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从东京赶到长崎迎接他的，是好友井勿幕。井字文渊，陕西蒲城人；他们是三原宏道书院的同学，两人气质绝然不同。一个身体魁梧，孔武有力；一个文弱多病，行动懒散。但当年初交时，就一见如故，成为朝夕相随的知己。他们都勤于学习，受到刘古愚先生的赞赏；都立志于反对专制统治，以天下为己任。井说，他将来要投笔从戎，在疆场上为国立功；张则说他手无缚鸡之力，只能以文章报国。
前三年，井就到日本留学，入东京大成中学，准备毕业后投考士官学校。
这次旧友重逢，自然有叙不完的契阔。勿幕说：“今年春间，我曾回陕一次，很想到榆林来看你，并在伯母灵前尽礼，只是杂务太繁，抽不开身。”
两人在长崎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就相偕到了东京。李仪祉说在长崎还有事稍作逗留，没有同行。到东京后，井已在自己下榻的借宿处，为张租了一间不大的房间。不久，由井的建议，张就向经纬学校报了名，井还先为他补习日文和日语。张很聪明，不久就可以看报，一般应用的日语，也可应对了。
井的朋友似乎很多，课余几乎经常有人来访问，而且往往谈到深夜。他曾悄悄告诉张，前一年同盟会成立时，他就参加了，而且被委任为陕西支部长。“今春我回陕，就是为秘密联络同志，筹立支部的。”接着，他盛赞中山先生的气度恢宏，革命意志坚决，虽屡遭失败，而百折不回；还谈到了孙先生的革命主张，也谈了黄克强等同盟会的骨干，劝张也参加同盟会。张答复说：“中山的人格和革命救国的思想，我是早就钦敬的，但有关同盟会的文告，我一个字还没看过；加入一个组织，是一辈子的事，如何可草草决定呢？再说，我这百无一用的书生，加入了，也未必能有所贡献。”
“那倒不然，章太炎先生也是一个书生，他仗着一支笔，照样参加革命。前两个月，他刑满出狱，我们立即派人迎护来东京，曾开了盛大的欢迎会。他慷慨陈词，已正式加盟，他还答应主编我们的《民报》呢。”
暑假过后，季鸾就进入经纬学校。很快，他的日文日语，就能听讲、笔记，各项课程全应付裕如，每天回到下宿处，还能阅读福泽谕吉等的著作，对东京、大阪出版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报知新闻》等报纸尤感兴趣，从头披览。对《民报》也每期必细读。那时，《民报》正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展开笔战，他是同情《民报》的主张的。
后来，来寓所访问他的朋友也多了。胡政之已考上东京帝国大学预备科，曾不时来畅谈。张也不时去回访。有一次，在胡的寓所遇着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一口四川音，经胡介绍，说是他的成都同乡吴鼎昌，表字达诠。据胡说，吴已来日三年，早在东京预备学校毕业，已升入高等商业学校了。他个子比胡、张都高，脸部颚骨很宽，鼻子下面留了一撮小胡子，有点三角眼，看来是工于心计的人，但很和蔼，和张一见如故。张说话急时，有些口吃，吴总耐心听张把意见讲完。吴的经济看来比较宽裕，以后他还不时偕胡一同来张寓所访晤，有时还拉着他们一同去尝“中国料理”。
和张往来最密、友谊最深的，除井勿幕外，数陕西同乡康心孚。他们年龄相仿，又是同学，谈话十分投机。他很钦佩张的文笔犀利，知识又极为广博。那时，我国的留日学生，大约有一万多人，受了庚子之役和辛丑辱国条约的影响，大多数都倾向革命，加入同盟会的络绎不绝。也有一小部分专门来“镀金”，如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一心等毕业回国后，考取为“洋翰林”，然后找寻门路，升官发财。还有一类是纨绔子弟，家里有钱，名为来留学，实际是日夜泡在银座一带，和下女、艺伎厮混，正如后来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留东外史》所描写的那样。
像四川、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广东这几个省份，留日学生最多，都以同乡会的名义，办起了宣传民族主义、鼓吹革命的刊物。陕西的进步青年也筹备创刊《夏声》。井勿幕、康心孚等提议由张季鸾担任编辑，说张学识广博，文笔恣肆，必能胜任，得到全体的同意。那时，张已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业、思想也日益成熟了。
1906年冬，于右任曾到过日本，访谒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曾和井勿幕、张季鸾等谈及，他筹办报纸的计划已有眉目，约他们在日提供稿件。1907年4月，《神州日报》果然创刊，在沉闷的上海新闻业中，放出异彩。张读到后很振奋，但他那时正忙于《夏声》的编辑工作，未能为《神州日报》撰稿。而回国后他将终身为新闻事业献身，那时已下了决心了。
1908年夏，张曾短期回国，主要是王太夫人生前曾为儿子定了一门亲，女家催迫甚亟。他回家完了“终身大事”后，在家乡住了一些时候，在榆林府中学讲了几次课。不到三个月，就别了新婚的李夫人和亲友，起程再次东渡。(1)那时，沈兼巢先生已告老回籍，他没有在西安多停留，年底前就赶回东京，继续攻读并编辑《夏声》。
他在日本的交游日广，先后结识的朋友有张耀曾、李书城、谷钟秀、文群、张群等。这些朋友都是同盟会中人，而且多半较接近黄克强。他曾见过黄克强先生，也曾被井勿幕拉去锦辉馆听过几次孙中山先生的讲演，井还介绍他和中山先生谈过话。但当井再次征询他是否有意加入同盟会时，他断然表示没有这个想法。
井诧异地说：“你难道不主张革命？对孙先生或黄先生的人格、抱负还有什么看法？”
“不。我对孙先生的学识、气质、人格，都是十分钦敬的；对黄先生和太炎先生也很佩服，但我是一个文弱书生，立志要当好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我认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所以，于右任在四十年后，作怀念张的诗中，有“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之句。
1909年，于右任创刊《民呼日报》，再次函催他写寄东京通讯，他很高兴。但他的稿子寄到时，《民呼日报》已被租界当局封闭。这些稿子以后才陆续刊在于先生联合宋教仁等创刊的《民吁日报》上。这是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开始。
所以，后来——1926年，他和吴鼎昌、胡政之合办《大公报》时，一开始就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其他三“不”，可能是针对当时的时弊；至于“不党”，吴、胡如何见解，我不敢说，而张对这一点，思想上是植根深远的。
在清末民初时，有一股思潮，认为不仅新闻记者应超然物外，不与任何党派结缘，就是搞金融实业的人也最好“独立”于党派之外。吴鼎昌就亲口对我讲这一番“道理”。这是距他们留日时二十多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我已在天津《大公报》当编辑，并不时充当“巡回记者”，哪里发生了政局变动，甚至正在“山雨欲来”之际，张、胡两先生就派我去采访，必要时住上一两个月；如果只是一个空阵，并没有沛然下雨，摸清底细后，留个把星期就回津复命。
1930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按社里规定的时间，在编辑部编报，比较本市和北平各报的新闻和版面，安排当晚编辑的准备工作——如图片的说明资料等。胡政之先生走来轻轻对我说：“你今晚不用上班了，把工作向（赵）恩源（他从燕京大学新闻系调来不久，充当我的助理编辑）交代好了，早些回家休息休息；我们想请你出一趟门，车票已给你买好了，盘缠我也关照了会计处，你回家前去领取。”我问：“到哪里去？”他说：“张先生正在客厅会客，一会儿他会找你，详细说明一切。”
大约五时刚敲过，季鸾先生以他一贯从容的态度，含笑来对我说：“铸成，我们到胡先生房里（那时，《大公报》‘四面钟’旧址狭小，总编辑并没有单独的工作室）谈谈。”坐定后，他对我说：“广东陈济棠联合李宗仁反蒋，酝酿另组政府，这些你在报上早看到了。听说，孙科虽在几位元老挽留中，迟早也会去广东；改组派的核心人物，听说已纷纷去粤活动；有消息说，汪精卫也已从巴黎动身回国了。看来，下面的文章还会很多。我们想请你到那里去一趟，看看这各派之间有什么矛盾，会不会形成一个大联合？打出政府旗号后，会不会对蒋用兵？有些新闻，可能不会见报，你只要把真正情况摸清楚，可发表的写通讯或打电报，不能公开的可以写信给我，做编报时的参考。”
我说：“广东我从未去过，人地生疏，工作怕有困难。”
“这不重要，你已有了很好的采访经验，又和汪精卫、邹海滨（鲁）等打过交道，相信你会随机应变，做出成绩，不会使我们失望的。”
第二天上午九点以前，报馆的庶务送我到车站，上了津浦特快的二等卧车（那时，从天津到上海还没有直通车，连浦口过江的火车轮渡也没有）。离开车只有十分多钟了，这位庶务先生气急败坏地跑进车厢，说：“吴社长也坐这趟车南下，希望和你同坐一车厢。”说完，马上代我拿了简单的行李，匆匆换上头等蓝钢车。吴殷勤招呼我坐下，一面关照他的随员：“赶快把徐先生的车票去换一下。”
这种蓝钢车，设备特别讲究，两人一间卧室，铺位是相对的，房间全铺着丝绒地毯，每间还附有一小间卫生间。这种车子，听说是比国某公司特别提供的，票价比普通头等卧车要高十余元，差额要结交比公司，作为租用之费。这也是半殖民地特有的花样。总之，我忽然坐进这华贵的车子，真有刘姥姥初入大观园之感。
最使我“受宠若惊”的，我和这位社长先生虽相识了一年多，但从未认真交谈过一次。他那时已退出政坛多年，还是“在野之身”，几乎每天晚上必来编辑部。来了，就以他尖尖的嗓子，道地的四川腔，和张、胡两位交谈；有时，大概是涉及机密吧，他们还讲日本话，对编辑要闻的许萱伯，也只偶然点头招呼一下。我们——如编本市新闻的何心冷，各地新闻的王芸生，教育新闻的我，只是埋头编稿发稿，从来不去注意他们谈些什么。大约要到十一点敲过，他走了，胡回到他的经理室考查账目，季鸾先生才开始审稿、构思社评稿，或修改润色由吴、胡执笔的社评。
现在这位社长先生忽然对我这样一个年轻编辑（我当时只有二十三岁）如此垂青，如此照顾，怎不深感意外呢？
他大概已看出我的局促不安，便温和地对我说：“铸成，我们凑巧同行，正好谈谈，彼此消除旅途的寂寞。”
那时，从天津到浦口，要行驶两天，我们吃饭，都是“仆欧”送来的。吴的随员，则坐在三等卧车里，一天来照看一两次。
第一天，他和我谈谈沿途的风景、名胜，也简单问问我的身世、学历。
第二天早餐后，我们一面喝咖啡，他像不经意地对我说：“我早年曾参加同盟会，是初期的老盟员，你大概不会想到吧？”的确，这使我吃了一惊，他在袁世凯时代就任显职；段祺瑞当政时，他和皖系军阀有密切关系；他过去的经历，我大概是了然的，怎么会是一个“老革命”呢？
我强自抑住我的惊讶，不动声色地问：“您后来是怎样退出的呢？”
“我是奉命的。中山先生知道我学金融商业，有一天对我说，从事金融贸易的人，最好不要隶籍党派，这样，免得国家的金融商务受政局变动的影响。你不妨退出同盟会，只要心向着革命，还是我们的好同志。这样，我就办了退盟的手续。”
他看到我神情有些怀疑，接着说：“辛亥冬，中山先生从海外归来，我曾去访谒。我当时是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的首任总经理，我曾向中山先生请示：‘准备发行的中国银行钞票有两种图案，一是用您的头像，一是用周公的。钞票的头像，不一定表示尊敬，是一种信用久远的象征，而周公是历史上最早注意理财的政治家。’中山先生听到这里，马上说：‘这就决定采用周公的头像吧！’你总还记得，前几年（指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前）中国银行的钞票，不还是印这个图案的么？”
他一路上对我关切备至，真像把我当作一个“孺子可教”的“忘年之交”。自然，他在民初当造币厂长、财政次长，然后变成财阀的经过，没向我谈及；也没有谈1918年他作为北方代表，体现段祺瑞、徐树铮的意图，破坏南北议和的过程。老实说，我当时对他如此照顾和坦率是感激的，但心中总是有些惴惴然。所以，在车到浦口以后，乘着蜂拥而上的欢迎者一阵混乱中，我提了行李，独个下了车，跑上了渡江小火轮。不料正待开驶之际，又是那位随员赶了来，说：“总经理到处找您，您怎么一个人先下车了？”于是，又代我提了小箱，登上欢迎者特备的专轮。
欢迎者都是“北四行”（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的南京分行经理和中国、交通等银行的代表，我注意到没有官方人员。我陪同他进了城，吃了一顿十分丰盛、精美的午餐。休息以后，又坐上他的小汽车，在欢送者的簇拥下，登上去沪的特快车。
不到两年，即1932年5月，他在上海策动总商会、银行公会等工商界名流，发起了一个“废止内战大同盟”，自己起草通电，并发表谈话说：“国内民生状况已朝不保夕，若再有内战促其崩溃，必重演历史上之惨剧。赤眉、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往事，不难再出现于全国。”显然，他所希冀“废止”的内战，决不包括正在疯狂发动的“剿共”，而只求“废止”军阀之间的混战，以便共同对付“赤眉、黄巢”。
1935年10月，他又以团长身份，率领工商界巨子三十四人，赴日“考察”经济。回国后，参加了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的所谓“名流内阁”，出任实业部长。从此以后，重上政坛，步步高升，经常在“纪念周”讲话，也开口“吾党”、闭口“吾党”，不参与党派活动的话，早已事过境迁了！
张季鸾先生毕竟是个书生，尽管他回国后就参加《民立报》，和于右任等同盟会中人共事合作，后来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先后任政学会（国民党内的一个派别）机关报北京、上海《中华新报》的总编辑；但据我所知，他始终贯彻初衷，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即使晚年在言论上往往“右袒”蒋介石（此中主客观原因及思想根源，后面我拟试加分析），而直至易箦，还是贯彻到底，没有加入任何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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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季鸾共有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高芸轩，1908年结婚，1931年逝世；第二位夫人范氏，生卒年月不详；第三位夫人陈孝侠，曾用名陈筱霞，1934年结婚，1937年生子张士基，1974年逝世。据《张季鸾年谱》，高集《忆我的姑父张季鸾二三事》，《记忆：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张季鸾后人提供的情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