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记《大公报》创刊那年——1926年，我恰好考进清华大学。我进的是新制第二班，每班学生八十名。另有旧制——留美预备班四个班尚未毕业。加上国学研究院有学生二三十人，一起算来，同学不过五六百人，偌大一个水木清华园，显得十分舒展、疏朗。第二院是一排排平房，其中辟有一学生阅报室，面积很大，中外文报纸相当齐全。同学们不必等待图书馆开门，随时可以去那里阅报。那时正值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北伐军已打到长江的时候。青年们特别关心瞬息变化的时局，只要不是上课时间，阅报室里总挤满了人。我是阅报久已成瘾的，自不必说。那时《京报》已没有邵飘萍生前那股生气。《晨报》也像梁任公先生一样，有点“与世两忘”的样子。《世界日报》较活泼，但在恐怖的气氛下（邵飘萍、林白水被杀未久），也登不出什么新消息。大家不得不看《顺天时报》和天津出版的《京津泰晤士报》，尽管看时就感到一种屈辱，伤了民族的自尊心。
开学刚几天，我看到每至午饭后，总有一大堆人挤着看一份报纸。后来，索性有人把这份报纸挂在中央，以便每张两面都可让人挤着看。那时，我才知道是天津新复刊的《大公报》。那天晚上，连忙去图书馆借了前几天的报纸细细阅读。
掀开版面，就感到有一股与众不同的清新之气扑面而来。三、四版全是重要新闻——综合国内外的，没有广告，新闻一般是老五号字（那时所有报纸还没有采用新五号字），头条新闻重要句、段夹排三号字。编排参差错落，不像别的报纸那样呆板。特别是头条和几个三栏标题，准确而生动，正如袁子才《随园诗话》所说是“立在纸上”，而不是躺在纸上，有强烈的吸引力，引人急于去阅读新闻全文。因为《大公报》馆址在天津租界，禁锢自然比北京报纸疏松些，而字里行间也看出编辑曾下了功夫，有些委婉写出真相，有些意在言外，有些绵里藏针。第二版上部是广告，下截为社评。创刊头两天的社评不止一篇，有署“榆民”的，有署“前溪”或“冷观”的。第三天后不署名，声明所有社评都代表报社意见。总的来说，内容言之有物，见解每多精辟而不流于俗，虽是文言文，而通晓易懂。
第二张为本市新闻、各地新闻和副刊《小公园》，内容也有特点，格调较高。
我细阅之后所得的印象，是从少年时开始阅报以来，从来没有看到这样一份生气盎然的报纸，而且产生一种信任感，认为它的一字一句都是可信的，要了解时事，不能离开它。从此以后，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对它着了迷，不看完它，一天的心事像没有“了”。
我是中学没有毕业，借文凭考上清华的。在这“天堂”里才过了半年，“东窗事发”，教务长梅贻琦（月涵）先生把我约到他家里，温和而真挚地说：“因为你母校穷追不放，我们实在为难，无法应付了。我们对你的品学都很满意，你不必灰心。张伯苓先生和我有师生之谊。这里，我已写好一封介绍信，你去南开读半年，明年回来插二年级，可以不耽误学业。”说毕，他把信交给我。我怀着感激而绝望的心情，离开教务长住宅，第二天就离开清华。梅先生对我的安排真是周到极了，但我清楚，我父亲每月收入只有三十多元，那时还欠薪好几个月，南开一学期至少得花二百多元，父亲是断断负担不起的。
于是，我到父亲工作所在地的保定，仍用借来的文凭考入河北大学。半年以后，转入北京师范大学。那年（1927）冬初，就半工半读，参加了《大公报》的姊妹机关国闻通讯社，开始当新闻记者。遇有重要新闻，要另写一份较详细的寄至天津。想不到我与这家一向为我所倾倒的报纸，从此结了“不解之缘”。
以后，我才慢慢地了解了《大公报》创刊初期的经历。
创刊新记《大公报》的“三巨头”，是吴鼎昌（达诠）、胡霖（政之）、张炽章（季鸾）。吴比张大四岁——1884年生；胡比张小一岁——1889年生。吴、胡两位都是四川华阳（今成都）人；吴原籍为浙江吴兴，胡则出生于安徽，都可说是南方人。三人都在同一时期留学日本，归国以后，政治态度大致上也有南北之别——张倾向同盟会，吴、胡则与北洋军阀皖系(即安福系)有时断时续的联系。
吴大约在1908年左右即由日本回国。他本是秀才出身，回国后参加“廷试”，授翰林院检讨。当时清廷正注意登用“洋务”人才，留日归国学生如曹汝霖、汪荣宝、章宗祥等，都在那时考取洋翰林的。吴有一位族伯，曾任山西藩台(相当于民政厅厅长)，由其举荐，吴入东三省总督锡良幕，被派至本溪湖矿务局任帮办。吴苦无实权，又经人介绍认识大清银行监督叶景葵，被派为总行稽核局局长。1910年，转任江西分行总办。辛亥革命后，他因与同盟会曾有香火缘，参加大清银行清理工作，旋被任为改组成立的中国银行总理，发行第一批中国银行钞票。这一段光荣史，1930年我与他同车由津去沪，旅途无事，他曾津津乐道地对我详谈。
袁世凯时代，他与总统府的秘书长梁士诒有交情，1913年袁派熊希龄组织“人才内阁”，梁启超等任总长，梁士诒曾举荐吴当财政次长。袁很迷信面相，吴谒见后，袁对人说：“此人脑后见腮，说话带啼声，不宜重用。”为了敷衍梁的面子，委为天津造币厂厂长。因此，吴得以免于卷入洪宪的旋涡。
袁的表弟张镇芳曾任河南督军，并包揽盐务，独资创办了盐业银行。1917年张勋复辟，张镇芳曾附逆当“议政大臣”之一。事平，被列为“祸首”而通缉。段祺瑞政府“清理”盐业银行，任命吴为该行总经理，以后他一直挂了这个名义，实权则仍在张氏父子之手。1918年的段祺瑞内阁，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他约吴任财政次长，吴要求兼任天津造币厂厂长。为什么他对这个职务特别有兴趣呢？因为“袁头”成色等关系，造币厂每年除将赢利上缴国库外，厂长可以每年稳得额外提成五万至十万元。另外，皖系军阀卢永祥任淞沪护军使时，收缴一批鸦片，说是焚烧了，实际上暗中出卖了，得几百万元，此事曾激起上海各界的公愤，指为“大舞弊案”。段政府为掩人耳目，派人调查，写出报告，照例应由财政部批核。曹汝霖得贿八十万，嘱次长副署，吴故意搁置。听说曹送了一张二十万元的支票，吴才欣然照办，清了此案。总之，吴是靠这两项发了财。
在1918年到1919年南北议和中，吴被任北方代表之一，接受徐树铮的指使，从中多方破坏，深受段的赞赏。但他毕竟不是段派的核心人物。1920年直皖战争中段失败垮台后，吴与安福系（1918年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设议员俱乐部，包办新国会选举，因而得名，成为皖系政客集团的代称）就分手了。1922年，他约金城银行的周作民、中南银行的胡笔江、大陆银行的谈丹崖，共同发起成立“四行储蓄会”，并设“四行准备库”——以后即被称为“北四行”，吴任总理，俨然为北方财阀巨头。
1926年之顷，他们三位都面临一个转折点。先说吴鼎昌，他自从和安福系分手后，立志要办三件事：一是办一个储蓄会，以夺回万国储蓄会、中法储蓄会所夺取的利益。二是办一家“现代化”的大饭店，以替代上海的外商饭店。后来二十四层高的国际饭店，就是他擘画、用四行储蓄会的资金创建的。三是创办一个像样的报馆。那时，他在经济界已有了地位，左右逢源，而念念不忘重登政治舞台，他所发愿的三件事，实际上是在搭造重新爬上去的阶梯。有一旁证：我参加《大公报》并受到青睐之初，大约在1928年，胡政之先生曾约我谈心。他先说《大公报》是一个志同道合的文人论政组织，有志之士都可以发挥才能。而且，“我们规定：事业向前，个人后退。事业是永存的，任何个人都随年老而后退，让新进者源源接替，担当重任。所以，希望你以《大公报》为终身事业。”他还说：“不要看轻报馆这个事业，办好了，可以安身立命。张岱杉（民国初年历任财政总长、盐务署长）先生曾身患重病，我去看慰，岱杉在病榻握着我的手说：‘政之，我可能一病不起了，生平历掌财务，在我手里流过的钱无虑千万亿元。我懊悔没有办两件事：一、开一爿银行；二、开一个报馆。现在已两手空空，贫病交加，无能为力了，政之，希望你以我为鉴，善自努力吧！’可见，办好一张报，可以作为一切事业的根本。他这番鼓励我的话，和吴达诠先生的‘三愿’实际是‘不谋而合’的。”
新记《大公报》创刊后七年半，吴鼎昌以“前溪”的笔名，写了一首七古《赠张季鸾》，刊于1934年《国闻周报》新年号：
久交谁能忘其旧，深交谁能忘其厚。
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回如新觏。
我今露顶君华巅，依然当时两少年。
君缀文章我敲诗，我把酒盏君操弦。
平生忧患忘何早，乱世功名看亦饱。
七载津沽作汝阳，天下人物厌品藻。
江南江北江湖多，几时投笔买笠蓑？
嗟予作计止为身，问君上策将如何？
这很可以反映张季鸾的人品和作风，也可见吴达诠创办《大公报》时“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心情。1934年初，他已准备一步步重登政治舞台了，“问君上策将如何”？张的回答是现成的：快到南京准备上任去吧。
老《大公报》是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由满族人英敛之创办的，以倡导维新、同情光绪、讥弹西后专政而受读者欢迎，成为当时京津畅销的报纸。辛亥革命后，他灰心世事，赴京从事天主教教育。1916年，将《大公报》售予皖系政客王郅隆。谈起王郅隆的历史，颇有些传奇色彩。他本是天津的一个混混，后流落为妓院的“大茶壶”——侍役的头儿。大约在1913年，安徽督军倪嗣冲有次道出津门，去妓院涉猎；一时赌兴大发，想凑一局“麻雀”，三缺一凑不成局。王精于此道，要求“奉陪”。赌了半夜，倪大输，约定第二夜再赌，结算时，倪输了上万元，忍痛开出支票。王却把支票在烟灯上烧了，说：“大帅看得起，已是小的造化。赏钱断不敢收。”倪看他口齿伶俐，善于交游，就委他任皖督署驻津代表，负责与外商接洽购买军火等事。从此，他有了大笔回扣，很发了财，更加意巴结倪氏父子。倪把他介绍给徐树铮，徐那时正想倚倪实力以自重，也引王为心腹。后来，还保举王当财政次长、安福俱乐部的干事长，成了皖系的一个“荷包”。
王接办《大公报》后，徐推荐胡政之任经理兼总编辑。1917年胡曾随段赴马厂誓师——声讨张勋复辟。事后，胡曾在《大公报》著文说：“张勋复辟之役，本报言论、记事翕合人心，一时有辛亥年《民立报》之目。”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由王揖唐资助，以《大公报》记者身份采访1919年在法举行的“巴黎和会”。我曾不止一次听胡讲过：“这是中国记者采访国际会议的第一次。”回国后，皖系倒台，他曾参加林白水主持的《社会日报》——后改名《新社会日报》。1921年8月，他赴上海创办国闻通讯社。这是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暗中结成“三角反直（曹锟、吴佩孚）联盟”的产物，幕后由杨庶堪及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主持。
这个内幕，说也奇怪，我是从蒋介石的文件中看到的。1929年我刚调到天津报社工作，有一天，在堆放资料的书架上看到一个小木箱，打开一看，原来是影印的蒋介石早年传记。翻到1922年孙中山由沪赴粤任大元帅后致蒋介石函中“嘱咐”：“对民智书局必须尽力维持，对国闻通讯社津贴应按月筹付。”
国闻社总社设在上海，并先后设立汉口、北京、沈阳、哈尔滨等地分社。1924年8月，创刊《国闻周报》，为我国最早的时事性期刊。当时，上海《中华新报》以经济拮据宣告停刊。张季鸾与胡同住在成都路一条里弄里，胡曾约他主持《国闻周报》笔政。张只以“一苇”的笔名写了几篇时论，回答说：“一星期写一篇文章，不过我的瘾。”
《国闻周报》创刊甫一月，江浙齐（燮元）卢（永祥）战起，卢旋失败“下野”。国闻社失去靠山，赖国民党的少量津贴维持。吴鼎昌有时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些经济问题的文章，每月支援三四百元。当时，《国闻周报》经常的撰稿人，有小凤（叶楚伧）、公展（潘公展）等，社址也与《民国日报》在同一幢楼，可见它与国民党的渊源。
1925年11月，旧《大公报》奄奄一息，终于宣布停刊了。那时，胡政之到天津活动，张季鸾辞去陇海路会办的职务，原想仍当穷记者，而流落天津，“甲胄生虮虱”，百无聊赖。有一天，他们和寓居天津的吴鼎昌见面，三位旧友畅叙后，步行经过日租界四面钟，看到大门紧闭的《大公报》馆，感喟万分。不知由哪一位先提议，总之，“英雄所见略同”。三人都主张把《大公报》的房产、设备、招牌都买下来，“旧店新张”，出一份像样的报纸。三人决心协力同心，全力以赴。乃由胡找到王郅隆的儿子王松五（王郅隆本人1920年被列为“安福十凶”而通缉，逃往日本，1923年东京大地震时死去）商谈，以一万元成交。
三位的动机显有不同，而以全力办好这张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决心是一致的。
当时曾“约法三章”——可能只是口头约定：一、经济完全独立，不受任何方面资助。由吴出资本五万元，除付王松五一万元外，开办费一万元——包括订购白报纸、添补设备。其余三万元存银行备补贴。三年内如不能达到收支平衡，三万元赔光即关门大吉。二、胡、张不得兼任任何有给职（三年内）。他们的生活所需，完全由吴负责。我1929年调天津报社时，张、胡两位只各支月薪一百元——像我这样的起码编辑，也达此数了。吴在四行储蓄会“研究费”项下，每月支付每位三百元。当时，大学教授的月薪一般是三百元，他们每月有四百元，是可以过相当优裕的生活，可以全力工作了。三、吴任社长，但一切用人行政都由胡全力主持，吴不加掣肘。胡的名义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则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吴只帮助写社评，言论方针由张掌握。
对这三项约定，吴的确是遵守不渝的。经营上，他只管白报纸的订购。那时全国各报用纸都自舶来，如购结外汇行市看不准，会吃大亏。吴工于筹算，而胡于此道自认外行，因此，这事请吴亲自决定。关于用人进退升迁，吴从不过问。据我所知，吴只向《大公报》推荐过两个人，一为北大教授张佛泉，请他试写政治经济社评，不久即离去。一为清华毕业生马季廉（和我同班同学），向吴自我推荐，进入报社（1930），曾主编《国闻周报》，大约历一二年即辞去。
胡自己也很少引用亲戚、同乡，而能破格地引用人才，提拔人才，颇有用人唯贤的气概。只有财务稽核段继达是他的表弟，还是兼职，白天在中国银行工作，晚上来一两个小时，查核当天的账目、现金、票据。除吴、胡两位外，《大公报》馆里几乎听不到四川口音。
在天津那十年（1926—1935），胡每天清晨七八时即到报馆，巡视经理部，了解发行和广告情况，细读报纸——包括本市其他报纸。中午在经理部吃饭，打一个盹，一时许就重上班，督促白天班的编辑（如副刊等版）、记者工作。三时，规定夜班编辑都要集中编辑部看报。他自己最认真阅读京、沪及其他各地报纸，好的新闻，用红笔圈出，供各地新闻版参考。对外文报——日文、英文、法文报他也一份不漏。晚上在编辑部一起吃饭，饭后即开始工作。每星期他要写两篇社评，有时也写点新闻稿。八时左右，吴鼎昌总来到编辑部，和张、胡漫谈时局，大约十时前后回去。那时张季鸾先生即忙于看稿、撰文，胡则去经理室细审账目，对各地办事处作指示，直到深夜一两点才回家。他有惊人的精力，每天只睡五六小时，工作时间则长达十三四小时。真可说是把全部身心，都扑在这个事业上了。
《大公报》创始初期的班底，基本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胡政之在老《大公报》的旧人，如副经理王佩之等，工厂的头目差不多全是旧人；二是国闻社的骨干，如李子宽和金诚夫，被称为胡的左右手：那时一在上海、一在北京，任特派记者兼国闻社主任。由他们两位介绍原北大同学许萱伯来任要闻编辑。何心冷是原《国闻周报》的文艺编辑，调来任本市新闻和副刊《小公园》编辑，还兼采访主任。此外，翻译主任杨历樵于1927年入馆；我和王芸生都于1929年入馆，我任教育版和体育版编辑，兼编经济版。王任各地新闻版编辑。
编辑部那时连校对不过三十余人，全馆职工共百数十人，可说是一支精干的队伍。
庶务主任周作恭也是国闻社的老人，他年迈无子，心境不大好，染上了烟瘾，白天无精打采，晚上却能熬夜。胡叫副主任管白天的杂务，晚上由周上班。周烟瘾发了，就去报社对面的德义楼——一乌烟瘴气的日本旅馆去“香”两口（大概胡还特别予以津贴）。他经管白报纸及其他材料的进出，核查夜班职工勤惰，直至按时出报。报发完了，他才回家睡觉。举此一例，可见胡的善于用人所“长”了。
胡、张两位的作风完全不同。胡道貌岸然，对人不苟言笑，报馆职工都畏其严厉，大家背后叫他“胡老板”。只要他在场——在初复刊的几年，他每天几乎无时不在报馆，职工都不敢轻于言笑。编辑部自编要闻的许萱伯以次几位编辑。喜欢业余“凑”四圈——打麻将，总要等“胡老板”离开编辑部，才敢于一个一个抽身出去。
季鸾先生对工作一样要求严，平时对人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和蔼、平易近人，不时约同事出去看“北昆”的戏，有时也约到他家中吃便饭。兴之所至，他还对许萱伯等说：“今天还有时间，你们凑四圈玩玩。”他平时了解人，同事、朋友有什么困难向他开口，他总倾囊予以接济，亲友向他写信求援的，他总尽力满足其要求。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他的为人。那时，报馆有一位姓何的外勤记者，颇得张的信任，平时接到打给他的电报，总找何代为翻出。何时常因手头不继，向张告贷。有一天，他把床上的被头叠成有人睡的样子，把鞋子摆好，帐子放下，去法租界胡混去了。恰好那晚张收到一电报，要找何翻，自己找到职员宿舍，见何的床铺上似有人熟睡，忙叫了几声，不见答应，掀开帐子，原来是个“空城计”，他照样把帐子下好。一声不响叫别人翻译了。第二天，也不责问何，见了只淡淡地说：“年轻人要注意身体。”以后，何有困难，向季鸾先生开口，照样有求必应。
我曾和何心冷兄谈起：“胡先生很方正，所以如此严厉。”何笑着说：“大观园有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大公报》连石狮子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