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与张季鸾两位先生，是我早年就崇拜的杰出前辈。在中学读书时，我曾如饥似渴地细读他们写的每一篇通讯和评论。1926年秋我入京求学，飘萍先生已于是年4月下旬被奉系军阀所害，真是“缘悭一面”。张季鸾先生则是我从1929年调至天津《大公报》任编辑后，受他的指引和熏陶达十二年之久，直到他1941年病逝。
“同行相妒”“文人相轻”，报社的其他前辈对飘萍的生活细节每有微词。而季鸾先生于同业人物，从不轻于评议；谈到飘萍，总极口赞叹其采访之高明、写作之精辟和对恶势力斗争之英勇。但他从未跟我谈起他和飘萍的交情。
去春（1984），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闻学论集》第七辑，刊有方汉奇先生的《发现与探索》，详记飘萍的另一夫人祝文秀所提供的有关飘萍的一些史料，使我大为恍然。文中有一节专门谈“有关邵飘萍和张季鸾交往的情况”，说“祝（文秀）文有两处提到张季鸾对邵的帮助，一处是在邵遭到皖系军阀迫害时，张建议他到日本去工作一段时间，以避其锋；一处是帮助邵把祝文秀送往日本，说明两人关系密切”。文中还转引了祝提供的细节：“一、大阪《朝日新闻》原来聘请的是张季鸾，张把这个机会让给了邵飘萍，并向《朝日新闻》作了推荐。二、邵遇害后，张对祝文秀和她母亲非常照顾，接她们到天津居住，每月馈送生活费一百元。每星期必请她们母女吃一次饭，还经常送戏票到她们家，要她们看看戏、散散心。祝氏母女从1926年到1929年，在天津共住了三年零一个月，在此期间，每逢邵的忌辰，张都要到祝的寓所来慰问，并亲撰祭文，在邵的遗像前一边流泪，一边朗读。读完焚化，以为祭奠。”
古人说：“一生一死，乃见交情。”从祝文秀（1982年时已八十六岁，在无锡依其养子祝诏华安度晚年）所提供的两例，说明邵、张两位真是生死之交，生死不渝的。
我想先就这两点，做一些补充说明：1920年以前，张也受到皖系军阀迫害，且被逮捕投狱。直接追捕他的，也是当时的京师警察总监朱深。张出狱后回到上海，飘萍1920年逃到上海时，他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因该报经营不善，（飘萍在他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曾论及：“张季鸾君主持上海《中华新报》，立论公正，文笔犀利，惜该报拙于经营，无法展其所长。”）经济也十分支绌。大阪《朝日新闻》为当时日本最畅销的报纸，曾获美国密苏里大学奖章——在东方各报为第一家。无论从名利或完全观点看来，被约为该报记者，实为难得之机会；而张为了解救邵的危急，自己放弃，转介邵去担任。
飘萍遇害时，张季鸾正由沪流落到天津，经济十分困窘，而毅然接邵的遗孀母女到天津居住。同年9月，《大公报》复刊，经费尚不宽裕，每月馈赠一百元，当时相当于一个正式编辑的月薪，且持续三年不断。他这样的义举，从未在同事中透露过，更不要说标榜了。在1926年到1929年间，张于公余嗜爱“拍”曲，极为欣赏北昆的韩世昌、庞世奇等的艺术，经常预订一些票子，分送友好。我和《大公报》其他同事，不止一次陪他去看过。后来，在“孤岛”期间，我也迷过一阵昆曲，就是受此感染。
飘萍先生1884年生于金华，比季鸾先生大四岁。1898年邵考取秀才的时候，张还在山东邹平等县依老父少母延师攻读。他们那时都已受了梁启超《时务报》《新民丛报》的影响，关心国家大事和天下大势，初步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1908年飘萍在金华中学任教并开始任《申报》特约通讯员，时季鸾已赴日留学，编辑鼓吹革命的刊物《夏声》，并为于右任先后创刊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等投寄通讯。初试新闻工作，两人也差不多是同时的。辛亥革命前后，张回国任《民立报》编辑，邵则赴杭佐杭辛斋先生任《汉民日报》主编，正式“下海”当记者，也几乎是同时的。袁世凯盗窃国柄，推行专制黑暗统治时，张在京大胆揭露其阴谋，被捕下狱，几遭毒手。飘萍也因反袁在杭被捕。他们一南一北，在不同战壕里，同一战线，向窃国大盗做英勇战斗。
飘萍于1914年去日攻读，留学后于季鸾八年。不久，日本统治者对袁世凯提出企图吞灭中国的“二十一条”。时袁已阴谋帝制自为，想以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方之支持。飘萍首先驰函国内，揭露此鬼蜮内幕。那时，张在沪主编《民信日报》，也大胆加以声讨，并与友人密商，支持云南的护国讨袁之役。
1916年6月，袁忧急死去。同年下半年，邵、张两位几乎同时入京，分别任《申报》和《新闻报》的特派驻京记者。他们所撰写的“北京特约通讯”，文笔恣肆，揭露继袁窃国的段祺瑞军阀政府的黑暗，鞭辟入里，洛阳纸贵，同为国人所传诵。邵入京后，创办中国最早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张也兼任北京《中华新报》总编辑。1917年在揭露段政府与日方秘密签订参战借款的内幕后，张与北京新闻编译社的何重勇（出面登记人）同被逮捕。张被驱逐出京，邵留在北京，创刊《京报》，并先后在北京大学、平民大学教授新闻学，并陆续发表了《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学概论》等著作，展开多方面的活动，宣传爱国，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
邵、张两先生所以结下生死不渝的深厚友情，不仅因为他们的遭遇相似，曾长时间与恶势力进行坚韧的斗争，还由于他们都热爱新闻事业，立志终身为之奋斗；又有相同或类似的办报思想。
飘萍曾说：“余百无一嗜，唯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兴味，愿终生以之。”他直到被捕前夕，还以报事为念。季鸾先生除民元任临时政府秘书外，1925年又曾一度从政；那时国民二军的军长胡景翼（翌僧）任河南军务督办，胡是张早年的同乡挚友，向当时的张绍曾内阁推荐张任陇海路会办。那是当时有名的“肥缺”。他到任不到一月，就拂袖而去，说：“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回到天津，无固定工作，每日写评论，访新闻，投寄沪报。1940年下半年他最后一次到香港，那时他的肺病已到末期，还时常约我讨论时事，传授写作经验，有时还代我写社评。我曾劝告：“您该多静养，少操心，笔墨之事，让我们年轻人来多做吧。”他笑笑说：“我身体不好，脑子还管用。作为一个老记者，如果不想、不记，那就只剩下一个‘老者’，活着等于死了。”他易箦的前几天，还倚床为新创刊的《大公报》桂林版写重庆专电稿，真可说是一息尚存，笔耕不已了。
飘萍先生认为：“报纸之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故构成报纸之最重要原料，厥为新闻。”他一手创刊的《京报》，新闻力求翔实，版面活泼生动，一洗旧报纸之沉沉死气，而且着力于报纸全盘内容之充实、多样，副刊除《小京报》外，另辟文艺性的副刊，由孙伏园主编，经常刊载鲁迅等的作品。还每天有一种周刊，涉及妇女、儿童、经济、教育、文艺各方面。1926年9月复刊的新记《大公报》，在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主持下，也全力注意新闻的独力采访——不依靠外国通讯社，并努力于新闻编辑的革新。也有各种周刊，特辟的周刊《文艺》，初期由杨振声、沈从文主持，不久，一直由萧乾、杨刚先后主编，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园地。最相似的，《京报》有《小京报》，《大公报》的副刊名《小公园》（大概都脱胎于民国初年上海《时报》的《小时报》）。可见，邵、张两位对报纸内容颇有相似的设想；也可以说，季鸾先生是接受死友的理想，加以发扬的。
应该说，他们两位是当时中国报界有胆有识的改革者，对开创报纸的现代化（自然是当时的“现代化”）道路，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是“一时瑜、亮”，而各有所长。比较起来，飘萍更擅长于采访，季鸾则尤以新闻评论出色。张对飘萍的采访，曾由衷赞佩说：“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铸成按：即新闻敏感最强），而采访必工（动脑筋、想办法）。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而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自官僚渐识飘萍，遂亦渐重视报纸，飘萍声誉以是日隆。”
他们的办报思想也是十分近似的。飘萍先生认为：“新闻事业具有特殊的性质，是社会公共机关，是国民舆论代表。”“由于新闻事业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负有指导教育（包括政府）的责任，因此，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组织上、经济上是独立的，不应受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控制，也不以他们为后盾。”
他还认为：“记者是独立的，记者是超越政治的。”“记者应保有职务上、精神上之自由，保持经济、思想、人格的独立，既不参与任何党派团体，也决不从事于实际的何种运动。只许‘坐而言’，不许‘起而行’，保持客观的态度。”（以上均引自新华出版社《新闻界人物·邵飘萍》篇）这和张季鸾先生在新记《大公报》创刊时标榜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以热爱国家、追求进步为前提。这至少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有积极意义的，挣开了传统的束缚，与黑暗搏斗，奠立民众舆论的基础。
前章已经提过，季鸾先生早年虽同情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但认为记者应超然于党派之外，他从来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他曾感慨地谈当时的报纸：“且中国报界之沦落甚矣。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言独立；并不主张，遑言是非。”（1923年《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
他们两位，都有特别敏锐的“新闻感觉”。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对新思潮、新事物和时代的新变化，探索敏求，博闻强识。在1925年马克思诞辰一百零七周年时，《京报》出了纪念特刊，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践结合。季鸾先生早在1924年即写了《列宁逝世》一文，刊于当时的《中华新报》，开头就说：“列宁逝世之报，将永为人类历史上特笔大书之事，何则？由一种意义言之，彼乃千古之一人也。”
接着他发挥说：“历史上所谓大英雄，其事业往往代表一民族或一国家为止；而列宁之理想，则为人类的，其事业则为世界的。列宁以前，固亦有若干世界主义的理想家，然辄空言而止。列宁则独能于世界一大君权国中，除破坏其政治组织以外，并将其社会组织、经济组织根本推翻，创空前未闻之劳工专制政体，以外抗强邻，内压敌党，巍然为资本主义一敌国，以至今日。就此言，千古一人而已。”
“列宁之友遍天下，其敌亦遍天下，然而无论其友其敌，对于列宁氏个人之人格、毅力，无不称赞之者，诚以彼之革命事业，纯由一种理想而来。彼目中除资本阶级与劳工阶级之对抗的事实以外，不见有国家之境界。彼之理想为消灭私有制度，创劳工专政之世界联邦，是以虽反对其主义者，而睹其不屈不挠之精神，与其澹泊勤恳之态度，则无不倾服之。要言之，彼为真有理想而实行之者。彼之事业，实为人类而非为自己，且不仅为俄罗斯。就此点论，亦可谓伟大之人矣。”
在20年代的初叶，能够发表如此大胆议论，他的眼光和魄力，应该说是惊人的。那时，除极少数先知先觉外，举世滔滔，视“赤化”为“洪水猛兽”；记者能有这样的认识，而且撰文发表此见解，是要具备极大的胆识的。
而且，他不是出于一时的感触，1929年发生中长路争端时，他一再撰写社评，呼吁东北当局（那时东北尚未“易帜”）勿轻启战端，授日阀以渔翁之利。随后，即函托负责办理此交涉之蔡运升氏代为联系，派记者曹谷冰赴苏参观，历时半年；所写通讯尽情披载，后编为《苏俄视察记》，对正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成就，做了客观的报道。
抗日战争期间，他坚决主张联苏抗日，邵力子先生出使苏联时，他特别写了《送邵大使赴苏》，热望中苏友谊的加强。据邵先生生前写的回忆录，他那次赴苏，就是季鸾先生极力怂恿的。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后，冯玉祥将军回师北京，与胡景翼、孙岳等成立国民军，瓦解了直系军阀势力，实际也敲了北洋军阀统治的丧钟。冯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当时全国人民，都瞩望国步能开始走向光明。邵、张两先生都和国民军方面有联系，对此新局寄以热望。想不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张作霖旋即推段祺瑞入京，组织临时执政府，后又与吴佩孚“言归于好”，结成反冯联盟，合力把国民军压迫出北京，退往南口。当奉直联军进攻京津时，帝国主义悍然插手，援引《辛丑和约》，迫冯军撤去大沽口兵力。这种干涉我内政的行动，激起京津学生的强烈抗议，天安门大会后，学生愤怒游行，段命执政府卫队开枪，死伤枕藉，是为“三一八”惨案。当时，飘萍先生不仅在《京报》上披露真相，揭斥内外反动力量的阴谋，并直接参与爱国活动，站在前列。执政府当时宣布李大钊、易培基、徐谦等六人为“祸首”，命令“通缉”。据鲁迅揭露，他们还定下第二批“黑名单”，凡五十余人，鲁迅、飘萍均在内。不久奉军入京，飘萍先生就被逮捕杀害了！
季鸾先生在国民军成立之初，也兴奋地第三次入京，仍为《新闻报》写特约通讯。适段祺瑞执政府上台，即至开封，旋又流落至天津，以卖文为生——《新闻报》的汪汉溪对张极尊重，每月仍寄一二百元薪金，约张写稿。
综观这两位卓越报人的生平，飘萍先生活动范围较广，开创新闻阵地之外，还孜孜于新闻教育，培育人才，因而和青年接触的机会较多；“五四”以后，同情劳工，随着新思潮前进。季鸾先生虽然也见多识广，勤于研究新问题，但思想上旧的因袭较深，开拓不广；而在认真办报，改变文风方面，以后则有更深更广的建树。
这两位先生都辩才无碍，风流倜傥。邵与汤修慧夫人是在杭州结婚的。前此有沈夫人，后此有冯夫人、祝文秀夫人，第五位夫人则姓氏俱佚。汤修慧夫人亦能文，佐飘萍创办《京报》。飘萍遇难后，汤夫人艰苦支撑，维持《京报》，直到“七七”事变才毅然停闭，民族大义凛然。
季鸾先生先有李夫人，后在沪主持《中华新报》时娶王夫人。1935年娶陈夫人筱侠女士，生了张先生唯一的儿子士基。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之际，他又娶了一位夫人，翌年“八一三”事变后“资遣”了。这四位夫人，我都看到过，最后一位的姓氏也佚闻了。
当时的社会就是如此，我们决不能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尺度来衡量古人——包括对已经作古的近代人的生活细节。我之所以要补叙这一段，“不为尊者讳”，不仅想尽可能实事求是地保持历史真实，使人物刻画更丰满些，也为了说明我国的封建土壤多么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