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先生于1911年初回国。他在日本的五年中，勤奋学习，对日本的历史和明治维新以后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潮、风俗人情，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调查；日文也学得很好。据说，当时日本学人有一个评价：在中国留学生中，日文写得流畅清丽的，首推张季鸾的论文和戴季陶的书简、小品。有人说，张会背诵日本的百科全书，那未免言之过甚。
张回国后，即参加《民立报》工作，任编辑。
在中国报史上，艰苦创业、再接再厉、锲而不舍的，于右任先生应是第一人。他1907年创刊《神州日报》，失败后，绝不气馁。1909年创刊《民呼日报》，5月出版，三个月就被租界当局查封。10月间，他又重整旗鼓，改名《民吁日报》，重新出版，不过出了一个月零十天，又被封闭。翌年10月，他又与宋教仁创刊《民立报》，继续宣传民主革命。那时，租界内外的民气更盛，租界当局有些害怕，不敢轻易下手了。
据包天笑先生的《钏影楼回忆录》记述，和《民立报》差不多同一时期创刊的《时报》，编辑人员连社长狄平子在内，只有四人（包括天笑和陈景韩）。当时大概除《申报》《新闻报》用人略多外（编辑也不过八九人），其他新出报纸，规模大抵不过如此。《民立报》除于、宋外，有一位徐血儿，还有新参加的张季鸾，记者（当时称为访员，记者这一称呼大概是后来从日本引进的）只有陈其美、张群等两三人。
当时干新闻工作都该是“多面手”，既当编辑，又要写评论，遇有重要新闻还要参加采访。
在政局动荡、时势激烈变动时，最能暴露报纸的立场、观点和报“格”，也每使新闻工作者的面目、人格乃至灵魂深处的东西暴露无遗。辛亥革命时如此，大革命时如此，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也大抵如此；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这些，凡是“过来人”都有亲身的体会。
我前年写《哈同外传》，曾翻阅武昌起义时的《申报》《时报》和《民立报》，颇有所感，也颇有所悟。
当时的《申报》，尚由英商美查时的买办席子佩所主持。武昌起义已过半月，该报在10月15日至20日的“评论”，题目还是《革命军与政府》《今日各种人之心理》《大战后之危言》之类，真是中立、平允之态可掬。至11月初，该报刊载了外电，说革命军已失守汉口，因而激起群众的愤怒，不约而集者千百人，捣毁了报馆的橱窗，租界工部局巡捕赶到，才强力驱散。
《时报》是辛亥革命前一年才创刊的报纸，(1)狄平子和总编辑陈景韩锐意革新。若干年后，胡适博士还盛称它当时的思想活跃，内容丰富而翔实，说他自己年轻时代，就受到《时报》的极大影响。但《时报》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如何呢？直至起义后二十日的该报社论，题目还称《忧乱危言》，开头就说：“呜呼，诚不意吾辈惊心动魄，宁终身不愿闻之革命惨剧，而竟于吾身亲见之也。”充分暴露该报对革命之痛心疾首。接着还歌颂曾、左、李的“英勇”和咸丰、同治帝的“圣明”，来激励当时朝廷的督师“平乱”将领：“朝廷无狃于五十年前洪、杨之乱，天下已失其强半，而终奏中兴之凯歌也。试一考当时国史，文宗、穆宗（即‘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当时的咸丰帝奕、同治帝载淳），其爱民勤政，怵惕惟厉之衷为何如？执政诸臣与督师之帅，其救国殉国，公忠笃志之节又何如？民间深固不摇之气，其归向朝廷也又何如？……”这种肉麻的善颂善祷，到那时还梦想“朝廷”善自振作，以立宪、维新来扑灭革命的幻想，其一片“忧国之忱”溢于言表。
《民立报》的态度，就截然不同。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当时电讯缓慢，加上战事正酣，对外交通中断，于右任先生就以“骚心”的笔名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题目是《长江上游之血水》，一开头就放声歌唱这一起义：
秋风起兮马肥，
兵刃接兮血飞。
蜀鹃啼血兮鬼哭神愁(2)，
黄鹤楼头兮忽竖革命旗！
接着，以乐观的口吻展望革命前途：“武昌踞天下之形胜，在我国地理上、历史上所谓易进取而难保守者也。今日革命党得之，又踞兵工厂，断京汉路，渡江与外人周旋，其势如迅雷。其愤如此，其激如此，其速如此！……呜呼，蜀江潮接汉江潮，波浪弥天矣！”
这位于先生真不愧是当时新闻界的斗士，在清军水陆并进，正企图以泰山压顶之势挤垮仓促形成的革命营垒之际，就大胆指出了革命必成的前途，尽情歌颂。而且，他的文笔酣畅淋漓，比之八九年前章太炎先生在《苏报》上的古朴笔墨，当更易打动广大阶层的读者。
于先生后来贵为“党国要人”，还不胜怀念当时的战斗报人生活：“《民立》余馨更可思。”在有人撰写《徐血儿传》时，他作序言，颇有感慨地说：“使我终为报人，当亦如此。”
宋教仁（渔父）先生也一连写了几篇社论，从地理、民气上剖析起义必胜，并劝告英、日等国坚守中立，不得“乘间窥伺”，勿“助纣为虐”。他的文章细密，富有逻辑性，并鼓励全国奋起，响应起义。“呜呼，西南半壁割据之大势已成，龙血玄黄，战争方始。举足左右，轻重攸分。嗟我国民，尚其善自为谋，而无感于浅识之见，昧昧于顺逆之界说与欤！”这也可能是针对当时那些保守或保皇立宪的“舆论”而发的。
此外，徐血儿先生也写了不少激昂慷慨的社论及时论。我在拙著《报海旧闻》中曾说，20年代前我国报纸的评论，多半是《太上感应篇》式的不着边际，空泛无物，即政论家如孟心史、颜旨微之作，也只是就一个时期的形势加以剖析论断。严格说，只能说是政论，不是新闻评论。这在当时禁网日密的情况下，确是如此。看到辛亥革命当时的报纸，特别是《民立报》，改变了我的看法。它几乎全是根据当天发展中的新形势，发表明确而及时的评议，时间性、针对性都“扣”得极强。以后所以变为“空”“玄”，标榜“冷”“默”，殆二次革命（也称癸丑革命，1913）失败之结果。
季鸾先生不知用什么笔名（“一苇”是后来为《新闻报》写北京特约通讯时才开始用的），但正如上述的《民立报》编辑人员极少，几乎个个既编且写，是一个十分精干而志同道合的战斗集体。他那时已积有在《夏声》写时论的经验，不会不“见猎心喜”。《民立报》上，有好多篇社论和短评，我默察其文思和笔调，认为可能是他写的。如10月20日的一篇评论《呜呼弓与狗》，署名是一个“鹯”，会不会和“鸾”有联系呢？那时，清廷已起用袁世凯，袁还在讨价还价，逗留洹上，暗中策划之时，又起用已被革职之岑春煊。这篇文章针对袁、岑的处境和心理状态，巧妙地加以挑逗。其中间的一段：“虽然，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昔之人固早已岌岌焉危之。况今之所谓弓者，固久藏之弓乎？所谓狗者，又已烹之狗乎？曩者，鸟未尽也，兔未死也，而已藏之韬、烹之釜。一则抚髀饮泣，一则遵时养晦。憔悴行吟，固俨然昨日事也。”
“俄而鸟高翔矣，俄而狗跳踉矣，四顾寂寂，寥乎无人，乃张而弓，乃嗾而狗，俾驱驰奔走于戎马之场。呜呼，为之弓若狗者，果其忘其前事，欣然以获效死为禁乎？抑其毖后惩前而不复敢轻于一掷乎？观于西林（岑）之再疏固辞，项城（袁）亦有足疾未痊之说，吾恐专制政府驱策政工的妙术，亦有时而穷于应付也。”
同月十八日，有一篇短评，题为《袁世凯》，也如刺入袁心腑的匕首：
“袁世凯，朝廷疑忌之人也。今一旦授以大权，岂真能捐弃前嫌乎？毋亦效祖宗之成法，驱汉人以杀汉人耳。
“使袁氏慷慨而出，一战而败，而死，则赐谥建祠，子孙袭爵，均不能得。吾知江忠源、程学启诸人且将傲公于地下矣。
“使袁氏拼死一战而胜，而肃清革命党，则始必为中兴之曾国藩，终必为国初之吴三桂，否则亦必为年羹尧；再下之，则为恩铭、孚琦辈相逐于地下而已。”
文笔之玲珑，构思之巧妙，亦如季鸾先生后来的写作；署名“孤鸿”亦符合他当时的身世。
当时《民立报》的短评，有一篇是署名“冷观”的，这是胡政之先生以后一直用的唯一笔名——别人也未闻有用过的。那年，胡先生也回国抵沪，但我从未听他谈起曾参加《民立报》——后来才一度参加于、张创办的民立图书公司。而且这篇短评是从国际法上说明瑞澂如何才能算是一个国事犯，受到外国的政治庇护。这也符合他的专攻——法律。看来，张、胡二位那时已有相当深的友情，是张拉他“客串”的。
当时的《民立报》实际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宋教仁、陈其美都是中部同盟会的核心人物。上海光复后，陈即出任沪军都督，宋则成为临时参议院及以后临时国会中同盟会的首领。1912年元旦中山先生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右任被任为次长，并保荐季鸾先生为总统府秘书。
1983年秋，我去南京小住时，曾专门去访问临时大总统府旧址，看到中山先生的卧室，陈设极为简单朴素；总、次长议事的会议室，则是一张长圆桌，围以圈椅，处处表现孙先生平民总统的作风。他仅仅三个月的任内，颁布了许多根本肃清封建制度、尊重人民权益的法令、法规，工作之紧张，眼光之远大，可以想见。他所延揽的秘书人才，除季鸾先生外，尚有任鸿隽先生等，都是二十多岁的一时才俊。
季鸾先生后来告诉我，他在孙先生就职时，就发了一份电报给《民立报》，报告临时政府成立及孙大总统就职的简况。他说，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发的专电，他引以为自豪。同时也可见他虽暂时从政，还对新闻工作有浓厚兴趣。当时，我曾问季鸾先生：“听说孙先生的就职宣言也是您起草的，是吗？”他严肃地说：“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
据当时任《时报》编辑的包天笑先生晚年写的《钏影楼回忆录》，民国元年以前，各报都没有用电报传递新闻，因为那时一等电（官方发）每字一角，三等电（民间发）每字三角，哪个报馆也不敢用。孙中山先生就任大总统后，才令交通部改变收费办法，民用电也改收每字一角，而特别优待新闻电，每字只收三分。狄平子先生首先给《时报》的驻京特派记者黄远庸发电，新闻界大为震动。《申报》《新闻报》以后也每天有“本报专电”了。
这也可以旁证，中国报纸之自有新闻电，确以季鸾先生一电为嚆矢。
————————————————————
(1) 《时报》创刊于1904年6月12日。据吴廷俊《〈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史实考订》，《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2期。（编者注）
(2) 指武昌起义前之保路运动，川督赵尔丰在成都大肆屠杀，激起四川各地纷纷揭竿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