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 五十一岁
古谚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我实足年龄五十岁，也好像明白了过去四十九年所做的一切，全是错的，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年初，仍在农村劳动。春节以后，领导上通知将全部转入甫在创建的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开始，同学思想上还有些想不通。过惯了“破帽遮颜过闹市”的被孤立生活，一旦置身在一般群众之中，如何能适应呢？
3月初，终于全部搬入嘉定县外冈乡的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仍是上午学习，下午参加体力劳动。
特别为我们设了一个第九班集中学习，其余八个班为各民主党派及各界党外人士以及各区知名人士。校舍纯由学员自己建造。市委书记魏文伯任校长，由党校副校长李某实际负责。
时，三面红旗已高高挂起，“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铺开，我曾奉命与陈仁炳同学一起参加上海市政协组织的赴江苏大跃进参观团。先到苏州，曾被邀请参观亩产两千斤之验收，田里稻禾黄澄澄一片，的确长得结实，有农民偷偷地泄漏消息，说大都是从另外两块地里割下稻禾放进这块田里的。
在参观团在场目击下，县长亲自监督“割稻验收过秤，亩产为两千零二十斤”云。
在苏州，又看到许多小高炉大炼钢铁，入夜到处火光熊熊。还有许多新发明，如以烘烧饼炉炼钢，名为“遍地开花”云。
嗣后，从镇江过江，至扬州参观两日，乃沿运河至淮安、淮阴参观，则大跃进又更上几层楼，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豪言壮语已越说越豪壮了。所参观之试验田，则动辄以指标“一万斤”“两万斤”写为木牌，插之田头。最为惊人者，淮阴一农业试验场试验田所种的一亩麦田，标出保证亩产七十六万斤，且写有具体措施：土地深翻一丈，将土全翻开，然后一层肥料一层土，如千层糕似的填入田内。结果如何，我们自不及参观。记得那时看《人民日报》，曾载伟大领袖答记者问：大跃进后中国的粮食吃不完怎么办？“最高指示”答道，可以改我国农田为三分之一耕种，三分之一休耕，三分之一改为绿化，多种树木花果。我们还至泗阳参观，则当时当地农民，多半住在一半露出地面之土坑内，几乎每家门前，见有浮肿病者以粗如麻袋的大腿伸出躺倒，向导解释，说是血吸虫病患者云。还到邳县参观项羽古迹。该县大跃进之唯一突出创造，为土法制造之滚珠轴承云。
我这次被派参加参观团，纯为接受三面红旗之现实教育，以有利于加紧自我改造。
在苏南北参观匝月，并到南京进行参观总结，然后返沪。参观团团长为周谷城氏。
1959年 五十二岁
自江苏回沪后，则见各机关、学校大炼钢铁之产品，堆置路旁，路人咸名之曰“狗粪铁”，钢铁厂都不敢问津。而为了搜集大炼钢铁之原料，家家铁门、铁栅、铁器，几无孑遗，而原外侨商店之钢制百叶窗，亦拆卸一空也。
9月，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结业，我被调离《文汇报》，调至上海市出版局工作，在审读处负责审读历史及教育书刊。代局长罗竹风、审读处处长许铭、副处长张景选及同事夏昼、王知伊等对我并不歧视，交谈如常，我精神备感宽慰，有“乐不思蜀”之意焉。
初至出版局时，罗竹风甫赴民主德国莱比锡参加图书博览会。回国后在局内全体会议上作报告，先谈莱比锡所见所闻，后提到路过苏联，说：“我在苏联只住三天，所知当然不及在座之徐铸成同志。”徐铸成与“同志”二字连在一起，我闻之如触蛇蝎，几疑听觉出了毛病。
10月，出版局党委开会，宣读中央文件，宣布第一批“已经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去“帽子”，我亦在其列，又一次当场被称为同志。
我两年前“戴帽”时，受降职降薪的“宽大”处分，撤去《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并撤销全国人大代表等公职，薪给被降下六级。时我母亲尚健在，每月收入，辄赖出售旧衣补贴。后由石西民批准，为港报写稿，得以帮助。“摘帽”后，满以为可以稍加调整，不想载入“另册”如昔。有一次，市委统战部曾找我“交心”（汇报真实思想），我坦白说：“摘帽后别无所求，但望薪给略加恢复，因实际生活困难缠人。”结果待遇如故，政治上受歧视如故，原来很熟的朋友，相见若不相识如故。因此，有“脱帽”而“帽”痕宛在之叹。当时上海有一马列主义专家，大概得到我们“腹诽”的密报，曾公开作报告，说帽子要除根，只有老实学孙行者。孙行者历尽八十一次磨难，决心修炼成佛，等到到了西天，帽痕自然除去，唐僧的紧箍咒再也不起作用了。善哉斯言！但转而自念，修成正果，谈何容易，即如法力高超如唐三藏，自以为立足点已根本转变，不也在后来，见了美女就动心，即弃脚底踹了牛粪的女子如敝屣了么？从此，我再也不做非分之想，决心老老实实“改造”，将安分守己以没世矣。
1960年 五十三岁
仍在上海出版局工作。不久，市政协（我在前年已被任为市政协委员）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增设文史资料办公室，广泛征求老年人士写出亲身经历，不拘体裁，不强求观点一致。我被任为办公室副主任。下午往办公，上午则仍在出版局工作。
当时，政协有学习小组，我被派参加老年组学习。同组学员，颇多不寻常人物，如复旦老教授杨武之先生（杨振宁博士之尊人）及萧纯锦先生（即鲁迅所指斥之杨荫榆时代女师大之教务长），还有严独鹤先生、李储文先生等。还有一位奇特的将军，那就是在天津解放时顽强抵抗的陈长捷将军。他在抚顺战俘营被宽大特赦后，即“分配”来上海政协任专员，一天到晚，埋头于写他的经历。那时的学习、讨论，大概都是照搬“圣谕广训”和《人民日报》已阐述的论调，谁也不敢暴露任何真实思想。比如，有一次，上面布置讨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问题，大家也照《人民日报》的腔调，“狠批”了一阵。休息时，杨武之、萧纯锦两位先生私下对我说：“我们谁也没有这个思想，我相信上海人谁也不会有此思想。小组里如此郑重地讨论，岂非瞎子摸象，无的放矢？”
但也有极少数过分天真的人，如我的好友沈志远先生，“帽子”刚摘去，统战部的人即找他“交心”，要他汇报真实思想感情，他天真地说，他只有两点想不通：一、为什么天安门一定要挂斯大林的像，使中苏关系更多了一个疙瘩！二、目前农业生产还容许保留自留地，为什么分配上不容许有自由市场的流通渠道？真是祸从口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上海那位“一言堂”就认为这两点，都是对外对内的要害问题。从此以后，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位马列主义专家所说的，对沈暗中念念有词，并假借别的“罪名”，又狠批了他达半年之久，紧箍咒念得他滚地、翻腾、抓头、抓耳，实在无法忍受了。后来，他终于在“文革”前一年就仰药而与世长辞了，哀哉！这是后话。
1961年 五十四岁
记得去年新春，名弹词歌唱家徐丽仙曾唱出《六十年代第一春》，脍炙人口。今年是1961年，倒过来看，还是1961。这对我印象极深。
是年，市委宣传部石西民部长亲自抓《辞海》的重修工作（就在1957年毛主席召见部分新闻出版工作者谈话时，据说是舒新城先生亲自接受重修《辞海》的任务。为此，上海特别成立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特包租下外白渡桥堍的浦江饭店，集中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地的学者，分组讨论词目的确定及释文撰写工作。罗竹风局长被调去负责综合编辑工作。我和沈志远兄也调去分别参加政治经济及近现代史组的工作。
从此以后，我几乎可整天不去出版局了。上午去浦江饭店，下午到政协参与文史工作。
去浦江，至少有两个优点是别的地方办不到的。一是伙食特别好。当时已到“三年自然灾害”的“顶点”，猪肉已成奢侈品，一般居民凭票供应极少量的猪肉。而在浦江，仍每桌四菜一汤，大盘的鸡鱼鸭肉（有些还是从外地调拨来的原料）。为此，专家们甚为安心工作，我注意不时有些居士或释士们，也不再茹素，而大快朵颐了。二是市委特许，凡参加浦江工作的，可以不参加任何政治学习，这无疑是一大解放。
1962年 五十五岁
仍在政协文史办公室半天工作，曾为阮玄武（国民党时代曾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葛敬恩（曾任青岛市长，1945年接收台湾时，为陈仪之先遣人员首领）等代写其口述之史料。旋得全国政协通知，希望组织有关金法朗案的资料。我乃亲自访问北洋皖系要人李思浩氏，记录其所谈史料，每月两次。时李已年高八十四岁，犹健谈。谈及段祺瑞两度当国时情景，辄眉飞色舞。每次谈后，归即记其细节。
《辞海》近现代史释文编写工作，我和陶菊隐先生分任北洋军阀时代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编写。亦参加现代史党史部分之讨论。当时已多禁忌，如30年代不能多提，如正面人物不能涉及其缺点；现存人物除毛泽东外，一律不收入，盖尚未可盖棺定论了。总之，一切要以毛选及其注释并胡乔木之《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为根据。辞书虽为工具书，亦不能脱离政治，应为当前政治服务云云。故修订多年，迄难定稿。
秋间，我又被约参加《辞海》审定稿之讨论，后内部出版《辞海·修订本试行稿》，以征求各方面之意见。
是年，次儿福仑与西安马瑞兰结婚。次儿初在北京解放军防化部队服役；后受我牵累，下放至福建，曾参加三明钢铁厂之基建。旋自愿入西藏工作，乃与在藏之瑞兰结识。不久，身临前线，指挥连队，参加对印自卫反击战争。
1963年 五十六岁
港友集我在《大公报》发表之逸事、掌故，在港出版单行本，并代取名为《金陵旧梦》。我仅得一册，后且为市政协某领导索去，迄未归还。
是年8月，长孙女时雯出生，岁月蹉跎，百事无成，我开始有第三代矣！
1964年 五十七岁
上海“左”倾思潮更抬头。罗竹风因在《文汇报》写《杂家》一杂文，遭文痞姚文元连续批判。上海的“一言堂”柯庆施且在正式大会上点名批判，并革去其出版局代局长之职务。出版局乃将我调至成立不久的“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工作。“文献”者，盖集各出版社被认为有问题的人之“收容所”也。时正筹议影印老《申报》，我即被指定担任索引工作。亦“废物利用”也。
6月，长孙儿时霖出生。甫三个月，三儿复仑及三媳张士慧即将此宁馨儿送至上海，交我及老伴育养。从此，得含饴弄孙之乐。朝晚哺以牛乳，不以为劳。
1965年 五十八岁
是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发表姚文元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般知识分子，思想大为震动。旋《文汇报》邀集若干学人座谈，讨论历史上有无清官问题。盖撒网钓鱼也。
各机关团体也奉命做此讨论。
不久，《文汇报》即公开点出周予同、周谷城、贺绿汀、李平心、李俊民、罗竹风、周信芳等八个人的名字，赐以“反动学术权威”之称。而在各机关讨论中，凡认为清官是历史客观存在、清官总比贪官好者，概被指为立场反动。而认为清官比贪官影响更坏者，后来大都封为造反派。
闻《文汇报》编辑部特设小组专管其事，且设小排字房以便保密云。
是年秋冬之际，我由市政协派往青浦“开门学习”，共一月余。同学有满涛、钱君匋、冯英子等，并曾深入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时“后十条”“二十三条”已普遍传达学习，工农出身及视为成分较好者，咸动员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我们则奉命去农村开门学习。
那时，我的长孙方一岁余，牙牙学语，十分茁壮，逗人喜爱。我在青浦期间，暇辄想念爱孙。每晚公余，常摸黑至电话局打长途电话，话筒中听到“公公”的叫唤声，即心甜如蜜。晚上人静，且长途电话半价收费也。
1966年 五十九岁
是年6月24日，为余六十初度，至戚尚来我家，杯酒祝寿。
3月20日，毛泽东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这就说明他对知识分子都当作阶级敌人对待。就在这事以后，在上海文化广场曾举行一次学术界的大会，当时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的张春桥曾当众发表讲话，大意说，知识分子口头上也讲学习马列主义，其实学不进去。他们是一学就懂，书本一放就忘得一干二净。这俨然是圣人们嫡传人的口吻，我还记得1957年反右之初，当时的“柯老”曾找我谈话，最精彩的一段话我牢牢记得。他说：知识分子的习性，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懒于深刻检查自己，问题成堆就难挽救；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忘乎所以了。
可见从好学生到张书记，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
紧接着，是《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写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一场没顶的灾祸，已降临到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及广大人民的头上了。首先遭难的是吴晗、翦伯赞、邓拓、廖沫沙、姚溱以及李平心、傅雷这一批知识分子的精英。
紧接着，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张春桥等为副组长，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等为小组成员，康生等为顾问。中国空前的一场浩劫开始了。
接着而来的是“抛出”彭、罗、陆、杨四位原中央负责同志，接着是“点出”“四条汉子”。
《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方针。由康生之妻曹轶欧找到北大的造反派聂元梓等人，贴出了据说是巴黎公社以来的最革命的大字报。
当“揪出”彭、罗、陆、杨以后，我以为毛主席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所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后革命的主要对象在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旁”，这一下，是揭出谜底了。岂知狂风骤雨，不仅没有从此停歇下来，反而更加翻江倒海似的迫临大地。
从北京开头，掀起了反工作组的狂潮。刘少奇、邓小平等老革命，都被迫处于半停职——“戴罪任职”的地位，而造反派的聂元梓俨然成为革命的旗帜，北京各校各派的小将如蒯大富、谭厚兰等亦应时而起，嚣张一时。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从此以后，提起毛主席，必加四个“伟大”，林彪被封为副统帅、自然的接班人、“亲密战友”。他所精心编制的《毛主席语录》乃成为人人不离手的“红宝书”。
毛主席多次亲自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小将，掀起了全国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等所谓四大民主的高潮，又号召“破四旧”，掀起了各地抄家的高潮。
终于，《我的一张大字报》揭开了谜底，全国才恍然大悟，图穷匕见，原来，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指的现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于是，全国人民视为神圣的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变成一堆废纸了！
在“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时，上海出版局领导曾暗示我，要在运动中接受教育，积极参加。所以，工作组开入“文献”后，并未触动我。我安心接受教育，努力钻研雄文四卷，准时上下班。一般革命群众，也视我为过时的“死老虎”，弃置一旁。
是年，我的长媳朱益陶怀孕，春间来沪分娩，生下我的次孙时霆。因为我家要带领长孙时霖，时霆由其外公、外婆抚育。
1967年 六十岁
我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今年，花甲重逢矣。
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高潮迭起，上海也组织起各种造反司令部。市委领导同志先后被“揪出”“火烧”“油炸”，最后被“彻底打倒”。王洪文脱颖而出，俨然成为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之上海革命首长。
是年1月，《文汇报》造反派首先夺权，经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肯定，认为是最最革命的行动，被称“一月革命”，又称“一月革命风暴”，各机关乃纷纷效法。
11月，长儿和长媳来信，请我亲送次孙时霆赴京。我乃向“文献”造反派请假前往（时当权之造反派为“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版司”）。
我长子家住北京中关村宿舍，工作则在阜外之北京建筑设计院，我在京留住几日，中间曾抽空赴保定勾留三日，看望三儿三媳。在京期间，只在中关村附近小作徘徊，未敢越“雷池一步”。12月初回沪销假。
不图祸从天降，有一天（12月8日）清晨，忽被“版联”造反派头头揪出（后知版联——全称上海工总司出版系统总联络站，他们想借此夺版司的权）。版联并谎报上海革命委员会，说我是文献版司的“摇鹅毛扇”者之一。
当天下午，版司头头即秘密将我送往《文汇报》。《文汇报》造反派立即予以隔离审查。张春桥并在报端发表谈话，说造反派内部已混入坏人。他并报请中央“文革”小组，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从此在全国逐步推行。
我在《文汇报》隔离审查了五十五天，被关在一个洗澡间里。在浴盆上加上一块木板，作为床铺。窗以纸糊，入夜寒风透窗而入，寒彻心肺，共被造反派开大会批斗了四次。没有挨打，但每次必“坐喷气式”，稍一抬头，即被强力按下。
在“狱”，适逢红太阳大寿，一片“万寿无疆”口号声，在斗室中也震耳欲聋。革命群众并吃了寿面。自此以后，我等牛鬼蛇神，每餐必排在革命群众后面。买到饭菜后，必须先向宝像低头请罪，然后低头就食，如基督徒之画十字焉。
在隔离中，白天尚可在馆内行动，并于上下午各清洗厕所一次（但不准看大字报）。有一靠边者有次代我洗刷，被革命群众发觉，立被批斗一次。
1968年 六十一岁
我在隔离中度过了新岁。迄是年春节，始获释放回家。仍每天赴“文献”接受批斗。自然，已归入牛鬼蛇神一类。“文献”共有工作人员一百余人，靠边者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张春桥曾对“文献”下过评语：“庙小鬼神大，池浅王八多。”因为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被造反派统称谓“王八蛋”也。
“文献”之牛鬼蛇神，一律归在并无窗户之垃圾间里，不许看别的书，而勒令反复学习雄文四卷。罚作每日劳动二次，我仍被派清扫厕所。
凡“清”出新的牛鬼蛇神，我们必列队低头陪斗，有时还陪“坐喷气式”。
是年夏，曾全部赴北新泾附近之华漕公社劳动，离市区有二十余里，步行前往。帮助夏收近一月后才全部放回。该公社地处西郊机场附近。放回时，先列队绕各大队示众一圈。每过一大队部，造反派必集牛鬼蛇神开批斗会，选一“走资派”，如宋原放、方学武等为批斗对象，其余则低首陪斗，会后如赶群羊，下令跑步快走。共被批斗近十次，其后一路快跑，一直回到各自的出版社。是日，我们快步疾行近四十里，归家腿痛难忍矣。
又几次派赴曹家渡一带帮修马路，又定期赴桥梁工厂帮拉钢筋。监督我们劳动的头头，是一个敌伪时曾当过“和平军”的造反派（因他不在反革命的“线”内）。他还在批斗牛鬼蛇神的大会上，开口、闭口，以“无产阶级革命义愤”进行揭发批判。
平时除早请示、晚汇报时，我们必须在宝像前低头请罪外，还必须朗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我们俨然被看作战犯矣。是年秋，我母亲忽患中风病，瘫痪床褥。按革命纪律，牛鬼蛇神家属一律不许医生上门诊治。我乃请到一位朝鲜医生，一周来打两次梅花针；而那时我领发的生活费每月只有五十元，只能靠卖旧衣抵补。
1969年 六十二岁
岁末年初，上海新组织起来的工宣队（全称“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入新闻出版系统，掌握了各社的实权。辞海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科技出版社和我们的“文献”四社，被集中在科技出版社内实行军训，进行批斗。所有四社的牛鬼蛇神，一起集中在科技办公大楼的地窖内。地窖阴湿而黑暗，白天也要开电灯。四壁潮湿，壁上渗出滴水；无足够的长条凳，“牛鬼”多坐在水缸边上，就昏黄的电灯，默读毛选。工宣队员不时来监督，催交认罪检查报告。每星期必须写出一份“思想汇报”交工作队批审，并不时指名被押解至二楼，听候革命群众批斗。
清早即集中军训（革命群众也要参加）。由工宣队连长叫口令，领读最高指示，然后带全队人马到打浦桥一带跑步，约半小时后才回来。
广场上竖立一宝像，革命群众早请示，晚汇报。我们这些囚犯则必须低头向红太阳请罪，还须朗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最高指示。
有几天，地窖中也暗地流传私下从革命群众处听来的一件“韵事”。听说有一天清晨，一个素来为工宣队重用的造反派，忘了敲门，走进工宣队连长办公室，只见那位连长同志，强按一个素来积极革命的女青年在乱搞“关系”。他连忙关门退出。不久，这位造反派便被禁闭了，“罪名”是偷看机密文件。
不久，大概工宣队团部也听到些风声，把这位连长同志撤回邮局，另换来了一位连长。
但是，平心而论，第一批派来的工宣队员，大部分还是厂里的生产能手，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对人——即使是对囚徒，也比较关心。以后，每况愈下，轮换来的尽是些口号喊得响而生产吊儿郎当的了。
春节间，他们发明了新花样，各队组布置忠字室。“文献”共分四组。每组在科技二楼有一房间。革命群众买来许多金色纸和五色花纸。中间自然是一幅宝像，上面用熠熠发光的金纸，描剪出“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四行金字。正中放一大盆用红纸束好的万年青。四壁则贴了五颜六色的标语和纸串。各组竞相比赛忠字室布置得庄严而豪华。所有搭梯、爬高等重劳动，自然全指挥囚徒们来奴役劳动。
又不久，我们在“忠”字室劳动时，看到广场上革命群众正在跳怪模怪样的舞。后来听说，是新发明的忠字舞云。
里弄里的革命情绪也很浓郁。那时，我还住在华山路的枕流公寓里。这里，住有不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头面人物，如叶以群、朱端钧、傅全香、范瑞娟、王文娟等，素为造反派所侧目。“文革”初起，抄家之声不绝。居民日夜心惊肉跳。这一地段的里弄干部，特别积极。清队开始后，即下令所有“黑六类”的人前往报到，报到时必先令背一段语录。红卫兵小将在旁监视，如有遗忘或背错一个字，鞭笞之声即随之而来。枕流公寓的“黑六类”，必公开贴出认罪书。每周六晚上，必着令在办公室门前听候传讯，并预先写好一周思想汇报。等轮到后，先向宝像鞠躬致敬，然后背一段语录。革命同志审毕思想汇报后，训斥一番。等命令退下后，才如假释之囚徒回到家中。第二天一早，还要清扫大楼，再排队赴后园清扫垃圾及枯枝败叶。
“文革”初期，大楼里被迫自尽者有三人，一为公用局的一个电机工程师，为有名的专家。一为有名的篆刻家吴某——为王福盦之高徒。另一即叶以群同志，我还看到他的最后一面。那天清晨，我匆匆赶去上班，看到以群在六楼走廊里徘徊（他家住在二楼），我和以群本在解放前即熟识，此时彼此都低头无语。我忽忆及一书本未带。乃回家携取，再出时，隔壁的小孩惊骇地告诉我：“一个人从楼梯间窗口跳下去了！”我从窗口（我住在六楼）望去，见一尸横在马路中，鲜血四溅。等到我由电梯下去时，救护车已“当当”开到了。
我的家共被抄了四次——《文汇报》造反派来抄两次，“文献”一次，里弄革命派也来抄一次。最彻底的是《文汇报》第一次。那时我还在隔离审查中。深夜把我叫醒，勒令套上写有“大右派”字样的硬纸枷。十几名造反派手持铁棍铁棒，押上一辆敞车，直驶华山路。时月色大明，而寒气逼人。到了枕流公寓，大门已关。忙叫人打开，直登六楼我家，令我带枷站立在我母的床前，英雄们则翻箱倒柜抄了一夜，天光大亮才毕事。临行写了两份清单，要我画押，结果两份清单都由造反派头目带走了。他们仍把我押回《文汇报》，关进隔离室。里弄抄家的一次，空气最严峻。我的孙儿，时不足三周岁，每喜收藏宝像，而相当聪慧，出于幼稚的阶级感情罢，常常学写“毛主席万岁”等字样，硬指为大人教导其涂抹的，有辱宝像的尊严，罚我们老夫妇在壁角跪了半小时以请罪。
我母亲受不了儿遭受此凌辱，终于是年十月逝世。草草成殓，送至龙华火葬场，亲友也无一人敢来吊丧。我母勤劳一生，逢此乱世，病不能治，赍恨以殁，哀哉！
而《文汇报》造反派却看中了我的两间住房。原来，《文汇报》社址的大楼内，有一层本分配为电台所用。那时，还住了电台两家高级职员。造反派为了“一统天下”，特经市革会同意，另拨了一两间房子，勒令我家搬出枕流公寓，由电台职员搬进去居住。执行这个换房命令的，是一个姓王的工人而成为造反派小头头的。他用“掉包”的手法，把自己的家搬至拨给我的房子去住了，而强令我家搬至延安中路八七三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灶披间里，且鼓动四邻对我监督。
我住进这“七十二家房客”式的斗室后，每天仍去“文献”接受批斗。在此前后，中央“两报一刊”先后发表了《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等两文，公开点了我的名，说我所把持的《文汇报》，是中国赫鲁晓夫所最欣赏的报纸。这自然提供了工宣队、造反派对我批斗的根据。
是年6月，根据最高指示，知识分子应全部下乡，进行“斗、批、改”，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称“五七指示”）。不论“黑七类”还是革命群众，一律赶下农村。出版系统是下到奉贤县的新桥公社。我所在的“文献”则到第四大队。该大队特地腾出几间堆放稻谷及农具的房子安置我们。房子为泥土地，大家席地为铺，晚间只能紧挨着睡，挤如沙丁鱼。白天即坐在铺上学习。每小组有一工宣队领导监督，下午则帮助田间劳动，伙食自办。
革命群众开会时，我们这些“黑七类”分子，则被勒令去劳动。我也学会了编织草帘，并与其他牛鬼蛇神一起，为厕所（即大口的粪缸）上加盖一个稻草棚。劳动则锄草、插秧、挑粪，无一不首当其冲。而且每隔一两天，必开一次批斗会。记得刘少奇同志被开除出党后，工宣队立即召开大会，宣读最高指示后，传达中央“文革”的文件，历数“叛徒、工贼、内奸”的“罪行”，当然，要联系实际，揪我出来，批斗我与赫鲁晓夫勾结的修正主义罪状，以作斗争的活靶子。
有一次斗争会，最使我啼笑不得。原因是一位革命群众，在休息时间向一个工宣队员大讲其京剧《法门寺》里贾桂的故事，还学着萧长华如何念状，我听不顺耳，插嘴说毛主席所以引用这出戏，是说这个太监贾桂见了县太爷都不敢坐，说是“站惯了”的，以说明有些中国人见了帝国主义者，也“站惯了”，不敢与之并起并坐是“贾桂思想”。
这一多嘴，就引来了一场大祸。马上四处贴出大字报，并立即召开批斗会，说我是有意“放毒”。
如此，一直到年底，还全体步行到二十里外的“五七干校”（那时，上海新闻出版“五七干校”还在海滩建房草创阶段）去开了一次大批判会。
1970年 六十三岁
年初，我们这一连，即并入“五七干校”，称第十连。“五七干校”由团本部直接领导，政委韩某某为空四军团级干部，领导一切。此外，尚有工宣队及革命群众代表，组成一“勤务组”。
到“五七干校”的第一晚，即对我开了一次大批判会（全校共有学员近两千人）。当时，“一打三反”运动方在开始，大概还没有找出“一打三反”的新对象，乃找到我这个“死老虎”批斗一番，以树立革命声势。大会在领读最高指示后，先由工宣队代表上台批判，其次是当地生产大队代表，后是军宣队代表发言。工农兵次序分明，革命声势大振。工宣队代表，就是我们第十连的连长。听说她的批判稿，是“文献”一个“红”笔杆（原是有名的贪污分子）捉刀的。论稿的警句，说我是“没有国民党党籍的国民党分子”云云。
批判大会时，工宣队员勒令我坐在一张小凳上，毕恭毕敬，低头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会后，还连夜开全连的小会，要我汇报大会对我的教育如何深刻等等活思想。
干校的劳动强度很高，一面要建造大量房子——各连住房都为竹子为梁柱的土坯墙、覆以稻草的简易草棚，而能容纳两千多人吃饭及开会的大饭厅，结构亦颇为复杂而艰巨。最费劳力的是开垦、平整二百多亩土地。干校就建立在奉贤海滩上，是新围堤的盐碱地，芦苇丛生，还杂以许多小丘陵。开垦之初，必须先割去芦苇，然后在学校北端开挖一条人工河，从三里外引入淡水。再开小沟，引人工河水入滩涂，逐渐冲刷去土内盐碱，然后先种一年瓜类、棉花及豆类作物。第二年才勉强可试种稻麦。丘陵概需锄平，工程浩大。革命群众一般是半天劳动，半天开会学习。沉重的劳动，强半落在“黑七类”分子肩上。
我虽年过花甲，也照样要参加搬运砖石、平整土地、樵割芦苇及挑粪担水等重体力劳动。
平时清晨五时半起身，集合到海滨跑步军训半小时。早餐后，又按连集合学习语录及最高指示半小时，名曰“天天读”。以后或开大小批斗会，或从事劳动。
干校学员中，本有不少技术人员——尤其是科技出版社，他们曾设计不少平土机、机动车及人工插秧机等“土法上马”的机器。工宣队、军宣队闻讯后，下令一律不准试验。说知识分子下乡，本为劳动改造，利用机器，岂非偷懒，岂非逃避改造？
“一打三反”运动，后来揪出了不少现行“反革命”。我记忆中最突出的有两件：一是有个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工作的同志，平时爱好收藏版本。对《毛泽东选集》的历次版本，都加以收藏，并比较其异同。造反派就说他蓄意侮辱红太阳，因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还抓进监狱，关了近两年。另一是《解放日报》的一个当权派，忽被揪出，指为现行反革命。他有口难辩，于深晚摸黑跳进一个粪池，企图自尽。后被人发现，救上来了。此外，五花八门，遭陷害或造反派内部相互倾轧的事，几乎月有所闻。
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与电影系统干校隔河（即那条人工河）为邻。有时我们去劳动，不时经过电影系统干校，见那里的大字报也非常热闹，也常常揭出新的“反革命”。最经常见到的是揭批瞿白音“罪状”的大字报。
工宣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监督得特别严厉。是年秋季，我的老伴要赴京看望大儿子。我特向工宣队连长请三天假，拟回家送其上车。这位女连长非常严格，只准假一天。头一天劳动收工后步行至柘林，乘车到西渡渡江至徐家汇，赶到“小窝”的家中已是黄昏。第二天晨光熹微即须动身，以便赶在出工前赶到干校。所以，我只好托一位至亲，送老伴及孙儿上火车。
是年冬，林“副统帅”第一号命令已下达。干校各连队，天天在清晨进行拉练，并严格防空军训，一声口令，立即要在原地滚下田里隐蔽处；旋又一声号令立即爬上堤。指挥我们军训的那位副连长姓吴，听说原是乞丐出身，因此阶级感情特别深。但这样每日示范操练，不久便下肢生病，经送至上海医治，说是长了癌，要截去两腿，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1971年 六十四岁
嘉稑去京后，把大孙儿送至保定其父母处，在北京又住了几个月，5月初回到上海。
干校每月放假一次，学员连头带尾，可以在家休息四天。一长行铁棚车，中间放了几张长凳，年长的革命群众可以安坐。我们这些“黑七类”分子，只能手揽吊绳，挤在车中摇晃。
是年9月中旬起，干校的空气有些不正常。先是工宣队、军宣队开会，以后是党、团员开会；最后，一般革命群众也被召集去听报告。田间劳动，只剩下“牛鬼蛇神”们参加。我还是想，这对我们绝不是好兆头，大约一场新的风暴又要降临了。幸而过了两天，适逢照例的假期，我回到家中，照例要先到里弄委员会递交“思想汇报”。晚上入睡前，老妻轻声对我说：“林彪死了，想必你们干校都知道了。”我连忙摇手喝住：“不要乱讲，绝没有这回事，一定有人造谣。”因为事关最最革命的副统帅，轻信谣言，也是“罪该万死”的。老妻却还是喋喋不休，说里弄的人都知道了，绝不是谣言。里弄干部还传达，只嘱咐不要对外国人讲。并说林彪及其一伙是叛国投敌，在飞机上被打死的。
我听了很解恨，但还不敢全信。我们里弄以东不远，是上海音乐厅。我溜去一看，橱窗里放的那张开陈列载有林副统帅玉照的《人民画报》仍在。记得放假前，我曾在干校图书室看到这本《人民画报》，封面是彩色的“林副主席在学习最新指示”照片，拍摄者署名记不清是什么，反正大家知道是“敬爱的文艺舵手江青同志”亲自拍摄的作品，还突出了光秃秃的顶，埋头在“活学活用”最新指示。上海音乐厅还陈列着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几位“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活动的照片。这就使我更狐疑此消息可信的程度。
假期满后，我仍照例背着行李，到徐家汇坐上校车，历两小时回到干校。
干校的学员忽然大大减少了。听说，没有“政历”问题或问题不大的，一律已调回原单位工作。学员总数由两千余人减少到三四百人。原有十六个连，缩编成三个连：一个是第四连（新闻系统），一个是第三连（出版系统），还有一个第一连，大都是戴了“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帽子没有摘帽的，以及各式各样被认为“坏分子”的人。这个连，还要干重劳动，如运砖瓦、造房子（那时，干校的大礼堂已翻成木结构砖瓦的，此外，如校本部等也已改建成砖瓦房），挖池塘蓄水，植水浮莲、水花生，喂猪喂鸡、鸭等劳动（那时，干校的饲养场已成立）。
我虽“名气”很大，究竟还是“没有国民党证的国民党员”，一向被认为是“死老虎”。蒙恩典编入第三连，而且可以和革命群众——都是留有不同长短的“历史尾巴”的，一起“天天读”（语录），一起“天天唱”（样板戏），并认真学习了。
而团本部一向革命气概岸然的那位军宣队韩政委，忽然不见了。因为他是空四军出身，而空四军军长王维国是积极参与阴谋的林彪一伙。韩政委听说去学习并“说清楚”了。团本部转而由一位姓王的工宣队团长和一位姓沈的工宣队政委领导着。
在组内学习开始，先由连长报告林彪一伙反革命事件的经过和林彪“折戟沉沙”于蒙古温都尔汗的过程（后被称为“九一三”事件），然后小组进行讨论。在会后，又听到议论纷纷，说空四军军长王维国是林彪的死党，参与谋害红太阳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向林密报毛的行期。是王洪文在锦江饭店死死把王维国缠住，伟大领袖才得以脱身，绕道回到北京的。所以，论功行赏，王洪文不久即调到北京，成为“中央首长”，而且听说已特擢为预定的“接班人”了（从此，陈阿大、戴立清等流氓分子纷纷弹冠相庆，真有“貂不足，狗尾续”之慨，这是后话）。
我们的小组只有五六人，讨论相当敞开，主要是分析林彪反革命路线“左”的实质。大约不过三五天，上面又发下文件，仍由连长逐句宣读，指出林彪一伙的罪行实质是右，不是极“左”。连伟大统帅都要谋害，岂非右到了极点？连长还逐句传达了伟大领袖从南方某山洞写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说明不仅他老先生早已看出林彪一向居心险恶，他是不得已被林彪抬出来做“钟馗”的（为的要捉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这些“鬼”），而且说明，江青也早看清了，希望她以后再也不要“上当”等等。
总之，学习的风向从此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舵，由批“左”变为继续深入批右。从此，发言只是为了表态，背诵“两报一刊”的社论。我们这些“死老虎”，又变成鸦雀无声了。
1972年 六十五岁
仍在干校学习，被人们称为“老山东”（已在干校苦熬三个寒冬），但连长顾念我年老，以后不去田间劳动，专管工具间；工作是收发镰刀、铁、粪桶、水桶等，并于学员用毕交还时，洗刷干净工具及粪桶等等。
还曾临时调去老虎灶帮烧开水，因为我戴着深度眼镜，水烧开时镜片模糊，一次给各连灌十几只热水瓶时，将手烫伤了。连长特恩准将我仍调回工具间。附带一个任务，是每天傍晚待报纸来时，去收发室领取报纸，一一分发各小组。此外，时间悠闲得多了。那时干校已另造好了几间平房，一部分存放各出版社多余的图书（大部分是古书及阐述造反道理的“理论”“文艺”新书，自然，也来了大批郭沫若先生的新著《李白与杜甫》），一部分房间辟作阅览室。学员并可每人每次借出二册，在寝室阅览。那时，寝室由于房多人少，每室至多只住二三人，尽可搬取多余写字台，作为书桌。我的大部分时间，从此花在温习古书上。几个月中，我曾细读前四史及《庄子》《列子》等古籍，精神上得到寄托。
同时，我的“生活费”也由每月五十元改发一百元，生活也“富裕”起来，除大都留作家用外，有时买一包“前门牌”过过瘾了（平常还是吸每包二角二分的“劳动牌”；在生活费调整前，一向抽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
1973年 六十六岁
老伴因长儿眼睛工伤，去年就再赴北京，帮助长媳照顾好第二个孙儿时霆。我每次放假回家，只能枯守在陋室里，有时赴亲戚朱家以消磨长日。
秋天，校本部忽宣布，说为了工作需要，决定再调一批人回各自的出版社。我意外地也在名单之列。当天即卷好铺盖，“再会吧，五七干校！”（我似乎很流连这个海滨学校），向来送别的同学们挥手。
上海文献出版编辑所已被取消了，一部分回原单位，大部职工则并入辞海编辑所。
我到沪的第三天，前往辞海编辑所报到。各出版社的实权，仍操之工宣队之手。我被分配在资料室工作，实则仍为“废物回收利用”也。
在资料室的具体工作，是看古书，从里面找出语词，制成卡片，以备修改《辞海·未定稿》之参考。
当时，批林已联系到批孔。林彪的罪行，怎么牵连到孔子呢？原来，据说在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之时，曾作过一首诗，自称要“韬晦”，而《论语》也确实有韬晦的字样。于是，发动了批孔老二，并认为所有儒家都是保守的，反对革命的，而所有历史上的改革派，全是法家。于是商鞅、秦始皇、韩非、王安石等都行时了，被尊为法家，即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当时，传出伟大领袖的一首诗：“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将子厚返文王。”
被指为“不是好文章”的“十批”，明指郭沫若先生旧作《十批判书》。自然，郭先生紧张了。
我那时翻读古籍，当然，四书五经以及被指为儒家（如韩愈、苏轼等）的著作都被视为禁书了。我从《商君书》开始，看了《韩非子》《荀子》等书。后来听说红太阳又曾推崇“三李”，于是，大批古诗选也开禁了。和儒家不搭界的旧史书，大可涉猎。从此以后，我就以大量时光，消磨在史籍里，主要细读了有关南北朝的十部史和《元曲选》等文学作品。回家无事，也在昏黄的灯光下，看《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以及王船山（被封为法家）的《读通鉴论》《宋论》，不忘随手抄制卡片。
7月中，蒙“落实政策”，许我搬出延安路八七三弄这间灶披间，令我搬至重庆北路重北新村两间住屋。
不久，老伴即由北京回到上海。经过多年劳动改造以后，总算有一个可以安居的家，可与老伴朝夕聚首了。又不久，仍按十四级待遇，恢复我“反右”后的工资。
1974年 六十七岁
每天仍到“辞海”去上班。继续做卡片。上面倡议编辑《汉语大辞典》，把我们这些所谓“控制对象”，集中在一间朝北的小房子办公（人称这间房子为“北极阁”），大家为《汉语大辞典》提供原始资料。当时，运动仍频繁。每次运动初起时，工宣队员必在“北极阁”中找人去“谈心”，以探求“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云。
是年，我的三个儿子，四个孙儿（小者甫四岁）都由媳妇们陪同，来沪探亲，我和老伴初尝儿孙绕膝之乐。
1975年 六十八岁
“批林批孔”运动，锣鼓敲得更响。“辞海”园内，也传抄郭沫若先生一首题为“呈毛主席”的新作：“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岂甘樗栋悲神墨，愿竭驽骀效策驱。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祝归趋。”
这位可敬的学者，也受不了空气的压迫，投“降表”了。但一般的看法，他究竟与现代的冯道有别，被并列为“四大不要……”是有失公道的。
但江青、张春桥辈却更加猖狂，从“批林批孔”，转为“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批宋江”，一步步发展，图穷匕见，“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阴谋，已越来越路人皆知。
后来，又提出“反对经验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全面专政”等谬论，“四人帮”的野心更加露骨。
是年9、10月间，掀起了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辞海”园（它确有一个树木繁茂的花园）内，也由工宣队奉命鼓动，又贴出一大批大字报。我记得第一张贴出的，题目俨然是“揪出还乡团的总头目！”大家心里明白它的目的所指。工宣队还在各科室强迫写大字报。我们这个北极阁也不例外。工宣队和革命群众拟定了一个“批判”大纲，分几个小题，批“三株毒草”。着令“废物”利用“材料”们限期写出。我到期没有交。我向领导我们的工宣队“请示”：“反击右倾翻案风应该是左派的事。我是全国有名的大右派，也来写大字报，岂非为运动抹黑？”他听了点点头说：“你讲的很有道理，那你就不写吧。”我用了一点狡狯，免于受良心的谴责。
1976年 六十九岁
是年，中国三位老一辈的革命家——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全国震悼、悲痛万分。
尤其是周总理的逝世，首都人民排满十里长街，流泪、痛哭哀送灵车的远去，充分反映全国人民的哀思。
由于“四人帮”穷凶极恶地限制追悼会，禁止人民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激起了震撼大地的“四五”运动。
记得周总理逝世消息传到上海的那天，我方下班，一位退休工人拦住说“赶快去买黑纱戴上！”各里弄群众，则自动集合开追悼会。可见普天同悲，全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想压也压不住。
我午后无事，向例在饭后去南京西路“凯歌”茶室。花一毛钱喝一杯咖啡，以消磨午休的时间。
10月的一天，我到“凯歌”买了票，端了咖啡，找个空位刚坐下，准备细细品尝。只见四座的人，纷纷交头接耳，低声议论。“不会是真的吧？”飘来的大都是这句话。也有大胆儿的说：“这些赤佬，早该有这一天！”
一位同桌的座客，看我目瞪口呆，神色茫然，默默用手指指对面的墙。只见有一条用白纸写的大标语：“打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还有一条较小的，是“江、王、张、姚‘四人帮’已被捕了！”不少人围着看，年纪大的看一眼似乎吓着走开了。没有多久，来了几名警察，把这两条标语都撕下了，还大声轰开行人，一面说：“这都是谣言，快走开，不许乱说！”我还记得，被撕去的标语，末尾都署名为“交大革命群众”。
我向同座的点点头，他们也报以一笑，彼此心照不宣，没有交谈一语。
回到“辞海”的“北极阁”，也有人在交头接耳。显然，也听到什么了，但谁都没有大声说什么。
第二天，大家才传开了，说“四人帮”前三天已被捕，目前正关押在什么地方。这消息，是交大一位同学接到他高干父亲的来信，首先在校内外披露的。而这个学生和几个一同刷标语的同学，则已被公安局拘捕了。
当天下午，“辞海”负责人——称“领导小组”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仍由工宣队头头当主席，而由名义上的第一把手作报告。他是“文革”中第一批“结合”的所谓老干部，所以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颇有感情，平时做报告时，开口“敬爱的江青同志”，闭口“康老”“张、王、姚三位首长”。提到上海的头头，则言必称“马老”（指马天水）或“景贤同志对我如何指示”，“（王）秀珍同志对我们的工作如何关心”等等，表示他是经常和这几位“首长”见面而蒙信任的。他也是绍兴人，平常他以“革命首长”俨然对人说话时，总使我不由联想到阿Q的言必称赵太爷。自称是“柿油党”的神气。
那天他还是以“满怀无产阶级革命的义愤”，首先申斥“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乱听、乱传谣言，“我们一定要追查”。接着说：“中央局势十分稳定，革命形势很好，四位首长照常负责，马老已应召于前晚进京，昨晚还和景贤、秀珍两位通了电话……”就像“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会散后，下面“窃窃私议”反而更多了。
其实，那几天上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空气万分紧张，调兵遣将，主要是动用王洪文所“精心培养”的“文攻武卫”民兵队伍，即他们所称的“第二武装”——有最精良的新式武器，准备负隅抵抗；已决定了炸毁机场、电厂和自来水厂，炸断长江口及其他水陆交通要道的计划，由徐景贤、王秀珍负责指挥，“分兵把口”。预备一经证实“四位首长”被捕的消息，马上发动“巴黎公社式”的政变（他们叫革命）。先控制报纸、电台。他们连《告全国人民书》和《告世界人民书》也起草好了。
但是，就在他们准备发动“巴黎公社式”暴动的紧急关头，各机关、各团体乃至各里弄的妇孺老幼，一齐出动上街游行，敲锣打鼓，各举各色旗帜：“打倒万恶的‘四人帮’”“清算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等口号，真是响彻云霄。以后，连民兵们也卷入游行的队伍。这样如醉如狂的热烈、愤怒队伍，经常首尾相接，足足持续了三天三夜。使公共车辆无法通行。接着，上海人民广场开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声讨“四人帮”大会。
在这空气下，徐景贤等的“巴黎公社式”幻梦，当然化为泡影了。
不久，北京派来了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驾马车”的新领导核心。在万众喁喁，渴望除恶务尽的期望中，却一再强调求稳，连对浮在面上的“余党”“余孽”，也力示宽大，不抓不办。有些民愤极大的，“说清楚”甚至不“说”就照常工作了。这样的“仁慈”使小民们冷了半截。
至于那些“柿油党”，自然照样“柿油”，有的还继续盘踞机要部门。这情况，到两年后才开始有所改变。
第六章
游历著述
（1977—1987年）
1977年 七十岁
自从“四凶”擒捕，天日重光。我在市政协的献诗会上，曾填了一首《好事近》：“雨过风光好，四下阴霾尽扫。天朗气清云淡，旭日当空照。燕舞莺啁春意闹，到好繁花笑。策马阳关大道，心红人不老。”词不工，聊舒满腔兴奋耳。
但“左”的思想积久，难以扭转。个人崇拜，仍为痼疾。伟大领袖变成英明领袖。而“吹、捧、拍”之风仍盛，“交城县出了个华政委”之歌声，到处传唱，俨然成为正统领袖。而两个“凡是”，几乎成为钳制一切的新锁链，广大人民向往自由、安定、幸福之想望，变成了失望。
我仍在“辞海”做《汉语大辞典》之资料工作。当时，出版系统之工宣队，被撤回原厂。“辞海”新造之资料大楼已经竣工。
是年6月，长儿白仑、长媳朱益陶来沪，特宴客一席，欢宴至亲，为我广祝七十初度，并共庆十年动乱之收场。
1978年 七十一岁
香港《文汇报》已创刊三十周年，决定出纪念册。派姚宗鼐、吴羊璧两兄来沪约稿，我写了《三十年前》寄去，旋即在纪念册中刊出。这是我尘封二十一年后之首次开笔。从此，经常为香港《文汇报》写《旧闻杂忆》短篇连载。香港三联书店编辑出书，老友余鸿翔（憩云）兄为之作序。
不时去市政协参加恢复不久的文史资料工作，为办公室副主任之一。
是年冬季，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拨乱反正，开始纠正过去一切冤、假、错案。邓小平同志复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调动积极性，参加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同时，全国响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思想大为解放。这一次三中全会所决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1979年 七十二岁
仍在“辞海”工作。是年《辞海》修订本正式出版。在此以前，我参加近代史组的修改工作，集中在陕西南路一大楼里，紧张工作几个月。
香港好友余鸿翔、罗承勋两兄特馈赠十八英寸彩色电视机一台，由梁占元兄远道带交，老友厚情，令人感激。
1980年 七十三岁
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室叶、朱两同志来访，约写近代新闻史料、掌故及个人经历，欣然应命。经整个春天和盛夏之埋头写作，于秋初交稿，定名为《报海旧闻》，计二十五万余字，于年内出书。后东京第一书屋翻译出版了日文版两册。
是年夏天，我函招四个孙儿、两个孙女，都来上海欢度暑假。时住处仅两间，四孙皆席地而卧，而一门融融，享受天伦之乐。
忽忽暑假将过，送走了各路“小英雄”，本想休息一阵，而政协恢复工作，每周两次，讨论颇费准备。8月初的一天下午，市政协召开各民主党派少数人会议，我也被邀参加，空气似颇为隆重。会上，统战部长张承宗同志宣读“中央六十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宣布对章乃器、陈铭枢、黄绍竑、龙云、曾昭抡、吴景超、浦熙修、沈志远、黄琪翔、王造时、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及我等二十二位“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属于“错划”，应予改正。同时宣布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等五人仍“维持原案”。我听完报告，心头感激。三中全会之春风，终于吹去了压在头顶的一片乌云矣！
想到二十三年来的风风雨雨，竟这样收场，心有怅然。“维持原案”仍留了一个尾巴，心中不免泛起一阵寒意。岁末，偶遇陈仁炳兄，他神情漠然，与我相顾无言。
照例，各民主党派人物要发言表态，自然是热烈拥护。但也有人取瑟而歌，勖勉我们这些“犯”过“错误”的人，以后谨紧记两条：一、不忘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二、勿忘“西安”和“延安”的区别。以后，要我发言，我表示对党的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态度，由衷地感激。随后，不无激动地说，含冤二十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岁月白白流失？我们这二十二人中，有三分之二已经不堪折磨，离开人间，我是幸存者之一，今后为报答党和国家，将更加实事求是、努力工作，力戒少说空话、大话、套话，以赤忱做出贡献。至于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之分，有时也难以区别。请问像“文革”十年所犯之失误，是一个指头还是四个、五个指头？同样，当时号称两个司令部，究竟哪一个司令部是“延安”，事先谁有识力敢于区别？
发言后，有一两位民主党派开明人士，向我热烈握手道贺。
8月中旬，忽接香港《文汇报》由正副社长李子诵、余鸿翔出面，来函、来电邀请我和嘉稑赴港游览，并参加9月初举行的三十二年报庆。时间紧迫，幸得统战部同志大力支持，于9月1日乘飞机南行。过穗时，又蒙《羊城晚报》吴柳斯同志等深夜机场迎接，并有香港《文汇报》驻穗记者及老友陈朗兄多方照拂。香港报馆并已派有专人迎候，我夫妇乃于9月3日平安抵港，余鸿翔、王家祯、曾敏之等老友在车站迎候，同至报馆休息。
屈指从1950年一度来港以后，已有整整三十年与港九阔别。初入港境，即为上天台山之刘、阮，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感，二三十层之大厦，密如“石屎林”，而车水马龙，地下铁道、海底隧道以及纵横交错之高速公路，密如蛛网。即如《文汇报》馆，也已由荷里活道之小楼迁至湾仔道自建的十三层大厦，而环顾周围，尚似巨人国中之侏儒。而馆内一切设备，俱已电脑化矣。
我至此不由兴叹，过去三十年，国家之命运也如我个人命运一样，光阴白白流失！不仅流失而已，且关门夜郎自大，自己神化自己，天天搞阶级斗争，以至国民生产，破坏至“崩溃边缘”，而恰在这一段时期，世界已进入电脑、人造卫星时代，正如历史上历次技术浪潮一样，大大推进了生产力之发展。回忆1950年我离港时，香港的面貌大体上与上海相仿佛，现在则差距悬殊，香港已成为世界第三金融中心，生产则与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并称亚洲四条小龙。神州大陆人民至此，瑟缩变成穷“亲戚”矣！
初到香港的半月，忙于同业酬应，从而了解香港报纸、广播、电视（统称大众传播、简称传媒界）的发展近况。每晚我还饶有兴趣地看一套固定的电视节目《话说当年》，它把历史上那一天的大事，诸如香港建埠初期的概貌风俗人情；大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激烈过程，乃至墨索里尼、希特勒如何兴起；慕尼黑会议的插曲，以及丘吉尔如何受命于危难之际，出面力挽危局；如罗斯福如何以如炬之目光，介入欧洲战争；即对斯大林参加对法西斯作战，斯大林格勒一役挽救文明世界之危亡，也有旧资料如实地再现于荧屏。对我国国内的大变化，如蒋家王朝土崩瓦解，解放军进入北京，大军渡江，上海解放的情景，也有客观的摄影报道。这对我这个老新闻记者，不啻重温旧梦。《话说当年》对香港的历史变化，所收集之活动资料更详。我最感兴趣的是1941年底太平洋大战爆发，日本侵略军攻陷港九时的情景，以及1948年那时的香港镜头。这些旧事，引起我的回忆和深思。那两个时期，我都在香港主持一家报馆的笔政，备尝甘苦。那时香港新闻检查极为严厉，新闻动辄被开天窗，社论有几天全篇被“枪毙”，只能留一大块空白。副刊那时有文艺沙漠之称。江太史之诗词及遗少们之妙对等等，充斥版面。
现在，我看到各报生气蓬勃，据同业说，新闻自由之程度，甚至超过美欧各国。副刊亦百花竞放，有一定的质量，此皆香港历代新闻界坚韧斗争的结果，也与祖国之变化分不开。但我想，经济发展，离不开思想活跃。有了自信，就敢于放手任人批评了。这个事实，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我所下榻的《文汇报》宿舍，地处湾仔，三十年前，这一带本为住宅区，现（1980年）已大厦相连，堂馆相接，成为闹市。附近之跑马地、铜锣湾，昔日电车转弯处，人迹稀少，现已成为市中心之一。有名之北角，外江人聚居特别多，与九龙之旺角，咸称热闹中心。至于昔日之繁华闹市如中环，以及九龙之弥敦道一带，更为寸土寸金地，四五十层之大楼及纸醉金迷之购物中心——如新世界商业中心，则成为世界游人采购奇珍异宝之集中地点。我及老妻曾由友人伴同，入内踯躅，恍如步入迷宫，往往如刘姥姥之入大观园。见所陈列之珍品，标价有高至百万港元者，为之咋舌不止。
据报纸记载，香港已成为世界旅游中心之一。港府每年收入，来自旅游消费者占相当部分，约达几十亿港币。香港原为一荒岛，甚少古迹、名胜可言，以何种奇幻，吸引如此众多之游客？友人告我：一为自由港，游客来此采购世界各地物品，甚至比产地为便宜。二则近年大事人工造“名胜”。我在香港历时约百日，曾参观这样的人工古迹、名胜有三处。
一为宋城。面积不过数亩，而城池俨然，其中市肆、店伙、小贩，俱宋时服装、格式，盖按《清明上河图》等历史资料所仿制也。尤令我敬佩者为蜡人馆，凡塑造历史人物——自传说中之轩辕氏、神农氏、燧人氏、三皇五帝直至近代伟人如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等都一一塑成与真人大小仿佛之蜡像，共有四百几十尊，且各有其特殊之背景陈设，如越王勾践之卧薪尝胆，如梁红玉之击鼓战金山等，无不神志宛然。我看后之感想，以为此种陈列馆，可以满足未到中国之游客望梅止渴，且对出生海外、尚未深研祖国历史之少年、青年，客观上起了一种爱国教育作用。
二为海洋公园。港府及港绅集资几亿港元，在荒山坡上开辟的特殊大型公园。我驱车前往，见大门前车辆如流水，而秩序井然，毫无杂乱及果皮、纸屑乱抛现象。购票入门，票分两种：仅游前部者为三元票（1980年时）；兼游后山，则为十元，报馆派总编辑金尧如兄之秘书刘伟昌君同游做向导。前部为动植物园、鸟类馆、儿童游乐场等普通游乐设施，花木亭台，亦楚楚有致。购全票者，登半山缆车场，格局俨如一小型车站，进入口处，则有两条钢索，系数十辆圆形缆车，不停地驶向天空。每乘可坐四人。空车进站后，即很快入座，或一人独坐高歌，或情侣双双倚坐，或一家四口合坐，均悉听其便。登车后关上小门，缆车即抛向天空，跨越两座山巅，始到达后山。途中只见彩色缆车在空中穿梭飞舞，蔚为奇观。后部规模更大，面积广数百亩。有海豚表演场，有十分舒适之观览梯形座，可坐几百人，面对一碧绿之水池。每天表演数次，海豚六七尾，不时升出池面，或相互比赛；或有驯养者授以各种物体，头顶弋水而过；或有女郎骑在背上，起伏上下。看台上有不少外籍儿童，拍手称赏。后部共有堂馆十余处，最令人赞赏者为水族鱼类馆，馆中心为一巨大玻璃圆筒，高有十数丈，宽亦数丈。四周有石级，盘旋而下，可以清楚看到各水层海鱼活动之情况及各种珊瑚及海藻之类植物。闻此水族馆，规模之大，收蓄种类之多，冠于亚洲。我默视观客中，有不少为日本及欧美游客，可见其吸引力之大。
走马观花一过，我们老夫妇已腿痛腰酸，幸后部有特设之餐厅部，设备亦仿佛市区之第一流西餐馆，而取价特昂。
是日所见，饱开我眼界。游客中欧美游客占相当比例。闻公园开辟以来，门票及餐馆等之间接收入，已足可偿还几亿元开办费而有余，可谓动足脑筋，招徕游客矣。
最难得者，园内清洁如洗，我从未发现有一落叶、纸屑、烟蒂及痰渍。
三为太空馆。坐落在九龙尖沙咀濒海，乃利用拆除九龙旧火车站遗址而新建者。我们到港之初，甫正式开馆，而预售门票，辄须三日以前。我夫妇仍由刘伟昌君伴往，馆广数十亩。入馆以后，先至展览馆，有以各种图表及实物模型，展示各种天文、地理知识。约半小时后，轮到进入太空馆，馆为球形，上布日月星辰，下则为可以俯仰轮转之软椅。坐后必须用皮带束紧。仰视上空，恍如置身月色皎洁之星空。展览开始，先为游九大行星，然后转入太阳系外，如坐人造卫星，遨游太空，远及各个星系，则见大小星队，闪烁而过。真如《庄子》之大鹏展翼，一冲九万里矣。嗣后，又环游全球。上空先后出现亚、欧、美、非各国之景色，如中国之长城及丝绸古道，如埃及之金字塔及人面兽身像以及巴黎之凯旋门，伦敦之西寺，美国之自由神像及摩天大楼，一一出现在眼前，并配有各自之景色。最令人惊骇者，为置身非洲之天然动物园，猛狮、暴虎及各种猛兽，咸怒吼张口伸爪在目前。还深入断层石壁，适遇海啸地震，石块崩腾下坠。斯时我及老妻，不禁闭目侧身，如身临险境。总之，在太空馆历半小时，无刻不在惊奇震骇中。闻这两套影片，系从海外有名天文馆所翻制，需同时有几十部放映机在各个角度放映，才能如此逼真，参观者有不少外国游客，更多的是各中学师生，由老师率领前来。盖此为学习天文地理知识之好场所。比之学校书本学习，事半功倍矣。
此外，我们曾漫游附近小岛，假友人别墅憩息一宵；便中参观养老院，鳏独孤老均颐养于此。闻年过七十者，无论其子女为百万富翁，或赤贫无助，港府每年每人例发一百元，名为敬老费。数虽戋戋，亦足以表恤老怜贫之意。至入养老院家无后人者，则所需概由社会募款支付。老人咸茗茶欢谈，饭食亦多可口。闻春秋日，港府例派人派车，免费送老人至太平山等处风景点旅行。
我们又曾数次漫步滨海之维多利亚公园，地广宽阔，游泳池、网球场悉具规模。此外，则草地葱绿如茵，花树成林。中秋夜亦曾去观灯，几乎万人空巷，提灯参加者途为之塞，闻该地如按地价出售，收入当不赀。凡此皆引人思考；资本主义制度诚为剥削制度，但开放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又急速发展，亦有余力着眼于人民之福利，未可以社会制度落后，而闭眼否定一切也。
即如香港之道路建设及市政管理，亦颇多优点足以为人取法者。香港房屋新建者比比皆是，但从不妨碍交通，打桩、建筑，咸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不许占用尺寸公地。不得已碍及行人道者，则就地构造临时通道以便行人，片刻不使交通受阻。即山上道路修建或翻修，必另筑便道，不使行车有一刻妨碍。不似内地之动辄隔断交通，阻塞动辄数月。此点我体会最深。1980年前后，我在沪住家重庆北路，曾因修造房屋被截断达数年之久，建筑物资，更狼藉四周半边马路。使附近居民长期处于狼狈状态。惜乎近年赴港考察者多未鉴及此。我在港百日，也曾与《文汇报》领导共同接待多批各省参观、考察团，成员多为党员首长，甚至有除领导“内行”外别无所长。真正的专门人才，如市政“里手”，则是不出国门一步，宜乎多年来关门自大，无从借鉴矣。
有一次，我曾赴九龙远郊之沙田，参观香港中文大学，陪同者有港报副总编辑王家祯兄及刘伟昌君。三十年前，沙田为一荒芜小村，现则三十余层之大厦成片，附属建设，有公园、学校、托儿所以及商场、菜市及其他公用设施，无不完备，俨然成为一新型之卫星城矣。
中文大学在沙田以北之山上。大学原为近十年所建，系以新亚、联合、崇基等三书院发展而成。新亚书院为吾师钱宾四先生惨淡经营所创立，是以学校之图书馆尚以宾四命名。宾四先生则已年迈退休，在台北构筑精舍，仍著书立说矣。
学校的宁静空气，以及浓厚的学术空气及自由气氛，给我一股新鲜印象。有一地区，张贴很多大字报，所涉及之问题，皆多对校内各项兴革之意见，亦有对政治发表坦率意见者。
我参观之重点为该校新闻传播系，蒙系主任及传播中心主任余也鲁先生导引参观美术教育室、广播教育实验室及电视拍摄并放映设备，还有电脑排版及印刷设备，参观了数据存储和传播的体系，历数小时。余也鲁先生还为我召集座谈会，与该系师生交换关于发展大陆、香港和台湾传播事业及新闻教育的意见。谈话很坦率诚恳，使我很受教益。
后来，我又到几家设备较新的报馆、电视台参观。我猛然像从旧世界跳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以电脑、人造卫星、光导纤维、遗传工程为中心的时代了。
回顾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新闻史，也随技术、设备的革命而一步步飞腾。机器的开始传入中国，带来了以《申报》创刊为代表的飞跃；电气的推广，带来了从梁启超到于右任、宋教仁的跃进；无线电和电传照相的应用，使中国新闻界迈入张季鸾、戈公振的时代。现在，我们闭关自大了三十年。恰在这一段时期，世界已进入比前几次技术革命更迅猛的电脑时代了！而且来势之猛，有瞬息万变之势。我们只有迎头追赶，赶上新飞跃的势头，才能与时代相适应。信息社会，是新时代的特征之一。新闻传播事业如不彻底更新，流连于旧模式，仍受窑洞文化的禁锢，那将是自绝前进之路。
这个问题，使我沉思、苦恼了好几天。
是年10月1日，为香港《新晚报》创刊三十周年。该报的血缘，源于1944年重庆创办之《大公晚报》。总编辑罗承勋兄亦《大公晚报》旧侣。他请我写一专栏。我义不容辞，且如久未登台之旧艺人，一旦有机会放声高歌，自然不愿轻易放过。于是以“海角寄语”为栏名，每天一篇，每篇千余字，辄于晚间应酬毕后，深夜濡笔写成，颇引起读者之重视与欢迎，欲罢不能。12月回沪后，又连续寄稿数年，直至罗兄离职后始结束。后香港文艺书屋汇集其一部分，出版专册。
内容大率为回忆“左”倾二十年之旧事，亦有谈及对新闻之希望者。盖我自“改正”之后，即抱定不计较过去之态度，一切恩怨，俱付诸汪洋大海。但认为经验不可不吸取，过去“左”的根子不可不挖根刨尽。否则，一日如有适当气候，毒根又将萌发新瘤，毒害国家民族。
在其他报刊上，也曾发表文章，希望香港报界能形成一健康的舆论中心，对国内政治，善意批评监督；尤其对“三中全会”以来之路线，希望耐心期待，勿过分评头品足，此国家唯一出路所系。
迄12月上旬，即束装赋归。途经广州，又由陈朗兄挽留旬日，在暨南大学讲学一周。又承暨大招待去从化温泉游览两日。见报，知上海复旦大学已聘为兼职教授。回上海《文汇报》任顾问，则早已发表矣。
回沪以后，曾为《世界经济导报》写一连载，题为《香港见闻》，略述所见所感。
是时，正值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十恶”大会。看到江青、张春桥仍气焰嚣张，咆哮法庭，若有所恃，不胜气愤，乃为港报“海角寄语”写一篇《他站在哪里？》略抒所感。后闻有些一贯正确者大不以为然。其实，要拨乱反正，尊重法治，必须正本清源，绝不可再不顾事实，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也。
1981年 七十四岁
受香港《明报》之约，兼为该报写通讯。辟专栏名《上海书简》，笔名为金戈，盖各取铸成二字之半边也。
在港《文汇报》续写之《旧闻杂忆》，由香港三联书店编次成册出版，书名《炸弹与水果》。
是年春，值母校无锡师范成立七十周年，特偕老妻赴锡参加。同班同学管文蔚、华洪涛亦专程到会祝贺。住无锡宾馆，参观林彪在锡时所建造之地下室。又畅游惠山及鼋头渚等处名胜。
又承旅游局及《无锡日报》友人之招待，派车送我们老夫妻至宜兴，畅游善卷洞。时值天雨，匆匆在宜兴城内一过。三十年暌别之故乡，未能向父老拜访，赶回无锡，翌日即由锡返沪。
是年3月，飞京参加浦熙修同志追悼会。哀此战友，患癌后在“文革”中竟被医院赶出，不治而逝世。闻其在全国政协从事文史资料工作时，尚每天记日记，并曾上书周总理，请严格审查其一生云。参加追悼会者有几百人。其女公子袁冬林君告我，陆定一同志因病住院，特专函冬林，大意谓在渝时曾共同战斗，1957年狂风席卷时，身为中央宣传部长，不能加以庇护，请冬林在灵前代致歉疚之忱。又名画家华君武同志亦来函，谓当“反右”斗争时，他曾画一漫画，题为“犹抱琵琶半遮面”，以讥讽熙修。亦请代向熙修遗容致歉。
在狂风飙起时，熙修且被轻浮之笔调，赐为“能干的女将”，当时定一先生并未亲历其事，而内疚如此。与君武同志发自内心之悔疚，真诚十分感人。盖彼此都为极“左”思想之受害者，一声忏语，足慰死者于泉下矣！
在京勾留数日，闻作家白桦受批判，一贯正确者磨刀霍霍，意图以掀起一场运动为快。曾写短文，抒其愤懑，刊之《明报》。幸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诸公及时制止，未起波澜。
曾抽空赴保定探望三儿媳妇及长孙，重游古莲花池公园及光园旧迹，真不胜今昔之慨矣！返沪乘火车，初过南京之长江大桥。
是年冬，香港中文大学联合美国东西文化中心（在檀香山），发起在香港举行新闻教育讨论会，我及其他九人被邀参加，费用概由邀请者负担。我国关系方面已复电应约。后闻有一贯正确者从中作梗，卒失信而未能成行，而台湾应邀之五人，则已将首途赴港矣。
秋冬之际，开始写《杜月笙正传》，在上海《青年报》连载。刊登之日，邮局发报处门前常排成长龙。后因恐主持者心旌不宁，乃于刊出第八章后宣告腰斩，嗣再补写五章，交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书。
厦门大学抗战前本有新闻系。此时议恢复，刘季伯先生主其事。函请香港《文汇报》介绍我先往讲学。金尧如兄乃函其大学时代之老师张立先生（厦大历史系教授）到沪面邀。我和老妻乃乘车前往。晤厦大党委书记曾鸣先生及正副校长。初住五老峰之凌峰楼（教授住宅），后以上下不便，移住山下之宾馆。
我对曾鸣等先生陈述管见，认为目前已进入电脑时代，新闻教育应走快一步，设立新闻传播系，以培养能适应四个现代化对内对外之宣传人才。曾先生等深善是说。
曾对中文系师生做学术演讲。原拟做三讲，两讲未毕，则见《厦门日报》刊载，本年全国政协增补委员名单，我亦在其列。旋厦大亦得北京电通知，请促余速赴京开会。
厦门风景秀丽，空气清新，初冬气候尤为宜人。来厦数日，余夫妇仅游南普陀、鼓浪屿等处，其余胜景，尚未及一一登临。接讯后，不得不连夜登程，先赶回上海，然后单独飞京。至则开幕式已过，参加大会及小组会。我及陆诒兄及清华同学吴志强兄同住一室，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地距中关村不远，有直达车可通，休息日可与长儿白仑、长媳益陶及次孙时霆欢聚。
1982年 七十五岁
六十年前，我方小学毕业，暑假后考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是年家乡西城墙新辟城门，城楼悬有蔡孑民先生题字，下署：“壬戌之秋”。运用苏东坡《赤壁赋》旧文，信手拈来，不落痕迹，对我印象甚深。光阴如白驹过隙，转瞬已历一花甲矣！
四川人民出版社征得香港三联书店同意，出版《旧闻杂忆》正续篇，样书及稿酬已寄到。
暮春3月，应浙江人民出版社之邀，赴杭看《杜月笙正传》清样。下榻葛岭下之新新饭店，地临里西湖。每于雠校之余，推窗一望，则西湖波光如鳞，白堤如带。“夹枝杨柳爽枝桃”，堤上如一彩带，桃花正当怒放时节，红、白、粉红色相间，断桥上下，中外游人如蚁。
每当日出和白兔东升之际，辄携老妻踯躅于孤山、西泠印社、放鹤亭及苏堤一带。孤山麓重新雕成之鉴湖女侠秋瑾石像刚落成树立，石基下已有不少花圈。我曾目击三五青年自远跑来，讶曰：“何来一妇女像，一定是刘胡兰之塑像。”其中一人似较为老练，亟更正说：“刘胡兰不会是妇人，一定是黄道婆的纪念像。”青年对历史的无知，可胜浩叹！这都是十年浩劫之后遗症。推而广之，解放后中学不重视历史课程。我写《辞海》秋瑾条释文时，本书“近代革命烈士”，乃被审稿者红笔划去，改书为“近代民主主义革命者”。可见“左”倾思想，源远流长矣。
在西湖畅游十日返沪。
初夏，余也鲁先生同他的老师传播学专家W．宣伟伯教授及夫人来沪讲学，《文汇报》设宴款待，余送之返锦江寄寓。余先生邀我单独谈话，欣然曰：“闻先生将协助厦门大学创办新闻传播系，计划如何？”我说：旧大学新闻系，辄纸上空谈，学生毕业后不能立即投入实际工作。按我的想法，厦大不乏在海外之毕业生，拟发起募款，为厦大建立一规模相当，近于香港中文大学之传播系，电脑设备雏形齐全，便于学生在学习中，逐步掌握电脑等最新传播媒介。也鲁先生极兴奋，慨然说：“募款费时，且无把握，先生果愿出面创办传播系，我可与国外基金会联系，无偿、无条件捐赠一批必要设备，并可物色英文及传播学专家，来厦大讲课。”
不久，厦大王洛林教授来沪，闻而亟赞之，回厦即向曾鸣先生及校长等进言。厦大乃再邀我赴厦面商。
我到厦数日内，适项南先生视察闽南抵厦，邀我与曾鸣先生同往厦门宾馆晤谈。项南先生本为余解放初期旧识，同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为人有卓识而富气魄。长谈三小时。项南先生对我筹创传播系，首先设立国际宣传及广告专业之意见，极为赞成。并说，此事为当务之急，即明年开始招生，将至1987年始有学生毕业。为四化大业计，为时已甚亟矣。
后经与曾鸣先生及学校各部门领导细细商酌，决成立新闻传播系筹备委员会，推我为主任委员，刘季伯、未力工先生为副主委。所有教务、人事、基建等部门负责人为委员。
磋商甫告一段落。福建省政协秘书长顾耐雨先生及福州市政府秘书长林萱治先生——为解放前《文汇报》旧友，联电邀约赴榕讲学和游览。
厦大特派车并请张立教授伴同赴福州。
厦门、泉州、漳州一带，称为福建之金三角，物产丰富，人物蔚起。厦榕间为一级公路，车行甚速，过集美后，即向泉州疾驰，一小时余抵泉州，在泉州饭店打尖。
泉州为有名之侨乡，亦为宗教圣地之一，由张立先生一高足导引，参观泉州古寺，登石塔，并展览弘一法师遗物。弘一手书屏条、方额及所刻篆印，均造诣极深，真不愧为近代之高僧也。匆匆一过，继续就道，不久即福州在望。此历史名城，林则徐、林琴南、萨镇冰诸名贤之故乡，心向往之久矣！
顾、林两先生及政协副秘书长兼民盟省委副主席吴修平先生盼候已久，即招待下榻于附有温泉之东湖宾馆。
与顾耐雨先生一见如故，坦率交谈，嗣后，我即以顾老称之。据修平谈，福建冤假错案之平反工作较彻底，顾老与有力焉。
在省政协大楼共讲两次。福建省政协大厦之高敞宽大，为我所经各省市之冠。七楼大厅可坐千人，我的第一讲为《新闻“烹调学”》。是时我对大众传播之意见，已日趋条理化。大要认为要革新我国新闻事业，一须赶上电脑化时代之新潮流，熟练掌握自采访到印刷一系列新工具。二须本于实事求是之精神，重视宣传效果。因此在采访、写作、编排、言论各个环节，都要尊重事实，尊重大众传播之客观规律，反对教训人、满堂灌之模式，而视读者为知心朋友，以平等之态度，耐心摆事实，说清道理，以求得读者之爱读、信服而引起共鸣。我总结这一套理论，名之曰“新闻烹调学”。恰如厨丁掌勺，不管原料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应力争适应读者口味。使读者翻开报纸，即觉珍馐满桌，而大碗小盆搭配有致。每菜色、香、味俱全，吸引读者垂涎欲滴，食指大动。
如每菜都贴上社会主义标签，而做教条主义宣传，则恰如厨师每菜必加上大把辣味，则顾客必望而却步矣。
是日听讲者除新闻界外，有大学教授，有中小学老师，还有大量民主党派成员。会后听反映，一般认为针对性强，说理透彻，对各项工作，都举一反三，有所启发。
第二讲为如何改进对台湾宣传工作，亦应讲求实事求是，不夸大自己之长，亦不抹煞对方之优点，更不应以幸灾乐祸之口吻，夸大对方之天灾人祸。福建为宣传前线，更应努力加强祥和空气，创造声气相通之条件。
省政协十分重视我的两次讲话，事后编入学习资料中。对党外人士之言论如此重视，在我，亦为罕见。
以后，连日参观漆器厂及玉雕厂，见巧匠精雕之花鸟虫鱼，栩栩如生。大块田黄雕制之玉器，尤价值连城。漆器如脱胎复制之大件石狮、古器，亦与原件不爽毫厘。
在市区游福州西湖，市内三山。并驱车同游鼓山。山丈为缕述左宗棠治闽故事，知左氏之遗爱犹长流民间。省政协及福州市府特治素筵款宴。林萱治兄并带来荤菜多件，以增酒兴。是日，杯盘狼藉，主客尽欢，不知落日之西沉，回城已万家灯火矣。
是年初冬，偕研究生贺越明君同游武汉，盖参加武汉大学之校庆也。寓东湖招待所，适与《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名画家方成同志为邻，同席畅谈，有时且同车出游，重温解放前在上海之友情。此招待所规模殊大。红太阳曾驻跸于是——另有一建筑群，“百万雄师”（武汉一“造反组织”名）闹“革命”时，闻谢富治、王力亦移居于此。盖饱记历史之风雨也。而招待所地广数十亩，树木森森，面向东湖汪洋一片，自然景色亦绝佳胜。
30年代，我曾在武汉工作整四年，对我亦有第二故乡之感情。武大庆祝告一段落，即由武大吴肇荣、吴高福两位先生及《湖北日报》之雷刚、《长江日报》之陈修诚诸先生陪同，过长江大桥至汉口寻觅旧踪。先至大智门，我还依稀认识方向，果找到宏春里。吴肇荣先生亟赞我记忆力之强。里弄宛然旧貌，内部房子已改修。旋至江汉路以东之三教街钦一里，则旧巢房屋仍在，而里弄外已成估衣集市，从沪穗运来之时装摊贩相接，对门原有之世界旅馆则不复存在矣。而太平洋饭店大楼依然矗立，已改作某公司矣。
又至原金城银行所建之金城里，为余在汉居住最久之地，当时为最新式之公寓款式。至则房屋依旧，而窗败栏断，非复五十年前面貌矣。又至隔街之汉润里，寻《大光报》及《大公报》汉口馆旧址，亦能辨认出地址门牌。随行之两报记者，在我站立各“旧巢”前，为摄影留念。
在江汉路之璇宫饭店，为当年花柳烟花之场，现则已改修成为接待外宾之招待所。我等亦在大门前合摄一影。
翌日傍晚，又偕雷刚及贺越明两君，再往汉口寻梦，在江汉参加夜市，并至因红太阳照临而闻名之老通成吃豆皮，味亦平平，所售之罐装原汁鸡汤，实快朵颐。
饭后赴汉剧院看戏，适是日主角陈伯华无戏，由新角演新编剧，汉剧之特色仍保留。回忆五十余年前，陈伯华初露头角，艺名“小牡丹花”，而牡丹花则为老辈演员之艺名。我当时曾看其演出《采花赶府》《活捉三郎》等戏，叹为观止。及今道及，真如白头宫女话当年矣。
在武汉其余的日子，曾在武大新闻系筹备组与教师们座谈，我谈对发展我国新闻教育的意见。又应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先生邀约，向正在培训的各县宣传干部作了一次讲话。
《湖北日报》约去座谈一次，总编辑樊坤同志虚怀若谷，亲自做了笔录，并邀请我去看武汉歌剧院试演的歌剧《编钟歌舞》，耳目为之一新。
还去《长江日报》编辑部座谈，受到该报负责人陈修诚、胡文新诸先生热忱的接待。
在武汉游兴已阑，买舟东下，先与江苏省记协王寄忠先生及《新华日报》高羽先生函约，拟过宁时勾留三日。到南京后，厚蒙接待。先后曾参观太平天国天王府、孙中山之临时总统府并游中华门、栖霞山及玄武湖、莫愁湖等风景，再次领略六朝及近代遗迹。
1983年 七十六岁
开始写《哈同外传》，每天写一段，即交《新民晚报》发表（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次成书出版）。
初春，民盟总部在无锡举行东南各省市宣传干部座谈会，约我前往参加，并作了讲话。住市中心之无锡饭店。翌日，宜兴县政协秘书长俞志厚先生及《宜兴报》之许周溥兄驾车来接，我得有机会再至“故乡做客”。下榻县委招待所。
饭后休息片刻，即溜至南大街豆腐花小担饱“胀”了三小碗，盖此皆儿时所喜尝，而他乡虽间亦尝到，总不如故乡风味，所谓“月是故乡明”也。承俞志厚先生亲引导参观周孝侯庙残址。“十年动乱”中破坏仅存躯壳。而抚摸四壁，周处亲书“云龙风虎”及王羲之所书碑碣幸获存在，为之释然。闻县当局及父老正努力于修复原样工作。
第二日，全日在《宜兴报》讲新闻近代史略及“新闻烹调学”，常州、镇江及长兴、湖州报界及部队宣传干部咸派人来参加。案前有大型录音机七八架。可见我国三中全会以后，各地方报亦日趋健全，主持者亦虚心好学。
在故乡三日，得交不少新友，并与敦本小学同学万元祥兄晤谈。总角之交，都已白头矣。
第四日又赶回无锡，参加无锡民盟支部之欢宴。主持民盟中央此会者，为老友冯亦代兄。
初夏，应《镇江日报》总编姚杰先生及编委余中奇兄之邀，偕老伴赴镇小住三日。得畅游金、焦、北固及招隐山等远郊三山，风景尤为秀丽，无怪梁昭明太子弃“皇太子”之尊如敝屣，隐居此山，修纂光照千古之《昭明文选》，而东晋音乐家戴颙亦隐此山，谱《广陵曲》也。
在镇亦曾谈“新闻烹调学”，南京记协负责同志及兴化、扬州报亦有人来听。南京大学学报编辑亦来听讲。
是年秋，厦大新闻传播系正式成立，招第一批新生。我请商一仁女士偕往，不日，余也鲁先生亦偕夫人来，与曾鸣、刘季伯、未力工、潘潮玄等诸先生共议教育大纲，以及向外引进人才、器材诸问题。筹委会改称系务委员会，我任主委。
一切商定后，应项南书记电邀，再度赴榕。下榻温泉宾馆。闻厦门海滨一带，风景幽绝，二十年来，一直为“厦门前线”。现则密布祥和空气，部队逐步调撤。旅游部门争取建造旅游堂馆及景点。项南书记重视教育，划五百余亩交厦门大学，作建立传播大厦及扩充其他文科教育设施之用。闻之极兴奋而鼓舞。
当时国内忽又掀起一股批判“自由化”风潮，甚至层层检查。厦门美术学校之石膏女像，亦有人主张“砸烂”者。项南在闽坚决抵制。
送别也鲁先生后，我亦旋乘机直飞北京，参加政协大会，途中曾写《空中赏月》杂文，以讥弹“左”得可爱之英雄。此一阵罡风，卒由中央负责同志之英明决断，得以煞住。
是年夏季，曾应浙江人民出版社袁伦生先生之邀约，偕妻再至西子湖边，畅游十日。下榻杭州饭店，整理稿件，发《新闻丛谈》稿。有机会参观改建之康庄、刘庄（皆在后湖，为1958至1959年“自然灾害”期间所改建之行宫）。又参观林彪出亡前所营之“地下宫殿”。辄诵《阿房宫赋》之警句“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尽泥沙”，“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反复吟咏，深为独夫兴叹。
回沪，又曾为四川人民出版社编《旧闻杂忆补篇》稿。
并曾于盛夏偕嘉稑赴京，参加民盟中央钱伟长先生所主持之学术讲座。我主讲之题目为《新闻艺术》，共分十讲，每讲两小时，每周五次，共讲两周。讲坛借北京师大课室。参加听讲者有百人，来自近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大率为新闻干部及新闻教育工作者。我下榻休息，则在东直门附近海运仓宾馆，儿、孙咸来欢聚。贺越明君则偕行作为有力助手，协助民盟同志布置讨论，甚受学员之尊重。后武汉大学新闻系教师，根据录音，整理成书，交上海知识出版社出书，颇获好的反响。
是时，我的长媳朱益陶染有肺癌，我夫妇曾往医院慰视。无奈病发时已至晚期，化疗、中医均无效。是年隆冬，不幸终于病逝。长儿白仑，遭此丧偶痛苦，自己又双目近于失明，次孙时霆甫上高中，一家悲痛，自不待言。我夫妇老年痛失此贤孝家妇，亦忍不住老泪横流也。
1984年 七十七岁
新春2月，应苏州大学中文系邀约，讲课两周，住专家楼，盖原东吴大学外籍教授之住宅也。忆1945年送白仑儿来上东吴高中时，觉房舍优美，花木布置井然。此次重来，四周教育大楼轮廓依然，草地亦依然葱绿。四周合抱大树无虑数百株。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良好基地也。
我在古屋楼头，辄涉遐想：假如在解放之初，院系调整之时，能保存私立和教会大学之名称，而仅改革其课程及人事。诸如“东吴”“金陵”“燕京”“岭南”“华西”等校名，并无“阶级”意义，且有传统的学风，则不仅在开放中，增长引进及信息交流之便利，且可以鼓励千千万万老毕业生——大部为老中年各门专家之积极性。而见不及此，当时“一刀切”之结果，三十年后之今日，补救为难矣。
在苏州大学讲课三次，主要为谈古典文学及新闻报道文学之语法修辞。空余时间，并游附近之沧浪亭及网师园。我幼时曾熟读苏子美之《沧浪亭记》，故对此古园特有感情。网师园则小巧玲珑，一亭、一石、一花、一木，皆布置独具匠心。站在任何角度，或从任何窗口望去，都成一幅中国画之山水画图。我在姑苏大小园林中，最偏爱网师园。因地较偏僻，游人亦不如狮子林、拙政园、留园、西园之拥挤。选桌静坐，一壶清茶，从四面门窗中欣赏中国画活的画页，其乐趣诚无穷也。
当时，夏衍、陈白尘诸兄正在苏审定大百科全书电影戏曲卷，特趋往旅舍拜访。
苏州熟友陈雪楼、孙国宝及表弟周维钧频来校访晤。讲课毕后，并相偕至枫桥参观寒山古寺，蒙性空法师邀入禅堂，款以香茗、干果。见康南海书法，苍劲可爱。
旋至附近之枫桥镇，看其乡办工业，已有丝织厂、塑模厂等多家，工业总产值已达几千万元。且在深圳设“窗口”，产品远销港澳。盖斯时三中全会所决定的开放政策，农村推行承包责任制已初见成效。枫桥加紧步伐，乡民之生活，已见显著改善，公共福利亦已规模初具。我们夫妇及诸友穷一日之光阴，遍访工厂、花木培养场及农民住宅，兴趣甚浓，想此处为苏南推广承包责任制及试办乡镇企业之先进点。回苏大后，亟将所见、所闻、所感，连写两篇通讯，寄香港《明报》发表。
后几日，移住市中心的乐乡饭店，又与枫桥乡之干部座谈，了解该镇工业创立之经过及远景规划。便中游观前街及玄妙观，亦已修缮一新，玄妙观之特色小吃，亦渐次恢复“文革”浩劫前之旧貌矣。在苏州共勾留十日。
4月，接合肥《安徽日报》邀请，并承安徽新闻刊授大学聘为名誉校长，乃与复旦大学之王中教授（新闻系主任，亦被聘为名誉校长）先后前往。参加了刊授大学开学典礼，并“面”授了两次课。暇时，出游逍遥津公园，瞻仰包孝肃祠并附近之廉泉。又寻访张辽“威镇逍遥津”遗迹。
合肥为我国中等城市，市内马路宽阔，到处树木成荫，市内新建房屋甚多。
我及王中先生并参观《安徽日报》社，在编辑部举行座谈。
因合肥火车班次少，经长途电话请南京《新华日报》代订好宁沪客票。昧爽，即乘汽车离合肥出城，在路边小店吃白粥、油条，风味远比上海为好，而取价公道。途经吴敬梓之故乡——全椒，未能停车展谒名文学家墓道。
到南京后，即由《新华日报》总编辑高羽先生招待。旋即赶往车站，乘直达车回沪。
回家度夏。盛暑甫过，忽接《湖北日报》函邀，樊坤同志亲为布置，再游武汉三镇，并畅游鄂中各县，远至宜昌，参观甫落成之葛洲坝，上溯至奉节，来回畅游三峡。樊先生并计划兼游荆襄及秭归，展游屈子及王昭君故居。盛情极可感。
由雷刚兄来沪迎接，我欣然就道。至武汉，寄寓武昌饭店，地近江边，眺望黄鹤楼，重建即将竣工，五层高阁，屹然挺立。
到汉，始知樊坤先生已有出访任务，由《江汉早报》总编辑冉中先生及雷刚兄伴我出游。
到汉之第三日，即由《江汉早报》派车随行。由汉阳登程，中午在沔阳打尖。一路车辆如梭，且多新式之旅游车。盖多为第二汽车厂出品，兼之农民生活大改善，有力出资坐此较华丽舒适之旅游车矣。
抵荆州已傍晚，觅旅舍休息。荆州为三国时名城，尚保存城垣。现有人口十万，除当地居民外，尚有一部分在沙市工作之工人，早出晚归，卜居于此。而城内柏油路四辟，居民大楼已接成整齐大街，空气清新，诚大都市生活者所无法享受。
翌晨，参观博物馆，其中陈列有古楚时遗物如吴王剑等，并有一具完整之古尸，衣饰皆楚时装束，弥足珍贵。又参观一古城楼，格式仿佛《三国演义》插图中所见，还保留一古街道，长约一里，闻将改造成一条楚街，一切商店、民居，皆仿楚时格式。将来建成时，必能吸引大批旅游客人，比之香港宋城，则真景真色，超迈远矣。游毕，即继续登程，穿行沙市，未多停留，盖留待归程时细细参观也。
当晚直抵宜昌，《江汉早报》记者早在桃花岭饭店订好房间三间。我独住一房，一切设备均现代化，尤其招待人员服务周到热情，为国内旅馆所少见。早晚餐均热菜、热汤、热饭。烹调亦属上乘，看我年迈，每餐还特为预备可口之面条，至足感也。宜昌街市沿江长二十余里。1945年胜利复员时，余与同业在空中过此，一片残垣颓壁，仅余之小屋，亦零星残破。今则见大楼成片，半山所建之公园，青翠可爱。真换一人间矣！
参观葛洲坝，先在展览馆看模型，听讲解，后至坝址现场参观二江过船闸，规模远比1957年我所见之苏联伏尔加水闸为宏大。发电站下水势奔腾，如千军万马之怒吼。第二期工程尚未竣工，而所发出之电，已远济汉、沪电力之不足矣。
到宜昌之第三日，与冉、雷二兄同游上游之三游洞名胜。又游三斗坪，听指挥同志介绍三峡大坝建造规划。大坝将高达一百七十五米，人工湖储水则抬高达一百五十米。预计装机发电能力为一千三百多万千瓦，即比目前世界最大的水电站——巴西、巴拉圭合建大水电站发电量还多四十多万千瓦。葛洲坝届时与之相比，则“小巫见大巫”了。
所可虑者，三峡水库一旦建成，坝西水位将抬高约八十米，这样，将形成一个人工内海，不仅鄂西的秭归、巴东一带将沉入海底，川东的巫山、奉节、万县等县大部地区，亦将受淹，影响直至涪陵、重庆，将严重影响生态平衡。此则不可不及时妥善考虑也。
我溯三峡直至奉节的那天，闻李鹏副总理带了一小班子，亲至宜昌、三斗坪一带仔细复查。可见兴建三峡大坝的计划，已日益提上中央之议事日程了。
我们从宜昌西上，直至夔门所在地的奉节县。时值皓月当空，万里晴空，江水微波，沿岸畅游了三峡胜境，特别是矗立千丈高山之巅的神女，月色如罩上一层薄雾，有翱翔太空、藐视人间之势。
奉节为一旧式城市，新建市房极少。我们所住的县政府招待所，简陋仿佛如解放前一旧式客栈。而从江边到达，约历经五六百级台阶。幸有一县府吉普车迎接，可少上一半台阶。
第二天清晨，步行至沙迹中之码头，乘渡轮至白帝城，时值枯水季节，从山麓至山巅白帝庙有弯曲崎岖九百余级石阶。当时有不少退休老干部，来此度“安慰”旅行，平均六十余岁，大都望而却步。我则以机会难再，贾勇前进，有雷刚兄及县青委一干部搀扶，走走停停，终于到达山顶。瞻仰昭烈帝托孤壁画及泥塑，曾打油七言绝句一首，以志感：
桃园高义传千古，草对远谟弃敝屣。
白帝托孤空惆怅，船山评议有深意。
忆读王船山《读通鉴论》，对刘备愤于关、张之殒命，不听武侯及赵云等之劝阻，悍然兴兵伐吴，从而破坏了诸葛亮在草庐时即立下之“东联孙权，北讨曹操”之基本战略方针。致遭彝陵大败，将诸葛亮苦心积累的一点本钱——人才与资材，毁于一旦，遗千古之恨。
王船山（夫之）曾不胜感慨地说：“刘备平日视诸葛如股肱，但究不及对关张之桃园手足情深也。”又刘备在托孤时，曾对孔明说：“阿斗可辅则辅之，否则君自代之。”王船山读至此，批一评语曰：“疑之深矣！”
我完全同意这看法。刘玄德因私交而不顾全局，有这样好的远见卓识之良辅，到头来还存怀疑之意，此刘备之终于被称为“先帝”，而不及魏武、吴大帝之豁达大度也。
在奉节宿了两宵，各人买了两筐川东有名的甜橙，仍乘轮东下。我特于甲板顶头房间，靠窗留一座位。每夜月彻圆，照三峡山岚险峰，轮廓可辨。我又一次温习了这天下奇景。
回到宜昌，仍住桃花岭饭店，因我们出发前，即曾预订也。时已晚八时以后，餐厅正在清扫桌椅，闻我们来，服务员个个笑脸相迎，重新放好桌椅盘箸。厨房也重新生火，特为我们重煮热饭，烹饪热菜，还不忘为我另制一盂烂面。我们由衷感激，有回到“家中”之乐。
又在宜昌补参观了两天。听说川东、鄂西将另建立一三峡省区，以宜昌为省会。
会见《宜昌报》（专区报纸）及《宜昌市报》（市属报）的总编辑。我特为《宜昌报》写了一篇文章，希望注意开拓信息，办好电视、广播，以适应未来的新形势。
我以身体疲倦，婉谢了秭归和襄樊的旅行盛情邀请，径赴当阳，参观当年三国时古战场。至则旅社、饭庄乃至百货商场，颇多以长坂坡命名，想见两千年来，小民对“常山赵子龙”及“燕人张翼德”的崇敬。市内还有“刘后主墓”，小抔黄土，显系后人制造，因这位阿斗，晚年在许昌养老，受封为安乐公，有“此间乐，不思蜀”之名言。何来归葬鄂中之根据乎？
并畅游了关陵，看到“文革”后重新修复的不少碑碣，为之感慨系之。忆幼年每读《三国演义》，至走麦城及水淹七军各节，即掩卷不忍卒读，深深致恨于孙权、吕蒙、潘璋辈。近年听名说书艺人袁阔成在广播中说《三国演义》情节敷谈生动，故事基本根据“演义”而参考陈寿之《三国志》及有关野史。毫无时下艺人乱放噱头之恶习。自开书以后，我即被吸引，每至此档书开讲之际，即“洗耳恭听”，如是者数月。但到关羽严拒东吴联姻之提议，孙权遂联合曹操，南北夹攻荆襄，我也不愿再听下去了。等到“跳”过火烧连营，白帝托孤一段，再继续收听。
检查我的原因，则和童年时不一样了。我是恨关公的轻狂自大，自以为出身好——贩卖枣子的劳动人民，而看不起“三世公卿”的孙权，口出“虎女焉配犬子”的狂言，悍然断交。使孙权愤而北联曹魏，南北夹攻荆襄，致吕蒙用计，潘璋设伏，麦城被擒。
兼恨刘备之小不忍则乱大谋，坚拒孔明、赵云等之苦劝，遽发大军，遭到彝陵大败，蜀汉实力，毁灭殆尽。诸葛在草庐对时即定下之联吴、伐魏的基本政策，被抛弃得干干净净。
从此，三国鼎立之局，开始动摇，虽经孔明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收场。我之不忍卒听，盖悲于千载以后，亦有“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之事例，同样怀疑良辅，同样自毁长城，自掘坟墓而以为得计者。古代明君，每以历史为鉴，信然！
凭吊当阳古迹后，翌日即至沙市参观二日。此为三中全会后被称为开放中等城市的典型之一。全市工厂林立，马路平整。我们曾先后参观其发电厂及纱织厂、热水瓶厂，多能引进先进技术，不断改进其产品，降低其原料及能源消耗。其不断前进之经验，足供全国中小城市之借鉴。参观毕，即循原道回至武汉。
武汉大学新闻系本年成立，第一班新生早已入学，主持者吴肇荣、吴高福两先生坚挽至该校讲学一周。我为全体师生共讲课三次，分别为我国新闻事业之过去、现在及未来展望。
接受该校刘道玉校长之聘，任新闻系兼职教授。并将研究生贺越明君搜集编次之《徐铸成新闻评论选》稿，交武大出版社出版。
时樊坤同志已出国访问回汉，为缕述国外新闻传播事业之见闻，甚扩眼界。
在汉事毕，即飞回上海。
1985年 七十八岁
今年，大概是“驿马星”当头了。
正月，政协大会闭幕后，即应《天津日报》之约，到天津小住一周。
天津，是《大公报》的发祥地，20年代到40年代，天津民谚有“天津新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也是我在新闻界“初出茅庐”练功、学艺的地方。我曾在这里当编辑及政治记者达两年有半。从1951年参加赴朝慰问团在此集中并整休后，已暌别了三十四年。下车进入市区后，即有“游子归来”之感。
住在马厂道招待所，当时《天津日报》李夫兄等正在筹创《今晚报》，我曾先后去《天津日报》讲了三次话，说明我对晚报的看法。
鞍山道《天津日报》社，原来是溥仪出关当“满洲国”傀儡前的“小朝廷”之一的张园旧址。现在，可以寻觅的痕迹已不多了。地已垫高，原来溥仪曾在台阶上与外宾及遗老们照过相，现在台阶已只存三级，非复当年之气概矣。李夫兄等请我在该报食堂便餐，我事后为港报写了一篇《张园赴宴记》，盖纪实也。
我急于巡礼一下《大公报》旧址，乃由《大公报》老同事张高峰及《天津日报》刘书申诸兄陪同，先至旧日租界看四面钟对过旧址，则房屋轮廓依然，已修缮改为天津鞋业工会会址。对面之德义楼四面钟已不复存在，修建别的大楼了。便道至“小松街”我当年的住所，则旧房仍在，未便敲门闯入，不知住几家人家矣。
复至原法租界三十一号路“九一八”后搬进的《大公报》旧址，则门前悬有“天津京剧二团”的招牌。那天为星期日，剧团领导均未上班，遂恳商守门人员放我们入内参观，入则房屋格式如旧。哪里是经理部，哪里是编辑部，哪里是张季鸾先生写出蜚声中外社评的地方，历历如在目前。而目前，正有一位小青年在练功，挂上髯口，在原总编辑室舞弄大刀，身段颇见功夫。《天津日报》派有摄影记者随我拍照。我请这位未来的名武生与我合摄一影留念，他再三不肯。我对他说：“我青年时也和你一样，在此苦练基本功，我们原是‘同行’呀！”
那几年天津建设突飞猛进，首先解决了唐山大地震所遭到余震破坏而建搭的防震临时房问题。其次，是大力组织人力、物力。开辟引滦入津工程，解决了居民饮水、用水问题。处处可见李瑞环市长的识见与气魄。张、刘诸兄还伴我到海河边参观，只见碧水涟涟，两岸行人道花圃则种花木甚多，信为夏季市民纳凉的好地方也。
所住招待所为市政协所辖。陈冰同志特设宴款待。陈在1957年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十年“文革”结束后，即来津任市委书记。现任津政协主席。
招待所为一园林，有亭台花石之布置。最使我惊奇者，天津已有温泉，洗脸、洗澡，龙头一开，热水即汩汩流出。又闻天津地下已发现煤层，煤的品质不亚于开滦，盖即与唐山煤层相连者。此皆近年所发现。有煤有大港油田之油，加以塘沽码头扩大，天津发展前途之乐观，可以预卜。
乘火车回上海。尘装甫卸，忽接厦大来电，谓余也鲁先生即将偕一批传播界人士来厦讲学一周，盼我前往主持迎接。即约贺越明君偕往。时厦门新建之国际机场已落成，厦京、厦港、厦沪航线新辟，清晨起飞，一小时许即抵厦门。当时上海尚春寒料峭，厦门则温暖如初夏，到处百花怒放，草绿莺啼矣。
到厦之第三日，也鲁先生一行八人即乘轮抵厦，如香港中文大学郑惠和博士、电视台孙郁标女士、浸会书院教师张同先生等皆初识，而一见如故，朝夕讨论海外传媒教育发展近况。大家喜称他们一行为“海外八仙”（其中恰有一位“何仙姑”），来闽传“道”送经也。翌日，他们即分别向厦大新闻传播系师生讲课，我主持绍介，并恭谨听讲，记录笔记。为时五日，即同乘旅游车前往福州。途经泉州，曾访问附近之华侨大学，并在开元古寺参观数小时，抵榕已万家灯火矣。即下榻西湖宾馆，承项南先生即时延见，并设宴款待。
送别“八仙”后，我和贺越明君仍移居温泉宾馆，由顾耐雨、吴修平先生招待，并重晤林萱治兄，留三日径飞返上海。
在家中休息约半月，即蒙西安之西北新闻刊授学院电邀，前往讲学。航班延误，至翌午始到达，有该校之陈布南先生迎接。次儿福仑一家在西安落户，他也偕长孙女时雯同至机场迎接。闻开学典礼已开始，即相偕径赴会场，我赶得上在会上讲了话。以后，又上下午一连讲学两天，听讲学员近千。该校并当场录了音。
西安古都，我以前从未到过。果然街市宽敞，城楼齐整，为现在保存城郭最完整之都市。我在西安勾留一周，下榻于大会堂，为迄今西安设备最现代化之旅舍，距次儿家仅咫尺，儿媳及孙儿、孙女辈时可侍奉饮食。幼孙向向且于课余来旅舍伴宿，得享天伦之乐。
于讲课之余，得畅游骊山华清池及半坡人遗址，并细细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仿佛重温了秦汉直至唐代之历史。慨叹这位以焚书坑儒遭百代唾骂之暴君，不仅建立“同文、同轨”之伟绩，且创建了如此灿烂之文化。“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只在“焚书坑儒”上远远超迈之，而美女与行宫，规模则差近阿房，将使百世以后，“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城内大小雁塔，及碑林等胜迹，亦一一参观。我国古文化之发达，于此可见一斑。
承《陕西日报》之请，得尝饺子宴之风味，大小饺子无虑数十种，每样尝一口，即大饱口福矣。
仍乘苏制客机返沪，幸未照例误点，如时回到家中。
我在赴西安前两天，民盟苏州市委，约我去了一天，向民主党派讲了一席话。顺便，游了西园和虎丘侧面新建成的万石公园，看到不少假山和盆景的珍品。
由西安畅游归来，苏州友人孙国宝及枫桥农工联合企业派车邀我游苏一周，我与嘉稑偕一保姆同往。
重游寒山寺，蒙性空长老合十迎于山门，并款以果点。后赴枫桥镇观光。一年来，乡镇工业又有显著发展，镇上商业亦更加繁盛。为招徕游客而建造的枫桥宾馆已将次落成，主持者含笑对我说：“你如迟一个月来，即可下榻此处，不必住市内矣。”寒山影剧院则早已建成，规模不亚于上海二等剧场，建筑费闻达五十万元。剧场后旷敞，并新建旅舍十余间，有剧团来演出时，招待演员，平时可公开营业。
枫桥新建设尚有敬老院，收容全区孤寡老人五十余人，请十几位妇女照顾其生活。老人二人一间，被褥帐子均洁白，每室有一架收音机，全楼有一彩电。老人们都对我说：“想不到老来交运，享此清福了。”
据枫桥镇主任人员说：这一年中，除上列建设外，还办了以下几件事：
一、提高民办中小学教师薪金，共增加八万八千元。
二、独生子女津贴，共增十三万四千元。
三、军烈属补助金，共增十三万五千元。
四、扩大医疗基金，拨二十万元。
在苏期间，还去东山游览，参观雕花楼，并到闻名中外之紫金庵参观，宋代名艺人雷潮所塑的十六尊罗汉，尤栩栩如生，即衣帽褶纹及挑幡等，无一不生动自然，而罗汉的喜怒哀乐，神态各异，真正可说是巧夺天工。其余八尊，闻出自明代匠人之手，虽亦精巧，而高下判然矣。又游席氏花园。东山席家代出名流，30年代至40年代之席德懋、德炯昆仲，即著名于财政金融界。
5月1日，友人《宜兴报》总编辑许周溥兄亲自驾车来迎，乃告别苏州诸友，径回我宜兴故乡，下榻宜兴宾馆。地滨西氿，临近岳堤废址，为原任氏花园之旧址而加以扩建者。来游宜兴山水之中外宾客，大都在此驻足。
丁蜀陶都，现为故乡最繁庶之地。我们曾参观紫陶馆及陶器馆，兴奋地看到吾宜陶业不仅质量大大提高，且发展了均陶、彩陶及工业陶几个新品种。而据县当局报告，在工业总产值中，陶业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于此可见故乡城镇工业近年之飞速发展。
我们特请《宜兴报》记者陪同，访问了丁蜀附近之汤渡及湖乡。此皆曾遍撒我童年足迹之地，汤渡仅一石拱桥还是七十多年前旧物。其余房屋（一般已新盖二楼二底之新瓦房）、人物（都新鲜衣着，器宇轩昂）皆是另一番景象。湖为乡政府所在地，变化更大。我1943年深入沦陷区过此时，一片瓦砾堆，仅余一条狭径可通。现则柏油公路，四通八达。市内颇多三层以上之建筑，乡政府对面之湖影剧院，堂皇宽广。闻此乡今年工农业总产值已达八千万元云。
在湖乡近张公洞一山麓，有乡人数百，正在开挖一山洞，积土满谷。据介绍，此洞之发现，经过甚奇。山旁本有一小洞，经常冒气流水，水甚清洌，乡人劳动之余，辄盛水饮用。一日，收工后，有三五小学生，冒险钻入，入则漆黑茫然。胆大者伛偻前行，至数十步处，忽天际露一线光明，再前行，则顶上开朗。此情此景，恍如渔人之发现桃源。是夕，各家晚炊已熟，不见小孩，四处寻找，恐被野兽所伤，有一农人发现，在其收工时，仿佛有几个小孩，在洞口游玩，家长们即燃火把，擎锄将洞掘开，则闻笑声喧然，小儿辈方游跳正欢。乃由家人一一领回。
乡政府闻讯，派人到沪请专家来测定，认为抑系一水成岩洞，有开挖价值。乡政府即集资自己开发，已掘出泥土数万担，上有不少奇突之钟乳，且有后洞，水路出口，将次掘通云。
地方经济发展，人民有余力从事风景点之开发，此为一个证明。
翌日，我们又至张渚镇太华乡访亲，至则万竿修竹，青翠欲滴，乡人名为竹海。闻友人谈，该处虽盛夏无热浪，且无蚊蚋，信为消暑之胜地。
据许周溥兄见告，宜兴除陶、竹、丝为特产外，近年已发现有煤矿、大理石矿，且已从事开采。此外，并发现矿泉，已设厂试制矿泉水。以矿泉水制造之“善卷啤酒”已少量生产云。
17日，《湖州日报》总编辑许学东兄（亦复旦新闻系毕业生）驾“小面包”来迎，乃暂别故乡，乘车经长兴赴湖州。许周溥兄原籍吴兴，亦相送返其故乡。
长兴与宜兴接壤。我幼年仰望南山铜官，只知长兴为山乡。今车过此，见风景之秀丽，市井之繁庶，不减宜兴。因车抛锚一次，午时在长兴铁钟饭店打尖。饭店高五层，有电梯上下。地当十字路口，有红绿灯指挥交通。凡此，皆宜兴所少见也。饭后略休息，许学东兄为述其故乡掌故（学东，长兴人），娓娓动听，因知长兴亦人才辈出。南北朝之陈霸先、陈叔宝父子亦长兴人。明文学家归有光及《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亦同时服官长兴。是以长兴人每嗜谈之。
到了湖州，在招待所安排好行囊后，即出发观赏市容。湖州是有名的丝绸之府，马路开宽，大商店、工厂林立。且“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人才蔚起。记得国民党统治时代，据统计，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籍湖州者，占总数四分之一，其闻名近、现代史者，有张静江、陈其美（英士）、戴传贤及陈果夫、立夫兄弟。等而下之，则有徐恩曾（中统局最早的局长。曾留美学工程，为当时工程师学会副会长）及旧上海闻名之潘公展、钱新之（永铭）等。
陈其美先生是辛亥革命功臣之一，首任光复后上海都督，而且后来反对袁世凯军阀独裁统治极为坚决，被袁派刺客暗杀。所以，上海老西门闹市，立有英士纪念碑。杭州西子湖滨，矗立英士铜像。新中国成立，风云初展，这些纪念碑、铜像都被推倒。听说湖州之陈英士墓亦遭破坏，使关心历史者为之叹息。我到湖州后，闻陈英士墓园已经修复，足见中共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精神之贯彻，亟驱车至碧浪湖观看。地在湖州南门外砚山之南麓。至则墓道修建一新。墓前石狮、石碑，亦修缮恢复原样。石碑中为孙中山先生题额“气壮山河”。其旁分别为林森先生及蒋中正先生题字。最使我惊奇者，有蔡元培先生一联：
轶事足征，可补游侠货殖两传；
前贤不让，洵是鲁连子房一流。
显然是对英士参与陶成章被刺案有微词。蒋介石先生当年建立此碑，对此联照样刊镌，此与蔡先生之谅直，具足为尊重事实，尊重历史，不为贤者讳，不为亲者讳之典范（案英士为沪军都督时，蒋先生为其最亲信之袍泽）。
砚山对面之碧浪湖，闻昔日湖面开阔，一湖碧水，夏日荷叶亭亭。惜在“大跃进”年代，大造农田，因而湮没，仅留一湾浊流，闻市当局正规划恢复，俾辟作风景点，为市民游息胜地。
在湖州四日，做了一次演讲，还游了潜园、飞英塔等名胜古迹，并参观丝织厂及王一品湖笔店，为儿孙辈各买了一套毛笔，鼓励他们好好练习书法。
由《湖州日报》副总编钱先生陪同，驱车至南浔镇参观一天，游了小莲庄花园，以及有名江南之嘉业堂藏书楼，并参观了张静江先生及其大哥（南浔有名之巨商、四匹大象之一）之故居。所有见闻，已详记于拙著之《锦绣河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兹不赘。
在湖州之第五日，浙江人民出版社杨淑英同志驾车来接至杭州。
至西湖已万家灯火。寓南山路湖滨之宾馆。先集中精力，整理近年所作怀念好友之篇章及游记，辑为《风雨故人》，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早晚仍徘徊湖滨，欣赏西子媚色。过去一年来，西湖又有较大的变化，将原来荒无人迹之阮公墩，开辟整理成景点；曲院风荷原为苏堤畔之一泓小池，现则扩展成占地数百亩之花园，且利用原有附近一带之旧亭台而加以修缮，景色天然成趣，自成一格局。最大变化，为将断桥及湖滨六公园一带公私所占房屋，尽加拆除，扩宽马路，布置新景点，使游目为之一舒。忆从1924年我初游西湖时，即觉湖滨公园至断桥间，有不少民房杂建于此，仿佛西子喉头，被物卡住；历年来此类房屋日益增多，思想上觉得有无可奈何之感，此次当局下定大决心，清扫一切占地，实为一大快事。但愿有这么一天，将西湖湖山其余所被占土地，尽数还之人民，使西子眼目清亮，益增妩媚，则为万世所造福也。
另被军队占用多年之净寺，亦已退还，并重加修葺。惜雷峰塔旧址，尚未清除完毕，而雷峰塔是否重建，议尚未决。鄙意以为宝俶、雷峰二塔，如西子之一双玉手，断其一腕，终为一大憾事。诵古人诗，有“浮屠会得游人意，挂住斜阳一抹金”，“烟光山色淡溟濛，千尺浮屠兀倚空，湖上画船归欲尽，孤峰犹带夕阳红”，辄为之神往。
袁伦生兄等又伴我重游刘庄等处胜景，并在孤山一带踯躅一周，游兴得以略尽。
六日后，乘车回沪。计此行共历时二十二日，凡写游记、通讯二十三篇（皆寄香港《明报》发表）。盖此行所见，新鲜事物极为丰富。我从张季鸾、胡政之先生学得一习惯，每日有所见、所闻、所感，夜深则必赶写成篇，“不留宿债”。二十年被迫搁笔，好不容易“熬”到此太平盛世，更以一吐为快矣。
回到家里当晚，即接南昌长途电话，江西人才开发学院，促我及早赴赣。我说：“刚由江浙遨游回来，想休息一段时期，盛情邀约，缓日再来吧。”对方说：“我们上月就邀请，承你应允，所以讲座早做了安排，报纸已刊出，报名听讲者极踊跃，你辛苦一趟，盼早日就道，我们准备今日即派人来接你。”记起我赴苏前夕，确曾由《江西日报》来邀过。怪我疏忽，竟把这档事忘怀了。于是，第三天就乘车前往。到了南昌，休息一天，知刘宾雁主讲的讲座尚未结束，乃抽空两天，先作庐山之游。
那天天气晴朗，初夏的骄阳已灼人，一路疾驰，汗湿衣衫，两小时余即到了匡庐之巅，则我所寄寓的芦林饭店已为浓雾笼罩，而凉气逼人，连忙取出毛衫披上。开窗即琴湖在望。旋至美庐别墅参观。看题名即知为当年蒋介石先生及宋美龄先生之别墅。正房两层，园内仍保留当年蒋先生夫妇与马歇尔将军密谈处。忆及当年马歇尔七上庐山，报纸曾大字刊载寄予厚望，而和平卒未能挽救，内战终于全面展开。看此遗迹，不胜今昔之慨。
解放后改充行宫，名“芦林一号”别墅。后又觅地另筑一美轮美奂之行宫，代号为一〇二工程。时当1960年，正“三年自然灾害”顶峰时也。三中全会以后，已改名庐山博物馆，使后人知所警惕。
又遥望庐山最吸引游客之仙人洞，欣赏“无限风光在险峰”之奇景。并直下半山，参观胡先骕先生艰苦经营之植物园，展谒胡先生像。胡先生博学而耿直，与胡敦复、明复昆仲共倡中国科学社，为我国自然科学组织之始。先骕先生，亦“五七战士”也。
翌日下山至九江，在甘棠湖休息，有浸月亭，皆白居易《琵琶行》中出典也。车绕游东林寺，见石碑镌《三友图》，记陶渊明当年常策杖来游，神情宛然。
傍晚即回南昌，下榻省委招待所，乃旧励志社原址而加扩建者。地广楼多，树木森然。我所住为最后一幢，推窗即赣江在下，穿流而过，来往风帆如织。据服务员告我，不远处即方志敏烈士就义之地。
回南昌之日，中共江西省代表大会方胜利闭幕，选出万绍芬同志为第一书记。女同志膺一省重任，此为创举也，不可不记。
在人才学院上下午讲学两日。又应民盟江西省委会之约，谈了一次。
暇时并浏览百花洲等名胜，并参观八大山人故居。在市区稍作鸟瞰。
刘宾雁曾来过访。我深佩其耿直敢言，乃与订交，并与姜惠龙兄等一起合影留念。
在南昌遇一意外之事。某日下午，我方苦暑，步行至招待所前之市口，饮冰淇淋一客。方回寓所休息，忽闻枪声砰然二响。后服务人员告我，适闻有一某省委兼管司法之衙内，被其司机刺杀于车内，盖司机新婚，不堪衙内凌辱，乃在停车购买汽水之际，返身将其枪杀于车内，自己亦举枪自戕。党风、民风如此，可发一叹！
我本拟便中一游赣州旧地，因道路颠簸而中止，乃就近作临川之行。1960年我随上海市政协参观团曾遍游赣省各地，对抚州留有深刻印象，未及多留。想乘此机会，一偿宿愿。
临川为我国伟大文学家汤显祖之故乡。其著作《玉茗堂四梦》，几百年来尤脍炙人口，海外近以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并称为东西两大剧作者。
至抚州，见市容整齐，买卖兴隆，远非二十余年前可比。最繁盛处，建有巍峨之玉茗堂剧院，其顶层，并设有汤显祖纪念馆（计划将单独建一专馆）。详细展览一过。见汤氏手迹《滕王阁王有信演〈牡丹亭〉二首》。其诗曰：
韵若笙箫气若丝，牡丹亭梦去来时。
河移客散江波起，不解消魂不遣知。
桦烛烟消泣绛纱，清征苦调破残霞。
愁来一座更衣起，江树沉沉天汉斜。
想见在他生前，《玉茗堂四梦》，尤其是《牡丹亭》已到处排演。受到士大夫的击节赞赏。也可见当时滕王阁一直成为赣省文化之中心。顺便提一下，滕王阁废址已清扫开辟，省府已规划重建此阁，不久当与岳阳之岳阳楼、武汉之黄鹤楼并为长江三大伟构矣。
是晚，抚州市文化局及采茶剧团，特为我请剧团彩演《牡丹亭·惊梦》一折，盛情可感。
翌晨，游抚州公园，展谒汤临川先生墓道。并承文化局邀集座谈会，得以详闻汤临川及王临川（安石）先生轶闻，我当场详细笔录。
回到南昌后，即订票东归，又承江西人才学院同志送至上海。
这一下，总算宿债尽了，可以小休了。时将届盛暑，天气闷热，开一瓶家乡的善卷啤酒消暑。想不到区区一瓶饮料，竟把我这个当年“四大酒仙”之一“打倒”。翌晨，即赴华东医院诊治，断为小中风，病因体力、脑力皆超负荷所起。检查我的血压及心脏，则完全正常。
又针灸，又吃药，约匝月之久，腿力渐见恢复。又开始每晨做丢了多年的太极拳，以增强锻炼，身体算是基本正常了。医生嘱咐，以后千万自己注意，勿再任性而为，干那些超出老年人可能练的事情。我也想，应该自己保重，争取多活几年。不是“活命哲学”，而是为了能亲眼看到国家的富足、强盛、自由、幸福。多不容易盼到有那么一天，日丽风和，充满希望（而不是前此的空想、幻想），我怎么忍心撒手而去呀！
本来想，从此不再写东西，以免动脑伤神。但实践几天的结果，整天待着，手足反而无所措，似是行尸走肉。真像张季鸾先生生前的名言：老记者而不“记”，变成纯粹的老者了。再说，用惯了脑子的人，一旦不用，失其调节，反而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大约停了一个月，我又恢复写作，先是每天一小时，后来加到两三小时，为《明报》《今晚报》《江汉早报》写些短文。后来，深深感到笔滞了，想到什么，不能“信笔直书”，再不像以前那么流畅了。不是哪一个字记不起来，就是某一句成语、词汇，明明写对，会发生怀疑。再不，一个极熟极熟的朋友，音容如在目前，名字却想不起来。必待“清夜自思”，才恍然记清楚。
我猛然悟到，老年人的大脑皮层，大概像一个筛子，如不常用，网眼会越来越大，以至于把脑子里所残存的一些东西，尽行“漏”掉了。古人所说的“江郎才尽”，大概就包含这个原因，脑和笔不常用，就涩滞了。
发现这个毛病，连忙适当地恢复正常的写作生活，一天限写一两千字。给香港《华人》杂志写回忆文章就是这段时期开始的，哪里知道，“自述”正文写了几节，就为殷洪乔所误，我又没有复印存底的习惯，只能就此算数了。
是年冬天，我还应《宜兴报》的邀约，策杖回家乡一次，并为港报写了几篇通讯。
1986年 七十九岁
2月，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好友们咸谓我精神焕发，不减当年。长孙时霖已在河北水专任教，特由沧州赶来伴侍。
会议期间，与老友罗承勋兄快晤，并承在中关村新设之烤鸭店设宴款待，极为感激。
我在去年曾开始写《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已在《中国建设》连载一年。在京期间，范用、倪子明、戴文葆诸先生见访，约定由北京三联书店整理出书。
返沪后，即补写“张传”五章，并将全书清校一过，将书稿及所附照片，寄戴文葆兄。
又，福建人民出版社排印中之《徐铸成通讯游记选》（贺越明君所搜集整理）将次出书，嘱写注释，又写释文近万言。
4月中，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又来函邀请赴厦，并由我所带的研究生黄星民君伴同前往。在厦十日，由研究生朱家麟、黄星民、陈金武三君朝夕陪伴，并轮流购备早餐，十分可感。由教师姚嬿嬿君陪同，赴美籍教授布莱德·萧夫妇欢宴。萧先生年逾花甲，曾长期任路透社远东分社主任，近年执教密歇根大学。经历与我相仿佛，是以畅谈终宵忘倦。
在厦期间，参加厦大全校运动会。在系内，对全系师生讲学一次。
抽暇并偕朱、陈二君专车赴漳州游历二日。所写《真正的宋城》《木绵庵参观记》等通讯，已收入《锦绣河山》，不重复。其实，漳州之行，虽短短二日，收获极为丰富，只以节制精力，未及一一写出。如漳州女排训练基地，为“五连冠”之摇篮，如高甲戏排练场，为漳州木偶之制作、排演场。我们多曾前往细细参观，感受很多。漳州之八宝印泥厂及有名之水仙种植地，亦曾访问。如在往年，必可为港报写寄十余篇通讯了。思之，不胜有“美人迟暮”“宝刀已老”之叹。近年，我最赞赏京剧《群英会》中老将黄盖的四句“定场诗”：“二十年前在战场，好似猛虎赶群羊。光阴如箭催人老，不觉双鬓白如霜。”我的二十年宝贵光阴，却在“运动”中白白流失了！
6月24日，为我八十初度。按旧俗，特在附近餐馆，备酒三席，宴请至亲近族子侄。《文汇报》多年老友多位，特设盛宴祝嘏，《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兄及党委同志，亦在上海大厦设筵款待我们老夫妇。市委宣传部潘维明部长亦欣然参加。
8、9月间，应宜兴旅游部门之邀请，组参观团再次回故乡，被接待下榻南山群峰中之别墅（似名翠碧山庄）。建筑为新构，有泉石之胜，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朝晚时间群鸟啾啾。
我曾随团游新辟之慕蠡洞（即我去年所见正在开挖之山洞，相传春秋时范蠡治吴以后，偕西施来宜兴隐居附近山中，故以是名）。我曾由表侄女朱海芳搀扶，畅游是洞。洞中钟乳千姿百态，其奇幻不减善卷，后洞亦有水路可通。
并遍游了玉女山庄。忆童年在湖上广善小学时，曾远足至庚桑（张公）洞及玉女潭。当时在荒芜中见一泓碧水，泉声滴滴可闻。并曾游附近之海会禅寺，听高僧讲法。现玉女已修缮成景点，我策杖遍游，殊勾起儿时回忆。闻海会寺只留废墟矣。游毕，在大门前餐厅饮茶谈天。
1987年 八十岁
1月，赴京参加民盟中央全会，我辞去中委职务，被选为中央参议会委员并被推为常委。是次会议在丰台京丰宾馆举行，休息期间，偕时霖孙游正在拓宽、修缮之卢沟桥参观，并在“卢沟晓月”之碑前，摄影留念。时鹅毛大雪日夜不停，四下房屋树木，如罩上一大块白布，茫茫苍苍。自1931年我离津赴汉工作后，五十多年未逢此大雪。一片缟素，象征怀念“七七”抗战初期为国捐躯之二十九军将士也。
3月，又赴京参加政协会。新闻组委员仍住远望楼宾馆，计在此居住已历四次矣。宾馆服务周到，服务人员咸笑脸相迎，有“宾至如归”之乐。
休息期间，中国社科院基建规划会开新闻小组会，石西民为组长，我及李庄、方汉奇诸同志为委员。开会审查基本工程项目有二。
罗承勋兄及三联书店范用兄等在交道口某饭店设宴为我祝寿。承勋兄并赋诗二律为寿：
金戈报海气纵横，六十年来一老兵。
早接瓣香张季子，晚传词赋庾兰成。
大文有力推时代，另册无端记姓名。
我幸及门惭堕马，京华众里祝长生。
桂岭何曾鬓有丝，巴山长夜史如诗。
江南风雨挥戈际，海角歌呼奋笔时。
万里神州欢五亿，廿年噩梦痛三思。
老来一事尤堪羡，依旧冰河铁马姿。
4月初返沪。
港友查良镛、卜少夫、陆铿、胡菊人诸兄发起，在港办筵为我祝寿兼纪念我新闻工作六十周年纪念，在台北之陈纪滢兄、在美之李秋生兄及梁厚甫兄等诸老友咸欣然将赶到香港参加。我亦已办好签证手续，订好5月3日机票，准备出发。由于在港之某先生处理不当，使得临时忽发生变化，不能成行，只能奉命去电婉辞。而香港方面已订好宾馆，闻曾敏之、易锡和两兄且准备至深圳迎候。闻之异常不安。
更令我抱愧、内疚者，陈纪滢兄已专程从台抵港，携来礼物，长途电话催问究竟，使我愧难作答。
6月24日，值我八十整寿。先一日，民盟上海市委会与《文汇报》在锦江饭店联合举行座谈会，为纪念我寿辰及从事新闻工作六十年举行庆祝，参加者有：中共上海市常委毛经权，他代表市委致祝词；苏步青、谈家桢等代表民盟致词祝贺；《文汇报》总编辑兼社长马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亦先后致词；厦门大学党委书记未力工及福建人才开发学院主任潘潮玄，他们特由闽赶来参加。此外发言及参加者尚有柯灵、钟沛璋、陆诒、夏其言、钦本立、冯英子、陈念云、束纫秋、闵孝思、吕文等同志。贺越明则代表我的学生发了言。新华社记者的发言极使我感动，他说：“不仅要文品好，尤贵在人品高。”民盟中央副主席冯之浚、秘书长吴修平特由京赶来参加。座谈会后，特举行寿宴，《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及《联合时报》并送了礼。锦江饭店经理并送了祝寿蛋糕。
香港《文汇报》连日以显著地位，报道庆祝会盛况。李子诵、金尧如、曾敏之三兄并联名发来贺电，全文为：
德登耋寿，文播神州。以民主勇士之姿，挟风云舒卷之笔，六十年来，论政立言，可谓不负平生之志。两报坛建树，更征爱民爱国之诚。弟等忝列同行，追随有日。特电申贺，藉表敬意。
是日，香港《大公报》《明报》《信报》等亦刊载消息。陆铿兄等并专发贺电。
《宜兴报》亦发表新闻及贺词，尤见光宠。
27日，《文汇报》老友，并另设寿宴，庆祝我老夫妇。洪荒兄并为我画了一幅极为神似的漫画。
中国新闻社为此也向海外发了新闻。
综忆我过去八十年的生活，经历了前清王朝、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执政、日寇军事入侵、新中国成立后这五个时代。简单划分，在旧时代生活四十二年，新时代已三十八年，差不多各占一半，可谓历尽沧桑矣！
童年记忆，还有些残留在脑海里。比如，辛亥革命前，犹记得曾随大人唱的山歌：“川鄂铁路人民造，卖给外国激起大风潮。……呀、呀、呀得儿喂，倒运盛宫保（指盛宣怀）。”后来，我在书橱角落，还捡到许多本用红白洋纸印好的薄薄的小本子，印有这些山歌，还刊出“革命首领孙文”以及黄兴、黎元洪、程德全等的肖像，显然是从上海流入这个小城市的宣传品。于此，可见当时同盟会中部总部曾做了不少革命宣传的工作。辛亥革命后，我记得宜兴城内，有几天全城断市，我们家这个破墙门也紧闭了好多天。
以后，直到1924年江浙战争以前，一直过的是艰难而“太平”的日子。
1927年大革命浪潮席卷江南，接着是“四一二”反革命屠杀，不久引起宜兴暴动。我则已于早一年到北京上学去了。
1927年秋，我半工半读，跨入新闻界的大门。从此与新闻结了“不解之缘”。1929年调至天津《大公报》任编辑。记得那时最吸引我的是塔斯社的新闻，特别是《真理报》总编辑拉迪克的社论和联共书记布哈林的文章，文辞简练而富于说服力。想不到若干年后，他们都被揭露为一贯仇视布尔什维克的反党分子。在枪决以前，还刊出他们的“供词”，自己直认不讳，侃侃详谈他们的叛党经过。我当时很不解他们会是这种人，更不解他们怎么如此“坦白”。
直到几十年后，自己陷于“阳谋”，特别是经过十年浩劫，才深刻体会“认罪”“坦白”是个什么滋味！
我进入新闻界后的六十年，也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前三十年，有十年是当一般记者、编辑。以后的二十年则“挑大梁”当了报馆的总编辑（或总主笔），主持一家报的笔政。一直自勉、自信，“勤勤恳恳办报、老老实实做人”，以前辈为榜样，努力做一个称职的报人。
后三十年，则二十年白白浪掷，被迫“冰冻”，被调至出版界做一个反面教员。后十年，欣逢大地回春，拨乱反正，我才重新调回到新闻界。可惜年已衰迈，只能做力所能及的著述工作，写些通讯游记，做一名老记者。并努力在新闻教育工作上，尽其绵力。十年来，出版了十七本书，写了不少拙文，当了三四所大学的兼任教授。如此而已。
古人说：“是故择业不可不慎也。”这话，我想想颇有道理。比如说，美术家每多长寿，因为他们经常写字作画，可以陶冶性情，且可锻炼眼神筋骨，甚符合养生之道。音乐家则易动激情，难以自制，所以高寿者不多见。新闻工作者长期俾夜作昼，饮食无定时，作息无秩序，所以易损健康。翻阅我国近代新闻史，可以无愧称为报人的，寥寥可数。王韬存年最长，六十九岁，梁任公五十二岁，戈公振四十五岁，邹韬奋四十九岁，张季鸾五十四岁，胡政之五十七岁，类多不过“中寿”。而新闻记者必须明是非，辨黑白，敢于秉笔直书，我国又一向无新闻自由之习惯，因而被害者更屈指难数。如宋教仁存年仅三十一岁，黄远生三十二岁，史量才五十六岁；其余如邓拓、金仲华、范长江、浦熙修、杨刚、储安平等优秀新闻工作者，在“文革”中被迫害离开人间时，有的刚年近六十，有的还不到五十。正在才华焕发时，不幸已做了古人了！恽逸群长期受迫害，熬到天日重光，甫过七十，即不幸逝世！
我并不自悔以新闻为职业。从中学时代起，即立志以新闻为终身事业，即使后来历尽坎坷，亦从无悔意。
我走入新闻界时，正当中国新闻事业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旧一代的报人，正努力于新闻规范化，使采访、编排、言论各方面改革趋于定型，以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苦心经营的《大公报》可为代表。其贡献在力求翔实，讲求新闻之效果。新的一代，则致力于思想之奋进，对读者，偏于注入式的灌输，不讲宣传实效。在此模式下，重视新闻的客观规律，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办报观点。
我能活过八十，而且能目击“四害”尽除，天日重光，殊非始料所及。又有机会能够在老年奋力写作，作育后人，比之前辈及同辈，应该说是难得的幸运者了。
司马温公曾自豪地说：“事无不可对人言。”我摭拾这一名言，凑成一绝句以自慰：
胸有是非堪自鉴，事无不可对人言。
清夜扪心无愧怍，会将谈笑赴黄泉。
昔人易箦时，每称“去见上帝”；近人则好称“去见马克思”；我平生既无宗教信仰，又自问不配有坚定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只有鲁迅说的“地母”可为归宿了。
1987年12月22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