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新年，我是在保定度过的。大约在1月上旬，我就拜别了父母，暂离妻儿——第二个儿子刚满月，首途赴沪。当天到了北平，寄住在王府井大街口的长安饭店，为的是这饭店较清静，又靠近南河沿的《大公报》驻平办事处。据驻平记者杨士绰君告诉我，这一阵北平的官场，正忙着为市长萧振瀛办四十“大寿”，从《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签订后，萧是冀察政委会与日方间出卖风云雷雨的显赫人物。他从天津市长调平不久，正值四十初度，声言要热热闹闹做个寿。于是，市府执事以及那些善观风色的趋奉者，早在过半月前就忙开。据士绰说，收下的贵重礼品已如山积不必说，安排举行的堂会，戏目已准备进行三天三夜，全是点演名角最拿手的戏。“您对京戏很有兴趣，何不随便去送个礼，吃他三天，看他三天戏？”我笑笑说：“我没有这个胃口。”在平只留了两天，就乘平沪通车到了上海。
以李子宽为骨干的筹备处，已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山东路以西租好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层楼房子，作为馆址，计楼下有三开间铺面，二、三楼各有五开间。四马路近福建路口，另租有一楼一底，作为《大公报》上海代办部之用。现已准备装修改为经理部营业所，主要对外经营广告、发行业务。另外，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口弄堂里，租好一幢颇为宽敞的三层楼房子，作为张、胡两先生及我和张琴南、许君远兄等高级职员寄宿之所。这一带，现在高级食品店等林立，成为淮海路上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在那时，却是闹中取静，市房零零落落，绝少闹市的烦嚣。我们借租的里弄里，有好几幢整幢的房子门上还贴着“召租”的条子。
记算起来，我已是第四次来到这十里洋场了（第一次是1926年来投考大学，时清华假南洋大学招考南方学生；第二次1930年，我奉《大公报》派往广州采访，路过上海；第三次则在1934年，我偕妻由汉口出发，春游上海、杭州、苏州等地）。但对这东方第一大城市还是陌生的，对电车、公共汽车路线不熟，上海话也学不像。从陕西路到爱多亚路—山东路有二路电车可达附近，我因为不熟悉，第一天去报馆时，叫了一辆黄包车，说“去爱多亚路石路口”，讲好了价钱，车子到蒲山路口就停下了，我下车四顾茫然，显然是车子欺我是“乡下人”，玩的花样，我只好步行向东，一路问信，到了报社。
张琴南、许君远两兄，原是北京《晨报》陈博生所培养的骨干编辑，1928年《晨报》宣布自动停刊后，即转入天津《庸报》工作。这次来《大公报》沪馆工作，是张、胡两先生“重金礼聘”来的，他们都是北方人，同在北大毕业，到上海来是第一次，一时难以适应，闹些笑话，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张、胡两先生的家眷都还留在天津，他们分住在陕西路宿舍三楼两间房间中。他们意识到上海这一仗将是前所未遇的硬仗，码头是新的，面向的竞争对手，全是势力雄厚的“地头蛇”，要在这里立住脚跟，免于被吞食，是困难的斗争。张、胡两先生准备亲临前线，再一次下了决心：“只许成功，不能失败。”每天的筹备工作都很紧张。在第一次编辑会议上，张先生宣布张琴南兄为沪版编辑主任，我和许君远兄主编三、四版要闻，轮流值深夜班，从中央大学新毕业的章丹枫为国际版助编；各地新闻版主编是刚留日归国的老同事吴砚农同志；本市新闻由采访主任王文彬主编，他是民治新专毕业，是季鸾先生的陕西老乡。体育新闻则由天津大老严范孙先生（张伯苓先生最初即在他家主持家塾）的孙儿严仁颖（南开有名的“海怪”）主编。副刊《小公园》由许君远兼编。《文艺》周刊则仍由天津来的萧乾兄主编。总的布局，可以看出《大公报》准备把重心移来上海，天津只留许萱伯、曹谷冰、王芸生几位守驻旧垒，一俟沪馆立足已定而北方局面继续恶化，则准备随时撤出，所以，连附属经营的《国闻周报》也搬来上海出版了。
张、胡两位的对外应付工作也很繁重，上海是有名的“夷场”，首先要应付好帝国主义势力，《大公报》馆址在爱多亚路，属于法租界的一侧，要向法公董局登记。为了搞好和法公董局的关系，他们认识的法公董局公董、哈瓦斯社上海分社中文部主任张骥先，原是他们的老朋友（北洋时代，曾任昆明交涉员），通过他的关系，法租界的门路就走通了。同一个居间人，张骥先还兼做杜“公馆”的法文秘书，凡杜月笙和法国人有什么文件往来，都由他经理；可以说他是杜“府”的清客之一；这样《大公报》在帮会势力下的障碍也消除了。
紧张的筹备工作，总算过去了。报馆后门是大同坊，其对面有两幢里弄房子，全租下了，一幢改为机器房（印刷机装在正房地层的一幢）及工友宿舍，另一幢为职员宿舍，我和琴南、君远等需熬夜的人，已由陕西南路搬到这儿住下。
编辑部在二楼一大间，约有五十平方米，比天津四面钟时宽绰多矣；其旁有小房两间，里一间即为总编辑室，可容一书桌数椅，外一间存放编辑部急需参考的图书、地图等（另有资料室则在三楼）。
记得沪版创刊那天晚上，季鸾先生九时前就部署好了工作，进总编辑室去写社评，约至十时许，即把社评写好，拿出来与政之先生商量，题为《今后之大公报》。开头即说：
本报以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创刊于天津，民国十五年由新记公司同人接办，迄今又十年，幸经全国各界之同情赞助，得植其事业基础。更自本年四月一日即今日起，于上海天津两地同时刊行，谨乘此机会缕述本报今后经营之旨趣，以奉告全国爱读诸君，而乞其鞭策与呵护焉。
吾人所首愿诉诸全国各界并信为各界诸君所同感者，在国难现阶段之中国，一切私人事业原不能期待永久之规划，即规划矣，亦不能保障其实行。倘成覆巢，安求完卵？借口避地经营，实际又何所择。是以首愿我爱读诸君谅解者，此次本报津沪两地同刊之计划，既非护张事业，亦非避北就南，徒迫于时势迫切之需要，欲更沟通南北新闻，便利全国读者，而姑为此非常之一试是也。
本报同人认识祖国目前之危机异常重大，忧伤在抱，刻不容纾。回忆十年来服务天津，多经事变，当年中原重镇，今日国防边疆，长城在望，而形势全非；渤海无波，而陆沉是惧。尤自去夏以来，国权暧昧，人心忧惧，盖大河以北四千年来吾祖先发扬文明长养子孙之地，今又成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国难演进至此，又非仅肢体之毁残，而竟成腹心之破坏，此而放任焉，中国之生存已矣！本报同人自惭谫陋，徒切悲悚，惟于萦心焦虑之余，以为挽回危局之道，仍在吾全国各界之智慧与决心。因而痛感负有沟通国民思想感情责任之言论界此时更须善尽其使命。同人等因愿自沪津两地发行之日起，更随全国同业之后，本下列诸义以与国民相见。其一：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同人尊重中华民国开国者孙中山先生之教训，而不隶籍政党，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许范围，力求公正。苟有错误，愿随时纠正之。以上为本报自立之本。
以下还畅纾了对内对外之基本方针与立场。总的来说，全文词义严正，再一次说明《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宗旨，而恳切说明在上海出版，既非扩张，“抢地盘”，也不是单纯的迁地为良，徒以北方情势所迫，要伸张不受拘束之言论，不能不“沪津两地出版”。社评处处以感情扣动广大读者的心弦，而广求同情，其警句如“长城在望，而形势全非；渤海无波，而陆沉是惧”，多是催人落泪的精心之笔。
出版的第二日，紧接着又发表社评：《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对国民党政府新闻检查制度，深表不满。大意说：
去年以来（编者按：当指1935年《何梅协定》以来），凡论救国方略者，莫不以民族团结为第一义。顾团结何自成乎？假令一般知识界人欲言者不得言，欲知者不得知，其感想如何，恐去团结之阶段远矣。夫团结云者，全国有知识人有共同之事实的认识，而为同一的感情所鼓荡，遂自发的集于救国的大纛之下，拥护政府，共同迈进之谓也。此所谓同一的认识与感情，在国难现阶段中，本极易得之。国势如此，认识何难，人同此心，不需鼓荡。故去夏以来之严重局面，本为促成全国团结之最好机会也。虽然有问题焉，盖一般所认识者，徒为事实之大概，而不得其详。当局者知详筹之审矣，而势不能家喻户晓之。况攸关国命，责重而艰……吾人持此见解，本抱乐观，惟最近则颇怀忧虑，并认为其关键之一即言论自由问题。吾人厕身报界，深知当此国家紧急时期，政府对于取缔言论记载，有其不得已及必要之理由，其所愿者，取缔应只限于最重大之事项，关于此点，中央本定有原则，即外交、军事、财政之机密，不得记载，危害国家利益之言论，不得刊行，此当然之义，全国都应遵守者。然所虑者，各地取缔之方法或有超过此根本原则之时，譬如各界讨论国事之文字，若其本质上非反动宣传，则虽意见与政府出入，利在许其自由发表。人民有拥护政府之责，同时亦具有批评政府一部分政策，或攻击官吏一部分行动之权，倘不尊重此权，则无所谓团结之可论矣。
……
报纸地位宜为一切人之喉舌，官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发表于报纸，能如此，则人心翕然矣，此诚易如反掌者也……
这问题，是当时极尖锐的问题，他敢于“碰”，并曲曲道出极严正的道理，极为读者所同情。
总之，这“开锣”三天，季鸾先生都唱出曲调悠扬、韵味十足的拿手戏。我们这些配角，也极力在新闻报道、编辑及副刊上做到报纸内容极其丰满。我们以为“一炮”必能“打响”，创刊三天中，各个报摊只闻增报，并无积存，我们以为是开门大吉了。哪里知道，读者纷纷打来电话，说根本看不到《大公报》，经了解，原来是三天的报，都被《申报》《新闻报》两报全部“收”去了，你出多少他收多少，反正一张都不让在报摊与读者见面。这好比名角登场，池子里全是空座，票子全给有力者“收”去了，请问这戏如何唱下去？这一着的确很毒，于是，胡先生求救于张骥先，请杜月笙出面斡旋，果然，杜请了一席酒，几张大报的当事人不得不出面，杜轻轻地说了几句话：“《大公报》已在上海出版了，有不周之处，请各位多多帮忙。”他一出场，一天风云就吹散了，《大公报》从此在报摊与读者见面，发行每天上涨，到1936年下半年，发行已超过五万份——不要以目前国内大报动辄几百万份来小看解放前的报纸，在1949年以前，全国发行量最高纪录，为《新闻报》的十六万份，说是请徐永祚会计师现场查对过的。当时，全国报纸能销一万份的即称为受读者欢迎，销五万份，是屈指可数的全国畅销报了。
跟着发行的激增，登广告的也日益踊跃，不得不将报纸扩充为三大张，到了是年底，由于广告科的坚决建议，又增加了本市增刊，每日一大张，只限本市订户——《申报》《新闻报》本市增刊每日出至四五大张，全都登载仅涉及本市消费的广告，如汽车特刊、外国新产品特刊等等。也有两个副刊，一个叫《大公俱乐部》，请冯叔鸾主编；另一为《影剧》副页，由影星唐纳主编。冯叔鸾笔名马二先生，在十里洋场的旧文坛相当有名，那时已年近花甲，两鬓如霜，却不减其风流韵事。有一位年近三十的少女，经常来报馆和他厮混（本市副刊稿经常在早一天上午发排），记得名叫什么田心，听说曾在先施乐园的话剧团登过台。马二先生经常撰写剧评，或组织剧场消息等稿，他有时仍署名马二，有时署为楼桑村人。他是河北省涿县楼桑村人，自称是刘皇叔的同乡云。唐纳兄青年风流蕴藉，为电影名小生兼从事笔墨，那时他甫与二流明星蓝苹闹婚姻悲喜剧，蓝正从济南归来不久，与唐纳尚在藕断丝连中，有时我到报馆早一些，还看到唐纳正忙于发稿或拼版。
到了1936年下半年，《大公报》上海馆算是站稳了，我和琴南、君远都接家眷来上海，在法租界法国花园附近租借了房子，不用说，陕西南路里弄内的宿舍已退租。胡先生租住辣斐德路辣斐坊里，是一幢假三层的西式房子。张先生不仅搬来家，而且一下赁了三处公馆，王夫人住今重庆路复兴中路口的一幢独立洋房。另外有两个公馆，一住陈氏夫人，另为到沪属下某“老上海”所玉成者，可见那时报馆几位先生物质生活和精神状态之一斑矣。记得那年秋季季鸾先生五十初度之日，开某饭馆大张寿筵，三位夫人都佩花做主人，来贺的南京及上海贺客不虑几百人。于右任先生赠有寿诗，内有“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之句，盖纪实也。
《大公报》资金，已由开办时的五万金累积至约二百万元，十年中，增值近四十倍，可见那时期积聚之快。《大公报》不同于一般纯以赢利为目的之报纸，是相应地注意职工生活，编辑一般月薪为百元左右，如工作无失误，可按年加薪，我1927年月薪才三十元，至1938年已增至一百七十元，十年中亦增五倍有余。从1934年起，定有职工补助金，除每年年终可多得一至二月年终奖以外，凡父母整寿或丧亡，本人整寿、婚嫁或子女婚嫁，均由报社致送相当于某人工资两个月的赠金，其中一个月讲明为代同人致礼，免彼此酬酢增加负担。一般月入几十元之职工，得此赠金，办婚丧“红白大事”，勉可敷衍，可不必负债，如张、胡两先生月薪为四五百元（那时已不另由四行储蓄会项下付给），则遇有寿庆大事，可得近千元，寿礼可办得相当阔绰了。
大约在1937年上半年的某一天，我正在报馆伏案编《国闻周报》“一周大事述评”稿，李子宽兄走来招呼说：“胡先生请你下楼，一起出去看看地皮。”原来，报馆以租屋终非久计，已初步看定爱多亚路福建路口迤西的一块地皮，并和地产占有人初步做了转让的试谈。我和子宽兄陪胡先生再往踏看，我看这块地有一亩，邻近西新桥，在爱多亚路坐南朝北，地段是很合适的——接近报业集中的望平街。我说：“要从长远计算，可叫人设计建造有五六层楼的建筑作为馆址。”政之先生笑笑说：“我也是这个打算。”
想不到就在三四个月以后，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战争，掀开了全国长达八年的抗战。这个打算，成了永不能实现的美梦。《大公报》流亡到汉口、重庆、香港、桂林去出版，而终《大公报》的一生，一直是租赁馆址的，无寸屋尺地的建筑，这也是始料所不及的吧。