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四十年，当年贫苦的孤儿，已成为一代报人的张季鸾先生，不幸于1941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我闻耗匆促编写了一篇《张季鸾先生年表》，刊载在9月8日的香港《大公报》上。
关于他青年就学的经过，我是这样写的：
“1901年，先生年十四，由鲁返陕，闻大儒刘古愚先生讲学于醴泉之味经书院，即负笈就学。
“1902年，先生年十五，味经书院改为学堂，乃入宏道学堂肄业。
“1905年，先生年十八，赴日本留学，入第一高等学堂……”
现在看来，太简略，还有些错误。季鸾先生1934年所写的《归乡记》中，曾简述他扶柩还乡和又遭母丧的经过：“先母王太夫人是继配，是一位极慈祥平和的女性，母家住山东沂水县。先父去世后，一贫如洗，多劝她就住在山东；先母不肯，一定要扶柩归葬。领着我们小兄妹三人，到沂水拜别了先外祖父母。辛丑冬，带全家回榆林，一路的困难，不必说了。到家即发生生活问题，全家箱箧中，只有几只元宝。有一处合伙的商业，被人吞没，成了讼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游学，艰难家计，一身承当。又死了我一个妹妹，先母身心憔悴，遂以不寿。我最后见面，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我又要到三原宏道学堂，临行拜别，先母倚窗相送，面有笑容，谁知即此成了永诀。到校两月，即接到讣闻；待我奔丧到家，只见到寺中停寄的薄棺一口！先母死年，才三十七岁。”这真是一位可敬的坚强女性。
青少年的季鸾先生，到家乡后刚草草过了春节，即奉母命进了当地的榆阳中学堂。主讲的田善堂老师，虽也是位宿儒，但对于这个新来的瘦小学生，颇有些束手无策。对“四书五经”乃至《国策》《国语》，已能对答如流，问一答十，而且好学好问，往往使他难以应付。勉强过了半年，他对这个学生说：“你天资聪明，家学渊博，老朽无能，不能再耽误你的学业了。醴泉味经书院的山长刘古愚老先生，是我们关东有名的大儒，我已写好介绍信，你禀明令堂，早去就教，前程无量。”(1)
这样，那年秋季，季鸾先生就首次离开母亲的怀抱，负笈醴泉。刘古愚先生很博学，能满足这位年轻学生强烈的求知欲！他对地理、历史，也造诣很深，课余常给学生谈长城内外的山川形势以及历史上的各次重大边患。还鼓励这位学生，假期中多去口外和三边实地考察。季鸾先生对这位老师十分敬佩。第二年，刘先生转就三原宏道书院之聘。三原离榆林更远，但母亲还是忍受母子远离的痛苦，为儿子添备行装，让他去三原进入宏道书院。(2)
在那里，季鸾先生首次结识了比他大几岁的于右任先生以及后来在辛亥之役、护国之役崭露头角的其他三陕精英。
1903年秋，宏道书院改名宏道学堂。
季鸾先生从宏道学堂到东渡留学，中间还有一段过程，那是四十几年后——季鸾先生已逝世五年，沈衡山（钧儒）先生详细对我谈的。
从1946年5月到1947年初，是《文汇报》跟反动势力斗争最激烈的阶段。它得到各方进步力量和广大读者的支持。我和各派民主人士都有所接触。那时我住在愚园路七四九弄十五号，很多民主人士到我家来过。比如，李济深将军辞去南京政府的军事参议院院长后，在沪寄寓愚园路一〇一五号（原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总经理钱大櫆的豪华住宅，抗战胜利后，经接收改为“军委会上海招待所”），地近江苏路口，和我家只有一箭之遥。我应邀去访问过几次，他也不止一次到我家来吃便饭。有一次，除陈铭枢先生外，还带来了薛岳。记得薛那时也颇有牢骚，说：“当年从广东出发北伐，一路打到上海，沿路老百姓送茶送毛巾，还主动报告敌情，并代扛行李和抬担架，军民真像鱼水一样。现在，我们的部队开到哪里，老百姓全躲起来了，给养完全要自己解决，不仅得不到确实的情报，我们刚住下来，当晚就会受到共军的袭击和包围，老百姓向着他们。这个仗怎么打法！”
到我家来过的，还有邓初民、施复亮、郭春涛、王绍鳌、傅雷、郑振铎等先生。
那时，沈衡山先生住在他的当医生的大儿子家里，恰在愚园路七四九弄对面弄堂里，我先去拜访，他也来回访，来往相当频繁，有时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他简朴的会客室里，布满了大大小小各色的石头。他说，他生平最爱石头，爱它的品格好，成形了就不好变。他还指着这些石头说：“这全是我多年亲自从各地拣选来的，也有些是朋友知我爱好送给我的。”
有一次，我们谈起张季鸾先生，话大概是这样开头的，我说：“您和张季鸾先生的政治主张，很不一样。而在1935年发生‘七君子’事件，你们被关禁在苏州监狱期间，他曾几度赴宁营救，我当时在《大公报》工作，知道经过，但一直不了解他怎么这样见义勇为？”
“他这是主要为了营救我。当然，他对蒋介石这样对待爱国者，也是不赞成的。”衡老接着说，“论私交，我们是三十多年的老交情，季鸾这个人，非常念旧。即使政治见解有时不同，他对我总很尊重，很关心。”
我说：“听说你们在北洋时代，曾一起战斗、同事过，是吗？”
“是的，我当时是国会议员，他办报，在反对袁世凯、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卖国阴谋中，我们彼此呼应，他斗争得很英勇。‘九一八’以后，我们的政见越来越有距离，但我们的私交从未受到影响。比如，1933年长城抗战时，我曾赴平津呼吁全国团结抗战，曾赴《大公报》馆去看他。刚寒暄几句话，他就说：‘目前有些人，不权衡中日两国实力的悬殊，轻率提出要立即全国抗战，多么危险！’我立即说：‘我就是反对唯武器论，主张早日抗战救国的。我们可能辩论一天，但还是不谈这个，叙叙我们的私交吧。’因为我相信他的本意是爱国的。”
“你们两位是哪一年订交的？”我好奇地追问。
“那真是说来话长了。清末，我的叔父兼巢公（沈卫）在陕西任学台（相当于后来的教育厅长），我当时新点了进士，在他幕里佐理文牍。大约在1904年，陕西考试全省士子，入闱的炮声已经响过了，忽然有一个年轻的童生，提着考篮匆匆赶来，要求入闱应试。监考的说他已误了‘卯’，不放进去；童生则一再说为家务耽误，昼夜兼程赶到西安，要求格外通融，放他进去。
“我叔父很爱才，听到这件事，忙叫把这位童生找来，说：‘你年纪还幼，何必急在这一科。好好攻读三年，再来应试吧。’‘不，童生已十七岁了，要求格外通融，即使落选，也甘心了。’
“我叔父看他口齿伶俐，很有自信的样子，就温言问他：‘你看来身体不大结实，戴的是谁的孝？你自己觉得哪一方面造诣最深？’
“‘童生幼年丧父，今春，先母又见背了，在家服丧，敝业师刘古愚连函督促，说不要耽误这次考期，童生连夜兼程来，还是延误了。对一般的经史，我已经熟读，特别对边关的形势和历史沿革，曾下过功夫。’我叔父听了很高兴，说：‘你是刘先生的高足，经史学业一定有根底了。这样吧，你把长城各口的形势，马上写出一个大概的情况和你个人的认识，如果写得好，我就破例让你入闱参加考试。’
“桌上放好了文房四宝，季鸾坐下去，不假思索，一口气写了好几张纸。我现在还印象很深，他坐在条凳上，脚还着不到地，一双白鞋，离地有好几寸。大约不到一小时就交卷。我叔父看了一直点头，递给我。我看他把从嘉峪关到山海关以及内长城各险要关口的形势，按次序写得很清楚，特别对三边到榆林一带的形势，设防沿革，叙述得很扼要，还说了自己的意见。
“我叔父命人立即带他入闱，考的成绩也很好。考后，即留他在西安的书院学习，定期考核，叔父叫我帮同看卷子，他对季鸾的考卷特别注意。
“翌年，清政府命令各省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叔父也把季鸾列入官费留学生之列。(3)
“我比季鸾大十三岁，从此成了忘年之交。”
我看过美国人编写的《中国近代名人传记》，对张季鸾的生平记述很详，评价极高。关于张赴日的年月，说他为了补习日文，1905年没有跟同伴同行，迟一年于1906年夏才东渡。时间可能是经过反复考证的。所以迟一年去的原因，我判断一定是为了守孝，等了一年，距母丧已历三个年头，向例可算是服阕期满了。那个时候，各省留日学生很多，大都是连日文字母都不认识就出去的。日本那时专为中国留学生设了不少预备和补习学校，季鸾先生不会独独为此推迟一年，在国内学好了日文、日语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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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光蕡（古愚）于1898年底辞去醴泉味经书院山长职务，1899年初在醴泉主持“复豳学社”，即烟霞草堂。1902年秋，张季鸾与陈燮同往烟霞草堂学习。据牛济编《张季鸾年谱》，榆林市政协编《张季鸾先生纪念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刘古愚年表》，编委会编《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一版。（编者注）
(2) 1903年初，刘光蕡前往兰州任甘肃省大学堂总教习，张季鸾没有随往。后转入三原宏道书院学习。据《张季鸾年谱》《刘古愚年表》。（编者注）
(3) 张季鸾入选陕西当局派遣赴日官费留学生的时间是1905年9月；刘光蕡于1903年10月逝世；张季鸾之母王氏于1904年春逝世。据《张季鸾年谱》《刘古愚年表》。（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