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8月初的拂晓，一艘曳着长长黑烟的海轮，正在南黄海上鼓轮前进。它是前一天傍晚才驶出上海港开往长崎的。8月，本是台风季节，但那几天却是风平浪静，船身只有微微的颠簸。一个清瘦的青年，单衣裤外罩着一件薄棉背心，已徘徊在甲板上多时了，他在焦急地等待看日出。他身子还很单薄，黎明前的海风，使他下身不时感到颤抖。两手把住栏杆，两足交叉跳动，眼睛盯住已露出曙光一线的东方。
他就是虚龄已届十九岁的张季鸾。
半年来，他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而奇幻的梦。个子虽然没有显著地长高，在识见阅历上却像突然成熟起来了。那年年初，刚过了春节，他就冒雪去三原谒见恩师刘古愚先生。刘先生前几年就聘甘肃主讲书院，刚回家度岁。师生已多年未见，老师看到学生学业更加精进，十分高兴，留他住了半月，讲了许多“关学”的精义，并勉励学生出国以后，还该注意对本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承继中国史学家的优良传统，不忘立言救国。
3月初，他先去亡母王太夫人的坟前拜别，辞别亲戚，由十二岁的侄儿阜生依依不舍地送至十里外。就这样，他离开了榆林故乡。十天后，到了西安，拜见学台沈兼巢先生，说自己服阕期满，准备即放洋就学。沈学台见很高兴，说目前去日本有两条路，一条经天津，从塘沽出发；一条经上海，走的人多：“我的侄儿钧儒也准备去日深造。这后一条路他走过不少趟，和他同行，你一路可以得到他的照应。他还要回嘉兴料理家务，估计要秋后就道。你也可放心，到沪后，他会介绍熟人带你一起出国。卢（沟桥）汉铁路已全线通车了，途中也方便了。”季鸾不断点头，由衷感激老师对他如此关心，如此周密地为他布置。
他也不愿重走由陕向东的旧道，以免枨触六年前侍母扶父柩归家的回忆。而武汉是张文襄（之洞）经营洋务多年的基地；上海更是十里洋场，人物荟萃；乘此机会，略加观光，增长见识，也有利于将来的游学进修。
简单的行李已带到西安，家中的幼妹，已托给三兄照看，他再无牵挂。
在学署住了约半个月，沈学台已给他办好了出国的手续。当时，赴日本不需护照，官费生只要各省学署致驻日公使一个札子。张的赴日旅费及一年的学习费用，也已领到了。
同行的，还有张的远房表兄李仪祉。他早年已去日本留学，这次是因家事请假回国，假满准备回校的。(1)他学的是水利，汉学也有根底。他知道季鸾一年来已学习了些日文，但文法还搞不清，日语更不大会讲。一路上，他指点些该读什么入门书，也教了一些应用的普通日语。沈钧儒也和他讨论经史，深感此人的博学方正，留有深刻的印象。
从西安出发，到郑州要乘十几天大车，学台派了一个管事和两名夫役一路照料。路是官道，庚子后“两宫”回銮时曾大修过一次，所以也还平坦，没有受像以前由鲁回榆林时那种颠簸之苦。卢汉铁路北面已修通至北京。改名京汉路，南至汉口也全线通车了。但路基松，从法、比等国购置的车皮还不多，隔天才有一班通汉口的车。他们购的是二等票，有统舱的卧铺；从郑州到汉口，行驶了两天两夜，年轻的小鸾已感到是“风驰电掣”了。
那时，汉口已辟了英、法、德、日四国租界，都在大兴土木，热闹市场集中在连接大智门的法租界一带以及靠近汉水的长江沿岸的旧市区。
有一个外甥在武昌学幕，他的母亲是张前母的长女。他还比张大几岁，在车站迎接他们一行。他们寄住在大智门附近的一所客寓里，略事休息后，即由这位外甥带领他们去参观市容，并去订了三天后开出的下水轮的客票。
在这三天中，他们曾去武昌登临黄鹤楼，参观两湖书院；又去汉阳游览了伯牙琴台和归元寺等古迹；也曾雇小舟去鹦鹉洲一带游弋了一圈。
那时，汉口已有中文报纸，法租界的书店里还可以买到东京出版的《民报》和《新民丛报》。这几年，张已读过郑观应、王韬等洋务派的书；从《时务报》起，也读了不少梁启超及其老师康有为的著作，受他们爱国、维新、立宪的思想影响相当深，对梁启超洋洋洒洒、“笔锋常带感情”的文风，感染尤深。他觉得武汉不仅远比西安繁华，空气似乎也清新得多了。
他们订的是日清公司的船票。据那位外甥说，招商局的房舱太乱，往往容易丢失东西；怡和、太古的房舱也太逼仄；只有日清的船，有一种特级房舱，是两人一间的，价钱并不贵，乘得舒适些，也可以上上层甲板散步。李仪祉也赞成此意，说遇着日本旅客，还可以练习讲讲日语。
江行一路平顺，下水走了四天，就到了上海，在十六铺码头登岸，有客栈的伙计们在招徕生意，他们选住在三马路的孟渊旅馆。沈、李两位以前都住过，因这所旅馆新开不久，设备也还干净，接近闹市，出去观光、拜客，也较方便。
年轻的张季鸾，从来没有到过南方，没有到过水陆码头，在武汉的三天，已觉得头晕目眩，只在游登黄鹤楼时，感到“大江东去”，心旷神怡。现在，处身在“夷场”，处处新鲜，也处处有手足无措之感。大部分时间，他都躲在房间里，看看报章、新书。
那时，上海的华文报纸还只有《申报》《新闻报》两家，都是有光纸印的，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市井琐闻、市场行情以及宫门钞之类；偶有外国新闻，大都是从英文《字林西报》转译的。另外，有不少小报如《繁华报》之类，满纸刊些斗方名士的作品，如诗词、对联之类，每期有一两篇长短篇小说，他看了也引不起兴趣，还是从旧书摊上买到过去想看而未看过的章太炎作序的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以及《苏报》《时务报》等残本，如饥似渴地细细翻阅。
一天，沈钧儒出去拜访同年、同乡，李仪祉带了一位同乡进来，见到季鸾就笑着说：“小弟，你也到上海来了，欢迎欢迎。”此人已留着短须，辫子剪掉了，后脑留着一截长发，细细一看，才认出是三原时结识的学长于伯循（右任），连忙作恭打揖。右任哈哈大笑说：“老弟，这里不兴这一套了，见面拱拱手，或索性鞠个躬就行了。”又问：“同行还有哪几位？预备哪时东渡？”仪祉代答：“只有沈钧儒先生，是上科点的进士，他准备下半年出洋，此行是沈学台派他照料季鸾的。”
“衡山先生也是旧交，学识见解，我是一向钦敬的。”
右任又看到季鸾桌子上堆放许多报章、旧书，便深有感慨地说：“自从《苏报》被封，上海久已没有一份可看的报了。我正邀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一新报，以一新民情抑郁的空气，苦于资金尚难凑集，还没有一点眉目。我也想去日本转一趟，看看有无机缘可寻。”接着，他又长叹一声：“没有一份开风气之先的报纸，我们这些书生，将百无一用，报国无门了。”
他的话，句句打动着季鸾的心弦。他多年受刘古愚先生的熏陶，又熟读顾炎武、王夫之的著述，早就立志要以文章救国。
他们在沪逗留了五天，曾和于右任谈了三次，一次是于在“小有天”闽菜馆请他们小酌，算是洗尘兼饯行。这于、李、张三位，若干年后都各有建树（李仪祉先生后成有名的水利专家，艰苦筹划，主持黄河整治，并开辟了泾渭渠等，大大改善了陕西水利），被称为陕西三杰。
他们坐的还是日本轮船，沈衡山送上码头，拱手告别，于右任等同乡也到码头送行。
再说那天清晨，季鸾没有先征得李仪祉的同意，摸黑披好衣服，独自登甲板等看日出。等到东方水天连接处抹上第一线红光时，已陆续来了几个乘客，都扶着栏杆，凝神注视东方。
说时迟，那时快，真不过一转瞬间，东边的红光越来越鲜亮，先是像一痕红牙，从水天连接处露出，船身上下一晃动，一个红球就跳出水面了，红光万道，照耀得层层波浪都像披上了鲜红的绸纱。同时，仿佛远处阵阵传来喷薄的声音。
大家不约而同地赞叹说：“海上的日出，真是奇观啊！”
季鸾这时才注意，立在他旁边的是一个胖胖的个子不高的青年，穿着一身不太讲究的西服，一脸笑容，好像要向他寒暄。他马上先打招呼：“你老兄贵姓？也是准备去游学的吧？”
“贱姓胡，单名一个霖字，号政之；原籍四川华阳，随先父旅居安徽多年，今春先父见背，我自费预备到日本后投考法政学堂。老兄如此英年，大概不过十五六岁吧。”说的是带安徽口音的四川腔。
“我是戊子年出生的，虚度已十九岁了。是陕北榆林人。”
“这样说，老兄还长我一岁，川陕是一家，希望以后能多多指教。”
接着，两个邂逅的朋友，就坦率地交谈下去。其他看日出的人，纷纷回舱去盥洗，准备吃早餐了。(2)
也真是事有凑巧，这两位初交的朋友，当然自己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成为好友，而且最后会合作多年，创建一份名闻中外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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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仪祉没有赴日留学。张季鸾之妹张季珍嫁给了李仪祉胞兄李约祉。据《张季鸾年谱》《李仪祉先生年谱》、中国水利学会、黄河研究会编《李仪祉纪念文集》，黄河水利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编者注）
(2) 张季鸾和胡政之相识是1911年在上海康心孚家中。据胡政之《胡总经理致哀悼词》（1946年9月15日在张季鸾追悼活动上的致辞），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