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武昌首举义旗，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来，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宣告：“尽扫专制制度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
《民立报》的于右任、宋教仁等，纷纷到宁任临时政府的重要骨干，记者陈其美（英士）则被推为沪军都督，成为上海的“方面大员”。张季鸾也由于右任的推荐，任南京临时政府的秘书。
当同盟会中人弹冠相庆，以为革命已经成功之际，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早已成竹在胸，阴谋篡夺。他凭借北洋军权在握，内凭武力作基础，外结立宪党人为之广造舆论，以之抗衡临时政府。他以迫清室“逊位”为代价，要求掌握民国政权。
当时，孙先生出于无奈——举例言之，作为机要部下的汪精卫，曾以威胁口吻“劝告”孙先生：“先生如不及早引退，天下将谓先生恋栈个人权位了。”而立宪党人则处处掣肘，如任实业总长的张謇，控制东南各省盐税，扣押不交临时政府，使百事待举的临时政府，财政濒于枯竭。总之，孙先生在内外交迫之下，不得不于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辞职，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从此，民国名存实亡，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宋教仁赴北京，团结同盟会议员，在国会中向袁进行“合法”斗争。于右任仍回沪主持《民立报》，并暗中在陕西联络和布置革命力量。张季鸾和于及胡政之、曹成甫合作，创办民立图书公司，旋奉于命赴北京任《民立报》记者。不久，创刊北京《民立报》，自任总编辑。这是这位青年独立从事新闻事业的开始。当时，他才二十四岁。任该报经理的是江苏崇明人曹成甫，曹和于右任也是结交多年的朋友，时年三十余岁。
这是这位青年记者第一次进京。沪宁铁路火车，他是去南京任职时来回坐过两趟，乘津浦车则还是第一次。好在曹成甫曾到过北京，可作“识途老马”。他们在南京住了一晚，目击前一年张勋退往江北时，辫子兵焚毁下关所留下的断垣残壁，一片荒凉。他们在下关码头雇了一叶小舟，摆渡到了浦口，上了津浦车，也像沪宁车一样，沿途不时有英籍稽查来查票、盘问；过了济南，则改由德国人稽查。他们不胜感喟，尤其是季鸾先生，他遥望千佛山，远眺山东的一山一水，仿佛都似曾相识。那里是他出生的地方，是他慈母的故乡。一草一木，他都有梦里依稀的亲切之感。
在火车上颠簸了三天三夜，才到天津，在紫竹林小客栈里休息了一晚。翌日清晨，又坐上京奉铁路火车，到了北京，那时正是1912年的春末夏初，一出东车站，就黄沙滚滚，扑面而来；仰视前门、正阳门城楼高耸，好一派“皇都”气象！前门外拥塞着大车、马车和洋车，即上海的黄包车。那时，东西两面的便门尚未拆修，正阳门是唯一的通道，通过一次往往要费一小时多。
他们先到西河沿的高升客寓投宿，掌柜的是陕西人，一脸笑容地招呼他们，看好一间有玻璃窗的上房，自有伙计殷勤地打水“洗尘”，沏上一壶茶，然后送上饭菜。
听到有串门的小贩叫卖报纸，季鸾忙叫住每种买了一份，有一大沓。原来，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舆论已很发达，有最早创刊的《北京日报》，有《晨钟报》，有新近发行的《亚细亚报》，有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还有其他不少新创的报纸。时已过午，天津出版的《益世报》《大公报》和《京津泰晤士报》也到了。他斜躺在床上，一份份翻阅，仿佛看到各式各样的面目，有的是公然吹捧“袁大总统”的，有的是反映立宪派意见的，有的是态度“超然”而同情国民党的。新闻最多也最敢于“昌言无忌”的是《顺天时报》，季鸾心里明白，它不是真正敢言，而是有日本帝国主义作后盾，又唯恐中国“天下不乱”。他也知道《大公报》所以全无生气，是因为革命成功，一向主张维新立宪的英敛之已态度消极，弃报不顾，到北京从事教会教育事业了。
季鸾身子骨单薄，经过几天旅途劳顿，有点咳嗽、感冒，微微有些低温，在旅舍里休息。醒时躺在椅子上看看报纸和新出的书刊。曹成甫去大栅栏买了几味成药，给他调理。经曹锟兵燹以后，大栅栏和前门大街还是一片废墟。同仁堂老药铺在后进的小屋里营业。
季鸾也无法安心静养，不时有巡警带领虎视眈眈的军警督察处——袁世凯的特务来逐房搜查、盘问，有时半夜也来叫门。他忙着催曹成甫快出去看房子。自己身体恢复一些，也出去拜访新闻界的同业黄远生、刘少少和蒲殿俊等，也和陕西同乡、故友们相周旋。
没有几天，曹成甫由他的杨姓亲戚介绍，看定了南池子附近的一所四合院房子，一切家具、粉刷、糊顶棚等都安排好了，搬了进去。从此，他们算“安”了家，张就开始了他的记者活动。
当时，袁世凯已暗中布置对付同盟会，武力进兵南方（当时长江以南各省大都由革命党人控制），实行武力统一的阴谋。他一面拉拢和收买临时国会中与同盟会无关系的议员、政客，一面派他的亲信陆建章成立名为军政执法处的特务机构，到处搜查和拘捕无辜，天天有人被拉出去枪决，以制造恐怖空气，威胁同盟会中的软弱动摇分子。是年6月，他下令撤销南京留守府，解除黄兴的职务。同时，他同意同情南方的唐绍仪内阁辞职，派亲信官僚陆征祥组阁。这是他阴谋的第一次暴露。但那时他还未坐稳总统的交椅，他急图召开正式国会，选他做正式——而非临时大总统。而国会中的势力，同盟会仍占压倒多数。因此，他还要敷衍孙（中山）、黄（兴），提出邀请他们和黎元洪到京举行四“元勋”会谈，共商国是。孙中山先生明知袁居心叵测，但想努力实行他的建国方针，从事实业建设。8月，中山先生应邀抵达北京，袁以元首礼接待，招待他住在准备做总统府的外交大楼，并共同召见文武百僚。中山先生并允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声明要为国家建筑十万公里铁路。那时，同盟会也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孙为理事长，而以宋教仁为总干事代行理事长在京的职务。宋年轻有锐气，辩才无碍，幻想控制正式国会，以责任内阁制扼袁的野心。
季鸾先生说话急时有些口吃，而才思敏捷，学识渊博，能深入分析形势，因此，不久即和国会中的各派有识之士频繁交往，受到尊重，特别和国民党中的政学会——一个小派别的中心人物如李根源、张耀曾、谷钟秀、欧阳竞武等交往最密。
在他们的鼓励下，张于1913年初创办了北京《民立报》。那时，创办一个报馆，不需要多大资金。北京有不少印刷厂，有一两架四开平板机，即可代印。编辑部也只要有一两个助手，两三个校对，再雇一些报贩叫卖，就可出报了。
《民立报》发刊不久，即以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受到各方重视。
那年3月，宋教仁为正式国会即将选举，亲赴南方各省为国民党发表竞选演说。20日路经上海，被袁指使凶徒武士英等暗杀于北站，武及其同谋犯应桂馨旋即被租界捕房捕获，并搜出赵秉钧（袁的死党，当时任国务总理）、洪述祖（内务部机要秘书）与应等密谋的往来电稿。“刺宋案”的轩然大波，受到举世的瞩目。
袁世凯以恐怖手段压制北京各报，《民立报》也无法披露此案真相。季鸾先生以巧妙的手法，向上海《民立报》写寄通信，透露袁方的阴谋。
那时，袁对南用兵已“急如弦上”，他秘密向英、法、美、日、俄五国银行团暗中接洽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时称“大借款”。张与日本记者时有来往，从他们那里看到“草约”全文，立即向上海《民立报》发出了这个消息。报纸一出，全国震动。当天晚上，军警包围北京《民立报》社，将张及曹成甫锒铛逮捕，投入军政执法处特设的狱中。那是一个“死狱”，非刑拷打不必说，被关进这个“虎口”，十之九难以生还。经李根源等友好多方营救，张被系三个多月，才得以释出；曹成甫则已瘐死狱中。张恢复自由后，即被驱逐出京。他回到上海，即在其挚友康心孚主编的《稚言》月刊上，发表了《铁窗百日记》，揭露袁党的黑暗统治。
曹的遗孤曹谷冰，由于右任及张等培育，送到德国留学；归国后，由张介绍入1926年改组复刊的《大公报》，为重要骨干之一；1931年还由张派往苏联采访，出版《苏俄视察记》；以后一直任《大公报》社的副经理、经理。这是后话。
总之，在袁世凯窃据国柄的初期，在北京的记者，自以黄远庸（远生）为最著名。他进士出身，文笔犀利，所写通信，每能鞭辟入里。其次为刘少少，也以为沪报写特约通信而知名。但黄的观点接近梁启超的进步党（后在“洪宪”开锣以前，袁强拉他任“御用”的《亚细亚报》总主笔，黄冒险逃往美国，爱国华侨疑为袁党，加以狙杀；或谓系袁派特务狙击的）；刘后来也默默无闻。那时，站在进步立场，英勇揭露袁政府阴谋活动的，季鸾先生站在最前线——那时，邵飘萍先生尚未入京，张和黄、刘可说是记者中的“民初三杰”。
张出狱返沪，落拓无依。时胡政之先生任《大共和报》总编辑，延张任日文翻译。同时，张的好友康心孚任创办不久的吴淞中国公学之学长，即教务长，校长为马君武，张和胡都兼在该校任教，张教日文和外交史。他在中国公学任教虽仅一年多，却有一段“插曲”可谈：当时，有一个学生叫盛世才，对张极为崇拜。“九一八”事变后，盛以下级军官随李杜参加抗日义军，后失败逃入苏境，由苏联遣送至新疆。因缘际会，新疆省主席金树仁被部下杀死，盛“平叛”当了新疆督办。盛曾写信给张，要求《大公报》派记者赴新疆采访，张派年轻记者李天炽前往。李辗转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盛的态度突变，枪杀、迫害不少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李也被软禁达一年余。经张一再函盛催询，始获释出。临行，盛命部下赠以一金条作为盘缠。李到达甘肃后，找金铺兑换，才发现只有一层金皮，约值一两，其中全是灌的砂块。1934年我在汉口见到李时，他已黑瘦俨如一干瘪老头了。(1)
再说1915年袁世凯搞帝制阴谋，蔡松坡（锷）返至云南，组护国军讨袁。张和他的朋友同住一个里弄内，密商响应，井勿幕去滇任护国军参谋长，张和曾通一、康心如（康心孚的弟弟）留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声讨袁党罪行。张任总编辑，曾通一任经理。1916年袁忧急病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张又到北京，受上海《新闻报》聘请，任驻北京特约记者。当时，《新闻报》已为全国发行最广的报纸，除张外，还由该报前总编辑张继斋亲任北京办事处主任，扩大采访。《申报》则延请邵飘萍先生赴京，任特派记者，是为飘萍入京之始。
他们都主张民主，反对军阀暴政。当时，飘萍的特约通信和张以“一苇”署名的通信、徐凌霄的“彬彬”通信，最脍炙人口，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我就是看了这些通信，立志以记者为终身职业的。
段祺瑞承继袁世凯的衣钵，控制中央政权，依然实行军阀独裁统治，依然念念不忘对两广及滇、湘各省用兵（那时长江中下游各省已落入北洋直系军阀罗网），实现其武力统一的迷梦。
时旧国会已恢复活动，政学会的张耀曾、谷钟秀等在京创刊《中华新报》，张自任社长，聘请张季鸾任总编辑，康心如为经理，周太玄、王光祈等任编辑。对皖系军阀政府，时予讥弹。
那时，吴鼎昌已被段任为财政次长兼造币厂的厂长，成为安福系的红人。胡政之在《大共和报》关门后，一度赴淮安任法官；1915年段系政客王揖唐任吉林巡按使（相当于省长），胡去东北担任他的秘书长。1916年，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收买《大公报》，变成段派的喉舌，由段的主要心腹徐树铮的推荐，胡任该报总经理兼总编辑。
可见，那时季鸾先生和他的两位留日好友，已走着完全不同的两条路了。
段祺瑞以徐树铮为“智囊”和得力助手，企图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名，扩充个人武力，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张在《中华新报》披露此消息。段、徐赫然震怒，命令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查封《中华新报》等六家报纸及邵飘萍主办的新闻编译社，季鸾、康心如及编译社的何重勇被捕，拘押于首都警察厅，历半月余，经国会抗议和张耀曾等多方营救，始恢复自由。
旧社会有一句话：“没坐过牢，不是好记者。”在那黑暗的岁月，记者要说真话，敢于坚持进步，争取民主，没有不吃苦头的。季鸾先生两度被捕，受尽牢狱之苦，在这一阶段，可以说是经得起考验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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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天炽去新疆不是盛世才邀请，也没有被盛世才软禁，而是受到战乱阻隔达8个月。张季鸾曾于1938年受盛世才邀请，但未成行，而派陈纪滢前往新疆采访“全疆各民族第三次代表大会”等活动。据吴廷俊《〈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史实考订》，陈纪滢《抗战时期的大公报》，黎明文化公司1981年12月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