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7年正式跨进新闻界大门，是从国闻通讯社北京分社开始的。该社先设在东单的喜鹊胡同，以后搬至相隔不远的船板胡同，地近苏州胡同。这是一幢三进的平房，朱门粉墙，轩窗明瓦，像一座达官的公馆。那时，《大公报》（新记）已复刊近一年，胡政之先生的家眷尚留在北京。他每星期来京住一两天，照料家务，并指挥国闻社的大计——分社主任当时是金诚夫兄；另发英文稿，由孙瑞芹兄主发。
我在该社工作的两年中，自然更有机会天天熟读《大公报》社评，更心仪张季鸾先生的文笔、才华。但季鸾先生却从未来社一次；他肯定是到过几次北京的，但他来时，政之先生必留津主持。国闻社的工作，张从不插手指挥。
直到1929年春，我才第一次见到季鸾先生。那年，我以《大公报》记者的名义去沈阳采访华北运动会新闻，报馆当局对我的成绩大概很满意；当我搭乘的选手专车过津时，胡先生派人把我从车上“截”下来，留我在报馆里休息三天。
坐落在天津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之一段）四面钟对过的《大公报》馆，只有两层。二楼主要的编辑部，不过约四十平方米。另外有两个小间，一间是职员宿舍，何心冷兄就住在这里。这次，他也去沈阳，当我的助手。会后，他即乘南满车赴大连，转轮赴沪结婚。因此，政之先生招呼我宿在他的空铺上。心冷兄的妻子李镌冰女士——李子宽兄的姐姐，在上海创办国闻社总社时（1923），他们就由相慕而订了婚约。新记《大公报》创刊后，她常投寄文艺小品，成为《大公报》初期的三位有名的才女之一——另两位是驻英伦特约记者吕碧城女士和南开大学第一期毕业的蒋逸霄女士（编《妇女》周刊）。陈学昭女士任驻法特约记者，是稍后的事。以上是我信笔写的一段“插曲”。
我刚把行李铺设停当，政之先生即来招呼：“我同你去拜访张先生，现在是十一点，估计他已起身了。”
那时我对天津卫还很陌生，出得门来，就不辨东南西北。跟着胡先生走不过十分钟，就到了一座假三层双开间的院落。走进房子，一位胖太太即笑脸相迎，并高声喊：“胡先生来了。”一位面目清癯、两眼炯炯、留有小髭的中年长者已在客厅门前迎候。不用说，他就是季鸾先生。他握着我的手端详了一忽儿：“你是铸成吧，这次工作很出色，你很有新闻头脑，年轻有为。”口气非常亲切，如对家人子弟。
他问了些东北的见闻，还问张汉卿的健康情况如何。我答话时，注意到他双鬓已微有白发，穿着一件绸面的袍子，轻飘飘的，像是薄丝棉袍；举止谈吐，颇像我想象中的一位“江南才子”。
胡先生看了看挂表，说：“我已关照在同和居订了座，是时候了，我们慢慢地走去吧。”后来我知道，当时《大公报》只有一辆半旧的小汽车。他们两位住家离报馆都很近，经常是步行的。
那次同和居之宴，算是报馆对我此行的正式慰劳。同席的有副经理王佩芝，庶务主任周作恭，编辑部的主要人员许萱伯、杨历樵等。王芸生兄好像那时还未进馆，曹谷冰兄当时继任国闻社北京分社主任——金诚夫兄已调任驻宁办事处主任。
随后，张、胡两先生还分别设家宴款待我。
回京后，继续半工半读，上午在师大上课，下午出去采访。
相隔大约不过三个月，忽接政之先生来信，内容很简单：“有要事，盼兄即来津一行。”
我忖测不出是什么“要事”，第二天带了简单的行李，赶到天津。胡先生几乎是无时不在馆中的，立刻就见面了。他只简短说明：“报馆想请你去太原跑一趟，目的和要求，张先生来了会找你详谈。”接着，他交给我一百元旅费，说：“如果住的时间长，可以到太原分馆经理雷觉民处支取。”
三点钟光景，季鸾先生来了，还是那么飘洒、安详。他含笑地说：“好，你来了。我先去安排一下工作，你在胡先生房里等我（当时他还没有特设的总编辑室），回头我来找你，好好谈谈。”
我待了大约不过一刻钟，他来了，先开门见山地说：“想请你再去一趟太原，试试‘跑跑’政治新闻。”然后详细说明：“冯玉祥已到山西，他和阎能否真正合作，我们还摸不清楚。我的目标太大（指他与西北军首领的友谊），我亲自去，怕南京疑心。上月曾叫谷冰去了一次，未着边际。你初出茅庐，不会引起注意。”他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我说：“这是我介绍你和李筱垣（书城）认识的。他和王鸿一先生是这次拉拢冯阎联合的主要牵线人。筱垣先生是我的多年好友，会告诉你内幕变化；你采访到什么新闻，有必要也可以向他请教证实。其他如刘定五（治洲，冯的总参议）等人，就不用介绍了。你随机应变，多带着眼睛。如果采访顺利，你不妨多住些时候。”最后还关照：“你北京的事能放下，最好明天就动身。”
我当晚回京，第二天早车赶到保定，匆匆拜见了在那里住家的父母，晚上到石家庄；第三天傍晚，就到了太原。
我那次在太原住了一个多月，经过情况已详拙著《报海旧闻》，不再赘述。总之，那时年轻好动，笔头又勤，采访的面越走越宽；而所接触的人事，一如季鸾先生所预料。我到并甫十天，即接到季鸾先生的亲笔信，大意说：“自兄到并，电函纷来，所盼新闻，应有尽有，甚佩贤劳。”这一纸奖慰，像一股热流，沁入心腑，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也使我增强了采访政治新闻的信心。
那次采访约半个月，归途在定县下车，冒风雪去参观晏阳初先生主办的平民教育会试验区——这是胡政之先生早就给我安排的。住了三天。回京写了一篇《定县平教会参观记》，这是我首次尝试写的社会调查通讯；先在《大公报》连载，胡先生还特地写了一篇介绍的社评，以后，又一并在《国闻周报》上转载。
假使不是一匹驽马，总会因自信而自尊，不甘俯首帖耳，不愿笼头被勒得太紧，妨碍放足奔驰；还难免有些桀骜不驯的“野性”。问题在于驾驭者的识别和器量。政之先生有知人之明，我曾多次谈过他能千方百计延揽人才，大胆提拔干部的例子（如对长江同志，如对我这样有一长可取的人）；但在用人之量方面，似乎还稍逊于季鸾先生，特别在《大公报》上海版创刊（1936）以后。
以我亲身的感受为例：季鸾先生比我大十九岁，政之先生大十八岁，而且都是我由衷尊敬的“上司”，但我给他们写信，只称“先生”，自称为“弟”，从不用“我公”“晚”这样的称呼，他们两位都不以为忤。我每次去外埠采访——反正我口袋里没有什么私款，一切用度，都取自领到的旅费，不够时，向该地分馆支取。事毕回来，只报了一个总账，交给政之先生，他总在上面签了一个名，给报销了。他精于筹算，他很了解我的疏阔，能尊重青年知识分子的自尊心。1929年初秋，我回江苏宜兴原籍结婚。我自己只有存款五十元，父母代筹一百元，政之先生致送贺礼百元。到满月时，区区二百五十元就用光了。我只得写信向政之先生告急，并附了一段话：“如先生不予援助，弟只能在南方另谋职业矣。”他立即汇寄百元，并说已决定调我到津馆任编辑，月薪当增加。只在最后加了一句：“盼兄以后多体物力之艰难。”
转年春，政之先生调我赴平接任国闻社主任，这显然是他和季鸾先生给我进一步发挥才能的机会。但原主任未经交代就回津了，其眷属则搬迁无期。当时，国闻社已迁至南河沿一座较大的房屋，有宽敞的职员宿舍。我年轻气盛，只待了三天，写了一封信给政之先生，要求仍回津工作，未得复函，就径自回到了天津。这事，他很生气，也可能有些同事认为他对我太“宠”了，大概要刹一刹我的“骄”“锐”之气吧。他三天不另派我工作。季鸾先生则对我笑谈如常。我回津后写了一篇《北平图书馆新馆参观记》，他编发在四版显著地位，而且故意在胡先生面前赞不绝口，又派我再赴太原采访；回津后，大概也由他的调排（全馆人事大权，向由政之先生主持，季鸾先生很少过问），派我接编教育新闻版。每次他审阅大样时，看到我这版有些新的创造，不论在编排或标题上，必当着政之先生的面加以首肯。
两位先生都是爱才的，而在用人之量及耐性上，显然还有轩轾。这样的例子，以后还有不少可举，而且在这点上的“差距”越来越明显。
1984年6月，我去天津重游旧地，曾去四面钟《大公报》旧址凭吊“故垒”——内部虽已经改造，而外形及大体轮廓依然。我恍惚又如置身于五十五年前刚从事编辑工作的报社里。编辑部的情景如在目前，靠窗——临旭街的一面，放着一张较大的写字台，右面是季鸾先生写作和编辑的座位……
那时，全编辑部内外勤不足三十人。而且，工龄最长的也不过五六年，王芸生是被张先生看中，新从《商报》“挖”来的。但胡先生用人以国闻社出身者为主，对王还不大放手，只安排编各地新闻。总之，当时的《大公报》，主要靠张季鸾、胡政之这两位报坛的老将，擘画一切，以全副精力从事新闻事业的革新。他们两位，作风各有不同。胡先生态度严肃，处事一丝不苟，对自己，对同事，要求都很严格。张先生则从大处落墨，不拘小节，白天和各方人士接触，晚上则写社评，修改稿子，考虑版面和标制重要标题，审阅各版大样，抓纲提目，也务求精审。但他总游刃有余，工作毫无手忙脚乱之态。
在他们两位的指挥下，手把意授，把来自五湖四海的近三十个青年——最大的不过三十多岁，小的不到二十岁，团结成为一个志同道合的集体，各显所长，内容日见精益求精，使《大公报》在读者中的影响，蒸蒸日上。特别是张季鸾的社评，风靡一时。
初期《大公报》的社评，全部由吴、胡、张三位分写，统归张最后润色，以保持文风和观点上的大体一致。有一段时期，达诠先生曾推荐北大教授张佛泉试写有关政治理论方面的评论稿，似未被采用。我1932年被派赴汉口当特派记者后，听说间由杨历樵兄写纯国际问题——不涉及中国和远东的评稿。增辟“星期论文”栏，目的固为延揽名家——最初只丁文江、翁文灏、胡适、陈振先、蒋廷黻等六七位，广采舆论，也为他们三位减轻劳累——一周可少写一篇社评。
季鸾先生一般是下午二时左右即来馆，他首先看当天送来的经济行情，因为那时的公债涨落、外汇升降最能反映国内政局的变化；其次是翻阅日文、英文报纸，对本市及平、沪出版的其他报纸也略加披阅，但没有胡先生那么认真、仔细。到了三点钟，各方宾客就接踵而至了。有时，他还特地函邀一些读者来馆谈话。总之，直到晚饭前，他一直忙于接待来访者，会客室几乎由他独用。
晚上，大约九时许上班。那时，第二、三张的大、小样，陆续送到他的桌上，本、外埠发来的稿件，以及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纷纷送来。他先把电稿剪裁分类，并关照编辑如何处理——次要的先标题付排，重要新闻则决定发三栏或四栏，题目留待他自己最后标制。
对较重要几版的大、小样，他审阅相当仔细，有的标题也加以重写。那时，他一面不时要接电话。吴鼎昌先生经常在一段时间来馆，他们三位还总要高谈对时局的看法——有时用日语交谈。他好像总能多方应付，不慌不乱。
到十一点钟，他才动笔写社评，或修改、润色吴、胡两位写的社评稿。因为到那时，当天重要新闻的发展情况，他已了然于胸了。他有这样两套功夫：一、编辑部工作无论多么繁杂，外面的市声无论怎么喧嚣——窗外就是日租界的中心闹市旭街，人车终日喧闹；对面又是一家乌烟瘴气的德义楼饭店，他能够“闭聪塞明”，全神贯注写他的稿子。二、写稿能长能短。当时，《大公报》的社评是刊在第二版下部。广告多了，地位会被挤缩小。他动笔前，先问排字房留下多大地位。有两千字他就写足两千，一千二就写一千二，不要加“条”或抽“条”——一般凑合版面的方法。遇大问题字数少了，他也能“畅所欲言”；小问题而篇幅大，他也能旁征博引，句句扎实，不使人有勉强拉长的印象。有时写到一半，忽然来了更重要的新闻，决定易题重写。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他写好一段，裁下来先付排，接着写下去，边写边付排。全篇付排后，到小样打来再加润色。还有，最后来了新闻，社评必须修改、补充时，他能划去一段，补上一段；划去几个字，补上几个字。排字房不须硬挤，不会影响行数，还可准时打版、付印。
能做到这一步，不仅靠文笔快，脑筋灵，打好腹稿，还要有一套基本功：除对时事了如指掌，有各种丰富的知识外，有关国内外的重要数据，不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代的，都应牢牢熟记于胸。如春秋哪年开始，唐太宗的大臣有哪几位，戊戌政变发生于哪年哪月，巴尔干战争发生于哪年，《九国公约》有哪几项主要条款，等等，他都熟记而引证毫无错误。如果要临时去翻资料，就来不及了。
徐盈兄曾对我说过，1938年在汉口时，周恩来曾对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跃虎，游刃有余。这真是很确切的评价。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张先生领导当时闻名中外的大报，就有这种本领。
在他生前，《大公报》只有他一个总编辑。王芸生兄和我，分别任重庆版、香港版编辑主任，而实际上他已因病退居幕后，两版的编辑、言论全由我们掌握。他1941年逝世，几个月后香港即陷落，我到桂林工作，总管理处才分任王为重庆版总编辑，我为桂林版总编辑。我每自惭不能稍继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