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2年春被派当《大公报》特派记者兼汉口办事处主任的，一去工作就是四足年，直到1935年底，才调赴上海，参加《大公报》上海版的筹备工作。
在这四年中，季鸾先生写给我指导工作或介绍信，不下数十封。他对工作很认真， 一旦我有出色的成就——如采得了“独家新闻”或写了有分量的通讯，他必亲笔来信表扬与鼓励。
政之先生1933年曾过汉赴广西参观。在汉逗留近旬日，我曾陪他去武昌访晤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氏，张曾设宴款待，以尽同乡之谊（张、胡均四川华阳人）。
那次他在汉口，还决定成立《大公报》湖北总分馆，订售报纸，兼营广告，并发售本馆及外版书刊。派我兼任经理。
1935年3月间，季鸾先生忽来汉口。我事先得通知，为他觅得汉口最宽敞的太平洋大旅社作为他的下榻之地。一年多不见（一年前，我曾赴津报告工作），他的华发似乎又增加一层灰色，精神也不似以前开朗。整天约他的在汉亲友叙谈，很少出去游玩。我问他要不要联系和张岳军等军政人员见面，他只摇手说：“不要去惊动人家，我此来只想休息一下。过几天，我还想入川一行。”
过了约半个月，他果然买轮船票赴重庆去了。过几天，我接到津友的信，才知道张、胡两先生对报馆前途采如何办法，意见有分歧，最后张先生拂袖出门了。因为从《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人心浮动，所谓“华北之大，摆不下一张书桌子了”。在这敌军铁蹄日益深入的形势下，季鸾先生主张早日将报馆迁到上海出版，否则，等敌军卡住了我们喉咙，再搬就迟了。胡先生则认为上海是《申》《新》两报的“码头”，《大公报》虽已行销全国，去沪出版，难以抵抗“地头蛇”的恶斗。他不主张“轻举妄动”，而吴达诠先生的意见，大概也倾向不如暂在北方苟安。这就激怒了张先生，拂袖入川，去找他的同乡好友康心之先生。时康为重庆川康银行总经理，为川帮银行界巨擘，张想劝说康先生，出资五万元，好像当年吴达诠投资的办法，放任张先生自由发挥，他有自信，能在短时间内，异军苍头突出，重建一舆论权威的。
我翻看那年1月出版的《国闻周报》，其中有季鸾先生写的《我们有甚么面子？》，文中沉痛地说：“近来从心坎里想骂人，但有条件，是从自己骂起。譬如就我们说，自民国以来做新闻记者，这多年在天津做报，朋辈们都说是成功，报纸销得，也受重视，在社会各方庇护之下，何尝不俨然是中国大报之一；但在‘九一八’以后之中国，清夜自思，事前有何补救？事后有何挽回？可见现在四省沉沦，而大报馆还是大报馆，老记者还是老记者，依然照常地做所谓舆论的指导，要用《春秋》论断，除恬不知耻四字而外，恐怕任何批评皆不适宜。同时再从一方面讲，这样大报，办得稳吗？老记者的铁饭碗，有保持的把握吗？我敢断言，绝对不稳，毫无把握！甚么理由，大概用不着讲，总括一句话，国家不稳，什么事业能稳？国家无把握，甚么事业能有把握？……再进一步说，岂但自己维持大报无把握，改行能行吗？迁地有办法吗？逃到乡下不做事，能安全吗？祖宗坟墓，能保得住吗？妻儿老小自己能保护吗？这样推论下去，必然要得出唯一的结论，就是在国家现状下， 一切事业，都算无基础；一切生命财产，都是不可靠。北方有句俗话：不能混。国家现状就是这样，中国人不能混了，以四万万人的大国，落到这样不能混的地步，而我们这样赖国家栽培，受过若干年教育，仗社会优待，吃过多少年饱饭的人，束手无策，一面依旧写一些一知半解的文字，号称做舆论的工作。不细想则已，细想起来，焉能不羞愧欲死……”可见，长时期来，对报馆的前途，自己如何自处，他已反复做了考虑，认为在天津再也“混”不下去了，才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宁可另起炉灶，也不能让《大公报》在敌人包围中窒息而死。
那时，敌人的铁蹄已踹到平津的头上，学生爱国运动受取缔，古都的古物已成批装箱南运，报纸如何能维持中国人的声音，保住民族的气节，的确不能姑息，是十分迫切、十分现实的严重问题了。
再说张季鸾到了重庆，受到康心之和其他友好的欢迎，即在康公馆下榻。他和康氏三个昆仲（心孚、心之、心如）都是留日时相交的挚友。民国以来，且共过患难。那时心孚已亡故，心之则改营商业，成为川帮财阀的重镇。季鸾先生和他及心如互叙契阔后，并谈了他的看法：对日抗战几年内终将爆发。那时，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抗衡日本，势必败退迁都重庆，那时，四川将成为全国命运所系，举世瞩目的地方。别的且不谈，建立一份有权威的报纸，实为要着而早事绸缪。接着，他透露他和胡政之看法上的矛盾，决定重振精神，来重庆办一份报。他要求康心之拿出五万元，作为资本，自任社长；他愿来当总编辑。他并细述他和吴鼎昌、胡政之当年决定的几样协议，希望康也能大体照着做。康心之看他决心很大，就拍着胸脯说：“咱哥儿俩的事，什么都好办，不瞒你说，这几年我的手头宽裕多了，筹措五万元当无问题，一切照老哥的办法进行好了，但戏还要你主唱，班底、腔调也要由你决定。”他们只经过一席畅谈，这件事就完全决定了。康心之开始在化龙桥附近看好一块地，准备为报社建造一片房子，而且特别关照，编辑部要设得宽绰些。季鸾先生也因满腹心事，得到了解决，又恢复了从容、愉快的心情，开始到南温泉等附近名胜去游览，并和四川军政要人交游来往，为报纸开办预先做了些交际。那时，刘湘幕下有一个怪人，名刘颂云，自称不仅能治百病，而且善于占卜看相，能预知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刘湘十分信赖他，叫部下也尊为刘神仙，甚至一切内外重要计划，都要请教“刘神仙”。像“刘神仙”这种怪人，在旧日中国实在到处都有。我到过长沙、广州、太原等地，看到当年的何键、陈济棠、阎锡山，其实他们的幕中，都有类似或近似的神秘人物，被视为运筹帷幄的人物。
季鸾先生在渝盘桓的个把月里，广交各方朋友，不知着了什么“魔”，也对“刘神仙”发生了兴趣，甚至像是产生了迷信。不仅自己的初期肺病，相信“刘神仙”给他治疗，以后还见人就揄扬“刘神仙”。西安事变后，还曾向蒋介石推荐“刘神仙”去医治在华清池扭跌所受的腰伤。这是后话。总之，他那次在渝的小游，精神上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在张先生入川大约一个半月以后，他忽又坐船回汉；真是去也匆匆，来也匆匆。我在码头见到他时，他只笑：“胡先生连电催促，使我不得不提前赶回去。大约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等我回去商量吧。”对于在川和康心之商谈的经过，他一个字也没有提，依旧和他的亲戚——可能是表侄辈叙谈家乡情况，依旧下榻在太平洋大旅社内——那个时候旅馆，尤其是大旅店都竭力招徕顾客，房间根本不需要预订。他在汉小留了三天，又匆匆乘平汉车回京——那时火车票，特别是头二等车票，也根本不要预订，想哪天动身，坐哪班车，只需清楚开车的时间。
原来，在张先生拂袖而去的近两个月中，吴达诠、胡政之二先生对报馆前途，已做了重要改变的决定。《大公报》离不开张先生这支笔，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再四思维，还以之迁就为好。更重要的是客观情况有了改变，那年6月，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与日方代表梅津美治郎交涉的结果，被迫接受了日方的条件，是谓《何梅协定》，规定“中央军”及一切“抗日势力”都要撤离华北，华北将进一步“特殊化”，以宋哲元为首的华北特殊组织成立。日军的铁蹄，已踩临华北人民的头上，要在天津租界里苟安，维持一张所谓独立的民间报，其势已不可能。他们相互品味季鸾先生的意见，认为有远识，决定立即做迁沪准备，电嘱驻沪办事处主任李子宽兄立即寻觅适当的房子，并和各方接洽，以便及早成立上海版。天津版则仍照常出版，尽可能多维持些时候，以便在经济上多支援沪馆。这样，“三巨头”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消失了，三人的意见统一了。
决策改变的另一个原因，是那时蒋介石决定自己“组阁”——任行政院长，而极意网罗党外的贤达，如过去曾以“现代评论派”闻名的王世杰、何廉等学者，如上海财阀张嘉璈（公权）等，组织所谓“人才内阁”，吴鼎昌也在被网罗之列，预定任实业部部长。这样，他便结束了大约有七八年的“在野之身”，而“东山再起”。他和南方国民政府的利害已一致，报馆搬到上海去办，更没有顾虑的必要了。所以迁沪之议，得以急转直下。他和胡政之还商定，他一旦从政，立即在报上刊出启事，声明本人即日辞去《大公报》社长的职务，以维护《大公报》复刊时曾公开声明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和《大公报》职员一律不从政、不兼任有给职的原则。所以，这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实际已在张先生赶返天津前就决定了。他返津后，与吴、胡两位密商细节，当然，很快就得出共同一致的决定。大约在两个月后，约1935年9月，我即接到政之先生的通知，要我立即结束在汉的工作，办事处和总分馆都移交给前来接手的汪松年兄，胡先生希望我立即到上海，参加沪馆的筹备工作。
那时，我妻正怀着孕，第二个孩子——在汉四年已有一女夭折，一子不育——即将在那年11月出生，我复信胡先生，决心俟我妻满月后，将家暂寄保定我父母家，而只身奔赴上海，争取在年底（旧历）以前赶到上海报到。
这边的问题解决了，那边呢？从赞同季鸾先生开创《国民公报》的计划后，康心之先生说到做到，马上划出专款，划定地皮——美丰银行早就“收”进了的，并且找专家设计，开始了报社的建筑。这一切，季鸾先生在离渝就亲眼看到的。他必须立即函告康心之。怎样回答呢？大意是：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其势无法履行诺言，抽身来渝，请老朋友原谅。至于《国民公报》总编辑一席，他推荐《大公报》的老同事杜协民去担任，必能胜任云云，还说了些抱歉、原谅的话。康心之接信后，知道原计划已落空，认为他手中抓一个报馆也合意，为老朋友浪掷了五万元，也不伤大的元气，好在季鸾已荐贤自代，想来是不错，他把原建筑计划降低一些规格，照旧进行了。
杜协民兄是《大公报》复刊后即参加的元老，是天津南开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是何廉的得意门生。他来《大公报》后，即编辑教育新闻和经济新闻两版，我在1927年在北京国闻通讯社当记者后，就与他打交道。那时我主要跑体育新闻。1929年调天津工作后，就是接协民兄的班，接编教育体育和经济新闻。他呢，调到经理部当会计主任。顺便提一下，《大公报》当时已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规章制度，对一般职工，只要能尽职而又忠于职守，一般给以长期雇用的保证，而且循例有年终“奖金”，按部就班，每年择优升级或加薪，特别是编辑已升到编要闻版或驻外特派记者，经理部调入会计科工作的人，更加不会轻易解雇。因为胡、张两位，自以为有一套独特的机要，而这些位置的人员，了解这些“机密”，所以决不轻易放出去，“扩散”给别的新闻单位。以后上海版停刊时，曾不分青红皂白，把职员基本上一律解雇，那是抗战时的非常举措，后来，《大公报》香港版创刊，又尽先把这两部分的人“回收”了。
所以，那次调杜协民兄去长会计科，他并不感到委屈，愉快地去接任了。协民兄做事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守成有余，开创局面的魄识却不足。这次季鸾先生介绍他去重庆，当然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还答应以后将给该报多方支持。去当总编辑，总是一个特殊的升格；更吸引他的，协民兄是贵州人，他去重庆工作，离家乡近了，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国民公报》也于翌年（1936）创刊。季鸾先生不去，名角不登台，没什么可号召的，所以创刊后即平平淡淡，赖银行界的广告多，得以维持。“八一三”抗战爆发，在抗战八年中，重庆名为陪都，有八到十张大报，《国民公报》态度中间偏右，发行数大约也不在最末的一二名之列。
我和《国民公报》也曾有过一段因缘。1938年1月，我被《大公报》解雇，第一次尝到失业的痛苦，领到三个月的解散费，而一家七口（我那时已有两个儿子，又需赡养父母及一个弱妹），生活负担不轻，正在彷徨忧急的时候，协民兄来函，约我担任《国民公报》驻沪记者，月薪虽仅四十元，但雪中送炭，多少给生活一些补贴。过了不到一个月，《文汇报》开办，约我撰写社论，每月有一百二十元收入。又过了一月，正式加入《文汇报》，主持编辑部，后来工作实在忙不开手，只能把《国民公报》的事辞去了。
我1942年由桂林首次访问重庆，曾去《国民公报》社访问，那时协民兄工作已井井有条，还是那么终日笑嘻嘻的。我看该报的馆址，比重庆《大公报》还阔绰些，设备也颇为周全，不似《大公报》的一副“抗战相”。
我去拜访的那天，适逢有一来客，是刚被蒋先生免职的陈德征先生。他经此打击，万念俱灰，自己决定去他同乡的铺子担任会计，以维持生活云。这位在1927年上海初光复时炙手可热的人物，落得如此下场，真可慨叹。他原任上海《民国日报》社社长，国民革命后，兼任市党部党务委员，什么局长、主任一大堆职责，真是红得发紫，集党政军于一身的方面大员，只是因一件小事不慎，《民国日报》举行“民意选举”，揭晓时，赫然把陈德征列为得票最多的“当代伟人”，其次，才是蒋中正。只因这一忘乎所以的举动，被恨之入骨，有命令“着各机关永不录用”，可见这人倒霉植根之深。
1944年湘桂溃退，我逃难第二次到重庆，则闻协民兄升任新成立的贵州省参议会的秘书长，他已到家乡去任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