门外苏联展览馆，参加开幕典礼。车在新街口附近被阻约三刻钟，三时一刻到达，已在致开幕词。三时半剪彩开幕。分三路参观。展览馆建筑不甚高大，中央大厅只有四层楼高下，但建筑金碧辉煌，相当考究，仿佛一座精致的小摆设。七时返招待所。大会整个程序已全部完毕。今后自由活动，只等秘书处通知束装返沪。
为了福儿要看京戏，今天托招待组代购了两张明天日场的戏票。
十月三日 星期日
九时，福儿来，外甥（杨）邦杰亦同来，盖门口相值也。稍事休息后，同出门，邦杰赴东安市场，余偕福儿至北海，沿海边走出大门，在府右街口雇车同至东安市场。在五芳斋吃鸡丝火腿面两碗，为福儿加一客蟹粉包子。旋至铺内购小孩毛衣一袭，备送邦杰之女孩。十一时半回招待所，因福儿要看祖父母与父亲来往信，兼取自行车也。余休息半小时，即乘车赴计委宿舍，福儿骑自行车随行。门牌难找，至大姐家已十二时半矣。吃水果、吃菜、吃馄饨。又谈家常至二时半辞出，赶赴长安看京戏。四时半未终场即出来，因福儿必须五时前赶回。乘三轮回招待所。北京的三轮，比上海贵两三倍，只能坐一人，且颇危险，时有跑车出事，所以我轻易不坐三轮。今天星期日，电车挤，不得已乘一次。
大会秘书处送来全体代表合影一张，长二尺多。此照每张至少要二十五万元。七时许，赴怀仁堂看戏，与裔式娟、赵祖康同一排座位。我坐十排十六座，毛主席四排二十三座，此为我最靠近毛主席的一次。米高扬四排二十九座，布尔加宁四排二十一座，赫鲁晓夫四排二十五座，师哲四排二十七座，少奇同志坐四排二十八座，周总理坐第三排。
今日晚会，主要节目为音乐，以周小燕歌唱最受欢迎。另有杂技及李少春之京剧《雁荡山》。闻此剧即将出国赴印、缅等国表演。
今晚有机会晤见教育部董纯才、林砺儒、韦悫三位副部长，谈报馆迁京的事，约定明天下午到教育部再谈。
十月四日 星期一
上午八时半赴办事处，小结代表大会及国庆报道工作。下午二时在灯市口乘电车至西单商场下车，转乘三轮至教育部，副部长柳湜出面会谈，谈与《文汇报》合作问题。据谈，主要问题在基建。此次为初步交换意见。晚，苏联民间艺术团在怀仁堂演出。十一时半散会，微雨中归招待所。
在怀仁堂晤黎澍，约明日下午见面。闻钦本立已调《人民日报》，来电话约谈。代表已有离京者。曾生昨日回粤，周谷城今早回沪。
十月五日 星期二
十二时钦本立来，同至六芳斋湘菜馆，菜甚地道。在办事处午睡一小时。四时，黎澍来，略谈旅行杂志事，旋坐他的车子同到新侨饭店，参加新闻工作者联谊会招待各国记者的酒会。共到二十余国记者五十余人，十时半返，今天阴雨，更觉寒冷。
招待处交来车票，明日晚车离京。
十月六日 星期三
早餐后，清理行李。在京已三十三天，离沪已五周矣。代表昨晚今晨离京者多；食堂原开二十余桌，今只剩七八桌矣。
六时半上车站，卧车只有一辆，我与思慕、新城及项南同房。同车则有吴克坚、沈志远、宋季文及超构等。七时半开车，十一时过天津，入睡。
十月七日 星期四
一路阴雨。下午过蚌埠，大水仍未退尽。
午饭，与超构共饮一小瓶白兰地、一瓶啤酒，午睡了两小时。
十月八日 星期五
晨六时车过苏州。八时二十五分准时到沪，报馆全体编委、社委及嘉稑来站迎接。晚，三报在锦江十二楼饯宴张春桥、魏克明。魏以事未到，九时顷归家。
1955年 四十八岁
是年发生了几件大事：一、被上海人民一致称誉为“我们的好市长”陈毅元帅调京任外长兼副总理。“好学生”柯庆施调来上海任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二、发生潘、杨事件。据说，由于柯庆施的努力，“挖出了埋藏得很深很深的反革命集团”（即潘汉年、杨帆“集团”）。党内老同志被牵连者达几百人。如恽逸群兄在“三反”中被冤系狱，去年甫得“宽大”，在北京地图出版社工作（我在京曾在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上与其共餐），此次又受“潘、杨事件”的牵连，被判重刑入狱。三是夏衍、姚溱等调京工作，刘述周、石西民调来上海。刘继潘汉年任市委统战部长（潘原为市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夏衍等调京后，一度由谷牧来沪，兼任市委宣传部长，不久即由宁调石西民来继任。四是到是年下半年，发生“胡风反革命”案件，震动全国。胡风去年甫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四川产生）及全国文联核心领导，居然被抄家，且从抄得之日记及来信中断章取义，摘取“罪证”，定为反革命，流放、下狱。伟大领袖且亲自做了详细的批语，印发全国，列为文件。于是，旋即在全国掀起肃反运动。
1956年 四十九岁
开春，即忙于报馆之结束及职工迁京工作。教育部特派《人民教育》党委书记刘松涛先生来沪商议合作之具体细节。
自从报纸转变为以中小学教师及高中以上学生为主要对象以来，领导方面派来一位副总编辑，负责审查教育方面稿件。去年底后，报馆也开展了肃反运动，由这位副总编负责。全馆被认为怀疑对象的有六七人，日夜关门交代，批、斗，十分紧张。我则专心负责编辑与言论工作，批斗会一次也不让我参加。
3月底，我即赴京筹备《教师报》。《文汇报》仍继续出版，直到月底才宣布停刊，立即将设备、人员及迁京职工家属，陆续迁至北京。当时肃反尚未结束，被怀疑对象一律留沪，继续接受审查，仍由这位副总编负责。
《教师报》已在德胜门外学士路辟有近百亩的旷地，建筑了面积为五千余平方米的四层大楼，作为编辑及办公之用。并建有高大之机器房，装好了一台由民主德国进口的新式印报机及排字、铸字房等。职工宿舍也整齐宽敞，并种植了不少树木花卉。当时学士路附近（今北太平庄）尚十分荒凉，而环境则十分幽静。
教育部正式任命我为《教师报》总编辑，刘松涛同志兼党委书记。教育部负责指导报刊工作的为柳湜副部长，他对我的工作极为信任和支持。举例言之，一位副总编（即《文汇报》调去的那位）曾将他写的一篇稿子直接寄呈柳副部长审阅，柳湜先生立即予以退回。并亲批：“《教师报》所有稿件，一律由徐总编决定。除徐总编已阅转的稿件，一律退还。”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先生及常务副部长董纯才先生也十分信任，让我列席教育部部务会议。重要的社论，大都由副部长叶圣陶先生执笔，内容事前均与我商酌。
我的住宅，教育部已决定购入东四十条一幢民房，其中有花园回廊。并特修一个汽车间，以便利我的汽车停放。
《教师报》出版前夕，教育部并设宴款待原《文汇报》编辑人员，除董、柳两副部长参加外，并请吴玉章老先生亲临主持（吴老兼中国教育工作者协会主席），尊我居首座，吴老亲自酌酒以报事相托。这种平易近人、礼贤下士的态度，使我终生难忘。
《教师报》于是年5月1日创刊，每周出版二次，不久，发行量即超过五十万份。
我每周只需到馆看稿、审稿四天，其余时间，尽可在家自学，并抽空游览京郊风景。此为我毕生最悠闲自得的时期。
不久，党的“八大”举行，正确指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今后主要矛盾。”
而国际间亦风云变幻。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个人迷信，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撼全球，由此引起了波兰之骚动及匈牙利之反革命暴乱。
当时，在京之人大代表及全国政协委员，由统战部组织讨论。我与金岳霖、钱端升、陈达诸先生同组。主持者曾启发：现在“大和尚”出了问题，我们是“小和尚”，有问题也可以大家议议。我去参加两次小组会，参加者一致认为，具体情况不同，我国有正确的党和英明的毛主席领导，一切是没有问题的。
有一次，大约在6月初，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姚溱兄曾来《教师报》访问。他对我说：“你对目前的工作，情绪怎么样？”我说：“情绪很好，我已安心把办好《教师报》作为我下半辈子的工作。”他笑着说：“这话，我不完全相信。一向搞惯日报的人，每周两期的专业报，怎么会使你过瘾？”接着他又认真地说：“现在，党中央已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民盟去办，党员总编辑决定撤出，由章伯钧先生任社长。党的意见，想请你去担任总编辑。让我先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说：“假使让我自己挑选，我还是愿意继续留在《教师报》。办报好比组一个戏班，我不能唱独角戏。我现在的班底都在《教师报》呀。”他点头微笑地走了。后来才知道《光明日报》已找了储安平兄去当总编辑了。
是年开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三次会议期间，我有一次去前门饭店访友，在楼梯口适与邓拓兄相值。他问我：“你是哪一天来到北京的？”我笑着说：“我来京已几个月了。”他才恍然说：“对，我早听人说你在主持《教师报》了。”他走上几步楼梯，又回下对我说：“我觉得《文汇报》停刊很可惜。它有别的报纸所无法代替的特点。”他说完，我们便分手了。我回家路上，一直在琢磨《文汇报》究竟有哪些特点，为别报所不能代替？我自己也想不清楚，反正，我是很钦佩邓拓兄对中国现在新闻事业的理解和关心的。
不久，听了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传达，又亲自去怀仁堂听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关于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在报告中，陆定一还对过去一些过火的批评做了回顾，并对俞平伯先生表示歉意。
《教师报》的副总编又对编委传达了刘少奇主席关于改进新闻工作在新华社的两次讲话。总的精神是报纸应重视新闻之传播，不要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应提倡竞争、竞赛，新华社也不妨自己办一张报纸，和《人民日报》竞赛。所有这些讲话和传达，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正在这时，《人民日报》宣布改版，贯彻“双百”方针。副页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有杂文和喜剧一类的新品种。听说已聘请萧乾兄任副刊的顾问。钦本立兄家住在东四十条《人民日报》的集体宿舍里，和我住家相隔咫尺。他公余常来我家聊天，谈了不少《人民日报》进一步改革的设想。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感到高兴，但绝没有联想到自己。
大约在六七月间，我去波兰大使馆参加庆祝该国国庆酒会，适与《大公报》的党委书记常芝青并排站着。他忽对我说：“中央已决定恢复《文汇报》，你得到通知没有？”我说：“还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消息。”他说：“你等着吧，总会通知你的。”
回到家，立即去请本立同志并电邀浦熙修同志来，把这消息告诉他们。并电邀宝礼兄进城一谈，都很兴奋。后来宝礼兄建议，第二天邀请夏衍、姚溱两位便餐，以便了解他们听到的这方面消息。
第二天在办事处胡同对面萃华楼便餐时，夏、姚两同志说，只听到有一点消息，具体情况不清楚。
熙修同志在首都各方面有广泛联系，她直接打电话给陆定一部长。回答是关于报纸的事，由张际春副部长分工直接抓。“你们等着吧，到时候际春同志会通知你们。”
又过了两天，张际春果然派报刊处长来找我和熙修同志，要我们立即去中南海。
我们即刻前往。张际春副部长含笑接谈。他说：“中央已决定恢复《文汇报》，今天就算正式通知你们两位；希望即日负责筹备。先拟定两个草案：一、言论方针；二、复刊计划，即复刊需要多少经费、添置哪些设备以及其他费用等等，一一列入。希望尽快写好，交部里转呈中央批审。”我说：“复刊后的《文汇报》，即以文化教育为中心的综合性报纸，任务比前扩大了。希望宣传部能帮助我们争取一些老同志回来，以加强力量，保持《文汇报》的特点。”张际春说：“你们可以把这点附加在编辑方针里。”
回来后，我们便商议这些任务。复刊计划比较简单，宝礼兄答应由他会同几位管理部科长议定后负责草拟。言论方针，我和熙修并找来本立一起构思，除了积极开展“双百”方针这一条外，其他都理不出头绪来。
正在我陷于冥思苦想之际，本立一天下班回来说：“邓拓同志对《文汇报》非常关心，要不要我去约个时间，和你们两位谈谈？”我对邓拓同志的博学多闻，又深有胆识，素所钦佩；又联想到他曾对我评价《文汇报》有不可代替的特点的话，因此请本立代为面约一时间，以便登门拜访。第二天，本立即来说：“邓拓同志很高兴，明晚决定不上班，在他家里接待你们两位去畅谈。”
我和熙修如约前往。我先谈了自己的想法。邓拓兄立即像熟朋友一样畅谈起来。他说：“有几条不成熟的意见，供两位参考：一、中央希望《文汇报》及早复刊，自然希望能大力宣传‘双百’方针，鼓励知识界大胆鸣放，《文汇报》一向在知识分子中有特殊的影响。二、应大力介绍国内外文化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新动向，以扩大知识分子的眼界。三、也要关心知识分子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不妨辟一专栏，广泛介绍如何布置环境以及如何种花、养鱼、布置书房等等。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广大农村将不可避免出现文化的新高潮，似应及时注意农村的文教事业，旧《大公报》旅行通讯的经验很可借鉴，可以派记者去各地农村旅行。不必一定要层层写介绍信下去，这样，所得的材料往往是‘报喜不报忧’的。可以直接深入合作社，去了解真实的基层情况，组织报道。最后，希望《文汇报》多在西欧、美洲、日本、东南亚方面反映情况，发挥影响。目前，我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影响，还大部限于东欧，在其他方面的影响，还不及《大公报》和《文汇报》两报。你们似应注意多在这方面用力。”
邓拓兄谈得很完整。我回家后，即归纳几条，写出了《文汇报》的编辑方针。
正在这时，宣传部报刊处的王处长（曾任《大众日报》总编）来催询了。我即于当天下午，带了两份草案，偕熙修至中南海面呈张际春副部长。际春副部长详细看了一遍后说：“这很好，你们不必等中央批下，即先照此进行筹备工作。”他看到我所开列的希望帮助争取“归队”的名单，说：“别的人好办，我们一定努力做到；至于钦本立，他是《人民日报》的人，你自己去和邓拓协商吧。”
我和邓拓兄协商，他满口答应，让钦本立先到《文汇报》工作（组织关系今后再转）。郭根也写信给熙修，表示愿回《文汇报》。柯灵是《文汇报》的“开国元勋”，多年主持副刊工作，当时正在上海电影局负责剧本创作处。经我和宝礼兄函恳，也愿回来。因此，我对《文汇报》编辑的领导层，做了如下的安排：我自兼总编辑，副总编按顺序有以下几位：钦本立（协助我总抓全局），柯灵（主要负责副页及周刊），刘火子、郭根（负责要闻、国际），浦熙修（主持北京办事处）和唐海（负责采访各组）。还决定黄裳等为编委。当时，社内外一部分干部主张留京出版，我也心动，曾为此征求过茅盾和钱俊瑞等文化部领导的意见。我不想回上海的原因，主要怕上海有名的“一言堂”的“一贯正确”领导。
恰好，这时上海宣传部长石西民因公到京，姚溱兄特约请西民和我及浦熙修在办事处便餐叙谈。西民先说，他到沪工作半年来，忙于工作，老朋友都未拜访，过去对《文汇报》也关心不够。欢迎《文汇报》仍回沪出版，有事随时与我面商。姚溱同志也说，《文汇报》在沪出版，仍可面向全国，京沪之间消息贯通，回沪出版与在京是一样的，他并做了具体安排，所有中宣部的宣传提纲和大参考等都照发《文汇报》参考。这次“一夕谈”，就决定了《文汇报》仍回沪出版。我先请宝礼兄回沪，安排馆址及设备、人员迁移的准备事宜。我也于7月下旬回到上海，住在旅舍半月，做具体的安排。经与各方商谈，决定聘请周谷城、周予同、傅雷、周煦良、李凯亭、罗竹风、陈虞孙等几位先生为社外编委，集思广益，办好《文汇报》。北京的社外编委则聘请夏衍、姚溱、罗列（当时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等三位先生担任，以便就近指导“北办”的工作。
石西民及副部长白彦对《文汇报》回沪复刊，大力予以支持，帮助解决《文汇报》仍回原址出版等琐碎问题，还安排了我的住家问题。
8月底，我又回北京，除分批安排职工及眷属回沪外，还举行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征求各方面对《文汇报》复刊后的希望和意见，计先后邀请原《文汇报》老同事如张锡昌、秦柳方、杨培新、王易今等的座谈。还邀了文化界前辈如翦伯赞、侯外庐、吴晗等诸先生的座谈。又一次是特请新闻政治界前辈的座谈，计到邵力子、陈劭先、张奚若、章乃器等好多位先生。这几次座谈会，我们得到了不少宝贵的启发。
一切停当了，我乃离京回沪。
8、9两月，紧张筹备。根据邓拓兄关心知识分子生活的建议，决定辟《彩色版》。聘请原《西风》主编黄嘉音先生来主持该版编辑。又先后派出记者宦邦显赴川、黄裳赴滇、全一毛赴浙，深入基层，陆续写出质量较高的旅行通讯。又与香港《文汇报》商定购寄海外新出的书籍及报刊。
范长江兄那时在科委工作，特以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新著旅苏回忆录介绍给我们，当派人译出，以便连载。
在筹备期间，开了多次编委会，拟定组稿计划。我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弃”的方针。认为应根据我报的特点，有所弃才能有所取，才能重点突出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精心写作新闻报道，提倡要“生产北京信远斋的酸梅汤”，不要大路货的“一般汽水”。这些观点，被以后的运动视为“反党”的毒草。经过时间考验，证明是符合新闻的客观规律的。
我们也经过了四次试版，每次都修改原设计，力求做到精益求精。在9月底最后一次试版后，我在全体职工会议上做了小结，认为版面已大体满意，“拿得出去”，像一张理想中的《文汇报》了。希望大家不要自满，鼓足勇气继续前进。
10月1日国庆七周年那天，《文汇报》正式复刊，改为横排，采用楼梯式标题。并根据新闻的重要性和信息量安排版面，使读者耳目一新。比如，出版的头两天，正好赶上越剧名演员袁雪芬女士结婚。我们用醒目的标题，在要闻版显著地位报道这一喜讯。颇多新闻界人士也视为“离经叛道”。在京的夏衍先生则认为：“《文汇报》敢于打破框框这样处理新闻，说明《文汇报》的创造精神。”再如，创刊之际，适逢青年团中央全会。我们认为，有关青年的新闻，与《文汇报》关系不大。因此只安排在次要的地位里刊登，而以头条新闻，刊载本报专访的与知识分子有密切关系的报道。后来，在“运动”前夕，“小爬虫”姚文元写了一篇《录此存照》，认为这就是《文汇报》反社会主义的铁证。历史已判明了究竟谁是谁非。
总之，复刊以后的《文汇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销量迅即突破十万份。
对于如何宣传“双百”方针、鼓励争鸣，从哪里开端的问题，我在京时曾向邓拓、夏衍、姚溱等同志请教过。到复刊前夕，收到宋云彬兄自杭州寄来一篇论尊师爱徒的文章。我认为它切中时弊（当时，有人认为应对学生放任，在课堂上看别的书可以，打瞌睡或在考试时抄袭别人的卷子也可以），就在复刊号上刊了出来，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和响应。我们以后还提出了“麻雀是害鸟还是益鸟”的争论，《草木篇》问题的争论，最后还展开电影问题的讨论，“锣鼓”打得很热闹。
在副刊上，我们刊载了不少旧体诗词。革命老前辈朱德、叶剑英和翦伯赞、侯外庐以及上海的魏文伯、陈同生等都以佳作投寄，引起读者的广泛重视。自复刊后，邓拓兄即先后写寄给我三封信，支持我的尝试。后来，据钦本立同志赴京转关系后回沪对我说，邓拓曾在《人民日报》干部会议上说，要大力支持《文汇报》。
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文汇报》，在我国新闻史上，做了一个大胆的探索。在我自己来说，也是全神贯注的“黄金时代”之一（另两个黄金时代是抗日战争后的上海《文汇报》和创刊初期的香港《文汇报》）。
1957年 五十岁
是年3月上旬的早晨，忽接市委宣传部的电话，通知即到科学会堂聚话，到则文化、教育、艺术、新闻、出版界的“知名人士”毕集。石西民做了简短讲话，说中央即将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各位同志都在邀请之列。时间紧迫，今晚就要动身。望即回家摒挡行囊，以便即晚登车。
我回馆对报馆的事做了安排后，即回家收拾行李，晚间即登车。同行有三十余人，新闻界有仲华、超构、陆诒、杨永直，教育界有陈望道、廖世承等，文艺界有巴金、孔罗荪、傅雷、石挥、吴永刚、吴茵等，出版界则有舒新城、孔另境等。另有一宣传部干部随行，此人即在“文革”中红极一时的姚文元。
第三天清晨抵京，住西郊万寿路招待所。下午，即去中南海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录音。毛主席在讲话中深入浅出，妙语泉涌。大意说狂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今后用整风的方法，逐步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用微风细雨的方法，“毛毛雨、下个不停”可以比小雨还下得小。在录音中，时时听到刘少奇同志的插话，也不时听到马寅初、邵力子先生的“旁白”。听的人都十分兴奋。以后几天，一直成为话题的中心。
有一天，我跟傅雷兄到中山公园去喝茶，看鱼赏花。我说：“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录音，感到浑身都热乎乎的。”他也兴奋地说：“共产主义者遍天下，毛主席真是千古一人。”随后，我们还相约回沪后各自为发展我国文化事业而努力。
上海小组一连开了几天座谈会，上下午都开；至告一段落后，我即搬至《文汇报》办事处下榻，以便就近察看办事处工作。听说，后来康生曾到百万庄，对上海小组作了一次“启发”报告。
有一天，我去东安市场旧书店巡礼，回到灯市口三号弄口，办事处的信差忙着抢前对我说：“上海《解放日报》一位姓杨的急着在等你。”我到客厅一看，原来是杨永直兄。他立即站起来说：“你到哪里去了？急死人。中南海通知，毛主席召见我们。时间紧迫，我们赶快去吧！”
我和永直同志同车赶到中南海毛主席的公馆，毛主席由康生陪同，在客厅门口迎接来客。我上前时，他即以温暖的手和我紧紧握着，并说：“你们《文汇报》实在办得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真是应有尽有。编排也十分出色。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有空，再翻翻别的报纸。”
毛主席这种高度评价的鼓励，像一股暖流，在我血液里汹涌。
毛主席当时的住宅，十分朴素。客厅里中间放一张长桌，被接见者围着毛主席而坐，我和毛主席中间，隔着金仲华；邓拓、王芸生等则坐在对面。
康生先发言，说：“毛主席今天请部分新闻出版界的朋友来谈谈。各位有什么问题，望即提出来请主席解答。”
冷场了约半分钟，邓拓向我轻声说：“铸成同志，请你先带个头。”我就站起来说：“我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马列主义水平很低，对在报纸上开展双百方针的宣传，心中无数。怕抓紧了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抓松了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办？”
毛主席回答，大意说你们是做过一二十年的新闻工作了，该好办多了。我们当年被迫作战时，完全不懂打仗，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也可在打仗中学习打仗，日渐取得经验就好办了。还有一点是该努力学点马列主义。开始学习，可能学不进去，会顶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但学多了，瓶子里沾的马列主义会越沾越多。鲁迅当年学马列主义是被迫的，是创造社这批人逼出来的。他学懂马列主义，晚年他的杂文的片面性就少了。
在回答其他同志提出的问题后，毛主席最后问道：“各位在开展‘双百’方针中，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我说：“我们《文汇报》在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后，立即遭到有组织的围攻（指当时任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张春桥鼓动的围攻）。我理解‘双百’方针在政治上的意义，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畅所欲言。现在一围攻，别人就把话缩回去了。有正面或反面的意见，也不敢尽量发表了。”
毛主席回答说：“你的意见很好。这样罢，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写个小结。这样，批评、反批评、小结。正、反、合，这是辩证法嘛。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主席考虑得很周到，我完全赞成。
接见约有一小时许，最后，毛主席还和参加者一一握别。
离开中南海后，我就叫汽车直驶灯市口北京办事处，向全体记者细细地把这次会见的详情复述一遍，让大家分享我的喜悦和幸福。大家公推姚芳藻一字不遗地记录下来。经我审看一遍，当晚即航寄上海本报。不仅《文汇报》中引起轰动，社外人士如周谷城先生也亲来观看。
第三天，上海小组开全体会议，由陈望道传达毛主席接见教育界部分人士的讲话，徐平羽（当时上海文化局长）传达毛主席接见部分文艺工作者的情况。我传达毛主席接见部分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讲话。坐在我身旁的是“小八拉子”姚文元。我传达完后，还低头轻声对他说：“毛主席还提到你，说你的杂文比李希凡、王蒙写的较少片面性呢！”他红着脸微微一笑。
以后，就开了几天大会，但发言者并不踊跃，有的发言，只说了官面话。有些文艺界的人士，则表示“要我鸣放，先该赐给我‘铁券’”。石挥甚至开玩笑地说：大胆鸣放，好比《甘露寺》准备杀刘备的那位，是贾化（假话）。后来经过打通思想，发言的才多起来了。而毛主席一天到大会讲话：说百家争鸣，归根到底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
我和出席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一样，头脑发热，没有体会出他老人家的深意。但我始终没有在大会、小会（如新闻界小组会）上发一次言。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意见可鸣放，今后心情舒畅，埋头做工作好了。
在年初，本立就告诉我，邓拓已经决定，要我参加即将于春间出国的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还预定熙修同志参加9月出发的访捷代表团，姚芳藻同志则作为记者，下半年赴匈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
宣传工作会议开会期间，邓拓忽通知我，访苏代表团于会后即将出发，并且中央决定要我担任副团长。我自忖，自己是党外人士，怎么可以担任出访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副团长呢，再三恳辞，邓拓坚留不许。
我又对邓拓说：“出发前我必须回沪一次，交代和料理报馆及家中的事。”邓拓说：“那就早去早回京，最好三天内赶回，因为预定出发的期近，还有不少事需要赶着办呢。”
我会后即乘飞机回沪，第三天飞回。
我母亲很喜爱五岁的外孙女和年甫满两岁的小外孙。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顺车把这个小外甥儿女接来家中（时我家在华山路枕流公寓六楼）。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外甥爬在窗口看花园，不慎从窗口坠下去。一家吓得腿都软了。嘉稑气急败坏地奔到楼下，侥幸小孩跌落在一丛冬青树上。急送华山医院检查，除额部有些擦伤外，没有发生脑震荡等后遗症。我傍晚回家，见其活泼如恒，一颗心才放下了。
第三天即仍乘机回京。那时，国内民航只有螺旋桨机，升空不过一两千米。在泰山顶上掠过时，想起了《论语》上有“登泰山而小天下”。我在《访苏见闻》第一篇写我当时的抒怀，觉得泰山好比毛主席，耸立于群山之上。这也可见我当时对党对毛主席的崇敬心情。
到了北京，邓拓兄告诉我，中央决定叫我当代表团团长，俄文《友好报》副总编卢竞如和徐晃同志（前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为副团长。团员共十二人，计有《人民日报》陈泉璧、《解放军报》唐平铸、新华社丁九、广播电台的邵燕祥、《大公报》刘克林和《天津日报》的邵红叶等，另有俄语翻译二人。
这次出访，是应苏联外交部和对外文化协会联合邀请的。我方主持单位负责人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和中国记协主席邓拓。邓拓同志告诉我，中央决定在访问团内设临时党组，组长为徐晃同志。曾叮嘱徐晃同志，党组开会，除纯讨论党内问题外，一律要请团长列席。我听了真是感激涕零，党真把我当自己人了。
在京除准备各种礼物外，还请戈宝权兄向全体团员介绍苏联语言、风俗及其他应注意事项。
3月27日出发。此行在苏共访问十个加盟共和国，历时近五十天，受到苏联各方极为友好的招待。我每天记有详细的日记。兹极简短地摘录如下：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四时即起身，整理行装。长儿白仑、长媳朱益陶六时半即来送行，熙修亦送至机场。到机场送行者，除同业外，有苏联大使馆负责人员。
飞机为巨型螺旋桨机，有二十四个座位，恰成我团的专机。于上午八时四十分起飞。
十二时抵乌兰巴托，停四十分钟。下午三时顷，抵伊尔库斯克，开始踏上苏联领土。机场悬有列宁、布尔加宁、毛主席三个像。时天气晴朗，而西伯利亚寒风刺骨。
晚十一时，又换机西行。清晨二时抵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离机进餐，三时许继行。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晨六时许抵新西伯利亚。九时许抵鄂木斯克。又换机。十二时前抵斯维尔特洛夫斯克，已入欧洲境矣，三时至喀山。
七时半（莫斯科时间二时半）抵莫斯科。欢迎甚盛。我大使馆到有参赞宫亭。苏联外交部负责人致欢迎词，余致答词。
住苏维埃大饭店，我的房间有三个套间，两个浴室。工友告我，前次彭真同志及中苏友协钱俊瑞同志来莫斯科，均住此室。
六时，全团赴克里姆林宫，参加苏联党和政府欢迎匈牙利领袖卡达尔欢迎酒会。遇到刘晓大使。会场三个大厅相连，我被介绍会见了西蒙诺夫、波列伏伊诸人，并看到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萨哈洛夫等全部中央领导。
九时许回饭店，看电视，十二时左右入睡。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上午赴苏外交部，正式拜访部务委员兼新闻司长伊利切夫，代交龚澎同志赠送礼品。外交部在斯摩棱斯克大厦，高二十七层。又参观莫斯科地下铁道，从白俄罗斯站下去，共青团站回到地面，共行七公里许，每站都以大理石雕砌甚精。又参观市容及旧市区。
三月三十日 星期六
上午参观东方博物馆，有徐悲鸿画。下午，参观天文馆。晚在莫斯科大剧院看歌剧《魔鬼》。剧场有五层看台，颇宏伟。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上午，参观克里姆林宫，先到部长会议大楼，瞻望列宁办公室及其简陋宿舍。闻列宁精通英、法、德等五国文字。在部长会议大楼里，也看到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的办公室。
又参观大克里姆林宫、三座教堂、武器陈列馆及大钟。
下午，全团列队瞻谒列宁、斯大林墓寝，献了花圈。晚，又赴大剧院看芭蕾舞《涌泉》，系根据普希金长诗所写。在剧场遇到贺绿汀，他来苏是参加音乐工作者代表会的。
晚十一时回饭店用餐，疲困极矣。
四月一日 星期一
上午参观小型汽车厂，每天可生产“莫斯科人”小汽车十七辆。
伊利切夫同志来共进午餐。
下午，赴百货公司参观，并看时装表演。
四月二日 星期二
今天天气晴朗，是到莫斯科看到的第三个大晴天。街心花园积雪很快在消融。上午参观市中心市场，旁有集体农庄市场，货色多而贵。
下午访问对外文协，送了礼品。晚七时半，访问《真理报》社，受到极隆重的接待。总编辑撒切可夫及全体编委都参加。撒切可夫和我都致了词。
十时回饭店，开了团长会议，布置下一阶段工作。在莫斯科参观后，将分成两队，分赴波罗的海、乌克兰及中亚细亚各加盟共和国参观。
四月三日 星期三
上午，参观农业学院。下午，赴列宁山参观莫斯科大学，由副校长亲自引导。晚赴音乐剧院看芭蕾舞《天鹅湖》。该剧团曾到北京演出，所以对我们更友好。剧毕，请我们登台与演员合影。
四月四日 星期四
九时出发，到距莫斯科三十五公里的高尔克镇。谒列宁逝世之别墅。
下午，访问市苏维埃。晚，伊利切夫在其家款宴，极为热情，他家藏名家油画很多。
四月五日 星期五
晨起，车赴离市区一百五十多公里的核电站参观。归途，经女英雄卓娅被难处，有大理石像。
晚八时，访问《消息报》，就在那里晚餐。该报国际部负责人罗果夫，与我在渝时相熟。
下午五时，大使馆参赞陈础及宫亭同志来访。旋我即与徐晃同志同往大使馆看访刘晓同志。后日将分两组分赴各地参观，我和卢竞如大姐率一组先赴爱沙尼亚参观。另一组由徐晃同志率领，赴中亚细亚各加盟共和国参观。
四月六日 星期六
参观列宁博物馆及画廊。
四月七日 星期日
五时即起，八时五十分飞爱沙尼亚，下午三时抵塔林，宣传部长、《人民之声报》总编辑等来迎接，下榻宫殿旅馆。下午，塔林市苏维埃主席接见，极隆重。接见后举行酒会。七时辞出，参观市容。
塔林临波罗的海，纬度极高，夜晚九时半尚可在室外看书读报，严冬更彻夜长明，时有五色光闪起，名“北极光”。天气比莫斯科为冷，而景色绝佳，到处引人入胜。人口有三十余万。在海滨看落日，树梢红透，而下部仍蔚然油绿，诚为奇观。
四月八日 星期一
八时半早餐。此处西餐风味甚好，尤合我的口味，火腿肥肉少。闻当地农民有一句谚语，大意谓：有了好的猪肉和土豆，便什么都满足了。蛋糕也松软而甜度适中，开人胃口。
九时半，乘车赴哥霍拉也特尔维，参观煤炭联合公司。该处距塔林有二百公里，一路风景甚清丽，公路旁有木板隔墙，盖防积雪溢入公路也。
工厂主要生产煤气及炼制高级汽油。
该地苏维埃及工厂联合欢宴，菜极丰盛，酒亦醇。盖波罗的海三国，文化上受西欧影响颇深也。
六时半宴会毕，出门大雪纷飞，我为江南人，此盖生平之奇遇也。
八时半回到塔林，当地新闻同业来采访，电台要我去广播，当与卢大姐商酌好讲稿。
塔林离芬兰甚近，隔海隐约可看到芬兰的房子。
四月九日 星期二
早餐后出发往距塔林二十二公里处参观“未来”集体农庄。又访问两户农民家庭，每家有沙发和收音机。访问出来，又大雪纷纷，雪势益猛。
晚饭后，参观波罗的海舰队，唐平铸同志着上校制服同往。舰队政委并亲来迎接。
又赴爱沙尼亚歌剧院观剧。演毕，又被邀上台与演员合影留念。
昨为星期一无报，今日各报都以显著地位刊出我团消息及照片。我在广播台讲词，亦译成爱沙尼亚文登载。
四月十日 星期三
昨晚离剧场后，踏雪路归。途遇苏联电影演员《易北河会师》之男主角，相互热情招呼，并谈爱沙尼亚正在拍第一部故事片。今天在餐厅又相遇，原来他也住在此旅馆。老远就打了招呼。广播电台送来稿费一百五十卢布。《人民之声报》送来稿费二百卢布。
十时，访问爱沙尼亚文化部，与部长交谈约一小时。又访问了儿童院，该院共收容从刚出生到三足岁的儿童一百九十个，全是私生子或母亲因病无力养育者。一百九十余婴儿，有一百六十多个工作人员抚养。四时后，游赏塔林市容，市中心相当热闹，有中世纪欧洲城市情调。我买了一个橡皮青蛙及别针数枚，以便归赠亲友。
五时，爱沙尼亚党中央招待，由第一书记凯宾同志接见，送我们每人一套书籍、一套唱片和一面小国旗（闻该国中国人来访者不多）。我们也回赠了礼品。
晚九时，塔林文化界举行盛大宴会饯别。
四月十一日 星期四
七时半，整理行装，文化部又送来照片多张。十时从旅馆出发，十时三刻登机，沿海低飞高度约八百米，甚平稳。十二时半即到拉脱维亚首府里加，迎者数百人，我在机场又致答词。机场举行献花仪式，可见当地之重视。
住里加饭店。闻该店战时被毁，最近才修复。房间小巧，室内有浴室等设备。
二时饭后，即出发参观市容，里加有人口六十万，参观露天音乐广场，有座位数千。闻波罗的海三国人民咸酷爱音乐也。
七时半，看芭蕾舞，所坐包厢为特等的，后面有两层专用休息室，过去殆专供贵族所坐。该剧院气派颇似莫斯科大戏院。
拉脱维亚文字用拉丁文，比俄文易认。文化方面大概受德国影响颇大。
四月十二日 星期五
八时半理发，很快速，不洗头，不刮脸，也不吹风，十五分钟即解决问题，理发费由拉文化部招待者所付，闻每人为十卢布。十时，赴渔业集体农庄参观。该农庄一般渔民每月有四至五千卢布收入。船长及轮机师约为八千卢布。下午，参观里加儿童之家。五时半，赴海滨游览，滨海区距里加市约二十五公里，那一带大都为暑期休假者及游客旅游地，风景及房屋设施均属上乘，海边沙很细。所有一切，比我四十年代所见之香港浅水湾好得多。七时半，看话剧。今天相当冷，傍晚飘小雪。
四月十三日 星期六
九时，参观无线电厂，是苏联规模最大的无线电厂，制造三种收音机，最大的售两千卢布，附有电唱机。还有一种叫“旅行家”的手提式机，可以插电，也可用干电池，电压也可变换。
二时，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接见，谈了许多基本情况。因晚上电台约我广播讲话，因请列娜同志（苏外交部翻译）同回招待所，我急写好约两千字，请她译成拉文。
七时，参加文化、新闻界宴会。新闻协会送给我团每人一架“旅行家”收音机，我们也回赠了礼品。
文化部长和我长谈。他一九二二年即参加革命，革命军中有一个排全是中国同志，所以与中国同志的战斗友谊很深。
今天又下了一天大雪，晚上又月明如画，一轮高悬。今日抽空写一航空信寄沪。
四月十四日 星期日
九时参观集体农庄市场。后在街心花园小坐，拍了几张相。
十二时，赴电视台播讲，连翻译共讲了半小时。此为我生平首次上电视。闻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首都及大城市均已设有电视台。
四时前到机场，送行者包括文化部长、文联主席共二百余人。四时二十分起飞。天气清明，而机身颠动殊烈。八时到明斯克，停机休息二十分钟。九时十分到乌克兰首府基辅。下机时大雪纷扬，到机场迎接者有对外文协分会及各报负责人二十余人，还有一位到基辅实习的莫斯科大学留学生姓李的同学，热情来迎，并协助导游市容。基辅有一百万人口（乌克兰全国四千二百万），为苏联几个大都市之一。所住旅馆甚宏伟，仅次于莫斯科苏维埃大饭店。最难得洗澡间终日有热水，可见燃料甚充足。我脚有湿气，烫了一次脚，为来苏后最舒服之一次。十时半晚饭，乐队特为我们奏《全世界人民心连心》《东方红》两支曲子。
四月十五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窗外一片白色，可见一夜的雪下得不小。出门，雾很重，且泥泞不堪。到第聂伯河水库，仅匆匆一过，有高桥长一千八百米，仅比我武汉长江大桥短二百余米。
基辅很像重庆，有上下城，马路时高时低，我们仅参观谢甫琴柯大学及一有地下室之大教堂及上坡电车等处。基辅甚美丽迷人，可惜我们仅安排半日游程。
下午一时告别基辅，四时飞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下机后春风拂面，完全南方天气矣。续行于下午五时半抵斯大林诺，欢迎如仪。我们下榻顿巴斯旅馆，为该地仅有之旅店。同住的有我国来此学习之矿工同志，告诉我们，参观矿井时必须注意碰头。据苏联新的五年计划，到一九六〇年年产煤六亿吨，顿巴斯占三亿吨。
与《顿巴斯报》同志出观街景，他说赫鲁晓夫去年曾来此市视察，批评专建高楼大厦之不对。现在市政建设已偏重于实用。
街头无路灯，甚觉不便。住所也很像上海的东亚旅馆。开水要自己去打。
四月十六日 星期二
十时，赴矿井参观，先由矿井主任介绍该矿情况，然后各人换好下井衣服，戴矿灯帽，灯可照二百多米。该矿在德军占领时曾放洪水，迄今未干。顿巴斯一带煤层极薄，而煤质甚好，可以炼焦。
今天真正体验了生活。在巷道内低头走了几公里，又爬了二三百米，最矮处需伸腿爬行。出井后，精疲力尽，为赴朝慰问以来走过最艰苦的一段路。
矿井送我们每人一个矿灯，为最隆重之礼物。出矿井后，我们即合照一影，以为纪念。
五时半，看苏军中央部队与顿巴斯足球队足球比赛。结果一比零，顿巴斯胜。观众狂欢。球场夜间可用，有三四百盏照明灯。
在矿井题了一幅字，晚上，又为《顿巴斯报》写一短文。
四月十七日 星期三
九时早餐，州委书记告别，席间又一番干杯，吃了两个钟头，十二时赴机场。在机场据州委书记谈：顿巴斯范围很大，延绵四个州。在斯大林诺（顿巴斯中心）即有五十二对矿井。此外，尚有顿巴斯彼得洛夫斯克、罗斯托夫等州。
在开机前十分钟，又开了两瓶酒，各干一杯。他们说这是乌克兰送行的规矩。且在酒完后，大家要沉默两分钟。大概是唏嘘惜别之意。一时开行，今天飞机较稳，天气也好。二时半后，即看到黑海，海面深绿，并非黑色。飞机降到三百米沿海飞行，约行了半小时，降落索契机场。市长及市工会代表七八人来接。他们有的已着香港衫，可见已完全南方气候。前两天在波罗的海及乌克兰尚大雪飘飘，今到黑海边，完全换一天地矣。
从机场到索契市有三十多公里，索契市本身即绵延三十二公里，人口七万，绝大部分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终年不绝。索契为苏联最著名的旅游胜地，有黑海边最好的游泳浴场。我们住的旅馆即在市中心之海滨，我的房间在三楼面海，推窗一望，绿水拍岸如涛，远处风帆点点。走出旅社门，见市内到处绿草如茵，杂花似锦，马路平坦干净。不远处有巍峨的建筑，为军官休假处，名伏罗希洛夫休养所。矿工休养所则名顿巴斯休养所。乘车在市内一周，景色近似香港。
晚在餐厅吃饭，有一位女侍者能讲流利的中国话，甚以为奇。九时在门外徘徊，见她偕一男友亦能讲中国话，喜而问之。原来他们曾到过我国，且在武汉工作多年。她告诉我：这几天报上最引人注意的新闻，是伏罗希洛夫主席率代表团访华，到处受到我国热烈欢迎之情景。
四月十八日 星期四
昨晚十二时半才睡，今晨七时即起，窗外阴霾，推窗一望，原来昨晚下了大雨，气候微凉，乃将昨日甫脱下之棉毛衣裤仍着上。据唐平铸告诉我，他今晨去海滩踯躅，见有两男三女在游泳。
我们住的地方叫海滨旅馆，正处在风景点，终日可听到海涛声。我在旅馆写完家书后即赴海滨漫步。
我到苏已近一个月，最突出的感想，必须大力注意发展轻工业，否则难以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斯大林在人民中的印象，各地似不一致。听说格鲁吉亚及第比利斯，人民仍尊之如神；其他各地则避而不谈。下午，我到索契市中心游览，有一广场仍名斯大林广场，原拟建斯大林铜像，现在则列宁像巍然独立。
在海滨看到一小孩，长得很有趣。据他的同伴说，他出生在上海，其父母都曾在上海国际旅行社工作。但这孩子不会说中国话。
今天在旅馆门前碰到一批中国人，原来他们是中央林业部派来考察的。他们说，在塔什干，曾遇见我们第二组的同志们。
四月十九日 星期五
七时二十分出发，八时到达机场，约半小时起飞。十时到达第比利斯，为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斯大林故乡哥里离此不远。机场犹有售斯大林胸章者。文字与俄罗斯文完全一样。十时半续飞，机上来一村妇，怀一婴儿。机上特为她挂一特制之摇篮。可见民用航空在苏联已十分普遍矣。
十二时半到巴库，机场欢迎甚盛，对外文协主席、外交部部长助理及文化、新闻界数十人，并每人献一大束鲜花。
从机上下视，即见到处铁塔。离机场后，一路见到油井如林，都是自动抽油的。
下榻国际旅行社，沿海（里海）岸绿树葱郁，颇似上海黄浦江边景色。五时，阿塞拜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接见，极为隆重，各部部长或副部长均参加。谈话后，游览市区。
七时半，参加晚会，适冯仲云为领队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亦到此，乃组织晚会一并欢迎。节目大都为民间舞蹈及民间音乐，奔放而热情。巴库时间比莫斯科迟一小时，比北京早四小时。人口一百余万，为全苏第四大城市。
四月二十日 星期六
翻译同志六时电话将我叫醒，七时早餐，七时三刻即出发至一百七十公里外的古班库区，参观集体农庄。
阿塞拜疆地处高加索，为大草原，与中亚细亚各国相仿，主要缺水。近二十年来，已做了很大努力，搞的小型水利，已很有成绩。今天我们所见，一为古班区的奥尔忠尼启则等六个农场合搞的小型水库，居然能发七百五十千瓦的电。一为巴库附近之人工蓄水湖，规模相当大，尚未全部竣工。十时半，到了古班区，区党委及办事人员，迎接隆重，我又致了答词。先在区俱乐部吃了早餐。有一种饼很好吃，甜而不腻，据说是古班的特产。该区农户一家收入年为五万卢布（平均）。人民生活相当充裕。
午饭吃罢，已六时半，即驱车回程，阿塞拜疆共和国有两位副部长始终陪同（一管文教，一管农业）。九时三刻始回巴库。今天拿去洗的衣服均已烫平送回，服务真周到。
到高加索最大的不习惯是饮茶，我又素不吃鱼类及牛羊肉。今天在古班农庄招宴时，第一道菜为羊肉卷，同席咸叹为异味，我则掩口欲吐，幸同时送上一大盆鸡，掩饰过去了。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中国提倡谦虚，对苏联人民印象深刻。在莫斯科时，《真理报》总编辑撒切可夫和《消息报》总编辑古井在我讲话说要虚心向苏联学习时，都说要相互学习，中国同志这种谦虚态度，就是苏联应该学习的。在斯大林诺，一位工人同志对我说，来此学习的，以中国同志成绩最好，因为他们最谦虚。今天，在阿塞拜疆部长会议欢宴我们的时候，也同样赞美中国同志，有一段话最有深意。他说，阿塞拜疆有句谚语，结满果子的树总是向下垂的，真正有成就的人总是谦虚的；只有什么果子也没结的树，才张枝舞干，两眼朝天。
下午参观炼油厂，登九十多米的铁塔，据苏联同志说，这是全国最先进的铁塔。
今天巴库刮大风，遍天灰黄色，像北京冬天一样。据司机同志说，巴库一年四季刮风，很少不刮风的日子。巴库同志说，巴库这两个字，就是俄文刮风的意思。
三时半，应邀到巴库电台向土耳其、伊朗广播。五时半，由对外文协副主席陪同逛百货公司，买了两个茶叶筒和两个胶盒。
七时三刻，赴巴库音乐和芭蕾舞剧院，看古典音乐剧《阿思丽和恰拉蒙》。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九时出发，去离巴库七八十公里处的海上采油站参观。我原以为要坐船去。到了那里，才知汽车可直通水上平台，车在钢架木堤上行驰，单程线，极为平稳。木堤联系了一群采油井，平台亦连片，其上建办公室及单身职工住宅，外为餐厅、俱乐部、休息室等，俨然成一小村落矣。
三时，阿塞拜疆第一书记接见。后赴对外文协及各报欢宴，为饯行也。七时，参加列宁诞辰八十七周年大会。归已深宵，检点行李。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在斯大林逝世前，各共和国第一书记均为俄罗斯人，近年已有所改变。
六时十分从旅馆出发，经一小时始抵机场（相距三十五公里）。七时四十分起飞，始终在里海上空飞行。约两小时半，到阿斯特拉罕，该处为伏尔加河通里海口。十一时续开，仅一小时许，即到斯大林格勒。下机后，有对外文协同志来迎。一路行来，天气晴朗，但有风，飞机晃动殊甚。
斯大林格勒这个英雄城市，早已名震寰宇；这个城市的血战，挽救了自由人类。我在机上，看到郊野小麦初绿，即有亲切喜悦之感，亦怀无限感激之情。入市途中，见铁路有一列火车，满载拖拉机（这里有个大拖拉机厂），想见苏联近年生产恢复之快。
住的旅馆设备很新式，当是战后新建的。我住了一套房间，舒适仅次于莫斯科。
五时出发参观市区。先到伏尔加河岸看战争最激烈的地方。闻该地将建一六层高的纪念塔。附近已有一水泥坦克纪念，闻当年即由此冲出去，与大兵团会师，包围歼灭了几十万德军。
又参观当年战斗最激烈的巴甫洛夫大厦。现在大厦已修复。我与该大厦出生的两个孩子合摄一影，以留纪念。我在废墟上，还捡得一块废铁，想见大会战落下炮弹之多。又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纪念博物馆参观，曾代表全团在纪念册上题字。该馆讲解员对斯大林功绩含糊其词。
据城市设计院报告，该市房屋在战争中毁去五分之四（即一百五十万平方米），现已新建一百八十万平方米。目前每年建房十五至二十万平方米。主要干道为列宁大街，甚宽阔，电灯又特别亮，路灯为霓虹灯管，每行三排，入夜一片通明，不愧光明大道。
住的旅馆名字叫斯大林格勒大饭店。十时半准备入睡。整天飞行、参观，大家都感劳累不堪了。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八时出发，向东行三十公里，至伏尔加河渡口，登上轮渡（运河有落差）。到水电站，有二十余座电站，统一管理。由总工程师报告，该电站于一九五〇年开始建造，明年（一九五八年）第一期发电，一九六〇年可全部建成，共有二十二个机组，每机组发电量为十万五千千瓦，将输送至莫斯科、顿巴斯、乌克兰等地。
参观工地，有如铁塔的起重机几十架，每架只有二人操纵。后又至堤下，看进水闸工程。
归途，曾至拖拉机厂拍照并略事参观。
在运河边为斯大林铜像照了三张相，这铜像高大无比，仰不见顶，不知费去多少纯铜（战后苏联物资奇缺）。难怪赫鲁晓夫揭斥个人迷信。但导引同志，对此只字不提。
今天下午出发时，有一位老太太在旅馆对面的烈士广场献了花。她见到我们，老泪横流地说：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卫国战争中牺牲；在围城中，家中留下的三个人也饿死了。边说，边号啕大哭。我看斯大林格勒的居民，绝少有展露笑容的。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十时早餐，斯大林格勒州《真理报》总编来送行，致送每人一册照相簿。我们回赠一套福建漆器茶具。他说将送至斯大林战役纪念馆陈列。
十二时半动身，一路平稳，三时三刻即抵莫斯科。在机场等候，五时半晚餐，在休息室看电视。八时三刻又登机飞列宁格勒。一路天空景象，时呈奇观。先是上面明亮，下面晦暗；十时左右，全部变黑。迨离列宁格勒不远处，忽见五色光明亮，光芒四射，殆即北极光欤！
十一时抵列宁格勒，住阿斯托利亚旅馆，与徐晃同志率领的分团会合。十二时半晚餐，与去中亚细亚的团员畅叙别后所见。一时半睡。旅馆床前悬有厚绒毯，以遮“白夜”也。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十时出发参观市容。列城风景幽美。今年闻将纪念彼得大帝建城二百五十周年。今日参观者，有尼古拉一世及彼得大帝铜像、冬宫、涅瓦河、芬兰湾海滨等处，还到斯摩尔尼宫及阿芙乐尔巡洋舰参观。
今晚从工人文化宫参观出来，已晚九时半，天尚亮如白昼。回旅馆，看到《人民日报》多份，知国内热烈展开百家争鸣，已进入高潮。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上午，苏外交部陪同我们访问各地的葛里高利也夫和布洛克同志，来和我们商谈今后的日程安排问题。苏联同志希望留我们在莫斯科过了“五一”节后，再去克里米亚、雅尔达参观、休息几天。但我团的同志们，则因国内整风是难得的自我改造的好机会，哪怕已成尾声，也急于想回国参加一下，所以，都主张婉辞谢谢苏方的盛意，参加红场的“五一”庆祝会后，即早日回国。布洛克等同志允将我们的希望转达。
十一时，去冬宫参观。规模极大，楼梯就有一百多座，大小厅堂二千多间。我们走马看花走了一遍，就费了好几个钟头。印象最深的是陈列的美术品极丰富；有些名画，已见诸我国报刊。中国美术品也陈列了十几个房间，但精品似乎不多。最后参观金器馆，其中有四千年前在巴库一带出土的古金器。
下午，乘车赴离列宁格勒约四十公里的列宁避难木屋及草棚参观。七时半返抵旅社。这次我们来苏，除出生地及流亡处外，凡关于列宁纪念的场所，都瞻谒过了。
晚八时，列宁格勒州委宣传部及新闻出版界欢宴。宴毕上车站，在站台上又歌又唱，与欢送者联欢，中苏友好气氛非常热烈。旋即登车。这是我们从踏上苏联国土第一次乘的火车。客厢比我们的宽，每节车八室，每室对坐（卧）二人，没有上铺，厢内有各种灯九盏，挂衣处甚多，车厢也似乎比我们的高些。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车上睡得很好，铺位宽而暖和。列宁格勒离莫斯科约七百公里，听说是世界上最直的铁路。因为当年设计大臣把计划送呈彼得大帝看时，大帝说路线太弯曲了。他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直线，命令说“照此建造”。
九时四十分抵莫斯科，仍住苏维埃大饭店。我住三〇七室，似乎比上次住的房间更舒适些。下午三时，参观莫斯科画廊，珍品极富，美不胜收。经过红场，已搭好牌楼，“五一”庆祝空气已十分浓厚。
五时，《文化报》总编来访，约我写一篇记述中国的文化生活，以纪念“五五”出版节。
莫斯科的天气已相当温暖，白天出去，不穿夹大衣也可以了。
四月三十日 星期二
十时，赴立体电影院看短片两个。开头，并无立体感，等上面一条红光消失，才感到栩栩如生。
据陈泉璧同志告诉我，他听记者站同志说，最近中央负责同志表扬了《文汇报》，而《人民日报》则受到批评，说还不及《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日报》，因此《人民日报》大加改革云。怪不得我看到最近的《人民日报》，从内容到编排，更加生动、活泼了。我在苏联，也注意苏联各报，看到《真理报》比较呆板（最近也登了象棋等内容），《莫斯科晚报》和《莫斯科州真理报》就比较活泼些。
今天已是一片节日景象，到处高悬红旗。我注意领袖像的排列，很不一致。比较一致的，是赫鲁晓夫第一，布尔加宁第二，而斯大林像则到处不见。有些学校，还保存一些画像和石膏像。
大使馆参赞陈础同志及张映吾同志来访，带来新到的《文汇报》。
五月一日 星期三
劳动节。今年能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欢度劳动节，感到极大的光荣。六时起身，整容整装；七时早餐，向所见的人——包括餐厅服务人员，互问节日的好。布洛克、葛里高利也夫也早来了。葛并带了他九岁的男孩一起来，也互相祝贺。
八时许出发，大家带了自己的护照（我的是外交护照）和入场请柬。一路已看到参加检阅的战车队伍和群众队伍首尾相接。我们来到高尔基大街即转入花园环行路，绕至克里姆林宫旁下车，出示护照、请柬，至观礼台（我们是第七台）又检查一遍护照。红场还没有天安门广场大，检阅台即在列宁、斯大林墓上，分为两层。当然也没有天安门那么高。两旁看台即在墓下的石坡上，隔成若干区域，有石条可坐。
我们到观礼台时，已九时零五分，石条上已坐满了人。我好不容易在第三排找着一个位置坐下。九时半，乐队及各种部队，仪仗队分别由东西北三路进入红场。行列甚整齐，乐队约有八百人。
克里姆林宫伊万雷帝钟楼的钟每一刻钟即鸣一阵。刚到十时，钟鸣声中，即有广播宣布“五一”仪式开始，苏共中央负责同志们登检阅台上层，下层为元帅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并挥草帽向观礼来宾致意，观礼台掌声一片。旋朱可夫元帅坐一辆新汽车驰至广场中央，另有一车载一将军从另端驶至，敬礼向其报告，并即驰至部队前传达命令。这些声音，都在广播中播出。部队听毕朱可夫元帅命令，“乌啦！乌啦！”三呼，旋将军又驰至其他部队传达，约共十五分钟，将军回到观礼台，时克里姆林宫的礼炮轰鸣，朱可夫元帅宣读“五一”命令。约十分钟，检阅即开始。首先是在场的乐队，然后是苏沃洛夫军校学员，然后各兵种依次行进。每一兵种受检者有三个方队，极为整齐。地面部队刚过，飞机即成队出动。首先是一架喷气式轰炸机带领四架喷气战斗机掠过天空；然后三架一队，五队一组，都是喷气式，飞鸣而过；最后，有五十架白头飞机，更快捷地轰鸣而过。约计今日受检阅的飞机有一百八十架以上。最难得的，是低飞检阅的飞机好像贴近检阅台上空，比红场四周教堂的塔尖略高一些。
飞机过后，地面部队出动受检。战车、坦克，每排四辆，每组五六排，行驶甚速。先是装甲车、降落部队、降落小坦克，然后是坦克战车、各种炮、“喀秋莎”、火箭炮、高射炮等。后来我和唐平铸同志谈，他说，其中有很多新东西，如“喀秋莎”比以前见过的式样不同，火箭炮也很特别，平射炮炮身极大，还有一种炮后面附带的机器像一座小发动机。
武装队伍检阅完毕，开始群众检阅，时已十一时一刻，先是少先队员跑至检阅台前，也是放一群鸽子和气球。少先队员后，是体育队伍，真是五光十色、丰富多彩。先由摩托车数十辆，每辆有一女子，着短裤背心，立在高架上，手执各不相同的旗帜（每旗代表一个运动队，如斯巴达、狄那摩、火车头等）。由相反方向驰过红场（大队是由西向东行进）。接着，每一种运动项目，都有男女两大队作相应的动作而过，有的还停下来表演。最令人惊奇的是网球、篮球、足球队伍，除大批选手执球昂然而过外，有好几个队带了活动的球门、篮架、网架，两队一路比赛而过，踢、打同时有好几个球，令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
体育大队后是群众队伍。那时，广播中喊出各种口号，各行各业，循序而进，与我天安门游行相仿佛。
红场列宁墓对面为百货公司大楼，面向检阅台，高悬马克思、列宁像，四周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各个人的像。会后，步行约两公里，绕至克里姆林宫后门，登车回旅社。
晚看电视，大都为音乐节目。徐晃等同志步行去红场看礼花夜景，我因疲倦未去。
五月二日 星期四
今天气候骤冷，着夹大衣出门还嫌冷了，据天文台报告，今夜最低温度为零下三摄氏度。
上午，开全团会议，初步总结工作，大家认为，此次来苏近四十天来，收获甚大，印象很深刻，内部团结很好，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事件。缺点是出发时任务不很明确，开始组织工作较差。苏联方面对我团极重视，布置也十分周到，所到处都洋溢中苏友好热情。
下午二时，出发赴中央体育场看足球。体育场在列宁山下，与莫斯科大学隔河（莫斯科河）相望。球场甚大，绿草如茵，看台有三层，共可容纳观众十万人。今天为苏联最强的两队——狄那摩队及斯巴达队比赛，门票早已售罄，门前等退票的很多。
午餐后，一部分同志去看宽银幕电影。我与邵燕祥、刘克林等同志再去中央体育场，看冰上芭蕾舞。
晚饭后，与邵燕祥、刘克林同志闲谈一小时半，喝了些白兰地。
五月三日 星期五
这几天，主要负责招待我们的是朗司可依同志。这位同志很热情、周到。每餐后，必问下餐喜欢吃什么？并特为我预备猪排或火腿。因此，我在生活方面更感方便了。上午，一部分同志去看动物园，我因要赶写今晚电视广播的稿子，无法同去。
和丁九同志谈话。他说，我们这次来苏，是非常团结和融洽的。当初要我当团长，是中央决定的，如果林朗同志仍来，是当副团长。党对我这样信任，由衷感激。来苏四十天来，所有团员同志都对我尊重，使我非常感动。
下午三时，参观《真理报》印刷厂，规模的确不小，有四千多职工。除《真理报》外，还代印好几家报纸和杂志。
六时，赶至电视台，我和徐晃、卢大姐两位副团长，都在电视里讲了话。
五月四日 星期六
十时，苏联文化部长米哈伊洛夫接见，由我提出三个问题。米氏刚访问中国回来不久，所以谈得很热烈而亲切。
下午五时，到工会大厦参加苏联出版界纪念大会，会场就在举世闻名的圆柱大厅。厅并不大，圆柱是纯白色的大理石制成，闪闪有致。
我被邀登上主席台。来宾中被邀登主席台者，尚有法国新闻界代表团团长等。
在会场，有几个售书台，据说出售的书是外面轻易买不到的。是以买者拥挤。
工会大厅是老房子，离红场很近，部长会议新建的办公大厦就在隔壁。斯大林等要人逝世后，多在圆柱大厅守灵祭吊。
五月五日 星期日
清晨赴陈泉璧同志房内取回雨衣，并商议分配礼品，预备赠送陪同我们参观的几位苏联同志。
十时半，出发赴高尔基中央文化休息公园游览，有一位《莫斯科晚报》记者在门口等候我们，以作向导。公园大约有一千六百多亩面积，分两大部，一为公园的主要部分，一为莫愁园，供双双对对情侣畅游。园共长十五公里，比上海外滩到中山公园还长，横亘莫斯科河对岸，花树婆娑，鸟鸣蝶飞，风景曲折有致，宜乎莫斯科绿化面积世界闻名也。
七时半，赴记者之家，外交部新闻司特为出版节开此宴会。我们是主宾。席间，有日本记者一再和我碰杯，还有两位美国记者（过去到过我国的）也殷勤和我们周旋。
五月六日 星期一
莫斯科气候又变温暖了。昨晚睡得早，今晨六时半即起，朝暾已耀目。这几天情绪甚矛盾，离家已近五十天，急想回国。另方面，苏联美丽的国土，热情友好的人民，舍不得离开；骤然离去，不知何年何月再来此友邦。
据同志们说，在苏维埃大饭店，普通不带浴室的房间，至少每天收费三十五卢布：像我住的三套间房间，每天收费至少一百五十卢布。我们每人每天的伙食，至少要四十卢布，加上每天交通开支，所费更多（如从斯大林格勒至列宁格勒的机票每张即需五百卢布）。
十时半，出发至农业展览馆，地址在莫斯科西北部，面积很大，而其中道路如矢，绿草如茵，池塘似镜，喷泉如流珠，真像一人间天堂的大花园，面积有几百公顷。除有几座高大的综合馆外，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各有一馆，建筑亦全按民族风格，其中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各馆最为丰富、华丽，展品琳琅满目。我们走马看花似的参观一过，有目不暇给之感。等到休息时，腿已酸麻了。回到旅社，躺下看看电视，不知不觉地熟睡了。
醒来，换上西装，电话已来催了三次。入餐厅，布置整齐，宾主毕集。今晚是正式宴会，外交部新闻司及《真理报》《消息报》等各报总编辑均到。我大使馆的陈础及宫亭同志均出席作陪。新闻司长伊利切夫同志和《真理报》总编辑撒切可夫同志讲了话。我和徐晃同志也讲了话。席间，《新时代》周刊总编问我对《新时代》的意见。听说，他们准备增出中文版。
撒切可夫同志对我说，苏联天气下去越来越好了，问我们是否有意再勾留两个星期？我说，在苏联再留几个月也是高兴的，太美丽逗人了。但国内正在热烈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再不回去参加，怕思想上赶不上了。
五月七日 星期二
七时半被电话铃声叫醒，下楼早餐。卢大姐说，图一〇四飞机预定九日起飞，但如赫鲁晓夫十日接见，又可能延期。
九时许，出发赴大克里姆林宫，列席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开幕礼，我被邀坐在列席座位的第一排，甚受优遇。会场门口，有好几张签到的桌子。
在开幕前，遇到爱沙尼亚党的第一书记和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连忙和我们握手招呼。很有“他乡遇故知”这样的亲热。
今天的大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都未出席，可能在最后讨论赫鲁晓夫的报告。其余如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萨哈洛夫、朱可夫等都看到了。
大会表决比我国全国人代会简单，问是否同意？大家一举手，一两秒钟就算通过了。
各国使节坐在会场的小厅里。各国记者坐在楼上的旁厅里。
走出会场，我们的汽车中途抛锚，我们主张坐电车回去，葛里高利也夫不同意，另叫了几辆汽车回来。
有一位名叫郭绍唐的中国同志，绍兴人，是早期的留俄学生，参加十月革命，他早已入了苏联籍，娶了苏联老婆，生一个女儿。他已改名郭维洛夫，五十年代初，曾申请回中国参加工作。像这样的例子，我听到好几个。可见中苏两国人民，有传统的血肉友谊。
下午二时，再赴大克里姆林宫，仍坐在前排旁听席，三时开会，由赫鲁晓夫报告，内容主要为工业体制问题，主张管理权下放云。听说，关于工业改革，六月起即实行。
五月八日 星期三
昨晚睡得相当酣，今晨六时半即起。
九时半早餐，十时赴莫斯科广播电台作华语广播录音。同往者有邵燕祥、张又军及翻译王器等同志。
后又访问苏联《文化报》，该报以茶点招待。在《文化报》时，即闻赫鲁晓夫今天将接见我们，二时半赶回旅社。三时午餐，餐完即刮脸整装，三时一刻出发（卢大姐上街未及赶回参加），至苏共中央办事处，由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哈尔拉莫夫同志陪同前往。
四时接见，即在赫鲁晓夫同志办公室。接见时，赫鲁晓夫极为亲切，热烈对我们表示欢迎。我先后提出三个问题：一、改组后苏联工业将出现什么新面貌？二、国际局势之展望。三、今后如何进一步发展中苏友谊。赫鲁晓夫同志一一详答，最后他还主动详细给我们介绍在中亚细亚开垦生、熟荒地的计划。谈话共历一小时四十分钟，在座有伊利切夫和撒切可夫同志，还有《人民日报》的李何同志及新华社的李楠同志，谈话毕，即在赫鲁晓夫办公室照了相，赫鲁晓夫挽了我的手站在中间，其余分两排站在旁边。（按：这张照片，后来在十年动乱中，被造反派在抄家时一并抄去，指为我是修正主义的铁证。大会批、小会斗，勒令坦白交代，折磨逾三年之久。照片上，特地在赫鲁晓夫和我的头部用黑墨水抹上黑圈以示众。）
回到旅社后，形势急转直下，传来的消息，说今晚开出的图一〇四号尚保留余票，如赶不上趟，那我们只能再坐小飞机回去了（当时，莫斯科北京航线图一〇四喷气式客机每周只有一班）。大家决定立即整理行李，赶在今晚出发。
晚十一时上机场。同机有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及我国农业部代表等。
赶来为我团送行的，有伊利切夫、罗果夫、外交部东方司副司长贾丕才及《真理报》代表；我使馆陈础及张映吾同志亦来送别。
五月九日 星期四
晨一时，乘图一〇四机离开莫斯科，计从三月二十七日出发，在苏共访问四十四天。临行前，《真理报》记者将刚冲洗出来的赫鲁晓夫接见我们的照片，赶来每人分送一张。图一〇四号共有四十多个座位，中间有两间包房和一间厨房、两间厕所、两个挂衣间。行李间在机身下部，设备相当先进。共有三位女服务员。
飞机起飞后，即升至一万米高度飞行，四时零十分（莫斯科时间，北京时间为上午九时十分。以后即照北京时间计时）即到鄂木斯克。离莫斯科不到一小时，天即微明，不久即东方发红，太阳跃然升出。
在鄂木斯克加油，休息了两小时。
一时五十分到伊尔库茨克。那一带还相当冷，四周山头尚有积雪。
三时离开伊尔库茨克，从此离别了美丽的苏联，离别了热情友好的苏联人民。
五时十分，飞机降落北京南苑机场，先等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下机后（有我国首长刘少奇等在机场迎接），我们才下机。到机场欢迎者有苏联大使馆参赞及林朗同志等，同业有《大公报》之赵恩源兄等，《文汇报》有叶冈、朱嘉树来接，并向我送了花束。
回到办事处，晚餐吃了稀饭、酱菜等，过去近五十天中，早晚吃西餐，极想尝尝祖国的家常便饭了。仑儿七时许来。八时，挂了上海报社和家中的电话。
浦熙修同志去哈尔滨视察未回。
五月十一日 星期六
上午九时，刘克林、邵燕祥两同志来访。克林所整理之赫鲁晓夫谈话稿，颇为详尽而生动。饭后，与徐晃、卢竞如同志同往《人民日报》宿舍访晤邓拓同志，报告访苏经过。
五月十三日 星期一
回上海。
从此以后，我每天埋头写《访苏见闻》，逐日在《文汇报》发表，引起国内外广泛的注意。中国青年出版社曾和我订约，写毕后即由该社汇集出单行本。
时隔仅二十天。6月8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宏文。接着先后发表了《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两篇掷地有声的檄文。其中有一段画龙点睛的警语：“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不，这是阳谋。”
从此以后，像太上老君葫芦里喷出一道法力无边的烟。神州大地，刮起一股铺天盖地的罡风，使全国几十万知识分子陷于罗网；随后，还被抛入阴山背后；其中，有不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的，还含冤而离开人间。
这是为什么？！时间已做了初步小结。随着岁月的推移，历史将做出更明确的结论。
《访苏见闻》被腰斩了。是年8月起，我被命参加上海市政协集中学习。
9月初，被集中到上海县砖桥乡一个破祠堂里，半天农业劳动，半天学习检查，彻底查出“认识根源”“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同学共五十余人，有沈志远、王造时、彭文应、许杰、徐中玉、程应镠、勾适生、毛啸岑、陆诒、杨荫浏、陈仁炳、李小峰等。我学会了锄草、种菜、挑水、担粪等劳动。两星期放假回家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